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與《聖經》——鴨子的鴨

08-08

	周作人與《聖經》
	2012-1-30 星期一(Monday) 晴

周作人與《聖經》顧鈞在1922年爆發的聲勢浩大的「非基督教運動」中，周作人的態度和行為非常引人注目，他站在了這次運動的對立面，也站在了陳獨秀、蔡元培等「五四」同志的對立面，更聯合其他四位北大教授（錢玄同、沈兼士、沈士遠、馬裕藻）公開發表由他起草的一篇《主張信教自由者的宣言》（《晨報》1922年3月31日），明確說明自己「對於現在非基督教非宗教同盟的運動表示反對」。此後周作人在這一問題上與陳獨秀、蔡元培等又進行過公開的辯論，但主張思想自由的基本態度沒有變化。所以近賢對於周作人在這次運動中的表現，往往多從他的自由觀這一角度來研究，這當然是很有道理的。但是這一問題也還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探討，周作人與基督教的關係，特別是在文學這一層面的關係就很值得研究，因為周氏雖然博學多能，廣有建樹，但此時文學乃是他的看家本領，也是他思考和研究一切問題的出發點。一《聖經》既是基督教的宗教經典，也是文學經典。《聖經》的譯本曾經對歐洲的語言文學產生過重大的影響，《聖經》的原文，《舊約》是希伯來文，《新約》是希臘文，但在整個中世紀，拉丁文本（vulgate）卻是最為通行的文本，是歐洲思想文化的最大根源。宗教改革之後，各種歐洲語言的翻譯文本紛紛出現，特別是英文、德文譯本曾對英語、德語語言文學發生過重大的影響。《聖經》的中文譯本雖然對中文的影響沒有那麼大，但仍然是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特別是《聖經》的白話譯本，儘管翻譯者主要是出於擴大傳教對象的目的，但在客觀上卻為文學革命者提供了一個很重要的白話文學的範本。正如周作人在1920年的《聖書與中國文學》一文中所說：「我記得從前有人反對新文學，說這些文章並不能算新，因為都是從《馬太福音》出來的；當時覺得他的話很是可笑，現在想起來反要佩服他的先覺：《馬太福音》的確是中國最早的歐化的文學的國語，我又豫計他與中國新文學的前途有極大極深的關係。」在周作人寫這篇文章之前，《聖經》譯本中的語言和意象已經出現在黃遵憲、譚嗣同、夏曾佑等「詩界革命」參加者的作品中，但正如梁啟超在《飲冰室詩話》中提到過的那樣，這種影響還是淺層次的，往往是個別詞語的尋撦借用。在周作人看來，《聖經》中譯本與中國文化「極大極深的關係」，首先還是在思想方面，周作人一再強調，文學革命是兩方面的革命，即語言方面和思想方面，而後者更為重要。在這一點上他與魯迅的觀點一致，而與胡適更多強調語言的觀點有一定的分歧。就思想方面來說，周作人認為「五四」新作家追求的信仰應當是人道主義，創作的文學應當是人道主義的文學。一般認為，希臘文化是西方人道主義的源頭，五四時期的中國知識界也是「言必稱希臘」，但是希伯來文化同樣也提供了人道主義的思想，對此周作人有孤明先發和深切詳明的認識：希臘思想是肉的，希伯來思想是靈的；希臘是現世的，希伯來是永生的。希臘以人體為最美，所以神人同形，又同生活，神便是完全具足的人，神性便是理想的充實的人生。希伯來以為人是照著上帝的形像造成，所以偏重人類所分得的神性，要將他擴充起來，與神接近以至合一。這兩種思想當初分立，互相撐拒，造成近代的文明；到得現代漸有融合的現象。其實希臘的現世主義里仍重中和，希伯來也有熱烈的戀愛詩，我們所說兩派的名稱不過各代表其特殊的一面，並非真是完全隔絕，所以在希臘的新柏拉圖主義及基督教的神秘主義已有了融合的端緒，只是在現今更為顯明罷了。兩希文明並非完全水火不融，基督教之所以能從最初簡單的倫理原則演化成嚴密的神學體系正有賴於教內人士對古希臘哲學的運用。在人道主義的觀念上，它們只是側重點的不同：希臘人更強調人的理性、能力和尊嚴，而基督徒更看重對人的愛和尊重。周作人顯然認為，這兩種人道主義都是中國人所缺乏並需要大力引進的。希伯來文化更重來世的幸福，但也並沒有完全放棄現世的幸福，熱情奔放的《雅歌》就是明證。這首愛情詩儘管是經過重新詮釋後（說是借了夫婦的愛情在那裡詠嘆神與以色列的關係）才被收到正經里去，但這也說明，禁慾的思想是後來的基督教發展出來的，與原始的希伯來文化精神是有所違背的。《雅歌》中有這樣大膽的描寫：你的肚臍如圓杯，永不缺乏調和的酒；你的肚腹像一堆麥子，周圍有百合花。你的兩乳像一對小鹿，像雙生的母羚羊。這樣的詩句即使是放在古希臘也是會讓人驚嘆的。周作人對於這一類的詩歌非常激賞，認為可以幫助中國的新興文學衍出一種新體，因為在他看來，中國古人對於情詩的態度非常極端，要麼是「太不認真」，要麼是「太認真」，缺乏一種真切自然的態度，這也正是他在中國文學中極力標舉「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晚明文學的原因。