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運動的實際領導人

新文化運動的實際領導人

　　許多人都把陳獨秀創辦《青年雜誌》認定為新文化運動開始的日期。《青年雜誌》的創刊地點在上海。1915年9月15日，陳獨秀在其創刊號上《敬告青年》的文章中明確宣告：任何不合於現今社會的事物和觀念，即令它是「祖宗之所遺留，聖賢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會之所崇向，皆一文不值也」。

　　1916年9月1日，陳獨秀創辦的《青年雜誌》更名為《新青年》。他在第一號中寫道：「慎勿以年齡在青年時代，遂妄自以為取新青年之資格也。」這表明，作為一個「新青年」，不是年齡合適就行，而必須有新的認識、新的觀念、新的作為。

　　同在《新青年》第一號，還刊登了李大釗的《青春》，文章號召青年人衝破「過去歷史之網羅，破壞陳腐學說之囹圄」，立志創造一個新社會、新國家。

　　在《新青年》第五號上，胡適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一文。他提出，要以白話文為中國文學正宗，認為真正的文學應當「實與今日社會之情狀」。從這個角度來評價胡適，說胡適是「白話文之祖」並不錯，但胡適這篇《文學改良芻議》的最重要之處是他認為文學必須反映社會現狀，必須言之有物。

　　陳獨秀接著在1917年2月的《新青年》刊出了《文學革命論》一文，文中對舊道德、舊文化的開戰更為明確。在陳獨秀看來，儘管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皇朝，建立了中華民國，標榜民主和共和，但「黑幕未稍減」，原因就在於「盤踞我人精神界限深蒂固之倫理道德文學藝術諸端，莫不黑幕層張，垢污深積」。

　　陳獨秀的這篇《文學革命論》和胡適的《文學革命芻議》的發表，轟動了國內文化界，被認為是新文化運動的檄文。

　　1918年9月15日，魯迅的小說《狂人日記》在《新青年》上發表。這是周樹人首次用筆名「魯迅」發表的作品，也是魯迅第一篇白話文小說。《狂人日記》的影響是深遠的，它描寫了一「迫害狂」患者的精神狀態和心理活動，通過主人公「狂人」之口，指責傳統的中國社會是一個「人吃人」的罪惡社會，預告將來的社會必是「容不得吃人的人」。

　　綜上所述，人們把1915年陳獨秀創辦《新青年》雜誌視為新文化運動開始之年，是有根據的。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魯迅以及其他一些在《新青年》上發表文章的學者、名人被視為新文化運動的闖將，也是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的。陳獨秀提倡的民主與科學（舊稱「德先生」「賽先生」），很快地掀起了一場思想革命、文化革命，沉重打擊了統治中國兩千多年的傳統禮教、傳統道德觀，啟發了廣大群眾的民主覺悟、革命覺悟，為「五四」運動的爆發、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奠定了思想基礎。

北京大學成為新文化運動中心

　　在這裡必須指出，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以及北京大學成為蓬勃開展的新文化運動中心的意義。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他赴任前，多數友人認為北京大學校方歷來都是官僚主持校務的，所以多數友人勸蔡元培不要就任，有礙名聲。也有少數友人認為，蔡元培接任北京大學校長可以藉此機會樹立新校風，整頓教學秩序。

　　在深思熟慮後，蔡元培慨然出任北京大學校長，改造學校的領導作風，充實學科、學制，倡導平民教育，首行男女同校。他採取「兼容並包」方針，大量引進新派人物，不拘一格招聘專家。在蔡元培校長倡導下，北京大學開創了思想自由的新風。

　　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學校務期間，陸續聘請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等有名望的人來北京大學。這時《新青年》也由上海遷到北京，在北京大學形成了一個以《新青年》編輯部為核心的新文化陣營。

　　在蔡元培領導下，「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兩大旗幟得到了進一步的闡釋。關於民主的含義，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們認為它有兩層含義，一是指民主精神和民主思想，包括個性解放、人格獨立、民主自由權利等內容；二是指反封建反專制，認為中國要在今日的世界生存，必須放棄幾千年來的帝制、官僚的統治，改為自由、自治的國民政治。關於科學的含義，也應從兩個不同的角度來闡釋，一是反對封建迷信，反對不科學的種種舊觀念，二是向西方國家學習科學技術、科學知識，尊重科學，及所具有的科學精神，解放思想。

