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魁閣人物】周兵：田汝康與中國的新文化史研究

當然，對於新文化史與中國史研究相結合的可能及其前景，應該是毋庸置疑的，這在今天的學界已是一個普遍的共識。關鍵的問題在於：如何使這種可能更加可行？如何使這一前景結出豐碩的成果？筆者試圖以一位中國世界史學界的前輩學者，已故復旦大學教授、著名歷史學家田汝康先生(1916-2006年)為例，來說明這種可能確實是可行的，而且他和他的研究成果在國外史學界也早已得到了極高的評價，如果我輩後學能夠循其軌跡而繼續努力的話，未來的前景自當可期。

(一)

田汝康1916年出生於昆明的一個大家族，家學深厚，自小受到了良好的中英文學術熏陶。1935年中學畢業後考取北平師範大學心理學系，學習教育心理學。兩年後，因「七七事變」爆發，學校停課內遷，田汝康隨難民潮輾轉回到了昆明。在昆明期間，他先是暫時在當地一所中學任教了一年，然後很快便復學回到了內遷昆明的西南聯大哲學心理學系。根據當時西南聯大的學制，該系屬於文學院，學生還需另修讀兩門課程，結果田汝康選修了「勞工問題」和「社會學」，這兩門課對其日後的學術生涯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當時在西南聯大主持社會學課程的是著名的社會學家吳文藻，不過在田汝康入學不久，吳文藻即攜妻子冰心離開昆明去了重慶，接替其教學的是另一位著名的社會學家費孝通。根據田汝康的回憶：「當時選修這門初級社會學的學生不多，上課是在費(孝通)教授的家裡。談話輕鬆，隨問隨答，這種教法很有啟發。」由這門課開始，田汝康不僅逐漸改變了自己的研究興趣，也與費孝通結成了終身的師生關係。

1939年，當時還是大學三年級在校學生的田汝康便受費孝通之招，參加了在吳文藻和費孝通倡議下由雲南大學社會學系和燕京大學合作創辦的社會學實地調查工作站的工作。這個工作站主要致力於運用國外的社會人類學和文化人類學的方法在當時的中國進行實地的社會調查研究，由於設立在呈貢大古城村的魁星閣，因此又被稱為「魁閣」。在這裡誕生了中國社會學和人類學科最早的一代學者，除了吳文藻、費孝通之外，還有如陶雲逵、許烺光、張之毅、史國衡等人。當1940年田汝康自西南聯大畢業、獲得文學碩士學位之後，他並沒有像他在哲學心理學系的同學殷海光那樣繼續從事哲學或本專業的心理學研究，而是義無反顧地轉投費孝通門下，留在「魁閣」擔任助理研究員。自此至1945年為止，在「魁閣」工作的五年期間，作為「魁閣」重要成員之一的田汝康，參加了由吳文藻和費孝通主持的一系列重要的社會調查工作。

正式加盟魁閣不久，田汝康完成的第一項課題是與史國衡一起在1940年夏天前往昆明的一家紡織機械廠做實地調查，「他們倆一個負責調查『勞工』，一個重點調查『女工』」。1943年，他們的研究報告以史國衡主著的《昆廠勞工》為題正式發表，1944年在美國訪問的費孝通發現該書與哈佛大學正在進行的西屋電氣公司霍桑工廠調研項目相輔相成，故將其翻譯成英文在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田汝康所做的關於女工的調查報告均作為附錄，附於史國衡的中英文書後發表。這是田汝康所做的第一項獨立的社會學調查，他在書中特地提到，這項研究的目的旨在「拋磚引玉，我們日夕盼望有人能繼續這個研究，作一更深刻和詳盡的分析，使大家能明了女工的問題是怎樣的一個重要而極有興趣的問題」。

結束昆明的調查工作不久之後，田汝康便在1940年前後進行了第二項調查工作：前往雲南西部的邊陲小鎮芒市，深入邊遠的傣族山寨——那木寨(又名納木寨、那目寨等)，進行了長達十個月的細緻調查，研究芒市傣族(原稱「擺夷」)的重要宗教活動「擺」。1941年，他發表了《擺夷的擺》一書，導師費孝通親自為他刻寫了油印本，之後於1946年由重慶商務印書館以《芒市邊民的擺》為題正式出版。田汝康在芒市傣寨的考察和研究，帶有鮮明的人類學特點，費孝通將之定義為一種「宗教人類學」的探索，「他(田汝康)從那目寨的實地觀察出發，將『非擺』的實利主義特徵與傣族生活實踐中的社會分化事實聯繫起來，同時，他認為，『擺』是克服社會分化的宗教手段，對傣族來說，是一個涵蓋和克服內部差序的體系」。

