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岳川：後殖民話語與文化政治詩學 （第4頁）

　　如氣功、八卦、太極、迷信、土風、民俗充滿異國情調，這正是西方人所沒有而感興趣的。於是這種被扭曲被肢解的「想像性的東方」成為驗證西方自身強大的「他者」，並將一種「虛構東方」形象反過來強加於東方，將東方納入西方中心的權力結構，從而完成其語言和文化被殖民的過程。

　　在東方主義語境中不墜入「殖民文化」的危險，則必須打破二元對峙的東方西方理論，以一種深宏的全球性歷史性發展眼光看人類文化的總體發展，從而使世界性消彌民族性和現代性、西方中心和東方中心的二元對立，解除一方壓倒或取代另一方的緊張關係，倡導東西方之間的真實對話，以更開放的心態、多元並存的態度、共生互補的策略面對東方和西方。任何文化壓抑和意識權力強加，任何取媚西方和全盤西化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同時，在實踐上也是行不通的。

　　每一種文化都有其發生髮展的過程，沒有一種文化可以作為判斷另一種文化的尺度。那種在文化轉型問題上，認為只有走向西方才是唯一出路，才是走向了現代文化的看法，應該深加質疑。這種觀點實際上是把世界各民族文化間的「共時性」文化抉擇，置換成各種文化間的「歷時性」追逐。文化的現代轉型是一切文化發展的必然軌跡。西方文化先於其他文化一步邁入了現代社會，但這並不意味著這種發展模式連同這種西方模式的精神生產、價值觀念、藝術趣味乃至人格心靈就成為唯一正確並值得誇耀的目的，更不意味著西方的今天就是中國乃至整個世界的明天。歷史已經證明，文明的衰落對每一種文化都是一種永恆的威脅，沒有一種文化模式可以永遠處於先進地位。在民族文化形態之間不存在優劣，只存在文化間的交流和互補。讓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國，讓中國更好地了解世界，是中國參與世界性生活並破除「文化霸權」話語的基本前提。

　　就「對話」而言，當代中國學者面臨自身傳統文化的變革和重新書寫的工作，以及中國學術文化重建的任務。西方理論話語的滲入或對話直接取決於本土知識話語操作者的選擇，知識者的眼光和胸襟在此變得殊為重要。

　　我們回應後殖民主義的只能是：在新的歷史文化話語轉型時期對潛歷史形式加以充分關注，並在反思和對話中，重新進行學術文化的「再符碼化」和人文精神價值的定位，並對自我文化身份和民族價值加以再體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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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這些民族主義者大量翻譯甚至改譯賽義德的《東方主義》，使賽義德的《東方主義》一書平添了濃烈的反西方主義色彩，並將賽義德當作東西方文化衝突中代表東方抗爭的文化鬥士。

　　［1］ Edward W.Said, Orientalism, New York: Pantheon, 1978, p.246, p.328.

　　［2］ Edward W.Said. Orientalism. p.224, p.204.

　　[3] Cf.E.W.Said, Orientalism. pp.330-345.

　　[1] E.W.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London,1993,pp.12-13.

　　[2] 賽義德認為，社會、政治、歷史和文學不可分割，文化刊物、學術講座對東西方衝突的文化有達到理解和一定共識的可能。Cf.E.W.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p.292.

　　[1] G.C.Spivak, In Other World, New York:Routledge,1988.p.208.

　　[1] 斯皮瓦克作為德里達《文字語言學》的英譯者，對解構主義深有研究也最感興趣。她在《批評、女權主義、機制》中指出：「解構實踐承認任何研究的起點都是暫時的、難以把握的。它揭示出知識的複雜性質，認識到知識意志所形成的對立面，堅持要揭示批評主體與批評對象之間的聯繫，並強調『歷史』和『種族政治』是這種共同聯繫的『痕迹』。」

　　[2] Cf.G.C.Spivak, In Other World.1988

　　[3] Cf.J. Kristeva, About Chinese Women, New York, Urizen,1981.

　　[1] 在這方面，斯皮瓦克寫了大量論文，如《在國際框架里的法國女性主義》、《從屬臣民能說話嗎?——關於印度寡婦殉節的思考》、《三個女性的文本與帝國主義的批判》、《帝國主義與性別差異》、《女性話語和錯位》、《女性主義與批評理論》、《移置作用與婦女話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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