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說》

本文是1941年5月2日沈從文在昆明西南聯大國文學會的演講:說到這個問題以前,我想在題目下加上一個子題,比較明白。   「一個短篇小說的作者,談談短篇小說的寫作,和近二十年來中國短篇小說的發展。」   因為許多人印象里意識里的短篇小說,和我寫到的說起的,可能是兩樣不同的東西,所以我還要老老實實聲明一下:這個討論只能說是個人對於小說一點印象,一點感想,一點意見,不僅和習慣中的學術莊嚴標準不相稱,恐怕也和前不久確定的學術一般標準不相稱。世界上專家或權威,在另外一時對於短篇小說規定的「定義」,「原則」,「作法」,和文學批評家所提出的主張說明,到此都暫時失去了意義。  什麼是我所謂的「短篇小說」?要我立個界說,最好的界說,應當是我作品所表現的種種。若需要歸納下來簡單一點,我倒還得想想,另外一時給這個題目作的說明,現在是不是還可應用。三年前我在師範學院國文會討論會上,談起「小說作者和讀者」時,把小說看成「用文字很恰當記錄下來的人事」。因為既然是人事,就容許包含了兩個部分:一是社會現象,是說人與人相互之間的種種關係;一是夢的現象,便是說人的心或意識的單獨種種活動。單是第一部分容易成為日常報紙記事,單是第二部分又容易成為詩歌。必須把人事和夢兩種成分相混合,用語言文字來好好裝飾剪裁,處理得極其恰當,才可望成為一個小說。  我並不覺得小說必須很「美麗」,因為美麗是在文字辭藻以外可以求得的東西。我也不覺得小說需要很「經濟」,因為即或是個短篇,文字經濟依然並不是這個作品成功的唯一條件。我只說要很「恰當」,這恰當意義,在使用文字上,就容許不怕數量的浪費,也不必對於辭藻過分吝嗇。故事內容呢,無所謂「真」,亦無所謂「偽」(更無深刻平凡區別),要的只是那個「恰當」。文字要恰當,描寫要恰當,全篇分配更要恰當。作品的成功條件,就完全從這種「恰當」產生。  我們得承認,一個好的文學作品,照例會使人覺得在真美感覺以外,還有一種引人「向善」的力量。我說的「向善」,這個詞的意思,並不屬於社會道德一方面「做好人」的理想,我指的是這個:讀者從作品中接觸了另外一種人生,從這種人生景象中有所啟示,對「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層的理解。普通做好人的鄉愿道德,社會雖異常需要,有許多簡便方法工具可以利用,「上帝」或「鬼神」,「青年會」或「新生活」,或對付他們的心,或對付他們的行為,都可望從那個「多數」方面產生效果。不必要文學來作。至於小說可作的事,卻遠比這個重大,也遠比這個困難。如象生命的明悟,使一個人消極的從肉體愛憎取予,理解人的神性和魔性,如何相互為緣,並明白生命各種型式,擴大到個人生活經驗以外,為任何書籍所無從企及。或積極的提示人,一個人不僅僅能平安生存即已足,尚必須在他的生存願望中,有些超越普通動物的打算,比飽食暖衣保全首領以終老更多一點的貪心或幻想,方能把生命引導到一個崇高理想上去。這種激發生命離開一個動物人生觀,向抽象發展與追求的興趣或意志,恰恰是人類一切進步的象徵。這工作自然也就是人類最艱難偉大的工作。推動或執行這個工作,文學作品實在比較別的東西更其相宜。若說得誇大一點,到近代,別的工具都已辦不了時,唯有「小說」還能擔當這種艱巨。