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志強接受新周刊專訪

　　他曾是上世紀80年代演藝界里命運最波瀾起伏的一個。他的人生由幾個關鍵片語成：明星、罪犯、囚歌。他的經歷里，剝離開時代背景，一切說辭都顯得太過草率與輕飄。

　　文/陳艷濤 圖/郭義(除署名外)

　　上世紀80年代，他是家喻戶曉的電影明星，因主演《小字輩》、《夕照街》等影片

，而成為當時的銀幕新星。1981年，他和劉曉慶、唐國強、陳冲、潘虹等11位演員一起被評為全國優秀青年演員。在事業的巔峰時刻，他卻因流氓罪被判入獄4年，從公眾的視線中消失。幾年後，他又憑藉《鐵窗淚》等一系列囚歌大紅大紫，80年代末的一段時間，全國的大街小巷都瀰漫著遲志強哀慟、悲傷的囚歌。那種情形，類似今天的刀郎：紅得快，消失得也快。

　　遲志強是80年代演藝界里最波瀾起伏的一個，他的故事版本多多，當年究竟因為什麼被判流氓罪，他曾經在一些場合解釋過，但很含糊，遺留巨大空間。為什麼以囚歌走紅之後又突然從公眾視野里消失？至今，他仍給人留下很多問號。

　　迄今，網民在評論遲的時候，還有不少人會罵他是強姦犯、大流氓，說媒體報道他是時代墮落的表現。但，遲志強的經歷，很難用這樣簡單粗暴的結論來評判，在他的經歷里，剝離開時代背景，一切說辭都顯得太過草率，太過輕飄。

　　《新周刊》:上世紀80年代對你來說意味著什麼？

　　遲志強:80年代正好是我事業、生活、個人道路發生劇變的一個時代。我最輝煌的時候是80年代，最艱苦、最磨難、最坎坷的時候也在80年代。失去的東西我又重新獲得也是在80年代，重新獲得政治生命、藝術生命，乃至我個人喜歡的電影、電視表演藝術等等都是在80年代。這是一種幸運還是我的悲哀？我說不清。國家在經歷著改革開放。而我個人，也經歷著國家和個人的互相作用。我有得有失，有幸運有磨難。

　　《新周刊》:現在再回頭看你當年拍的那些片子，你認為自己是個好演員嗎？

　　遲志強:80年代初，我就獲得了我們國家電影演員最高獎項——政府獎，全稱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優秀青年演員創作獎」。這個獎我們國家到現在一共頒布了兩次。一次是給老藝術家，是給趙丹、白楊他們的，一共頒布了22個人；我們這次頒布了11個人，其中有劉曉慶、陳冲、唐國強、我等等。

　　在80年代我很榮幸地拍了《小字輩》、《創業》、《濟南戰役》、《最後八個人》。所謂創作獎不是因為一部電影，是創作塑造鮮明的一系列形象。像《小字輩》我演售票員，《濟南戰役》演一個犧牲的戰士，《最後八個人》演抗日戰士，《創業》演的是創業的技術人員。那個時候我特別年輕，參加工作才十七八歲，到了1980年獲獎的時候已經拍了八九部電影了。那個時候角色不像現在很多，上一個戲不容易，很多人都在爭取一個角色，我拍了很多，這很不容易。

　　《新周刊》:當時為什麼入獄，能坦率說說嗎？

　　遲志強:那時候隨著改革開放，鄧麗君之類的歌慢慢流傳進來，我們國家雖然不禁止，但也不提倡。我所接觸的環境，像高幹圈子，他們優於老百姓的一點就是有很多這種磁帶，偶爾在家裡舉辦舞會。我雖然沒有參加，但是還是覺得刺激、新鮮。恰恰在這個時候發生了一件事情。北京的好多演員、明星來到南京參加一個大型活動，我就接待他們。後來要找幾輛車送他們去機場、火車站。就有人介紹了南京軍區副司令員的女兒，姓陳。她特別有能力，是部隊的軍醫，醫院的營級幹部。她安排好了一切。我特別感謝，要請她吃飯。她建議去她家吃。我不能喝酒。但當時出於感謝，一下子就喝掉了半瓶。那時候年輕，酒量也不行。我估計陳大姐這個人，她是離婚的，肯定是喜歡我。後來報道我是強姦、輪姦，那都不是事實。

