厲以寧:論拜占庭帝國的滅亡

標籤：拜占庭帝國● 厲以寧 （進入專欄）拜占庭帝國存在了一千多年，它有盛有衰，有起有落。在談到拜占庭帝國滅亡的原因時，不能不對拜占庭皇權地位長期的不穩固有所了解。據統計，從395年羅馬帝國正式分裂為東西兩個帝國之時算起，到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佩利奧洛格斯王朝覆滅之時為止，這段時期內拜占庭先後有107位君主佔據了皇位，其中，只有34人死於床上，8人死於戰場或意外事故，其餘那些人，或者自願退位或被迫退位，或者暴斃，包括被毒死，被悶死，被絞死，被刺死，以及因被致殘而亡。在這段時期內，宮廷中，街道上，或軍營中，一共發生過65次奪取皇位的叛亂（註：參看迪爾：《拜占庭：輝煌與衰敗》，：魯吉斯大學出版社，1957年，第127—129。）。這些都表明拜占庭帝國的內亂幾乎不曾停止過，覬覦皇位的人每個朝代都不在少數，並且他們都認為自己能當上皇帝。佩利澳洛格斯王朝皇權衰弱時的政治混亂狀況，不過是以前幾朝晚期的歷史重演而已（註：參看迪爾：《拜占庭：輝煌與衰敗》，：魯吉斯大學出版社，1957年，第127—129。）。然而，這還不是拜占庭帝國滅亡的直接原因，因為王朝交替和皇位的更換不等於帝國滅亡。拜占庭帝國並非亡於國內臣民的反叛，而是亡於入侵者奧斯曼突厥人之手。一、導致拜占庭帝國滅亡的直接原因帖木兒的西征並在安卡拉附近擊敗了奧斯曼帝國的20萬大軍，生俘了巴耶濟德一世，這只是延續了拜占庭帝國的壽命，使它多生存半個世紀。帖木兒去世和奧斯曼帝國再度興起後，拜占庭滅亡的時機終於來臨。為什麼這個存在了一千年以上的拜占庭帝國會在1453年覆滅呢？這時它面臨的敵人太強大了，佩利奧洛格斯王朝根本沒有力量抵禦這一強大敵人的進攻，這當然是它滅亡的直接原因。比如說，奧斯曼軍隊人數眾多，拜占庭根本沒有那麼多軍隊，在君士坦丁堡保衛戰中，拜占庭守軍只有奧斯曼軍隊的二十分之一。又如，奧斯曼軍隊擁有強大的炮兵，他們能製造大型火炮，而拜占庭軍隊沒有火炮。儘管他們早已掌握了火炮的製作技術，但沒有財力來製造。（註：參看陳志強：《拜占庭帝國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447、449—450頁。）還不應忽視，拜占庭帝國實際上沒有一個肯真正幫助自己的友好國家。威尼斯、熱那亞的經濟實力充實，軍隊、尤其是海軍，有很強的戰鬥力，但它們都只是想乘拜占庭帝國內外交困之機獲得佩利奧洛格斯王朝更多的許諾，並從拜占庭分崩離析的過程中撈到更多的利益，甚至還想同奧斯曼帝國分享戰利品。以威尼斯共和國來說，它只考慮自身的狹隘的經濟利益，而不考慮拜占庭帝國一旦滅亡後東西方軍事政治格局的變化以及由此給威尼斯帶來的不利後果。威尼斯的貴族們「完全忽視了穆罕默德二世奪取君士坦丁堡的準備」，[1] (P67)短期的商業利益蒙住了他們的眼睛，結果，聽任君士坦丁堡陷入奧斯曼帝國之手。拜占庭帝國滅亡了，它的滅亡固然引起了西歐的巨大震動，並為此祈求上帝把人們從這場大災難中拯救出來。但不少西歐人卻認為，希臘人是罪孽深重、腐化墮落的教會分裂者，他們脫離了羅馬教會，所以遭受亡國厄運是罪有應得。（註：參看黃維民：《奧斯曼帝國》，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年，第107—108頁。）