　　1918年11月15日李大釗在北京天安門演講和在《新青年》1919年1月發表的文章，被認為是探索新路的代表作。1918年11月16日，蔡元培校長在北京大學生慶祝協約國勝利大會上發表演說，他認為「此後的世界，全是勞工的世界」「要認識勞工的價值，勞工神聖！」這些都表明，新文化運動的發展預示著分化的加速。一些對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產生懷疑的人日益傾向於探尋新路。1919年「五四」運動的爆發使得新文化運動中一部分人在新路上走得更遠，變得更加激進。

西學東漸是新文化運動的必然結果

　　關於1915年開始的新文化運動以及由此掀起的西學東漸的熱潮，並未因「五四運動」的結束而停步。兩個十分有利的條件已經具備：一是除北京和上海外，大多數省會城市開始新建了一批大學，建校經費或來自中央政府、各個地方政府，或來自教會、其他公益機構，或來自商界的贊助；二是各地新創辦了一些雜誌，或成立了一些學習研究性的團體，它們聚集了一批有志於宣傳新思想、新文化、新學說的知識界人士。

　　例如，1918年12月22日，陳獨秀、李大釗在北京創辦了《每周評論》，主要宣傳反封建、反軍閥統治、反帝國主義的思想，介紹十月革命，介紹社會主義學說。

　　又如，《新教育》月刊於1919年2月在上海創刊，由蔣夢麟任主編。《新教育》提倡平民教育，提倡白話文，主張建立以地方自治為基礎的民主共和國。

　　再如，1919年3月23日，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在北京大學宣布成立，鄧中夏、廖書倉為總務幹事。該會的宗旨是：「本科學的精神，為社會的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

　　在北京以外，天津的進步青年周恩來、郭隆真、鄧穎超等人發起，由天津學生聯合會、女界愛國同志會於1919年9月16日組成了「覺悟社」，並開始出版不定期刊物《覺悟》雜誌，宣傳反帝反封建思想。

　　1920年，惲代英、林育南等人在武漢組織成立了利群書社，書社經銷馬克思主義著作和激進書報雜誌，影響了不少青年。

　　在這裡還應當提到，1918年4月18日由毛澤東發起，在湖南長沙嶽麓山下蔡和森家中，成立「新民學會」，基本成員共21人。1920年8月13日，已在法國的蔡和森給毛澤東寫了一封長信，主張組建中國共產黨，爭取國際無產階級援助。12月1日，毛澤東複信蔡和森，對其主張極表贊同。

　　在這一年的4月，俄共黨員維金斯基抵京後，同李大釗等人討論後表示：在中國建立中國共產黨，以及加入共產國際的條件已經成熟。李大釗同意維金斯基的意見，介紹他到上海與陳獨秀見面。

　　至此，為一年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舉行準備了足夠的條件。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和閉幕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從此開始了中國政治新階段。

　　對1915年開始的新文化運動的評價既已清楚，那麼對新文化運動期間的西學東漸的評價也就不言自明了。

　　在人文社會科學方面，從新文化運動開展以來，西學東漸的影響的擴大可能更加引人注意。這是因為，新文化運動的反帝反封建色彩，使一批又一批想改革社會的人，拋棄保守，另闢新路。

　　國外傳入的有關社會科學的各種學說中，有無政府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村社社會主義，還有馬克思主義。中國的進步青年在這些學說中終於選擇了馬克思主義。當時對人們最有吸引力的是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產黨宣言》。進步青年對於新路的認識儘管不一樣，但「走十月革命之路」卻成為人們嚮往的道路，這同樣是選擇的結果。單憑這一點，就足以說明新文化運動過程中西學東漸的意義。

　　新文化運動是一場反帝反封建的運動，主流是否定舊文化、舊思想、舊倫理，引進的資產階級法律學、政治學、教育學和經濟學，不僅有助於開闊國人的視野，而且其中仍有不少內容可供剛成立的民國政府立法、行政管理、學校建設作參考。

　　以經濟學的引進來說，經濟學中有不少實用的內容，例如，財政的管理（包括國家預算應力求平衡，國際收支也應維持基本平衡）、金融的管理和風險的防範、證券市場的建設和運行、工業企業的投資和經營、國際貿易的開展、城市化、農村人口的流動、市場秩序的維護等，都是經濟發展不可缺少的知識。中國經濟今後應如何健康發展，如何參與國際貿易和海外投資，需要一大批專業人才。因此，在西方經濟學知識傳入中國的時候，中國的政界、法學界、經濟界努力學習和了解西方經濟的組織和法制化過程，具有重要意義。

　 　（《光明日報》5.4厲以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