費孝通在為該書正式出版所寫的「序言」中對田汝康的研究給予了高度的評價，認為：「汝康在這本書中就把人類學經過了幾十年所獲得的方法和概念，用具體的例子，介紹給了我們國人。他不但介紹了人類學中最近的成績，而且也是第一個人用這些方法和概念來實地研究我們自己國內的宗教活動。這是他的處女作，希望他還能繼續努力，擴大完整體系的研究範圍，完成人類學者尚沒有做成的工作。」當代中國的人類學研究者，也注意到了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學者在人類學、社會學領域的開拓性貢獻，王銘銘即對費孝通與田汝康師生的學術成就評論指出：「他(田汝康)的這項研究不僅拓展了費孝通在祿村的研究中提出的『消暇經濟』概念的文化視野，而且……為我們指出了『邊民』異文化的研究能為漢人本文化研究開拓的跨文化對話空間。」

如同前文中費孝通所期許的那樣，田汝康追隨著費孝通的腳步在人類學的領域繼續求索。1945年，田汝康考取了抗戰後第一批公費留學的資格，赴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攻讀博士，師從於著名的人類學家雷蒙德·弗思(Raymond Firth)。經過三年多系統的人類學訓練，田汝康以《芒市邊民的擺》為基礎修改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論文，獲得了人類學博士學位。1948年，田汝康獲得英國殖民地社會科學研究理事會(British Colonial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的獎學金資助，前往馬來西亞的沙撈越地區進行實地調查。當時與他同行的還有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人類學系的其他四位英國同學，包括後來著名的人類學家埃德蒙·利奇(Edmund Leach)等人，田汝康負責的主要是對當地華人社區的研究。

在沙撈越一年多的調查研究最終誕生了一部經典的人類學著作——《沙撈越的華人》(The Chinese of Sarawak: A Study of Social Structure)，於1953年由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正式出版。此書不僅是第一部系統研究沙撈越華人社會的專著，也是最早的有關海外華人社會的一項人類學研究成果，在海外華人華僑史研究領域具有開拓性的地位，至今仍然被奉為經典之一。

1950年，田汝康放棄了受聘海外大學的機會，毅然回到了中國，先是任浙江大學人類學教授，後於1952年在院系調整後進入復旦大學歷史系任教，直至退休。在這一階段，除了「文革」中因所謂的「歷史問題」受到衝擊迫害之外，其大部分時間都是以歷史學家的身份出現的，相關的研究也基本集中在歷史學的領域。

(二)

1952年，進入復旦大學歷史系的田汝康37歲，正值壯年。他擁有深厚的傳統學術功底、突出的外語能力和海外留學的經歷，接受過系統深入的心理學、社會學和人類學的教育和訓練，有著豐富的田野調查的實踐經驗，並在社會學和人類學領域均已有了嶄露頭角的開拓性成果，然而，卻陰差陽錯地開始了歷史學的研究生涯。這種特殊的學術經歷和背景，為田汝康此後在歷史學研究中所取得的成就留下了獨特的印記。他的歷史視野和興趣廣泛，在研究領域上跨越了多個方面，其前期的研究重點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中國古代海上交通史和海外華人華僑史；二是圍繞杜文秀事件的考釋所展開的雲南民族史及近代對外關係史的研究；三是在西方史學史研究中對國外史學前沿的譯介。而在後期，則更在此基礎上有了進一步的拓展，尤其是如本文題中所指，在運用新文化史於中國史研究實踐中作出了開拓性的貢獻。

田汝康對於中國古代航海史及海外華人華僑史的關注，一方面是與在沙撈越對海外華人社區所做的田野調研經歷有關，另一方面也是個人研究興趣轉變之使然。據其自述，他在1947年前後便已將興趣逐漸轉向歷史研究，產生了研究中國古代帆船和貿易的想法，並在倫敦的大英圖書館搜集相關史料。

