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社招魂「靖國」難

神社招魂「靖國」難

刊於2011年第二期《書屋》

萬戶蕭疏鬼唱歌

東京，1948年12月22日23時，巢鴨監獄。

冬季的東京，細雨紛紛，氣候潮濕陰冷。監獄外昏暗的路燈下，只有游弋的哨兵，看不出與平常有多大變化。但監獄內卻如臨大敵，戒備森嚴。全副武裝的美國憲兵，荷槍實彈緊張地守衛在各個牢門口。獄醫正在給牢獄中的死囚做最後的檢查，測呼吸、查脈搏、量血壓……一絲不苟，如同往日。接著，監獄教誨師便與各個死囚進行了單獨的交談，讓即將走上黃泉之路的囚犯，臨終前認知和懺悔自己的罪孽。

按照東條英機臨時提出的請求，監獄方為他安排了區別於以往法式麵包與咖啡牛奶的和式飯菜。餐後，剃了光頭，身穿灰色死囚服的東條留給監獄教誨師花山信勝博士一首和歌，權作絕命詩：「此一去，坐世高山從頭越，彌勒佛邊睡去處，何其樂；明日始，無人畏懼無物愁，彌勒佛邊唯寐處，何其愁。」在此之前，他曾對花山信勝說過：自己也該死了，因為在獄中度過殘生，倒不如死了好。知道死後可以超升到極樂世界，是可喜的。

或許，東條英機此時此刻還夢想著自己臨命終時，十念相繼，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能夠升到極樂凈土。但佛家所言，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並非是指為非作歹的惡人一旦放下屠刀就會成佛。而是說，佛門廣大，慈悲為懷，對每一個誠心向佛，篤信佛教的人而言，無論其過去做了多少孽障，只要放下其一切妄想、妄念、迷惑、顛倒、分別、執著，認真悔過以往的惡業，發願走上成佛的道路，自然會得到佛力接引。儘管這些被處死的戰犯在臨刑之際都不約而同地高呼「南無阿彌陀佛」，其中，東條英機的嗓門最高。可是臨死之際的東條英機能夠真正悟到這些佛門教誨嗎？

23 時30分，美國憲兵把將要執行死刑的囚犯分兩批押進佛堂，要他們在各自執行絞刑的命令書上簽字。東條英機、松井石根、土肥原賢二、武藤章陸續簽名。上絞架前為了給自己壯膽，每人又喝了一些葡萄酒。隨後，東條英機、松井石根、土肥原賢二、武藤章、坂恆征四郎、木村兵太郎、廣田宏毅一起換上美軍救護工作服，並被戴上手銬。為了防止受刑者在絞架上抓住絞索作垂死掙扎，美國憲兵用兩根結實的布條給受刑者一頭系在手銬上，一頭綁在他們的大腿上，讓其手臂無法抬起。

從監獄到刑場不足百米的通道兩旁，每隔10步，便有兩名端著自動步槍的美國憲兵相對而立。

刑場設在監獄右側的一間寬敞的房間里。絞刑架安放在房間一側，絞架下方，是長寬各3米，高約2.7米的正方形底座，底座四面有板壁圍護。距絞刑台數米處，是主執行官的指揮台，約3米高，用欄杆圍護。刑場的正面，設有監刑席，天藍色桌布鋪著的長條桌上擺放了7盆艷麗芳香的紅玫瑰，給冷冰冰的刑場，帶來了一絲生氣。

11時40分，典獄長阿尼斯少校率領主執行官克里尼密斯憲兵中尉與14名執行憲兵、8兵執勤憲兵、4名法醫，列隊進入刑場。執行憲兵和法醫再次將絞刑台檢查了一遍，以求萬無一失。此刻，天棚上的數十隻電燈突然一起打開，將整個刑場照得亮如白晝。

11時50分，在美軍將領基南和韋伯的陪同下，負責監刑的美國代表西波爾德博士、中國代表商震上將、英國代表巴特斯克中將、蘇聯代表迪利比揚格中將等進入刑場。典獄長阿尼斯少校陪同他們在監刑席就坐。一切準備就緒。

23日零點，被判處絞刑的7人分兩批走上絞架。他們是

陸軍大將、前日本「關東軍」指揮官、前陸軍大臣、前內閣總理大臣東條英機；

陸軍大將、日本陸軍大臣、前「關東軍」參謀長、前「中國派遣軍」參謀長板垣征四郎；

陸軍大將、前駐緬甸日軍總司令木村兵太郎；

陸軍大將、特務機關長、日本陸軍第一總軍司令土肥原賢二；

前日本內閣總理大臣廣田弘毅；

陸軍大將、前日本「華中派遣軍」總司令松井石根；

陸軍中將、前日本「第14師團」參謀長、前陸軍省軍務局局長

武藤章。

執行憲兵拿著囚犯從不同角度拍下的照片，一一進行對照，驗明正身。接著，克里尼密斯中尉走上主執行官指揮台，下令行刑。

戰犯們拖著沉重的腳步依次緩緩地走上絞刑台，13個梯級，對他們來說是那麼短暫，卻又是那麼漫長，因為這絕非是通往天堂之路，地獄之門正在向他們打開。昔日聲威顯赫的皇軍將軍們，被蒙上黑頭套，絞索緊緊地套在各自的脖子上。

