蕪湖李巢水：《青春的腳步》選登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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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尋我的外公家庭。 文化大革命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深處的思想革命。家庭出身好，家庭成員和社會關係中沒有政治歷史問題的，屬「紅五類」，根子正才能參加文革，成為骨幹力量。只要家庭和社會關係有一丁點問題，就被「革命群眾」所歧視；如果是「黑五類」出身，連造反派組織都不能參加，參加了也會被祖宗三代刨根問底地挖出來，中槍倒下，挨批鬥，成為「不恥於人類的狗屎堆」。到蕪湖外調校領導的歷史問題，自然就想到我的外公家庭，因為外公家曾經在蕪湖開糖坊多年，會不會有什麼重大歷史問題呢？其實，我是多此一慮。我考取黃師入學的時候，人民公社給我開的家庭成分證明是「貧農」，填寫的履歷表中，家庭成員和社會關係中，都是普通老百姓，沒有任何歷史問題。一踏入蕪湖市，我就想起母親經常念叨的話：我16歲跟你外公，還有你舅舅，在蕪湖吉和街開糖坊，1937年冬，正是年關進貨做糖的時候，日本鬼子從廣德、宣城打到蕪湖，城裡人都往鄉下跑。我們跑反回江北老家時，小火輪剛離岸，就聽見機關槍噠噠噠地響起來；慌忙中，你舅背著一袋糯米，我只拿回來兩隻洋鐵桶和做歡團的車筒。幾個月以後，你舅偷偷地去蕪湖看店面還在不在，哪曉得，吉和街上很多店面都被燒毀了，我們那間糖坊也被燒了。從此，母親不再進城做糕點了，舅舅和外公打游擊式地給人家幫工做糕點，解放後，舅舅在江南當塗縣商業局工作。原來。外公家是糕點世家，幾代人都是做糕點出身，只有外婆和二舅在老家種田，因為經濟上比較寬裕，住房很大很漂亮，家裡有許多小人書，我喜歡去外婆家的目的是看西遊記等連環畫。外婆家田地不多，土改時，根據田畝劃成分，家庭成分劃為「貧農」；在蕪湖只是寄居，不算蕪湖市民，也就劃不上「工商業」成分了。我慶幸外公家這個「革命」的家庭成分。儘管如此，第一次去蕪湖，我還是迫不及待地要到母親生活過的吉和街看看。雖然巢湖市（原巢縣）離蕪湖不遠，但當年沒有蕪湖長江大橋，交通極其不便，火車到了裕溪口還要等船過江，要一天時間才能到達蕪湖。原來，吉和街是沿長江南岸的一條古老街道，從8號碼頭下船就是，經過天主教堂，一直延伸到中江塔，青弋江與長江匯合處，是當時蕪湖最繁華的商業街。但是，街道十分破舊，地面是石板路，凹凸不平。我在街道上徘徊，努力辨認著每一間門面，在灰色的牆壁和寫有「東南西北」木板門窗上，似乎感受到外公和我母親曾經經營的糖坊店鋪溢出的氣息。我的心情踏實了許多，回憶著母親做炒米糖、花生糖、芝麻糖的情景：將爆炒的米花與麥芽糖稀攪拌均勻，倒進方形木框中壓平，然後切成條狀，再切成片形。母親切糖動作十分麻利，嚓嚓嚓，大小厚薄一致，看似一整塊，其實一掰就開，均勻的長條形，酥脆香甜。做歡團是用車筒做。車筒是剖開的毛竹打掉竹節刨光做成的。左手托住一片車筒，右手用銅勺從缸里舀出炒米花，十來個米花胚排進車筒後，將另半邊車筒合上夾緊，前後搓車，當聽到嚓嚓響聲時，說明歡團做好了，嘩啦一聲倒進木桶里，動作嫻熟，像變戲法似的。母親的這些「絕活」在村裡是獨一無二的，要是評職稱的話，應屬高級職稱。可惜，1958年大躍進以後吃大食堂，過糧食關，只能在夢中吃到母親做的糖食了，那個從吉和街帶回的車筒也當柴火棍燒掉了。 去北京見毛主席。 同學們一撥一撥地去北京見毛主席，我實在憋不住了，完成了曹毅歷史問題的外調之後，於10月18日毛主席第五次接見後的第三天，邀了幾個同學出發了。剛出學校後門（北門），走過大操場，忽然聽後面有女生喊我：「李常水，帶我一個」。回頭一看，是我班女同學，我的前桌。