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不崛起，政治認同難一致[儒教復興論壇]

文化不崛起，政治認同難一致作者：杜吹劍剛剛召開的中共中央第十七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著重提出要「培養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質，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弘揚中華文化，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尤其是自許「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傳承者和弘揚者，又是中國先進文化的積極倡導者和發展者」。專門就文化問題召開中央全會進行研究，說明當局已經意識到文化的重要性以及其存在問題的嚴重性。從其提出的發展重點來看，亦對以往在文化建設上過於偏重意識形態色彩而有所調整，並儘力向中華民族本位文化靠攏。此舉值得肯定，也值得期許。中國曾經是聞名於世的文化大國。可惜，自近代以來，伴隨著國勢衰微，並在一波又一波的文化激進思潮的衝擊下，中國文化受到整體性破壞，長期處於「花果飄零」的慘淡境地。儘管今日中國經濟實力大大增強，但國家文化實力與之並不匹配，整個社會亦無一個明確而有力的文化價值體系。文化的迷失必然導致道德混亂。於是，為官者不顧廉恥，為商者不守誠信，為富者不講仁義，為民者不懂禮儀，這不是危言聳聽，而已成為目前世風的真實寫照。從歷史來看，中國文化遭受過兩次外來文化的全面侵襲和挑戰。第一次是在南北朝及隋唐時期，外來的佛教對中國本土文化帶來嚴重衝擊，但儒家士大夫奮起反抗，努力以儒化佛，最終使佛教中國化，形成了儒、釋、道和諧並存的中華文化格局。第二次是近代以來西方文化強力進入中國，亦使中國處於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這次較之佛教進入中國最大的不同是「聖經伴著軍艦走」，即基督教（西方文化）背後有著一個比中國更強大的政治實體，其對宗教文化的輸出有著明確的政治意圖，且給予了強大的經濟和軍事支持。所以，這較之第一次的危局更為嚴重，已不僅僅是單純的文化交流。文化價值的混亂會影響到文化認同，文化認同則又與政治認同緊密關聯。有學者指出：「所謂文化認同是指特定個體或群體認為某一文化系統（價值觀念、生活方式等）內在於自身心理和人格結構中，並自覺循之以評價事物，規範行為；政治認同則指特定個體或群體認為某一政治權力機構對其自身及所屬生活區域所行使的某些權力（立法、司法、行政等）是可以接受的，因而願意承擔某種義務。」「政治認同所需的道義合法性依據須由得到認同的文化系統中之價值原則來判別提供；作為文化共同體之民族的發展目標有必要通過搭建政治結構來完成。」（陳明）在今天的中國，社會各界之所以長期未能在政治認同上達成一致，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在文化價值上各是其是，沒有形成文化認同。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共中央提出的「培養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以「弘揚中華文化」的目標，亦是為了重建文化認同。那麼，如何實現這個目標，竊以為至關重要者是重建儒教。文化是民族的魂魄，宗教是文化的核心。中國今天雖然已無亡國、亡種之憂，但亡教的危險依然存在。幾千年來，中國人深受儒教的影響，耳聞目染，潛移默化，儒家文化所提供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已經深深內化於自身心理和人格結構中，安身立命，日用而不知。中國人之所以是中國人，就是因為以儒教之。「儒教就是中國文化和中華文明的載體，是中華民族道德精神與生命信仰的體現，儒教與中華民族、中國國家的命運緊密相連」（蔣慶）。需要強調的是，在重建儒教上，不能糾纏於儒教是否宗教這一學術偽問題，必須跳出舊有的儒教是不是宗教的二元對抗思維。在歷史上，儒、釋、道三教並稱，而儒教居首，此乃公認的事實。故此，欲收拾人心，解決當今中國人的身心安頓問題，挽救道德淪喪的世風，抵禦外來宗教肆無忌憚的入侵以及各種邪教的猖狂蔓延，除了重建儒教，力挺中華文化的主體性，別無選擇。執政黨若能在文化建設上賡續道統，繼承如毛澤東所言的「從孔夫子到孫中山」這一偉大傳統，必能以文化認同促進民族融合，從而為國家的政治統一和民族的偉大復興建立萬世功業。

