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樹勇：二十國集團的興起與國際社會的分野

　　本文刊發於《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16年04期。

　　二十國集團是當今世界上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面對全球性問題的暫時性大國經濟協調機制，是世界性權力轉移過程中出現的經濟治理方面的政治聯合形式。

　　國際社會既是統一的，又是分裂的，二十國集團將國際社會的分野在體系內以突出的形式體現出來，包括國際體系內守成陣營與改革陣營的分野、聯合國與二十國集團逐漸形成的反差、集團內部因議題和發揮二十國集團作用而產生的派別對立等。

　　發揮二十國集團作用的核心是如何看待中國崛起。圍繞二十國集團是否和能夠發揮多大的作用，大致形成了四個方面的國際關係行為群體，國際社會有力量阻止經濟集團的分野演變成世界政治的分裂二十國集團是20世紀90年代建立的，由世界上最發達國家代表與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發展中國家代表組成的，以經濟事務治理為主要議題的國際論壇，是當前全球治理中最重要的國際組織之一。它不僅是一個重要的國際舞台，還是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它不是鐵板一塊，而是本身就充滿了矛盾和活力;它的興起不是偶然的，而是多種因素促進的結果;它的影響不是單維的，而是將產生多方面的政治後果。

　　1二十國集團的興起及其實質

　　(一)二十集團的興起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這兩類經濟群體相互競爭、相互融合的產物

　　經過二戰後幾十年的發展，逐漸形成了兩大經濟群體性力量: 一是以發達國家特別是七國集團為代表的經濟力量，它們依託美國在戰後初期建立起來的布雷頓森林體系、關貿總協定和世界銀行等世界秩序安排以及高效的生產率、工業基礎、信息化革命等成果，主宰著世界經濟，擁有全球最大的貿易、金融與投資體系，長期居於世界經濟體系的核心，我們一般稱之為發達經濟體。二是以發展中國家(地區)的傑出者為代表的經濟力量，它們一度在世界經濟體系中處於邊緣地帶。20世紀六七十年代，隨著世界殖民體系的崩潰和世界經濟的大發展，產生了以亞洲「四小龍」為代表的新興工業化國家(地區)

　　接著，不結盟運動、七十七國集團、爭取世界經濟新秩序等運動蓬勃發展，廣大發展中國家更加重視南南合作與南北對話，推動聯合國召開了貿易與發展大會，同時加大與發達國家的經貿聯繫，不斷進行國內經濟體制改革，其中有不少國家被稱為新興市場國家。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巴西、印度、南非等國家積極融入世界經濟體系，不斷推動貿易立國與技術創新，積累了較為雄厚的外匯儲備和經濟實力，逐漸成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發展中大國，新興經濟體、新興大國等概念開始見諸於各種經濟展望和預測報告中。

　　新興經濟體的興起是當代世界經濟和國際政治的重要現象，佔全球經濟的比重從1991年的18%上升到2010年的36%，相應地，發達經濟體的份額逐步下降，其他發展中經濟體則基本保持不變。

　　上述兩類經濟群體力量的角力，既存在著明顯的矛盾與衝突，相互爭奪資源要素、爭奪勞動力、爭奪話語權;又相互依賴、相互帶動。到了世紀之交，新興大國群體力量已經強大到這麼一種程度:發達國家不能簡單地忽視和壓制它，而有必要採取一種制度框架將它與自己拉到一起。

　　(二)二十國集團的興起是全球性金融危機連續爆發、不斷深化，發達國家被迫聯合新興經濟體應對全球經濟治理難題的結果

　　這是偶發性因素。20世紀90年代到21世紀初期，爆發了幾場連續的金融危機，即亞洲金融危機以及土耳其和阿根廷的金融危機，「二十國集團正是為了應對上述金融動蕩而創立的國際組織，而後其事務範圍迅速擴展至經濟、社會和安全領域」。到了2008年金融危機時，美國等國家為了聯合新興經濟體共同應對危機，將二十國集團從部長級提升到領導人級別，建立了峰會制度。