這時，東條英機低聲說：「請松井領大家喊萬歲。」

松井石根喊了一句：「天皇陛下萬歲！」

東條等三人跟著一齊喊，聲音沙啞而低沉。

按照抽籤順序，土肥原賢二第一個走上了絞刑台。執行法官先用英語，再用日語命令道：「土肥原賢二，原地轉過身來！」只見他面向監刑席，嘴唇嚅動，默念著什麼，也許在祈求神靈保佑保佑。執行官立刻按動電鈕。絞刑台上的活動踏台猝然打開，土肥原賢二兩腳懸空，整個身軀沉入絞刑台中……此時，時針指向零點5分30秒。　　

第二個被押上絞刑台的是東條英機。他一直都顯得比較平靜，但當克里尼密斯按下電鈕，他腳下的翻板翻向一邊，突然兩腳懸空時，卻下意識地發出一聲尖叫。他的死亡時間是零點12分50秒。

繼東條英機之後，松井石根和武藤章相繼被押上絞刑台，執行絞行。隨後，第二批被處死的坂垣征四郎、廣田弘毅和木村兵太郎，一一被押上絞刑台。

絞刑於凌晨1時全部執行完畢，七具罪惡的屍體被裝進美軍軍用卡車，開出巢鴨監獄的大門。20名全副武裝的美軍憲兵乘坐另一輛卡車緊隨其後。為防有人劫屍，沿途實行戒嚴。卡車穿過黑暗的東京城，沿京濱公路向橫濱久保火葬場疾馳。

妖為鬼蜮必成災

為防止日後軍國主義者借屍招魂，按照當時佔領軍的規定，對東條英機7名戰犯屍體的處理是焚屍揚灰，火化後，骨灰將被美軍飛機直接在天平洋上空拋灑。獲得了這一消息的戰犯辯護律師三文字正平、興禪寺住持市川伊雄、軍人火葬場場長飛田美善趁美軍一時疏忽，將一部分骨灰偷偷從火葬場帶出來。最初，他們將7名戰犯的骨灰分別放在7個罈子里，在火葬場一角燒香祭拜。不料，這般鬼鬼祟祟地行徑引起了美軍的警覺，將骨灰罈沒收，放回到後院的「供養塚」。但三文字正平等人賊心不死，又乘聖誕節前夕美軍戒備鬆懈之機，悄悄潛入火葬場，又從「供養塚」中偷出骨灰罈。

這次，他們接受了教訓，把骨灰直接送到被絞死的松井石根的老家，東京以南約50英里外的熱海伊豆山興亞觀音里，交給了一個叫做伊丹的農民，叫他們夫婦藏起來。直到1959年，三文字正平、飛田和市川才來到愛知縣幡豆郡，在三根山腰買一塊地，築墳下葬，並且豎起一座高4米的「殉國七士」的石碑作為紀念。墓誌由前陸相、甲級戰犯荒木貞夫書寫，並由當時的首相吉田茂題寫了碑名。但好景不長,1971年12月，日本「赤軍」打著「為東南亞死難者報仇」的口號，將這座 「殉國七士」的石碑炸成了三截。

1978年10月17日，日本靖國神社在舉行一年一度的「秋祭」時，把連同東條英機在內的14名甲級戰犯的亡靈偷偷摸摸地放進了靖國神社，或許是做賊心虛，干這樣的事，連死者家屬都沒敢通知。直到1979年4月19日，此事被日本媒體揭露後，全世界為之震驚：一個宗教法人何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將十惡不赦的甲級戰犯當作日本國事殉難者來合祀呢？

要說清這個問題，還需要從靖國神社本身說起。

靖國神社始建於1869年（明治二年），它坐落於日本東京都千代田區九段坂，總面積10多萬平方米。靖國神社原名「東京招魂社」，是為祭祀自明治維新以來歷次戰爭中的戰死者而建的。1879年6月改名為靖國神社。「靖國」一詞出自《左氏春秋》，在日文解釋中有「安國」、「護國」之意。

建立靖國神社的本意，說白了，就是哄騙日本老百姓為天皇賣命。按照日本官方的說法，天皇是日本民族的祖先，是日本歷史的起源，日本是以天皇為最高統治者，並尊奉天皇萬世一系的國家。當今的明仁天皇是2,600年前，神武天皇嫡傳125代孫。第一代天皇是日本的保護神太陽女神 ——「天照大神」的長孫。天照大神是日神，所以東瀛島國自稱日本國，並以紅太陽作為國家徽志。

