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求新聲

　　比如說我最近也寫了一個所謂國學的文章。所謂國學，國學是漢學一個變種而已，當然很多人可能不同意。但是汪暉在這裡面做出的貢獻就是，汪暉是文學出身，我是學歷史的，我覺得他提出的歷史問題，已經超越了文學和歷史的界限。我們現在非常細化，有了二級三級學科的劃分，越來越窄，汪暉跨越了這個，當然現在歷史學界可能不承認，但是未來幾年幾十年裡面，像汪暉這樣跨的學者肯定會越來越被承認。當然現在有人提出異議，跨這個是不是更加強化了專門化本身的特色、特性，比如歷史性跨了人類學，人類學跨了歷史學，是不是強化了這點？

　　但我覺得，就目前中國的學術生態來說，我們只能在跨的上面尋求文章，找不到其他的途徑。在這點上，汪暉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範本，他提出關於帝國的問題，就是想超越民族國家。關於帝國，我跟他有分歧，他過度受到西方歷史演變的影響，他直接移植過來，是不是合適，我們再討論。但是比如他關於合法性的問題，最近我比較關心清朝早期的合法性成立的問題，他在四大卷里，「帝國與國家」這一卷特別提出經文經學和帝國合法性大一統形態的關聯性，甚至是大一統一個建構的資源，這個對我非常有啟發。我覺得在跨的點上，汪暉給我們樹立了一個典範，在消解所謂西方的規範化，同時拒斥假問題假裝作出姿態的本土化，在兩者之間來回跨的過程中，他樹立了一個榜樣，這點是我們加以肯定的。

　　最後關於跨的問題演變的問題。我剛才說了，我們不僅在捧汪暉，汪暉是範本，我們要看到他的困惑，他本身的苦惱，我覺得他的苦惱就是他的不確定性。當他自己跨的時候，他自己的位置是什麼？就是他自己在書中也提到的身份認同的問題。他現在自己很難把這點確立下來，當然我們不說代言人這個詞，有人說他代表了中國向西方，從西方看又代表了中國，變成了中國現有思潮的代言人。但是我覺得，我個人認為，這對他來說是危險的，他可能圍繞著全球化給他設定的很多議題，自覺充當全球化過程中中國跟西方溝通之間的角色，可能某種意義上變成西方話語某種意義的代言人，這點是他可能遇到的困難，可能是我們做人文學者、社會科學的學者面臨的問題。當大家把你作為一個符號、一個領袖放在那個位置的時候，西方認為你是中國代言人的時候，就會遇到一系列問題。

　　我覺得他的問題在哪兒？我跟汪暉是老朋友。當然咱們不能老是說汪暉不得了，沒有問題，汪暉的確非常不得了，是我們這代人的驕傲，但是他的困惑是什麼？我希望以後的討論多說些困惑，少說寫溢美之詞，這是對我們整個學術發展健康生態的期待，也是對汪暉、對自己有所期待。謝謝。

　　主持人：請北京大學賀桂梅老師發言。

　　賀桂梅：很高興參加這個會，每位發言者提出的問題對我很有啟發，我覺得我們會場是一個很良性的討論問題的空間，我願意參與其中。我的發言圍繞著20年來學術思想的變遷，我想在這樣一個比較大的歷史視野裡面落解讀汪暉的學術思想工作。我們今天來談20年來學術思想的變遷，可能有一個關鍵的問題，就是說80年代知識界形成一個共識，在90年代的分化，實際上90年代以來發生的所有這些論爭，核心問題不是90年代不同的立場或者不同知識脈絡之間的分歧或者論戰，而事實上是80年代和90年代的論戰，而且這個論戰一直延續到今天。

　　我們經常說80年代是一個共識的時代，就是知識界形成普遍共同的一些問題、關注、立場，這個共識是建立在一系列二元對立基礎上，一個現實的態度就是是否支持改革，然後由這個引申出來的知識的學術的思想立場等等的二元對立，包括計劃和市場、國家和社會、革命和現代化、傳統與現代等等。

　　我想說，我們今天置身其中的學問體制和我們主流的知識體制本身，其實也是在80年代改革過程當中形成的。我們追溯歷史不要太遠，70年代後期80年代初期高考制度，尤其是學位制度出來的一群人，可以說90年代最活躍的一批人，其實我們也會簡單把他們叫做85學人，因為他們是新建的博士學位、碩士學位制度第一批畢業者，在80年代這樣一個共識的時代，同時建立了學院體制，而且一套主流的知識體制，那這個學院體制和知識體制本身不是30年的歷史，本身就是改革的一個構成部分，不止是它的產物，而且也是一個構成部分。正因為它是一個構成部分，所以80年代那個共識的建構其實是一種後冷戰的二元對立也落實在學院體制的主流知識當中。

