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快乐的来源：罗素说快乐生活（上）
《人类快乐的来源：罗素说快乐生活》
上部不快乐的原因
什么使人不快乐?动物只要健康并有足够的食物，便会快乐。我们觉得人类也应如此，但事实不然，至少绝大多数人是这样。如果你本人是不快乐的，你也许会承认你并不是一个例外。如果你是快乐的，那么请问你的朋友中有几个和你一样。当你对朋友做过一番考察后，你可以去学学察言观色的艺术，你不妨去感受一下你平日所遇到的那些人的心境。英国诗人布莱克写道:我所看到的每张脸上都有一个印记，那是弱点和苦恼的印记。虽然不快乐的形式各异，但是它和你形影不离。假定你在上班时间站在热闹的大街上，或于周末站在马路旁，或在夜总会中，请把你的自我从脑子里抛开，让周围的那些陌生人依次占据你的思想。你将发现，在这些不同的人当中，谁都有自己的烦恼。在上班的那些人身上，你将看到焦虑、过度专心、消化不良、只对争斗感兴趣、不能玩耍，全不觉得有同事的存在。在周末的马路上，你将看到形形色色的男女，有的很有钱，他们全都一心一意地去寻求欢乐。大家都采用同样的速度，即坐着慢到无可再慢的汽车鱼贯而行。开车的人要看见前面的路或四周的风景是不可能的，因为稍一旁视就会闯祸，车中所有乘客的唯一愿望是超过其他车辆，但这又由于拥挤而办不到。如果那些有机会不自己驾车的人把思绪移到别处去，一种难以言状的烦闷便会占据他们的心，并使他们露出微微懊恼的神情。若有一车黑人表现出真正的快乐，这种荒唐的举止立刻就会引起他人的愤怒，并且最终会由于某种事故落入警察之手:假日里的快乐是违法的。或者你再去观察一下夜总会里的那些人。大家来时都打定主意要寻欢作乐，仿佛决计不在口腔医院大惊小怪似的。饮酒和亲昵被认为是快乐的途径，所以人们开怀畅饮，并尽力不去注意伙伴们的作呕之举。饮到一定程度，人们开始哭泣，叹惜自己在品德方面怎样不配得到母亲的疼爱。酒精对他们所起的作用不过是使那种罪恶感得以释放，而这在神志正常时则是为理性所抑制的。这些不同种类的不快乐，部分是由于社会制度的缘故，部分是由于个人心理的缘故--当然，个人心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社会制度的产物。关于改变社会制度以增加快乐的问题，我以前已写有专著。关于消灭战争、终止经济剥削和废除残忍与恐怖的教育，都不是我在本书中所要谈的问题。找到一个能够避免战争的制度，对于我们的文明是至关重要的，但是这种制度目前并无找到的可能，因为人们现在很不快乐，以至感到相互残杀还不及无穷尽的熬日子来得可怕。如果机器生产的好处能对那些最为需要的人多少有所助益，那么避免贫困的延续就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富人本身也在烦恼，那么使每个人都富起来又有何用?残忍与恐怖的教育是不好的，但是那些本身就受制于残忍与恐怖的人又能提供什么别的教育?这些考虑把我们引到个人问题上来:此时此地的男人和女人，在我们这个怀旧的社会里，怎样做才能使他们自己得到快乐?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我的注意力将集中在那些并无外部痛苦的人身上。我将假定他们有足够的收入来保证吃和住，并且身体健康到可以从事一般的肉体活动。我将不考虑大的灾难，如子女全部夭折和蒙受公众耻辱。关于这类事情有不少话可说，并且也很重要，但却有别于我所要讨论的事情。我的目的是要提供一张根治日常烦恼的药方，那烦恼是文明国家里的大多数人所共有的，而且由于并无明显的外因，以至显得无法避免，所以就更令人感到难以忍受。我相信这种不快绝大部分是由于错误的世界观、错误的伦理道德和错误的生活习惯的缘故，是它们破坏了人们对于一般事物的天然兴致与口味，而一切快乐，无论是人类的或兽类的，都得以这些事物为依据。这些都是在个人权限以内的事情，因此我想提供一个改变的办法，凭着这个办法，凡有一般运气的人也许都能得到快乐。
简短的自述也许能成为我所主张的哲理的最好介绍。我不是天生快乐的人。我儿时最喜爱的圣歌是:讨厌的世界满载着我的罪恶。五岁那年，我曾想，如果我能活到七十岁，至此我才熬过了一生的十四分之一，于是我感到眼前那漫长的苦闷生活几乎不可能熬过。在青少年时代，我憎恨人生，经常想到自杀，然而多懂得一些数学的欲望阻止了我。与此相反，我现在热爱生活，也许可以说，我对生活的热爱正与年俱增。这部分是由于我已发现自己最渴望的东西是什么，并且逐渐得到了不少，部分是由于我已成功地抛弃了某些根本就不可能实现的欲望，比如获得某种无可置疑的知识的欲望。然而这主要还是由于我越发少想着自己。像其他受过清教徒教育的人一样，我也曾惯于反省自己的罪过、愚昧和缺点。渐渐地，我学会了对自己和自己的毛病不再介意，我开始愈加注意外界的事物:世界的状况、各种知识，以及我所喜欢的个人。诚然，对外界的关注也有带来痛苦的可能:世界也许会爆发战争，某方面的知识也许难以获得，朋友也许会死亡。但是这类痛苦不像那类源于厌恶自己的痛苦那样，会破坏人生的本质。每种对外界的兴趣都会引起某种活动，并且只要那兴趣不减，这种活动便能完全抑制住苦闷。相反，对自己的关注决不会导致任何进步的活动。它也许会使你写日记，对自己进行精神分析，或者去做修道士。但是一个修道士只有当修道院里的事情使他忘掉自己时才会愉快。他以为源于宗教的这种愉快，其实靠着清洁工的职业一样可以得到，只要他不得不当一名清洁工。对于那些过于自我专注以至无可救药者，外部的戒律是通往快乐的唯一途径。自我专注的种类五花八门，犯罪狂自恋狂和自大狂是最普遍的三种类型。我所说的犯罪狂，指的并不是那种有犯罪行为的人:罪恶是人人有的，也可以说是无人没有的，要根据我们对社会的定义而论。我所指的乃是那种沉溺于犯罪意识的人。这种人总是招致他自己的厌恶，如果他信教，还会将其视之为上帝的厌恶。他总是按照自己认为应该有的样子来想象自己，然而这却和他所了解的实际的他不断发生冲突。即使他在有意识的思想里早已把在母亲膝上学到的格言抛弃，他的犯罪感仍可能深埋在他的潜意识里，只在喝醉或熟睡时浮现。然而一切东西也许都可以产生这种感觉。实际上，他心里依然承认他儿时学到的一切禁律。诅咒是罪恶的;喝酒是罪恶的;生意上的精明是罪恶的;性行为尤其是罪恶的。当然，他并不放弃这类欢愉，但这些事情对他并无快乐可言，因为他觉得它们会使他堕落。他全身心所渴望的一种快乐，是母亲满意时所给予的爱抚，他始终不会忘记儿时的这种经历。既然此种快乐不可复得，他便感到一切都乏味。既然他不能不犯罪，他就决计痛痛快快地犯罪。当他落人情网时，他总是寻求慈母式的温柔，但又不能接受，因为由于心中存留着母亲的形象，他对任何与他有性关系的女子都感受不到敬意。失望之际，他变得残忍，接着又忏悔自己的残忍，重新去绕那幻想的罪恶和真正的悔恨的怪圈。这就是那许许多多表面无情的浪子的心态。使他们误入迷途的是对于某个无法得到的对象的虔诚(母亲或母亲的代替物)，以及早期所受的荒谬的道德教育。从早期信仰和早期情恋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是这些母亲道德的牺牲者迈向快乐的第一步。
自恋狂在某种意义上是普通犯罪意识的反面，其特点是惯于自我欣赏和希望受人欣赏。当然，在一定程度内，这是正常的，用不着叹惜，它只是在过度时才会造成大的危害。许多女人，尤其是上流社会的女人，爱的感受力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股强烈的欲望，要所有的男人爱她们。当这种女人确信某个男人爱她时，她便不再需要他了。男人也有类似的情形，只是为数不多罢了。自负到了这个程度，对自己以外的任何人都感觉不到真正的兴趣，因此在爱情方面也无真正的满足可言。至于其他方面的兴趣，那情形就更糟了。例如，自恋狂在大画家所受到的尊敬的激励下，也许会去做一个艺术系的学生，但是由于绘画对他不过是达到某种目的之手段，技巧也就从来引不起他的兴趣，并且除了与他本人有关的，别的题材都不会被他看到。结果是失败和沮丧，期待的是恭维，得到的却是嘲笑。那些总把自己描写成书中英雄的小说家，也有类似的情形。事业上的重大成就，全凭你对与事业有关的东西怀有真正的兴趣。一个又一个成功的政治家惨遭失败，其原因都在于他的自我陶醉逐渐取代了他对社会的关注，取代了他历来主张的办法。一个只关心自己的人不值得赞美，并且别人也不会去赞美他。因此，一心想要世人赞美他的人，未必能实现他的目的。即便能够实现目的，他也不会完全快乐，因为人的本能不可能完全以自我为中心，而且恰如那种受犯罪意识支配的人，自恋狂也在人为地限制自己。原始人也许会因自己是一个好猎手而颇感自豪，但他同时也会感受到狩猎的乐趣。虚荣得过了头，便会毁掉各种活动本身的乐趣，因为不免使你无精打采和百无聊赖。其根源往往是缺乏自信，医治的办法是增加自尊。但是自尊唯有通过客观兴趣所引导的卓有成效的活动才能获得。自大狂不同于自恋狂，他追求的是权力而不是魅力，他希望令人畏惧而不是令人爱戴。许多疯子和多数历史伟人都属于这一类。和虚荣心一样，权力欲是正常人性中一个强有力的组成，在此范围内理应得到承认，只是当它过分强烈或与不适当的现实感连在一起时，它才变得可悲。在这种情况下，权力欲或使人不快，或使人愚蠢，或使人既不快且愚蠢。一个自视为王的疯子在某种意义上也许是快乐的，但他的快乐决不是心智健全者所羡慕的那一种。亚历山大大帝具有疯子的心理，但他的才能使他实现了疯子的幻想。然而，他并不能实现他自己的幻想，因为他越成功，他的幻想也就越离奇。当他显然成为最伟大的征服者时，他便决意说自己是上帝了。他是一个快乐的人吗?他的酗酒、他的暴怒、他对女性的冷漠、他想做上帝的欲望，都表明他并不快乐。以牺牲人性中其他一切成分为代价来培植一个成分，或者将整个世界视为炫耀一个人的自我的原料，决不会得到最终的满足。自大狂，无论是病态的或名义上健全的，通常是过度屈辱的产物。拿破仑上学时在那些富有的贵族同学面前感到一种自愧不如的痛苦，因为他是一个靠奖学金读书的穷学生。当他后来允许流亡者回国时，昔日同学向他顶礼膜拜的情形使他得到满足。何等的快乐!但这早年的屈辱也使他渴望从沙皇那里得到同样的满足，结果他被送到了圣赫勒拿岛。既然没有人是全能的，那种完全受制于权力欲的人生迟早要遇到无法排除的障碍。唯有通过某种形式的疯狂，才能避免自己意识到这一点，即使某人有足够的权力，可以将那些敢于向他指出这种情形的人投入监狱或处以极刑。政治上和精神分析意义上的抑制就是这样共同起作用的。凡有任何明显的精神分析上的抑制出现，就没有真正的快乐可言。约束在适当范围内的权力或可极大地增加快乐，但若把它视为人生的唯一目的，它便会造成危害，不是在外表，就是在内心。
显而易见，不快乐的心理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它们都具有某种共同的东西。典型的不快乐者是年轻时失去某种正常满足的人，他把这种满足看得比任何其他满足都重要，从而使他的一生只朝一个方向发展，同时他还过分强调这种满足的实现恰同那些与之相关的活动相反。然而，这种现象又有了新的发展，这在今日已极为普遍。一个人所受的打击可能沉重之极，以至他不再寻求满足，而只图消遣和遗忘。结果他变成了一个享受狂。这就是说，他企图通过麻醉自己来使生活变得能够忍受。例如，酗酒是暂时的自杀:它所带来的快乐是消极的，是不快乐的短暂停止。自恋狂和自大狂都相信快乐是可能的，虽然他们的寻乐方法或许有误，但是那种寻求麻醉的人，无论采用何种形式，除了希望遗忘，再无别的希望。遇到这种情形，首先要做的事情是说服他相信快乐是值得争取的。不快者像失眠者一样，往往以此为自豪。也许他们的自豪恰如失去了尾巴的狐狸的自豪，倘若如此，医治的办法是告诉他们怎样才能长出一条新尾巴。我相信，若能发现一条快乐之路，很少有人会故意选择不快乐。我不否认会有这种人，但他们的数量无足轻重。因此，我将假定本书的读者都是宁取快乐而舍弃不快乐的。我不知道我能否帮助他们实现这一愿望;但这种尝试总是无害的。
拜伦式的不快乐
像世界史上许多别的时代一样，现在人们普遍认为我们当中的智者都已看破前代的各种热忱，知道世上并无值得为之执著的东西。持有这种观点的人确实是不快乐的，但他们却以此为自豪，因为他们把不快归咎于宇宙的本质，并且将其视为明达之士唯一合理的态度。他们对于不快所感到的自豪使得那些较为单纯的人怀疑起这种不快的真实性:他们认为以苦为乐的人其实并不苦。这种看法未免太简单了，毫无疑问，那些不快乐者所具有的优越感和明察感会产生些微的快乐，但是这并不足以补偿简单快感的损失。我本人并不认为郁郁寡欢有何高深的道理。聪明人会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尽量快乐，当他发现对宇宙的冥想使他有超过某种程度的痛苦时，他就会把冥想转到别处去。这是我在本章中所要证明的东西。我要说服读者相信，无论有何种论据，理性决不会阻碍快乐;不但如此，我且深信，凡真心把自己的哀伤归咎于自己的宇宙观的人，都是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其实是他们为了自己尚不清楚的缘故而哀伤，但这种哀伤却诱使他们去强调世上那些令人不快的特点。就现代美国人而论，我所要讨论的这种观点是约瑟夫o伍德o克鲁奇先生在一本名为《现代人的心情》的书中提出来的;就我们的祖先而论，它是由拜伦提出来的;就所有时代而论，则是由《旧约o传道书》的作者提出来的。克鲁奇先生写道:我们的事业是必将失败的事业，因为自然界里没有我们的位置，尽管如此，我们并不以做人为憾。我们宁可以人的身份而死，也不愿以兽的身份活着。拜伦写道:当早年思想的光辉因情感的衰退而逐渐暗淡时，世界所给予的欢乐绝不能和它所攫走的相比。《旧约o传道书》的作者写道:因此，我赞叹那些已逝去的死者远胜于那些尚活着的生者。的确，比这两者更幸运的，乃是那些从未存在、从未见过阳光下之罪恶的人。这三位厌世者都是在回顾了人生的快乐之后得出这些灰色结论的。克鲁奇先生属于纽约的最高知识阶层;拜伦常游泳并有过无数的风流韵事;《旧约o传道书》的作者在追求欢乐时更是花样繁多:他尝试美酒，尝试音乐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他建造水池，并且拥有男女仆人。即使在这种环境里，智慧也未曾和他分离。然而，他发现一切都是空虚的，甚至包括智慧在内。我又潜心研究智慧、疯狂和愚昧，然其结果也令人沮丧。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烦恼:增加知识就是增加忧伤。他的智慧似乎使他烦恼，他曾努力摆脱智慧，但未能成功。我心里说，来吧，我用欢乐证实你，于是就去享受，唉，谁知还是空虚。然而智慧仍旧跟着他。我心里说，愚人遇见的，我也必遇见，我为何更有智慧呢?于是我就在心里说，这也是空虚的……我所以厌恶生活，因为阳光下所行的事均令我伤心:万事皆空，一切皆烦。人们不再读古书确是文人的运气，否则无论他们对建水池做何解释，他们一定会断言写新书纯属空虚。如果我们能证明《旧约o传道书》的学说并非智者可接受的唯一学说，我们就无须为了这同一种心境以后的各种表达而大伤脑筋了。在这种争论中，我们必须将心境和心境的智力上的表达区别开来。