我們停下來等她，然後步行18里路，來到津浦線烔煬河車站，擠上了北上的火車。沒有買車票，也沒有人查票。毛主席接見紅衛兵期間，學生是免費乘車的。車廂人特多，車廂連接處站滿了人。車過合肥後，我擠進車廂一看，座位上坐的人很擠，座位下面也躺著人，只好站在過道上。到了蚌埠站天已黑了，我才想起中午飯還沒吃，從書包里掏出早晨在食堂買的饅頭啃了，沒有喝水，不需要上廁所，廁所里也站著人。實在是累了，就地坐下，旁邊座位上的人讓出丁點空隙，我扒在上面睡著了。列車搖搖晃晃像搖籃，很容易犯困。大約晚上八九鐘的樣子到了天津站，我醒了，感到肩膀很沉，壓著東西，原來是一名女孩扒在我肩膀上睡著了。我猛地抬起頭，她才驚醒抬頭站起來，睡眼惺忪，嘴角流出細長的口水，足有兩尺長，滴在我的衣服上。倒霉！遇到一個淌口水的傢伙。沒想到，列車到天津站不走了，要換乘。統統下車等去北京的車子。站台上黑壓壓的人群都是學生，好像是學生專列似的。足足等了一個多小時，去北京的列車終於進站了，人們蜂擁而上，車門堵滿了人，擠不上去，原來車上有乘客，等於是兩車人一車裝，怎麼裝得進？站台上工作人員喊話說等下一趟車，可是，下趟等多久呢？沒人聽，瘋狂地往上擠，亂成一鍋粥。有人乾脆爬窗戶。這是個好辦法，我縱身一躍爬進去了，我的前桌在站台工作人員幫助下也爬進了車箱，還有幾個同學沒有爬進來，要等下趟車。到北京前門站大概是晚上10點多鐘，有大客車接我們，客車上的工作人員非常客氣地說：同學們辛苦了，北京歡迎你們，毛主席歡迎你們，你們是毛主席請來的客人。一口京腔，標準的普通話。還給我們每人發了一枚「為人民服務」的有機玻璃紀念章，長條形，就像周總理胸前佩戴的那枚紀念章一樣。大客車將我們拉到工人體育館臨時住下。體育館用油布搭建成一間間雨棚式的房間，大統鋪裡面的被子都是北京市民捐獻來的，很乾凈，也很暖和。第二天一早，大客車把我們拉到一家接待站，是七機部單位的招待所，安頓下來，包吃包住不收費，等待接見。 等待接見的日子。 第一次來到首都北京，文化大革命策源地，毛主席的身邊，興奮、激動、新奇，兼而有之，還有溫暖。住進招待所第二天就安排了慰問演出，七八個演員輪番表演，清唱革命歌曲和樣板戲。演員年輕漂亮，時尚得體的著裝，標準清脆的歌喉唱腔，那表情那手勢，優美得令人陶醉。如此近距離觀看，真可謂高級享受。招待所住有一百多名來自全國各地的學生。第二天我發現，有幾個同學走丟了，可能住在別的招待所，無需尋找，找也找不到。反正都是臨時大家庭。「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首先是去天安門廣場，瞻仰宏偉的天安門、人民大會堂，人民英雄紀念碑，參觀了革命博物館、軍事博物館。在這幾個建築物前都照相留影，手握紅寶書於胸前標準化全身照。照相是收費的，並且在信封上寫有安徽省黃麓師範地址，回校後都收到了照片。在天安門城牆腳下，看見有幾個學生往牆上澆水，下面汪了一灘橘紅色泥水，找根樹枝蘸那泥水在筆記本上寫字，留作紀念。我也效仿著在筆記本上寫了五個字：「毛主席萬歲」。然後是到北大、清華看大字報。我們沒有忘記是來學習取經的。校園那麼大，東張西望地行走於教學樓之間，只看見幾處貼有陳舊的大字報，有一幅批鬥李雪峰的大標語是新刷的。走到清華大學學生食堂，見有人正在窗口前排隊打飯，我們也買了飯票排隊，聽旁邊的人說，幾個月前，王光美就在這個窗口給同學們打飯菜。我的這個隊排得很幸運，雖然沒見到王光美，也可體味一下這個窗口。就這樣，我們每天早出晚歸，在招待所吃過早餐就出門，免費中餐和晚餐回不來，就在外面吃，遇到什麼買什麼，不求好只求飽，我們是「吃寶」（飽）一族。秋高氣爽，陽光明媚。街道兩旁攤位到處可見青皮柿子，和黃皮軟柿子不同，是經過處理後脆甜的那種，個頭比南方的柿子大許多，十來天閑逛竟然沒有買一個嘗嘗，因為我們不是「吃貨」。街上人特多，兩百萬學生滯留北京等待毛主席接見呢。公交大客車來往穿梭，有許多是外省支援來京的，偶爾看到安徽牌照的大客車，還有一種特殊大客車，頂部裝著碩大煤氣包在行駛。 