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傳文學的「情志」

先秦兩漢的史傳文學,我們更多關注的是其歷史意義和敘事傳統,然而,這些字字珠璣的史傳,也是編者、著者的情志體現。

情志是中國古代詩學範疇的概念,是詩歌的內在本質要素。史傳文學的「志」體現在以一字寓褒貶的春秋筆法,在敘事中蘊含著事理,抒發史官的政教抱負。「情」表現為史官在歷史書寫時「發憤著史」,融入自己的心靈感悟,飽含深情。用詩學範疇的「情志」來研究先秦兩漢的史傳文學,有助於進一步深化對史傳藝術本質的認識。

書史言「志」

《尚書·堯典》有「詩言志」。《左傳·襄公二十七年》記載趙孟請鄭國七子賦詩言志,「武亦以觀七子之志」。早期的「志」多指的是政治理想、政治抱負。到了戰國中期,志的含義逐漸擴大。《莊子·天下》言「詩以道志」,屈原在《離騷》中說自己「屈心而抑志」。「志」也不局限於政治範疇,也包括個人的意志。

先秦時期,史官掌管祭祀、占卜、記事、典冊等一系列國家大事。這些人知識淵博、地位崇高,不僅擔負記錄歷史的責任,還要向君王諫言、獻策,有時還會陷入政治鬥爭的漩渦。典籍中記載先秦不乏內史過、內史興、史佚、左史倚相等一大批忠正直諫的史官。《國語·晉語九》有:「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而替否,獻能而進賢,擇材而薦之,朝夕誦善敗而納之。」史官個人的榮辱成敗與國家興亡是分不開的,他們同其他臣子一樣肩負勵精圖治的使命。這也就是史官要在史傳中表現「志」的原因。

史官在記史時抒發意志,因為他們不僅是歷史的記錄者,還是歷史的參與者。《春秋》「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污,懲惡而勸善,非賢人誰能修之?」就是說《春秋》曲折委婉地表達個人意志。《左傳》強調「書」與「不書」,即是在禮制、道德之下暗含了作者的個人評判。「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內大惡書,小惡諱。」(《公羊傳·隱公十年》)《庄公·二十九年》有:「新作延廄,書,不時也。」「書,過也。」「書,時也。」「書,善之也。」有意書寫,基本都是要起強調作用。不書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忌諱。《僖公·元年》「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

《史記·孔子世家》載:「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吳楚之君自稱為王,而《春秋》中稱他們為「子」。只用一字便表達了孔子對於吳楚之君「稱王」野心的貶斥態度。而周天子狩獵於河陽,乃是「以臣召君,不可以訓」(《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書「天王狩於河陽」是史官站在克己復禮的倫理道德立場,維護周王朝的權威。孔子慨嘆:「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史記·孔子世家》)如果是秉筆直書,只是客觀記錄歷史,孔子何以想到後世「罪」他,深層原因還是他在《春秋》中融入了自己信奉的價值觀念和倫理道德標準。這種價值觀念並不是作者個人狹隘的主觀取向,而是認識歷史的一種參照系統。

史傳散文在對事件和人物作點評時,往往會追加一個點評的主體,例如《左傳》言「君子曰」、「仲尼曰」。《國語》常言「仲尼曰」。馬王堆出土帛書《春秋事語》有「醫寧曰」、「閔子辛聞之曰」。司馬遷在評論時往往說到「太史公曰」,《列女傳》在敘述女性事迹之後,附加「頌曰」。這樣就將歷史事件和人物品評區分開來,不會混為一體,不至於影響史實的客觀真實性。對事件的看法借「君子」、「仲尼」之口表達,實質上是借他人之口抒心中所想。這樣的敘事技巧,既保持了歷史的客觀真實性,凸顯了史學家的公正,也在字裡行間暗含了作為一個當局者的態度——史官並不是看客,而是切身為國家興衰存亡憂心忡忡的正義保衛者。

作史緣「情」

錢鍾書言「史蘊詩心」,史傳亦是史官的心靈史。這一點在司馬遷身上體現得尤為明顯。司馬遷的家族是世襲的史官,父親司馬談雖然為封禪出謀劃策,卻未能跟隨漢武帝出行,只能一遍遍無奈地感慨「是命也夫,命也夫」,最終心緒不暢,氣鬱而終。司馬談「不願與糞土同捐,煙燼俱滅」,在彌留之際仍叮囑司馬遷「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司馬遷的超越之處在於,記史時不局限於平鋪直敘,既要「通古今之變」,還要「究天人之際」,「成一家之言」(《太史公自序》)。如劉鶚《老殘遊記》言:「《離騷》為屈大夫之哭泣,《史記》為太史公之哭泣。」司馬遷可以稱得上古代中國最偉大的「自然主義的浪漫派」史學家。

儘管一直秉持據事直書的信念,但在司馬遷看來,史傳不僅是對歷史的整理和記錄,也是對現實的態度,是價值體現的一種途徑。他以詩性敘述,展示了一個個鮮活的人物,展示了歷史強大的生命力。例如《刺客列傳》中飽含深情地刻畫了刺客這樣一類人物,曹沫、專諸、豫讓、聶政、荊軻、高漸離,一個個有血有肉、肝膽相照,淋漓盡致地詮釋了「士為知己者死」的價值觀、人生觀。

歷史記錄的本質是人類文明痕迹的捕捉,史官的偉大之處在於他要與歷史人物進行心靈的對話,他的使命就是飽含著深情把已經逝去的人物寫出生命,把已經發生的事件寫得生動,最終呈現出鮮活的人物、鮮活的歷史,讓跳動的生命氣息綿延不絕。

所謂「物以情觀」,是將飽含深情的情感體驗注入直觀感受中,「遙體人情,懸想事勢,設身局中」,要「登山則情滿于山,觀海則意溢於海」(《文心雕龍·神思》)。就如同司馬遷所言「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史記·孔子世家》)。直覺、想像、移情,都是歷史研究中不可缺少的要素。詩性思維是通過直覺,深入到事物最深層次去用心靈感受和認知。

史傳作者的「情」不同於抒情詩人的「情」。詩人多聚焦於一時一刻的客觀世界和主觀意志;史官有更加廣闊的胸襟,不僅關注當代,也關注過去的人和事,在動態的社會和人生中表情達意。詩歌的情是靜中顯情;史傳的情是動中傳情。詩歌字裡行間傳遞著詩人的情感;史傳則是表面上有意避之,實則處處傳情。

梁啟超說:「遷、固兩體之區別,在歷史觀念上尤有絕大之意義焉,《史記》以社會全體為史的中樞,故不失為國民的歷史;《班書》以下,則以帝室為史的中樞,自是歷史乃變為帝王家譜矣。」《漢書》代表的是官方正統思想和立場,客觀描繪了漢代大一統社會的成就和弊病。《史記》和《漢書》一有情志,發心之所想;一無情志,唯寫史之所寫。從歷史記述來看,加入「情志」可以讓歷史更豐滿,也使後人讀史時更好地體會歷史進程和史官的情感指向,但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帶有一定的傾向性。金毓黻言:「夫私修之史,易精而難成,官修之史,易成而難精。」曹魏開始,史學漸盛,史書多是奉敕編修。到了唐朝,統治者對史學越發重視,開設史館,集眾人之力共同修撰國史。修史則成了官方行為,私人一度被禁止修史。自此以後,史書的數量連年攀升,史學逐漸蓬勃興盛,卷帙浩繁的史學著作越發多起來,抒發情志的史作卻不多。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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