一种心境是无从争论的，它可以因某种幸运的事件或身体状况的改变而改变，但却不会因争论而改变。我本人就常有万事皆空的心境，我摆脱这种心境并非靠什么哲学，而是靠对于行动的迫切需要。如果你的孩子病了，你也许会忧伤，但你绝不会感到万事皆空，无论人生有无终极的价值，你都会觉得恢复孩子的健康是当务之急。一位富翁也许会常常感到万事皆空，但是当他破产时，他就会感到下一顿饭决不空虚。感到空虚是由于自然需要太容易满足的缘故。人和其他动物一样，宜为生存作一定量的斗争，当人类凭借大宗财富即能毫不费力地满足自己的一切欲望时，快乐的要素便会因此而消失。如果一个人总是轻易得到他十分向往的东西，他便会断言愿望的实现并不带来快乐。如果他具有哲学家的气质，他便会断言人生在本质上是不幸的，因为一切欲望都能实现的人依然烦恼。但他却忘记了缺少你所向往的某些东西乃是快乐必不可少的要素。以这种心境而论就是如此。然而，《旧约o传道书》中还有智力上的论据。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过去的事情，无人纪念。我恨我在日光下所做的一切劳碌，因为我得来的必留给我以后的人。如果我们以现代哲学家的文体来复述这些论据，它们大约是这样的:人永远劳作，物永远运动，但任何东西都不会永存，虽然后来的新东西与过去的并无差异。一个人死了，他的后裔便得到了他的劳动成果，千条江河归大海，但江河之水并不能存留大海。在无穷尽且无意义的循环里，人与物生生死死，一日复一日，一年又一年，并无丝毫的进步，并无永久的成就。江河若有智慧，必将留在原处。所罗门若有智慧，断不会种果树让其儿子享用果实。①(①《旧约o传道书》当然不是所罗门所著，但为方便起见，暂借此名暗指此书作者。)但若换一种心境，这些话就显得截然不同了。日光之下无新事吗?那么摩天楼、飞机、政治家的广播演说该当何论?关于这些，所罗门又知道些什么?假如他能通过无线电听到希巴女王从他的领地返回后对其臣民所发表的演说，他不会在无益的果树和水池之间感到安慰吗?假如能有一个剪报机构让他知道各家报纸关于他的宫殿的壮丽、他的妻妾的舒适，以及敌对的圣贤们与他辩论时的狼狈样的报道，他还会说日光之下无新事吗?这些东西也许并不能完全消除他的悲观主义，但他谅必会用新的说法来表达他的悲观。的确，在克鲁奇先生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抱怨当中，有一条就是嫌日光之下的新事太多了。既然有无新事都会令人烦闷，可见不快的真正原因并非在此。再以《旧约o传道书》所举的事实为例: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仍归还何处。若将此话视为悲观主义的论据，这即是认为旅游并非快事一样。人们夏天到疗养地去，但最终还得回去。这并不能证明夏天到疗养地去是无益的。假如江河之水能有感觉，它们也许会喜欢这种充满历险色彩的循环往复，恰如雪莱诗中的云彩一般。说到把东西留给后裔的痛苦，这也许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从后裔的角度出发，这显然不是一件坏事。一切事物都会消失的事实，其本身并不能成为悲观主义的根据。假如它们被较劣的事物接替，那倒可以成为悲观主义的根据，但若它们被较优的事物接替，岂不成了乐观主义的根据?如果真如所罗门所说，它们若被完全一样的事物接替，我们又该怎么想?这会使整个过程都变得无益吗?肯定不会，除非这一循环中的各个阶段都给人以痛苦。那种指望未来，认为今天全部意义就在于它明天会带来什么的习惯是有害的。整体的价值只能寓于部分的价值之中。戏剧里的男女主人公往往要经历令人难以置信的磨难，最后以幸福的结局作为补偿，然而人生却不可这样设想。我活着并有我自己的日子，我儿子会继承我并有他自己的日子，以后他儿子还会继承他。这里面会有什么悲剧呢?相反，假如我真能万寿无疆，人生的乐趣迟早要失去它的吸引力。惟有其限，人生的乐趣才永保其魅力。
我于生命之火旁取暖，我愿在火熄前离去。这种态度和对死亡感到愤慨的态度一样合理。因此，假如心情可由理由决定，那么快乐的理由断不在绝望的理由之下。《旧约o传道书》是悲哀的，克鲁奇先生的《现代人的心情》是忧郁的。克鲁奇先生的忧郁归根结底是由于中世纪确定无疑的事情，以及近代某些确定无疑的事情一起崩溃了的缘故。他说:现在这个令人不快的时代常有来自阴间的鬼魂出没，而且它对自己都尚未熟悉，它的困境与青少年时期的困境并无二致，青少年除了参考儿时听到的神话，尚不知道如何做人。这段话完全适用于这样一批知识分子，他们因受过文学教育而对当代世界一无所知，他们因儿时常被教导把信仰建立在情感上，而至今无法摆脱科学世界所不能满足的对安全与保护的幼稚渴望。和大多数文人一样，克鲁奇先生始终持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科学不曾履行它的诺言。当然，他没有告诉我们那诺言是什么，但他似乎认定六十年前诸如达尔文和赫胥黎那些人所期望的一些科学上的事情至今仍未实现。我认为这完全是一种错觉，是那些不愿人家将其专业视为可有可无的作家和牧师所促成的。现在世界上有许多悲观主义者，这的确是事实。当许多人的收入减少时，总会出现大批悲观主义者。诚然，克鲁奇先生是美国人，并且总的说来，美国人的收入已因上次世界大战而有所增加，但是在整个欧洲大陆，知识分子却饱受煎熬，与此同时那次战争本身也使所有人都产生一种不安定感。就时代心境而论，这些社会原因比那种关于世界本质的理论要有影响得多。没有几个时代能比13世纪更令人绝望的了，虽然那种为克鲁奇先生非常惋惜的信仰当时一直受到除了皇帝和少数意大利贵族之外的所有人的坚决维护。罗杰o培根曾这样写道:罪恶在我们这个时代比比皆是，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而罪恶与智慧是不能共存的。让我们来目睹一下这个世界所存在的各种情景吧:我们会看到无以复加的腐败，首先是在上层……淫荡使整个宫廷丧失名誉，贪心主宰了一切……上面尚且如此，下面又会怎样?请看那帮高级教士:他们是怎样的利欲熏心，以至忘记了拯救灵魂……再看那些宗教团体:可以说一个都不例外。他们一个个离经叛道已达何种境地，就连新成立的教团(如行乞修士的教团)也已极大地丧失了初期的尊严。所有教士都变得傲慢、放荡和贪婪:只要他们举行大会，无论是在巴黎或牛津，他们之间的争斗、咒骂和其他恶行，使得所有俗人都感到愤慨……只要能满足自己的欲望，没有谁会顾及自己的行为，也不管用的是什么手段。在论述古代的异教圣贤时，他写道:他们的生活之优于我们，简直无法比拟，无论是在廉耻方面，在蔑视世界方面，还是在欢乐、财富和荣誉方面，所有这些，我们都可以在亚里士多德、塞内加、塔利、阿维森纳、柏拉图、苏格拉底及其他一些人的著作中读到，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获得了智慧的秘诀，并发现了各种知识。①(①引自库尔顿所著《从圣弗朗西斯到但丁》，第57页。)罗杰o培根的见解也是他的所有同代文人的见解，当时没有一个人喜欢他们所处的时代。我决不相信这种悲观主义有任何形而上学的原因，其原因是战争、贫困和暴行。
克鲁奇先生最忧郁的章节之一是讨论爱情问题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似乎把爱情看得很崇高，而我们却用扭曲的现代目光把它看穿了。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怀疑论者来说，爱情是在行使上帝的某些职能。他们不信上帝，但面对着爱情，甚至连许多最冷酷的人也会立刻变得不可思议。除了爱情，任何东西都不能唤醒他们的崇敬感，甚至他们于灵魂深处也觉得应向爱情奉上绝对的忠诚。在他们看来，爱情和上帝一样，需要各种牺牲，但爱情也会和上帝一样酬劳它的信徒，那酬劳就是赋予人生现象一种无从分析的意义。我们已经习惯于一个无神的宇宙，比他们更觉习惯，但我们尚未习惯于一个无爱的宇宙，而只有当我们做到这一点时，我们才会理解无神论的真正意义。奇怪的是，这个维多利亚时代在当代青年人眼中和在那些过来者眼中，竟然完全不同。我记得两位我年轻时很熟悉的老夫人，她们都称得上是那个时代具有某些特征的代表人物。一位是清教徒，另一位是伏尔泰的信徒。前者总是叹息描写爱情的诗歌太多，她认为爱情是一个毫无趣味的题材;后者的观点则是:没有人能对我有任何非议，但我一贯认为违反第七戒不如违反第六戒罪过大，因为那至少要求得到对方的同意。①(①基督教共有十戒，第六戒为不许杀人，第七戒为不许奸淫。--译注)这两种观念都与克鲁奇先生所描写的典型的维多利亚特征不尽相同。他的看法显然源于某些与其环境决不协调的作家。我想，最好的例子当数罗伯特o勃朗宁。然而，我深信他所想象的爱情多少有些乏味。感谢上帝，连他最平庸的造物，也以具有两副嘴脸而自豪，一副用来对付世界，一副用来对他所爱恋的女人!这无异于说斗争是对待整个世界唯一可能的态度。为什么?勃朗宁会说，因为世界是残酷的。我们会说，因为世界不会按照你自己的估价来承认你。一对夫妇有可能像勃朗宁夫妇那样形成相互钦佩的伴侣。如果你身边有一个人总在赞美你的工作，而不管它是否值得，那肯定会令你感到十分愉快。当勃朗宁火冒三丈地痛斥菲茨杰拉德胆敢不欣赏《奥罗拉o利》①(①勃朗宁夫人的主要诗作。)时，他无疑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有男子气概的好丈夫。这种夫妇双方都把批评的武器弃之一旁的作法，我实在不敢恭维。与之密切相关的是恐惧感，以及想避开冷酷而公允批评的愿望。许多年迈的独身者守在火炉旁，其实也是由于同样的缘故。我本人在维多利亚时代生活得太长了，无法按照克鲁奇先生的标准成为一个现代人。我决未丧失对爱情的信仰，但我所信仰的爱情并不是维多利亚时代人所赞美的那一种，我所信仰的爱情含有冒险和警觉的意味，它使人知道善，且不忘记恶，也不假装神圣或纯洁。过去凡受人称赞的爱情，总被冠之以神圣或纯洁的字眼，这实在是性禁忌的后果。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深信性行为大都是恶的，于是不得不在他们所赞成的那种性行为上面装点许多夸大的修饰词。那时的性饥渴要比现在强烈，这无疑促使人们去夸大性行为的重要性，这与禁欲主义者的一贯做法十分相似。我们目前正处于一个混乱的时期，许多人推翻了旧标准，但却没有获得新标准。这给他们带来各种各样的烦恼，并且由于他们在下意识里依然相信旧标准，故烦恼一来便会产生绝望、懊悔和玩世不恭。我不认为这种人为数很多，但他们实属当代最会叫嚷者之列。我相信，如果我们通盘考虑一下当代的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富裕青年，我们将会发现今天从爱情中所得到的快乐远多于六十年前，今天对爱情价值的信念也远真切于六十年前。某些人所以变得玩世不恭，就是因为他们在下意识里始终受制于旧观念，而且缺少能够约束自己行为的合理道德。医治的方法并不在于唉声叹气和留恋过去，而在于勇敢地接受现代观念，并且下决心把名义上业已抛弃的迷信从所有阴暗偏僻的藏匿处连根拔掉。
人们何以重视爱情这个问题，要在很短的篇幅里讲明是不容易的。尽管如此，我仍想一试。我们应首先把爱情视为快乐之源--这虽不是爱情的最大价值，但它对于其余的价值却是必不可少的。爱情啊!他们深深地误解了你，硬说你的甜蜜是悲剧，殊不知你那丰硕的果实，竟甘美得无与伦比。这几行诗的无名作者既不是在为无神论寻找答案，也不是在搜寻揭示宇宙的线索，他不过是在自我消遣罢了。爱情不仅是快乐之源，它的缺少正是痛苦之源。其次，爱情所以应受重视，因它为能增加各种美妙的享受，如音乐、群山中的日出和月光下的大海。一个从未和他所爱的女人共赏过美物的男人，断不会充分领略到那美物所能给予的魔力。另外，爱情能打破自我的硬壳，因为它是生物合作的一种形式，其间，双方的感情对于实现对方本能的目标是不可或缺的。世界上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独居哲学，有的很高尚，有的却不尽然，禁欲主义者和早期的基督徒相信，一个人可以单凭自己的意志，至少无需人的帮助，实现人生所能实现的尽善尽美;另一些人把权力视为人生的目的;但还有一些人则把纯粹的个人享受当成目标。所有这些都属于独居哲学，即认定美好的东西可以在孤立的个人中实现，而不仅是可以在或大或小的群体中实现。我认为，所有这类观点都是错误的，不仅错在伦理方面，而且错在我们本能中较优部分的表现方面。人有赖于合作，并且生来就有本能的器官，固然不够完美，而合作所需要的友谊便可从中产生。爱情是导致合作的最原始最普通的感情形式，凡对爱情有过强烈感受的人，不会赞成那种认为他们的尽善尽美与其心上人的尽善尽美毫不相干的哲学。在这方面，父母之情也许更为强烈，然而父母之情的最佳表现乃是父母彼此相爱的结果。我不想妄称最高形式的爱情具有普遍性，但我却敢断言最高形式的爱情能够产生别的东西无法产生的价值，并且它本身就具有一种不受怀疑主义影响的价值，虽然那些不能获得爱情的怀疑主义者，也许会硬把自己与爱情无缘的责任归咎于怀疑主义。真正的爱情是不熄的火焰，永远在人们的心灵中燃烧，从不患病，从不死亡，从不冷却，从不偏离它的轨道。我对克鲁奇先生关于悲剧的见解颇有同感。他认为易卜生的《群鬼》比不上莎士比亚的《李尔王》，我不能不赞成他的这一观点。没有一种更强烈的表现力，没有一种更卓越的语言技巧，能把易卜生变成莎士比亚。后者用以创造其作品的材料--他对于人之尊严的观念，他对于人之感情的重视，他对于人生之广袤的想象--不曾也不能在易卜生的头脑中存在，不曾也不能在易卜生同代人的头脑中存在。上帝、人类和自然界在这之间的几个世纪里全都衰退了，不是因为现实主义的现代艺术观促使我们找出平庸的人，而是因为这一过程使我们注意到人生的平庸，正是这一过程造成了现实主义艺术理论的发展，而我们的想象也只有靠这种理论才能证实。毫无疑问，那种描写王子和王子悲哀的旧式悲剧已不再适合我们这个时代，但当我们用同样的手法去描写一个普通人时，效果却大不一样。然而，这原因并不是我们的人生观有何倒退，恰恰相反，倒是我们不再把某些个人视为世间的伟人，不再承认唯有他们才配具有悲剧的情感，而剩下的人只配含辛茹苦地给这少数人的脸上贴金。莎士比亚写道:
乞丐死时不会有彗星出现，上苍只为王子的离逝发光。在莎士比亚的时代，这种情操即使不是人皆有之，至少也反映了一种普遍的观念，并且为莎士比亚本人所笃信不移。因此，诗人辛纳之救是喜剧的，而凯撒、布鲁图和卡修斯之死则是悲剧的。个人之死于我们不再具有宇宙性，因为我们不但在外表上，而且在内心里早已成了民主主义者。因此，今日之高尚悲剧所应涉及的是社会，而不是个人。符合我所指的例子是托勒尔的《群体人》。我并不认为它算得上是过去最优时代里的最优作品，但我认为它确实能与最优的作品媲美;它崇高，深刻，真实，涉及英雄行为，并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用怜悯和恐怖净化读者。这种现代悲剧的例子还很少。因为旧的方法和传统必须放弃，而又不能仅用司空见惯的东西去代替。要写悲剧，就必须感觉悲剧。要感觉悲剧，就必须意识到自己所处的世界，不仅要用自己的头脑，而且要用自己的血液和肌肉。克鲁奇先生在全书中不时谈及绝望，他这种勇于接受一个凄惨世界的精神，委实令人感动，但这凄惨却是由于他和大多数文人尚未学会通过感应新的刺激来体验旧的情绪。刺激是有的，但不在文人圈子里。文人圈子与社会生活没有充满活力的接触，如果人类的感觉应当严肃与深刻(悲剧和真正的快乐就是由此而产生的)，这种接触则是必不可少的。对于那些因觉得世界上无事可做而彷徨的杰出青年，我要说:放弃写作，尽量不要动笔。走向社会，去做海盗，去做婆罗洲的国王，去做苏俄的劳动者;去过一种生活，让你的全部精力几乎都用来满足基本的生理需要。我并不想把这种行动纲领推荐给每个人，而仅推荐给那些患上克鲁奇先生所诊断的疾病的人。我相信，过上几年这样的生活之后，那些前知识分子将会发现自己再也按捺不住写作的冲动，这时他的作品一定不会让他感到空虚。
竞争
如果你问一个美国人或英国商人，最妨碍他人生享受的是什么，他一定会说:人生的斗争。他说这话时是很真诚的，而且他也确实这样认为。这话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并且是在非常重要的意义上，就大错而特错了。当然，人生的斗争的确是有的。如果运气不好，我们当中谁都可能遇到。例如，这种斗争就曾发生在康拉德笔下的主人公福尔克身上。在一条弃船上的水手中，福尔克是持有火器的两人之一，而他们除了吃掉那些赤手空拳者外，已无别的东西可以充饥。当这两人把能够平分的人肉吃完以后，一场真正的人生斗争开始了。福尔克取得了胜利，但他以后只好奉行素食主义了。然而商人所说的人生斗争，与此根本不是一回事。那是他们随意使用的一个字眼，目的是让某些区区小事显得重要。请问，在他们那个阶层中，他们所认识的人有几个是饿死的?再请问，他们的朋友破产之后会面临什么情境?众所周知，在物质享受方面，一个破产的商人要比一个从未富裕到配破产的人优越得多。因此，大家所说的人生斗争，实际上是成功的斗争。人们进行这种斗争时所害怕的并非第二天没有早饭吃，而是不能胜过邻人。令人十分费解的是，似乎很少有谁意识到他们并非被某种器械紧抓着而无法逃避，他们所以始终骑在那辆从前罚囚犯踩踏的踏车上，只是因为他们从未发现那踏车并不能使他们前进一步。当然，我所指的是那些处于较高阶层的人，他们已有很好的收入，足够维持生活。在他们看来，靠收人生活是可耻的，就好像临阵脱逃似的，但是当你问到他们的工作对公共事业有何助益时，他们必定感到茫然，只好用那些陈词滥调为紧张的生活做一番宣传。假定某人有一所漂亮的房子，一个迷人的妻子和几个可爱的孩子，让我们来设想一下他的生活。清晨，当家人还在梦乡时，他就从床上爬起来，急匆匆地奔向办公室。在那里，他的职务要求他摆出一副大经理的气派;他挺着下巴，说话很果断，显得既精明又持重，给所有人都留下深刻的印象，只有办公室里的勤杂工除外。他口授信稿，用电话与各种重要人物交谈，研究市场行情，随后和那些与他做买卖或有望与他做买卖的人共进午餐。诸如此类的事情在下午继续进行。他疲惫不堪地回到家里，刚好赶上梳洗更衣以去聚餐的时间。在餐桌上，他和其他几个同样疲惫的男人不得不假装感到有女人陪伴的乐趣，因为这些女人还小，曾有机会使自己疲惫呢。天晓得几个小时之后这个可怜的男人才能逃脱。最后他终于睡下了，紧张的神经总算松弛了若干钟头。这样生活的男人具有百米赛跑时的心理，但这种竞赛的唯一终点是坟墓，因为百米赛跑所需要的专心，最后于他总会显得过分。对于自己的儿女，他能知道些什么?平日他在办公室;星期日他在高尔夫球场。对于自己的妻子，他又能知道些什么?当他早上离开她时，她还在熟睡。整个晚上他和她都忙于交际，无法进行亲密的交谈。他大概也没有十分看重的朋友，虽然他对不少人都显得非常友好。关于春季和收获期，他只知道能够影响市场的这一面;他也许去过欧洲，但却是用极端厌恶的眼光去观察的。书本于他是堆废物，音乐使他眉头紧皱。他变得一年比一年孤独;他的注意力越发集中，他事业以外的生活愈加枯燥。在欧洲，我见过这种男人于中年后期与妻子、女儿在一起。显然是她们说服这个可怜的家伙相信他该休假了，同时也该给女儿们一个游览欧洲大陆的机会了。喜出望外的母女围绕着他，要他注意每一件能够打动她们的新东西。这位极度疲惫且极度烦闷的一家之长却在想着办公室里或棒球场上的事情。那些女流之辈终于对他绝望了，于是断言男性都是庸人。她们从未想到他是她们贪得无厌的牺牲品;的确，情况也并不完全如此，就像欧洲人对印度自焚殉夫的寡妇的看法并不十分准确一样。大概十分之九的寡妇都是自愿殉夫者，她们乐于为了光荣和如此规定的宗教信仰而自焚。这位商人的信仰和光荣是赚大钱;因此，他也和印度的寡妇一样，心甘情愿受折磨。这位商人若要过得快乐一些，他必须首先改变他的信仰。只要他不仅渴望成功，而且真心相信追求成功是男人的责任，凡背道而驰者都是可怜虫，那么他就会始终过于紧张、过于烦闷，永远快乐不了，现以投资这种简单的事情为例。许多美国人宁可要八厘利息的冒险投资，而不愿要四厘利息的保险投资。结果常有金钱上的损失，以及接连不断的担忧和烦恼。至于我，我渴望从金钱中得到的东西，乃是没有风险的安逸。但典型的现代人所希望于金钱的，则是让它带来更多的金钱，以期摆排场、添光彩、赛过目前和他不相上下的人。美国的社会等级是不固定的，总在变化之中。因此，各种势利的情感较之社会等级固定的地方更为活跃，虽然金钱本身也许并不足以使人伟大，但是没有金钱却很难变得伟大。另外，赚钱是衡量智能的公认标准。能赚大钱的人便是智者，否则便是蠢货。没有人愿意被视为蠢货。因此当行情不稳时，人们便会产生年轻人应考时的感觉。
商人的顾虑中常有担心破产的成分，这种担心虽不合理，但却是真切的。我认为这一点应当得到承认。阿诺德o本涅特笔下的克莱汉格虽然十分富有，但他总是担心自己死在济贫院里。我深信那些在儿时曾饱尝贫穷之苦的人，心中老是害怕他们的孩子会遭受同样的苦难，以至觉得即使拥有几百万的家产也难于抵御这种灾祸。这种恐惧在第一代人身上恐怕是不可避免的，但它不大可能影响那些从未尝过赤贫滋味的人。总之，对贫穷的恐惧是这一问题中较为次要且较为特殊的因素。归根结底，这种烦恼乃是由于这一原因，即过分重视竞争的成功，以至把它当作快乐的主要来源。我承认，成功的感觉使人容易领受生活的乐趣。例如，年轻时始终默默无闻的画家一旦受人赏识，可能要快乐得多。我也不否认，金钱在一定限度内很能增加快乐;但我认为超过了一定限度，情况就不一样了。我深信，成功只是快乐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为了得到这一部分而去牺牲其他部分，那代价就太高了。这种烦恼起源于商界盛行的那种人生哲学。的确，在欧洲还存在着其他有声望的团体。在某些国家，有贵族阶层;在所有国家，有学者的职业;除少数小国家，陆海军也备受尊重。诚然，一个人无论从事何种职业，成功中总含有竞争的成分，但与此同时，受尊敬的东西不仅是成功，而且是成功所赖以实现的卓越。一个科学家也许能赚钱，也许不能赚钱，但他能赚钱绝不比他不能赚钱更受尊敬。没有人会因发现一个杰出将领的贫穷而惊讶;的确，这种情形中的贫穷，在某种意义上还是一种光荣。因此，在欧洲，纯粹为了金钱的竞争仅限于某些团体，并且这些团体未必就是最有影响或最受尊敬的。在美国，情况就不一样了。机关工作人员在国民生活中的作用太小了，毫无影响可言。至于学者的职业，没有一个外行能说出一个医生是否真正懂得很多医学，或者一个律师是否真正懂得很多法律，因此，根据从他们的生活水准上推测出的收入来判断他们的本事，要容易得多。至于教授，他们不过是商人雇用的工作人员，因此不如在古老的国度里受人尊敬。这一切所造成的结果是，在美国，专家仿效商人，并且无法像在欧洲那样形成一个独立的团体。因此，在整个上层社会里，任何东西都不能缓和那种纯粹的金钱之争。美国的男孩子从很小就觉得金钱上的成功是唯一重要的事情，因此决不愿意为任何没有经济价值的教育劳神。教育过去一直被认为主要是用来培养享受能力的--我所指的享受，乃是那种从未受过教育的人所无法领略的较为微妙的享受。在18世纪，能够鉴赏文学、绘画和音乐，算是绅士的特征之一。我们今天也许不能赞同他们的感受，但那感受至少是真实的。今日的富人有时不无教养，但往往是一种截然不同的类型。在后一种情形中，他从不读书。如果他为提高声誉而建造一座画廊，他会把选画之事完全托付给专家;他从画中得到的欢乐并非观赏之乐，而是对其他富人不能占有它们颇感得意。至于音乐，如果他碰巧是犹太人，他也许会有真正的欣赏;否则，他对音乐会像对别的艺术一样无知。其结果是，他不知如何支配他的闲暇。随着他越来越富，挣钱也变得越来越容易，以至最后他连五分钟的时光都不知该怎样消磨。可见，成功给这个可怜人带来的是不知所措。只要把成功本身作为人生的目标，这种情形就不可避免。如果一个人不事先懂得如何应付成功，那么成功的实现必会令他饱受烦闷的折磨。
竞争的心理习惯很容易侵入本不属于它的领域，现以读书为例。读书有两种动机:一种是欣赏;另一种是炫耀。在美国，女人们每月读(或似乎读)几本书已蔚然成风;有的全读，有的读第一章，有的只读书评，但大家的案头都摆着那几本书。然而她们并不读古代的名著。读书俱乐部没有一个月曾选中《哈姆雷特》或《李尔王》;也从没有一个月需要了解但丁。因此，她们的读物全是现代作品，当然，其中很少或根本没有名著。这也是竞争的后果，不过这也许并不完全坏，因为若听任这些女士自行其是，她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非但不会读名著，还会读些比她们的文学指导者所代选的还要糟糕的书。现代生活中如此重视竞争，实在与文化水平的普遍低下有关，就像奥古斯都统治下的拉丁文学全盛时期之后的罗马帝国中的情形一样。现在的男人和女人似乎都不能感受到那种更需要智力的乐趣。例如，那种曾在18世纪的法国沙龙中达到炉火纯青的一般谈话艺术，直到四十年前还是充满生机的传统。那是一种非常美妙的艺术，为了某些转瞬即逝的话题，它能使最高级的官能活跃起来。但是现在谁还会关心如此悠闲的事情呢?在中国，这种艺术十年前还很时兴，但是民族主义者们那种传教士般的热情早已把它荡涤一净。五十年前或一百年前，高雅的文学知识在文化人中间是极普遍的，而现在则仅限于少数教授了。各种较为典雅恬静的娱乐都被放弃。今年春天，曾有几个美国学生陪我在校园附近的一片树林里散步，那里长满各种俏丽娇艳的野花，但我的向导中竟没有一个人叫得出它们的名字。这种知识有什么用呢?它又不能增加收入。此种弊端不单在个人身上，所以个人也不能在他自己单独的情形中加以避免。该弊端源于那个众所公认的人生哲学，即认为人生就是搏斗，就是竞争，而尊敬只能属于胜利者。这种观念使得人们不惜牺牲理性和才智而去过分培养意志。也许我们这么说是本末倒置。清教徒似的道德家在现代总是强调意志，虽然他们最初重视的是信仰。也许清教徒时代曾造就出一种人，他们的意志发展过度，而理性和才智却先天不足，所以这种人就采取了最适合其本性的竞争哲学。无论情形究竟如何，这些要权势不要智慧的现代恐龙与他们的史前原型毫无二致，但他们的惊人成功使得他们到处被人模仿:他们已成为各地白人的榜样，这情形在未来的一百年中可能还要加强。然而只要想到史前的恐龙最后并未胜利，那些不合时尚的人便能得到安慰;它们互相残杀，结果是聪明的旁观者继承了它们的王国。现代的恐龙们也在互相残杀。平均而论，他们之中每对夫妇所生的子女不到两个;他们对于人生的兴趣并不足以使他们渴望生男育女。在这一点上，他们从他们清教徒似的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那个过分狂热的哲学，显然并不适合这个世界。那些因人生观以致厌烦到不愿生孩子的人，在生物学上已被判处死刑。要不了很久，他们一定会被更快乐更舒畅的人所取代。被视为人生主体的竞争，太残酷，太执著，它使肌肉过于紧张，意志过于坚强，若作为人生的基础，很难持续一两代。一段时间之后，竞争定会造成精神疲劳、各种逃逸现象，以及与工作同样紧张同样困难的寻欢作乐(因为松弛已不可能)，最后是因不育而归于灭亡。受竞争哲学毒害的，不只是工作;闲暇所受的毒害也不逊色。那种能够恢复疲劳的恬静的闲暇已变得令人生厌。持续不断的加速度不可遏制，其结局自然是停滞与崩溃。医治的办法是，遵循保持生活平衡的观念，不拒绝健全而恬静的享受。
厌烦与兴奋
我认为，厌烦作为人类行为的一个因素，远未受到应有的注意。我相信，它曾是各个历史时代中重要的动力之一，在今日则尤其如此。厌烦似乎是人类独有的情绪。诚然，笼子中的动物总是无精打采，踱来踱去，呵欠连天，但在自然状态中，我不相信它们会有类似厌烦的感觉。大部分时间里它们都在搜索敌人或食物，或同时搜索二者;它们有时交配，有时则设法取暖。但即使当它们不快乐时，我也不认为它们会厌烦。类人猿也许在这方面像在其他许多方面一样与我们相似，但我从未和它们一起生活过，所以也就无从验证了。厌烦的要素之一，是将现状与想象中的更惬意的情境进行对比。人的才能无法充分发挥，也是厌烦的要素之一。我想，从要你性命的敌人那里逃跑虽然是不愉快的，但肯定不会令人厌烦。一个人将被处死时，断不会感到厌烦，除非他有超人的勇气。同样，谁也不会在上议院作初次演说时打呵欠，只有已故的德文希尔公爵除外，他曾因此受到同僚们的敬重。厌烦的本质是渴望发生事情，并不非得是愉快的事情，只要那事情能使厌烦者感到这一天与那一天不同就行。总之，厌烦的反面不是愉快，而是兴奋。兴奋的欲望于人类是根深蒂固的，尤其是男性。我想，这种欲望在狩猎时期要比其他时期更容易满足。狩猎是令人兴奋的，搏斗是令人兴奋的，求偶是令人兴奋的。一个野蛮人会设法奸污一个身旁有丈夫睡着的女人，虽然他知道那丈夫一旦醒来，他便要送命。我猜想这种情形不会令人厌烦。但是随着农业时代的到来，生活开始变得单调乏味了，当然，贵族不在此列，他们至今仍停留在狩猎时期。我们听到过很多关于机器管理如何乏味的说法，但我认为采用旧式耕作法的农业至少同样乏味。的确，与多数慈善家的意见相反，我认为机械时代极大地减少了世人的厌烦。以雇佣劳动者而论，上班时间是不孤独的，夜晚又可在各种娱乐中度过，而这在旧式的乡村中是不可能的。再看看中下层社会的生活变化。过去吃完晚饭，当妻子和女儿把一切都收拾妥后，大家便围坐在一起，共同度过所谓的快乐的家庭时光:一家之长酣然入睡，妻子忙于编织，女儿们则暗自伤心，情愿一死或者到廷巴克图去(马里城市--译注)。她们既不准看书，也不准离开房间，因为从理论上说，那是父亲和她们谈话的时间，而谈话必然是大家共乐的事情。倘若运气，她们终将出嫁，并有机会使她们的子女像她们那样熬受一个郁闷的青春。倘若不运气，她们便会成为老处女，也许会最终成为形容枯槁的淑女--其命运和野蛮人赏给他们的受害者的命运一样可怕。回想一百年前的社会时，我们必会在精神上感受到烦闷的重压，并且越往前追溯，就越感到烦闷。我们不妨想象一下中古时代村落里的冬季的乏味。人们既不能读，也不能写，天黑以后只有蜡烛带来一线光明，炉灶里冒出的浓烟充满了那唯一不至冷得筋骨瑟缩的房间。村里的路几乎无法通行，所以村民们难得看见其他村里的人。捉巫师的游戏是消磨冬夜的唯一方法，促成这种游戏的因素固然很多，但烦闷谅必是其中之一。我们虽不像祖先那样烦闷，但我们更害怕烦闷。我们开始瞳得，更确切地说是相信，烦闷并不是人类自然命数的一部分，而是可以避免的，方法是热烈地追求刺激。现代少女们大都自己谋生。因为这能使她们在晚上寻求刺激，逃避当年祖母们不得不忍受的陕乐的家庭时光。凡能住在城里的人都住在城里;凡不能住在城里的人都有汽车，至少有摩托车，以便把他们载往电影院。当然，他们家里都有收音机。男女青年相互见面要比过去容易多了，简o奥斯汀笔下的女主人公在整部小说里所渴望的刺激，现在连每个女仆都有望每周至少经历一次。随着我们社会地位的不断提高，我们对于刺激的追求也变得越发强烈。那些有能力追求刺激的人日夜不停地到处奔波，娱乐、跳舞和饮酒始终伴随着他们。然而由于某种原因，他们总是希望在一个新地方得到更多的享受。那些不得不挣钱谋生的人，在上班时间里肯定会有某种厌烦感，但是那些富到无需工作的人，也把过上全无烦恼的生活当作自己的理想。这是一个很好的理想，我决不会加以非议，但恐怕像别的理想一样，它也远比那些理想主义者所设想的难于实现。总之，明朝的厌烦程度与今晚的欢愉程度恰成正比。况且将来还有中年，或许还有老年。人们二十岁时会认为到三十岁时生活便会完结。我已经五十八岁了，能够不再持有这种观念。像消耗经济资本那样消耗生命资本，也许是不明智的。也许厌烦中的某些成分是人生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避免烦恼的愿望是天生的;的确，任何人遇到机会都会表现出这种愿望。当野蛮人初次从白人那里尝到酒的滋味时，他们发现自己终于能够逃避那由来已久的烦闷了，除非政府干涉，他们会狂饮至死。战争、屠杀和迫害都已成了逃避烦闷的方法;甚至与邻居吵架也比无所事事要好过些。厌烦是道德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因为人类的罪恶至少有一半起源于害怕苦闷。