拜占庭滅亡的悲劇短時間內「又在整個歐洲恢復了舊日的[要求團結一致的對付東方敵人的]感情，雖其勢已不如前」[1] (P91)。西歐再也號召不了人們組織新的十字軍東征了。西歐的基督教徒們確實曾為組織新的十字軍東征捐獻了錢財，但這些錢財卻被教庭的繼承者侵吞了。不僅如此，在西歐，「幾乎沒有一個有力量的政權不與穆罕默德二世和他的繼承者密謀來反對其他國家的」[1] (P92)。毫無疑問，拜占庭帝國是在孤立和絕望中被入侵者毀滅的，這可以被看成是它滅亡的又一直接原因。在拜占庭帝國內部，宮廷鬥爭不絕，地方勢力離心離德，貴族豪門腐敗淫樂，社會上層又明顯地分裂為親羅馬教皇派(親西歐派)、親奧斯曼帝國派和既反對西歐和羅馬教皇，又反對奧斯曼帝國的東正教派，三派勾心鬥角，互不相容，以至於有人認為拜占庭帝國不亡是天理難容。這似乎也可以看成是拜占庭帝國滅亡的另一個直接原因。有人認為拜占庭帝國的滅亡是由於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所引起的。（註：參看尹曲：《拜占庭帝國是怎樣滅亡的》，載《歷史教學》，1956年，第50頁；參看列夫臣柯：《1453年土耳其人攻佔君士坦丁堡以及這一事件的歷史後果》，載《歷史教學》，1956年，第11期。）這種說法過於籠統，卻沒有具體的、深刻的分析，也無助於問題的解答。此外，還有一種說法，認為拜占庭不應當一直把戰略重點放在西方而忽略了敵人主要來自東方。這種說法是與拜占庭帝國的「羅馬情結」有關的。「甚至直到1453年，以君士坦丁堡為中心的這個東地中海國家，仍然以『羅馬國家』自居，其臣民也都自稱為『羅馬人』，其教會自稱為『羅馬教會』。而且，住在君士坦丁堡的歷代皇帝幾乎沒有忘記『光復故土』的使命，一直把他們的戰略重點放在西方。歷史證明，這一觀念是使拜占庭國家在維持生存將近1000餘年後，終於沒有逃脫最後滅亡的悲劇命運的主要原因。」[2] (P50)這種分析雖有一定的依據，但是把「羅馬情結」的存在和維繫說成是拜占庭悲劇命運的「主要原因」，似乎強調過度了。還有這樣一種說法，即認為拜占庭臣民「似乎都缺乏智能上的首創精神，以及那種依賴於想像力的創造才能」[3] (P300—301)。這並不是說拜占庭帝國中那些有知識的人不研究學問。實際情況不是這樣，但「他們的才能和勤奮——有大量既有才又勤奮的人——導致了知識的堆積、事實的紀錄、對神學或考古學中的細微末節的考察」[3] (P301)。這些學問不代表創造力。為什麼會這樣，這隻能從拜占庭的專制統治和政教合一體制來解釋。在皇權和神權雙重高壓之下，只能導致對思想的遏制和對創造力的扼殺。應當指出，上述這些說法都還沒有涉及一個根本性的問題，這就是：拜占庭帝國當初興盛，依靠的是什麼力量，而它的衰亡的內在原因又是什麼？二、拜占庭帝國的依靠力量分析拜占庭帝國由盛而衰，由衰到亡的歷史表明，它興盛時依靠的不僅是自耕農和城市工商業者的支持，更重要的是自耕農和城市工商業者有力量來支持帝國的存在和運轉；至於帝國衰亡的內在原因不僅是失去了自耕農和城市工商業者的支持，更重要的原因是：自耕農和城市工商業者即使想支持帝國，也已力不從心，沒有力量來支持了。問題的關鍵正在這裡。拜占庭帝國把本來能夠支持自己並且有力量支持自己的自耕農和城市工商業者毀掉了。自毀基礎，焉有不亡之理？一個很有說服力的證據是：位於小亞細亞西部的尼西亞歷來是希臘人聚居的城市、東正教的城市，在拉丁帝國統治期間曾經成為尼西亞帝國的首都，拜占庭帝國的復國就是以此為基地的。1326年，尼西亞在抵抗奧斯曼軍隊無效後失陷了。