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原作之隱形

摘要：翻譯文學創作過程中的「原作之隱形」或「譯作之不忠」現象一直是中國譯界研究的敏感區域。本文作者試圖以勒菲弗爾的「三要素」論來分析這一隱形現象存在的必然性，從文化的角度闡述了隱形與譯者地位、隱形與翻譯學科建設以及隱形與翻譯評介的關係。 關鍵詞：隱形；詩學；意識形態；贊助人；翻譯文學；關係 Abstract: The author』s invisibility, or the unfaithfulness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has always been a controversial topic in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Why is the translator dissatisfied with the 「formal equivalence」 between words from different cultures? Under what circumstances will the author of the source text be invisible?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uthor』s invisibility and the translator』s visibility? From a cultural perspective, how does the notion of invisibility a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the pursuit of translation criticism? The author attempts to find answers to these questions by employing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based on Andre Lefevere』s views on the influence of poetics, ideology and patronage on the production on the production of translation. Key words: author』s invisibility; poetics; ideology; patronage; translated literature; relationship 在翻譯文學的創作過程中，譯者在處理原作時，由於不同的策略取向，會導致原作不同程度的變形，譯作不同程度的失真，筆者將這種翻譯文學中的變形現象稱為「原作之隱形」。 「原作之隱形」，換言之即「譯作之不忠」，這一現象一直困擾著翻譯界。在翻譯過程中譯者為何不「依樣畫葫」？原作會在何種情況下隱身於譯作之後？原作的隱形與譯者地位、翻譯學科建設和翻譯評論之間究竟有何因緣？這是一個值得譯界深入探討的課題。在本文中，作者試圖從勒菲弗爾的「三要素」理論入手，對此現象作一文化透視。 理論依據 安德烈·勒菲弗爾（André Lefevere）是文化學派的典型代表。他在《翻譯、重寫以及對文學名聲的操縱》一書中闡述了關於翻譯的「三要素」理論。勒菲弗爾認為，翻譯是對原文的重寫。翻譯不能真實地反映原作的面貌，主要因為它始終都受到三種因素的操縱：詩學觀（poetics）、譯者或當代的政治意識形態（ideology）和贊助人（patronage）。翻譯文學作品要樹立何種形象，譯者的觀點取向和翻譯策略都與意識形態和當時的譯語環境中佔主流地位的詩學觀緊密相關。而贊助人，包括政黨、階級、宮廷、宗教組織、出版社和大眾傳播機構等等，都無時無刻不在操縱著翻譯活動的全過程（Lefevere, 1992a）。 勒菲弗爾的「三要素」論對長期以來為翻譯「對等」的樊籬所縛的翻譯界無疑帶來了一股新鮮空氣，它為研究各種翻譯現象提供了新的文化參照系。那麼，它對於「原作之隱形」現象又具有怎樣的解釋力呢？讓我們來看一看種種隱形情緒背後所蘊藏的禪機，或許能夠發現異樣的謎底。 隱形情結和因緣種種 一、 隱形與詩學 詩學，根據勒菲弗爾的定義，包括兩個方面：第一是指文學技巧、文類、主題、人物、環境和象徵，另一方面是指文學的社會角色。前者構成文學的功能，而後者則主宰著文學作品的影響程度(Lefevere, 1992a:26)。 在翻譯中，由於譯者心目中的意向讀者和服務對象來自譯語系統，譯者本身又浸染於譯語系統文化當中，譯語系統的主流文學形式和當時社會流行的文學觀在這種「作用」下發生變形。這種變形首先是譯作對原作的語言，特別是語法結構、邏輯形式、文體風格等方面的改變。 語言上的隱形可以發生在各種各樣的語篇當中，即使是權威的經書典籍比如《聖經》和赫胥黎的《天演論》這樣的作品，也會由於詩學觀的影響在譯者的詮釋和解構中發生變化。例如，路德（Martin Luther）在以德文譯《聖經》時就經常添加一些表示「轉折」的連詞，比如「Allien（但是）」。這是因為，雖然拉丁希臘文中無此原文，但德語的語法結構卻要求他作這樣的改變（蔣百里，1921）。而對於嚴復是如何配合他的「用心」鄭重地選用了當時流行於士大夫之中的桐城派古體，又是如何根據漢語的習慣將《天演論》進行「化整為零」的拆變，則早已成為譯壇百年之佳話。 語言的隱形不僅受到社會主流文學觀的影響，有時還為譯者本人的文學觀和審美意識所操縱。這種隱形在詩歌和戲劇翻譯中尤為明顯。例如：對於拜倫的《希臘島》（The Isles of Greece），不同的譯家便採用了不同的文體。以第一句為例： The isles of Greece, the isles of Greece! Where burning sappho loved and sung,… 梁啟超譯文：（沉醉西風）咳！希臘啊！希臘啊！你本是和平時代的愛嬌，你本是戰爭時代的天驕！…… 馬君武譯文：希臘島，希臘島，詩人沙孚安在哉？愛國之詩傳最早。…… 蘇曼殊譯文：巍巍希臘都，生長奢浮好。情文可斐斐，茶輻思靈保。