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的漢奸案

周作人是魯迅的二弟，而且是魯迅最器重的弟弟。魯迅留學日本時，盡自己之力把周作人辦到日本留學。與如今兄弟之間互相擔保，辦成留美一樣。魯迅學礦出身，周作人學水師出身。兩人的學問都不正統。在日本期間，兩人一起去聽章太炎的中文課，回國後又都弄文。不論誰來排列當時中國的優秀散文家，周氏昆仲都能首屈一把，進入前五名之內。 周氏兄弟在北京時合資買下八道灣的房子。後來兄弟失和，魯迅搬了出去，然後便是北京、廣州、廈門、上海，到處遷移，居無定所，最後客死滬上。周作人卻是不離故居，連北平淪陷都不撤離，直到文革死在八道灣。 兄弟失和以後，魯迅在向外國記者介紹當代中國散文家時，仍贊乃弟。周作人在解放後寫了不少回憶魯迅的文章，也讚歎乃兄「為廣大人民群眾所喜愛」。兄弟失和的原因究竟是什麼？倆人到死都沒說過一句。外人胡亂猜疑，總是不得要領。 單從文章的激烈程度上看，周作人有時超過魯迅。比如他憤恨於處決女共產黨員時，爭看光膀子女人挨刀的幸災樂禍；憤恨於知識分子「如大花臉說白，不再怕臉紅了」的無恥等，都比魯迅的言辭激烈得多。對於日軍侵華，周作人曾著文怒指：日本文化源自中國，現在中國衰敗了，日本卻如此殘殺中國人；西方文明源自希臘，希臘也衰敗了，卻從未見西方人如日軍殘殺中國人般地殘殺希臘人。周作人通希臘文，故有此說。這是我所見過的，指責日軍侵華暴行最為深刻的用語。其他如「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等都屬現場鼓動的口號，沒什麼文化層次。 很多人都知道蘆溝橋事變，但只聞中國軍隊奮起抗戰，卻從未聞北京是如何陷落的。其實中國軍隊打不過日本。幾仗下來，不但損兵折將，如佟麟閣、趙登禹等相繼陣亡；而且裝備和士氣的不足也都顯露了出來。於是一天下午忽然宣布中國軍隊在南苑打了個大勝仗。和今年的抗洪搶險一樣，正在擁軍抗戰高潮的北平市民聞之都很高興，勞累多日，這下可以睡個安生覺了。誰知一早醒來，只見城門大開。日軍兵不血刃，浩浩蕩蕩開了進來。中國軍隊早已借著夜暮「戰略轉移」了。 在七七事變前夕，中國政府陸續撤走了故宮博物院里的大批文物和撤退各大學。北大任教的周作人不肯搬遷。於是校方便指派他留守，看護校產。就如文革下幹校時，各校留人看守一樣。 北京淪陷後，周作人出任了偽教育總署的督辦。據曾在北平從事秘密抗日活動的人回憶，周作人的這個職務還是中共地下組織幫他搞來的。原偽教育總署督辦，清末與鈕永建同被推為留日學生回國請願代表的湯爾和死後，該職出缺。當過新民會中央指導部部長，積極反共的繆斌想爭這個職位。當時的北平地下黨認為，教育總署督辦的職位由周作人出任，比繆斌來當要好得多。於是地下黨便搜集繆斌平時的反日言論〔可見也非甘心媚敵〕，寫成材料設法送到日本佔領當局，免了繆斌的官。地下黨成功了，卻把一位優秀作家推進了「漢奸」的火坑。 周作人和中共兩大創始人李大釗、陳獨秀同事，都是北大教授。在李大釗被殺後，周作人撰文，筆調沉重地稱李守常是「求仁得仁了」。周作人更出錢接濟李大釗遺屬。據北京大學錢理群著《周作人傳》〔十月文藝出版社九○年版〕載：「周作人任教育督辦偽職期間，他曾多次從各方面照顧李大釗的長女星華，並幫助星華與李大釗的幼子光華從北平轉往延安。他對李大釗的次女炎華及女婿侯輔庭也竭盡掩護之責。周作人與中共地下組織有過一些聯繫，大概也是事實。」 著名「胡風分子」賈植芳說：「我的嫂嫂李星華，是中共創始人之一李大釗先生的長女。一九三七年日本侵佔北平後，定出嚴苛法令：凡離京外出者，均需有人作保，如發現有不軌行為或反日行跡，連同保人嚴加懲處。李星華想去延安，但無人敢作保。周作人當年與李大釗在北大任教授，二人曾是學術好友。他毅然為李星華作保，並且資助路費。臨行前，周作人對李星華說：「你一路多加小心。我在延安，沒有什麼熟人，只認識毛澤東，你見到他，代我問他好。」那年，是我在陝西接應嫂嫂，把她送到延安。」〔見《民主中國·一九九八年十月·賈植芳訪談錄》〕 《北大舊事》〔陳平原、夏曉虹編，三聯·九八年版〕書中的嚴薇青「北大憶舊」一文說周作人「拒不接受老朋友錢玄同、馬裕藻、胡適等人等人的一再忠告，聽從日本老婆的話，喪失民族立場，出任偽職……〔第四百八十六頁〕。」 