　　發達經濟體之所以主動與新興經濟體聯合開展峰會活動，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與之前的金融危機不同，此次金融危機影響範圍廣，迅速波及歐美，而且持續時間長，被認為是自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大的經濟危機。

　　世界共產黨和工人黨國際會議甚至指出，「世界正面臨著一場大範圍的嚴重的經濟和金融危機」，它並不是單純的金融危機，而是金融危機引發的一次周期性的經濟危機，是以金融危機為突出表現的周期性經濟危機，是周期性的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扭結在一起的一次深刻的經濟危機。面對這場新式的危機，發達經濟體很快達成共識:當今的世界市場不是兩個市場，而是一個市場，都是在全球化的邏輯下運行的命運共同體;新興經濟體的實力已今非昔比，必須給予重視和藉助。最可行的辦法是，開展新時期的國際經濟協調，建立具備政策協調功能的國際論壇并力推論壇的制度化。

　　(三)二十國集團的興起是國際經濟協調制度不斷進行自我調整、推陳出新的結果

　　這是一個系統性因素。隨著全球化和全球經濟治理的發展，國際社會越來越注重開展國際經濟協調，通過國際經濟組織、國際會議以及建立區域經濟組織等方式進行對話協商，對國際經濟關係進行綜合調節。

　　這是國際社會行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全球治理的經常性工作。自布雷頓森林體系於1973年崩潰以來，一個總的發展趨勢是協調主體多樣化、協調內容擴大化、協調對象區域化、協調形式動態化。

　　儘管美國憑藉超強實力一直操縱國際經濟協調的「三大支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貿組織)，但是對金融和貿易單純依靠機構性協調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

　　大國協調、區域協調以及內部成員之間的多邊經濟協調越來越多，國際經濟協調的議題又增加了農產品、信息通信服務、知識產權以及環境保護等相關領域甚至擴大到反對恐怖主義、人口、人權等社會政治領域，協調的複雜性和難度都有所加大，傳統的協調組織越來越不能適應不斷變動的國際經濟治理需求。

　　在南北經濟關係協調和全球治理協調過程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貿組織等國際組織逐漸退出主導地位，七國集團於20世紀70年代中葉歷經「圖書館集團」、「五國集團」等成為發達國家長期主導國際經濟秩序的主要協調機構。

　　然後，隨著新興經濟體特別是新興大國的群體性崛起，由七國集團發展而來的八國集團陷入「合法性」危機和「效率」危機，金融危機、可持續發展、氣候變化等全球性問題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需要包容與合作，由少數幾個正在衰落的國家佔據的「富人俱樂部」在應對全球性問題時越來越力不從心，並且備受質疑。

　　「西方國家意識到，沒有新興大國的參與，八國集團絕不可能再有效地管理全球經濟和重新塑造全球化進程。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七國集團財長會議首先倡議成立了二十國集團。」在二十國集團誕生之前，也有人提出過「三十國集團」、「二十二國集團」。可見，二十國集團的成立是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是全球治理的客觀要求。

　　綜上所述，二十國集團是在全球化深入發展的時代條件下，南北雙方相互救援努力的結果，是當今世界上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面對全球性問題的暫時性大國經濟協調，是一項國際政治行動。說它「暫時」，是因為它在形式上還僅僅是論壇，並沒有機制化。

　　說它是「國際政治行動」，是因為它是在世界性權力轉移過程中出現的經濟治理方面的政治聯合形式。其核心至少在於三個方面: 一是美國在多大程度上繼續領導七國集團;二是中國在多大程度上領導金磚國家;三是中國與美國在多大程度上建立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係。

　　不少人對於二十國集團寄予厚望，也有不少人則對其發揮作用抱有複雜的心情。二十國集團的前途，取決於成員國特別是中美兩國有多大能力與意志來克服因二十國集團興起而體現出來並有所強化的國際社會的分野和矛盾。[page]