然而，我们也不应把厌烦看得一无是处。厌烦有两种，一种是有价值的，一种是无价值的。有价值的那种起因于麻醉不足，而无价值的那种则是由于缺少有生气的活动。我不是说麻醉不能在生活中起到任何良好的作用。例如，一个明智的医生有时会使用麻醉剂，而且我认为这种时候会比赞成禁用者所想象得要多。但渴望麻醉决不是一件可以听任自然冲动为所欲为的事情。一个习惯于麻醉的人在缺少麻醉时所感到的厌烦，只有时间可以消除。适用于麻醉的说法在一定范围内也适用于各种刺激。过分充满刺激的生活是使人筋疲力尽的生活，它需要不断加强刺激来使你亢奋，而这种亢奋后来会被视为快乐的要素。一个习惯于过度刺激的人，就像是一个极有胡椒瘾的人，谁都抗不住的胡椒量，于他甚至连辣味儿都没有。有一部分厌烦是与逃避过分兴奋密切相关的，因为过分兴奋不但损害健康，而且会使快感变得迟钝，亢奋代替了感官上的极大满足，聪明代替了智慧，粗俗的奇举代替了美。我并不想把对刺激的指责推向极端。一定数量的刺激是有益的，但是像几乎所有的事物一样，问题在于量上的刺激太少会导致病态的渴望;刺激太多会使人筋疲力尽。因此，忍受厌烦的能力对于快乐的人生至关重要，是应该教给青年的许多东西之一。所有伟大的著作都含有枯燥的部分，所有伟大的人生都含有乏味的努力。假定《旧约全书》作为一部新的手稿被初次送到一个现代出版家手里，他对此稿的批评不难想象。例如，他会对那位家族宗谱学者说:我亲爱的先生，这一章不够生动;你不能指望那一大串人名会引起读者的兴趣，要知道，这些人的情况，你写得太少了。我承认，故事开始部分的文笔不错，所以最初给我的印象很好，但是你太急于把整个故事全盘托出了。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等你把全书压缩到合理的篇幅时，再拿给我吧。这位现代出版家所以会这么说，是因为他知道现代读者对烦闷的恐惧。对于孔子的经典著作、《古兰经》、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及一切销路极广的圣书，他也会说出同样的话。不仅是圣书，所有出色的小说也都含有枯燥的章节。一部从头至尾都是闪光语言的小说，肯定成不了杰作。除了少数重大时刻外，伟人们的人生也是平淡无奇的。苏格拉底能够经常享受盛宴，并且当毒药在肚子里发作时，他仍然从交谈中得到很大的满足，但他的生活大都是与妻子一起安静地度过的，只是下午散一次步，路上或能遇到几个朋友。据说康德一生从未走出家乡十英里以外。达尔文周游世界之后，剩下的时光都是在自己家里度过的。马克思鼓动了几次革命之后，决计在大英博物馆度过他的余生。从整体上看，宁静的生活是伟大的特征，而他们的快乐也决不是外人以为刺激的那种。一切伟大的成就都离不开持之以恒的劳动，其专注与艰苦的程度，使人没有余力去从事疯狂的娱乐，这当然不包括假日里用以恢复体力的那种娱乐，其中登山运动或可成为最好的例证。忍受单调生活的能力，应当从小培养。现代父母在这方面真该大受谴责;他们供给子女的消极娱乐实在太多，如电影、美食之类，他们不懂得平淡的生活对于儿童的重要性，当然，偶尔娱乐一下也是无可非议的。孩子的娱乐应当主要让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创造从他们周围的环境中获得。那种刺激性的且不包括身体运动的娱乐，如看戏，应当少之义少。刺激其实是一种麻醉剂，人们对于它的需求会越发强烈，并且身体在兴奋时的消极性也是违反本能的。若让孩子像幼芽那样在同一块土地上自生自长，他们将会获得极好的发育。过多的旅行，过于繁杂的印象对孩子是不利的，因为这会使他们长大以后不能忍受那种易出成果的单调生活。我并不是说单调本身有何优点;我只是说某些美好的东西少了某种程度的单调是不可能的。现以华兹华斯的名诗《序曲》为例。凡读过这首诗的人必会意识到，一个老于世故的城市青年决不可能领会华兹华斯在思想与情感上所具有的价值。青年人若抱有某种严肃且富有建设性的目的，那么一旦需要，他们便能心甘情愿地忍受众多烦恼。但若过着一种心烦意乱、放荡不羁的生活，那么青年人的头脑中就难以形成富有建设性的目标，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思想上所注重的是眼前的娱乐，而不是未来的成就。有鉴于此，不能忍受烦闷的一代必将是无所作为的一代，他们过分脱离缓慢的自然过程，各种有生机的冲动就像瓶中的插花那样逐渐枯萎。
我不喜欢神秘玄虚的语言，但我不知道怎样才能不靠那种多诗情而少科学的句子来表明我的意思。无论我们作何想法，我们总是大地之子;我们的生活是大地生活的组成部分，我们从大地上获取养料，与动植物毫无二致。大地生活的节奏是缓慢的;对它来说，秋冬与春夏一样必需，休息与运动同等重要。对于人类，尤其是孩子，与大地生活的涨落起伏保持接触是至关重要的。人体经过了漫长岁月，已与这个节奏合拍，宗教在复活节里也多少含有这种意义。我曾见过一个始终住在伦敦城里的两岁男孩初次带往田野踏青。当时还是冬季，土地潮湿而泥泞。在成人眼里，此景毫无快乐可言，但那男孩却表现出奇特的狂喜;他跪在潮湿的地上，脸蛋紧贴着草皮，嘴里断续发出快乐的呼喊。他所感到的喜悦是原始的、单纯的、巨大的。他所满足的这种官能上的需要是非常强烈的，凡在这方面得不到满足者，很难成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许多娱乐活动都缺少这种与大地接触的成分，其中赌博或可成为一个很好的例子。这种娱乐一旦停止，人们立刻便会感到无聊和不满，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但究竟少的是什么，连他自己也说不清。这种娱乐决不会带来可称之为欢愉的东西。另一方面，凡能使我们接触大地生活的娱乐，其本身就有令人深感满足的东西;当这种娱乐停止时，它们带来的欢愉并不随之消失，尽管欢愉的程度也许不及更为刺激的娱乐强烈。我所说的这种区别适用于一切娱乐，无论是最原始的抑或最文明的。我刚才说到的那个两岁的男孩，表现出与大地生活融合的最原始的形式。在较高级的形式中，同样的情形可在诗歌里看到。莎士比亚的抒情诗所以美妙绝伦，就因为它们充满了和那两岁男孩拥抱青草时所感到的同样的欢乐。诸如听，听，那云雀之类的诗句，就是那种体现在两岁儿童断续叫喊声中的情感的文明表达。我们再来看看爱情和单纯的性吸引之间的区别。爱情能使我们的整个生命焕然一新，就像久旱之后的雨水对于植物那样。没有爱情的性行为全无这种作用。短暂的欢娱一旦结束，剩下的只是疲倦、厌恶和生活空虚之感。爱情是大地生活的一部分;没有爱情的性行为则不然。现代都市居民所感到的特殊厌烦，与脱离大地生活密切相关。它使人们的生活变得紧张、无聊和枯燥，有如沙漠中的旅行。尽管以下说法也许显得荒谬，但在那些富到能够自我选择生活方式的人中间，那种难以忍受的厌烦确应归咎于惧怕厌烦。为了逃避那种富有建设性的厌烦，他们反而陷入另一种远为不幸的厌烦。快乐的生活必定在很大程度上属于静谧的生活，因为惟有在静谧的气氛中，真正的快乐才能存在。
疲劳
疲劳的种类很多，其中有几种对于快乐的妨碍较之它种要大得多。纯粹肉体上的疲劳，只要不过度，多少也能成为快乐的一个因素;它能使睡眠深沉，胃口大开，对假日可能有的娱乐充满兴趣。但是疲劳过度则会造成极大的危害。撇开极先进的社会不谈，农家妇女一到三十岁便衰老了，她们被过度的劳作弄得筋疲力尽。在工业社会初期，儿童的发育受到阻碍，他们往往因劳累过度而夭折。在工业革命尚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和日本，这种情形依然存在;在美国南部的几个州里，这种情形也有某种程度的存在。超过了一定限度的体力劳动乃是残酷的折磨，而此种劳动又多得使人几乎无法忍受。然而，在现代世界最先进的地区，肉体上的疲劳已因工业状况的改善而大为减轻。今日之发达社会里最严重的一种疲劳乃是神经上的疲劳。奇怪的是，抱怨这种疲劳的，主要是富人，雇佣劳动者较之商人和脑力劳动者要少得多。在现代生活中逃避神经上的疲劳是一种极为困难的事情。首先，在整个工作时间里，尤其是在上班与在家之间的那段时间里，一个在城市里工作的人总是受着噪音的折磨，诚然，大部分噪音他已能有意识地不去理会，但仍免不了因此而疲倦，这主要是由于他在下意识里努力不去听它的缘故。另一件为我们所未察觉的使人疲劳的事情，就是经常遇到生人。像其他动物一样，人的自然本能总要使人调查与他同族的每一个生客，以决定用友好的或敌对的态度去对待。那些在高峰时间乘坐地铁的人，不得不把这种本能压抑下去，而压抑的结果则使他们对他们并非情愿接近的所有生人感到无限的愤怒。此外还有赶早车时的匆忙，以及随之而来的消化不良。所以当这些雇员赶到办公室，一天的工作刚刚开始时，他们已经感到精神疲倦，很容易把人类视为厌物了。以同样心境赶来的雇主绝对不会去消除雇员身上的这种倾向。由于害怕解雇，雇员们只得装出毕恭毕敬的样子，然而这种不自然的举止只能使他们的神经更加紧张。假如雇员能够获准每周揪一次雇主的鼻子①(①揪鼻子在西方是一种侮辱性的动作。--译注。)，并换一种方式表明他们对雇主的想法，他们紧张的神经就会松弛下来;但对雇主来说，这个办法于事无补，因为他也不无烦恼。雇员害怕的是解雇，雇主害怕的是破产。诚然，有些人的实力已达到毋庸害怕的程度，但要取得这样的地位，他们必先经过数年的激烈斗争，其间既要对世界各地的事情了如指掌，又要不断挫败竞争者的阴谋。这一切的结果是，当真正的成功到来时，一个人的神经早已崩溃，而操心的习惯则使他在无需操心时仍免不了操心。的确，富翁的儿子们应该说是例外，但他们总爱自己给自己找麻烦，这些麻烦所带来的痛苦和假如他们并非生而富有所会感到的痛苦毫无二致。由于打赌和赌博，他们引起父亲的厌恶;为寻欢而熬夜，他们的身体变得很虚弱;一旦安定下来时，他们已经和他们的父亲一样无力享受快乐了。有的心甘情愿，有的迫不得已，总之，现代人大都过着精神极为紧张的生活，由于持续不断的过度劳累，若无酒精相助，已不知快乐为何物。且把这些愚蠢的富人撇在一边，让我们来谈谈那种较为普遍的情形，即一种与谋生密切相关的疲劳。这类情形中的疲劳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烦恼所致，而烦恼则可通过较为高明的人生哲学和较多的智力训练加以避免。大多数男女都非常缺少控制自己思维的能力。我指的是，他们不能在对烦恼之事无计可施的时候不再想它。男人把事业上的烦恼带上床，夜里本应积聚新的力量去应付明日的难题，他们却把眼下一筹莫展的问题左右思量，而这思考的方式又不是为次日的行为制定正确的方针，不过是失眠时所特有的病态的胡思乱想。这种半夜时的癫狂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晨，干扰了他们的判断力，弄乱了他们的心绪，使他们稍不如意就大发雷霆。一个聪明人只是在具有某种目的时才去思忖烦心事;在别的时候，他就想着别的事，若在夜里，他就什么都不想。我并不是说，在紧急关头，例如，当倾家荡产已迫在眉睫时，或者一个男人有理由怀疑妻子在欺骗他时，仍可能在无计可施时停止烦恼(少数极有条理的头脑除外)。但在需要应付的时间以外，将日常生活中的一般烦恼置之脑后，则是完全可能的。培养一个有条理的头脑，以便在适当的时间稳妥地思考问题，而不是在所有时间里都胡思乱想，这对于增加快乐和提高效率均具有惊人的作用。当需要作出困难的或令人忧虑的决断时，一旦获得全部的材料，就应运用你最好的思想当机立断;决定之后，除非再有新的事实，切勿修正。优柔寡断最折磨人，也最于事无补。