周作人的「日本老婆」羽太信子受過高等教育，對中國文化深有研究，性情也算溫順，就是花錢有點大手大腳。她並不贊成日本侵華，為丈夫著想，曾勸周作人離開北平。周作人在「更生中國文化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後，收到十八名文化人士的聯名信，遂與妻子商量。羽太信子再次勸他：「你已經一腳下水，文化界議論嘩然，如再不撤離，日本人請你出任職務，你就是最後喪失氣節了！」可見「日本老婆的話」是反對他喪失民族立場的，而他卻並未聽從。不能因為太座是日本人就把周作人的漢奸案都怪罪到她頭上。 中國文武兼賢的軍事學家，陸軍大學代理校長蔣方震〔百里〕的妻子左梅〔佐藤氏〕原是日本駐華公使館的看護長，也是日本人。在奉派看護蔣百里時，兩人相互由敬慕生愛而結合。他們的女兒，鋼琴家蔣英是錢學森的妻子。蔣百里抗戰期間勞累過度在睡夢中猝死。倒戈將軍馮玉祥便在香港報紙上發表文章，非說蔣百里是被日本妻子左梅打毒針毒死的。女兒蔣華知道這個消息，立即打電報否認其事。但一九八○年再版的馮玉祥著《我所認識的蔣介石》一書中，仍在堅持此說。左梅追隨丈夫終生，跟從他抗日，早就自行斷絕了與日本娘家親人的一切來往，也不教孩子們說日本話。蔣百里死後，她忍受著因是日本人而遭人白眼的炎涼世態，一直留在中國守寡，直到文革結束後的一九七八年在北京去世。《北大憶舊》關於周作人「聽從日本老婆的話」之說，大概又在師馮渙章故智。 嫁給前清皇弟溥傑的日本郡主嵯峨浩，在溥傑出獄後也仍回到婆家團聚，並最後死在中國。她回娘家日本時期堅決反對大女兒自由戀愛：「你父親是中國人，你是中國人的女兒，應該按照中國人的禮節，遵父命嫁給中國人。」結果竟造成大女兒和日本男朋友雙雙自殺身亡。周恩來知道後還過問過此事。 被郭沫若停妻再娶遺棄的日本妻子安娜也到中國來居住，「離婚不離家」，直到在中國去世。筆者幼時的鄰居兼小學同窗小華的母親也是日本人。我眼見她比大院里所有的阿姨都含蓄內斂，禮貌淑賢，德言容工兼備。嫁到中國來的日本媳婦所守婦道比中國人還嚴。「禮失求諸野」；婦道失，求諸日本。 「專車隊隊前門站，晦氣重重大學生」。北方的大學，如清華、北大、南開等都遷到昆明辦西南聯大去了。北方淪陷區人民的教育問題怎麼辦？當然了，我們可以按照春橋同志和文元同志「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式的無產階級愛國主義革命邏輯宣稱：淪陷區人民寧可集體當愛國文盲，也不能在漢奸政府辦的學校里學文化。 都鐸的小說講到小佛郎士上法語《最後一課》的故事。割讓給德國的法國領土將不再教授法語而代之以德語。但日軍佔領下的中國淪陷區不是這樣。因為日本文化源於中國，日本人對中國文化有一種高山仰止的莫名崇拜。日本文人更以能成為「中國通」而驕傲。故淪陷區的學校除了增設日文課以外，仍是講授中國文化。 周作人當的是教育督辦。日本人端是不會到中國人當督辦的學校里來受教育。故周作人當督辦的教育系統只能是為淪陷區的中國人民服務。若不按春橋同志和文元同志的邏輯，就只能承認周作人所任偽職是在幫助淪陷區的中國人，而非幫助日本人。梅蘭芳可以蓄鬚明志不演戲，齊白石可以不做畫。淪陷區人民八年不看梅戲齊畫，損失不了什麼。況且還有其他人的戲畫可看。文革十年全國人民只看了八個戲，不也過來了嘛。可若是八年不開教育，那將是什麼樣的損失？ 華北日軍曾逮到過一些從北方淪陷區投奔大後方的學生青年。審問時他們明言，我們去大後方是求學的，淪陷區的大學太少。日本人還真就把他們放走了。日本駐華派遣軍司令崗村寧茨大將主政時曾破獲一個北京市小學教師組成的抗日情報網。崗村寧茨離任時也把他們都放了。 抗戰勝利，周作人名列漢奸，遭到逮捕。在候審調查中，時任國民政府行政院秘書的原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出函證明華北淪陷時，確曾派周作人等保管北大校產。北大也出函證明復校後查點校產和書籍，尚無損失，且有增加。沈兼士、俞平伯等十四位大學教授，更聯名發出《為周作人案呈國民政府首都高等法院文》為之講情。錢著《周作人傳》還提到一九四六年最高法院審問周作人時，曾有國民黨地下人員張懷、董洗凡等作證，稱周作人確有掩護和聯名保釋被捕人員的舉動。