　　2圍繞二十國集團建設，國際社會出現不同類型的分野

　　國際社會既是統一的，又是分裂的，只不過統一和分裂兩種權力運動的形式和範圍不同罷了。二十國集團的興起同時引發了這兩種運動，將國際社會的分野在體系內以突出的形式體現出來

　　(一)國際體系的守成陣營與國際體系的改革陣營的分野

　　二十國集團的構成很明顯地可以劃分為兩大陣營:發達經濟體有9個成員，新興經濟體有11個成員，雙方各自代表了不同的發展階段、國家實力和歷史文化傳統;而發達經濟體中又有7個屬於七國集團成員，新興經濟體中又有5個屬於金磚國家成員。

　　這種經濟身份上的分立，不同於冷戰時期以意識形態劃線的資本主義陣營和社會主義陣營那樣涇渭分明的敵對，而是以全球治理基本態度劃為國際社會中的守成陣營和改革陣營。

　　「當前，全球治理開始明顯出現兩個中心:一個是美國為首的西方七國集團;另一個則是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和廣大發展中國家。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倡導漸進式改革;美歐發達國家作為現有國際體系的守成者，卻在改革的道路上一步三回頭。」

　　這些金磚國家，其實就是二十國集團中的新興經濟體，是發展中國家中最具代表性的國家群體:南非代表了非洲，巴西代表了拉丁美洲，中國代表了亞洲，俄羅斯代表了東歐、中亞的轉型國家，而印度則代表了南亞、東南亞國家。

　　這些國家在每次的二十國集團峰會之前都會召開協調會，協調在全球治理問題上的立場，力爭發出能夠代表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的聲音。雖然兩個陣營本質上都是現行國際體系和世界秩序的受益者，但是兩者對於秩序重構的積極性是不一樣的，重構的方向也是不一樣的。

　　它們之間的一個很大的不同是，金磚國家較七國集團成員國更加註重經濟政策的獨立自主性以及國家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而後者則強調放鬆政府管制，強化知識產權，堅持私有化，促進稅制改革，推動匯率市場化和貿易自由化，等等。

　　1997年特別是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國際社會認識到，以所謂的「華盛頓共識」支撐起來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未能起到穩定國際體系的作用，應當發揮二十國集團這樣更富活力、更富多樣性和更富改革性的新型國際組織的作用，讓後者實質性地參與全球治理。守成者與改革者兩大陣營的分野，具有多方面的政治與經濟後果:

　　首先，改革者以明確的改革態度制約了發達經濟體在國際體系中的霸權地位，促進了國際關係的民主化。例如2009年金磚國家峰會提出了「推動國際金融機構改革，提高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機構中的發言權和代表性」的主張有力地推動了二十國集團匹茲堡峰會上有關議題的討論，引發了二十國集團決定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份額與投票權進行改革。到2016年，這項改革已基本完成。

　　其次，提高了新興經濟體的地位，帶動了其他發展中國家。金磚國家是二十國集國中的新興經濟體代表。2012年，金磚國家的名義GDP增量較上年增加9000億美元，佔全球名義GDP增量的60%，遠高於七國集團的11%;金磚國家的名義GDP的總量約為全球的21%，佔新興與發展中國家的54%。

　　2000—2012年間，中國、印度、俄羅斯、巴西和南非的年均增長速度分別是10%、6.9%、5.2%、3.4%、3.5%，遠遠高於發達經濟體和其他發展中經濟體的發展速度。在此影響下，2010年新興經濟體對全球經濟的貢獻率高達73%，其中中國自2007年起就連續成為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最大的國家。

　　再次，有利於發揮多方力量保障國際社會安全運行。金磚國家成為全球治理的改革者和促進者，能夠發揮自身的優勢，為國際安全作出應有的貢獻。比如在2013年二十國集團聖彼得堡峰會期間召開非正式會晤，決定建立總額度為1000億美元的「金磚應急儲備基金」用於構建國際金融安全網。