20世紀50年代，來到復旦大學歷史系後的田汝康開始專註於這一方面的研究。1956年發表的第一篇相關的論文《十七世紀至十九世紀中葉中國帆船在東南亞洲航運和商業上的地位》便在史學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甚至引起了海外學者的關注，產生了廣泛的回應，「在美國、英國、澳大利亞、荷蘭、日本、新加坡和中東國家連續出現了一些討論中國帆船在世界各地區情況的專著」。這一學術評價，時至今天仍然常常為國外學者所稱道。荷蘭歷史學家包樂史在他最近的一部書中便這樣寫道：「早在五十年前，中國歷史學家田汝康便首先注意到了十七和十八世紀期間中國帆船貿易在東南亞的重要地位。此後，其他歷史學家才認真關注到這一近代早期航運網路的各個不同方面，於是乎逐漸開拓出新的研究路徑。」

在這篇具有開創性的研究論文中，田汝康認為，較之於歐洲近代的航海技術，「古代中國帆船在製造技術上是極先進的」，並且很早便開始活躍於東南亞地區的貿易活動當中，「中國帆船遠航東南亞各國甚而超越印度洋遠達紅海地區的時間最遲應在五世紀前後」。中國帆船貿易最為繁榮的時期，當屬16、17世紀，這主要是因為在這一階段「中國工商業曾獲得空前的發展，相應地國外貿易業有一定的增長」；與同期在東南亞地區活動的葡萄牙、西班牙、荷蘭及英國的商船相比，在航運和商業上「中國帆船在東南亞洲海面上確是佔有領導的地位」；進入18世紀中葉以後，中國帆船業的發展才逐漸出現了停滯和衰退。

1957年，他的第一部歷史學專著《十七—十九世紀中葉中國帆船在東南亞洲》出版，進一步奠定了田汝康在這一領域的權威地位。20世紀80年代初，劍橋大學出版社甚至有意約請他撰寫一部《中國帆船史》，但因與其他研究計劃衝突而被暫時擱下。

研究中國帆船在東南亞的貿易活動，自然要涉及在這些地區生活的華人華僑。田汝康在他此後的多項研究中涉及南洋海上貿易和東南亞華人史的諸多重要論題。在晚年寓居昆明期間，田汝康還曾計劃撰寫一部《東南亞華僑史》，可惜由於年齡和身體的原因終未能完成。

此外，身為雲南人的田汝康也對20世紀50年代史學界曾經激烈爭論的有關「杜文秀外交關係」的問題進行過深入的研究，直接參与了對這一歷史疑案的平反、辨誤工作。早在1963年，他便在《歷史研究》上發表了《有關杜文秀對外關係的幾個問題》一文，運用大量一手的外文史料，對當時盛行的「叛徒說」、「賣國論」提出了質疑。但懾於當時極不正常的政治氣候，他給出的只是一個模稜兩可的結論，是「為了提防挨整而故意在這篇文章中留下一漏洞，以便將來能為自己辯護」。

「文革」後，田汝康再次利用出國訪學的機會收集、補充史料，對這一課題展開進一步的研究。經過細緻的考證，他於1981年在雲南《民族學報》上發表了重要論文《杜文秀對外關係以及劉道衡「使英」問題的研究》，「從而徹底洗刷了杜文秀的罪名，震動整個學術界」。此外，田汝康還在此前後，在國外發表對這一問題的看法，產生了重要的學術影響。對此，有研究者感嘆其學風史德並總結道：「這樣，田汝康先生對杜文秀歷史疑案的研究和最後澄清，經歷了近30年的時間。論文的寫作，從1962年初稿動筆，到1981年在澳大利亞宣讀定稿，其間也經歷了20年的時間。在數十年的時間中，先生追求真理鍥而不捨，治學行文嚴謹求實，其學術精神和學術品質極為純粹，也由此確立了田汝康先生在國際學術界的聲譽和地位。」