結果，這裡的居民轉而支持奧斯曼突厥人，不少居民為奧斯曼帝國而戰鬥（註：參看拜倫：《拜占庭的成就》，倫敦和紐約，1987年，第284頁。），對拜占庭而言，這無疑是一個絕大的諷刺。羅馬帝國後期，帝國東部已日益東方化。也就是說，從拜占庭帝國成立之時開始，它就是一個接近於東方專制國家的帝國，羅馬帝國前期政治制度的傳統一一被拋棄。城市的自治地位、公民的政治權利、皇帝的第一公民身份，也都消失了。皇帝已經不再是第一公民，而變成了神的化身，是至高無上的神在人世間的代表，是不受任何制約的獨裁者。拜占庭帝國正是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上下一步步發展起來並走向興盛的。那種認為拜占庭帝國後來之所以衰落，是由於它的臣民缺乏愛國主義或民族主義的說法（註：參看特雷得·戈德：《拜占庭國家和社會史》，斯坦福大學出版社，1977年，第848頁。），並不是完全沒有根據的。拜占庭帝國自稱是羅馬帝國，從開始到終結都如此。君士坦丁堡一世以後的各個王朝、各個皇帝，都把自己看成是羅馬帝國的合法繼承者。（註：曼戈主編：《牛津拜占庭史》，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1頁。）拜占庭帝國的歷史書籍在敘述本國歷史時，總是從羅馬建城開始，把凱撒、奧古斯都的事迹都包括進來。但拜占庭的居民從內心認同這一點嗎？不。真正的羅馬帝國，那是好多年前存在過的國家了，所留下來的只是名義。如果說查士丁尼一世曾把大部分義大利土地重新置於君士坦丁堡統治之下，那麼科穆寧王朝、安基利王朝以後呢？義大利又喪失了，君士坦丁堡同義大利已沒有關係。特別是到了佩利奧洛格斯王朝，拜占庭帝國的疆土僅僅是君士坦丁堡及附近的地區、希臘中部和南部一些地方，它們都是羅馬共和國初期通過對外戰爭而征服的土地，那裡的居民怎麼會承認自己是入侵者羅馬人的後裔呢？怎麼會認同由外來的羅馬人建立的國家呢？他們會想，奧古斯都及其繼承者的羅馬帝國同自己有什麼關係，為什麼要為它而流血犧牲？尤其令拜占庭人反感的是1204年第四次十字軍對君士坦丁堡的佔領和洗劫。在拜占庭帝國的土地上建立的拉丁帝國，是來自西歐(包括義大利在內)的諸侯們和騎士們的國家，這些人的精神領袖正是羅馬教皇。難道拜占庭人會熱愛這些拉丁人和這個拉丁人的帝國？正是在第四次十字軍東征以後，拜占庭人的「羅馬意識」更淡薄了，希臘人和拉丁人之間的界限更明顯了，拜占庭人怎麼可能為一個名義上的祖國——羅馬帝國——效忠呢？當奧斯曼帝國攻打君士坦丁堡時，與其說民眾是在保衛這個所謂的羅馬帝國，不如說是保衛一種文明。（註：參看曼戈主編：《牛津拜占庭史》，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2—3頁。）羅馬人用的是拉丁語，拜占庭人用的是希臘語，而且在羅馬征服之前就一直使用希臘語；羅馬人信仰天主教，拜占庭人信仰東正教，並由此形成了一種獨特的希臘-拜占庭文明。拜占庭人不但不承認羅馬教皇的權威，而且認定正是羅馬教皇策動了第四次十字軍東征和拉丁帝國的建立，並時時刻刻打算讓拜占庭改變信仰。因此，13世紀前期，他們反對拉丁帝國，為的是保衛自己獨特的希臘-拜占庭文明；14世紀到15世紀前期，他們反對拜占庭某些皇帝對西方的屈從和對羅馬教會的讓步，同樣為的是保衛自己獨特的希臘-拜占庭文明；15世紀中期，他們為君士坦丁堡而抗擊奧斯曼帝國不也正是為了保衛自己獨特的希臘-拜占庭文明么？