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魯大學終身教授陳志武：正視我們的不幸福

記者尼克、陳海／他的思考已經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影響，有些年輕人甚至有了這樣的習慣，當他們面對現象困惑不解時，會打開陳志武的博客，或者在搜索這位思想導師的言論，看看他是怎麼說的。陳志武，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金融學終身教授、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特聘教授。1983年獲中南礦冶大學理學學士學位，1986年獲國防科技大學碩士學位， 1990年獲美國耶魯大學金融學博士學位。金融學和金融資產定價領域最具創造力和最活躍的學者之一，頂級經濟學和金融學雜誌撰稿人，多次獲得美國重大學術獎項。上個月，旅行中的耶魯大學終身教授，溫和理性的陳志武，發了一次火。內蒙古呼和浩特飯店門口，他和愛人、兩個女兒的座車剛剛停下，車後響起持續的警笛和高音喇叭，讓開、讓開。他以為是飯店著了火，或者是什麼特別追捕行動。等他們讓道下車後才發現，什麼都沒發生，警車需要一個更好的停靠車位，僅此而已。陳教授壓制住怒火，掏出隨身相機，拍了車牌號，找他們的頭頭去了──憑什麼呀。頭頭的回答很直接：不憑什麼，這是中國！教授更火了，無法接受這理直氣壯的羞辱，一定要為這別人習以為常、渾然不覺的侵犯論個理，最後差點打起來。陳志武1962年出生於湖南茶陵的一個小山村，父母沒什麼文化，家中兄弟6個，他排行第5。後來，六兄弟中，離家最遠的，到了湘潭，還有兩個在茶陵縣城，四哥和弟弟仍在老家務農。漂洋過海的老五，成了耶魯的正教授。1979年，陳志武考取中南礦冶大學計算機系。第一次到了長沙，世界算是打開了。但他隨即發現了差別。他的同學，已經開始侃政治、侃文化，甚至已經有了口頭上的世界觀和價值觀了，而他除了正規的教科書外，沒有任何課外書刊，借不到，也沒錢買。宿舍同學的父親，是中科院長沙某研究所的翻譯，陳志武從他那兒借到了《中國日報》。《中國日報》8個版，他每天至少看完6個版。有了這段經歷，他和英文之間便是直接、緊密的了，不再被中文擋在中間。還聽美國之音。大學畢業時，英文閱讀和聽力都已經沒有問題。研究生二年級，與崔之元合作在中國社科院政治學所主辦的《政治學研究》上發了兩篇文章，其中之一，談的是民主政治理論，從數理上分析民主的規則與設計，根據的則是經濟學大師阿羅的理論。不是說民主要有一些基本的要求嗎，他們便試圖從數理上看清楚這基本的要求到底是什麼。還和崔之元翻譯了阿羅的《社會選擇和個人價值》，列入「走向未來」叢書。這時候，他才發現他學的「系統工程」專業其實挺空的，無非是工科上的輸入量、輸出量，還有它們之間的函數關係。工科有那麼多人研究，卻沒有多少人研究政治制度，他覺得這種失衡是危險的。他的好奇和疑問卻是典型的工科式的：為什麼同樣的呱呱墜地，在不同的制度中，就會有不同的人生輸出呢？什麼是決定人生精彩與否的最重要變數？他也開始理性思考自己身上時常的憤怒。「憤怒是敏感在粗礪現實前的正當防衛」，但「僅有憤怒是不夠的」，要先搞清楚，這個粗礪的現實到底是怎麼樣的，為什麼是這樣的。他希望自己看問題時能「擊中要害」。1986年初，拿到碩士學位後，他不想再學工科了，但是學校不讓他走，要他留校任教，分配到政治教研室。他是進入政治教研室的第一個工科生。半年後，申請留學。陳志武並沒有參加托福或GRE考試，因為考試需要美元，而當時外匯管制嚴，他一美元都搞不到。沒辦法，直接給耶魯負責招生的教授寫信，說明緣由。他很幸運地被錄取了，而且有獎學金。按當時政策，一有工作，二有獎學金，算自費公派出國，國家只允許換取80美元外匯。