自明治維新後，日本最終確立了近代天皇專制制度，並且迅速發展為軍事封建帝國主義，走上對外侵略擴張的道路。按照明治憲法規定，天皇處於國家權力中心，是國家權力的最高代表，集行政、立法、司法、外交權、軍事統帥權於一身，換句話說，天皇是日本這部戰爭機器的最終操縱者。在這種集權專制統治下，日本國民的精神生活也得到了嚴密控制，通過對思想自由、信仰自由以及學術自由的壓制與禁錮，並通過各種宗教儀式及祭祀典禮對天皇進行百般神化，把天皇吹捧為集天地人神於一身的人間神物。正像英國著名學者、倫敦大學政治學教授，英國研究院研究員埃里?凱杜利在《民族主義》中分析的，自19世紀以來，在大多數民族國家政府的資助和不斷指導下，形成一個大眾的公共教育體系，其中的一個主要目的，就是製造忠誠，同質化民族成員。日本明治維新的先驅吉田松陰在其《士規七則》更加明確地提出，人之所以異於禽獸，就在於人有五倫，而君臣父子為最大；生於日本皇國，就必須君臣一體、忠孝一致。歷年來，通過不斷地強化和灌輸這一理論，在明治維新後，崇拜天皇、效忠天皇，為天皇效死，成為了日本朝野上下的共識，在蒙蔽日本人民充當軍國主義對外擴張侵略戰爭炮灰的欺騙中發揮了極大作用。

在二戰期間，就在日本投降前一年，1944年4月1日，日本《基督教新報》曾發表一篇文章，題目是《靖國的英靈》，文中鼓吹：「只有按照日本的傳統，把英靈奉祀為神，才能體現血的崇高。在其他國家，為國家奉獻的鮮血同樣也受到尊崇。人們建造紀念碑，行人過往時向紀念碑脫帽，向死者致以誠摯的敬意。但是，唯有日本，將為國捐軀者奉贊為神，賦予血以崇高的意義。」可以說，靖國神社的信仰是與「戰爭」和「血」分不開的，其核心思想表達了作為島國的日本，妄圖實現「八紘一宇」 即由「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大和民族」完成「征服全世界，統治全世界」的野心。

要想完成這樣是歷史使命，就需要把成千上萬的士兵送上海外開疆拓土的戰場，就需要把淳樸善良的百姓變成嗜血成性的殺人機器。侵略戰爭從來都是驅趕無辜的國民為當權者賣命的國家行為，每一個浴血征戰的士兵都難以逃脫戰死沙場厄運。

從1874年侵佔中國台灣起，半個多世紀，日本連續發動了9次侵略戰爭，平均每隔5年就要對外大舉興兵一次，不僅在亞洲，甚至在全世界都堪稱是最具侵略性的帝國主義國家之一。對此，日本前首相吉田茂曾在1959年大言不慚地說：」如果吹吹牛的話，日本曾經威脅過太平洋一帶，西起印度，東至美國，南至澳大利亞，北至蘇聯……其結果雖然失敗了，但總之曾經在這個廣闊的地區橫行一時。在世界史上，迄今有過這樣的偉大的豐功偉績嗎？」 吉田茂這番話，確實代表了相當一部分參拜靖國神社的日本人的心理。

在靖國神社中，把戰死者奉為「英靈」進行祭祀，而且無論生前軍銜等級高低如何，出身多麼低微，甚至人格道德方面有怎樣的缺陷，只要是為天皇獻身，死後就能夠擺脫身份等級制度，不咎既往，成為萬民矚目參拜祭祀的「神」。這的的確確迷惑欺騙許許多多的善良的日本人民。

日本《主婦雜誌》1939年6月號曾刊載了一篇題為《為國獻獨子光榮寡母熱淚座談會》的報道， 1937年盧溝橋事變，中日爆發全面戰爭後，許多日本士兵死在異國他鄉。為了撫慰戰死的遺屬，日本政府邀請這些普通的平民百姓，從偏遠的農村專程到東京參加靖國神社的合祀祭典。祭典活動結束後，在遺屬座談會上，那些喪子、喪夫的日本婦女竟然看不出一絲失去親人的悲傷，反而興奮異常。

一位叫做森川的婦女說道：「那天晚上白色的御羽車開進靖國神社時，俺那個心理那個激動呀，激動得不得了。本來一個沒用的孩子，這麼著派上了用場。」

另一位叫做齋藤的婦女也說道：「俺哥總一個勁地說，要是動員來的話，這條命就先給天子了。這回他總算如了願，光榮戰死了。」

一位名叫高井的母親這樣說道：「兒子在陰間也會高興，死得這麼風光。要是讓人家看見咱們在哭，可就對不起天子哦。都是為了國家，這麼想著，就來精神了。」

正像東京大學教授高橋哲哉在《靖國問題》這部書中分析的：「這些話，典型地表現出作為天皇神社的靖國神社在其鼎盛時期所發揮的精神功效——不僅僅激勵男人們去當『護國英靈』，而且還規定了『靖國之妻』、『靖國之母』、『靖國的遺孤』等包括女性和兒童在內的『國民』的生與死的意義。」「靖國神社是大日本軍國主義的支柱。靖國信仰讓人們相信『為國家而死』，『為天子』獻出子的兒子和丈夫是神聖行為，它給那個時代的日本人的整個生和死賦予了最終的意義。」【高橋哲哉：《靖國問題》三聯出版社 12、14頁】

