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周興：海德格爾與後哲學的思想前景(3)
海德格爾的「形式顯示的現象學」意在尋求一種前理論的、非客觀化（非對象化）的經驗構成方式，即對個體性實存（生命）體驗及其周圍世界的現象學的「思」與「言」。它所面臨的問題是：如何思想與言說動態生成的、不確定的個體實存（個體生命此在及其生活世界）？從這種「思」與「言」出發，如何達到一個普遍之物或者存在？換種說法，個體言說如何獲致普遍意義？海德格爾在20世紀30年代之前（特別是以《存在與時間》為代表）動用了舊哲學（作為實存哲學的形而上學）的表達，藉助於現象學的直接啟思的力量，對舊哲學詞語作了一種激發性的改造，形成了一套在他看來指向此在實際生命、有可能顯示此在實際處境、並且對此在生命具有實行訴求的實存論思想詞語，從而達到了個體分析和言說——實存論沉思和言說——的頂峰。
而前期海德格爾所面臨的困難也在於：在這樣一條實存論存在學——人們通常所謂「存在主義」——的思路中，海德格爾在思想策略上只能通過「此在」之放大和彌散獲致普遍性，因而難以避免主體性形而上學的危途；在表達方式上，海德格爾只能動用傳統形而上學（實存哲學）的基本詞語，雖然頗多創新，但也不免乏力和局促。這種困難正是導致海德格爾轉向其他思與言的新嘗試的動因所在。 二、與詩為鄰的思想 1930年之後的後期海德格爾對於形而上學的反思更為徹底，而且放棄了前期那種重構哲學的企圖。如果說前期海德格爾主要是從存在學哲學的角度批判形而上學，因此提供的是一種以希臘哲學為主線的解構方案，那麼，後期海德格爾的「存在歷史」分析則是一種更為全面的形而上學批判工作，它包括了對希臘哲學傳統線路上的存在學批判和希伯來—基督教傳統線路上的神學批判。這是對形而上學問題結構的更深入的揭示。而這裡所謂形而上學問題結構，我們可以把它表達為「先驗—本質追問」和「超驗—實存追問」的雙重結構。⑩不僅如此，海德格爾後期乾脆放棄了前期那種通過現象學和實存論來重建哲學的努力，而致力於探索一種後哲學（非哲學）的「思想」，於是形成一個海德格爾「存在歷史」觀意義上的「轉向」，即從哲學到思想的「轉向」(Kehre)。促使海德格爾實行這樣一種「轉向」的關鍵人物，無疑是哲人尼采和詩人荷爾德林。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海德格爾辭去弗萊堡大學校長之職後，開始同時關注和闡釋尼採的哲學與荷爾德林的詩歌，用力甚巨，令人驚奇和讚歎。從哲人尼采那裡，海德格爾所汲取的東西不僅僅是對西方哲學和神學傳統的全盤否定和顛覆精神，而且還有尼采通過研究希臘悲劇時代的文化而形成的文化理想和文化觀點。而從詩人荷爾德林身上，海德格爾找到了自己思想的一個詩意配對物，他把荷爾德林稱為「詩人中的詩人」，引為自己的同路人。海德格爾在荷爾德林身上發現了詩的力量，聲稱：「很可能有一天，我們必須從日常性中退出，必須退到詩的力量中去，然後再也不會像我們離開時那個樣子回到日常生活中去了。」(11)
哲人尼采對荷爾德林的推崇顯然構成一大助力，促使海德格爾去關注這位差不多在文學史上死而復生的詩人。還不止於此，海德格爾關於「詩」(Dichten)—「思」(Denken)分合的思想，顯然源自尼采關於希臘悲劇時代藝術與哲學之關係的觀點。尼采主要著眼於藝術的肯定性（創造性）與哲學的否定性（批判性），把藝術與哲學視為文化中兩種基本力量；尼采認為，希臘悲劇時代之所以構成希臘文明的最高峰，乃是因為在悲劇文化中藝術與哲學這兩種基本文化要素達到了一種控制性協調。(12)海德格爾完全接受了尼采這種藝術—哲學觀，確認了「詩」的創造性（肯定）與「思」的保存性（否定），甚至也接受了尼采關於「詩人哲學家」(Dichter-Philosoph)這一「新人類」類型的預期；進一步，海德格爾更喜歡把「詩」與「思」的關係喻為「近鄰」，以此來暗示「詩」與「思」——藝術與哲學——之間應有的相互交織、親密區分的理想狀態。我們知道海德格爾也與尼采一樣，設定了前蘇格拉底（悲劇時代）的完美文化狀態，而這種設定是有當下指向的，在經過哲學（形而上學）時代的文化畸變之後，現在的關鍵問題是要探測後哲學的文化前景。海德格爾為自己找到了一個詩的「近鄰」——詩人荷爾德林。因此正如薩弗蘭斯基指出的那樣：「荷爾德林是詩的詩人，海德格爾想通過詩本身的詩這一媒介來把握自己的活動：思想本身的思想。」(13)
我們知道，荷爾德林賦予詩人以介於「民眾」與「諸神」之間的「半神」(Halbgott)地位，剛剛從權力—政治舞台上退出來的海德格爾似乎由此找到了自己作為思想家的相應定位。而另一方面，從1930年代以後，海德格爾把「詩」與「思」規定為「存在之真理」的發生方式，而並不僅僅是——並不首先是——人類的主體性活動方式。這一點在1930年代中期的《藝術作品的本源》一文中已有清晰的闡述：在那裡，藝術（詩）被規定為原始的「存在之真理」 （澄明與遮蔽）向「存在者之真理」（世界與大地）實現的基本方式。在相應語境中，海德格爾也提到了「思想」、「犧牲」和「政治」（「建國」）等。而在這樣一種規定中，我們一方面看到海德格爾對於「詩」與「思」、詩人與思想家的顯突地位的強調，另一方面又看到他對於主體性哲學及其對象性思想方式的自覺防禦。愈到後期，海德格爾這種自覺益發明顯，把「詩」與「思」看做人「應合」、「響應」於存在（本有）的方式，是「從……而來」(von)的方式，而非「對……」（über）的方式。海德格爾希望喚起這樣一種經驗：「一切凝神之思都是詩，而一切詩都是思。兩者從那種道說而來，這種道說已經把自身允諾給被道說者，因為道說乃是作為謝恩的思想。」(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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