1986年8月，身揣70美元的陳志武，從北京坐上了去往美國的飛機。在中轉站上海的休息廳里，認識了一位回耶魯的同學，他有個朋友開車到機場接他，這趟順風車為陳志武節省了40多美元。4年後，博士畢業，先在威斯康星大學工作5年，又在俄亥俄州立大學工作4年，1999年回到耶魯大學管理學院。超脫、富足的中產學者生活開始了。他的研究方向是「股票定價、期權定價模型和套期保值」，學術成果發表在《美國經濟評論》、《金融學期刊》、《金融研究評論》等世界頂尖經濟學和金融學期刊上。他已經在美國生活13年，用中文寫文章有點困難了，也沒有什麼跡象表明，他要從高深的象牙塔里走出來，掉過頭來研究中國的制度變遷和現實問題。但關注還是一如既往。1990年代初，經常讀到的國內出版物，是《人民日報》海外版，免費派發給留學生的。一段時間後，痛苦地發現，國內討論問題的角度讓他很難理解。上個月，從內蒙回到耶魯後，最深的感觸，是「中國其實還是在世界主流之外」。在內蒙牧民家裡，他聽到了祖輩流傳下來的成吉思汗的故事，和他在教科書、成吉思汗王陵碑文上看到的不一樣，這隨意組裝、拼接的歷史又讓他憤怒了。又和耶魯的同事辯論開了。同事的觀點，「專制帶來效率」，讓他氣不打一處來，「有個善良、沒有私心的君主當然是好的，他不需要花費時間考慮國會的意見、老百姓的立場，不需要照顧方方面面的不同看法，效率肯定高得多，但這麼長的人類歷史，並沒有出現過一位這樣的君主，你還在指望他的出現嗎？」總之，2001年開始，這位永不知足的學者，已經成了一名堅定的「厚臉皮的思想推銷員」了，非議和辱罵已經不能讓他停下來。從證券市場，到財富創造，「什麼妨礙我們創業」、「財富是怎樣產生的」、「過時的『地大物博』財富觀」、「『新重農主義』大可不必」，無所不談。他一踏進公共領域，便引來圍觀。他的思考已經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有些年輕人甚至有了這樣的習慣，當他們面對現象困惑不解時，會打開陳志武的博客，或者在百度搜索這位思想導師的言論，看看他是怎麼說的。確切地說，5年前，他已經轉入自己的第二職業，那個在象牙塔里搭建模型、建構理論的陳志武已經隱退了。這讓他又能每天都有新認識、新發現。現在，再讓他去做純學術的金融研究、發表純學術的金融學文章，雖然很容易，但已經缺少了衝動和興趣。他的幸福感，已經多半來自自己思想契合中國現實的深與淺了。現在，這位整個青春期都在搖晃的中國長大的中年學者的最大擔心，是現實中國缺少對社會情緒的消化能力。陳志武的情緒極少寫到他的文章里，這是長時間閱讀歷史和理性思考得來的習慣，他把尖銳、沉穩的思想，理性、從容地寫在他的文章里，駁斥自以為是的「真理」。臉上卻總是笑眯眯，平和、不動聲色。他已經在美國生活了20年，「再過4年，在美國的生活時間就和中國的一樣長了」。每年，他都要帶他的愛人、女兒在中國旅遊一次，隔年，帶他們回一次老家，他的老母親還生活在湖南茶陵鄉下。還鄉之旅最溫馨、最苦澀的，是13歲和11歲的兩個女兒圍著老母親說個不停，這兩個個體意識極強的美國公民會和他年邁的老母親說些什麼呢？這些時候，這個中年學者總是安安靜靜地站在旁邊，總在擔心，他們身邊的一些人還在「自我陶醉、自圓其說」之中。國內能提出真命題、在歷史裡找真素材的學者，太少了。人物周刊：作為一個經濟學者，您在中國歷史里有些什麼重要發現？陳志武：我對萬曆十五年某月某日發生了什麼不感興趣。我不喜歡攀爬史料之山。我的分析方式是經濟學和金融學，史料便是在這一視角下為我所用。要有的放矢，讓歷史回答我們自己的問題。不論史料證明了還是證偽了我的觀點，都是讓人欣喜的，一個學者能體驗到的最大的幸福莫過於此。國內能提出真命題、在歷史裡找真素材的學者，真是太少了。我反感的一個說法是：中國儒家文化維繫了幾千年，它該有強大的生命力，它該有多強的戰勝各種挑戰的能力。這個看法是荒唐的、蒙昧的。