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卷本《希臘哲學史》的漫長遠征

「黃昏起飛的貓頭鷹」四卷本《希臘哲學史》的漫長遠征日期：2010-09-13 來源：文匯報1990年，汪子嵩第一次踏上巴爾幹半島南端的希臘，眼前的愛琴海水光灧瀲，猶如海神波塞冬的深眸。在他身後，佇立著3000年前雅典衛城的遺址。「終於來到希臘了……」他久久駐足，哲學經典中的設問與解答，如海水般波相激蕩，拍向崖岸。「Tokyo，Tokyo？（東京人？）」西方遊客友好地致意。「China,China。（中國人。）」汪子嵩急了，指著自己。然而，20年前的海外旅遊市場上，亞洲面孔非日即韓，人們聽到「China」時茫然而禮貌的微笑刺痛了老人。他很想告訴西方人，在遠隔重洋的東方，對泰勒斯、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先哲並不陌生；他也想提醒對方，世界地圖上那片廣闊的疆域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今後會有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像我一樣，登臨這西方文明的源頭，與先哲繼續探討宇宙萬物永恆的問答……可老人什麼也沒有說。此時，距離四卷本《希臘哲學史》第一卷的完成已有兩年，回國以後，他和三位晚輩以更大的熱情投入第二卷的編寫。這年他七十歲。在他心裡，默念著黑格爾的一句話：「密涅瓦的貓頭鷹要等到黃昏到來，才會起飛。」密涅瓦，是希臘神話中智慧女神雅典娜的羅馬名字。「我們不搞借古諷今」汪老的女兒清楚地記得，過去十幾年裡，家裡永遠成盒成盒地堆放著藍色複寫紙，每三頁信紙夾兩張複寫紙，寫出的信件，一式三份，整齊清晰，折入三個信封，投向杭州、上海和北京三地。小至譯文、出處、措辭，大至觀點、篇幅、章節，都是通過寫信的方式與另三位編者來往討論，反覆推敲。這個辦法直到汪子嵩學會在電腦上用漢王筆寫字之後，才自然淘汰。與純粹學術上的勞動相比，更加困難的是要突破某些傳統。上世紀80年代雖然思想開始解放，但是種種禁錮還是揮之不去。從1983年秋天在西湖畔召開的第一次希臘哲學史座談會開始，汪子嵩就在反覆考慮：我們要寫一部怎麼樣的《希臘哲學史》，打算怎麼寫？讓他感到為難的有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編寫《希臘哲學史》和馬克思主義的關係；第二個問題是史料和史論的關係問題——從研究哲學史的角度講，應該是「以論代（帶）史」呢，還是「論從史出」？按照多年的編寫習慣，寫書要「符合馬克思主義」，就是要從馬列經典著作中找到可以引用的論據。然而，馬克思只在早年的博士論文中對古代希臘哲學中的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學一派作過研究，後來馬克思很快走出書齋，和恩格斯一起參加社會革命運動，在他們的著作中已鮮有顧及二千多年前的古希臘哲學而作的學術研究——「資料」不夠。幸而列寧《哲學筆記》的手稿中對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和亞里士多德《形而上學》作的摘錄和評述，有許多與希臘哲學有關的引文。然而，這種「騎驢找馬」的做法，終究彆扭。隨著實踐標準討論的更加深入，思想更加解放，編寫組認識到，編寫《希臘哲學史》，「實在沒有必要而且也不可能從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中找具體根據；將從《哲學筆記》中引用的文字刪去，可以實事求是地論述我們自己的研究成果」。對於第二個問題，也訂下了原則：「論從史出」，而不能「以論代史」，必須堅持史料是第一位的，論述必須以歷史資料為根據。陳村富回憶說，汪子嵩再三提醒合作的編者：「希臘哲學的特點是注重論證，一定要將他們如何論證的，按原意講清楚，切忌按我們的理解，把現代人的論證加到古人身上。」「我們不搞借古諷今，只要把希臘人求是、求真、注重科學、自由、民主的精神講清楚，有根有據，讀者自己去思考。」「四個都是主編」《希臘哲學史》沒有主編。或者說，有四位主編。這出於汪子嵩的堅持。「我不當主編。我們四個人全是主編，全是一樣的編者。」汪老正色對記者說。「1985年4月下旬，在從重慶到武漢的船上，汪先生一本正經地、真摯地向我們宣布兩條：第一，他不當主編，四人按年齡排名。他說：你們現在都還是講師、助研，還要評職稱，如果都掛在我名下，你們就受影響了。