　　(二)聯合國的作用與二十國集團的崛起逐漸形成一種反差

　　聯合國約有220個成員國，二十國集團的成員國只是它的很小部分，卻代表了全球2/3的人口、85%的經濟總量，且成為全球經濟治理的網路中心，不但在聯合國經濟事務，而且在政治、文化等事務中均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聯合國內的二十國集團成員國與非成員國之間形成了一種明顯的分野。這種分野其實就體現在聯合國與二十國集團的關係上。

　　從理論上講，聯合國與二十國集團是兩個根本不同的國際組織，聯合國是最大的全球性政府間國際組織，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基礎上根據聯合國憲章建立起來的總體性機構，擁有最多的成員國，具有最大的代表性、規範性、權威性和合法性，是國際社會安全、經濟、文化、社會等諸方面的根本治理機構，具有全球憲政機構的性質。

　　而二十國集團是國際社會在應對戰後經濟危機特別是國際金融危機的過程中逐漸發展起來的、主要以大國論壇形式存在的國際經濟協調方式還稱不上嚴格意義的國際組織，但是它發展迅速、影響巨大，近年來成為南北關係的新型協調機制，成為全球經濟治理的首要責任方，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國際社會對於全球治理的態度。

　　從理論上講，兩者在合法性上有著天壤之別，也有著明顯的互補性:聯合國負責安全與文化社會等國際事務，二十國集團則集中關注全球經濟治理;在經濟治理方面，聯合國更加關注可持續發展、均衡發展等議題，而二十國集團則偏重於經濟增長和發展創新等議題。近年來，兩者之間也逐漸磨合成一種關係:

　　一種形式是聯合國討論普遍性原則，二十國集團認為必要時就加入專題研究，並提出操作性的建議，這在應對氣候變化的問題上非常明顯。如2015年聯合國召開巴黎氣候大會，2016年的二十國杭州峰會上也將專題討論氣候問題;還有一種形式是由二十國集團研究提出引領性的世界經濟政策，聯合國再以大會的形式加以肯定和支持，比如2010年首爾峰會等幾次二十國集團會議都提出了發展議題，聯合國後來加以肯定並提出了關於2030年的可持續發展議題。

　　在將來，二十國集團與聯合國要切實加強合作，實現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需要發揮雙方的優勢:一是要發揮二十國集團反應快、效率高、宏觀政策協調性強等優勢;二是要發揮聯合國議事機構完備、決策機製成熟、代表性強等優勢。

　　具體講，二十國集團利用聯合國的廣闊舞台，加強成員國與非二十國集團成員國的聯繫，使得各類可持續發展議程更加符合國際社會的具體情況，使得各種方案更具操作性;

　　而聯合國則藉助二十國集團在經濟金融等方面的雄厚財力支持和多元化的干預手段，聚焦最可能實現突破的技術創新等領域，提高工作效率，以產生良好的合作效果兩個組織可以建立由聯合國秘書長與二十國集團輪值主席定期會晤制度，保證雙方定期參加對方召開的有關發展問題的會議，加強雙方的信息溝通與預警機制合作，及時提出政策協調的意見與建議。

　　在2016年杭州峰會上，二十國集團或可以邀請聯合國秘書長參加可持續發展議程的討論，聽取後者的意見，並通過後者了解廣大發展中國家和國際社會的基本態度。可以舉行聯合國副秘書長與二十國集團部長級會談甚至工作組或專家組的會談，增加二十國集團會議協調的科學性與規範性。

　　另外，還可以舉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聯合國機構人員與二十國集團人員的專題會議，討論可持續發展議程，為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會議提供建議。

