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爾貝·加繆》：20世紀兩大思潮的痛點折射

《阿爾貝·加繆：一個生命的要素》：20世紀兩大思潮的痛點折射　　20世紀告別已經多年了，什麼是20世紀的最核心的思潮？我想，可以歸結為主義之爭與宗教之爭。在跨入二十一世紀之後，在主義之爭隨著冷戰的結束，表面上暫且擱置之後，宗教之爭凸顯出來，並且在最近幾年演變成世界的核心焦點事件，包括難民問題、恐怖組織問題、ISIS問題。　　也許一個人很難處於主義之爭與教派之爭的漩渦之中，能夠找到自己的獨立的站位與思考，任何一個人在複雜的多變的風雲變幻的時局交鋒中，往往會從一個激進參與派，轉化為無奈的觀望派，這也是我們中國人所熟知的，一個年輕的激進分子，在他步入中年後，會意志消沉，甚至求助於宗教來解決心靈的失衡問題。　　而我們注意到，法國作家加繆的身上，正死死地糾纏著決定了他的哲學思想與文學創作的二十世紀的核心問題。主義之爭與教派之爭，是他的思想體系中最讓他苦惱的兩個部分，並最終決定了他的「荒謬、存在主義、沉默」等等世界觀里的關鍵詞。　　一部由美國教授的評述加繆思想史的《阿爾貝·加繆：一個生命的要素》最近有了中譯本，這本書，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說的那樣，它不是一本人物傳記，也不是一本學術評論，它抓住了加繆一生的四個特定事件，而對加繆的思想歷史進行了細緻的解析與解剖。　　人生總有某一個節點，或者叫關鍵處，對人的一生思想產生重大影響，就像魯迅青年時代接觸到的俄國人殺死中國人的影片，使魯迅從學醫轉而從文。在《阿爾貝·加繆：一個生命的要素》中，作者選擇的加繆生命中的要素，分別是：「1939年加繆訪問卡比利亞，報道當地柏柏爾人部落的境況；1945年他決定簽署一份請願書，來減輕身犯通敵叛國罪的作家羅伯特·巴西拉奇的死刑判決；他和朋友薩特在1952年關於共產主義性質的著名爭論；1956年他對於阿爾及利亞戰事的沉默。」（P2）　　四個要素，其實我們可以合併一下，第一與第四，關涉的是宗教之爭，第二、第三，其實都是涉及到主義之爭。　　加繆的父親是法國人，母親是西班牙人，但他出身在阿爾及利亞，這是一個法國殖民地，法國殖民者與當地的穆斯林在宗教取向上完全不同。幼年在阿爾及利亞時，加繆已經深感到殖民主義者與當地阿拉伯人之間的巨大精神與現實落差，作為一個人道主義者，加繆通過自己的筆，披露了當地人的困窘生活，竭力抹平法國殖民者與當地之間的溝壑，因為他深知，這種民族間的裂隙會導致玉石俱焚，加繆不可不謂深謀遠慮，事後證明，正因為法國人的不肯退讓，終至失去了北非的殖民地。二戰結束後，阿爾及利亞人走上了民族獨立的道路，而法國是不會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殖民地拱手送人，於是，法國殖民者與當地人在對話失敗後，開展了武裝對抗。當地武裝無力對抗強大的法國軍隊，便採用了今天我們耳熟能詳的「恐怖方式」，襲擊法國平民，製造恐怖聲勢。而這幾乎不可調和的矛盾衝突中，加繆意圖能發揮自己的能量，對自己的出生國家奉獻出自己的和平良方，但是，這個世界是一個強權世界，一個學者的力量，終究是微不足道的，加繆的努力，只會讓受調停的兩方，都對他道之以目。作者在書中寫道：「正如阿爾及爾之戰很快顯露的那樣，雙方都決心要把對方要打趴下。在這種情況下，他還能說什麼呢？沒有，他相信：他留下的只有沉默。」（P142）　　所以，加繆的沉默，不是一種矯情，更不是一種姿態，而是一種無奈，一種含著深切痛苦的尷尬。他處於他無力解決的矛盾之中，他的血緣之根被早期法國殖民者，隨同他的祖先，送到了一個陌生的國度，在這裡發育生長，接受了當地的文化，但是，當地滋生出的民族主義聲浪，卻將他視著「局外人」，像擠走一個異型血一樣，欲把他「排異」出去，他能說什麼？他能...　　顯示全文 《阿爾貝·加繆：一個生命的要素》：20世紀兩大思潮的痛點折射　　20世紀告別已經多年了，什麼是20世紀的最核心的思潮？我想，可以歸結為主義之爭與宗教之爭。