　　我讓司機送我回去，她就說不用，讓志強住我家吧。我的朋友也說滿臉通紅回組裡形象也不好。我說好。她那時雖然已經離婚了，但也很年輕。我一進她的房間，就覺得特別香，說心裡話心裡也有點渴望，渴望和她在一起，也預感會發生些什麼事情。我也願意這種事情發生。我也沒有結婚，渴望新鮮、刺激的事情發生。她就說，你休息，我去洗個澡。這下我的心裡一陣狂跳。她洗完澡，我已經迷迷糊糊要睡著了，她就鑽進我的被窩裡。這個事情就這樣發生了。那以後，我有點害怕、緊張。有點不好意思再見她了。

　　第二天早上起來都不敢看她，像逃跑一樣離開了。我回到攝製組還滿腦子都是那晚上的事情，但一點印象也沒有，想不出來那個情景。也沒有其他感覺，就是緊張。當時我們在南京待了三個月拍《月到中秋》那個電影。就和她認識了，她父母經常不在，她還有一幫男男女女的朋友，放錄音機，舉行家庭舞會。我不常去，但一周也有一兩次。拍攝之餘也很願意去。畢竟跳舞的有女伴，多是軍區幹部的孩子。雖然後來都判了刑，我也覺得當時就是純真的好朋友，單純的玩。

　　當時有個女孩跳舞的時候抱我抱得挺緊的，還偷偷告訴我，明天到我們家去玩吧。這個女孩比我小。我又是一頓心跳。她說明天下午一點到雞鳴寺等我，我去接你。第二天，我就興奮地去了她家。她家沒人，一開門，把門一關，一下子就把我抱住了。我還是很緊張的，也抱她。後來在她家待了兩個多小時，跟她有了性關係。我講這些就是講我的生命軌跡，是什麼原因導致遲志強入獄。這種事情怎麼能夠導致判刑呢？我也覺得奇怪。只能說，是我們那個年代不允許的事情。像談戀愛，要經過黨支部批准，才能去談。1982年，我參加舞會，和這些女孩有這樣的關係。然後戲拍完了，我就走了。到1983年，已經過了將近一年的事情，全國範圍嚴厲打擊刑事犯罪分子。我們跳舞那家的鄰居就向公安局揭發，說她們家就是流氓窩，每天晚上男男女女拉上窗帘跳舞。而且有電影演員遲志強。於是公安局就特別感興趣，槍打出頭鳥嘛，馬上他們就立案了，把這些跳舞的人都抓起來了，問到都有誰，每個人都先說我。公安局就因為這個抓了我，我當時在河北的完縣拍《金不換》，那片子還有幾天就拍完了。南京公安局就來抓我了。

　　帶到南京後，我就實事求是，把跟誰什麼什麼事情都說出來了，因為我也沒有強行，也根本沒有什麼報道中的所謂裸體舞會之類的事情，頂多就是兩個人抱得緊一點而已。其他什麼都沒有。結果在裡面一關就是兩個月。本來是要長影領導接我回廠里內部處理的。但在他們出發的第二天，《中國青年報》就發了《銀幕上的新星，生活中的罪犯》的文章，講遲志強就是強姦、輪姦。說我怎麼露出猙獰的面目，惡狼一樣撲上去……全是這樣的報道。這是我入獄以後才看到的。這個報道出來後，公安局也傻眼了，說怎麼能夠這樣不實報道呢，嚴重歪曲事實，干擾我們的審判程序嘛。當時全國的輿論都指向了我，江蘇審判委員會作出決定，這個案子不要放人，就按流氓團伙來判。於是我就被判了4年，還是從重來判的。那要按照報道來的話，都得槍斃啊。人家都說遲志強肯定要槍斃，但是結果出來，只有4年以後，媒體又嘩然了，覺得怎麼判得這麼輕啊？其實我是沒有罪判的罪啊。