明了那使你操心的事根本无关紧要，可以消除许多烦恼。我作过无数次公共演说:起初，每一场听众都令我害怕，紧张的心情使我讲得很糟糕;对此窘境的惧怕，竟使我总是希望在演说之前我能发生什么意外，讲过之后我又因精神紧张而疲倦不堪。渐渐地，我教自己觉得我讲得好坏根本无关紧要，宇宙决不会因此而有所改变。我发现，我越是不在乎讲得好坏，就越是讲得不错，精神紧张逐渐减少到几乎全不存在。精神上的疲劳大都可以这样对付。我们的举动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重要;我们的成功与失败也没有什么了不得。即使是令人肠断的悲伤也毁灭不了我们;那类似乎定要结束人生快乐的不幸，终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失，到后来几乎连它们的痕迹也将从记忆中荡去。但是还有一个事实要重于这些以自我为中心的考虑，那就是一个人的自我决非这个世界十分重要的组成。一个能把自己的思想与希望集中在超越自我的事情上的人，必能在日常生活的烦恼中获得某种安宁，而这是纯粹的自我主义者所办不到的。或可称作精神卫生的问题，还研究得过少。诚然，工业心理学已对疲劳问题做过周密的研究，并通过详细的统计数字表明，若长时间从事某项工作，终会感到十分疲劳--这是无需多少科学知识也可猜想得到的结果。心理学家有关疲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肌肉疲劳方面，虽然对学生的疲劳问题也有过一定的研究。但是，他们完全没有涉及到这个重要的问题。在现代生活中，主要的疲劳总是属于精神方面的;纯粹脑力上的疲劳如同纯粹肌肉上的疲劳，可通过睡眠得到补救。凡从事不涉及情感的脑力工作的人--如复杂的计算工作--都可通过每日的睡眠消除当天的疲劳。那种被认为过度劳作所致的危害，实在不应归咎于过度劳作，其实乃是某种烦恼或焦虑所致。情感上的疲倦所以折磨人，是因为它影响休息。一个人越疲劳，便越不能停止。神经即将崩溃的征兆之一，是相信自己的工作至关重要，一休假就会出问题。假如我是一个医生，我将嘱咐所有觉得自己的工作重要的病人去休假。在我个人知道的所有病例中，那种似由工作造成的神经崩溃，其实都是精神苦恼所致，患者乃是为了逃避苦恼才去埋头工作的。他所以不愿放弃工作，是因为放弃之后，再没东西可以使他忘记他的不幸了。当然，他的苦恼也许是害怕破产，这样他的工作便与忧虑直接相关了，但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忧虑也很可能会导致长时间的工作，以至他的判断力变得迟钝，似乎他的工作稍有减少，破产便会来得更早。总而言之，引起神经崩溃的是精神上的苦恼，而不是工作。有关忧虑的心理学并不简单。我已提到过头脑的条理性，即在适当的时间里思考问题的习惯。这自有它的重要性，第一因为它可让人少费心思而完成日常工作，第二因为它可治疗失眠，第三因为它有助于决断时的效率和智慧。但是这种方法并不能达到下意识或潜意识，而当一桩烦恼事很严重时，凡不能深入到意识之下的方法是决无大用的。心理学家曾深入研究过潜意识对于意识的作用，但很少研究过意识对于潜意识的作用。后者在心理卫生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合理的信念真能在潜意识领域发生作用，那么我们实在应该把这种作用弄明白。这尤其适用于烦恼问题。一个人告诉自己某种不幸即使发生也不可怕，那是很容易的，但只要这种念头仅是一种有意识的信念，它就不会在深夜不眠时起作用，也不会阻止噩梦的产生。我相信，一种有意识的思想可以在潜意识中扎根，只要那思想足够强烈并具有足够的力量。构成潜意识的大都是曾经非常情感化的有意识的思想，而现在则被埋藏起来。我们可以有意地去进行这种埋藏，这种潜意识便能导致许多有益的工作。例如，我发现，如果我要写一篇题目较难的文章，最好的办法就是聚精会神地--最大限度的聚精会神--将题目考虑几小时或几天，然后把这工作丢到下意识里去进行。几个月后，当我有意识地回到那题目上去时，我发现文章已经完成。在发现这个技巧之前，我往往因工作没有进展，而把中间的几个月耗费在烦恼上面;我并未因烦恼而把问题早日解决，中间的几个月白白浪费掉了，现在我则可把这些时间另作安排。类似的方法亦可用于它种忧虑。当你面临某种威胁时，应当认真而周密地思考一下究竟有什么严重的事情会发生。将可能的不幸正视过后，再找出一些稳妥的理由使你认定那毕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祸。这种理由总是存在的，因为一个人所能遇到的最糟糕的事情，也决无影响宇宙的重要性。如果你在若干时间里对最坏的可能性不断地加以考虑，并真正充满自信地说:是的，这事也没有什么了不得，你便会发现你的忧虑大大地减少了。这一过程也许要重复几遍，倘若你毫不回避地正视那最坏的可能性，你终会发现你的忧虑已全部消失，并为某种兴奋所取代。
这是用于消除恐惧的较为广泛的技巧中的一部分。忧虑是恐惧的一种，而各种恐惧都会产生疲劳。一个人若能学会不觉恐惧，便会发现日常生活中的疲劳大为减少。危害最大的那种恐惧总是起因于某些我们不愿正视的危险。在闲暇的时候，时常有些可怕的念头闯入我们的脑海;那念头的内容因人而异，但几乎每个人都有某种潜在的恐惧。有的害怕癌症，有的害怕经济破产，有的害怕不光彩的秘密泄露，有的为忌妒的猜疑所苦，有的在夜里老想着儿时听到的地狱之火的故事也许真有。大概所有这些人都用了错误的方法来对付他们的恐惧;每当恐惧闯入他们的脑海，他们就努力去想别的事情;他们用娱乐、工作或诸如此类的事情来转移自己的思想。由于不敢正视，各种恐惧越发变得严重。转移思想的努力恰恰增加了那个他们想避开的幽灵的恐怖性;对付恐惧的正确方法是集中精力，理智而又镇静地思考恐惧，直到对它完全熟悉。熟悉的结果是减少恐惧;整个问题将显得无聊，于是我们的思想便会转移别处，这种转移并非像从前那样凭借意志的努力，而是由于对这一问题不感兴趣。当你发现自己倾向于冥想某件事情时，无论是什么事情，最好的办法是将它作一番思索，甚至比你本来所愿想的还要多，直到它那病态的诱惑力最后消失。当代道德最大的缺陷之一，便是恐惧问题。诚然，我们希望男人有肉体上的勇敢，尤其是在战争中，但并不希望他们有别的勇敢，而对于女人，则不希望他们有任何形式的勇敢。一个勇敢的女人若要传统型的男人爱她，就得把她的勇敢隐藏起来。一个男人的勇敢若非仅限于肉体方面，也会遭到敌视。例如，漠视舆论被认为是挑战，公众将竭尽所能来惩罚这个胆敢藐视他们的权威的人。所有这些都是错误的。各种形式的勇敢，无论在男人或女人身上，都应像军人肉体上的勇敢一样受到赞扬。肉体上的勇敢在青年男子中的普遍性，足以证明勇敢可以应舆论的要求而产生。只要增加勇气，便可减少忧虑，并进而减少疲劳;因为现代男女所感到的神经疲劳，绝大部分都应归咎于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恐惧。疲劳的一个十分经常的原因，是渴望刺激。一个人若能在睡眠中度过闲暇，便可保持健康，但由于工作的乏味，他感到需要在自由支配的时间里快活一下。麻烦的是，那些最容易得到且在表面上最吸引人的娱乐，大都是折磨神经的。对刺激的渴望若超过了一定限度，则要么表明一种扭曲的天性，要么表明某种本能的不满。在一场幸福的婚姻的初期，多数人都会感到无需刺激。但是在现代社会里，婚姻往往要拖得很久，以致当结婚在经济上成为可能时，刺激已变成一种习惯，只能经受短时间的抑制。假如舆论允许男人在二十一岁时结婚而又不承受现代婚姻所带有的经济负担，许多男人便不会要求和工作同样累人的娱乐了。然而，这种建议是违反道德的，这一点从林赛法官的命运中便可看出。林赛法官一生清白，临了却遭到咒骂，而他唯一的罪名就是想把青年人从前辈的固执所造成的不幸中解救出来。可是我现在不打算讨论这个问题，因为那是下一章忌妒里所要讨论的问题。由于个人无法改变他所面对的法律和制度，所以要对付暴虐的道德家所创造并保持的局面是困难的。然而，懂得那些富有刺激性的娱乐并不是一条快乐之路，还是有益的，尽管只要更令人满意的娱乐得不到，一个人也许会觉得除非求助于刺激，那日子简直难以熬过去。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明智之士所能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节制自己，不让自己有过分累人的娱乐，以致损害健康或影响工作。根除青年人烦恼的办法在于改变公众的道德观。眼下，青年人最好想到他们最终总要结婚，如果目前的生活方式会使以后的婚姻不快乐，那是不明智的，因为神经紧张，无法领受较文雅的娱乐，要获得快乐的婚姻也许是困难的。
忌妒
神经疲劳最恶劣的特征之一，是它仿佛在个人与外界之间设置了一道屏风。他所获得的印象是模糊的;他不再注意周围的人，除非被人用小动作或怪脾气所激怒;他从食物与阳光中感受不到兴趣，只把注意力集中在几件事情上，其余的全不理会。这种状况使人无法休息，以致疲劳有增无减，结果只能求助于医生。所有这些，归根结底，都是因和大地失去接触而受的惩罚，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前一章里已经提到。但是在人口密集的现代大都市里如果保持这种接触，绝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在此，我们又将涉及庞大的社会问题而这不是我在本书内所要讨论的。忌妒
在烦恼之后，最能造成不快的原因也许当推忌妒。忌妒是人类最普遍、最根深蒂固的情感之一。忌妒在未满周岁的孩子身上就已非常明显，每一个教育者都必须十分谨慎地对待。在一个孩子面前稍微偏爱另一个孩子，前者会立刻察觉并感到忿恨。凡有孩子的人，务必在分配方面表现出绝对的、严格的和始终如一的公平。但孩子在表现忌妒与猜疑(一种特殊形式的忌妒)方面，只是比成人稍稍露骨而已。这种情感在成人当中与孩子当中同样普遍。现以女仆为例:我记得当我们一位已婚女仆怀孕时，我们就说她不应再拿重物，结果所有的女仆立刻都不拿重物了，于是这类事情只好由我们自己去做。忌妒是民主的基础。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声称，以弗所(小亚细亚古都--译注)的市民应当通通绞死，因为他们说，我们当中不能有一个出人头地的人。希腊各邦的民主运动谅必几乎全是为这种情感所激励。现代民主也是如此。诚然，现在有一种理想主义的理论，按照这种理论，民主政体当属最优的政府形式。我个人认为，这种理论是正确的。但是，当理想主义的理论强大到足以引起大变革时，实际政治也就没有存在的余地了;当大变革发生时，那些为大变革辩护的理论，不过是掩饰情感的幌子。而推动民主理论的那种情感，毫无疑问是忌妒。罗兰夫人常被人们视之为立志献身民众的崇高女性。然而当你读到她的回忆录时，你会发现，使她变成这样一个热烈的民主主义者时，是因为当她访问一个贵族城堡时，她竟被带到仆人的房间里接见。在有身份的普通女人身上，忌妒具有极大的作用。如果你坐在地铁里，恰巧有一个衣着华贵的女人从车厢旁走过，你不妨留神一下其他女人的目光。她们中的每一个人，也许那些衣着更为华贵的女人除外，都将用恶意的目光注视她，并极力得出诋毁她的结论。喜欢贬低他人，是这种一般恶意的表现;任何一个不利于其他女人的故事，都会立刻被人相信，即使纯属无稽之谈。一种崇高的道德也可用于同样的目的;那些有机会违反这道德的人总是遭人忌妒，而惩罚他们则被认为是有道德的。这种特殊的道德便是对它本身的奖赏。同样的情形也见之于男人，不同的是，女人将所有别的女人都看作自己的竞争对手，而男人通常只对同行的其他男人才有这种感觉。读者，您是否曾鲁莽到向一个艺术家称赞另一个艺术家?是否曾向一个政治家称赞与他同党的另一个政治家?是否曾向一个埃及考古家称赞另一个埃及考古家?如果您曾这样做过，那么一百次定有九十九次引起忌妒之火。在莱布尼茨和赫近斯的通信中，有不少封信都在为谣传的牛顿精神错乱这件事表示痛惜。他们相互写道:这位无与伦比的天才牛顿先生竟会失去理智，难道这不可悲吗?这两位名人在一封接一封的信中，显然是津津乐道地流了不少鳄鱼的眼泪。事实上，他们言不由衷地为之痛惜的事情从未发生过，只是牛顿几次古怪的举动引起谣言罢了。
在普通人性的各种特征中，忌妒是最不幸的;忌妒者不但希望给人带来灾难，若能不受惩罚，随时都会付诸行动，而且他自己也会因忌妒变得郁郁寡欢。他不在自己的所有中寻求快乐，却在别人的所有中寻求痛苦。只要可能，他总是阻止别人获得利益，因为在他看来，这和他自己获得利益同样必需。如果允许这种情感横行无忌，那么非但一切卓越之举要深受其害，甚至特殊技巧最有益的应用也在劫难逃。为何医生能够乘车去治病，而劳工只能步行去上工?为何科学家可以在温暖的室内度时光，而他人却要饱尝严寒?为何对社会具有重要作用的奇才可以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脱出来?对于这类问题，忌妒是找不到答案的。幸而人性中还有一种可以作为补偿的情感，那就是钦佩。凡希望增加人类快乐的人，都应希望增加钦佩，减少忌妒。对于忌妒有什么治疗的办法吗?就圣人而言，治疗的办法是无私，虽然圣人彼此之间的忌妒也绝非不可能。我怀疑，假如圣西蒙o斯蒂里德得知别的圣人能在一根更窄小的石柱上站得更长久，他是否会十分快乐。但是撇开圣人不谈，治疗普通男女的忌妒的唯一办法是快乐，然而困难在于忌妒本身便是快乐的巨大障碍。我认为，忌妒在很大程度上是儿时的不幸引起的。一个孩子若发现他的兄弟姐妹更受宠爱，便会养成忌妒的习惯，当他步人社会时，就开始寻找那些有损于他们的不公平现象，如果真有，他会立刻发现，如果没有他便用想象来创造。这种人必然是不快乐的，并会惹朋友生厌，因为他们不能总是记着去避纪他想象中的轻视。由于一开始便相信没有一个人喜欢他，他的行为最终会把他的信念变为现实。儿时的另一种不幸也会带来同样的后果，那就是缺少慈爱的父母。一个孩子即使没有备受宠爱的兄弟姐妹，也可能会觉察到别人家里的孩子比他更受父母的疼爱。这会使他憎恨别的孩子和自己的父母，长大以后便会感到自己是社会的弃儿。有几种快乐是人所共有的天赋权利，若被剥夺，几乎必致乖戾与怨恨。忌妒者也许会说:告诉我快乐真能够治愈忌妒吗?当我忌妒时，我便得不到快乐，而你却告诉我只有得到快乐时才能停止忌妒。但真正的人生并不是这种逻辑。仅仅认识到自己忌妒的原因，在治疗忌妒方面是走了远路。比较的思维习惯是一种致命的习惯。遇到高兴的事情，我们应当去充分享受，切勿停下来去想，比起别人可能遇到的乐事，这简直不值一提。忌妒者会说:是的，今天确是春光明媚的日子，鸟在歌唱，花在盛开，但我知道，西西里岛上的春光要美过一千倍，赫利孔山丛林中的鸟要唱得更悦耳，沙伦的玫瑰要比我家园中的更可爱。当他产生这些念头时，阳光暗淡了，鸟语变成了毫无意义的噪音，鲜花也似乎不值一顾。对别的人生乐事，他都用同样的态度对待。他会自言自语道:我的心上人的确可爱，我爱她，她也爱我，但希巴女王谅必要比她可爱得多!唉，我要是能有所罗门的机遇，那该多好呀!所有这类比较都是愚蠢且无意义的;引起烦恼的原因不论是希巴女王抑或邻居，都是荒唐的。一个明智的人决不会因别人有别的东西，就对自己的东西不感兴趣。事实上，忌妒是一种恶习，部分属于道德方面，部分属于智力方面，它的着眼点不是事务的本身，而是事务的关系。例如，我的工资可以满足我的需要。我理应满足，但我听说一个我自信不如我的人竟挣着两倍于我的工资。如果我是一个爱忌妒的人，我本来的满足会立刻消失，一种不公平的感觉开始吞噬我的心。根治这类病症的正确方法是进行精神方面的训练，即养成一种不作无益之想的习惯。毕竟，还有什么能比快乐更令人羡慕。我若能去掉忌妒的恶习，我就能获得快乐并令人羡慕，比我多挣一倍工资的人，一想到有人比他多挣一倍工资，无疑也会苦恼，余可类推。如果你渴望荣誉，你也许会忌妒拿破仑。但拿破仑曾忌妒凯撒，凯撒曾忌妒亚历山大，而亚历山大，我敢说，也曾忌妒那从未存在过的赫剌克里斯①(①希腊神话中的主神宙斯之子、力大无比的英雄。--译注)。你不能单靠成功来克服忌妒，因为历史上或神话中总会有人比你更成功。享受你眼前的欢乐，做你必须做的工作，避免与你所想象的(也许是完全错误的想象)比你更幸运的人进行比较，只有这样，你才能克服忌妒。