持這種看法的人不理解兩百多年前開始的工業革命，和四五百年前開始的跨洲、跨地區貿易，對人類社會的結構、制度和人際關係帶來的根本性的衝擊。人物周刊：您認為從四書五經里我們能學到什麼？陳志武：儒學研究者說，中國社會強調中庸，以和為貴，不聲張利潤，不主張暴力。如果他們稍微去了解一下社會現實，包括歷史的和當下的，就會發現，現實中並沒有他們臆想的祥和、以和為貴。他們不做實地調查，不收集數據，不派發問卷，沒有向真實世界發問的傳統，也喪失了向真實世界發問的能力。從四書五經里看到的中國，像是從《聖經》里看到的西方，不是真實世界。不能忽視人的本性去虛構你的學術。一個有趣的現象，武打在中國大眾文化里分量非常重，小說、電影、電視、民間傳說里比比皆是。這大概能說明中國人的現實世界並沒有那麼溫情脈脈吧。在中國人的印象里，美國人是非常暴力的，但實際上，暴力在他們的大眾文化中佔有的比例非常小。儒學研究者總是強調，人要怎麼樣，人應該怎麼樣，並武斷地認為真實世界裡的人就應該是這樣的。這是可怕的推理。在明白人應該怎樣之前，是不是要先了解真實世界的人可能是怎樣的，他們受到什麼樣的真實局限約束，局限約束下又有什麼樣的行為選擇呢？通過了解「是什麼樣的」，再調整那個一廂情願的「應該是什麼樣的」。當然，我也理解他們的美好願望。人物周刊：您和儒學學者的根本區別是什麼？陳志武：我把他們稱為傳統的學者，坐在社科院或者北大的辦公室里，看看報紙喝喝茶，說儒學要變成顯學、儒教要變成國教。他們的學問是許願式的學問。做學問不是參加朋友的生日Party，誰許下的願望最美，誰的學問就最高。中國文化對真理的熱情不如西方人。19世紀末期甲午戰爭失敗後，中國人開始反思自己的學術傳統，發現我們既沒有實證傳統，也沒有邏輯傳統。中國的學術傳統和中國的現實社會脫節得太厲害了。文化不是自上而下、憑空而來的。舉例說，在中國傳統鄉土社會，沒有股票，沒有醫療保險和失業保險，也沒有退休金和住房按揭貸款，他們是怎麼去規避未來風險、安排不同年齡時的生活需要的呢？他們靠的是後代，靠的是家族、宗族。或者說，後代就是他們的股票、退休金、保險和信貸，後代是這些金融證券的具體替代。後代作為父母養老金、保險金、信貸的替身，是隱形的金融合約，它們的執行機制不是靠法官、檢察院、警察，也不靠縣太爺，而是靠文化。就是說，社會與家庭文化的內容必須作相應的發展，來保證這些隱形金融合約的執行。人物周刊：如何理解你說的「從金融角度看，一個典型的中國人的一輩子是不幸福的」？陳志武：小時候必須無條件地聽父母親的話；年輕時最能花錢卻沒錢花；等到真正有錢的中年，又四世同堂，要負擔父母、孩子的生活；老了以後也是很不幸的，如果有兩三個孩子，在贍養父母上，可能會互相推諉。做父母的，可能會想：我怎麼還不死？我怎麼要靠他們的施捨來生存呢？覺得自己是累贅，是負擔，更不幸福。我不是說所有的中國人、所有的中國家庭都不幸福，而是說，要有勇氣正視並非小面積的不幸福，然後再探究不幸福的原因何在。也不是說不鼓勵孝敬，孝敬應該是一種自願的選擇，是一種美德，但不應該是老年人的惟一養老途徑。一個有意思的對比：在很多美國家庭里，父母和孩子往往是一個平等交流的關係，是一種以感情交流為主線的關係。因為，美國的父母親自己已經有了很多的經濟保障，他們不需要把孩子看作他們未來的保障，他們已經通過金融產品的組合安排好了自己未來的方方面面，沒必要把孩子培養得對自己言聽計從。中國的一些傳統家庭觀念，是由於金融市場發展的不完善而逼出來的。當初倡導和今天繼續研究、推進新文化運動的學者，一直沒有意識到，沒有外部發達的保險、證券、借貸這些金融品種，他們再大聲呼籲打倒「孔家店」，尋求國人個性，保障國人權利，結果也是難以實現的。道理很簡單，沒有了「孔家店」維繫的那些隱形的金融合約，他們的未來怎麼辦呢？他們如何規避未來的風險呢？之所以那麼多的傳統社會都推崇集體主義文化，是沒得選擇之舉。