在當時，由日本軍方組織戰爭遺屬到靖國神社參拜自己成了「神」的兒子、或是丈夫、或是兄弟的儀式活動，成為了日本人追求和嚮往的盛典，而「靖國遺孤」、「靖國之妻」、「九段母親」成了時髦的流行辭彙。但問題的要害是，國家之所以要彰顯陣亡者，並非是出於人道，出於對參戰而亡的將士們的哀悼與悲痛，而是為了準備下一場戰爭，動員人們像戰死的士兵一樣，「以為國捐軀為榮」，自願為天皇犧牲自己的性命。

所謂靖國神社的精髓，不外乎三個方面：強調日本國民無條件地效忠天皇；要求「士魂商才」，即武士之魂，經商之才全要「忠君愛國」；崇拜戰死，歌頌「玉碎」，號召把靖國神社當作國民的最終歸宿。在這種所謂「靖國精神」的裹挾下，二戰期間，日本國民全都被捆綁在天皇法西斯的戰車上，成為日本軍國主義的犧牲品。日本人對天皇的信賴感是靖國神社的基礎，而靖國神社的思想又是日本軍國主義最重要的精神支柱。

據靖國神社的資料統計，從19世紀以來，日軍陣亡的人數總計2,458,781人。在這些人中，有99%以上都是為日本對外侵略擴張送命的亡魂，特別是在靖國神社中被祭祀而引起公憤的，是二戰結束後，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的14名甲級戰犯以及約2,000多名乙、丙級戰犯。

日本軍隊對外發動戰爭在日本國內造成了大量的死者和受難者，但受到日本軍國主義荼毒的周邊國家和地區的死難人數要遠遠高於日本國民。據統計，這些國家和地區的軍民死亡人數超過了5,000萬人。尤其是二戰期間，日本侵略軍對亞洲各國人民所犯下的罪行更是罄竹難書，可以說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人間浩劫。

所有這一切，日本國民，以及那些參拜自己兒子、丈夫、父親的「靖國遺孤」、「靖國之妻」、「九段之母」是否曾想過：儘管自己懷有失去親人的痛苦，但戰爭向來有正義與非正義的區別，作為一位有良知、有正常判斷力的人而言，是不是應該向曾經遭受過自己死去的親人侵略的受難國的人民表示懺悔與歉意呢？是不是應該遵守起碼的道德底線，尊重和體諒曾經遭受侵略的各國人民的感情呢？

何時澄清萬里埃

作為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國家及戰敗國的德國與日本，在戰後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裡，對給全世界人民帶來深重災難的戰爭的反省和態度，表現出截然不同的立場。日本東京大學教授，《天皇玉音放送》的作者小森陽一說：日本從來「不是將每年的『8月15日』作為戰敗之日，而是作為『終戰紀念日』進行表象，這是日本主流媒體的實際狀況。我對此懷有強烈的抵觸感。」「為了揭穿昭和天皇在1945年8月15日所進行的對歷史的歪曲，我所以撰寫了《天皇的玉音放送》這本書。那不僅是對「8月15日」之前的歷史的歪曲，也在日本戰後史當中造成了歪曲。因此我重視『8月15日』這個日子。」

就是這本《天皇的玉音放送》在日本社會引起軒然大波。因為在這本書中小森教授不僅將戰爭罪責直指天皇本身，而且揭露了日本社會在右傾化。

通觀天皇裕仁的《終戰詔書》，在815個字中根本就看不見「投降」二字，也沒有承認過日本「戰敗」。對於日本法西斯發動侵略戰爭詔書中也是百般狡辯，說什麼戰爭是為了日本的「自存」和東亞的「安寧」，日本仍舊以反抗歐洲白人統治，「解放東亞」的救世主自居。並且，裕仁在詔書中所說的戰爭是指自1941年開始的「已閱四載」的與英美之間的戰爭，對侵略中國的行徑根本就不置一詞。對世界各國反抗日本法西斯的行為甚至用了「頻殺無辜，慘害所及」的字眼兒。

強盜殺人，自己喊冤，就此而論，不難看出日本國民性格中幽暗的一面，對比自己強大的國家和民族無比崇敬和崇拜，對不如自己的國家和民族傲慢和輕視。日本政府與國民普遍認為自己是被美國打敗的，他們服膺山姆大叔，而對中國、韓國及亞洲各國，他們根本就沒有言敗。既然如此，日本政府也很難心甘情願地主動對二戰中的罪行向亞洲國家和人民謝罪，並更不用說主動承擔由罪責而支付的經濟賠償，例如對中韓兩國慰安婦的賠償。

1945年8月14日，日本各大媒體都是在午夜接到裕仁的《終戰詔書》的，第二天，幾乎是不約而同各報都將「投降」說成「終戰」。《每日新聞》的標題是「聖斷：大東亞戰爭終結；頒布收拾時局詔書」；《讀賣報知》則更加厚顏無恥，竟然以「為萬世開太平」為題，聲稱「我們進行的戰爭是正義的戰爭，是自衛自存的戰爭，戰爭的目的是為了東亞的解放和十億民眾的福祉」。

通過這個細節，不難看出，不僅僅是日本政府，就是日本社會主流在全世界人民面前仍舊擺出一副曖昧的姿態，缺乏深刻地反省、不願誠懇地懺悔、只打算利用別人的寬容和好意，推卸歷史和現實責任。