崇禎皇帝與闖王李自成。 我們沒有擠公交的習慣，出門坐公交到目的地以後，就是步走閑逛。逛王府井大街，參觀故宮、天壇、頤和園、景山公園、中山公園、動物園、八達嶺長城，一天逛一兩處，玩到天黑就回招待所。一天，在景山（煤山）遊玩，看見一指示牌寫著：「崇禎皇帝自縊處」，走過去，許多人在圍觀一株歪脖子樹。原來，大明崇禎十七年，即1644年，李自成打進北京城，山窮水盡的崇禎帝逃到煤山壽皇亭，自縊於此樹，太監王承恩在伺候主子走了之後，自己也自縊身亡，隨主子而去了。崇禎死前留下血書說：「……朕死無面目見祖宗於地下，去朕冠冕，以發覆面，任賊分裂朕屍，文武可殺，但勿劫掠帝陵，勿傷百姓一人。」可見他鎮定從容，而且還念及百姓：「勿傷百姓一人。」這裡原先有塊石碑：「明思宗殉國處」。我忽然頓悟，覺得「殉國」比「自縊」好，崇禎帝沒有苟且偷生，難道不是「殉國」嗎？崇禎帝與李自成是姚雪垠筆下的兩個悲劇人物。文革初，我讀過姚雪垠長篇歷史小說《李自成》前兩卷（1963年出版），引人入勝。想接著看，後面的卻遲遲出不來。1966年7月，毛主席對王任重說：「姚雪垠的《李自成》分上下兩冊，上冊我已看過了，寫得不錯。你趕快通知武漢市委，對他加以保護，讓他把書寫完。」由於受到毛主席肯定，《李自成》沒有受到批判，成了小說界的一枝獨秀。但是，幾年後，姚雪垠的寫作還是受到了造反派的批判和干擾，於是，他給毛主席寫信「尋求支持」。1975年11月2日，毛主席對姚雪垠來信批示：「印發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寫李自成小說三卷到五卷。」就這樣，姚雪垠才得以完成這一歷史巨著。有人說，姚雪垠寫李自成，是詮釋毛主席「農民起義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這一歷史觀的。這種看法未免偏於一端的。前兩卷寫李自成發跡壯大，順應歷史潮流，形象正面高大；後三卷以同情的筆調揭示了李自成的缺點，包括焚燒故宮；他的歷史局限性導致了他的失敗，這是歷史真實，小說不能把他寫成推動歷史前進的「偉人」。李自成，僅「闖王」而已，即使起義成功，也只是改朝換代。《李自成》告訴我們，曾經代表百姓利益，並不意味著永遠代表百姓利益；要想長盛不衰，必須謙虛謹慎，順應人民的願望。毛主席看中的正是李自成這種「反面教材」作用，總結歷史經驗。姚雪垠寫崇禎帝之死充滿著悲劇氣氛，不是階級鬥爭的反面人物形象。崇禎帝死得如此悲壯。我的腦海里忽然浮現出黃師王公武老師一身白衣懸樑自縊的場景。崇禎帝也是一身素裝嗎？我坐在一塊石頭上，用鋼筆將歪脖子樹畫在筆記本上。這株歪脖子樹1967年以後被當成「四舊」砍了，因為造反派認為，它和崇禎帝都姓「封」（封建主義）。後來，原地栽了一株，以假亂真。唯有我筆記本上那株歪脖子樹保留著歷史的原貌。一天，我們路過清水河附近的一所中學，是一百零幾中學，記不清了，有人正在登記沿紅軍長征路線徒步串聯，我們也簽名登記了。但是，回招待所後宣布第二天接見，接見之後就返程了，沒有實現重走長征路的徒步串聯願望。 激動人心的接見。 1966年11月2日晚，招待所工作人員宣布，明天（11月3日）偉大領袖毛主席接見，凌晨三點起床，不準帶水果刀之類。3日，我們在睡夢中被叫醒，每人發了一盒食品，在院子里排隊集合後就出發了，沒有搜身查驗是否帶了水果刀。也許是離長安街比較遠，走了很長時間才到達東長安街。長安街非常寬敞，工作人員指揮我們就地坐下，圍成一個大圓圈。天漸漸地亮了，一輪紅日從東方冉冉升起，是個大晴天。我們開始吃早餐，我記得很清楚，有雞蛋、包子、饅頭等，附近搭建的簡易帳篷里有保溫桶供應開水，遠處還有簡易廁所，想得很周到。工作人員大部分是解放軍戰士，指揮我們唱革命歌曲；然後是自發地表演節目。我印象最深的是維吾爾族學生的歌舞表演，每個同學都能歌善舞，大方、熱情、奔放；男女生都十分漂亮，皮膚白皙，白裡透紅，高鼻樑，深邃的眼睛，稜角分明，和漢人黃皮膚扁平臉型完全不同。