發表於《環球時報》2011年10月25日，有刪改。

http://opinion.huanqiu.com/roll/2011-10/2113193.html呼籲「重建儒教」為哪般?教化最怕權力染指作者：邵建來源：2011-10-28 南方都市報　　杜吹劍先生日前發表文章《文化不崛起，政治認同難一致》，籲請國家「重建儒教」，提出用儒教來統一全民的文化認同，並在此基礎上進一步達致政治認同。　　儒教不是宗教，是在傳統中形成的儒家教化。但，無論宗教還是教化，現代國家建構，無不是政教分離，亦即教化的歸教化，政治的歸政治。民眾不是不需要教化，也不是不需要政治認同，而是後者無需建立在前者的基礎上。比如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移民來自各種不同的宗教背景，無法在文化認同上達成一律，但這並不妨礙他們有著相當一致的政治認同。　　什麼是政治認同？杜文認為：「政治認同則指特定個體或群體認為某一政治權力機構對其自身及所屬生活區域所行使的某些權力(立法、司法、行政等)是可以接受的，因而願意承擔某種義務。」應該說，這樣的表述嚴重不到位，它忽略了政治認同的前提，即國體意義上的權力來源和政體意義上的權力分配。只有權力來自民選並且它是分權形態的又必須受法的制約，這樣的權力即使跨文化，也能形成不同文化間的交叉共識，並超越國家進而形成一般性的政治認同。比如，利比亞在伊斯蘭教的意義上已然有其全民族的文化認同，但卡扎菲的政權照樣被推翻。由此可見，專制體制即使有文化認同也無以達成它所需要的政治認同。　　另外，杜文呼籲重建儒教，是因為「文化的迷失必然導致道德混亂。於是，為官者不顧廉恥，為商者不守誠信，為富者不講仁義，為民者不懂禮儀」。現象倒是很寫真，但開出的方子卻無補於事。社會亂象首先要從為官者那裡找原因，權力不自斂，社會安能不亂？但，重建儒教就能解決為官者不顧廉恥的問題嗎？其結果勢必是權力要求權利講廉恥，它自己依然且更加不顧廉恥。不顧廉恥蓋在於權力不受法的制約(甚至法經常成為無良官員打壓權利的工具)，與文化無關。此問題不在道德在制度，它需要的是嚴格的法治建設。教化不是萬能葯，對政治問題尤其如此。儒家的軟肋也正在這裡，它重德治卻疏於法治。《禮記》載，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孔子並以此「三無私」要求權力亦無私以勞天下，可是權力不聽你的怎麼辦？在教化之外，儒家難辦的就是對權力的有效規約，勸善而無以止惡，缺乏真正能夠制約權力的制度安排。從歷史上看，儘管它可以抗衡傳統的皇權專制，但卻不能終結專制。因此，治官靠儒家教化遠不如靠剛性的法治和制度。　　至於重建儒教的又一緣由不啻於危言聳聽：「中國今天雖然已無亡國、亡種之憂，但亡教的危險依然存在。」「欲收拾人心，……挽救道德淪喪的世風，抵禦外來宗教肆無忌憚的入侵以及各種邪教的猖狂蔓延，除了重建儒教，……別無選擇。」亡教不知所云，傳統文化如果那麼脆弱，你想重建也建不起來。但要說亡教的威脅來自外來文化，而且外來文化還導致了今天我們的道德淪喪，我只能說杜先生幾乎沒有任何現實感。儒教即使重建，也不是為了和外來文化對立，儒教本身不會把外來文化視為文化侵略並不分緣由就把異質文化說成是邪教。相反，儒文化是開放形態的，本身就具有極強的包容性。所謂「和而不同」，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都是儒文化的精髓。佛文化和基督文化在教化上無不具有勸人向善的一面，和儒教並不衝突，儒教從來也不反對它們，而且願意接納它們。