原因簡單而明白:小說既以人事為經緯,舉凡機智的說教,夢幻的抒情,一切有關人類向上的抽象原則學說,無一不可以把它綜合組織到一個故事發展中。印刷術的進步,交通工具的進步,既得到分布的便利,更便利的還是近千年來讀者傳統的習慣,即多數認識文字的人,從一個故事取得娛樂與教育的習慣,在中國還好好存在。加之用文學作品來耗費他個人剩餘生命,取得人生教育,從近三十年來年青學生方面說,在社會心理上即賢於博弈。所以在過去,《三國志》或《紅樓夢》所有的成就,顯然不是用別的工具可以如此簡便完成的。  在當前,幾個優秀作家在國民心理影響上,也不是什麼作官的專家部長委員可辦到的。在將來,一個文學作者若具有一種崇高人生理想,這理想希望它在讀者生命中保有一種勢力,將依然是件極其容易事情。用「小說」來代替「經典」,這種大膽看法,目前雖好象有點荒唐,卻近於將來的事實。  這是我三年前對於小說的解釋,說的雖只是「小說」,把它放在「短篇小說」上,似乎還說得通。這種看法也許你們會覺得可笑,是不是?不過真正可笑的還在後面,因為我個人還要從這個觀點上來寫三十年!三十年在中國歷史上,算不得一個數目,但在個人生命中,也就夠瞧了。這種生命的投資,普通聰明人是不幹的!  有人覺得好笑以外也許還要有點奇怪,即從我說這問題一點鐘兩點鐘得來的印象,和你們事先所猜想到的,讀十年書聽十年講記憶中所保留的,很可能都不大相合。說說完了,於是散會。散會以後,有的人還當作笑話,繼續談論下去,有的人又匆匆忙忙的跑出大南門,預備去看九點場電影,有的人說不定回到宿舍,還要罵罵「狗屁狗屁,豈有此理」。這樣或那樣,總而言之,是不可免的。過了三點鐘後,這個問題所能引起的一點小小紛亂也差不多就完事了。這也就正和我所要說的題目相合,與一個「短篇小說」在讀者生命中所佔有的地位相合,講的或寫的,好些情形都差不多。這並不是人生的全部,只那麼一點兒,所要處理的,說他是作者人生的經驗也好,是人生的感想也好,再不然,就說他是人生的夢也好。總之,作者所能保留到作品中的並不多,或者是一閃光,一個微笑,以及一瞥即成過去的小小悲劇,又或是一個人瀕臨生死邊緣作的短期掙扎。不管它是什麼,都必然受種種限制,受題材、文字以及讀者聽者那個「不同的心」所限制。所以看過或聽過後,自然同樣不久完事。不完事的或者是從這個問題的說明、表現方式上,見出作者一點語言文字的風格和性格,以及處理題材那點匠心獨運的巧思,作品中所蘊蓄的人生感慨與人類愛。如果是講演,連續到八次以上,從各個觀點去說明的結果,或者能建設出一個明明朗朗的人生態度。如果是作品,一本書也不會給讀者相同印象。至於聽一回,看一篇,使對面的即能有會於心,保留一種深刻印象,對少數人言,即或辦得到,對多數人言,是無可希望的!  新文學中的短篇小說,系隨同二十二年前那個五四運動發展而來。文學運動本在五四運動以前,民六左右,即由陳獨秀、胡適之諸先生提出來,卻因五四運動得到「工具重造工具重用」的機會。當時談思想解放和社會改造,最先得到解放是文字,即語體文的自由運用。思想解放社會改造問題,一般討論還受相當限制時,在文學作品試驗上,就得到了最大的自由,從試驗中日有進步,且得到一個「多數」(學生)的擁護與承認。雖另外還有個「多數」(舊文人與頑固漢)在冷嘲惡咒,它依然在幼稚中發育成長,不到六七年,大勢所趨,新的中國文學史,就只有白話文學作品可記載了。談到這點過去時,其實應當分開來說說,因為各部門作品的發展經過和它的命運,是不大相同的。  