不必要的谦虚与忌妒有很大关系。谦虚被视为美德，但我很怀疑过分的谦虚是否配称美德。谦虚的人很缺乏自信，往往不敢尝试他们完全能够胜任的工作。谦虚的人总是自愧不如周围的人。因此，他们特别容易忌妒，并因忌妒而不快，以致产生恶意。我认为，我们很有理由教男孩子自认为是一个出色的人。我不相信孔雀会忌妒其他孔雀的尾巴，因为每只孔雀都认为自己的尾巴是世界上最美的。正因为如此，孔雀才是一种性情温和的鸟类。试想一下，假如孔雀也相信骄傲不好，那它的生活将会何等不快。每当他看见别的孔雀开屏时，他便会自言自语道:我绝不能想象我的尾巴比它的美，因为那是自负的表现，但我多希望能够如此啊!这只可憎的鸟居然那样自信为美!我是否该把它的羽毛拔下来几根?也许这样一来，我就用不着再怕与之比较了。也许它还会设下陷阱，证明它是一只坏孔雀，有辱孔雀的品行，并到领导面前去指控它。渐渐地，它会确定这样一个原则，就是尾巴特别美的孔雀几乎都是坏的，孔雀国贤明的统治者理应重用那种羽毛丑陋的谦卑的孔雀。这一原则若被接受，它便会将所有美丽的孔雀置于死地，最后，那真正漂亮的尾巴只能成为模糊的回忆。这便是那道德幌子下的忌妒的胜利。但是，当每只孔雀都自认为比别的更美时，就无须这些迫害了。每只孔雀都希望在竞争中获得头奖，而且都相信自己确是如此，因为它们都十分珍视自己的配偶。忌妒当然与竞争密切相关。我们不会忌妒那种我们确信无法得到的好运。在社会等级固定的时代，只要贫富之间的差别被认为是上帝的安排，最低微的阶层并不忌妒上层。乞丐不忌妒百万富翁，虽然他们忌妒比自己收获多的其他乞丐。现代世界之社会地位的不稳定，以及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平等学说，大大地增加了忌妒的范围。这在目前是一种不幸，但这是一种为达到更公平的社会制度所必须忍受的不幸。不平等被合理地思考之后，会立刻被视为不公平，除非这不平等是以某种卓越的功绩为根据。而不平等一旦被视为不公平，则会立刻产生忌妒，除非能够消除不公平。因此，我们的时代乃是忌妒具有十分重要作用的时代。穷人忌妒富人，穷国忌妒富国，女人忌妒男人，贞洁的女人忌妒那些虽不贞但并未受罚的女人。诚然，忌妒是使不同阶级、不同民族和不同性别趋于公平的主要动力，但是与此同时，那种可望通过忌妒获得的公平，很可能是最不可取的一种，也就是说，那种公平会减少幸运者的欢乐，可又不会增加不幸运者的欢乐。破坏私人生活的情感也会破坏公共生活。不能设想，像忌妒这类有害的情感会产生有益的结果。因此，那些渴望改变社会制度并增加社会公平的人，应该希望通过忌妒以外的其他力量来促成这些变化。一切坏事都是相关的，其中任何一件都可能成为另一件的起因;尤其是疲劳，常常成为忌妒的起因。一个人感到不能胜任份内的工作时，便会一肚子的不满，很容易忌妒那些工作较轻的人。因此，减少忌妒的方法之一是减少疲劳，但最重要的是获得能满足本能的生活。似乎纯属职业上的忌妒，其实大都具有性的根源。一个在妻子和孩子身上获得满足的人，只要能够按照他认为正确的途径培养孩子，就不至因他人拥有更多的财富或成就而产生大的忌妒。人类快乐的本质十分简单，以至简单到那些老于世故的人说不出他们缺少的究竟是什么。我们在前面说过，女人往往以忌妒的眼光去注视每一个衣着华丽的女人，她们一定在本能生活上是不快乐的。本能的快乐在说英语的国家里是罕见的，尤其是在女人当中。文明在这方面似乎入了歧途。若要减少忌妒，就必须找到改变这种状况的办法，如果找不到改变的办法，我们的文明就会面临在仇恨的怒潮中毁灭的危险。在古代，人们只是忌妒邻居，因为他们对于别人的事情很少知道。现在通过教育和出版物，他们抽象地知道了很多有关各个阶层的事情，其中没有一个人是他们所认识的。通过电影，他们自认为知道了富人的生活;通过报纸，他们知道了许多外国的丑闻;通过宣传，他们知道了所有不同于他们肤色的人都有劣迹。黄种人痛恨白种人，白种人痛恨黑种人，余可类推。你也许会说，所有这些仇恨都是被宣传煽动起来的，但这种解释未免失之于肤浅。为何煽动仇恨的宣传要比鼓励友好的宣传成功得多?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即现代文明所造成的人心更倾向于仇恨而不是友好。而它所以倾向于仇恨，乃是因为它不满足，因为它深切地、也许还是无意识地感到它多少失去了人生的意义，感到除了自己之外，其他人也许都得到了自然给人享受的美好事情。在现代人的生活里，娱乐的总量无疑要比较原始的社会里为多，但对于可能有的娱乐的意识则增加得更多。无论你何时带孩子去动物园，你也许都会发现，当猿猴不在献艺或咬坚果时，它们的眼睛里总是露出一种奇怪的哀伤。人们几似都会猜想，它们定是觉得自己应该变成人，但又无法发现其中的奥秘。它们在进化的路上迷失了方向，它们的亲戚朝前去了，而自己却落在了后面，类似的悲哀与愤懑似乎也进入了文明人的灵魂。他们知道某种优于自己的东西就在身旁，但却不知究竟在哪里，怎样去寻找。绝望之中，他们就把满腔怒火发泄到那些和他们一样迷惘、一样不快的同胞身上。我们已经进化到了一定阶段，但并不是最后的阶段。我们必须迅速走过这一阶段，否则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会在中途死去，而剩下的人则会迷失在怀疑与恐惧的密林里。因此，忌妒虽然有害，其后果虽然可怕，但它并不完全属于魔鬼之道。它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英雄式的痛苦的表现。所谓英雄式的痛苦乃是这样一类人的痛苦，他们在黑夜里盲目地摸索，也许走向一个更好的歇息地，也许走向毁灭与死亡。要想从这绝望中寻到一条正确的道路，文明人必须像开阔他的思想那样去开阔他的胸襟;他必须学会超越自我，并通过超越自我而获得自由。
犯罪意识
关于犯罪意识，我们在第一章里已经有所提及，但我们现在必须做更全面的探讨，因为在成人生活不快乐的潜在心理原因当中，犯罪意识是最重要的一个。有一种传统宗教上的犯罪心理学为现代的心理学家所无法接受。按照这种心理学，尤其是按照新教徒的说法，良心会告诉每个人何时他所欲做的事情是犯罪的，并且做过之后，他可能感到两种难堪:一种叫做懊丧，那是没有益处的，另一种叫做后悔，那是可以洗涤罪恶的。在新教国度里，连许多失去信仰的人都在多少接受这种正统的犯罪观。今天，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精神分析法的缘故，我们的情形已截然不同:不仅非正统的人反对这种旧的犯罪观，而且那些仍自命为正统的人也是如此。良心不再是神秘之物，因此也不再被视为上帝之声。我们知道，良心所禁止的行为在世界各地是不同的，而且广义地说，它从来与各部落的风俗并行不悖。那么一个人受良心谴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事实上，良心这个词包括若干种不同的感觉;最简单的一种是害怕被人发觉。读者，我相信你过着一种完全无可指责的生活，但若你去问一个做过若被发现便会受罚之事的人，就可发现当败露迫在眉睫时，这个当事人便后悔他的罪过了。我并不是说这也适用于职业扒手，这种人把坐牢视为职业上必冒的危险，但这确实适用于那种或可称为体面的罪人，例如在紧急时刻挪用公款的银行行长，或被情欲诱入歧途的教士。当不大容易败露时，这种人是能够忘却他们的罪过的，但是当他们被察觉或有被察觉的重大危险时，他们便会想当初真该检点一些，这使他们深切地感到自己的罪过之大。与这种感觉密切相关的是害怕被社会遗弃。一个作弊骗钱或不偿还债务的人，一旦被人发现，是绝对找不到理由来顶住社会对他的谴责的。他不像宗教改革者、无政府主义者和革命者，这些人无论眼前的命运如何，总觉得未来是属于自己的，现在越遭诅咒，将来越受尊敬。这些人虽然受到社会的敌视，自己却并不觉得有罪，但是那个承认社会道德而又违背道德的人，一旦失去社会地位，便会极为苦闷，并且对这种不幸的恐惧或不幸发生时的痛苦，很容易使他认定他的行为有罪。但是犯罪意识以其最重要的形式而论，乃是某种更深刻的东西。它扎根于下意识中，不像害怕他人的谴责是有意识的。在意识之中，有几种行为被标明为罪恶，但并无明显的理由可供反省。当一个人有了这种行为时，他会莫名其妙地感到不安。他但愿自己和别人一样，曾与他认为罪恶的行为无关。他仅向那种他认为心灵纯净的人表示道德上的钦佩。他会多少怀着内疚的心情承认，圣者的角色与自己无缘;的确，他对圣者的观念在日常生活中几乎无法实现。因此，他一生都摆脱不掉犯罪感，觉得美好的东西与自己无缘，伤感的忏悔是他生活中最崇高的时刻。在各种例子中，这种情形均来源于一个人六岁前在母亲或保姆身边所接受的道德说教。在那以前，他就知道，发誓是有罪的，说粗话是不好的，只有坏人才喝酒，香烟无法与美德共存。他知道，人永远不应说谎。而首要的是，他知道，对于性的任何兴趣都是下流的。他懂得这些是他母亲的见解，并且相信这些也是上帝的见解。受到母亲或保姆(如果母亲冷漠的话)的爱抚是他生平的最大享受，而这只有当他不违反道德时才能获得。于是他开始把一些隐隐约约的可怕之事与母亲或保姆所不赞成的行为连在一起。随着他不断长大，他慢慢地忘记了他的道德的来源和当初违反道德时所受的惩罚，但他并不把那道德丢掉，仍感到若违反它，便会发生可怕的事情。
这种儿时的道德说教大都没有合理的根据，不适用于一般人的一般行为，例如，一个说粗话的人，从理智的角度出发，并不比一个不说这种话的人坏。然而，实际上人人都认为圣者的主要特点是不发誓。从理智上说，这种看法是愚蠢的。这也适用于烟和酒。在南方各国，饮酒是没有犯罪感的，而且饮酒的犯罪感确有一些亵渎神明的意味，因为大家知道，《圣经》中的主和使徒都曾喝过葡萄酒。说到烟，则较易坚持否定的立场，因为那些大圣人都生在不知烟为何物的时代。但这种说法也没有任何合理的论据。最后分析起来，那种认定圣人不吸烟的观念，乃是基于这样一种观念，即圣人不会做仅给自己以快乐的事情。普通道德中这种禁欲主义的成分几乎是下意识的，但它在各个方面都起作用，这就使我们的道德变得不合理。在一种合理的道德中，凡给他人(也包括自己)以快乐的，都应受到称赞，只要那快乐没有附带的痛苦给自己或他人。假如我们要排除禁欲主义，那么理想的有德之士将是这样一种人，他允许对一切美好事物的享受，只要不产生超过享受的恶果。再以撒谎问题为例。我不否认世界上谎言太多，也不否认增加真话会使我们更加完善;但我确实否认撒谎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取的说法，并且我认为一切有理性的人都会同意我的观点。我曾在乡间的小路上看见一只筋疲力尽的狐狸还在拼命奔跑。过了片刻，我又看见一个猎人。他问我是否看见过一只狐狸，我说看见过。他问我狐狸是朝哪儿跑的，我便撒了谎。我并不认为如果我说实话，我便是一个更好的人。但早期道德说教的危害主要是在有关性的领域。如果孩子受过严厉的父母或保姆的旧式管教，那么罪恶与性器官之间的联系早在他六岁以前便会紧密到终生无法完全摆脱。加强这种感觉的，当然还有恋母情结，因为儿时最爱的女人，乃是不可能与之有性自由的女人。结果是成年的男子觉得女人都因性而堕落，于是便鄙视自己的妻子，除非他们的妻子厌恶性交。但是其妻子性冷淡的男人又势必被本能驱使到别处去寻求本能的满足。然而，即使他暂时满足了本能。这种满足仍会受到犯罪意识的干扰，以至使他同任何女人交往，无论是婚内的或婚外的，都无法感到快乐。在女人方面，如果有人一本正经地教诲她何为纯洁，也会有同样的情形发生。在和丈夫发生性关系时，她会本能地退缩，生怕从中获得什么快感。然而，今日女人的这种情形较之五十年前已大为减少。我敢说，目前在知识分子当中，男人的性生活较之女人的更为犯罪意识所扭曲与毒害。传统的性教育对于儿童的危害已开始为人们普遍认识到，但当局方面还是漠然。正确的方法很简单:在孩子的青春期到来以前，不要向他们讲授任何性道德，并认真避免灌输关于天生的肉体功能有何可憎的观念。当需要进行道德教育的时候，要确保教育的合理性，你所说的每一点都要有可靠的根据。但我在本书中所要讨论的不是教育问题。在本书中，我所关心的是成人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不良教育在产生不合理的犯罪意识方面的危害。这个问题和我们在前几章里讨论过的问题一样，就是强迫下意识去注意那些支配着我们的意识的合理信念。人们不可听任自己受心境的左右，一会儿相信这个，一会儿又相信那个。当我们的意识被疲劳、疾病、酒精或其他因素削弱时，犯罪意识便特别占有优势。一个人这时的感受(因酒精引起的除外)被认为是来自他的更高自我的启示。魔鬼病时，方可成圣。但认为虚弱时会比强壮时更清醒则是荒唐的。在虚弱的时候，人们很难抗拒幼稚的建议，但没有理由认为这类建议优于成人在官能健全时的信念。相反，一个人精力充沛时用全部心智深思熟虑出来的信念，应当成为他任何时候都应相信的准则。运用正确的技巧，很可能战胜下意识的幼稚的暗示，甚至可能改变下意识的内容。无论何时，当你对你的理智认为并不恶的行为感到懊悔时，你应该检查一下懊悔的原因，使你在一切细节上都确信这懊悔是荒谬的。让你那有意识的信念变得活泼有力，以使你的无意识产生强烈的印象，足以对付你的保姆或母亲在你儿时造成的印象。不要满足于时而合理，时而不合理。认真审视不合理的事情，决意不重视它，不让它支配你。当它把愚蠢的念头或感觉注入你的意识时，你应将它们连根拔出，审视一番，然后抛弃。不要做一个左右摇摆的人，一半受制于理智，一半受制于愚昧。不要害怕冒犯那些曾支配过你的童年的东西。那时它们在你看来是有力且智慧的，因为你是虚弱且愚蠢的;现在你既不虚弱也不愚蠢，应该去检查它们的力量与智慧。习惯的力量使你一向尊崇它们，如今你应考虑它们是否仍配受你尊崇。请慎重地问问你自己，世界是否会因为那些教给青年的传统道德而变得好些。请考虑一下，在一个传统的有德之士的构成里有多少地道的迷信;再想想，虽然各种想象的道德危险受制于极其愚蠢的禁令，但一个成人所冒的真正道德的危险反而只字未提。普通人总想去做的真正有害的事情究竟是什么?不受法律惩罚的奸商行为，对雇员的刻薄，对妻子儿女的残酷，对竞争者的凶恶，政治倾轧中的狠毒--这些真正有害的罪行在有身份和受尊敬的公民中间屡见不鲜。人们以这些罪行在四周传播苦难，加紧毁灭文明。但当他们倒霉时，他们并不因此而将自己视为无权要求神灵庇护的恶棍。他们也不会因此而在恶梦中看见母亲在用责备的目光注视自己。为什么他们潜意识的道德观与理性如此背离呢?因为他们儿时的保护人所相信的道德是荒谬的;因为那道德并不是通过研究个人对社会的责任而产生的;因为它形成于不合理的原始禁忌;因为它内部含有一些病态的成分，而这些成分是从曾搅扰过垂死的罗马帝国的精神病中演变出来的。我们名义上的道德是由祭司和精神上已经奴化的女人们规定的。凡要过上正常的社会生活的人，是应该起来反抗这种病态的愚昧了。