只有推崇集體主義文化讓每個人都忘了自我，才能讓那些人格化了的隱形金融合約有得以實現的基礎。發展發達的金融品種，可能是打倒「孔家店」的更好途徑。我想強調的是，文化不是你想提倡什麼、你要倡導什麼，而是要搞清楚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文化，而不是那樣的文化。人物周刊：為什麼偽善是普遍的？陳志武：如果把學術世界裡的中國和現實世界的中國做個比較，我們會發現哪個更離譜，哪個更偽善。從時間上看，學術的虛偽造成了現實中國的虛偽，最後沒有人站出來捅破它，告訴人們真正的虛偽何在。大眾識別能力的不足實際上也和此有關係。我絕對反對，國內有些學者，以研究受到某個領導的贊成、批示為最高學術成就。參加學術活動時，在大屏幕上打出某某領導做了何批示，真是好笑。都是好消息，都是好現象，都是樂觀的、積極的、向上的。這是對當下、對未來可笑的虛榮感。不願意承認事實、面對問題。不願意告訴大家到底出了什麼事，為什麼會出這樣的事，下次如何避免出這樣的事。引用一句話，誰願意生活在小康的豬圈裡呢？人物周刊：國有大企業上市是否是合格的創業故事？陳志武：本來，這些大公司的上市應該給我們帶來許多傳奇式的個人創業故事、個人或團隊的創新精神，帶來一個個活生生的財富故事，然後通過媒體激發整個中國的創新激情和創業文化。但是，中行、工行、中石化的上市不會帶來這些。相比之下，盛大、分眾傳媒、百度等這些私人起家的上市企業，不只是一些成功的非人格化的公司法人，而且是代表中國未來的真實個人。當國內股市主要針對國有企業開放時，中石化、中行、工行上市當然也轟動，但背後沒有一個活生生的創業故事，不會帶動任何創業精神、或是創新精神。有意思的是，中國股市產生的不是像分眾傳媒、百度這樣的民營財富故事，更多是靠坐莊致富的故事。人物周刊：西部那些上不起學的孩子，他們的希望何在？他們如何從改革中受益？陳志武：上個禮拜，我去了內蒙，跟草原上的一些孩子聊天。他們沒受什麼教育，他們所追求的，和他們的父輩、祖父輩沒有任何區別，他們的目標，不是今天到北京，明天去海外，而是今天能吃飽，明天還能吃飽。這些循環的、周期化的悲劇，一代又一代。他們的出路在哪裡？我的兩個小孩，在美國，一個禮拜看兩三本書，一年大概看100本。可以預期，他們和內蒙草原上的那些小孩有完全兩樣的未來。為什麼有這樣的不平等？在人類文明史上，哪個國家是靠政府管製做起來的？幾乎沒有。政府管制和不受制約的行政權力，是貧富差距惡化的根本原因。舉例說，國家銀行、總部設在北京的各種商業銀行、發改委，把老百姓的存款從各地集中到北京，再集中調配。就像我們看到的，像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發展得前所未有地好，但在更多的農村，農民辛辛苦苦節省下來的金融存款，卻不能用於本地的經濟發展，而是相當程度地被調配到那些大城市。長遠地看，每個中國人都能從民營經濟發展中受益。人物周刊：當下中國的危機何在？陳志武：我們的教科書，和二三十年前相比，基本上沒有變化。我們腦袋裡分析問題的框架，還是政治經濟學裡的勞動價值、剝削這些理論。最後發現，用這些理論分析出來的結論和實際看到的完全兩回事。我的看法是，如果教科書不從根本上改變，危險便是中國社會的常態。我們要勇於承認，我們經常被教科書上的那些錯誤分析框架、錯誤理論蒙蔽了。在美國生活20年，越來越發現，人的本質都是一樣的，人都有自己的利益訴求，都受到利益的驅動。說東方人和西方人本質上不一樣是不負責的。美國人也不喜歡什麼事都到法院里去，但他們知道這是沒辦法的。我們不能以「國情」為借口來拒絕其他國家的經驗和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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