新詩革命當時最與傳統相反,情形最熱鬧,最引起社會注意(作者極興奮,批評者亦極興奮),同時又最成為問題,即大部分作品是否算得是「詩」的問題。   戲劇在那裡討論社會問題,處理思想問題,因之有「問題」而無「藝術」,初期作者成績也就只是熱鬧,作品並不多,且不怎麼好。   小說發展得平平常常,規規矩矩,不如詩那麼因自由而受反對,又不如戲那麼因莊嚴而抱期望,可是在極短期間中卻已經得到讀者認可繼續下去。先從學生方面取得讀者,隨即從社會方面取得更多的讀者,因此奠定了新文學基礎,並奠定了新出版業的基矗若就近二十年來過去作個總結算,看看這二十年的發展,作者多,讀者多,影響大,成就好,實應當推短篇小說。這原因加以分析,就可知道一是起始即發展得比較正常,作品又得到個自由競爭機會,新陳代謝作用大些,前仆後繼,人材輩出,從作品中沙中撿金,沙子多金屑也就不少。其次即是有個讀者傳統習慣,來接受作品,同時還刺激鼓勵優秀作品產生。  若討論到「短篇小說」的前途時,我們會覺得它似乎是無什麼「出路」的。他的光榮差不多已經變成為「過去」了。   它將不如長篇小說,不如戲劇,甚至於不如雜文熱鬧。長篇小說從作品中鑄造人物,鋪敘故事又無限制,近二十年來社會的變,近五年來世界的變,影響到一人或一群人的事,無一不可以組織到故事中。一個長篇如安排得法,即可得到歷史的意義,歷史的價值,它且更容易從舊小說讀者中吸收那個多數讀者,它的成功偉大性是極顯明的。戲劇娛樂性多,容易成為大時代中都會的點綴物,能繁榮商業市面,也能繁榮政治市面,所以不僅好作品容易露面,即本身十分淺薄的作品,有時說不定在官定價值和市定價值兩方面,都被抬得高高的。就中唯有短篇小說,費力而不容易討好,將不免和目前我們這個學校中的「國文系」情形相同,在習慣上還存在,事實上卻好象對社會不大有什麼用處,無出路是命定了的。  不過我想在大家都忘不了「出路」,多數人都被「出路」弄昏了頭的時候,來在「國文學會」的討論會上,給「短篇小說」重新算個命,推測推測它未來可能是個什麼情形。有出路未必是好東西,這個我們從跑銀行的大學生,有銷路的雜誌,和得獎的作品即可見到一二。那麼,無出路的短篇小說,還會不會有好作者和好作品?從這部門作品中,我們還能不能保留一點希望,認為它對中國新文學前途,尚有貢獻?  要我答覆我將說「有辦法的」。它的轉機即因為是「無出路」。   從事於此道的,既難成名,又難牟利,且決不能用它去討個小官兒作作。社會一般事業都容許僥倖投機,作偽取巧,用極小氣力收最大效果,唯有「短篇小說」可是個實實在在的工作,玩花樣不來,擅長「政術」的分子決不會來摸它。「天才」不是不敢過問,就是裝作不屑於過問。即以從事寫作的同道來說,把寫短篇小說作終生事業,都明白它不大經濟。這一來倒好了。短篇小說的寫作,雖表面上與一般文學作品情形相差不多,作者的興趣或信仰,卻已和別的作者不相同了。  支持一個作者的信心,除初期寫作,可望從「讀者愛好」增加他一點愉快,從事此道十年八年後,尚能繼續下去的,作者那個「創造的心」,就必得從另外找個根據。很可能從外面刺激凌轢,轉成為自內而發的趨勢。作者產生作品那點「動力」,和對於作品的態度,都慢慢的會從普通「成功」,轉為自我完成,從「附會政策」,轉為「說明人生」。這個轉變也可說是環境逼成的,然而,正是進步所必需的。由於作者寫作的態度心境不同,似乎就與抄抄撮撮的雜感離遠,與裝模作樣的戰士離遠,與逢人握手每天開會的官僚離遠,漸漸的卻與那個「藝術」接近了。  