正如二戰期間的日本老兵東史郎所言：「當今日本，『聖戰』思想仍在盛行，『不是侵略，而是從白人手中解放亞細亞』的怪論愈演愈烈，對歷史毫無反省之心。日本軍隊在中國進行長達15年的侵略，給中國帶來了莫大的災難，大批生靈塗炭，家破人亡。戰爭結束時，斯大林曾主張將日本一分為三，是蔣介石力排眾議，保全了日本的完整；同樣是蔣介石提出了『以德報怨，不要復仇』的主張，使在華的 200多萬日本士兵得以迅速回國，更不要一分錢賠償。繼而提出中日兩國世世代代友好的口號並實行的也是心胸寬廣的中國人民。」

對過去這段全世界都眾所周知的不見光彩的歷史，為什麼日本會屢屢發生「曖昧的遺忘」？這種「集體的失憶症」究竟又是如何產生的？

多年來，對日本國民性的認識，我們似乎陷入了一個誤區，總以為歷史上日本對外發動戰爭，僅僅是日本最高統治者天皇和一小撮戰爭狂人所釀造的悲劇，與廣大日本人民毫無干係。充其量，日本老百姓只是受了蒙蔽。但是，如果對日本近現代歷史稍作分析，便不難看出這種看法的片面與幼稚。

公元1592年豐臣秀吉派遣小西行長、加騰清上侵略朝鮮，妄圖遷都北京爆發的戰爭；公元1894年日本出兵侵佔朝鮮，偷襲中國海陸軍發動的「甲午戰爭」；公元1904年日本以突然襲擊的方式在中國境內挑起的「日俄戰爭」；以及20世紀30年代日本發動的侵華戰爭及太平洋戰爭，這些歷史上非正義的侵略戰爭，有哪一場沒有得到過日本國民狂熱支持和擁護？若沒有多數日本國民的亢奮高漲的積極響應，這些戰爭能如此大規模地開展嗎？

據歷史資料表明：二戰期間日本各黨派對戰爭議案表決時，甚至連日本共產黨也投過贊成票。在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接近尾聲時，美軍向日本本土發起最後的攻擊，在沖繩戰役中，日本方面傷亡24 萬餘人。其中正規的軍人僅6萬餘人，將近18萬人則是普通的老百姓。這些老百姓為了效忠天皇所進行的「大東亞聖戰」，寧願自殺身亡，也堅決不投降。在英國人大衛?巴迪所寫的《日本帝國的興衰》中，記述了一個真實卻令人恐怖的故事：二戰後期，塞班島之戰，日軍慘敗。戰役結束前，美軍先遣部隊發現，在島的北端有幾百名日本平民被困在海邊的懸崖邊，任憑日語翻譯怎樣勸說，他們拒不接受，要麼跳崖自殺，要麼拉響手榴彈自殺。一位日本婦女，甚至將自己懷中的嬰兒拋下懸崖，隨後跳崖投海。美軍攻打太平洋其他日本佔領的地區時，都遇見過這樣被稱之為「玉碎」的集體自殺。

戰後，日本政府追查戰爭責任，當時的首相東久邇曾提出「一億總懺悔」的口號；日本共產黨也提出「一億人民一億戰犯」，主張日本全體國民共同懺悔。但這種提法並沒有得到多數日本人的認同。當西方記者對市民採訪問及日本為什麼被打敗時，多數老百姓竟然回答，「日本還沒有準備好」。直到上個世紀90年代，日本輿論在進行民意調查時仍發現，認識到過去那場戰爭是侵略戰爭者不足50％，而認為這場戰爭是為了生存不得已進行者佔了50％；同意這場戰爭是「反抗歐美壓迫，解放亞洲諸國」者竟然佔了45％，而對此持不同意見者僅有25％。

2005年4月23日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亞非峰會上會見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就中日關係提出五點主張，並強調日本要把對侵略戰爭表示的反省落實到行動上。對此，小泉首相表示，日方願意根據中方提出的五點主張的精神，積極推進中日友好合作關係。可就在第二天，日本《朝日新聞》在對808個國民所做的民意調查顯示，大約71％的受訪者對胡錦濤要求日方就二戰中的罪行進行道歉需「採取實際行動」表示不理解。

上世紀80年代末，有一部電影在亞洲各國引起極大爭議，這部電影的名字叫做《自尊》。影片描寫的是二戰被處決的戰犯東條英機，它把這個罪行累累的戰犯塑造成一位愛國者，但卻遭到了同盟國不公正的審判。為了突出東條英機的正面形象，影片還把他描繪成在東京審判的整個過程中，直到被處死的一刻，都保持著自己和國家的尊嚴。對於震驚中外的「南京大屠殺」，影片借東條英機之口竟然說：「所有的證據只是聽來的證據，不能稱之為證據，而且誇大其詞。誰會相信他們（日本士兵）會不分青紅皂白地殺人，甚至隨意殺害婦女和兒童。」就是這樣一部歪曲歷史，顛倒黑白，歌頌殺人犯的電影，在日本竟然得到熱捧，在放映的頭一年就獲得1.69億美元的票房收入。