田汝康史學成就的第三個重要方面，乃是參與國外史學理論的引介工作，這主要體現於其與金重遠合作選編的《現代西方史學流派文選》一書。這本在20世紀80年代流傳甚廣、對介紹現代西方史學理論產生過積極影響的小書，緣起於1961年高教部為組織編寫外國史學史教材在上海召開的編寫會議，會議對外國史學史學科進行了重要的規劃，做出決定：由耿淡如先生主持編寫《外國史學史》、田汝康先生負責編譯西方史學流派的資料。前者因耿淡如先生患病而被擱置，而後一項工作則在田汝康的認真編選和精心組織下，在1964年即已基本完成了翻譯工作。然而由於「文革」，書稿被束之高閣。所幸在「文革」結束後，書稿被重新找到，又再經金重遠先生的校訂和補充，於1982年正式宣告出版，成為新時期國內學界了解西方史學前沿理論的最重要的參考書之一。即便在今天，從當時所選譯的篇目中，仍可看到諸位前輩學者精到深刻的歷史意識和紮實嚴謹的學風與文風。

「文革」結束之後，田汝康長期受到壓抑的學術生命一下子恢復了活力，並變得非常活躍，他不僅在國內積極從事研究和教學工作，參與中國華僑史學會、中國社會學學會的學術活動和領導工作，更利用長期的出國交流和訪學機會，在許多國外知名大學擔任訪問學者，進行學術交流和研究，產生了廣泛的學術影響。可以說，他是上世紀80年代在海外學術界最活躍和知名度最高的來自中國大陸的歷史學家之一，另一位可以給予如此評價的歷史學家，是已故的北京大學教授張芝聯先生。

(三)

除了前文所提到的有關研究成果之外，田汝康還有一部重要的論著更引起筆者的注意，也最能夠體現他多學科(尤其身兼人類學與歷史學之長)的學術背景，這就是1988年他在72歲時用英文發表的《男性的憂憤與女性的貞節》(Male Anxiety and Female Chastity: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Ethical Values in Ming-Ch"ing Times)一書。

該書主要討論中國明清社會父系制度下女性(尤其是寡婦、烈女)自殺數量驟增的特殊現象，他寫道：「本研究旨在證明道德、法律、宗教及其他文化因素對於女性在婚姻上恪守忠貞所具有的作用，並著重於明朝後期與這種觀念習俗相關聯的寡婦和未婚少女自殺人數急劇增加的歷史背景之上。」在這本書中，田汝康進入到一個他之前從未涉足過的研究領域，研究聚焦明清(尤其是明朝中後期)中國社會(重點關注安徽徽州、福建泉州和漳州三府)，拓展到了婦女史研究的新領域，在資料上使用了大量的地方志史料，其中主要的有166種之多。據說，當年「荷蘭萊頓大學的著名漢學家許理和(Erik Zurchor)詢問他討論那些自殺的明清時期的婦女的資料來源時，田先生極為坦誠地回答，『來自幾百種明代方誌和上千種清代方誌』。這樣的回答體現了一種學術的自信，這種自信完全是建立在田先生爬梳圖書館資料的基礎之上，建立在真正一本本地去閱讀的基礎上」。

儘管對於所要討論的問題和領域並不是田汝康原本之所長，但在研究方法和視角上，卻顯示出極強的創新特點，尤其體現了他的多學科背景，即從心理學和人類學角度向歷史學的切入。有關古代婦女節烈問題的研究在學界並不鮮見，尤其在「五四」時期曾經集中對傳統的貞節觀念展開了批判，並且早有史家根據《古今圖書集成》等文獻對歷代節婦烈女的數據進行過統計，對於明清乃是中國歷史上貞節觀念最強的時期甚至幾近宗教化的論斷，也是學界一般的共識。不過在探尋這種貞節觀念出現的根源時，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是：「明清兩代盛行的以明代尚死烈清代倡守節為特徵的要求婦女接受的貞節道德，主要是出於齊家治國的倫理需要，而不是由於對人慾特別是婦女慾望的控制。國家、社會、家庭共同在貞節道德方面塑造婦女，婦女也在接受塑造、適應需要而犧牲自我以成全家國。」