照近二十年來的文壇風氣,一個作家一和「藝術」接近,也許因此一來,他就應當叫作「落伍」了,叫作「反動」了,他的作品並且就要被什麼「檢查」了,「批評」了,他的主張意見就要被「圍剿」了,「揚棄」了。但我們可不必為這事情擔心。這一切不過是一堆「詞」而已,詞是照例搖撼不倒作品的。作品雖用紙張印成,有些國家在作品上澆了些煤油,放火去燒它,還無結果!二三子玩玩字詞,用作自得其樂的消遣,未嘗無意義。若想用它作符咒,來消滅優秀作品,其無結果是用不著龜筮卜算的。「落伍」是被證明已經「老朽」,「反動」,又是被裁判得受點處分,使用的意義雖都相當厲害,有時竟好象還和「偵探告密」「坐牢殺頭」這類事情牽連在一處。但文人用來加到文人頭上時,除了滿足一種卑鄙的陷害本能,是並無何等意義,不用擔心嚇怕的。因為這種詞用慣後,用多後,明眼人都知道這對於一個誠實的作家,是不會有何作用的。文學還是文學,作品公正的審判人是「時間」(從每個人生命中流過的時間),作品在讀者與時間中受試驗,好的存在,且可能長久存在,壞的消滅,即一時間偶然僥倖,遲早間終必消滅。一個作者真正可怕的事,是無作品而充作家,或寫點非驢非馬作品應景湊趣,門面總算支持了,卻受不了那個試驗,在試驗中即黯然無光。  日月流轉,即用過去二十年事實作個例,試回頭看看這段短短路上的陳跡,也可長人不少見識。當時文壇逐鹿,恰如運動場上賽跑,上千種不同的人物,穿著各式各樣的花背心和運動鞋,用各自習慣的姿勢,從跑道一端起始,飛奔而前。就中有僅僅跑完一個圈子,即已力不從心,搖搖頭退下場了的。有跑到三五個圈子,個人獨在前面,即以為大功告成而不再乾的。有一面跑一面還打量到做點別的節省氣力事情,因此裝作摔了一跤,腳一跛一跛向公務員叢中消失了的。  也有得到親戚、朋友、老闆、愛人在旁拍巴掌叫好,自己卻實在無出息,一陣子也敗潰下來的。大致的說來,跑到三五年後,剩下的人數已不甚多。雖隨時都有新補充分子上場,跑到十年後,剩下的可望到達終點的人就不過十來位了。設若這個競賽是無終點的,每個人的終點即是死,工作的需要是發自於內的一點做人氣概,以及支持三五十年的韌性,跑到後來很可能觀眾都不聲不響,不拍掌也不叫好,多數作家難以為繼,原是極其自然的。所以每三五年照例都有幾個雄赳赳的人物,寫了些得商人出力、讀者花錢、同道捧嘗官家道賀的作品,結果只在短短「時間」淘冶中,作品即已若存若亡,本人且有改業經商,發了三五萬橫財,討個如夫人在家納福的。或改業從政,作個小小公務員,寫點子虛烏有報告的。或傍個小官,代筆做做秘書,安分樂生混日子下去的。  這些人倒真是得到了很好的出路!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歷史雖短,也就夠令人深思!   「得到多數」雖已成為一種社會習慣,在文學發展中,倒也許正要借重「時間」,把那個平庸無用的多數作家淘汰掉,讓那個真有作為誠敬從事的少數,在極困難挫折中受試驗,慢慢的有所表現,反而可望見出一點成績。(三五個有好作品的作家,事實上比三五百掛名作家更為明日社會所需要,原是顯然明白的。)對這個少數作家而言,我覺得他們的工作,正不妨從「文學」方面拉開,安放到「藝術」里去,因為它的寫作心理狀態,即容易與流行文學觀日見背馳,已漸漸和過去中國一般藝術家相近。他不是為「出路」而寫作,這個意見是我十三年前提起過的,我以為值得舊事重提,和大家討論討論。  記得是民國十七年秋天,徐志摩先生要我去一個私立大學講「現代中國小說」,上堂時,但見百十個人頭在下面轉動,我知道許多「腦子」也一定在同樣轉動。