拜占庭人是為一種文明而戰而並非為一個所謂的「羅馬帝國」而戰。我們不能不承認這個事實。長期以來，拜占庭帝國的城市經濟受到嚴格的管制，工商業者分別隸屬於某一個行業組織，一般的工商業者的自由經營程度已經遠遠不如羅馬帝國盛期，但他們的稅負依舊沉重。如果他們違背了同行業的規章或欠稅不繳，對他們的處罰是嚴厲的，包括監禁，受鞭打，斷肢，沒收財產等。工商業者的經營受管制，活動不自由，處罰又嚴，一些工商業者為躲避稅收，只好棄業出逃。這種管制直到拜占庭帝國晚期才有所放鬆，但工商業者的實力這時已經弱了很多，因為海外貿易被義大利人壟斷，沒有他們的地位，而國內貿易又因拜占庭領土的縮小和人口的減少，市場不大，從而他們只能勉強維持生存。小農的處境與羅馬帝國盛期相比，也惡化了。在拜占庭帝國，小農不僅被束縛在所耕作的土地上，而且政府在納稅方面實行連環保制，使小農的流動性更受到限制。政府為了保證兵源，以及為了保證稅收(因為政府知道，從小農那裡徵集各種實物要比從大地主那裡徵收容易得多（註：安得里亞德斯：《拜占庭帝國的經濟生活：人口、農業、工商業》，載貝恩斯和莫斯主編：《拜占庭：東羅馬帝國導論》，牛津，1953年，第56頁。），曾一再反對大地產兼并小農，並且還採取一系列嚴厲的措施。但這些措施只有在中央權力強大時才能被有效推行，一旦中央權力衰弱了，小農的權益根本得不到保障，以至於他們寧肯投靠大地主、教會、寺院，以維持生活。總之，本來可以成為拜占庭帝國支持力量的城市工商業者和小農，到了拜占庭帝國晚期，再也沒有力量支持這個國家了。誰來為拜占庭軍隊提供經費？稅源已經枯竭。誰來拜占庭軍中服役？後來幾乎全是外國僱傭軍。（註：奧斯特洛格爾斯基：《拜占庭國家史》，修訂版，魯吉斯大學出版社，1969年，第483頁。）這些外國僱傭軍對拜占庭的危害性更大。以加泰羅尼亞兵團為例，這是一支由加泰羅尼亞人組成的軍隊，其司令為加泰羅尼亞貴族羅傑·德佛勞爾，13世紀末至14世紀初駐紮在西西里，以被人僱傭作戰為業。14世紀初，「加泰羅尼亞人發現已無人僱傭他們。在這關鍵時刻，拜占庭帝國的小亞細亞諸省第一次為日益發展的奧斯曼土耳其勢力所威逼，皇帝安德羅尼庫斯二世邀請加泰羅尼亞僱傭兵前去援救。」[4] (P499)這等於引狼入室，因為加泰羅尼亞兵團簡直就是一夥強盜，「他們不是去幫助皇帝，而是襲擊了馬其頓和希臘。」[4] (P499)其實加泰羅尼亞僱傭兵人數並不多，只有6500人，但他們是一群亡命之徒，貪利忘義，見財物就搶，無惡不作。何況安德羅尼庫斯二世在邀請他們前來抗擊奧斯曼人時曾許諾給他們高薪酬，事後卻不如數付清，這些桀驁不馴的僱傭軍就佔地稱霸了。他們在拜占庭帝國境內的伯羅奔尼撒半島甚至建立了一個獨立的國家，統治所佔地區，橫徵暴斂，發號施令，一直延續到14世紀末，才被另一支僱傭軍逐走。這不是外國僱傭軍在拜占庭帝國晚期割據稱雄的唯一例子。而這些沒有紀律並且往往同入侵的外敵相勾結的外國僱傭軍，在城市中搶劫財物，在鄉村中既劫物又擄人，從而又進一步打擊了拜占庭的工商業者和自耕農。即使這些僱傭軍不搶劫財物，不擄人，拜占庭帝國的城鄉居民為了供應這些軍隊而長期承受著沉重的負擔。「他們不得不為造船、築壘、架橋、修路尋找物資和勞力。最嚴重的是，他們還要承擔一些沉重的義務，如向王室官員和軍隊提供膳宿，承擔運輸工作，向路過的軍隊免費或以極低的價格提供各種物品等。」