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產的政治態度為何保守而非自由？

鄧聿文

由深圳創新發展研究院主辦的第二屆大梅沙中國創新論壇於11月13-14日舉行。期間近百名全球政、學、商界重量級嘉賓出席並發表演講，兩千餘名聽眾，四十多家媒體近百名記者參加。以下是北京改革與發展研究院理事鄧聿文在「新常態與法治建設」分論壇上的的演講全文——

我發言的題目是「中間階層的政治態度」，由於國內沒有「中產階級」的提法，學術界多數以「中間階層」來替代，實踐中，中間階層大體上與其他國家所講的中產階級相似。

之所以選這個題目，是受到兩則新聞的啟發。前不久瑞士信貸公布了他們的最新研究，中國民眾擁有財富在 5 萬至 50 萬美元間的人數已高達 1.09 億人，中間階層總數已超美國，而且數量成長腳步也快於美國，以中國14億人口計，中間階層佔總人口的比重接近8%。

如果去掉18歲以下的小孩和青少年的話，中間階層人數估計要佔20%，這一比例已經相當不錯了，表明中國改革開放取得了很大進步，因為改革的一個主要結果和目標，就是促進中間階層或叫中產階級的成長。

第二則新聞是人民大學最近發布的一個報告，指中國將要面臨著第二次大規模的下崗失業潮。

中國第一次下崗失業潮是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那次失業潮的起因是許多國企破產倒閉，所以才有朱鎔基總理抓大放小的國有企業改革，當然也可以反過來說，是國有企業抓大放小引爆了國企職工下崗潮。

從今天的角度看，上次失業的工人狀況很值得同情，一是補償很少，二是吃慣了大鍋飯，人到中年被推上市場。國企主人翁地位沒有了，心理有非常大的落差。但那次好在有大量蓬勃發展的私人企業可以承接這批下崗工人，所以只要放得下身段，還是有業可就。

然而這次不一樣，這次下崗失業潮的背景是經濟不行，陷入蕭條，不僅部分國企虧損，要進行裁員，更有很多製造業私企倒閉，那麼在這種情況下，沒有可以承接的渠道。

雖然現在政府天天喊要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服務業可能能吸納一部分人就業或創業，但不是人人都能創業的，因為創業依賴很多因素，所以，當大量下崗失業人群不能再就業時，會出現什麼問題，需要考慮。

另一方面，本輪失業潮與上次還有個不同，就是許多高學歷的人將會失業或面臨失業威脅。這就涉及到上面說的中間階層。假如中間階層的下層被拋入失業隊伍，由中產重返貧困，有可能加劇社會動蕩，對中國的政治穩定構成挑戰。

這裡存在一個如何認識中國的中間階層的問題。為什麼要加上「中國」的這個定語，這是因為中國的中間階層可能既有中間階層的一般要素，又帶有很強的中國特色。

對於中間階層，並沒有一個統一的定義，但大多數學者用收入、教育背景和職業作為衡量中產的主要標準。其中，收入又是最重要的標準，因為較高的收入一般也意味著良好的教育和體面的職業。

社會學家通常將中間階層為主的社會稱為橄欖型社會，這樣的社會既保持了一定的流動性，又比較穩定。但需要指出的是，橄欖型社會是一種完成式，也就是中間階層已經成為社會的主體，社會的各種制度都高度適應這種社會結構。

而在多數發展中國家或者轉型國家，它們是正在向中間階層為主的橄欖型社會邁進，是一種進行式，中間階層的結構還沒有定型。

這種情況下，如果社會經濟條件發生變化，對中間階層會造成很大影響，可能由社會的穩定器變為不穩定的力量，這在歷史上都有過教訓。比如，法國大革命、布爾什維克起義和中國革命都是由對當時政局不滿的中間階層人士領導的，雖然主力在後期變成了農民階層、工人階層等勞苦大眾。

美國政治學者李普塞特認為，隨著中間階層的發展壯大，其對民主的需求也會增加，中間階層將會成為社會民主化的推動力量。

他在《民主的一些先決性社會條件：經濟發展和政治合法性》一書中，提出如下幾個論點：第一，中間階層不僅學歷較高，接受了良好的現代教育，而且由於其較高的收入水平和社會地位，通過媒體獲取信息的能力方面都比較強。

因此，他們不僅對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等理念有更多的理解和認識，即對民主主義持有較強的親和性，而且參與意識和參與能力較高。

第二，中間階層在勞動人口中的比例與經濟發展水平有著密切的關係，即產業化、城市化的發展推動著中間階層的成長。

第三、在經濟不斷增長的過程中，中間階層逐漸成長為社會的主流，並對擴大政治自由與權利，進一步拓寬政治參與的渠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四，中間階層的思想和行動相對理性穩健，在轉型成功後又成為支撐民主政治安定而又成熟的重要力量。

李普塞特關於中間階層的這些論點特別是其對於民主化的推動，見諸人類歷史，大部分是符合的，也有些不符合。那麼，中國的中間階層是社會的變革者還是社會現狀的維護者？

從一些學者的實證調查和研究來看，迄今為止，中國的中間階層還是更多地表現出維護社會穩定的力量，中間階層對社會政治變遷的態度傾向於保守主義而不是自由主義，並且在中間階層的上層，其保守主義傾向要比下層更強烈。在對待國家態度上，中間階層作為整體也表現出明顯的政治保守主義傾向。

換言之，中國的中間階層與其他社會階層尤其是下層階級相比，雖然更加關注政治，也更積極採用非正式途徑和個人行動來解決與政府或官員的衝突，但對現政權的認同度較高，相反，支持民主和民主化的可能性更低。原因在於以下兩點：

一是中國的中間階層多數位於體制內，佔到被調查人數的60%。即使不在體制內，與體制也有千絲萬縷的聯繫。比如佔中間階層上層很大比例的私營企業主和高級管理人員包括高級知識分子，就是這樣。這使得他們不可能去挑戰現有體制。

二是有關方面從未放鬆對影響現有秩序的因素的限制與管控。因此，僅僅是出於恐懼或自我防衛，中間階層也會顯示出趨於保守的政治態度，他們可能會在社交媒體上對政府表示不恭，當自身利益受損時，偶爾也會在實際生活中參與一些抗議活動，但基本不會涉及民主、選舉等敏感問題，對現有體制的合法性也很少有挑戰性言行。

儘管如此，中間階層對在現有政治體制下擴大政治參與的渠道還是表現出非常迫切的需求。

雖然調查顯示那些對自身的社會經濟狀況感到滿意的中間階層支持民主的可能性要遠低於那些同樣對自己的社會經濟條件感到滿意的下層公民，但這也意味著如果政府長時間無法為中間階層帶來經濟增長、保持社會穩定、增加或維持就業機會以及提高生活水平，那麼，中間階層就可能會支持邁向民主的政治變革。

中間階層的下層是承受市場競爭壓力最大的中間階層群體，就業壓力和房價壓力嚴重阻礙他們上升到新中間階層上層並過上真正的中間階層生活。夢想與現實差距導致的焦慮心態有可能激發對社會的不滿情緒，由於中間階層下層在中間階層人數中佔有多數，一旦社會經濟形勢惡持續化，會有可能使他們成為社會不安定因素的潛在製造者。

目前正是這樣一個臨界點，所以，對在社會大變革中中間階層處境的惡化需要密切加以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