我心想:「和這些來看我講演的人,我說些什麼較好?」所以就在黑板上寫了一行字:「請你們讓我休息十分鐘吧。」我意思倒是咱們大家看看,比比誰看得深。我當然就在那裡休息,實在說就是給大家欣賞我那個亂蓬蓬的頭,那種狼狽神氣。到末後,我開口了,一說就是兩點鐘。下課鐘響後,走到長廊子上時,聽到前面兩個人說,「他究竟說些什麼?」這種講演從一般習慣看來,自然是失敗了。那次「看」的人可能比「聽」的人多,看的人或許還保留一個印象,聽的人大致都早已忘掉了。忘不掉的只有我自己,因為算是用「人」教育「我」,真正上了一課。  這一課使我明白文字和語言、視和聽給人的印象,情形大不相同。我寫的小說,正因為與一般作品不大相同,人讀它時覺得還新鮮,也似乎還能領會所要表現的思想內容。至於聽到我說起小說寫作,卻又因為解釋的與一般說法不同,與流行見解不合,弄得大家莫名其妙了。這對於我個人,真是一種離奇的教育。它刺激我在近十年中,繼續用各種方式去試驗,寫了一些作品和讀者對面。我寫到的一堆故事,或者即已說明我對這個問題的意見和態度,若不曾從我作品中看出一點什麼,這種單獨的講演,是只會作成你們的複述那個「他究竟是說什麼」印象的。  其實當時說的並不稀奇古怪,不過太誠實一點罷了。「誠實」二字雖常常被文學作家和理論家提出,可是大多數人照例都怕和誠實對面。因為它似乎是個鄉巴佬使用的名詞,附於這個名詞下的是:坦白,責任,超越功利而忠貞不易,超越得失而有所為有所不為。把這名詞帶到都市上來,對「玩」文學的人實在是毫無用處的。其實正是文學從商業轉入政治,「藝術」或「技巧」都在被嘲笑中地位縮成一個零。以能體會時代風氣寫平庸作品自誇的,就大有其人。這些人或彷彿十分前進,或儼然異常忠實,用阿諛「群眾」或阿諛「老闆」方式,認為即可得到偉大成就。另外又有一部分作家,又認幽默為人生第一,超脫瀟洒的用個玩票白相態度來有所寫作,諧趣氣氛的無節制,人生在作者筆下,即普遍成為漫畫化。「淺顯明白」的原則支配了作者心和手,其所以能夠如此,即因為這個原則正可當做作品草率馬虎的文飾。風氣所趨,作者不甘落伍的,便各在一種預定的公式上寫他的傳奇,產生並完成他「有思想」的作品。或用一個滑稽諷笑的態度,來寫他的無風格、無性格、平庸乏味的打哈哈作品。如此或如彼,目標所在是「得到多數」。用的是什麼方法,所得到的又是什麼,都不在意。  關於這一點,當時我就覺得,這是不成的。社會的混亂,如果一部分屬於一般抽象原則價值的崩潰,作者還有點自尊心和自信心,應當在作品中將一個新的原則重建起來。應當承認作品完美即為一種秩序。一切社會的預言者,本身必須堅實而壯健,才能夠將預言傳遞給人。作者不能只看今天明天,還得有個瞻望遠景的習慣,五十年一百年世界上還有群眾!新的文學要它有新意,且容許包含一個人生向上的信仰,或對國家未來的憧憬,必需得從另外一種心理狀態來看文學,寫作品,即超越商業習慣上的「成功」,完全如一個老式藝術家製作一件藝術品的虔敬傾心來處理,來安排。最高的快樂從工作本身即可得到,不待我求。這種文學觀自然與當時「潮流」不大相合,所以對我本來懷有好感的,以為我莫名其妙,對我素無好感的,就說這叫做「落伍」「反動」。不過若注意到這是從左右兩方面來的詛咒,就只能令人苦笑了。  我是個鄉下人,鄉下人的特點照例「相當頑固」,所以雖被派「落伍」了十三年,將來說不定還要被文壇除名,還依然認為一個作者不將作品與「商業」「政策」混在一處,他腦子會清明一些。