[5] (第1卷，P197)儘管帝國的公民都要承擔這些義務，但有權勢的大地主時常得到豁免義務的恩准，甚至他們還能禁止官員和軍隊進入自己的土地，所以負擔無疑落到了工商業者和自耕農身上。自耕農之中，有的在戰亂或土地兼并中失去了土地、家園，有的被掠去當苦工，有的投靠了教會、寺院或大田莊，安心做一個佃戶或長工，這也比餓死或流離失所好些。他們這些人本來是拜占庭帝國的最可靠的支持者，皇帝們不珍視這些人的支持，不知道自耕農隊伍的流失就是在毀壞自己賴以強盛和生存的基礎，等到無兵可募，無兵可戰之時，再後悔也來不及了。晚期拜占庭帝國所面臨的正是這一自毀基礎的悲劇。三、西羅馬帝國亡國悲劇的重演實際上，這一切無非是將近1000年前西羅馬滅亡時悲劇的重演。當初西羅馬帝國的滅亡的原因就在自己毀掉了賴以生存的基礎——中產階級。拜占庭帝國的情況也是這樣。帝國興盛時，「生活著一個由銀行家、實業家和商人組成的活躍而聰明的資產階級。這些人，同能幹的和愛財的手工業行東和小商人一道，形成了一個中等階級，它是拜占庭社會的主要力量之一，並用自己的勞動使拜占庭富裕起來。」[6] (P55)農村中的自耕農或小土地所有者同樣是構成拜占庭帝國的基礎的一部分，他們是當時鄉村的中產階級。然而，在拜占庭帝國晚期，無論城市的還是鄉村的中產階級都被摧殘了。歷史悲劇不幸地再度出現。城市工商業者之中，有的被橫徵暴斂壓榨得透不過氣來，只好拋棄家業而外逃，有的因拖欠稅賦而被捕，被抄家，受刑，有的已無生意可做，只得過著貧苦的生活，還有的則被威尼斯商人、熱那亞商人或其他外國商人排擠得沒有立足之地，乾脆投靠了這些外國商人，替他們服務。城市工商業者原來不僅是帝國的主要納稅人，為國家的財政作出過巨大貢獻，而且還是帝國生存的支柱，正是依賴他們，帝國的城市才如此繁榮，吸引了無數外國商人前來貿易，帝國所需要的各類物品才如此豐盛，使城鄉居民生活安定、舒適。然而，正如不少皇帝不知道自耕農存在的重要性一樣，他們也不知道城市工商業者富庶對帝國的重要性。政府既不能採取有效措施來維護自耕農的權益，又不能採取有效措施來保證城市工商業者。帝國賴以生存和繁榮的基礎動搖了，損毀了，帝國大廈的傾坍是註定的事情，帝國的命運已經是更改不了的。當然，不能否認某些皇帝也懂得扶植自耕農和城市工商業者對於鞏固帝國統治的意義，他們也曾採取過有力的干預措施。例如，馬其頓王朝的羅曼紐斯一世宣布「今後我禁止地主在農村公社裡占奪土地」[6] (P84)，並頒布了法令。馬其頓王朝的巴西爾二世對地主豪強的打擊十分嚴厲。他曾經路過一個村莊，看到地主橫行鄉里，聽到農民的控訴，他寫道：「當我經過這塊地方，從貧民的控訴里認識了情況以後，命令把他(地主)的壯麗宅第削為平地，把他的強奪的財產歸還貧民。」[6] (P84)但個別皇帝的行為至多只能暫時有效，大地主勢力的膨脹如故，小農依舊被他們兼并。當自耕農逃散和城市工商業蕭條、萎縮之後，拜占庭帝國還能依靠什麼人？先看國外。拜占庭「孤傲地屹立，沒有朋友」。[3] (P51—52)沒有一個國家真心愿意幫助拜占庭帝國度過難關。拜占庭的皇帝們即使在已經支撐不下去的時候，他們從內心裡還是認為自己是高人一等的。他們不屑於交朋友。沒有朋友，可是敵人卻太多了。東、南、西、北，四面八方都是敵人，包括那些表面上裝成友好的姿態，卻一心想把君士坦丁堡的財富攫為己有的西歐的國王、教會和城市共和國。再看國內。依靠貴族豪門嗎？他們所考慮的主要是：自己的身家性命和未來利益只有依靠強者才能得到保障。當奧斯曼突厥征服者答允尊重拜占庭各地大地主的權利，允許他們照樣持有地產，甚至承諾「使你們過得比以前更好」時，一些大地主就歸附征服者了。