　　(三)二十國集團內部因議題而產生的派別分野

　　在二十國集團內部，圍繞有關議題，出現了不同的利益集團，產生了政治上、經濟上的對立。例如，能源資源出口國與能源資源進口國之間的對立:傳統能源出口國沙特等中東國家和新興能源出口國美國等，依託自身固有優勢，在全球貿易格局中佔據了核心地位，希望積极參与全球治理，保證自身能源出口的安全，而中國、俄羅斯等石油新興經濟體，對國際原油市場影響不大，主張在二十國集團框架下就建立能源治理機制達成共識，以對能源資源價格體系產生約束，保證供給充足、價格平穩偏低。

　　顯然，兩類國家的立場是不一樣的，形成了明顯的對立。又如，減排激進集團與保守集團的對立。

　　法國等一些工業化國家對於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持有十分積極的態度，主張各成員國接受五年一期的系統審查機制，這個審查應具備法律效力。法國還主張對於違反約束排放限值的經濟體實行「懲罰性條款」。而中國、墨西哥、巴西、印度等經濟體則組成了保守集團，反對法國等歐洲國家的激進做法，希望既要考慮減排，更要重視經濟增長，希望維持「自願減排計劃」的模式，即自己提出減排目標，自己核查申報。

　　2015年底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達成的《巴黎協定》，其實是兩個集團方案的暫時妥協。激進集團主動承諾，在2020年前每年籌集1000億美元，用於向保守集團持相似立場的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減排補貼，但落實起來非常困難。

　　這樣，保守集團就更不願意放棄對化石燃料的補貼。金融體系安排形成了維護美元強勢地位與主張強化「超主權儲備貨幣」之間的對立。

　　關於金融體系的改革形成了三個方面的力量，一是以美國為首的核心同盟派，企圖維護美元的強勢地位，主張對在現有全球經濟治理框架基礎上進行有限度的改革，反對「另起爐灶」;二是以俄羅斯為首的新興經濟體，提出建立新的世界貨幣，即超國家主權儲備貨幣，以消除國家主權貨幣的固有缺陷，這實際上是解構了美元霸權地位;三是以法、德為代表的歐盟，對於受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危機耿耿於懷，對美國所控制的國際金融體系十分不滿，主張加強金融的規範性，加快國際金融體制改革的步伐。[page]

　　3多大程度上發揮二十國集團作用成為國際社會分野的關鍵問題

　　(一)發揮二十國集團作用的核心是如何看待中國崛起

　　從二十國集團發生、發展的軌跡看，二十國集團根本上是一個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要求新興經濟體作出國際貢獻的國際經濟協調組織。美國及其主導下的七國集團等國際組織無法通過自身的努力來處理新形勢下的經濟危機，只好藉助日益強大的新興經濟體來共同治理，而新興經濟體的核心國家顯然是中國———中國不僅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公認的「世界工廠」、世界經濟的主要引擎之一，而且還是新興經濟體里履約情況最好的國家，體現了國際責任和世界貢獻;在國際社會關於全球治理政治組合的劃分上，也大多以中國崛起和中國參與度來認識世界秩序變遷與權力轉移。

　　不少學者認為，中國與美國實際上在經濟治理領域正在形成G2集團，兩者分別代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就重大的世界秩序特別是世界經濟秩序進行協調，最突出的表現形式是年度中美經濟與戰略對話，通過經濟對話就貿易、國際金融體制等問題達成基本共識，維持全球經濟治理的整體利益。

　　也有學者認為，中國、美國和歐盟是當今世界經濟「三架馬車」，二十國集團的經濟協調主要就是這三大經濟體的協調，三者構成了維護世界經濟秩序的G3。

　　歷史已經表明，只要這三家能夠達成一致，二十國集團在經濟增長、金融監管、氣候變化應對等方面達成共識的可能性就大為增加。

　　除此之外，還有G4，G5，G5+5，G+N等不同的政治組合，都從不同角度突出了中國在二十國集團中的作用。從客觀上講，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實力越大、參與全球治理的意願越強，二十國集團的作用就越大，反之亦然。