今天重建儒教如果是為了抵制以邪教為名的外來文化，不但有違儒家教義本身，而且鼓吹這種極端排他性的「文化崛起」，崛起的勢必是文化專制。按該文邏輯，由此形成的文化認同再遞進為政治認同，其結果更不堪。　　統觀杜文，注意其語境，不難發現，所謂重建儒教，其實是一次文化喊話。其喊話對象，不是別的，而是權力，是籲請權力重建儒教。杜文最嚴重的危險正在這裡。教化或文化，最怕權力染指，它很容易變成權力的統治之術。儒文化不是沒有這樣的教訓，當年漢武帝「廢黜百家，獨尊儒術」，今天莫非我們要讓這一幕重演？如是則文化專制不遠矣。　　(作者系南京曉庄學院教授)原載於2011-10-28 南方都市報 http://nf.nfdaily.cn/nfdsb/content/2011-10/28/content_32228321.htm真正的儒教並不可怕作者：齊義虎 日前邵建先生髮表了一篇題為《呼籲「重建儒教」為哪般？》的文章（《南方都市報》2011年10月28日），對杜吹劍先生在《文化不崛起，政治認同難一致》（《環球時報》2011年10月25日）一文中關於重建儒教的觀點提出了質疑。之所以會出現一方呼籲重建、一方質疑重建的觀點對立，關鍵在於雙方對於儒教的理解有所不同。 儒教到底算不算宗教？這個問題學術界早在前幾年就有過熱烈的討論。邵建先生認為：「儒教不是宗教，是在傳統中形成的儒家教化。」這裡無疑是把西方的基督教作為了宗教的標準來衡量儒教。但早在基督教傳入中國之前，古人便已有儒釋道三教之稱，可見儒教作為一派宗教是沒有問題的，有問題的只是今人對宗教形態的狹隘理解。而且即便從時間上看，若以孔子為開端的話，儒教至少也要比基督教早誕生500年，我們又怎麼能以後來的標準去否定前在的事物呢？ 接著上引的那句話，邵先生又說：「但，無論宗教還是教化，現代國家建構，無不是政教分離，亦即教化的歸教化，政治的歸政治。」這就奇怪了，既然儒教是教化而非宗教，又為什麼要恪守西方政教分離的原則呢？比如今天的教育和文化事業也屬於教化的範疇，可我們幾時聽過有人提議將教育和文化職能從政治中分離出來的？ 短短兩句話暴露出的不僅是邵先生的邏輯混亂，更反映了我們當下這個社會如此之多的似是而非的流俗意見。而這一切恰恰源於近代以來西方話語入侵所造成的中文語義混亂和中華文明主體意識的喪失。 現代人一聽到「儒教」兩個字馬上會想到西方的基督教，想到西方語言中關於宗教的標準定義，並以後者格義前者，要麼得出儒教不是宗教的結論，要麼就把儒教想像成中國的基督教。實際上此教非彼教，儒教與基督教完全是兩種不同的宗教形態。所以要想恢復儒教的真義，我們首須擺脫西方基督教之宗教形態的先入之見，從中國的歷史傳統和中文本身的語義去理解何為儒教。 在我看來，世間的宗教自古至今可以劃分為三大形態。第一類是以民神雜糅、通靈附體為基本特徵的巫教，這在世界各地的原始宗教中都可以得到印證，現存的薩滿教是其典型代表。第二類是以天人相分、一神孤照為基本特徵的神教，其典型代表便是作為一神教的基督教。而介乎二者之間、巫教與神教混合雜糅的便是魔教，可謂正教之歧出，如各種神秘主義的通靈派等。第三類是以敬鬼神而遠之、修人文以化成為基本特徵的文教，儒教正是其最佳典範。 依上面的分類標準，儒教毫無疑問是宗教，但卻是一種不同於西方基督教的宗教。與巫教相比，儒教早已絕地天通；與神教相比，儒教人文而不神秘。在政教關係上，巫教追求合一，神教力主分離，文教則主張一體而有所分工。在今天這個時代，政教合一已不可復，但政教分離也不可行。前者以神聖性壓倒世俗性，其失也鬼；後者以世俗性壓倒神聖性，其失也薄。而儒教的政教一體分工格局則可以調適聖俗、無偏無黨、教養兼備。因為政教一體故體用不二、靈肉不分，因為政教分工故權力制衡、預防專制。故儒教與政治既不是合一的同謀關係，也不是分離的對立關係，而是包含的協作關係，即儒教包含政治。這才就是儒教「在朝美政、在鄉美俗」的教化傳統。 近代以來，隨著西學西政的傳入，中國的政治徹底走上了捨己從人的西化歧路。先是以政教分離的原則斬斷了現代政治與傳統儒教的內在關聯，後又藉助進化論的虎皮扯起反傳統的大旗，以新與舊的區分偷換了好與壞的標準，以激進主義的輕狂和傲慢吶喊著要打倒孔家店，進而試圖徹底摧毀中國的傳統文化，以便為未來開闢出一塊乾淨的場地。但未來不是純粹的理念世界，而是歷史的生長和延續。