釋放中國「增長奇蹟」的動力和活力

2016年09月20日越位 　　加強行業監督，保障群眾舌尖上的安全，是「有形之手」最該發力之處。至於燒餅的直徑，不如放手留給市場和廚師自主去定吧。新華社　發沈開艷回顧歷史，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在不斷「試錯」與「漸進」過程中，經歷了由計劃向市場的有效制度變遷。從一個停滯的社會轉變為一個從企業到市場、從農業到工商業都充滿活力和希望的新興經濟體，政府與市場關係調整所釋放的經濟動力與活力，正是這一「增長奇蹟」背後的密鑰。著眼當下，進入「深水區」的經濟體制改革在多方面遭遇阻力。如何協調「自下而上」的市場機制與「自上而下」的政府干預，是進一步釋放制度紅利、破除改革梗阻的必然要求。放眼未來，政府職能轉型與體制機制創新，可以為由市場主體推動的深化改革提供空間及動力。由此看來，釐清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問題，是貫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歷史—現在—未來」全過程的主線和要義所在。經濟體制改革存在兩條線索從1978年改革開放到2012年黨的十八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演進大致分為三個階段。這裡面，市場力量的覺醒和擴大、政府干預的不斷收縮，正是演進的根本動因。第一階段，從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到1992年黨的十四大之前，為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進行的一系列理論和實踐探索。從「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到「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再到「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在於逐步建立計劃經濟同市場調節相結合的經濟運行機制」，直到「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逐漸實現對政府完全主導、全面干預的摒棄。第二階段，從1992年黨的十四大到2002年黨的十六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本框架的建立，通過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發展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全面放開競爭性商品和服務價格，改革宏觀調控體製為間接調控，建設開放性經濟格局，為市場配置資源構築平台。第三階段，從2002年黨的十六大到2012年黨的十八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在微觀領域，進一步調整國有經濟布局與結構，改善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體制環境；在中觀領域，進一步規範和發展資本市場，不斷完善生產要素價格體系；在宏觀領域，逐步健全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和公共財政制度，深化投資體制改革，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為市場機制發揮作用提供了基本齊備的規則和框架。但也要看到，上一輪改革在充分展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優勢之時，也遭遇了階段性障礙。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存在兩條線索：一條是從市場力量導出的「自下而上」的利益擴散機制；另一條是從政府力量導出的「自上而下」的舉國體制。前者使得漸進式改革在局部獲取的成功，可以在最短時間內爭取到更多的公眾參與。通過類似技術擴散效應的傳播方式，讓越來越多的受益公眾成為改革的推動力。後者則在改革的總體方向上加以把握，動員和調配全國之力，集中攻堅或對外部衝擊作出迅速反應。改革初期，由於一致利益的獲取相對比較容易，兩種機制的結合使得作為改革主體的政府獲得廣泛社會支持，並通過政府宏觀調控彌補市場失靈、加快利益擴散，從而形成特有的制度優勢。但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社會利益團體分化使得「自下而上」的利益擴散機制受到梗阻。同時，舉國體制也存在被利益集團俘虜的可能，從而將付出巨大的決策失誤代價。這時，改革在國資國企、宏觀調控、財稅體制和金融體制等領域相繼出現瓶頸，資源枯竭、環境破壞、腐敗蔓延、貧富分化、貨幣超發和流動性泛濫等一系列問題相伴產生，將改革推向深水區。追求互補互利新型政市關係改革難題的解決需要正本清源。歸根結底，仍在於未能正確處理好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係。原因有三：一是金融危機使政府過度信奉與依賴「自上而下」的舉國體制，「國進民退」與過度控制干預導致政府與市場的邊界變得渾濁不清；二是改革開始觸及既得利益團體和改革者本身的利益，「自下而上」的市場利益擴散機制被人為受阻削弱；三是沉醉於功勞簿致一些官員進一步改革的壓力和動力減弱，權力意識膨脹。這些因素疊加，令改革步驟放緩。新形勢下，從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內在要求出發，有必要進一步協調好尚存扭曲的政府與市場權責關係，即在劃清政府與市場邊界的前提下，充分發揮各自領域內的作用。政府方面，必須在有限目標約束下，儘可能地減少對微觀市場運行的行政性干預，把「權力關在制度的籠子里」，轉向基礎設施、基礎教育、環境治理、法治保護、社會服務等具有外部性的公共領域，處理好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各部委之間財權事權關係。市場方面，需要最大效率地保障各類市場主體對財富增長及財富權力的正當追求，並對政府公共服務、市場監管、宏觀調控、法制建設等效果予以及時準確的反饋，助力服務型政府建設。同時，要超越政府與市場是替代關係的傳統「二元對立」視角，追求互補互利的新型政市關係。圍繞政府與市場關係的優化這一核心，微觀層面上，應探索具有充分自主權利的市場主體，以及能夠發揮資源配置基礎性作用的價格體系；中觀層面上，應探索各類要素市場和產品市場，以及不斷衍生出來的產權市場組成的現代市場體系；　宏觀層面上，應運用既能熨平短期波動、又能促進長期增長的豐富多樣的政府調控手段。從理論上講，社會主義政治經濟理論是微觀中觀宏觀相結合、政府與市場相補充的系統性理論體系。但實踐經驗的現狀是，微觀層面市場主體地位確立取得長足進展，價格體系特別是要素價格體系扭曲問題卻未能得到根本改觀；中觀層面的市場體系建設相對滯後；　宏觀層面的短期調控手段嫻熟，但缺乏長期調控的機制化建設。諸多矛盾與問題幾乎都與政府—市場關係的扭曲有關，其中既有政府管理過寬、過多的問題，又有政府管得過松與遺漏的問題。解決深化改革四大方面問題基於政府與市場關係的基本問題，新常態經濟發展與深化改革的實踐提出了四方面的問題：在規範實現宏觀調控目標和政策手段機制化方面，如何走出宏觀政策的兩難選擇？既要採取穩健靈活的短期政策維持宏觀經濟穩定，又要把注意力放到發展方式轉型等長期問題。為此，需要在宏觀調控政策制定時，將市場主體的理性選擇、長短期目標的衝突權衡、短期政策手段引導長期政策目標的效果等，置於統一的一般均衡框架。在推進國資國企改革方面，如何建立發揮國有經濟的活力、控制力和影響力的新思路？這便要求尋找真正實現政府與資本、政府與企業在微觀市場領域內職能分離的可操作性路徑，而不能僅停留於國企市場化獨立運營和法人治理結構調整等口號。在優化財稅體制改革方面，如何健全公共服務均等化意義上的財政轉移支付機制？這涉及不同區域之間自然稟賦差異的考量。其中，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關係的妥善處理，平衡資源合理開發和保護的地方政府行為激勵機制設計，有利於解決財稅協調機制完善等一系列複雜問題。在深化金融體制改革方面，如何大力倡導發展為實體經濟提供服務與支持的虛擬經濟？金融體制改革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其實是資本要素價格的扭曲問題。中國經濟運行長期以來依靠投資驅動的事實，與資金的使用成本過低和利率扭曲有關。反映到現在，便出現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相脫節、「經濟空心化」等值得警惕的現象。這就對遵循邊際收益最大化法則、推進資本要素市場改革與利率市場化改革，提出了更高要求。（作者為上海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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