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校園內的「羅馬城堡」

08-08

　　昔日孫堂－今之數學樓

　　孫堂（1912年）

　　孫樂文博士、東吳大學第一任校長

　　孫樂文紀念碑（1912年）

編者按：

不久前閉幕的蘇州「兩會」，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蘇州要啟動天賜庄歷史文化片區保護更新工程。天賜庄位於幹將路以南、十全街以北、鳳凰街以東、護城河以西，區域內文物古迹眾多，東吳大學舊址（現為蘇州大學本部校區）、聖約翰教堂、博習醫院舊址等均坐落於此，令該片區域成為蘇州古城中西方文化交匯最早、地方特色體現最濃的區域之一。晚報「檔案」今邀蘇州大學王馨榮先生撰文介紹東吳大學西洋建築，舊聞新讀，以饗讀者。

百年前的東吳大學，其建築風格比較完整地體現了當時西方建築形式特徵。建校初期的建築以英國維多利亞時期的建築風格為代表，講究比例推敲，追求純形式的風格特徵。而稍後一些建築上的裝飾元素則逐漸簡化，形式趨向簡潔單純———雖然每座建築都有自己的獨特面貌，但是從總體上來說，還是非常注意相互之間的呼應。

藍天白雲下紅色磚牆的「孫堂」建築風格（今蘇州大學數學樓），屬羅馬城堡式建築類型。它坐西向東，建築平面主要呈長方形，正面中部和東西兩端向東略為突出，綠蔭滿牆而氣韻非凡，其精湛的建築藝術遠遠超過其本身的建築功能。該教學大樓於1911年建成，為紀念東吳大學首任美藉校長孫樂文（1900年至1911年任東吳大學校長）而取名「孫堂」。

命名「孫堂」是為紀念第一任校長

孫樂文為美國喬治亞州人，1850年2月4日，出生於美國南卡羅來納州的薩默爾維爾，1872年畢業於弗吉尼亞州大學。1911年3月16日，孫樂文博士因肺炎在上海去世，當時第二幢（即後來的「孫堂」）大規模的教學大樓正在建造之中。建樓的資金是孫樂文於1908年最後一次回美國述職時獲得的。當這幢教學大樓落成之後，捐款單位———弗吉尼亞州林奇堡考特街教堂，決定將這幢教學大樓命名為「孫堂」，以紀念這位東吳大學第一任校長。

1912年11月16日，在東吳大學校園裡舉行了「孫堂」的獻堂儀式。孫樂文的紀念碑隨即在校園揭幕，由他的學生和其他中國朋友矗立在校園內。上海尚賢堂的李佳白博士發表演講，江蘇巡撫和其他官員出席了獻堂和紀念碑揭幕儀式。當塞西爾·安德生小姐拉開布幔為她父親的紀念碑揭幕時，樂隊奏起了「喬治亞進行曲」。樂隊領隊可能已經聽說孫樂文博士是喬治亞州人，這樣，他的家人自然會喜歡喬治亞的進行曲。多年來，人們在3月16日（孫樂文逝世日）舉行活動，紀念這位首任校長。此後，那一天被命名為「校節」，而且紀念擴大到其他在東吳大學的教育事業中做出突出貢獻的人們。在某種程度上，這一天又成了「返校日」，但不是校慶日。「孫堂」南首處原有首任美籍校長孫樂文紀念碑一座，後遭破壞拆除。幸殘留的頂部圓柱尚存，今移至蘇州大學檔案館前「龍泉」旁豎起，寓意首任美籍校長孫樂文未竟事業。

早年，孫樂文曾在《亞特蘭大憲法日報》報社當簿記員。這是一家由他父親和另外一些喬治亞州名人創辦並有影響的報紙。後來他放棄了這一職位和可期望的世俗榮華，投身於巡迴傳教並參加了監理會北喬治亞年議會，並很快升任達洛尼加教區長老。1882年，孫樂文受監理會差會派遣，攜妻與柏樂文、藍華德等人從美國同船來到中國。他先在嘉定縣南翔鎮傳教，兩年後調往蘇州。1886年11月，監理會中國傳道區首屆年議會在上海舉行，孫樂文成為6名擁有表決權的傳教士之一，並被任命為蘇州連環（教區）的長老司。1891年，監理會在蘇州城中心的宮巷建造禮拜堂樂群社會堂，孫樂文任該堂牧師。在孫樂文的帶領下，監理會在蘇州的佈道事業發展迅速。