2005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之際，作為二次世界大戰的戰敗國日本也提出了所謂的「紀念終戰60周年」。日本電影界煞費苦心，選擇了在二戰中被美軍擊沉的日本戰艦「大和號」作為題材，不惜投放25億日元巨資，並且動用了大批日本海上「自衛隊」參加拍攝。同年12月I7日正式推出了電影《男人們的「大和號」》，影片一放映，立即在日本社會引起了強烈反響。

這部宣揚宣揚軍國主義的影片，講述的是1945年4月1日，美軍決定對沖繩發起登陸戰。日本軍國主義者決定破釜沉舟，讓「大和號」戰艦出場上演悲劇的最後一幕。「大和號」在既沒有任何空中支援，也沒有任何掩護的情況下，只攜帶單程燃油，駛往沖繩戰場，對美軍發動自殺性攻擊。1945年4月7日，這艘為日本軍國主義服務的侵略工具——「大和號」戰艦，終於被美軍擊沉於中國的東海海域。

據日本媒體報道，這部電影放映當日，全日本有324家電影院同時上映，有12萬多人觀看。有些年輕人深夜排隊等候入場。有的地方座位不夠，一些觀眾就站著看。在影片放映過程中，「觀眾鴉雀無聲，惟一的聲響是一些人低沉的啜泣」。放映結束後，不少觀眾，特別是「中老年婦女在離開座位時，臉上依然掛著明顯的淚痕」。不少日本人為影片中那一幕幕血腥的戰爭場面激動不已，為「大和號」上的日本海軍將士拚死戰鬥而揮灑熱淚。日本各大報紙更是竭力渲染，電視屏幕上充斥著相關廣告。該影片的票房收入高達43億日元。

而反映歷史真相的電影《南京大屠殺》在日本上演時，卻只有少數屈指可數的電影院敢於播映。這與歌頌和鼓吹日本軍國主義的電影《自尊》、《男人們的「大和號」》，形成了巨大而鮮明的對照。在東京，一些右翼分子甚至衝進一家播放《南京大屠殺》的影院，割爛了銀幕，阻止電影放映。

據日本《讀賣新聞》1982年的輿論調查，將侵華戰爭看作是侵略戰爭者不到十分之一。許多日本中小學生再看了《山丹之塔》、《聽，冤魂的呼聲》這類反戰題材的影片時，不但不從熱愛和平，反對戰爭的角度來欣賞，反而情不自禁地咬牙切齒，發誓「一定要打勝下一場戰爭！」「此仇必報！」

中央電視台節目主持人水均益也遇到過這樣的情景，他在日本進行採訪時搭乘過一輛出租汽車，他希望能對出租司機進行現場採訪。然而，無論水均益怎樣問，這位司機總是搖頭，不做任何回答。無奈之下，水均益和攝影師只好下車。下車前，水均益在遞給司機車錢時，他這才開口嘟囔了幾句日文。當天晚上，水均益讓從大阪來的朋友觀看這段錄像。誰知，這位朋友看過錄像後，破口大罵：「我操他媽！」

原來，攝像機所攝錄下日本司機的原話竟然是：「這兩個來採訪的中國記者真討厭！為什麼當年大日本皇軍不把這些中國人都殺光了！」

當然，這並不是說每一個日本人都仇恨中國人，也並不是講日本國內沒有堅持中日友好的人士，或是說要把戰爭的責任強加在日本人民身上。筆者只是想提醒國人，那種只憑藉某種政治結論，將歷史事件中的統治者和老百姓截然分開的思維方式，既無助於澄清事實真相，也無助於我們正確分析事物的本質。

日本之所以掩蓋侵略、逃避歷史、拒絕反省、缺匱懺悔，絕非只是少數統治者所為，而是有著廣泛的社會基礎。特別需要指出，日本的文化傳統，在這方面發揮著難以估量的巨大的影響作用。

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早在17世紀就曾對日本的文化特徵做過總結：他們「頑固、任性、剛毅、古怪 」，同時又「不把一切危險和災難放在眼裡」。孟德斯鳩認為，日本的立法精神是殘暴的，他們相信只有更嚴厲的殘暴才能駕馭殘暴。美國人類學家魯斯. 本尼迪克特在其著名的《菊花與劍：日本文化模式》一書中也曾分析到：「在美國曾經全力以赴與之戰鬥的敵人中，日本人的脾氣是最琢磨不透的。這個強大的對手，其行動和思維習慣與我們迥然不同。」「日本人生性極其好鬥而非常溫和；黷武而愛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禮；頑固不化而又柔弱善變；馴服而又不願受人擺布」。這個分析，可謂一針見血！日本民族對內可以表現出菊花般的風情，人與人之間講究和諧、尊重。儘管這種和諧與尊重是建立在貴賤等級和權威分層的傳統秩序之中。然而對外，他們則表現了劍與火的風格，霸道十足且充滿攻擊性，毫不顧忌世俗的道德和法律標準，所追求的目標只是進攻與征服。