誰執筆的，就算誰的成果，我在序言中一一說明；第二，誰執筆的，稿費就歸誰。你們寫的，我修改、謄清，一分不拿，你們不接受，那我就拿5%。」陳村富回憶說，當時除了中外文史哲的多卷本，一些別的資料彙編、文獻選讀、古籍整理等工作，一般都設主編，「在我們的心目中，他是當然的主編。至於稿費，別的且不說，單說80多萬字的修定稿，分寄3處，往返幾次才定稿，郵費一項，他的墊付也不止5%。」為什麼當一個只拿5%稿費的主編？記者當面求證汪老。「我就是要少拿。我原來的工資比他們高得多，他們那時都是講師，比我需要用錢。」汪子嵩笑嘻嘻一比劃。汪愉告訴記者，其實這5%，父親也沒有揣進兜里，而是拿去買了書，再分贈給大家。「不當主編」還出於一層考慮：不想墮入「主編現象」。出於各種需要，一些名家被「掛」成大型叢書或多卷本論著的主編，實際上沒做多少工作，作品出版後卻拿走了大部分稿費，這既對實際付出勞動的編者不公平，也傷及師尊與學生之間的感情，甚至「四分五裂」，最終影響到著作的質量或進度。汪子嵩早早地宣布不當主編，正是要避免矛盾，使編者專註於學術。「這種學術風範，這種人格感染力，是我們前三卷始終如一、親密合作、從不為排名稿費等無聊事爭執，卻又可以因學術見解不同而爭得面紅耳赤、但又不傷感情的精神支柱。」陳村富說。邀人捧場寫書評，提前將書中章節作為個人著作單獨發表等「慣例」，也被汪子嵩提前擋在了門外，他要求大家像他一樣，做學術界的「清教徒」。「1987年第一卷將出版時，汪先生就同我們三人約定：『我們還要寫後三卷，希望能聽到一些讀者的真實的意見。所以，我們四人都不要邀人捧場寫書評』。各個人寫的稿子，互相傳閱，學術觀點不同，可以爭論，但定稿時前後一致；為保持著作的新穎，各人承擔的部分，都不要以單篇文章或著作獨立發表，出版後，當然各個人可以就前一捲髮表獨立的文章。」「在學術風範方面，汪先生提出：『因為多卷本的一個目的就是提供國人難找到的外文資料，所以，一定從第一手資料出發，盡量用原著，註明出處，核實準確，轉引者一定要註明』。所有這些獲得我們撰稿人的認同，在全四卷中我們都是一致堅持的。特別是在學術規範方面，由於近幾年陸續發現一些不規範的，有違學術規範的事，所以我們格外注意。」陳村富說。當四卷本出齊之時，汪子嵩驕傲地向外界宣稱：「我們這個由四個人組成的集體，分處北京、杭州、上海三地，平時只能依靠通信和電話商討問題；但是我們合作得很好，我們的心是相通的，我們相互融洽如一家人。」「請該亞女神寬恕我們」進入90年代，學術環境悄然變化，編寫組感覺到日益逼近的窘迫。在華東師範大學教授趙修義的記憶中，90年代市場經濟興起，一時間「經濟繁榮，哲學貧困」、「哲學邊緣化」等輿論甚囂塵上，治哲學者不僅要經受生活的窘迫、經費的拮据，還要蒙受精神壓力。1992年，第二卷出版之後，已沒有課題費可供編者休閑地開一個結題會，喘口氣。陳村富回憶說，「幸虧中國社會科學院和浙江大學為我們提供了一些『筆墨費』，香港中文大學學者鄺健行教授提供了外文資料的資助，使我們得以在1993至2001年期間完成了第三卷，並且準備了第四卷的基本資料。」2002年5月，四位編者在汪家中審閱了第三卷校樣。「這時汪先生已離休多年，范明生、姚介厚都已退休。我們心中都有種說不出的滋味。還是汪先生開口：『來吧，我們四個人一起拍張照片留念』。這就是第三卷封二作者照的來歷。」此後，《希臘哲學史》第四卷的編寫工作主要地落在了陳村富的肩膀上，汪子嵩提供指導，並在行將出版之際撰寫了序言。序言中，他感慨地寫道：「第四卷經歷了陳村富在『後記』中說的曲折，也終於與讀者見面了。」這裡的曲折，按趙修義的話來說，即「進入新世紀後，哲學的處境儘管大為改善，但整個風氣就是急功近利，趕著出書、發文章、跑場子、爭項目……」也即陳村富所述：「『看不見的手』（市場經濟法則）和『看得見的手』（各種評估體系）夾持著我們在生命之途上奔波……」2010年8月20日，盛大的出版發行儀式在北京京倫飯店一間會議室里舉行。會議室並不多麼富麗堂皇，「盛大」的印象來自於主賓陣容，幾乎雲集了國內社科界權威，其中有許多已不便出行的老者。人們用這種方式，向一部綿延三十年的思想巨著及其編者表達由衷的致敬。「黃昏起飛的貓頭鷹」，在漫長的遠征後，飛抵一個新的黎明。汪子嵩不失幽默地說：「我們耗費二十多年，在人類不堪重負的故紙堆上又壓上了沉甸甸的四大塊，為此，我懇求大地之母該亞（Gaia）女神寬恕我們。」遙遠的愛琴海之畔，騰起宛如會心一笑般的潔白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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