他不懂商業或政治,且極可能把作品也寫得象樣些。他若是一個短篇小說作者,肯從中國傳統藝術品取得一點知識,必將增加他個人生命的深度,增加他作品的深度。一句話,這點教育不會使他墮落的!如果他會從傳統接受教育,得到啟迪或暗示,有助於他的作品完整、深刻與美麗,並增加作品傳遞效果和永久性,都是極自然的。  我說的傳統,意思並不是指從史傳以來,涉及人事人性的敘述,兩千多年來早有若干作品可以模仿取法。那麼承受傳統毫無意義可言。主要的是有個傳統藝術空氣,以及產生這種種藝術品的心理習慣,在這種藝術空氣心理習慣中,過去中國人如何用一切不同的材料,不同的方法,來處理人的夢,而且又在同一材料上,用各樣不同方法,來處理這個人此一時或彼一時的夢。藝術品的形成,都從支配材料著手,藝術製作的傳統,即一面承認材料的本性,一面就材料性質注入他個人的想像和感情。雖加人工,原則上卻又始終能保留那個物性天然的素樸。明白這個傳統特點,我們就會明白中國文學可告給作家的,並不算多,中國一般藝術品告給我們的,實在太多太多了。  試從兩種藝術品的製作心理狀態,來看看它與現代短篇小說的相通處,也是件極有意義的事情。一由繪畫塗抹發展而成的文字,一由石器刮削髮展而成的雕刻,不問它是文人藝術或應用藝術,藝術品之真正價值,差不多全在於那個作品的風格和性格的獨創上。從材料方面言,天然限制永遠存在,從形式方面言,又有個社會習慣限制。然而一個優秀作家,卻能夠於限制中運用「巧思」,見出「風格」和「性格」。  說誇張一點,即是作者的人格,作者在任何情形下,都永遠具有上帝造物的大膽與自由,卻又極端小心,從不濫用那點大膽與自由超過需要。作者在小小作品中,也一例注入崇高的理想,濃厚的感情,安排得恰到好處時,即一塊頑石,一把線,一片淡墨,一些竹頭木屑的拼合,也見出生命洋溢。這點創造的心,就正是民族品德優美偉大的另一面。在過去,曾經產生過無數精美的繪畫,形制完整的銅器或玉器,美麗溫雅的瓷器,以及形色質料無不超卓的漆器。在當前或未來,若能用它到短篇小說寫作上,用得其法,自然會有些珠玉作品,留到這個人間。這些作品的存在,雖若無補於當前,恰恰如杜甫、曹雪芹在他們那個時代一樣,作者或傳說餓死,或傳說窮死,都緣於工作與當時價值標準不合。然而百年後或千載後的讀者,反而唯有從這種作品中,取得一點生命力量,或發現一點智慧之光。  制硯石的高手,選材固在所用心,然而在一片石頭上,如何略加琢磨,或就材質中小小毛病處,因材使用作一個小小蟲蝕,一個小池,增加它的裝飾性,一切都全看作者的設計,從設計上見出優秀與拙劣。一個精美硯石和一個優秀短篇小說,製作的心理狀態(即如何去運用那點創造的心),情形應當約略相同。不同的為材料,一是石頭,頑固而堅硬的石頭,一是人生,複雜萬狀充滿可塑性的人生。可是不拘是石頭還是人生,若缺少那點創造者的「匠心獨運」,是不會成為特出藝術品的。關於這件事,《紅樓夢》作者曹雪芹,比我們似乎早明白了兩百年。他不僅把石頭比人,還用雕刻家的手法,來表現大觀園中每一個人物,從語言行為中見身分性情,使兩世紀後讀者,還彷彿可看到這些紙上的人,全是些有血有肉有哀樂愛憎感覺的生物。(談歷史的多稱道乾隆時代,其實那個輝輝煌煌的時代,除了遺留下一部《紅樓夢》可作象徵,別的作品早完了!)再從宋元以來中國人所作小幅繪畫上注意。我們也可就那些優美作品設計中,見出短篇小說所不可少的慧心和匠心。  