近代以來，隨著對西方文學了解的深入，中國文學中欠缺和不發達的文體也就逐漸暴露出來，於是文學革命的提倡者陸續將政治小說、科學小說、偵探小說、話劇等引入中國，以期彌補中國文學的缺陷，周作人的主張也屬此類，而且事實也證明，以《聖經》為代表的基督教文學確實對詩歌在內的中國現代文學產生了不小的影響。二周作人1901年9月到南京讀書後正式開始學習英語並接觸到欽定本《聖經》和《聖經》的中文譯本，其間他還根據《舊約》里的夏娃故事，給《女子世界》寫了一篇《女禍傳》，此後他的身邊經常帶著《聖經》，對於它的重要性也有了越來越清晰的認識。「五四」前後周作人在多篇論文中對於《聖經》的文學性和思想性進行過深入精闢的論述，如在作於1921年7月的《歐洲古代文學上的婦女觀》中他指出：《舊約》里純文學方面，有兩篇小說，都用女主人公的名字作篇名，是古文學中難得的作品；這便是《以斯帖記》和《路得記》。……《以斯帖記》有戲劇的曲折，《路得記》有牧歌的優美。兩個女主人公也正是當時猶太的理想中模範婦人，是以自己全人供奉家族民族的人，還不是顧念丈夫和兒子的賢妻良母，更不是後來的有獨立人格的女子了。將《以斯帖記》和《路得記》作為小說來看是非常有道理的，因為它們不但故事有一定的長度和相對的獨立性，而且有完整的情節和生動的人物形象塑造，按照這個標準，《舊約》中除了《以斯帖記》和《路得記》外，《約拿書》也可以放入小說一類，只是它的主角是男性。作為歐洲文學研究專家，周作人可以說是最早強調《聖經》文學性的現代中國學者，同時他對《聖經》作為西方文學源頭的地位也有清醒的體認。周作人的這些觀點在今天看來似乎很平常，可以說已經是文學史的常識，但在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卻是非同尋常、非常新穎的。當然，這些深入、新穎的觀點並非全是他個人的觀點，對此他也從來不加隱瞞，如他在文章中就不止一次提到美國學者謨爾（George F. Moore）所著的《舊約之文學》，顯然是他的案頭之書。然而當時能夠閱讀這類參考書的人在國內也是鳳毛麟角。周作人對於歐美學者很早就將《聖經》作為文學來研究的做法也非常欣賞，並認為這對中國學者非常具有啟發性，因為「中國的經學不大能夠離開了微言大義的」。確實，中國歷代的學者、選家從來沒有、也不敢這麼做，只有當胡適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中將孔子和其他諸子放在平起平坐的位置上之後，現代文學研究者們才嘗試將《論語》《孟子》作為先秦散文作品來看待。從這個角度來看，周作人將儒家經典和《聖經》進行比較也就具有了某種開創性的意義：《新約》是四書，《舊約》是五經，——《創世紀》等紀事書類與《書經》、《春秋》，《利未記》與《易經》及《禮記》的一部分，《申命記》與《書經》的一部分，《詩篇》《哀歌》《雅歌》與《詩經》，都很有類似的地方。這種文學上和文化上的比較可能顯得比較粗糙，但無疑具有啟發性，特別是《哀歌》《詩篇》和《雅》《頌》具有很強的可比性。此外，古代的《聖經》學者和中國古代的經師在闡發經典的微言大義上也有異曲同工之妙。如前文提到的關於《雅歌》的解釋與關於《關雎》的解釋就大有「人同此心」的特點。也許這種比較的意義還不在於具體的問題本身，它開闢了一種新的文學研究方法，周作人無疑是中國比較文學的先驅之一。三中國歷史上有多次反基督教的事件，原因多種多樣。1922年的「非基督教運動」的思想背景之一是科學主義的流行。陳獨秀的唯物主義、胡適的實驗主義是當時唯科學主義的主要思想後盾。周作人在南京和日本時期都學過現代科學，但並不認為科學可以解決一切問題，他後來棄科學而從事文學本身就是最好的說明。與魯迅一樣，他認為根治人心是更為重要和急迫的事業，文學是手段之一，宗教也是手段之一。作為新文化運動時期最重要的文學研究家，周作人對古今中外的文學作過深入考察後發現，「文學的發達，大都出於宗教」，所以宗教雖然與科學不合，但與文學卻有緊密的聯繫，特別是西方文學與基督教的關係更是如此，對此他曾有一段精彩的論述：「使他們合而為一；正如你父在我裡面，我在你裡面，使他們也在我們裡面。」（《約翰福音》）這可以說是文學與宗教的共通點的所在。托爾斯泰著的《什麼是藝術》，專說明這個道理，雖然也有不免稍偏的地方，經克魯泡特金加以修正，（見《克魯泡特金的思想》內第二章《文學觀》）但根本上很是正確。他說藝術家的目的，是將他見了自然或人生的時候所經驗的感情，傳給別人，因這傳染的力量的薄厚合這感情的好壞，可以判斷這藝術的高下。人類所有最高的感情便是宗教的感情；所以藝術必須是宗教的，才是最高上的藝術。《聖經》對於西方作家來說，確實是一部「偉大的法典」（The Great Code），不理解這部法典，就無法理解西方的文學。「五四」前後周作人在翻譯、介紹、研究西方文學方面的突出成就同他對《聖經》的研究關係很大，於此得益匪淺。

我女朋友是王小鴨發表於 2012-01-30 14: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