在跨入二十一世紀之後，在主義之爭隨著冷戰的結束，表面上暫且擱置之後，宗教之爭凸顯出來，並且在最近幾年演變成世界的核心焦點事件，包括難民問題、恐怖組織問題、ISIS問題。　　也許一個人很難處於主義之爭與教派之爭的漩渦之中，能夠找到自己的獨立的站位與思考，任何一個人在複雜的多變的風雲變幻的時局交鋒中，往往會從一個激進參與派，轉化為無奈的觀望派，這也是我們中國人所熟知的，一個年輕的激進分子，在他步入中年後，會意志消沉，甚至求助於宗教來解決心靈的失衡問題。　　而我們注意到，法國作家加繆的身上，正死死地糾纏著決定了他的哲學思想與文學創作的二十世紀的核心問題。主義之爭與教派之爭，是他的思想體系中最讓他苦惱的兩個部分，並最終決定了他的「荒謬、存在主義、沉默」等等世界觀里的關鍵詞。　　一部由美國教授的評述加繆思想史的《阿爾貝·加繆：一個生命的要素》最近有了中譯本，這本書，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說的那樣，它不是一本人物傳記，也不是一本學術評論，它抓住了加繆一生的四個特定事件，而對加繆的思想歷史進行了細緻的解析與解剖。　　人生總有某一個節點，或者叫關鍵處，對人的一生思想產生重大影響，就像魯迅青年時代接觸到的俄國人殺死中國人的影片，使魯迅從學醫轉而從文。在《阿爾貝·加繆：一個生命的要素》中，作者選擇的加繆生命中的要素，分別是：「1939年加繆訪問卡比利亞，報道當地柏柏爾人部落的境況；1945年他決定簽署一份請願書，來減輕身犯通敵叛國罪的作家羅伯特·巴西拉奇的死刑判決；他和朋友薩特在1952年關於共產主義性質的著名爭論；1956年他對於阿爾及利亞戰事的沉默。」（P2）　　四個要素，其實我們可以合併一下，第一與第四，關涉的是宗教之爭，第二、第三，其實都是涉及到主義之爭。　　加繆的父親是法國人，母親是西班牙人，但他出身在阿爾及利亞，這是一個法國殖民地，法國殖民者與當地的穆斯林在宗教取向上完全不同。幼年在阿爾及利亞時，加繆已經深感到殖民主義者與當地阿拉伯人之間的巨大精神與現實落差，作為一個人道主義者，加繆通過自己的筆，披露了當地人的困窘生活，竭力抹平法國殖民者與當地之間的溝壑，因為他深知，這種民族間的裂隙會導致玉石俱焚，加繆不可不謂深謀遠慮，事後證明，正因為法國人的不肯退讓，終至失去了北非的殖民地。二戰結束後，阿爾及利亞人走上了民族獨立的道路，而法國是不會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殖民地拱手送人，於是，法國殖民者與當地人在對話失敗後，開展了武裝對抗。當地武裝無力對抗強大的法國軍隊，便採用了今天我們耳熟能詳的「恐怖方式」，襲擊法國平民，製造恐怖聲勢。而這幾乎不可調和的矛盾衝突中，加繆意圖能發揮自己的能量，對自己的出生國家奉獻出自己的和平良方，但是，這個世界是一個強權世界，一個學者的力量，終究是微不足道的，加繆的努力，只會讓受調停的兩方，都對他道之以目。作者在書中寫道：「正如阿爾及爾之戰很快顯露的那樣，雙方都決心要把對方要打趴下。在這種情況下，他還能說什麼呢？沒有，他相信：他留下的只有沉默。」（P142）　　所以，加繆的沉默，不是一種矯情，更不是一種姿態，而是一種無奈，一種含著深切痛苦的尷尬。他處於他無力解決的矛盾之中，他的血緣之根被早期法國殖民者，隨同他的祖先，送到了一個陌生的國度，在這裡發育生長，接受了當地的文化，但是，當地滋生出的民族主義聲浪，卻將他視著「局外人」，像擠走一個異型血一樣，欲把他「排異」出去，他能說什麼？他能像他的先輩作家雨果痛斥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的凶暴嗎？他的任何發言確實沒有任何意義，真正決定阿爾及爾未來的那個地域上的政治與暴力的博奕，一個作家基本是無從置喙的。　　也就在加繆為自己的出生國與祖籍國之間大打出手而令他一籌莫展的情況下，滑稽的是，他卻聽到了自己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加繆大驚失色是可以想像的，而由此我們可以看到，諾貝爾文學獎從來有著濃厚的政治傾向。