這些繪畫無論是以人事為題材,以花草鳥獸雲樹水石為題材,「似真」「逼真」都不是藝術品最高的成就,重要處全在「設計」。什麼地方著墨,什麼地方敷粉施彩,什麼地方竟留下一大片空白,不加過問。有些作品尤其重要處,便是那些空白處不著筆墨處,因比例上具有無言之美,產生無言之教。   短篇小說的作者,能從一般藝術鑒賞中,涵養那個創造的心,在小小篇章中表現人性,表現生命的形式,有助於作品的完美,是無可疑的。   短篇小說的寫作,從過去傳統有所學習,從文字學文字,個人以為應當把詩放在第一位,小說放在末一位。一切藝術都容許作者注入一種詩的抒情,短篇小說也不例外。由於對詩的認識,將使一個小說作者對於文字性能具特殊敏感,因之產生選擇語言文字的耐心。對於人性的智愚賢否、義利取捨形式之不同,也必同樣具有特殊敏感,因之能從一般平凡哀樂得失景象上,觸著所謂「人生」。尤其是詩人那點人生感慨,如果成為一個作者寫作的動力時,作品的深刻性就必然因之而增加。至於從小說學小說,所得是不會很多的。  所以短篇小說的明日,是否能有些新的成就,據個人私意,也可以那麼說,實有待於少數作者,是否具有勇氣肯從一個廣泛的舊的傳統最好藝術品中,來學習取得那個創造的心,印象中保留著無數優秀藝術品的形式,生命中又充滿活潑生機,工作上又不缺少自尊心和自信心,來在一個新的觀點上,嘗試他所努力從事的理想事業。 或者會有人說,照你個人先前所說,從十八年文學即已被政治看中,一切空洞理想,恐都不免為一個可悲可怕事實戰敗。即十多年來那個「習慣」,以及在習慣中所形成的偏見,必永遠成為進步的絆腳石。原因是作家如不能再成為「政策」的工具,即可能成為「政客」的敵人。一種政治主張或政客意見,不能制御作家,有一天政治家的做作莊嚴,便必然受作品摧毀。因之從官僚政客觀點來說,文學放到政治部或宣傳部,受培養並受檢查,實在是個最好最合理地方,限制或獎勵,異途同歸,都歸於三等政客和小官僚來控制運用第一流作家打算上。其實這麼辦,結果是不會成功的,不過增加幾個不三不四的作家,多一些捧場湊趣裝模作樣的機會,在一般莫名其妙的讀者中,推銷幾百本平庸作品罷了,對於這方面的明日發展,政治是無從「促成」也無從「限制」的。 然而對面既是十多年來養成的一種根深蒂固的習慣,使一般作家的自尊心和自信心,都極其容易消失。空洞的樂觀,當然還不夠。明日的轉機,也許就得來看看那個「少數」如何「戰爭」了。若想到一切戰爭都不免有犧牲,有困難,必需要有無限的勇氣和精力支持,方能戰勝克服。從小以見大,使我們對於過去、當前,各在別一處誠實努力,又有相當成就的幾個作者,不論他是什麼黨派,實在都值得特別尊敬。因為這也是異途同歸,歸於「用作品和讀者對面」。新文學運動,若能做到用作品直接和讀者對面,這方面可做的事,即從娛樂方式上來教育鑄造一個新的人格,如何向博大、深厚、高尚、優美方面去發展。且啟發這個民族的感情,如何在憂患中能永遠不灰心,不喪氣,增加抵抗憂患的韌性,以及翻身的信心,就實在太多了。  一九四一年五月二日在西南聯大國文學會講   五月二十日在昆明校正 (本篇發表於1942年4月16日《國文月刊》第18期。署名沈從文。)(更多沈從文文章請見douban *沈從文小站* :http://site.douban.com/145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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