正是基於這樣的文化傳統影響，日本人形成自身的民族性格，產生出叫外人難以理解的國民心態。以對戰爭所造成的災難為例，日本國民對內對外的態度簡直可以說是判若倆人。對外，逃避責任，態度曖昧，拒絕反省，缺匱懺悔。對內，則同仇敵愾，痛心泣血，百折不撓，伸張公道。自1946 年起，每逢8月7日和9日，日本廣島和長崎的市民都要舉行隆重的悼念儀式。當和平紀念公園的鐘聲通過無線電波傳遍東瀛列島時，整個日本都沉浸在異常的悲痛之中，各種抗議示威和請願遊行接連不斷，其活動規模之宏大，悼念情感之深切，民眾情緒之激昂，可以說超過日本國內任何政治活動。作為40萬廣島和長崎的戰爭冤魂固然應該得到祭奠，但是，被日本軍國主義屠殺和殘害的上千萬亞洲人民難道不應該得到謝罪和道歉嗎？造成廣島和長崎這場悲劇的責任應該追究，但日本國民卻很少冷靜地思考這樣一個顯而易見，又極其簡單的問題：難道美國會無緣無故地向日本投擲原子彈？如果不是日本首先挑起這場侵略戰爭，將戰火蔓延到東南亞，甚至太平洋彼岸，給世界和平和人類命運造成極大威脅，廣島和長崎能夠遭受到如此悲慘的命運嗎？究竟誰是廣島和長崎悲劇真正的始作俑者？

若進一步分析，造成日本國民的這種近乎於偏執和狂熱的民族情緒，其實是日本的傳統文化長期以來在國家意志下被扭曲的結果。

日本是一個四面環海，資源貧乏的島國，險惡、封閉、孤立的自然環境就需要有一個信仰或宗教使全民族團結起來。自明治時代，日本政府便煞費苦心地將原本屬於民間，並無統一神祉的「神道」改造成為「萬世一系，神聖皇國」的國家意識，天皇成為了「神國」最高的象徵和至上的榮譽。日本政府通過行政手段在各個地區普遍設立崇奉皇室祖靈的神社，並且通過專門的禮儀，周全的祭祀、將參拜活動制度化，其結果，這種原始的宗教崇拜，通過國家意志演繹成主流文化深入到日常的生活當中，成為了日本國民的精神支柱，至今仍在發揮著影響作用。在日本的傳統文化中，武士文化具有極其重要的位置和非常獨到的作用。在武士文化中，忠君是最重要的精髓，真正的武士要勇於為國捐軀，為君殉死。只有這樣死才能夠體現其榮譽和價值，並被後人供奉為「護國英靈」，否則就是「犬死」（在日語中的含義就是死無代價）。明治維新之後，武士文化便通過國家意志，逐步演化墮落為替天皇盡忠，為軍國主義賣命的武士道精神。

早在1911年，日本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哲學家、河上肇（1879年—1946年）就曾在《日本獨特的國家主義》一文中揭露：「現代日本沒有宗教上的煩惱（儘管在這個動蕩的時代，本應產生許多宗教上的煩悶），絕大多數人是堅定不移的國家宗教的信徒。對他們來說，國家就是人生的目的，為國家而生，為國家而死是他們的理想……國家主義已經成為日本人的宗教。所以，看呀，為國家主義而犧牲的人，死後都被當作神來祭祀。靖國神社便是如此。」【高橋哲哉：《靖國問題》三聯出版社 16頁】儘管，這此時期的日本國戰死者人數急劇上升，但在日本卻沒有產生對國家的「懷疑和煩悶」，一切附在戰爭上令人厭惡、悲慘的東西都被靖國神社祭祀典禮的耀眼光環所掩蓋了。為天皇而戰，為國家而戰，成為了最神聖、最崇高的理想和信仰。當人的生命已經不屬於自己時，對於死，人也就無所顧忌了。作為社會的底層的草根要徹底翻身，成為永遠受人崇拜祭祀的「偶像」，就必須奮勇殺敵，血灑疆場，況且，只要戰死，普通的百姓就能成為萬人敬仰的「神」。當殺戮所帶來的暴戾和殘忍化成了士兵的忠勇，屠殺所帶來的斑斑血跡化成了妖艷的櫻花之美時，那些在「南京大屠殺」中，以砍掉平民百姓的腦袋為樂趣的「百人斬」比賽，那些在太平洋戰爭中，以「自殺式攻擊」為榮的神風特工隊的變態行為，也就不難理解了。

正因為日本是一個特彆強調愛國心與民族主義的國家，二戰戰敗的歷史在許多日本人心中是一個揮之不去的陰影。日本所謂的「神道文化」本質上就是「恥感文化」，它將失敗與公開認罪視為一種恥辱，主張拚死保全面子。因此，對於中國人所強調的：「有錯知改,善莫大焉；只有分清是非，才能修復關係」的原則，日本人就有著完全不同的解讀。在日本人心目中可以和孔子在中國的影響相媲美的思想家本居宜長就主張「淡化人於人之間的是非判斷,因為是非判斷會阻礙人際關係的修復。況且是非是說不清的東西,沒有絕對的是和絕對的非」。他的這一主張可以說是日本人普遍接受的是非觀。持有在這樣的是非觀會認為，堅持分清是非，必定會把一方推向「非」的境地,而日本人是絕不能把別人或自己推到那個境地上去的。因為，錯是無法悔改的；斷定別人做錯了,就等於把人推到那個稱之於「非」的萬劫不復的境地。一旦落入這樣的境地，是不容任何爭辯,也沒有任何可以迴旋的餘地，所以也就不存在任何可以被寬恕和原諒的情由。自我救贖的唯一出路就是切腹自殺。所以，在真正的錯誤面前,日本人不能認錯，也不能代表別人認錯。於是乎，迴避是非判斷就變得至關重要。這也就是為什麼直到今天,日本政府道歉問題遲遲未能真正解決的文化根源所在。