獨具匠心的建築風格

「孫堂」的整體建築風格，雖然與「林堂」的建築風格不同，但是卻和諧協調、相得益彰，也就越顯得格外引人注目，給人們留下另一種深刻的印象。「孫堂」和「林堂」雖近在咫尺，但卻非常和諧協調。從層高上看，「孫堂」有四至五層，超過「林堂」的層高，「林堂」加上鐘樓也就四層，但「林堂」是東吳大學的主體大樓，「孫堂」就必須服從主體，故「孫堂」的總體高度和「林堂」高度是相一致的。可見建築設計者在建築設計之時，既考慮建築風格又兼顧周邊建築。其獨具匠心的建築風格，教會大學建築的設計者，是一批經過歐美完整建築教育的職業建築師，他們接受的是當時歐美盛行的古典折衷主義的嚴格訓練。作為工程技術人員，他們未必有傳教士那種欲使「中華歸主」的宗教熱忱，也沒有傳教士那種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觀認知，他們中間也很少有長期在中國生活的體驗，開始時也談不上對中國建築文化有什麼特別的愛好或偏見；這就決定了設計者只可能以建築功能和建築藝術為其設計的根本目的，從總體上看，「孫堂」教學樓屬羅馬城堡式建築類型，其精湛的建築藝術遠遠超過其本身的建築功能。「孫堂」為磚木結構，以紅色磚塊為主，僅以極小部分配用灰磚，外牆均不作任何粉刷，主樓為四層，另加五層閣樓兩大間，面東的南北兩端亦為五層，頂部均有瞭望台。大樓東邊入口處有門樓，東、南、北三面均為略呈尖形的拱門，門樓頂部有平台，與主樓三樓相通。以前東吳大學由學生組成，並具有相當規模質量上乘的軍樂隊（每逢外面慶典或重大活動，總邀請東吳大學學生軍樂隊），東吳大學每逢舉行足球比賽或田徑運動會，樂隊集中在平台上奏樂。底層南北兩側均有邊門可進出。樓內原有木質樓梯一處，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後期，因學生人數激增，在大樓南邊牆外增建鋼筋水泥樓梯，以利於下課時分流疏散。雖有方便學生之便，但卻有破壞整體建築之嫌，好在滿牆爬牆虎綠蔭遮擋尚無傷大雅。

當時「孫堂」建成後，二樓全部闢為圖書館，其餘部分用作教室，後全歸東吳大學中學部專用，辦公室和部分實驗室安排在底層，三、四樓均為教室。現今為數學樓。「林堂」與「孫堂」轉彎相交之處，原植香樟樹三棵，中間立一木柱，上懸掛舊式銅質小鐘有一個，當時敲鐘為號作為全校作息時間。之後，東吳大學上下課改用電鈴為號，其餘如起身、早操、用膳、息燈等仍以鐘聲為準。原有樟樹今雖只留下兩棵，但近百年的老樹已極其高大，頗為壯觀，現成為當時的歷史見證。

宮巷書院創辦與東吳大學誕生

宮巷書院，成為東吳大學的直接前身，而非博習書院和中西書院，其創辦人孫樂文功不可沒。究其主要原因在於：宮巷書院擁有那麼多真正高等教育的學者和較高層次的生源，它的辦學成功及其充滿希望的前景。

對宮巷書院創辦的起源，東吳大學第三任校長文乃史在事後追憶到：一群年輕的中國學者受到中國在甲午戰爭中慘敗的刺激，來到樂群社會堂，熱切地要求學習英語和西方知識，於是孫樂文興辦了宮巷書院。

那是1895年，有一天，孫樂文打開宮巷監理會教堂的大門，在孫樂文夫人的風琴伴奏下，教堂正演唱著一首聖歌，路過的人順便進去看教堂里在幹什麼。當孫樂文佈道時，一件從未有過的事情使他幾乎忘卻了講演的思路。六位身著絲綢長衫的年青士子進入教堂，悄然在後排落座。這是在蘇州，或許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從未發生的事情。當其他會眾散走之後，他們留了下來。孫樂文邀請他們到辦公室就坐並請他們用茶。稍事躊躇後，他們中的一位清了清嗓子說：「孫樂文先生，我們是來請你幫個忙。」「我能為你們做點什麼?」「教我們英語。」「你們為什麼要學英語？」「我們讀了總督（指當時署理兩江總督的張之洞）的文章，現在懂得了為什麼這個奇恥大辱落到我們身上。我們過去過於自負，不向別的國家學習。而日本向西方學習致強，躋身於當代世界列強。張之洞說，"對中國來說，沒有別的路可走!"在我們看來，由於要學的東西很多，開始的最好方法是學習你們的語言，這樣我們才能讀你們的書。」「說得有理，」孫樂文說，「如果你們能使更多的朋友加入，編成一個25人的班級，我將樂於教你們。」他們說，那很容易，而事情也正是這樣。25人中的大多數已經是「秀才」，通過了一系列科舉考試的第一步。他們不懂數學、自然科學、地理或除了他們本國以外的其他國家的歷史。他們懂得的只是關於社會的人和儒家學說。給出一句《四書》里的名言，他們就可以寫出一篇書法優雅、文言完美無缺的文章，並能體現這句箴言所在章節的論題的微言大義，而無需作任何直接的引證。

這樣，1896年3月，這25人的班級就構成了宮巷書院的核心。孫樂文家庭中的三個成員教英語。李伯蓮和他的兄弟李仲覃———博習書院的畢業生———教漢語、數學、初等自然科學，包括地理，還有基督教教義。學生們參加漢語早禱，讀中英對照的福音書。

1899年，美國監理會策劃在蘇州創辦一所大學。1900年春，孫樂文回美國籌備。不久，中國發生義和團事件，宮巷書院因而停辦。年底，孫樂文返回蘇州，他以宮巷書院為基礎，在天賜庄博習書院舊址，擴建為大學。1900年12月制定東吳大學校董會章程，推林樂知（《萬國公報》創辦人）為董事長、孫樂文（宮巷書院創辦人）為校長。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之交，中國第一所綜合性的私立大學———東吳大學如海上日出般地呼之而躍出。王馨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