我為達爾文主義悲哀，精英該為社會道德淪喪負責

2006-10-1 22:03:000推薦我為達爾文主義悲哀，精英該為社會道德淪喪負責人類從不乏相互傾軋的暴力傾向歷史，但現代人人倫的喪失得益於達爾文進化論的教育。達爾文強調自然對人類的發展的影響高於超自然影響，認為人類應象動物一樣為生物學法則所約束， 「社會本能」如「憐憫」和「道德情感」以通過自然選擇而進化，這些進化的結果使他們所在的社會得到增強。他在《人類起源》中表述了這樣的觀點。所以，達爾文確實相信社會現象也是由自然選擇塑造的。由進化論衍生而成的獸性的信條——社會達爾文主義依據了他的哲學根據。社會達爾文主義藉助強權暴力在人類社會簡單而明顯的應用，其邏輯是：強勢者，可以不顧一切地壓制甚至奴役弱者；而弱者要麼被淘汰，要麼也強起來。這些赤裸裸的實用主義信息成為人類社會的主導後，導致了基督教所推崇的悲天憫人的信仰情懷在人類社會空前的委瑣。結果，人類社會有組織有預謀的戕害生命行為變得更加慘烈和悲壯，直至令弱肉強食的野獸也自嘆弗如。有人相信達爾文主義本身並不必然產生特定的政治立場，但在19、20世紀卻摧生了——馬克思主義和法西斯主義。馬克思主義是對進化論的繼承和發揚的理論闡述就是「國家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地工具」和人類社會的「五個階段論」。馬克思主義把達爾文的生物物種進化論引入人類社會的成果，致使「階級鬥爭學說」 披上科學的外衣而肆意打壓社會良知、鎮壓異己變得有理有據。在20世紀，自稱「為了優先存在」的德國雅利安和日本大和民族，對猶太人和中國人、朝鮮人等肆無忌憚地進行的種族虐殺，造成了普遍的人道主義災難。進化論使法西斯們知道，有史以來的人類進步都是依靠優越種族對近鄰的控制取得的，一個種族為了生存必須具備侵略性。斷乎可以說，無論是階級鬥爭學說，還是種族主義思潮均與達爾文學說有著某種觀念性的聯繫，它們以犧牲和剝奪人的生命價值和基本尊嚴為代價，將人性「惡」的本質發揮到了極限，是當代人類悲劇性意識的根源之一。縱觀中國，達爾文學說隨著馬列唯物論學說在中國的傳播而得到普遍認可的，其影響遠勝於生物學本身。「適者生存」的信條後來被用到了對民族鬥爭的期望之中，導致了對民族團結的渴望。但是達爾文主義也是集權主義的思想來源之一。進化論使集權者讓人們相信：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才是保障民族生存的有利屏障。社會達爾文主義與意識形態奇怪地並存，致使相關政策也很具有濃厚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色彩，諸如「發展是硬道理」、「效率優於公平」等。「發展」和「效率」如果從經濟學考慮，完全可能會產生一個誤解的衍生和推論：既然「發展是硬道理」，那麼就要剷除一切對社會構成危害的任何障礙，所以異己的行為和言論就要成為整治的對象；而「效率優於公平」，那麼，對效率的追求，人文關懷、同情心、對弱勢的關心就可以及少納入考量的範疇。雖然在歐洲和美國早期資本主義積累階段推崇的放任自由的經濟學說，也是社會達爾文主義典型的的產物——自由競爭就等於自然選擇。沿著這條線發展下去，歐洲各國均成為了貧富嚴重分化嚴重的弱肉強食的國家：富人們壟斷經濟資源；窮人們沒有生活保障，聽任無情的市場宰割。這些成了社會動蕩不定並引發革命的基本原因。但正是西方的知識精英站在人道主義的立場開始發難，譴責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才使得歐洲國家尤其美國（歐洲是二戰以後，而美國是在20世紀初）屏棄了自由競爭理論，而轉向自由主義統攝下的自由平等，即強調在高度個人主義社會中倡導合作，在貧富懸殊中宣揚平等。應當說，西方精英大都有著強烈的基督教所倡導的自由和平等的理念，絕對不姑息人類任何不公不義的行為；他們人格是獨立的，無須與現存政治保持一致，他們在社會生活中扮演主體角色，就是最大限度地努力張揚人性，這一點與中國知識精英缺德的人性有著本質的不同。中國知識精英，既沒有嚴格的科學精神，又沒有濃烈的人文情懷，更沒有完整的人格。儘管80年代出現過以知識精英倡導的各種以尊重個體價值為主旨的自由主義思潮，但是這些思想「啟蒙」顯然是站在維持和穩固精英政治角度，而缺乏人本主義思想的支持；他們所理解的自由與平等概念是從政治、社會與經濟的角度出發的，因此中國的知識精英們不可能疏離政治利益，進而必然陷入喪失獨立自我人格價值取向的窘境。所以最後，在嚴酷的生存窘境下，從90年代始，沒有「人道責任」的偽善精英階層出現了與民眾利益向背的傾向就在所難免了。中國的知識精英向來都是這般吊樣，雖然他們經常自我標榜「社會良知的守護者」，卻從不注重個體的權利與自由。他們跟西方知識分子相比是非常畸形的，也是鮮有人性的。沒有人性的道德概念不僅歸功於進化論迷信，也得益於沒有信仰和犬儒主義思潮對心靈的佔有：有什麼樣的精英，就有什麼樣的社會道德：如果精英缺德，那麼社會不可能不缺德。當人民大學學者郭峰譏諷一個貧苦交加的「摩的」司機時宣稱：「一個人，如果墮落到讓別人、讓社會、讓政府和國家來為自己不爭氣的命運買單的話，那你就不配活著！」時，其獨霸文化的語境後面，是由「物競天擇，適者生存」 的自然原理演化為人間的「弱肉強食，優勝劣汰」的殘酷風尚。郭峰那粗野的、蠻橫的、沒有人性的自殘話語，在中國的精英界是非常代表性的，同社會達爾文主義鼻祖－－赫伯特·斯賓塞所宣稱的窮人「如果他們因為沒有足夠的生存競爭能力而死去，就讓他們死吧。這對他們自己和對社會，都不免是一樁好事。」如出一轍。只不過，郭峰們與有著獨立思想和人格的英國哲學狂人斯賓塞比起來充其量是個癟三而已。可以說，嚴酷的政治環境和人文環境讓中國成就了一個飛橫跋扈的精英階層。以損害民眾的利益為代價，以滿足權勢集團的利益為己任。精英階層在社會生活中壟斷地位的鞏固，更意味著社會道德淪喪日趨尖銳化的必然趨勢。因為他們循著「力量就是正確」的思想，目標為了獲取政治權力和話語權力，將其自身的利益凌駕於社會利益之上，必然強化弱肉強食的「強權就是真理」的強盜信仰。郭峰的邏輯就包含著這一需求，中國社會的殘酷的現實也正在印證這樣的判斷。縛來賓2006/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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