可以說，日本國民對於戰爭罪責的認識，有著漫長而曲折的歷程，至今仍舊未能有全面而深刻的自我反省。早在1952年，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日本戰犯進行判決不久，日本就爆發了規模浩大的請願活動，要求赦免戰犯；在日本律師聯合會提交政府的「戰犯赦免意見書」上，竟然有高達4,500萬人的簽名。1957年底之前，按照日本眾議院通過的決議案，將甲、乙、丙全部戰犯釋放。耐人尋味的是，最先得到釋放的竟然是臭名昭著的甲級戰犯。1963年，日本國會通過《對戰爭傷殘病者特殊援助法案》，把東條英機等已經處死的戰犯確定為「公務死亡」（即中國人所講的「因公殉職」），並向他們的遺族發放撫恤金。

在釋放戰犯的同時，日本國內對靖國神社參拜也逐步升溫。從東京審判後，對靖國神社參拜的日本首相有吉田茂、岸信介、池田勇、佐藤榮做、田中角榮、三木武夫、福田赳夫、大平正方、鈴木善幸、中曾根康弘、村山富市、橋本龍太郎、小淵惠三、小泉純一郎。至於自民黨黨魁、日本國會議員參拜者更是如過江之鯽。

在日本東京大學教授高橋哲哉所著的《靖國問題》這本書中記述，在日本國民的心目中，靖國神社理所當然地成為了日本民族的精神象徵，同時也是作為記載大和民族在天皇的感召和激勵下，開疆拓土，富國強兵，爭霸天下的歷史見證。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儘管日本在軍事上遭受到慘重的失敗，但是以「神道」為核心的國家意識形態並未被根本觸及。在這樣的國家意識形態和被扭曲的文化傳統下培養出來的日本人，還能夠客觀地看待歷史嗎，還能夠冷靜地對自己的過失與罪責進行深刻地反省和誠懇地懺悔嗎？

在日本，有一種主導輿論和民眾情緒的論調，即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總以在靖國神社中有「甲級戰犯合祭」，而批判日本政府首相及高官進行參拜，其目的就是要徹底追究日本戰爭責任。日本人自己則一直認為，所謂「戰爭責任」其實就是兩點：其一，日本對美國戰爭失敗的責任；其二，東京審判所追究的1928年以後日本的戰爭責任。因此，「靖國問題起源於中國、韓國的批判，在此之前根本不成為其問題。」（高橋哲哉：《靖國神社》三聯書店 43頁）事實上，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對日本首相公然參拜靖國神社的批判，並不是要批判靖國神社這樣一個宗教法人，而是說，在已經知曉靖國神社合祀著一些日本法西斯戰犯——這樣人所共知的事實後，日本首相仍舊公開參拜靖國神社，如果對這樣錯誤的政治行為不揭露、不批判，就等於默認日本所發動的戰爭是非侵略戰爭，中國及亞洲國家所遭受的戰爭苦難和反抗日本法西斯的正義之舉而無法得到伸張！對日本軍國主義這樣赤裸裸的復活行為，理所當然地遭到了包括中、韓、新加坡、英、美、俄等國在內的譴責和批判。

據靖國神社公布的《歷次戰役事變合祀祭神數字》，在合祀者中除少數外，幾乎都是日本對外侵略的戰死者。可以說，沒有這些海外侵略戰爭就不可能有日本對台灣、朝鮮、南洋群島、中國東北三省等進行的殖民統治。話句話說，昔日的日本就是通過這些戰爭而獲取大片殖民地，並建立起現代殖民帝國的。因此，日本政府和國民一旦進行反省和懺悔，就等於承認了日清、日俄、以及日中甲午戰爭與太平洋戰爭的非正義性，作為大日本帝國軍國主義的精神支柱——靖國神社就會倒塌，那些在靖國神社裡被祭奠的246萬個亡靈，便不再是大和民族的「護國英靈」和為國獻身的「神」，而是一群受欺騙和蒙蔽的愚昧之徒，是一群盲目替天皇賣命，充當炮灰的戰爭機器，是一群嗜血如命屠殺各國人民的劊子手。由此一來，大日本帝國萬古榮耀的神聖天皇，也就成為千古罪人，維繫日本國體的精神支柱也將隨之動搖。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隱瞞和欺騙代替不了歷史，欠債總要要償還的。究竟如何解決歷史遺留下的這一棘手的問題，確實考驗著每一位日本政治家以及億萬日本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