　　90年代產生的分化，最重要的是你怎麼看待80年代形成的學院知識體制，然後你怎麼回應和描述90年代以來新的社會問題。我認為汪暉對問題的判斷和他由此建構的一種批判性的學術思想，我覺得是非常的突出，也產生了很廣泛的影響，他對現實問題的判斷，是基於他思考的八九十年代的轉變到底是什麼。

　　簡單來說，大概有三點，80年代開啟的市場化和私有化進程，在90年代的時候這個市場化和私有化不能作為一個解決問題的方式，相反帶出了更多問題。

　　第二，作為市場化目標的全球市場體系本身也面臨著危機。

　　第三，還有一個參照視野，就是參照前蘇聯和東歐的前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他把這個作為他討論中國問題的參照，他說他和新自由主義的人，一個基本分歧集中三點，第一，怎麼看待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就是國家和市場的關係，另外一點，怎麼看待產權問題，第三，怎麼看待民主。

　　他的所有學術思想的建構，基本上圍繞這些問題的論爭形成的。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發在《天涯》上，我描述汪暉的學術思想，我關心他給我提供的是一種批判性的主體性，或者我也把它描述成作為一種方法和政治的整體觀。在我的解讀當中，我認為汪暉的研究，我們可以說他是跨學科的，也可以說是跟國際互動的，但是我覺得，他其實並不是因為他要跨學科，我們就這麼界定他，並不是因為他要超越單一的民族國家，我們就說他是全球式，我認為他有一個總體的方法論，這個方法論要說起來，是馬克思主義的。比如盧卡奇說，馬克思主義真正的方法並不是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這樣的描述，也不僅僅是對市場方式的描述，真正的方法論是一種總體的歷史辯證法批判的視野。我認為汪暉已經形成了他的一個批判的思路或者基本的研究路徑，就是這樣一個總體性的視野。

　　這種總體性的視野，是在跟80年代形成的主流知識體制兌換的過程中形成的，他批判80年代主流的知識體制是現代化的意識形態，因為所有這種知識、這些思想、這些社會的運作方案，他都強調是以單一的民族國家，就是在中國裡面講問題，並且以中國完全現代化作為訴求。然後他提出的是一種全球的或者一種批判的全球化視野，他自己叫馬克思主義的全球化視野，他並不把這個全球化作為後冷戰時代一個新的歷史階段，而是把它視為歷史資本主義一個新的階段。然後在這個前提下，他來描述，曾經在以前國家和經濟的關係怎樣，然後在新的階段當中，又發生了哪些變化。這樣的話，他對中國問題的分析，是建構在一個他自己叫霸權的多重構成上。就是跨國，同時把中國問題放在裡面，同時中國又不是一個整體，在中國內部又有一些中心。他希望形成一個總體的批判視野。這個總體的批判視野之所以可能，就是因為資本主義這個巨型機器。歷史的經濟體是一直滾動到今天的，你要討論這個對象的時候，你沒法在一個單一的視野裡面，更不可能像新自由主義那樣簡單的把自己放在一個國家的對面。

　　第二，前面很多老師也講過的，我最感興趣的就是，汪暉建構了一種新的批判性的知識。這種批判性的知識，表面是一個跨現代知識、跨現代學科分類，其實因為這個知識本身是一種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延伸出來，同時他又批判性的重構了一種像布羅代爾政治經濟學或者歷史社會學新的知識，他不止是跨，我覺得他整合出了一種新的批判知識。由於經濟體的滾動不僅是經濟問題，同時是政治問題、社會問題，所以他試圖通過對資本主義經濟體的滾動方式、運轉方式總體，整體來看問題，他認為所有這些文化、政治問題可以在一個總體當中被討論。

　　所以，他有一個說法，叫形式主義的理論，他認為那種專業化，那種絕對的，或者新自由主義式的理論是一種形式主義的理論，然後他試圖討論一種實質的歷史關係。我覺得他追求一種新的批判知識，還是很清楚的，尤其在他後來討論中國問題的文章，比如現代性批判、跨體系社會等等，這些文章里表現得比較清楚。

　　我感興趣的還有一個問題，也就是我們後面討論的，也就是說，汪暉的學術思想，其實是激活了90年代以來，我們討論中國問題的空間。因為用80年代的那套知識，已經沒有辦法回應現實問題了，而汪暉的探索，使得我們來討論一個叫中國問題的東西成為可能，也有了那樣的空間，要不然的話，我們全部回到我談經濟學、你談政治，就回到那種分類的學科體制裡面。