　　《新周刊》:入獄以後，最讓你痛苦的是什麼？

　　遲志強:那時候上訴什麼都沒用。我到了勞改隊以後才看到《中國青年報》的報道，暴跳如雷，那兩個記者要是在我面前，我就是判死刑都會把他們殺了。管教幹部勸我既來之則安之，這樣鬧沒有好處。當時每天都有記者，還有很多老百姓來看我。那時候我名氣很大，就跟現在的陸毅似的。我感到屈辱，也沒有能力辯解，只能忍受他們的眼光，忍受他們認為我是個惡棍。但是也沒有想去死，我沒有這個勇氣。我的前途已經沒有希望了，反而就一咬牙，決定好好乾，就從牢里開始，不管以後單位會不會接納我。

　　那時候我已經被長春電影製片廠除名了，多大的打擊呀。80年代連個單位都很難找，而我被開除了，我就有一個信念，一定要回到廠里。我一抱定這個決心，就被分配到大田三組干農活。那個地有幾百米長，沒有機器，一天就要幹完。還有就是把幾噸重的大石頭敲碎，弄成墊路基的小石塊，敲得虎口都震裂了。回來後，看到遲志強的名字有小紅旗，那個高興啊，因為小紅旗多了就能減刑。幹了半年，然後就是春節了。指導員就說，小遲啊,春節就要到了，是不是排幾個節目娛樂一下啊？我精選了20多個人，排節目對我來說是手到擒來，雖然我是電影演員，但是排個相聲啊，三句半啊，小品、小短劇、歌舞啊還是不在話下，很快排了十幾個節目。那年春節，名聲大振啊，周圍的老百姓都來看，這一下子，讓支隊的一把手作出一個決定，讓遲志強當總導演，組織一個犯人藝術團。我們每個周末都演出，就從那個時候開始唱《鐵窗淚》。

　　入獄到這個時候，我記了兩次大功，一下子減了一年半。要出獄了，那個興奮啊，炒菜的聲音，家的感覺，人民幣，還有自己能夠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但興奮完了就是茫然。出來時，面對那麼多的記者，接我的人，一瞬間，我都想回監獄去。至少在那裡我是平等的。而出來我去哪兒呀？單位開除了，我怎麼待在我家的那個院子？像唐國強、陳佩斯等等都是我的朋友，人家都在幹啥？

　　但是也得面對啊。我自己一個人坐著火車又從哈爾濱回到了長春。後來我見到廠長，那是我有生以來哭得最厲害的一次，連屋裡的人都哭了，尤其是那些女演員。全團都來了，說怎麼辦呢。團長就讓我去人事處報道吧。後來我就做了臨時工，去後勤總務。我是1985年出獄，在總務科幹了一年。推著個車去拉土啊，去修理什麼東西啊，因為不好意思和人打招呼，就習慣了戴墨鏡。

　　《新周刊》:什麼時候又開始拍戲？後來怎麼突然又成了歌星了？

　　遲志強:1987年吧，我們廠的廠長寫了一個劇本，當時我在外地幹活，我們廠長讓我馬上買機票到成都，去西藏拍這個片子。那時候我沒有哭，但是那個興奮呀。雖然隔的時間不長，才4年。但感覺是失去的政治生命和藝術生命又回來了。我們那個戲真是艱苦啊，拍長江漂流。在長江源頭，我和李幼斌一個帳篷，全是他幹活。吃的是壓縮餅乾和罐頭，缺氧。這個劇後來沒有上是因為剛拍完中宣部就有一個通知，說長江漂流的事情就不要宣傳了。那是我出獄後的第一部電視劇。後來很多觀眾就說，你怎麼不演了呢，其實不是我不演，那個時候《四大天王》《風流女傑》都是我主演的電影。只不過沒什麼影響而已。