…… 胡適譯文：嗟汝希臘之群島兮，實文教武術之所肇始。 詩媛沙浮嘗泳歌於斯兮，亦羲和、素娥之故里。…… （謝天振，2000：146-147） 對於拜倫這首著名的詩篇，同一個國家的譯者，為什麼樣會有這些不同的處理方式呢？一方面譯者要借詩明志；另一方面，更由於各自的文學觀和審美意識不盡相同。梁啟超要用他的元曲全來宣揚政見，馬君武則採用七言古詩來哀嘆民族的命運，蘇曼殊取五言詩體來抒發個人情懷，而胡適則要用離騷體來進行語言文化比較（杜爭鳴，2000：48）。他們都有以自己的文學觀從不同的欣賞角度給譯作塗上了濃烈的個人色彩，重塑了拜倫詩中的藝術形象和不同的拜倫形象。 文體方面的變形不僅將原文結構或文體隱身於譯作之後，同時還可以導致風格的變形。風格上的隱形，可以發生在語言的各個層面，有時甚至是一個詞的添減便改變了整個面貌。如： It was even twy light when he entred the cittie of Antium, and many people met him in the streets, but no man knew him. So he went directly to Tullus Aufidius house, and when he came thither, he got him up straight to the chimney harthe, and sat him downe, and spake not a worde to any man, his face all muffled over. They of the house spying him, wondered what he should be, and yet they durst not byd him rise. For, ill-favoredly muffled up and disguised as he was, yet there appeared a certaine majestie in his countenance, and in his silence: Whereupon they went to Tullus who was at supper, to tell him of the straunge dhttp://www.jiedu.org/28365365db47/isguising of this man.（十六世紀英語）（王克非，2000：292） 這是英國十六世紀文藝復興時期的散文譯家諾斯（Thomas North）從阿米歐的法文轉達譯普魯塔克的《希臘羅馬貴人傳略》中寫柯里奧蘭納斯一書的開場白。風格既無阿米歐的古典，也不像原作者普魯塔克，而是一段頗具諾斯色彩的生動活潑、充滿戲劇色彩的新篇。其中，「They of the house spying him」中spying是諾斯為原作所加的頗為戲劇化的一筆，而文中新增的副詞ill-favoredly亦使整段譯文更富神秘色彩。 如果說，語言結構和文體風格上的變形只是不同程度地碰破原作的「形」與「殼」，那麼，譯語文化與原語文化的錯位則會或多或少地觸及原作的「靈」與「肉」。 二、 隱形與意識形態 意識形態，指的是社會的、政治的思想觀念或世界觀。它可以是社會的、上層的，也可以是個人的（Lefevere, 1992b）。 意識形態使用於翻譯過程時，造成原作的文化在譯作中的隱形。「翻譯為文學作品樹立何種形象，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譯者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可以是譯者本身認同的，也可以是贊助人強加給他的」（Lefevere, 1992a:41;陳、張，2000：177）。因此，在不同的意識形態的支配下，原作中帶有民族文化特性的東西就有可能褪色、變形乃至消失。 比如，傅東華在翻譯瑪格麗特·米歇爾的《飄》時，為了讓譯文符合中國讀者的文化意識，有意將男、女主人公Red Butler和Scalet譯成了頗具中國色彩的「白瑞德」和「赫思佳」。傅東華是「不必字真句確地譯」（謝天振，2000：148）的擁護者，他從譯語文化出發，將原語的姓氏文化隱形，從而把讀者引入他所營造的文學氛圍。 又如，蘇曼殊在譯雨果（Victor Hugo）的《悲慘世界》時，為了呼應當時提倡西方「科學」、「民主」和「打倒孔家店」、推翻封建制的主流意識形態，特意杜撰了一段故事，並增加了原作中不曾出現的人物男德，同時借男德之口，吐出了一段批判孔子的話(王宏專，1999：40)。 文化隱形的現象在有關倫理道德的小說中表現更為明顯。在20世紀初蟠溪子所譯的《迦因小傳》中迦因未婚先孕的一節即被譯者刪除（陳、夏，1997），因為當時中國社會的倫理道德不允許女子越雷池半步。《查太萊夫人的情人》節譯本中有關性愛描寫的許多場面都被刪減（成、周，1998），因為當代社會雖然開放了許多，但其主流意識形態仍不鼓勵性開放。而針對古希臘劇作家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的名劇《呂西斯忒拉忒》（Lysistrata）中的台詞，不同的譯者所作的不同處理足以讓我們對異國情調刮目相看。 在Lysistrata這幕劇劇終時，女主人公在請由裸體美女扮演的「和平(Peace)」把斯巴達的和平使者帶來時說了一句台詞：「En me dido ten cheira, tes sathes age.」直譯：If he doesn』t give his hand, take him by the Penis.對於這句台詞，不同的譯者的處理方式是： ① If any do not give his hand, lead him by the nose (By William J. Hickie 1902). ② If they don』t give a hand, a leg will do. (By A.S. Way 1934) ③ If hands are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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