　　我感興趣的是，汪暉有三個區分，他區分的是學術、思想、政治。這個學術，我理解是建構一套新的批判知識的一種學術，這個學術本身是很嚴謹的，同時他又說不要為了知識生產而知識生產，他強調思想，這個思想就意味著它是有原創性的，是跟社會之間是有互動關係的。

　　同時，我想他也強調，怎麼使思想變成一種政治？他可以變成一個社會力量參與到問題的討論當中，不止局限在學院當中，我覺得在這一點上，我們還可以再討論。另外汪暉自己，他一方面建立了學術和社會之間的這種聯繫，同時他又划了一個邊界。他對政治社會問題的討論是通過思想理論和學術的方式來表達的，然後他又說思想學術和政治相互關聯。但是它們之間需要一定的界限，從而能夠保障反思的空間和自主性。

　　我自己一直困惑的就是，這種學術的現實關懷和它的自主性的關係，這個東西到底怎麼辦？尤其在我們這樣一個時代，怎麼實現批判的知識分子的功能？這也意味著你怎麼用更總體的、更批判性的看待學院的功能？同時也思考學院、國家、社會、媒體等等這些複雜的關係，因為劃邊界就是建立互動關係，而不是把自己圈在學院裡面，但是這個問題我沒有考慮得特別清楚，我們第四部分會討論這個問題。

　　戴錦華：我插一句，我覺得這也是我的困惑，我對汪暉近期的質疑也是總體性，他不忌憚使用總體、實質這樣的詞，我非常地忌憚。因為總體、實質這樣的詞背後是西方主流邏輯和霸權邏輯的東西。我質疑汪暉不忌憚地使用，但是我知道汪暉表達的力度正在於他不忌憚地使用，當我們忌憚地使用，當我們不斷反本質主義或者反總體論的時候，我們面對的是浩浩蕩蕩、不可阻擋的整體性的資本主義。那我們可能性在哪裡？我們不是來這兒誇汪暉的，我們是藉助他的思想分享我們的問題。

　　主持人：我們請北京北京外國語大學的王炎老師發言。

　　王炎：這個題目是回顧。我想從13年前汪暉一篇重要文章《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和現代性問題》談起。這和我個人的經驗有特別大的關係，當時我讀這篇文章，應該說是似懂非懂，因為當時還在讀書。但是那篇文章給我的震動非常大，因為提出的很多問題，都是90年代末非常新、非常有衝擊力的視角，把中國的現實問題，對現實的評價，一個總體性的提了出來。我想這可能不僅僅是我個人感到衝擊，整個當時中國學界、思想界在很短時間內對這個文章作出了回應。比方李歐梵老師很快開了一個會，這個會就是研究這篇文章的會議，很多學者參加討論許紀霖一年之後也是開了一個會，也是對這篇文章進行回應，等等。這篇文章，真的引發了當年思想界的左右之爭的一個導火索。

　　從這篇文章之後，中國學界一個公開的討論，一個巨大的對現實討論的空間展開了。回顧這篇文章，它在當年或者在今天，它如何可能展開這樣一個空間？它的內在的力量在什麼地方？這仍然是一個問題。我和季劍青他們有一個讀書會，這個讀書會已經兩年了，我們討論問題的時候，汪暉的名字總會出現。談到中國問題的時候，繞不過他，有些問題談的時候，別人會說其實汪暉已經談過這個問題了。

　　汪暉的思想和汪暉的作品，我覺得對中國今天的學界、思想界的影響，塑造了大家思考問題的一些基本出發點。

　　我再回到這篇文章，他提出什麼樣的問題，為什麼會產生這樣大的影響？在中國學界出現了左右之爭長達十幾年的爭論，我同意賀老師的說法，汪暉的思想，這篇文章是80年代和90年代的對話。在89年的時候，整個運動中，經常在旗幟標語上出現一個形象，鄧小平、毛澤東穿著黃袍的形象、對中國80年代，比如新啟蒙主義對中國現狀的判斷就是封建的、前現代的、專制的、計劃的，另外一個就是現代的、啟蒙的、自由市場的、自由的兩元的思維關係，這是80新啟蒙思想的角度和結構。90年代有對這樣思想的反思，但是回應的方式和汪暉的文章不一樣，就是94年人文精神大討論。那時候的回應已經看到了自由化市場經濟帶來了很多問題，回應的方式是把問題進行一個倫理或道德層面的一個批判。前面一個資源，80年代初已經出現了所謂的馬克思主義的人文早期作品，人文的馬克思主義，那時候作為批判封建、專制、計劃，用馬克思主義批判社會主義的方式，在80年代初已經出現了，我覺得在93、94年的時候，人文精神討論中，更加強調人性、個人道德操守、個人道德實踐的批判方式。汪暉在1994年寫了這篇文章，在韓國的刊物上發表，後來翻譯成中文於1997年在《天涯》發表。