但是，若要让这种反抗能够带来个人的幸福，并使人们能够始终依照一种标准生活，而不是在两种标准之间摇摆不定，他必须深刻地思考和感受他的理智所发出的指示。当人们把童年的迷信在表面上抛弃时，他们大都以为事情已经完结。他们不知道这些迷信仍潜伏在下意识里。当我们得到一种合理的信念时，我们必须仔细观察它，查明它的后果，在自己的内心搜寻是否还有什么和它不一致的信念;当犯罪意识变得很强烈时，而这是经常会遇到的，切勿把它视为一种启示，一种向上的召唤，而要视为一种病，一种弱点，除非它起因于合理的道德所认可的行为。我并不是暗示一个人可以不要道德，我只是说一个人应该抛弃迷信的道德，这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但是，即使当一个人违反了他自己的合理的准则时，我仍怀疑犯罪意识是否能成为获得更优生活方式的最佳方法。犯罪意识中存有卑贱的因素和缺少自尊的因素。缺少自尊不会对任何人有所裨益。有理智的人会将自己不可取的行为看成是某些环境的产物，就像看别人的行为一样;避免的途径或者是通过更充分的认清这类行为的不可取，或者是通过在可能时避开促成这类行为的环境。事实上，犯罪意识非但不能带来美好的生活，且会产生相反的后果。它会令人不快和自卑。由于不快，他可能会向他人要求过分之事，以致使他在人际关系上得不到快感。由于自卑，他会怀恨那些优秀的人材。他会感到忌妒容易，佩服难。他会变成不受欢迎的人，以致越发孤独。对他人豁达而慷慨，不但令他人快乐，且是自己快乐的巨大来源，因为这会使他赢得人们的普遍喜爱。但是一个满脑子犯罪意识的人很难持有这种态度。它是沉着冷静与自力更生的产物，它要求所谓精神上的一体化，我指的是人性的不同成分，有意识的、下意识的和无意识的，一起和谐地工作而决非永远地冲突。这种和谐在多数情况下可由明智的教育造成，但当教育不明智时，情况就要困难得多。这是精神分析学家意欲解决的事情，但我相信，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病人可以自行完成这项工作，只是在比较极端的情况下才需要专家的帮助。不要说:我没有时间去从事这些心理工作，我已忙得不可开交，因此只能让我的下意识去自行其是。没有什么比自我分裂的人格更能减少快乐和效率了。为使人格的不同组成变得和谐而花费时间是值得的。我不是建议人们独坐一隅，每天进行一小时的反省。我绝不认为这是一个好方法，因为它会增加私心，而这是应当医治的病症，况且和谐的人格是外向的。我的建议是，一个人应当下决心重视自己的合理信念，不让那不合理的信念顺利通过，不让它控制自己，无论时间何等短暂。这在他不禁要变得幼稚可笑时，不过是一个思索的问题，但这种思索如果进行得足够有力的话，也许是很快的。因此，为此所花费的时间不会多。有许多人厌恶理性，遇到这种人，我刚才所说的话就会显得不妥和无关紧要。有一种观念认为，理性若被放任，势必扼杀所有较为深刻的情感。我认为，这种认识是对理性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完全误解所致。激发情感不是理性的事情，虽然设法阻止那些危害幸福的情感，或许是理性的部分功能。找到减少仇恨与忌妒的办法，无疑是理性心理学的部分功能。但若以为在减少这两种情感的同时也减少了理性并不排斥的激情，则是误解。在热恋中，在父母的温情中，在友谊中，在仁慈中，在对科学与艺术的虔诚中，决无理性想要减少的东西。当有理智的人感受到这类情感时，定会非常高兴而决不会去减少它们的力量，因为所有这些情感都是美好人生的组成，而美好的人生既能给自己带来欢乐，也能给他人带来欢乐。在上述情感中，丝毫没有不合理的成分。谁也无须担心自己会因变得合理而使生活变得无聊。相反，正因为合理性主要存在于内心的和谐中，所以做到这一点的人，在观察世界和用心实现外部目标时，较之那种经常受制于内心冲突的人，要自由得多。最无聊的莫过于自我封闭，最舒畅的莫过于对外的注意和努力。我们的传统道德过于以自我为中心，犯罪意识便是这种愚蠢的自我中心的一部分。对于那些未因伪道德而产生主观心情的人来说，理性也许是不需要的。但对于那些染上这种病的人来说，理性在治疗中是必不可少的。染病也许是精神发展中的一个必要阶段。我猜想，那些借助理性度过这一关的人，当比那些从未染病也从未受过治疗的人更高明些。当代流行的对理性的仇恨，主要归咎于不曾从基本方面去理解理性。精神分裂的人总在寻找刺激与分心之事;他喜爱强烈的情感并非为了健全的理由，而是因为强烈的情感可以使他摆脱自己并避免痛苦的思考。对他来说，任何激情都是一种麻痹，并且因为他不能想象根本的快乐，他觉得惟有借助麻醉才能解除痛苦。然而，这是一种痼疾的症状。若无这种病症，最大的快乐便能和最充分的官能运用并行不悖。当思想最活跃，很少忘记什么事情的时候，才会感受到最强烈的欢乐。这确是快乐的最好的试金石之一。要靠麻醉才能获得的快乐是假的，是不能令人满足的。真正令人满足的快乐必须伴随着对我们各种官能的最充分的运用，以及对我们所生存的世界的最充分的认识。
迫害狂
极端的迫害狂乃是一种公认的神经病。有些人总是想象别人要杀他们，监禁他们，或对他们施以某种严重的迫害。这种保护自己免遭想象中的迫害的欲望，常使他们采取暴力行为，让人不得不限制他们的自由。像其他许多种神经病一样，它不过是正常人当中某种普遍倾向的夸大。我不打算讨论它的极端形式，因为那是精神病医生的事情。我要讨论的乃是它较为温和的表现，因为这些表现常常是不快乐的原因，而且尚未发展为真正的神经病，只要患者能正确地诊断出他的病情，并且认清它的根源就在他自己身上而不在想象的他人的敌意或无情中，那么问题还可能由他自己来解决。我们都熟悉这样一种人，有男人亦有女人，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他们总是成为忘恩负义和无情打击的牺牲品。这种人往往能说会道，常使相识不久的人对他们表示极度的同情。在他们讲述的每个单独的故事中，通常并无什么令人难以置信之处。他们所抱怨的那种虐待也无疑会发生。最终引起听者怀疑的，是受害者竟会遇到这样多的恶棍。按照概率之说，生活在某个特定社会里的不同人，一生中所受的虐待大体上是相同的。如果某个特定人群中的一个人，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受到普遍的虐待，那么原因大概在他自己，或者他老是想象自己受到种种实际上并未受到的伤害，或者他无意中的所作所为引起他人无可克制的恼怒。因此，有经验者总是怀疑那些自称永远受着社会虐待的人由于渴望同情心，他们很容易使那些不幸者确信人人都在欺负自己。事实上，这种烦恼是难以克服的，因为表示同情与不表示同情都会增加烦恼。当倾向于迫害狂的人发现一个厄运故事被人相信时，他会把这故事渲染得极其逼真;而另一方面，当他发现人家不信时，他只是又有了一个遭人虐待的例子。这种病只能靠理解来对付，并且这种理解若要生效，必须传达给患者。在这一章里，我的目的是提供几种一般的反思法，每个人都能借此在自己身上发现迫害狂的因素(几乎所有人都不同程度地为其所苦)，并且一旦发现，便能加以排除。这是赢得快乐的重要组成，因为我们若觉得人人都在虐待我们，那就决不可能快乐。
不合理性最普遍的表现之一，是人们对于流言飞语所持的态度。很少有人能避免去说熟人的坏话，有时连朋友的坏话都说;但当人们听到有关自己的流言飞语时，他们便会感到惊讶和愤怒。他们显然从未想过，别人议论自己正如自己议论别人。这惊讶和愤怒还算是一种温和的表现，倘若扩大，就会导致迫害狂。我们对自己总是有着温柔的爱心和深切的敬意，我们也期望别人对我们如此。我们从未想到，我们不能期望他人待我们胜于我们待他人，而我们所以想不到这一点的原因是，我们自己的优点既多且明显，而他人的优点，如果有的话，也只会在极慈悲的眼光中闪现。当你听到某人说你什么坏话时，你只会记得你有九十九次未对他作出最正确、最应有的批评，却忘了第一百次时你在无意中说过你自信对他恰如其分的话。你会想，难道这就是对你长期克制的回报?然而在他看来，你的行为恰如你眼中的他的行为;他全不知你三缄其口的次数，只知道你确实开口的第一百次。假如我们有一种能看出彼此想法的魔力，那么我猜想的第一种后果是，几乎所有的友谊都将解体;然而第二种后果倒是再好不过，因为没有友爱的世界令人无法忍受，所以我们应当学会彼此相爱，而无须制造假象来欺骗自己，说我们不曾以为彼此完美无缺。我们知道，我们的朋友都有缺点，但总的说来并不失为我们喜欢的人。然而，我们不能容忍他们也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我们。我们期望他们认为我们与他人不同，乃是完美无缺的人。当我们不得不承认自己有缺点时，我们往往把这一明显的事实看得过于严重。谁也不应希望自己完美无缺，也不应因为自己并不完美而过于烦恼。迫害狂的病根在于过高估计自己的价值。假定我是一个剧作家，在所有无偏见者的眼中，我显然是当代最杰出的剧作家。然而由于某种原因，我的剧本很少上演，即便上演，也不成功。这种奇怪的情形该如何解释呢?显而易见，是经理、演员和评论家由于这个或那个原因，合在一起跟我作对。当然，其原因使我感到无上荣光:我曾拒绝向戏剧界的大人物屈膝，我不愿奉承评论家，我的剧本含有许多能够击中要害的真谛，凡被击中者，肯定受不了。正因为如此，我的超常的价值才难以得到承认。还有从不能使人对他发明的价值加以检验的发明者:制造者墨守成规，不理会任何革新，而少数进步人士又拥有他们自己的发明者，因此总是不让未成名的天才加入;尤其令人费解的是，那些学术团体竟将你的手稿遗失，或原封不动地退回来;向个人的呼吁又总是没有回音。这种情形该做何解释呢?显然是有些人密切勾结着，想把发明所带来的利益在自己内部瓜分;那些不跟他们一伙的人则无人问津。然后还有这样一种心怀不满的人，他的不满确有事实根据，但他把自己的经验推广开去，认定他个人的不幸提供了了解世界的钥匙;例如，他发现了一些有关秘密组织的黑幕，但为了政府的利益，这些黑幕历来是秘而不宣的。他无法公布自己的发现，连最高尚的人物也袖手旁观，不肯来纠正令他义愤填膺的劣行。至此，事实与他所说的并无出入。但是他所遇到的挫折给他的印象之深，他确信一切当权者都在全副身心地致力于掩盖罪恶，因为这是他们的权势之所在。由于他的观察确有真实之处，所以他的这种信念特别牢固;他亲身经历的事情所给他的印象之深，自然要超过他没有直接经历的大多数事情。这使他产生错误的判断，以致过于重视那些也许是例外而非典型的事实。
另一类常见的迫害狂的牺牲品，是某种慈善家，他总是违反对方的意志而施惠于人，一旦发现人家并无谢意，便感到惊讶与愤然。我们从善的动机很少能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纯洁。权力欲总是在暗中为害;它有许多伪装，并且常常成为我们对人行善时的快乐之源。行善之举还常掺有其他成分。对人行善通常总要剥夺他人一些快乐:或是饮酒，或是赌博，或是闲散，或其他嗜好。在这种情况下就会掺有典型的社会道德成分，即我们为保持朋友的尊敬而不得不避免的罪恶，他们倒可以去做，这使我们不免产生忌妒。例如，那些投票赞成禁烟法(这种法律在美国的若干州里曾经或依然存在)的人，显然不是吸烟者，因此别人从烟草中得到的乐趣对他们则是痛苦之源。如果他们希望从前的烟鬼们能派代表来感谢他们帮助自己摆脱恶习，那他们准会失望。于是他们便会想，自己为了大众的幸福献出了一切，而那些最应当感谢他们的人，竟最不懂得感谢。同样的情形也可见诸于女主人对女仆的态度，因为女主人总在监护女仆的道德。但现在仆人的问题已变得十分尖锐，以致对女仆的这种慈爱也越发少见了。在政界中也有类似的情形发生。政治家逐渐集中所有的精力，以期达到一个崇高的目标，这使他摒弃安逸，进入公共生活的领域，当人们转而反对他的时候，他会对人们的无情感到吃惊。他从未想到他的工作除了为公以外还有别的动机;从未想到控制局势的乐趣确曾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他的活动。讲坛上和党报上用惯的套话在他心目中逐渐变成了真理，同一党派的华丽词藻也被他误认作动机的真正分析。在社会抛弃他之后，大失所望且充满厌恶的他也会抛弃社会，并且后悔自己竟做了一件像追求公众福利那样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上述例证引出四条概括性的格言，如果这些格言的真谛被充分理解，则足以防止迫害狂的出现。第一条是:记住你的动机并不总像你想象的那么有益于他人。第二条是:不要过高估计你自己的价值。第三条是:不要期望他人能像你那样注意你。第四条是:不要以为多数人都在设法迫害你。我将依次解释这些格言。怀疑自己的动机对慈善家和行政官尤为必要。这类人总在想象世界或世界的某部分应该如何，他们觉得，有时正确有时不正确，在实现他们的想象时，他们将给人类或其中的一部分以恩惠。然而，他们没有充分认识到，那些受其行为影响的人也有同样的权利来想象他们所需要的社会。当权者确信他的想象是对的，而相反的想象则是错的。但是这种主观的确定性并不能证明他在客观上也是正确的。何况他的信念往往只是一种伪装，其实质是他看到自己带来的变化而感到快慰。除了权力欲之外，还有另一种动机，那就是虚荣心，它在这类情形中的作用是强有力的，拥护议会的高尚的理想主义者--在此我是根据经验说的--听到选民讥笑他只是渴望在名字前加上国会议员的头衔，定会感到吃惊。当争论结束并有时间思索时，他会想到选民的讥笑也许不无道理。理想主义给简单的动机穿上奇特的外衣，因此现实中某些玩世不恭的讥笑对我们的政治家非常适合。传统道德总在向人们灌输利他主义，其程度是人类天性难以达到的，而那些以美德自豪的人却常常自视达到了这个无法达到的理想。甚至最高尚者的绝大多数行为也具有利己的动机，但这也并非令人遗憾，因为若不如此，人类便无法生存。一个总是关心他人进餐而忘了自己进餐的人，定会饿死。当然，他可能只是为了使自己获得与邪恶争斗所必需的精力而进餐，但以这种动机吃下去的食物能否消化，尚属疑问，因为如此刺激出来的唾液是不够的。因此，一个人为了口福而进餐，要比仅仅为了公众利益而进餐好得多。
适用于饮食的道理也适用于其他一切事情。无论做什么事情，只有借助于一定的兴趣才能胜任，而兴趣若无某种利己的动机，则很难产生。从这个观点出发，我将那种关心在生物上与己相关者的动机，如保护妻子儿女免遭伤害的冲动，也纳入利己的动机之列。这种程度的利他主义是正常人性的组成部分，但传统道德所宣扬的那种程度并不是，而且绝少真正达到。因此，那些希望能以自己的美德为自豪的人不得不说服自己相信，他们已经达到了那种不大可能达到的无私程度，结果追求圣洁的努力便与那种极易导致迫害狂的自我欺骗联系起来。四格言中的第二条，即不要过高估计你自己的价值，在涉及道德的那方面，可为我们已说过的那些话所包括。但是道德以外的价值同样不可高估。剧本始终不受欢迎的剧作家，应当冷静考虑它们是坏剧本的假设;他不应认定这种假设不能成立。如果他发现这假设与事实相符，他应当像运用归纳法的哲学家那样去接受它。诚然，历史上确有怀才不遇的例子，但比鱼目混珠的例子要少得多。如果一个人是时代不予承认的天才，那么他不顾他人漠视而坚持自己的道路则是完全正确的。另一方面，如果他是一个务虚荣而自大的无能之辈，那他还是不坚持为好。如果一个人因创造了不受赏识的杰作而苦恼，则无法知道他属于两者中的哪一种。如果你属于前者，你的坚持是悲壮的;如果你属于后者，你的坚持便是荒唐的。当你死去一百年后，才有可能猜出你属于哪一种。目前，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个天才，而你的朋友们却不这样认为，则有一个虽不绝对可靠但却极有价值的检验法可以应用。那检验法是这样的:你进行创作是因为你感到迫切需要表达某些观念或情感呢，还是出于对赞美的渴望?就真正的艺术家而言，对赞美的渴望尽管很强烈，毕竟处于第二位，这就是说，艺术家愿意创造某种作品，并且希望那作品受到赞美，但即使受不到赞美，他也不会改变他的风格。而另一方面，那种以渴望赞美为基本动机的人决无内在的力量促使他去寻求一种特殊的表现，因此他做此事与做某种截然不同的事情毫无二致。这种人若不能凭自己的艺术赢得赞美，还是作罢为好。一般说来，无论你从事何种专业，如果你发现他人评价你的能力不像你自己评价得那样高，切不可断定错误的是他们。如果你这样想，你也许会轻易相信人们在密谋贬低你的价值，而这种信念无疑会成为不快乐的根源。承认你的价值不如你所希望的那样高，一时可能是很痛苦的，但这是有穷尽的痛苦，等它过去之后，快乐的生活又会成为可能。我们的第三条格言是，不要苛求他人。有病的女人惯于期望女儿中至少有一个完全牺牲自己，甚至牺牲自己的婚姻以尽服侍之责。这是期望别人具有不合理的利他之心，因为利他主义者的损失远比利己主义者的收获为大。在你和他人的一切交往中，尤其是和最亲近者的交往中，重要而又不易做到的是，要记住他们是从他们自己的角度，而不是从你的角度看人生。不应指望任何人会为了他人而改变自己的生活主线。有时可能也会有一种强烈的情感使最大的牺牲出于自然，但若不是出于自然，就不应做此种牺牲，而且谁也不应因此而受责备。人们对他人的抱怨，往往只是天生的私心对超出了正常范围的贪心的合理反应。