　　換言之，二十國集團是國際社會容納中國崛起的體制內活動舞台，是中國參與國際體系和全球治理體制的重要國際平台，深刻體現了世界性權力轉移的空間特點。

　　然而，從主觀上講，並不是所有的二十國集團成員國以及國際社會成員都對積極發揮二十國集團作用持一致的看法。有些國家雖然不得不藉助中國等新興經濟體來治理全球經濟事務，但是，只要有機會還是想另尋他途來維護自己的既有利益。

　　關於二十國集團本身治理和制度建設等操作性問題，它們從根本上是不希望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崛起得太快，不希望已有的國際體系轉化得太快，不希望國際貨幣制度改革幅度過大。

　　因此，多大程度上發揮二十國集團的作用，就是多大程度上接納中國為國際經濟體系的新興主導國家，也就是多大程度上接受中美之間新型大國關係的建立。

　　(二)圍繞發揮二十國集團作用形成的國際社會分野

　　圍繞二十國集團是否能夠發揮作用、能夠發揮多大作用，大致形成了四個方面的觀點及其支持的力量集團: 以若干國際金融組織及其支持者為代表的認為二十國集團「作用不大」的國際關係行為群體;以日、英、法、德和「重債窮國計劃」各國為代表的認為二十國集團「能夠發揮次要作用」的國際關係行為群體;以美、加為代表的認為二十國集團能夠發揮重要作用的國際關係行為群體;以俄、中、巴、印、南非等為代表的認為二十國集團能夠發揮主導性作用的國際關係行為群體。這些不同的國際關係行動群體，有的是國家群體，有的是國際組織群體。一是認為二十國集團「作用不大」的國際群體。

　　這個群體認為，二十國集團擁有20個成員國，數量太多，不便於協調一致地進行行動;集團成分複雜，沒有秘書處，制度安排處於初級階段，缺乏制度權威;協調功能不足，無法替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七國集團等國際金融機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在2007—2009年美國金融危機過程中，二十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未能成功地加以預測和處理。

　　持上述觀點的國際關係行為體主要是一些國際金融組織和部分國家，這裡的國際金融組織主要包括由英國控制的國際貨幣與金融委員會(IMFC)和由德國創設的金融穩定論壇(FSF)，它們與二十國集團同期誕生，與二十國集團有明顯的競爭關係。貶低二十國集團作用的國家，一度由三類國家組成:

　　一類是支持上述國際組織的國家，另一類是沒有進入集團的中等強國，還有一類是對新興經濟體的發展和建立中美新型大國關係持否定態度的國家。

　　二是以日、英、法、德和「重債窮國計劃」國家等為代表的認為二十國集團「僅能發揮次要作用」的群體。這個群體認為，二十國集團是國際社會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重要國際組織，是發達國家與新興經濟體之間進行國際經濟治理協調的途徑，有助於溝通信息，增進理解，加強合作，能夠補充七國集團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不足。

　　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發揮二十國集團的作用，對於全球經濟治理是有意義的，但是，這種作用的發揮不應以削弱七國集團等的主導地位為條件。

　　這些國家的特點是:作為七國集團中的歐洲代表和亞洲代表，它們不太希望有新的經濟大國與之分享既有的全球治理地位及其相關資源，希望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金融機構進行改革，但是在它們的主導下進行改革;雖然與新興經濟體都屬發展中國家，但與新興經濟體差距在拉大，二十國集團崛起後反而可能會影響七國集團等對這些國家的經濟支持。

　　三是以美、加為代表的認為二十國集團能夠發揮重要作用的國際關係行為群體。

　　這些國家認為，新興經濟體是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二十國集團為發揮這種力量提供了有效的制度平台，沒有這個平台，國際危機治理就會陷入無序，二十國集團擁有經濟學家與財政部長的專業能力，工作計劃靈活，會議議程有效，較其他國際組織更能擔負國際經濟協調的任務。二十國集團可以在國際金融、經濟增長等經濟領域以及重要的非經濟領域發揮重要作用，將現存的全球治理水平提高到一個新的層次。二十國集團固然能夠極大地改善國際經濟治理的能力與水平，優化全球治理的結構，但是不能代替現有全球治理機構的作用，不能改變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

