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運動反倒促進了儒學發展: 學術界反思新文化運動, 稱運動宗旨並非「反孔非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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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運動反倒促進了儒學發展

學術界反思新文化運動稱運動宗旨並非「反孔非儒」

（見2015年3月19日《東方早報》）

澎湃新聞記者徐蕭

整整一百年前，中國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思想狂飆，即「新文化運動」。普遍認為，這場運動，在倡導「科學」與「民主」的同時，主要內涵是「反孔非儒」。所以，近些年，隨著儒學的復興，出現了一些聲音，認為在當時被視為進步的「反孔教」、「反儒教」，在今天更多表現為消極的影響，割裂了中國人與傳統的聯繫，因此，必須否定新文化運動。

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黃玉順教授對這樣的觀點不能認同。但他批駁的理由並非針對「反孔非儒」的對錯，而是從根本上認為，新文化運動的宗旨並非「反孔非儒」，並且新文化運動在儒學思想的發展歷程上產生了積極作用。

3月14日與3月15日，在新文化運動發軔百年之際，北京大學哲學系、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台灣大學哲學系、浙江大學人文學院和安徽大學文學院聯合舉行的學術研究活動——「新文化運動百年反思」系列學術研討會的第二期會議「問題與主義」在復旦大學舉行。在這次研討會上，黃玉順對他的觀點進行了闡述。本文根據黃玉順的報告和會議論文整理而成。

新文化運動為何被概括為「反孔非儒」

1915年9月15日，陳獨秀主編的《青年雜誌》（後改名為《新青年》）出版，並刊發了他作的發刊詞《敬告青年》，這在後來被視為新文化運動開始的標誌性事件。在《敬告青年》中，陳獨秀闡明《新青年》的辦刊宗旨而應有的「六義」：「自由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像的」。

而在第一義「自由的而非奴隸的」中，陳獨秀所提到的「自主、自由、平等、人權、權利」等關鍵詞，矛頭都指向了君主專制。黃玉順認為，「這些概念其實都可以歸結為『人權』，而與第六義的『科學』相呼應，所以陳獨秀在文章最後總結道：『國人而欲脫蒙昧時代，羞為淺化之民也，則急起直追，當以科學與人權並重。』」

據此，黃玉順認為，新文化運動的宗旨是「人權與科學」；「而在倫理政治方面，它的宗旨就是『人權』。」

傳統儒學因為在很長一段時間裡與君主專制聯繫在一起，就是所謂「制度的儒家化」和「儒家的制度化」，所以被視為「人權與科學」的對立面。正如陳獨秀在《本志罪案之答辯書》（1919年1月《新青年》）中所言，「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這些為新文化運動所反對的東西，在過去都被貼上了「孔」、「儒」的標籤，所以，新文化運動便被概括為了「反孔非儒」。

對「孔教」的批判並非「反孔」

在新文化運動所批判的對象中，三個概念出現的頻率很高，就是「儒教」、「孔教」、「禮教」。其中的「儒教」，大致上包括了「孔教」和「禮教」兩層概念。因此，黃玉順主要分析了新文化運動中的「孔教」和「禮教」究竟指什麼。

關於「孔教」，儘管在新文化運動中有時確實是指整個的孔子儒學，但黃玉順認為那是屬於矯枉過正的偏激之辭，更多時候並非泛指孔子的學說，而是特指康有為等人所鼓吹的那種「孔教」，以及與之相聯繫的君主專制復辟勢力。

黃玉順指出，在當時，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人物恰恰有不少的尊孔言論。如陳獨秀說「我們反對孔教，並不是反對孔子個人，也不是說他在古代社會無價值」，「在現代知識的評定之下，孔子有沒有價值？我敢肯定地說有」。又如胡適也說孔子「基本上是一位政治家和改革家」。

魯迅在1935年發表了《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黃玉順認為，僅從標題上就能明白：新文化運動所批判的的乃是「在現代中國」（指新文化運動時代的中國）的孔子，而非原來的孔子。

這就是說，新文化運動所批判的「孔教」是有其現實的實際所指的，即：並非孔子的學說，而是康有為、陳煥章等人的「孔教」。黃玉順認為，新文化運動興起的時期，正是康有為等倡立孔教活動的活躍期，二者之間是存在直接聯繫的。由於康有為等人主張把孔教奉為國家，列入民國的憲法，擁護袁世凱復辟，才引起新一代知識分子的憂慮和深思。1913年，袁世凱「天壇憲法」草案第19條規定「國民教育以孔子之道為修身大事」，在國會上引起爭論；後來這一爭論由國會發展到思想文化界，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導火索。

反對「禮教」不是「非儒」

即便我們承認，新文化運動不是反對孔子，但是新文化運動中批判的「禮教」難道不是指儒家思想嗎？黃玉順認為也不是，新文化運動所批判的「禮教」也有其具體所指，「並非所有的、整個的儒學，而是古代的、特別是專制帝國時代的儒學，而且尤其是其中屬於形下學範疇的倫理與政治的層面。」

黃玉順注意到，新文化運動批判的「禮教」，基本上集中在儒學的「禮」的層面，就是社會規範及制度的層面，而不怎麼涉及「仁」、「義」等概念。更具體地說，新文化運動的矛頭所向，基本上是秦漢以後的帝國時代、亦即家族皇權時代的制度規範。

陳獨秀本人也對春秋戰國前後的社會規範及其制度作出了界定，認識到王權時代的封建和皇權時代的專制之間的差異。而皇權專制的制度規範的核心架構就是「三綱」，這也就是新文化運動在「禮教」這個層面上的主要批判對象。

新文化運動促進了儒學的現代轉型

在黃玉順看來，新文化運動不僅不是一場「反孔非儒」的運動，反而對儒學的發展具有非常積極的意義，從根本上說，是促進了儒學的現代轉型。

那麼，究竟是怎麼樣的積極意義呢？黃玉順總結了三個層面：

1、倫理學與政治哲學層面。新文化運動對儒學在王權時代、特別是皇權時代的制度規範的批判，恰好為儒學在民權時代的制度規範重建開闢了空間，這正好是符合儒學原理的。按照儒學原理，「禮教」屬於形而下的社會規範及其制度，是隨生活方式的轉變、社會的轉型而轉換的，這就是孔子所說的「禮有損益」。例如，現代新儒家「內聖開出新外王」的觀念，明確地訴諸「民主與科學」。

2、儒家形而上學的重建。早在維新運動時期，儒學的自我變革就已經不限於所謂「制度層面」了，康有為、譚嗣同等人已經開始嘗試儒家形上學的重建。至於20世紀的現代新儒家，那是更加自覺地重建儒家形上學，例如馮友蘭的「新理學」、牟宗三的「兩層存有論」都是很精緻的現代儒家形上學。

3、重新發現儒學的本源性觀念。這種更加本源、最為本真的觀念層級，在黃玉順看來，就是「生活」的觀念。孔子儒學之所謂「仁」，原非什麼「形而上者」、「形而下者」，而是本真的生活情感。孔子之所以講「禮有損益」，強調社會規範、社會制度要適應於當下的生活方式，那是因為他有一種根本的態度：尊重生活。

在最後，黃玉順特別提到學界至今很常見的一種通病：誤將「古今」之變視為「中西」之異。「反儒學者，往往用西方的現代思想觀念來衡量儒學的古代形態，而以為『中西』對立；而持儒家立場者，也往往用古代的儒學來對抗現代的西方思想觀念，也以為『中西』對立。」兩者在思想方法上都是成問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