我们所提到的第四条格言是，别人对你的考虑总要少于你对你自己的考虑。迫害狂患者总以为所有人每时每刻都在设法伤害他这个可怜的狂人，其实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事情和兴趣。同样，迫害狂症较轻的人也以为人家的一切行为都与自己有关，而其实并不然。当然，这种念头能使他的虚荣心得到满足。假如他是一个相当伟大的人说，这也许是真的。英国政府的行动在许多年里都主要旨在挫败拿破仑。但若一个并不特别重要的人物猜想别人总在算计他，则纯属疯子之举。假设你在某次宴会上发表了一篇演说，另几位演说者的照片出现在报刊上，而你的则不然。这应如何解释呢?显然不是因为别的演说者被认为比你重要，而一定是因为报社的编辑特意吩咐不让你露面。可他们为何要这样吩咐呢?显然是因为他们慑于你的极端重要。这样，你的照片的未被采用，从轻视变为微妙的敬重。但是这种自欺并不能使你获得稳定的快乐。你内心里知道事实完全相反，并且为了尽量瞒住你自己，你将不得不发明越来越荒唐的假说。强使自己相信这些假说，势必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况且由于这些假说含有这样一种信念，即你是社会普遍仇恨的对象，它们只是通过让你忍受一种十分痛苦的感觉，即你与整个社会对立，来保全你的自尊。建立在自欺之上的满足是不稳定的，而真理无论是何等的令人不快，最好还是正视它，习惯它，并依照它去建立你的生活。
畏惧舆论
如果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世界观不能得到与他们有社会关系的人的赞同，尤其是与他们共同生活的人的赞同，那么很少有人能够快乐起来。现代社会的一个特点是，它们在道德和信仰方面分成不同的派别。这种情形始于基督教改革运动，也许应该说始于文艺复兴，从那时起，事态就变得越发分明。先有新教徒和天生教徒之分，他们不仅在神学上，而且在许多实际问题上有分歧。再有贵族和资产阶级之分，前者可以允许的各种行为，后者是不能容忍的。后来又出现了自由种学派和自由思想者，他们不承认宗教仪式的义务。今天在整个欧洲大陆，社会主义者和其他人之间有着深刻的分歧，不仅限于政治，而且涉及生活的各个领域。在用英语的国家里，派别多得数不胜数。在某些团体里，艺术备受赞赏，而在另一些团体里，却被视为邪恶，尤其是现代艺术。在某些团体里，效忠帝国是最高的美德，在另一些团体里却被视为罪恶，还有一些团体把它当成愚蠢之举。正统的人把通奸看作罪大恶极，但很多人则认为通奸即使不足恭维，至少也是可以原谅的。在天主教徒中，离婚是绝对禁止的，但多数非天主教徒则将其视为婚姻的必要补充。由于这些不同的看法，一个有某些嗜好与信念的人在这个团体中可能觉得自己是个遭唾弃者，而在另一个团体中却被视为极其普通的人。极多的不快，尤其在青年人当中，就是这样引起的。一个青年男人或女人接受了某些观念，但又发现这些观念在他或她所处的特殊环境中是被诅咒的。青年人很容易以为他们所熟悉的唯一的环境代表了整个世界。他们很难相信，他们怕被视为堕落而不敢承认的观点，在另一个团体或另一个地方竟是司空见惯的东西。许多不必要的苦难就是由于对社会的无知而忍受的，有时仅限于青年时代，但终生忍受的也不少。这种孤立不仅仅是痛苦之源，还要浪费许多精力去对付充满敌意的环境以维持精神上的独立，并且一百次中有九十九次令人生畏，不敢贯彻自己的思想以达到合理的结局。勃朗特姐妹在其作品发表之前从未遇到意气相投的人。这对于具有大家风度的、勇敢的艾米丽o勃朗特虽然没有影响，但对于虽有才华，然其观念在很大程度上仍摆脱不掉家妇气派的夏洛蒂o勃朗特却不然。像艾米丽o勃朗特一样，布莱克也生活在精神极度孤独之中，但他也像她一样有足够的勇气战胜孤独的不良影响，因为他确信自己是对的，而批评他的人是错的。他对公众舆论的态度体现在下列诗句中:我认识的人中唯一不让我作呕的，是弗赛利:他既是土耳其人又是犹太人。噢，我亲爱的基督徒朋友，你们又能怎样做?但存内心生活中具有这等毅力的人是不多的。称心的环境几乎对所有人的快乐都是必需的。当然，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的确处于称心的环境中。他们年轻时便接受了流行的偏见，并且本能地适应了周围的信念与习俗。但是对于少数人，实际上包括一切有知识、懂艺术的人，这种默认的态度则是不可能的。例如，一个生在城镇里的人很早便会发现，凡为智力发展所必须的东西全都遭人敌视。如果他要读一些严肃的书，别的孩子就瞧不起他，教师则告诉他这类书旨在蛊惑人心。如果他关心艺术，同伴们就认为他没有男人气概，长辈们则认为他不道德。如果他渴望成就一番事业，无论那事业如何体面，只要在他所属于的那个阶层里是罕见的，人们便说他不知天高地厚，并说适合他父亲的事业应当对他也适合。如果他批评父母的宗教信仰或政治主张，他很可能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由于所有这些理由，对于多数具有特殊能力的青年男女，青少年时期是一个极不快乐的时期。对于他们较为一般的同代人，这或许是一个快活和享受的时期，但对于他们自己，他们则需要一些更严肃的东西，而这在他们特定的社会团体里，无论在长辈或平辈身上都是找不到的。这类青年进入大学时，或许能发现一些知己，过上几年十分快乐的生活。如果运气好，他们离开大学之后可以找到一项使他们仍可觅到知己的工作;一个住在像伦敦或纽约那样的大城市里的知识分子，通常总可找到一个情投意合的团体，在那里面无需约束或伪装。但若他的工作迫使他住在一个较小的地方，尤其当他不得不对普通人保持尊敬时，例如医生和律师就是如此，那么他可能始终都得对他每日遇见的大多数人隐瞒他真正的嗜好和信仰。这在美国尤其如此，因为这个国家幅员辽阔。在你最意料不到的地方，东、南、西、北，你会发现一些孤独的人，他们从书中得知在一些地方他们不会孤独，但他们没有机会在那里生活，连交心的机会也很少很少。在这种情况下，凡是性格不像布莱克和艾米丽o勃朗特那样坚强的人，断不能享有真正的快乐。若要使真正的快乐成为可能，则必须找到一些方法来减轻或避开公众舆论的专横，那为数不多的聪明人借助这些方法便能彼此认识，并享受到彼此交往的快乐。在很多情况下，不必要的胆怯往往使烦恼变得过分严重。舆论对于那些显然惧怕它的人，总比对那些泰然处之的人更为专横。狗对于惧怕它的人，总比对藐视它的人叫得更响且更想去咬他。人类也有类似的特点。若你显得恐惧，他们便会穷追不舍，若你不去理睬，他们便会怀疑自己的力量而退避三舍。当然，我所说的并不是极端的蔑视。如果你在加利福尼亚坚持在俄罗斯流行的观点，或在俄罗斯坚持在加利福尼亚流行的观点，你定会自食其果。我指的不是这种极端的行为，而是温和得多的有悖习俗的行为，如衣着不合时尚，或不参加某些教会，或执意阅读某些理论书籍。这一类行为若出于温和与无拘无束的态度，出于自然而非抗争的情态，即使是最拘泥于传统的社会也会容忍。久而久之，你便可能被公认为狂人，于他人不可原谅的行为，于你全无禁忌。这主要是性情温和与态度友善的问题。守旧的人所以对背弃传统怒不可遏，主要是因为他们将这种背弃视为对自己的非议。如果一个人和悦、友善到足以使极愚蠢的人都明白他的行为决无指责他们的意思，那么很多有悖传统的事都会得到谅解。
然而，这种逃避指责的方法对于那些因情趣或观点而失去人们同情的人，是不能奏效的。他们因缺少同情而忐忑不安，故十分好斗，即使他们表面上顺从或极力避免尖锐的冲突，也是枉然。因此，凡与本团体的习俗不和谐者，易于动怒和不安，缺少良好的心境。当他们转入另一个团体，在那里他们的观点并不被认为奇怪时，他们的性格似会完全改变。他们会从严肃、羞怯、消沉一变而为快乐与自信;从固执一变而为随和;从自我封闭一变而为爱交际。因此，凡与周围的环境不融洽的青年人，就应当尽可能选择一件有机会遇到知己的工作，哪怕因此而大大减少收入。他们往往不知道这是可能的，因为他们的社会知识十分有限，很容易把他们在家里所习惯的偏见误认为普遍如此，在这方面，老一辈的人应能给青年人以很大帮助，因为丰富的社会经验实属必要。在这个盛行精神分析的时代，当年轻人与环境不融洽时，人们总是认定原因在于某种心理上的紊乱。我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假定一个青年人的父母确信进化论是异端邪说，在这种情形中，唯有智慧才会使他与其父母不一致。与环境不合，当然是一种不幸，但并非总是一种当不惜任何代价去避免的不幸。当周围充满愚昧、偏见和残忍的时候，与这种环境不合倒是一种有道德的体现。上述特点几乎在所有的环境中都有某种程度的存在。伽利略和开普勒都有过危险的思想，而今日的有识之士也大都如此。我们不应希望社会舆论能强大到使这些人惧怕自己的见解所引起的社会仇视。所应希望的倒是找到办法将这仇视的作用尽量减轻。在现代社会里，这个问题主要发生在青年人当中。一个人一旦选择了适当的事业，进入了适当的环境，便能基本上免受社会的迫害，但是当他年轻而他的价值未经检验时，他很可能受无知者的摆布，这些无知者自视有资格评估一无所知的事情，若是有人说年青人比有着丰富社会经历的他们懂得更多，他们便会感到受了侮辱。许多终于摆脱掉无知的束缚的人，曾有过那么艰苦的斗争，受过那么漫长的压迫，以致最后变得满腔悲愤，精力衰微。有一种安慰人的理论，就是天才总有出头之日，许多人便是根据这种理论认为对青年精英的摧残并无大害。但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来接受这种理论。它很像凶手总会暴露的理论。显而易见，我们所知道的凶手都是暴露的，但谁知道没有暴露的凶手又有多少?同样，我们所知道的天才全都战胜了逆境，但毫无理由说没有无数的天才早在青年时代便被毁掉。这不仅仅是天才问题，也是人才问题，因为人才对于社会同样重要。并且这也不仅仅是摆脱逆境的问题，亦是摆脱出来时心中不悲愤，精力不衰微的问题。由于上述原因，青年人的道路不可过于曲折。老年人用尊重的态度对待青年人的愿望是可取的，而青年人用尊重的态度对待老年人的愿望则不可取。理由很简单。上述两种情形中，所涉及的是青年人的生活，而不是老年人的生活。当青年人企图去安排老年人的生活时，例如反对寡居的父亲或母亲再婚，其荒谬程度并不亚于老年人企图去安排青年人的生活。人不分老少，一旦进入成年，自有选择的权利，必要时甚至有犯错误的权利。青年人若在重大问题上屈服于老年人的压力，那便是错误的。假设你是一个想做演员的青年人，而你的父母表示反对，其理由或是舞台生涯不道德，或是演员的社会地位低微。他们可能会给你施加各种压力;他们可能说你若不从便将你赶出家门，可能说几年之内你定后悔，也可能举出一连串可怕的例子，述说某些青年人莽撞地做了你想做的事，结果落得一个可悲的下场。当然，他们认为舞台生活不适合你，也许是对的，也许你没有演戏的才能，也许你的嗓音不够柔美。然而，如果真是这样，你很快便会从艺人那里了解到这一点，那时你还有充分的时间改行。父母的论据不该成为使你放弃企图的充分理由。如果你不顾他们的反对，径自实现了你的愿望，他们不久就会转变态度，而且转变之快，远出于你和他们的意料之外。另一方面，如果有专家的意见劝阻你时，事情就不同了，因为初学者永远应该尊重专家的意见。
我认为，撇开专家的意见不谈，人们对于他人的意见总是过于重视，无论大事、小事都如此。人们尊重舆论应以避免挨饿与入狱为限，越过了这个界限，便是自愿对不必要的专制屈服，而且很可能会在各个方面干扰你的快乐。现以花钱问题为例。很多人的花钱方式与他们的天性背道而驰，而这仅仅是因为他们认为周围人的敬意全取决于他们拥有一部豪华的汽车以及他们能够大摆宴席。事实上，凡是显然能够购买汽车，但却宁愿旅行或藏书的人，结果一定比仿效他人更能受人尊敬。当然，这并不是有意轻视舆论;这依然处于舆论的控制之下，虽然其方式恰恰颠倒。但是，真正藐视舆论的，却既是力量又是快乐之源。一个由不过分屈服于习俗的男女组成的社会，要比大家行动划一的社会有趣味得多。凡个性独立发展的地方，便存有不同的类型，并且也值得结交新人，因为他们决不是我们早已熟知的人的复制品。这曾是贵族社会的优点之一，因为地位完全取决于出身，行为便不会整齐划一。在现代社会，我们正在失去这种社会自由的源泉，因此应当充分认清整齐划一的危险性。我并不是说人应当有意行为古怪，那和循规蹈矩同样无聊。我只是说人应当自然，应当在不是明确反社会的范围内，遵从自己的天性。现代社会由于交通的方便，人们不像从前那样必须依赖地理上最接近的邻居了。有汽车的人可以把住在二十英里以内的任何人当作邻居。因此，他们选择朋友的自由较之以前要大得多。在人口密集的地方，一个人若不能在二十英里以内觅得知音，定是非常不幸的。在人烟稠密的大城市，一个人应当认识近邻的观念业已消失，但在小城镇和乡村依然存在。这已成为一个愚蠢的观念，因为我们已无须与近邻做伴。根据气质而不是仅仅根据地域选择朋友，越发成为可能。快乐是由品性相仿、观念相同者的结合增进的。社交有望沿着这一路线不断发展，并且那种正折磨着众多不合传统者的孤独也有望因此而逐渐减少，甚至归于消灭。毫无疑问，这将增加他们的快乐，但这当然也将减少那些循规蹈矩者的残忍的快乐，因为他们现在正是以迫害不合传统者为乐的。然而我并不认为这是一种需要大力保护的快乐。对舆论的畏惧如同它种畏惧一样，是折磨人和阻碍发展的。如果这种畏惧始终强烈，那便很难取得任何伟大的成就，并且也无法获得真正快乐所依赖的精神自由，因为对于快乐而言，至关重要的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应当源于我们内心的冲动，而不是源于我们的邻居或亲属的偶然的兴趣和欲望。对于近邻的恐惧无疑已比往日为少，但又出现了一种新的恐惧，那就是害怕报纸说话。其害怕程度丝毫不在中世纪时的政治迫害之下。当报纸将某个也许完全无辜的人选做替罪羊时，结果可能十分可怕。幸而迄今为止，多数人还能因默默无闻而逃脱此运;但随着宣传方式的不断完善，这种新的社会迫害也有日益增加的危险。这件事情严重之极，受害者决不能以藐视了之，无论人们对新闻自由这个大原则如何看，我认为自由的限度必须比现存的诽谤法有更明确的规定，凡使无辜者难堪的行为一律禁止，即使是人们实际上的所作所为也不应以恶意的口吻去发表而使当事人受到公众的鄙视。然而，最终克服这一弊端的唯一方法，还在于增加公众的宽容度。增加宽容度的最佳办法乃是使真正快乐的人增多，因为唯有这种人才不会以迫害同胞为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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