　　四是以俄、中、巴、印、南非等為代表的認為二十國集團能夠發揮主導性作用的群體。這個群體認為，經過十多年的發展，二十國集團已經從部長級會晤發展到領導人級會晤，無論從領域寬度上還是從協調效率上，基本具備了取代七國集團的基本條件。事實上，它不僅在經濟治理事項中，而且在反恐、環境保護等經濟之外議程上也取得斐然的成就，已成為公認的全球治理網路中心。

　　世界秩序應當在二十國集團所代表的國際政治力量格局基礎上加以重組，它不但在維持七國集團的同時吸納了新興經濟體的力量，從而使這個國際組織和世界秩序具備了更大的代表性和合法性，而且提供了透明化的規則體系，從而使規範性有實質性推進。

　　(三)國際社會分野的前途:世界政治分裂?

　　圍繞二十國集團的興起引發了多方面的國際社會分野，是一個新的重要的國際政治現象。它和過去一段時期的全球化的高歌猛進下國際關係演變有著較大的不同，這種不同顯然發生在世界秩序層面，體現了世界政治經濟社會的不平衡發展，應當引起高度重視。

　　對於這個分野現象，主要有三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這是世界政治分裂的重要體現，與特朗普在美國政治中的崛起、英國通過公投脫離歐盟、俄羅斯介入烏克蘭危機、美國決定在韓國部署薩德導彈等出乎國際社會預料的政治現象一樣，預示著世界政治正在走向分裂，而不是一體化。

　　一種觀點認為，這是反全球化運動的自然結果，國際社會的主題是全球化下的國際發展的社會組織形式，反全球化的力量也是反國際社會的力量，當反全球化的力量不滿足於全球化的世界秩序安排時，就以分裂的姿態出現在國際社會。隨著它與政治保守主義和民族主義等力量結合在一起，就會造成更加嚴重的國際上的政治分立。

　　還有一種觀點認為，這仍屬於國際政治常態，新興經濟體的崛起造成了新的全球治理中心，而舊的治理中心仍然在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在秩序雙軌制的歷史結構下，以美國為首的守成國集團必然不能像過去那樣提供足夠的國際公共物品來解決各式各樣的「治理赤字」，因此各種不平衡、反差和矛盾就會多方面地顯示出來。

　　筆者贊同第三種觀點，認為國際社會的分野仍然屬於正常的國際關係現象，雖然一體化與全球治理遇到了一些困難，但這只是階段性的，它與過去一段時期內一體化發展過快有關，也與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的關係有關。

　　總的看來，全球化、全球治理和全球社會建設仍然是國際社會發展的主流，二十國集團的興起引起的各種矛盾是在世界性權力轉移過程中出現的調適性矛盾，不是不可調和的世界性階級鬥爭，也不是全球危機總爆發的前奏。

　　相反，通過二十國集團峰會、聯合國大會等國際舞台，國際社會了解到各種矛盾的嚴峻性，並著力建設全球性戰略夥伴關係，在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落實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巴黎協定》以及糾正發達國家與最不發達國家之間的反差等方面不斷取得新進展。

　　可以相信，只要堅定不移地建設中美新型大國關係，推進聯合國與二十國集團等國際組織的協同發展，新興經濟體與發達國家圍繞世界秩序和世界性權力轉移等關鍵問題就會形成越來越堅實的利益共同體，達成越來越多的國際共識。

　　這種利益共同體與國際共識的基本面短期內不會破裂，國際社會仍然有力量阻止經濟集團的分野演變成世界政治的分裂。(注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