加繆在政治理想上的失敗，卻由文學上的一個弱不禁風的獎項給予了彌補，但這無法改變現實中他的無力。他信守在阿爾及利亞問題上的沉默，在諾貝爾獎授獎時遇到了挑戰，他在演講後面對觀眾時，很少有人「請教文學問題」，幾乎無一例外地「轉向阿爾及利亞問題」（P145）。在現場，加繆的沉默不得不轉化為尷尬的憤怒，可以想像，加繆是處於一種什麼樣的複雜困境中。　　加繆所面臨的這種困擾，在今天的現實世界中，我們同意可以感受到。當時的法國軍方採用武力鎮壓，而民族主義者則採取恐怖襲擊的方式，這種源自於西方列強侵略為基礎、披著宗教外衣、力量對比懸殊的對抗方式，今天依然在中東地區並擴展至歐、美諸國演化成甚囂塵上的時代衝突。加繆的矛盾與困惑，他對世界的荒謬感的感受，他的無能為力的沉默選擇，顯現出的是一個知識分子面對世界風雲動蕩的價值的殞落。左拉時代，他的一紙抗議，可以改變一個判決，但加繆生活的時代，他所代表的知識分子職能已經被旁置起來了。正如美國的一名法學家感嘆道：現在的學者不過是混飯吃而已。言外之意，再也不見了某一時期著名學者振臂一呼便能撼動世界的雄闊場面。加繆選擇存在主義與闡述荒謬感，來表述他對世界的看法，實在是世界潮流在他心頭的映射。　　加繆另一個困惑就是他捲入到主義之爭，主要表現在他與薩特之間的爭論。法國巴黎一直是左翼思潮湧動比較強勁的地區，當代思想家托尼·朱特的思想自傳《思慮20世紀》對話作者認為：「某種意義上，巴黎在30年代後期成為了歐洲共產主義的首都。」五十年代，當時的薩特果斷地站到了蘇聯的一邊，而加繆則懷著他的一貫的人道主義立場，對蘇聯的暴力陰影存有警惕，對此，薩特認為：「它可能會在俄國創造一個活生生的地獄，但是人類不得不通過這個地獄來獲得一個更好的明天。」（P102）加繆曾經加盟過法國共產黨，他困惑的地方是為什麼一個沒有階級的美好社會，必須通過暴力來實現？他與薩特本來可以說是志趣相投，都屬於左翼一派，但是在政治取向的作用下，兩個人卻分道揚鑣了。薩特選擇了偏激，而加繆則堅守自己信奉的「平衡」，什麼叫「平衡」？我想，找到一個中國的辭彙來講，大致相當於「中庸」，儒家的經典《尚書》里說：「允執厥中。」就是做任何一樣事，要符合中正之道。中國文化有其面向世界的自身闡述體系，可以化解人生的困惑所在，加繆從早期的明確的政治取向，最後一退再退，抽身出強烈的政治訴求，而尋求用一些模糊化、中性化的詞語來概定他的思想體悟，反映出他的一生思想糾結。而今天，我們值得注意的是，他的人道主義思想，的確在二十世紀塵埃落定之後，顯示出是一種更切貼歷史本真的人生態度，正如作者在前記中所說的那樣：「某種程度上，這個世界——或者說，至少那些傾其一生分析這個世界的人——已經趕上了加繆的腳步。」（P6），加繆的痛苦與困惑，是他太超前了，不被當時代人所理解，然而，今天他的思想卻成為世界上的可以認知的普遍的潮流，這也許正是加繆的文學與思想歷久彌新的價值意義吧。　　上世紀八十年代，加繆隨著西方各種思潮的湧入，曾經在中國學界炙手可熱。但是，我們能夠從加繆身上直接截取的是他的語詞，他的片言隻語，他的殘章斷篇，我們卻難以了解與體悟他的文本背後的心靈的真正的痛苦與波動，而現在，藉助於《阿爾貝·加繆：一個生命的要素》這本書，我們更能夠觸摸到一個偉大作家靈魂里那種分泌出文學想像與哲學思想的痛苦的母床，由此我們才猛然醒悟到，我們當年曾經鸚鵡學舌所謂現代派、先鋒派、存在主義的狂熱勢頭，是一種多麼可笑的依樣畫葫蘆的襲仿，折射出的是我們怎樣的為賦新詩強說愁的矯情啊。不了解一個人的靈魂的架構，僅僅模仿他的最外在的表現形式，只能說明我們的浮淺與無知。加繆因為他的痛點，才有了他的思想，而我們裝模作樣地崇拜他的思想，卻不知他的痛點所在，從這個意義上講，《阿爾貝·加繆：一個生命的要素》有助於我們看清加繆內心的真正的秘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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