因為等的時間較長，幾個小時的交流，距離拉近了，互相題詞留念。我給他們題詞是漢語，簽上我的校名地址和姓名；維族、藏族等少數民族同學題詞後，我要求他們在旁邊註上漢語，我一看，也都是革命口號：偉大領袖毛主席萬歲！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等等。上午10時許，廣播里響起了《東方紅》的莊嚴歌曲，悠揚的歌聲在長安街上空一遍又一遍地唱響，我們激動地站了起來，向西長安街望去，人山人海望不到邊，都站在原地，一步也動不了。歌曲停了，只聽見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主持大會，副統帥林彪發表講話，林彪的語速較快，講話結束，人群開始移動，接見開始了。頓時，隊伍里爆發出此起彼伏的口號聲。我也激動地振臂高呼：「偉大領袖毛主席萬歲！」等革命口號。招待所發了一張宣傳口號給我，有十幾個口號，我不用看都能背下來。終於看到了天安門輪廓，我興奮得又呼了一遍口號，汗流滿面，伴隨著激動的淚水。距離越來越近，看見了，我看見了毛主席站在天安門城樓上向我們揮手。激動的心情難以言表，想站在原地多看一會兒，可是站不穩，前後左右的人橫衝直撞，推、擠、胳膊肘搗，許多人衣服擠破，鞋子踩掉打赤腳。我嗓子喊啞了，衣服濕透了，鞋子沒有掉，穿的是系帶子的回力鞋，掉不了。我們只能隨波逐流，就像大海里斷了桅杆的小船，完全沒有了自主權。一波人浪將我推向金水橋天安門一側，站成三四排解放軍戰士手挽手組成的人牆，奮力將人浪往外推，推不動。就在這相持不下的幾分鐘時間裡，我全神貫注地盯住天安門城樓。啊，毛主席走過來了，停下來，憑欄遠眺，還向下面揮了揮手，身材偉岸，紅光滿面。因為距離並不遠，天氣好，視力也好，臉色是看到的。我們緩慢地移動了幾步又停下了。我的身體隨人流移動，眼睛卻始終不離天安門。副統帥林彪手揮《毛主席語錄》緊隨毛主席。周總理揮著左手，不停地從東往西劃著、劃著，喊話的聲音被激動的口號聲所湮沒，但那意思我明白，是要我們快點向西走，不要停留。從上午10點到下午2點多，220萬紅衛兵和革命師生只通過了三分之二。如果全部通過天安門接見完，至少還要兩個半小時，那樣的話，時間太長了。周總理當機立斷，接見就此結束，沒有通過天安門的紅衛兵和革命師生原路返回，等待下次接見。我很幸運，排的隊伍靠前，當天見到了偉大領袖毛主席，通過金水橋至少用了一個小時，有這麼長時間觀看天安門城樓上領袖的光輝形象，除了第一次接見以外，其餘幾次接見都沒有這麼幸運，不是紅衛兵坐車通過天安門，就是領袖乘車接見紅衛兵，車子飛快通過，哪能看得清？　　第七次接見是11月11日，改變了方式，紅衛兵和革命師生坐車通過天安門，車子幾分鐘就通過了。第八次接見是11月25日和26日兩次，毛主席乘車接見，兩次合起來算作一次。八次接見總人數1100萬。其實，遠遠不止。因為最後一次接見採用的是環城接見方案，毛主席等中央首長坐車環城一周，環城就是現在的北京二環路。各單位有通知，幾乎全北京城的老百姓包括老人孩子全都出來了，只是沒說時間，人們在馬路上耐心地等著，等了許久，車隊才來。最前面是幾輛摩托開路，穿著軍大衣的毛主席站在敞篷吉普車上，車開得很快，負責保衛的人說怕出事，不敢開慢。如此史無前例的大接見，居然沒有造成踩踏，是個奇蹟。不過，險情和傷亡還是有的。毛主席乘車環城接見時，忽然遇到剛進城的幾百名紅衛兵和革命師生隊伍，學生們對這種突然相遇欣喜若狂，圍住毛主席的車子高呼：「毛主席萬歲！」有學生還往車上爬，秩序大亂。周總理緊急調來幾百名解放軍戰士才解了圍。最後一次接見，一輛乘坐紅衛兵和革命師生的車翻到橋下河裡，造成多人受傷住院，兩名學生因傷勢過重搶救無效死亡。

這是我1966年10月到北京後在天安門前的一張文革標準像，雖已陳舊發黃，但記憶猶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