（註：參見萊沃：《佩利奧洛格斯時期拜占庭的貴族：發展受限制情況概述》，載萊沃：《拜占庭的性別、社會和經濟生活》，阿希蓋出版公司，1992年，vi. 第151頁。）同樣的道理，如果羅馬教皇和聽從羅馬教皇旨意的西歐封建諸侯能提供這種保障，晚期拜占庭帝國的王公們是會轉而投靠西方的。即使是篤信基督教的拜占庭貴族，他們認為只要奧斯曼帝國不強制他們改變宗教信仰，對於歸順的基督徒採取寬容的態度，他們也會轉而投靠東方。奧斯曼突厥人在征服初期，的確是這樣做的。可見，拜占庭這些貴族豪門把家族的利益看得高於國家的利益，他們作出投靠西方還是投靠東方的政治選擇，不是偶然的。當帝國這艘大船在風狂浪急的海洋中即將翻沉的時刻，他們不是在想如何挽救這艘危船，而是想如何趁早弄到一條救生艇，讓自己和家族成員搭乘這條救生艇從海上逃走。帝國沒有可用之兵了，他們肯捨棄家產去戰死沙場嗎？帝國沒有可用之財了，他們肯捐獻家產以供國庫所需嗎？個別貴族會這樣做，但大多數貴族，特別是已逃難到君士坦丁堡以外地方或本來就在外省稱霸一方的貴族們，才不考慮這些呢！這就是拜占庭帝國滅亡前上層社會的寫照。至於那些窮人，他們卻是另一種想法。他們對政府不抱幻想。從科穆寧王朝以來，包括佩利奧洛格斯王朝，擔任高官的全是皇親國戚。國庫無非是皇帝私人府庫的延伸。（註：特雷得戈德：《拜占庭國家和社會史》，斯坦福大學出版社，1977年，第817頁。）所以窮人認為最迫切的問題是轉變自己的處境，改善自己的生活狀況。在拜占庭帝國晚期，國家財政已經這樣困難，城市經濟已經這樣蕭條，鄉村已經這樣不安靜，他們還有什麼指望呢？他們已經淪為一個絕望的階層。他們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夠改變現狀，只要現狀一變，他們的處境總會比現在好一些而不會更糟。對廣大佃戶來說，至多只是換個主人而已，他們甚至把新主人的來到看成是一種解放。（註：迪爾：《拜占庭：輝煌與衰敗》，魯吉斯大學出版社，1957年，第190頁。）拜占庭帝國境內的窮人們或低收入家庭會不會保衛自己的拜占庭文明，或者說希臘文明，而同入侵的奧斯曼突厥人鬥爭到底呢？這是不可能的。在東正教傳播過程中，古典的希臘文明已被當做異教的東西而不被民間所理解，甚至被排斥。拜占庭社會實際上分為三個文化階層：一是極少數文化精英，他們形成一個封閉的等級，他們曾在專門的學校里學習過古希臘語法和修辭學，然後有資格進入各級行政機構工作或充當教會的上層神職人員。他們無法與公眾在文化上溝通，因為他們的文化是用死文字表達的。二是人數較多一些的、相對而言能讀會寫的公眾。三是大量文盲，他們很可能佔到人口的95％以上。（註：曼戈：《拜占庭和它的形象》，倫敦，1984年，Ⅲ. 第49—50頁。）這表明拜占庭帝國的窮人與古典的希臘文明無緣，對拜占庭文明也不了解，他們不可能為此而戰鬥。他們唯一擔心的是：由於自己是東正教的教徒，會不會在未來的宗教迫害中遭到屈辱和殺戮？他們設想，只要自己歸順了入侵者，可能保住一條命。萬一不成，為了活命，只好選擇外逃。在君士坦丁堡和其他註定要被奧斯曼帝國攻陷的城市中呆下去，自己什麼也得不到，反而有生命危險，不如逃到偏僻的地方去，甚至跑到山裡，跑到偏遠的小島上去。他們認為佩利奧洛格斯王朝對自己並沒有恩惠，何苦替它賣命呢？佩利奧洛格斯王朝在最後的日子裡曾經想組織一支由窮人組成的軍隊去同入侵之敵作戰，但能招到的志願人員很少。