而田汝康的觀點卻大不一樣，在研究中他認為：「更準確地說，本研究顯示，在明代中國婦女自殺人數的急劇上升，在表面上是為了遵守婚姻的忠貞，但也與當時代的道德、法律、宗教和其他文化因素有關，並且直接與經歷科舉考試落第之痛的男性文人數量的增加有著直接的關聯。就後一方面而言，女性的自儘是男性的焦慮憂憤通過一種道德替代的心理機制與其明確關聯在了一起。通過稱頌那些忠誠地遵從普遍道德規範的婦女們的痛苦和煩惱，男性認為他們自身也在分擔道德義務的實現，並在事實上也把這種美德向其自身的轉移也看作是同樣符合道德規範的。這樣一種機制就使得他們可以享受與傳統道德價值體系相一致時的滿足感，而同時又可以免除嚴格附屬更加嚴格要求的道德義務，以及免除社會或道德壓力導致的挫折或焦慮。除此之外，再無別的解釋可以解釋為什麼成千上萬的人會滿懷喜悅和興奮的心情觀看一個女子上吊自盡這樣令人痛苦的場面。於是乎，男性的憂憤與女性的貞節被聯繫在了一起。」

對於此書，有評論認為，「這是一部完全根據史料寫成的一部有著人類學意味的著作」。20世紀80年代的大部分時期里，田汝康一直輾轉在西方許多著名大學訪學，同海外學界有著非常密切的接觸和交流，也親身經歷並參與了那一時期西方史學正在發生的以新文化史興起為代表的「文化轉向」。田汝康的人類學背景為他參與這一進程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如彼得·伯克(Peter Burke)便專門談到，對於文化史家而言，人類學最主要的價值在於「它幫助他們第一次去注意並理解過去的『他性』(otherness)。其他文化的知識不僅是從相對的角度提供的幫助，而且也是一種互補的去熟悉化(defamiliarization)和再熟悉化(refamiliarization)的過程。一方面，關於其他文化的知識幫助歷史學家認識到通常認為理所當然的事情也可能是存在問題和需要解釋的，從而避免了所謂的『內在盲目性』(home blindness)；另一方面，它幫助我們解決了文化距離(cultural distance)的問題，通過將之置於一個比較的語境中來『捕捉他性』(capture otherness)。」此外，田汝康還敏銳地注意到將這項研究與婦女史、心態史等歷史學新領域結合在了一起。於是乎，在新文化史興起的大背景下，一位來自中國大陸的歷史學家率先將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與中國史研究實踐結合在一起，而其人類學背景和在歷史研究領域的積澱，使他比起其他許多中國史研究者來說能夠更好地把握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也為中國史研究者提供了一個如何更好地借鑒新文化史進行中國史研究的成功範例。

《男性的憂憤與女性的貞節》一書中開拓性的觀點，為後來的學者研究明清婦女貞節問題打開了一扇新的窗口。明清節烈婦女問題的研究成為20世紀80年代後中國婦女史和社會文化史領域的熱點之一。海外漢學界也對這部英文出版的中國婦女史著作給予了充分的關注，當時的書評雖然一時不能完全接受田汝康所提出的觀點，但也承認「男性的憂憤毫無疑問是認識明清時期男性對待婦女態度的一個關鍵，但僅僅強調科舉考試是造成這種焦慮的唯一原因似乎並不得當，諸如經濟增長、社會流動和地位等問題也許更應予以關注」。事實上，評論中有所保留的意見也是同當時西方學界對於剛剛出現的新文化史的基本態度是相一致的。書評作者保羅·若普(Paul Ropp)後來在與其他學者合著的研究明清婦女節烈問題的專著中，已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田汝康的部分觀點。此外，田汝康的「男性憂憤」概念也被一些史家借用於對中國文化史的分析中，如艾爾曼關於明清科舉考試的文化史考察。

近些年，我們在介紹和引入海外新文化史的過程中，遺憾的是並未注意到田汝康早在1988年即已開拓的這項研究成果，其實像他這樣能夠身兼人類學與歷史學兩門學科之長的歷史學家即便在西方也是不多見的。在國內學界，由於他的不少著作是以英文發表在海外，國內沒有中文譯本，隨著他在上世紀90年代正式退休後因身體原因漸漸淡出學界，史學界對他的了解反而漸漸少了。希望本文能夠借對史學前輩曾經作出的重要學術貢獻的重新認識而給今天我們的研究工作帶來一些啟示，為我們在現時代更好地推進西方新文化史與中國歷史研究的結合提供有益借鑒的作用。

最後，謹以此文紀念田汝康先生。

轉載自《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6期，115-121頁，由於篇幅關係，本次推送刪除了原文的引注、注釋。

主編：何明

編輯：馬雪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