　　他提出不同的說法，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是一種悖論式的社會主義，也就是說，是一種悖論性的現代性計劃，是一種反資本主義的，最終目標是要實現現代化的計劃。新時期鄧的社會主義是一個現實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他把中國有效地納入到全球資本主義的一個大的環節之中，所以對中國現實的判斷，已經不能再用傳統現代、封建專制與自由市場啟蒙這樣的話語，這是無效的。必須首先在於對於中國現實有一個全新的判斷，之後我們才可能做出有效的批判。這個判斷就是中國的社會，包括官方意識形態已經納入到全球資本主義的機構之中。所謂的人文精神的討論，所謂的啟蒙主義的討論，其實都是現代化或者全球化資本主義國家意識形態的組成部分，而不是真正意義的批判。

　　我覺得這個觀點，可能是當時我和整個學界對他的文章感到震撼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有意思的是，13年後的今天，這個判斷，仍然是左右爭論的一個焦點。也就是說，我們在13年之後，今天他的觀念成為常識，但是我們沒有同意，沒有形成一個共識。這個判斷的爭論，這個判斷彼此的衝突，是汪暉事件背後真正的原因。

　　在這個會上還有以後的學術討論中，我們對中國現實的判斷還是要放到桌面上，用更加直接的方式來討論爭辯我們面臨的問題，謝謝。

　　主持人：中國社科院靳大成老師發言。

　　靳大成：汪暉事件出來以後，我做了一點準備，談規範問題，我想寫一篇文章，關於「規範」的問題，不是簡單地回顧關於中國學術自主性的討論，而是我們看看人們說的一套東西，是否能夠增進我們對80之前、八九十年代相關的學術思想變遷，對這個問題有沒有很好的理解。托瑪斯-庫恩的範式理論，對我們理解這段歷史，有沒有幫助？

　　處理這個問題的時候，我談八十年代學風的短文提了幾個範例。那幾個範例我作為正面的例子來提的，但是沒法說他的問題，比如像金觀濤也好，劉小楓也好、李澤厚也好，當時都構成了一個東西，成為討論的重要話題。但今天如果從學科、專業、嚴格的學術的尺度看，他們當時的作品也是傷痕纍纍，不堪一擊，毛病太多了。可這算什麼？有什麼關係？

　　關鍵的問題在於，他們在當時非常及時地提出問題了。今天什麼是真問題、偽問題、假問題，仍然可以討論，但是它對當時的思想衝擊很大，80年代不光是知識界，全社會有共同的問題，政府不知道怎麼辦？需要聽知識分子的意見，中國該怎麼著，往哪兒走，不管摸著石頭過河走，還是怎麼走，不知道，大家討論。所以爭論在那個時候是有的。

　　我非常同意剛才幾位發言都提到的，汪暉有一個貢獻，就是試圖把理論爭論浮出水面，把中國的討論放到桌面來，恢復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思想討論的傳統，這是什麼傳統？這就是90年代試圖建立的專業壁壘，試圖體制化、試圖學術正規化所遮蔽掉的東西，而這個問題跟今天生存狀況的關係越來越明顯，王曉明討論人文精神也很必要，但是不是一個很好的切入問題的方式。我對曉明說你感受到的問題真實存在，但提法有問題，有點跑偏，雖然感情真誠，關鍵是能不能把問題真正的描述出來？我們都感到文明在滑坡、在解體，從一個新的規範跳到另一個規範，那麼我可以這樣說，這是中國開始要建立自己的規矩。

　　剛才有人說學術自主化，我說過去以色列人可以跟上帝定立新約，中國原來有一個傳統，同時現在中國不但遭遇了西方現代化的問題，還有一個自己的整合問題，這是在歐洲國家沒有遇到的。這時候，中國的知識分子和中國學術在建構過程當中，我們從20年代、30年代，這些前輩一步一步努力，他們不斷形成新的規範、產生新的問題，到了今天我們這代人怎麼辦？怎麼去傳承，怎麼去回答這些緊迫的問題，也需要規矩，當然我指的不是最簡單的學術紀律這個層面，就是他有沒有自己的方法，怎麼理解？

　　所以我說什麼是跨呢？80年代討論的問題全是跨，上至國家天下，下到個人，因為那個問題很清晰。90年代以後，相當程度上這個問題開始變革，我們自己被革在這裡面了，汪暉的工作穿透力、貫通的努力其實並不是新的東西，中國古代知識分子都是這麼乾的，從孔夫子到毛澤東，本來就這麼乾的。這套努力在今天學院派看來是非常可笑的，搞專業的人認為，他四卷本涉及任何一個具體問題的時候，涉及到任何一個領域的時候，專家們都會提出問題來，這個是很不一樣的兩種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