這些即便是周作人在預留後路，總也不是壞事。 周作人的刑期後來由原判的十四年改為十年。待到解放大軍渡江在即，國民黨監獄裡人滿為患。這才把周作人這樣的「漢奸」放掉，以騰出地方關押剛逮到的中共地下黨。 抗戰初勝，淪陷區人民剛歡迎完國軍光復，隨後就是懲辦漢奸。所有在國軍棄守後任教的大學教員一律以「附逆」論，全部開除教職，不得任用。這些保證了淪陷區人民的教育沒有中斷八年的北平大學教師一下子沒了生計，只好自己組織起來辦了一所中專。這所中專的水平之高，不亞任何大學，出了一批很不錯的人材成為國營重工業的技術骨幹。而新中國在偉大領袖的英明部署之下，全國大學教育真給中斷了十年。工農兵學員未必有中專水平。文革遺害今猶在，即使當年淪陷區沒有周作人當督辦的偽教育總署繼續辦學，文革割斷文化的十年浩劫肯定也會在淪陷區出現。 國民黨在抗戰勝利後僅僅四年就丟了江山，除了其軍事、政治和經濟上的失策以及貪污腐敗以外，濫殺濫捕漢奸是其失去淪陷區民心的重要環節，「盼中央，想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敵人來時，平日耗盡人民血汗豢養的國家軍隊不負守土之責，棄城而去；把滿城百姓丟給敵寇任憑姦汙屠殺，當然更不會管淪陷區人民的教育。等敵人被友軍擊敗投降，那些當年棄守的國軍反而以「老子抗戰八年」的榮耀回來劫收，「五子登科」；還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把由於他們棄守而造成的淪陷區里稍微有點社會地位的人，甚至教師，都統通打成漢奸。 另如張愛玲、蘇青等淪陷區作家也被指為文化漢奸。若說在淪陷區寫小說也罪列漢奸的話，那麼經商也有流通資敵之嫌，做工也有勞務資敵之嫌，種莊稼更能直接以軍糧資敵。除了集體絕食自盡，你讓淪陷區人民怎麼個活法？誰能有梅蘭芳、齊白石那麼多的私人積蓄可以坐食八年？更何況若論漢奸作家，先該審判國家軍隊的棄守之罪。軍隊若不棄守，人民安能陷敵？ 二戰結束之際，挪威只殺了一個挪奸，就是賣國賊吉斯林。挪威在歐洲最北端，然後一路殺下來，各國殺的「漢奸」由北往南越殺越多。中國殺的漢奸更在所有歐洲國家之上。川島芳子被處決時，北京那些因辛亥讓國而淪落的滿人市民不乏唏噓者。而明星李香蘭卻因為說出了自己是日本人，就被當堂釋放。須知，若無日寇，何來漢奸？！對日寇「以德報怨」，對淪陷區忍辱負重的中國人就該「殺無赦」、掘墓鞭屍、一竿子統通打翻。若要處死川島芳子，先該處死崗村寧茨。「馬來之虎」山下奉文大將就被處死了。 《上饒集中營》里講到一個女犯被判了死刑。臨刑前夜，看守來說，你要讓我睡一回，我便救你一命。女犯讓他睡了。第二天照斃不誤。別人罵那看守缺德。他卻振振有辭地反駁說：「這是廢物利用」。川島芳子刑前已遭多次「廢物利用」。弄到後來，其求死之心已勝過求生。當然，「利用」過的人，反而更要讓她成為「廢物」。 淪陷區人民一下子被殺寒了心。因為在「老子抗戰八年」面前，所有淪陷區的人民都有漢奸之嫌。從此北方人民唾棄了國民黨，結果被長征逃到北方，深入敵後發展的共產黨所用，打下了江山。 共產黨打天下除卻階級鬥爭理論之外，還以「愛國」相號召。所有被國民黨打成漢奸者，共產黨也都繼續承認其漢奸身分。這回不再說「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了。接濟和掩護了中共創始人兼一號烈士李大釗遺屬的周作人，在中共政權下，仍戴著國民政府給他扣的漢奸帽子。「三年困難時期」的一九六一年四月八日，七十五歲的羽太信子在北大醫院病故，遺體運東郊火葬場火化。文革暴發，當過漢奸的周作人自是在劫難逃。紅衛兵小將把他拉出來批鬥了一通，不久便死了。李大釗的兒子，時任中共安徽省委書記的李葆華也被打倒。 開放以後，周作人遺屬全部移民日本。連魯迅的孫子都由日本去了台灣。周氏昆仲本意在警世，喚醒悶在大鐵屋子裡沉睡的中國人。最後自己和後代竟這麼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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