政治制度可以學習模仿，政治文化卻無法複製移植。前者好比衣服，通過一紙憲法就可以不斷變換；後者卻是皮膚，連著血肉筋骨、歷史傳統，不是說變就可以變的。脫離制度的文化將成為沒有身體的遊魂，而脫離文化的制度也必然只是個沒有靈魂的空殼。中國自民國以來的種種政治亂象及其名實不副的失序狀態，無一不是外來之移植制度與本土之傳統文化之間脫節排斥的反應。而立足自家歷史傳統，將制度與文化重新合一，克服政教不調的失衡，這正是今天重建儒教的意義所在。 由於把儒教想像為基督教，所以導致邵先生有兩個擔心：一是儒教空洞的道德說教不足以制約政治權力，二是儒教藉助權力的重建可能走向文化專制。其實這兩種擔心都是不必要的。儒教歷史上又被稱作禮教、名教，而不論是典章之禮還是為政之名，都不僅僅是政治之外的道德說教，而是實實在在的制度規約。在基督教那裡上帝和凱撒是分離的，而在儒教這裡聖—王、天—人乃是一體的。歷史上的儒教除了心性儒學的那一套哲學化論述之外，更體現為以禮樂刑政為核心的制度文明，干春松先生的《制度儒學》一書對此有詳盡的闡發。只是到了近代儒教才遭到去制度化的政治閹割。唐文明先生在其《中國革命的歷程與現代儒家思想的展開》一文中對儒教的近代命運曾有過一個非常準確的概括，即辛亥革命之後儒教經歷了去政治化之後的宗教化退縮，新文化運動之後儒教又經歷了去倫理化之後的道德化抽象，前者以康有為、陳煥章的孔教會運動為標誌，後者以海外新儒家尤其是牟宗三先生的道德哲學為表現。在我看來，不論是去政治化之後的宗教化，還是去倫理化之後的道德化，根源都在於體用分離之後的去制度化，導致的結果自然是儒教的心性化、哲學化、抽象化、遊魂化乃至博物館化。 我們今天要重建的絕不是這種魂不附體、苟延殘喘的儒教，而是一個擺脫了皇權的壓制、祛除了現代的閹割、體用不二、完整健康的儒教。重建儒教不是在政教分離原則下去建立一個基督教那樣的教會組織，而是要重新回歸政治領域、以制度損益為內容。指向政治制度的儒教回歸不是要去裝飾權力，而是要規範權力。現代人一提到對權力的規範常常乞靈於西方的民主與法治，殊不知儒教內部一向不缺乏這方面的資源。在儒教看來，權力既不來源於家族的血緣傳遞，也不來源於民眾的抽象契約，而是來自於以德配天之天命，這才是真正的權力公有制。在權力來源問題上，儒教的天命民本論比之近代西方的契約民權論更為通達無弊，而後者在根源處還是沒能褪去權力私有制的尾巴。至於權力的分配，政—教之間的分權制衡一如西方之司法權力與行政權力之間的分立，即規範性權力與執行性權力、神聖性權力與世俗性權力之間的平衡。至於現代議會儒教也並非沒有自己的考慮。早在17世紀黃宗羲就已有學校議政的制度設計，而當世大儒蔣慶先生近年也提出了議會三院制、太學監國制的構想。總之在規範權力問題上，我們切不可過渡迷信西方的理論和制度，而遺忘甚至污衊我們自己的偉大傳統。 作為政教，儒教從來不缺乏以政行教的智慧；而作為文教，儒教又從來不缺乏和而不同的寬容，歷史上儒釋道三教和平共處就是極好的例證。所以邵先生關於文化專制的擔心完全是杞人憂天、不足為慮。其實所謂文化專制云云，不過是一神教思維下的夢魘，若能明辨文教與神教之不同，也就不存在類似之擔憂了。借用蔣慶先生的話說，儒教乃是王官學，其他宗教則屬於諸子學，二者分屬於不同的層面，儒教之一元獨尊無礙於諸教之多元並存。正是這種錯位分布、一統多元的宗教格局，使得中國避免了西方那種宗教戰爭的信仰衝突，各教派之間和平共處、並行不悖。如是之儒教，既有剛毅擔當的一面，又有溫文爾雅之一面，即便重建，又有什麼可怕的呢？ （作者單位：西南科技大學） 杜吹劍：《文化不崛起，政治認同難一致》（《環球時報》2011年10月25日） 網址：http://opinion.huanqiu.com/roll/2011-10/2113193.html 邵建：《呼籲「重建儒教」為哪般？》（《南方都市報》2011年10月28日） 網址：http://nf.nfdaily.cn/nfdsb/content/2011-10/28/content_3222832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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