　　拍這些戲前後，我們廠說遲志強你那個歌那麼好，現在正好可以出磁帶。後來還成立了一個創作班子。以後在宣傳里說歌詞全是遲志強寫的，那不可能，我沒有那麼多才華，只是改動了一些詞而已。我沒有想到那盤磁帶會有這麼大的影響。我們廠辦的《電影世界》創辦35周年慶典的時候，毛阿敏、閻維文他們都來了，所有人的掌聲都沒有我大。當倪萍說下面歡迎我們久違了的遲志強時，萬人館的大學生都拍手了。當時劉威站我旁邊說，遲志強你小子又起來了。這句話給我的印象特別深，我是沒有想到這盤磁帶能達到這樣的效果。錄的初衷其實是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告誡青年朋友們要懂法知法守法。

　　《新周刊》:那些歌很火過一段時間，為什麼你又突然消失了呢？

　　遲志強:那時邀請我唱歌的人特別多，遊離了電影電視表演了。這是我不情願的。而且後來，這些磁帶被弄成商業行為了，我特別反感。再找我去錄的時候，我就不幹了。什麼都要有尺度。其實這些年我也從來沒有消失過，一直在拍戲、唱歌，就是沒有在中央台露面。但還是一直在從事這些工作，只是沒有那麼轟轟烈烈而已，沒那麼多人注意。

　　《新周刊》:經歷過這麼多的大起大落，你的性格這麼多年有什麼變化嗎？

　　遲志強:我是話不多的人，但是和朋友們在一起又比較活潑。我不喜歡冷場，不願意沒有話題而讓氣氛冷，也不想在這些朋友中間有什麼矛盾衝突。我最大的變化就是變得比較熱情，喜歡幫助別人。看到別人有磨難，就想起自己那個時候多需要幫助啊。哪怕是一句話，現在也會想起來。那個時候我入獄時，有個女演員，張小蕾給我寄了30塊錢，說強哥啊你要好好振作。現在想起來真是比什麼都要好。那時候郭寶昌導演帶話說：出來以後我們再合作，那就是我的精神支柱啊。我的變化就是：我要成為別人的精神支柱。我想，如果沒有入獄的經歷，我可能不會那麼熱情，會和某些明星一樣很傲慢，用那種眼光看別人。但我現在永遠也不會。

　　《新周刊》:你更願意談上世紀80年代還是90年代？

　　遲志強:人們都以為我會迴避談80年代，其實我很願意。我願意談那個時候。那時候按時上下班，還有一個大集體。我渴望上班，也渴望一個集體，現在沒有班上了，很懷念。包括入獄那段經歷，大家都知道了，我還有什麼不能說的？但是我很悲哀的是，直到今天，都還有人說我是強姦犯啊流氓罪啊，這讓我受到特別大的刺激。我想讓大家知道，我不是，我就是在那樣的時間做了那樣一些事。和我發生關係的兩個女孩也挺慘的，那個讓我去她家的女孩被判了1年，那個陳大姐被判了5年。如果說是強姦，是犯罪，那麼誰是受害者？誰又不是？

　　我有錯，錯在對女友不忠誠，那時我很快要結婚了，拍完《夕照街》，就有人給我禮錢，我都收了。我很愛我女朋友。我不愛她們，當時是圖新鮮、刺激，就發生了關係。我一直在後悔自己的行為，但對於別人說我是罪犯，是強姦犯，十惡不赦，還是覺得很痛心。

　　我現在是長影廠正式演員，這實際上是為我平反了。那時候冤案太多了，不可能一一澄清。做人不容易，尤其面對自己曾經的磨難。要面對磨難，要主宰自己，這是大話，但是很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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