在帝國大廈即將倒坍之際，願意為它賣命的人的確不多了。拜占庭帝國正是在這樣的凄凄慘慘的景況下度過它的末日的。政治上內訌四起，皇帝的權威已蕩然無存。經濟上衰敗破落，連僱傭兵的軍餉也籌措不了。道德上，精神上，信念上，全崩潰了。這時候，既不存在所謂的道德秩序，也不存在所謂的道德共同體。「當人們不把其他人看作是他們的道德共同體的成員，並且不接受道德秩序對行為的最低限度要求時，道德無政府狀態便存在於一個社會中了。」[7] (P160)這正是拜占庭帝國末年社會的寫照。羅馬教廷，是拜占庭帝國指望不上的。1369年，即拜占庭皇帝約翰五世在約翰六世被廢黜(1354年)而成為唯一的皇帝15年之後，約翰五世親自來到羅馬求助於教皇，誓言尊奉教皇，以教皇動員西歐各國出兵援助拜占庭為條件。教皇同意幫助他，但西歐不出兵，此事不了了之。約翰五世回國途中，被威尼斯扣留下來，作為人質，以償付拜占庭欠威尼斯的債款。只有當他的次子曼紐爾帶去了贖金，約翰五世才得以回到君士坦丁堡。拜占庭「變得比以前更窮了，並且(約翰五世)因為背叛了東正教又被人民詬罵」。（註：杜蘭：《世界文明史》，第6卷，「宗教改革」，東方出版社，1998年，第138頁。）再看羅馬教廷內部的情況。姑且不談1378年到1409年間兩個教皇的對峙、1409—1417年間三個教皇的並存，也姑且不談自14世紀以後從羅馬教皇直到下層神職人員是如何貪婪和腐敗（註：在楊真的《基督教史綱》中對這種貪婪和腐敗有詳細的記述(《基督教史綱》，上冊，三聯書店，第256—263頁)。），就從1417年宗教會議上廢黜了原有的三個教皇，選出新的教皇馬丁五世，西方教會終於統一之時說起，羅馬教廷關心的主要是內部整頓、改革問題，它還時時刻刻想趁拜占庭帝國之危，把君士坦丁堡的教會納入自己的一統之下。當這一願望遭到君士坦丁堡教徒們抵制而未能實現之後，教皇便不再關心拜占庭的死活了。「即使像君士坦丁堡為土耳其人所佔領(1453年)那樣轟動的事件，既未能燃起基督教世界早已冷淡下去的熱情，也沒有使羅馬教廷有效地改變那種專心致志於塵世尊榮，甚或更加卑鄙地一味追求擴大家族勢力的情況。」[8] (P107)教皇口頭上也說過要再次組織十字軍東征，「當然只見於演說和通諭，而未見諸行動。」[8] (P106)西歐各國，有的為拜占庭帝國滅亡而感到驚慌，因為作為東面屏障的君士坦丁堡失陷了，眼看奧斯曼人就要大舉進攻西歐，自顧不暇，哪有力量去收復拜占庭帝國？有的則考慮如何討好奧斯曼人，以便從那裡分到一些好處。教皇尼古拉五世在殘酷的現實面前於1455年鬱鬱而終，這時他才58歲。(18)末日來臨，屢經劫難的君士坦丁堡儘管依然以雄偉壯麗的教堂、皇宮、城堡和公共建築物而聞名於當時的歐洲，卻沒有一支可以保衛它的可靠力量。王公貴族和富戶離心離德，地方勢力各懷鬼胎。窮人中，有的逃命了，有的像往常一樣冷漠，有的還寄望於新主子可能會改變一切。本來可以成為帝國支柱的自耕農和城市工商業者，這時已經沒有力量再為帝國統治的延續而作出奉獻了。兵源已枯，稅源已竭，「甚至也沒有愛國主義曾經一度給予它道德上的一致了」[6] (P269)，或者，正如迪爾在所著《拜占庭：輝煌與衰敗》一書中所評論的，拜占庭帝國到了這個時候，不僅無兵無錢，而且已經沒有愛國精神了。(19) 對於它的臣民來說，留下來只是對昔日回憶的悲嘆和抱怨。等待著拜占庭帝國的，只是覆滅。研究拜占庭歷史，不僅可以弄清楚「這個古代強國興衰的歷史」，可以懂得「關於東地中海地區的歷史」，而且還能「很好地理解中世紀歐洲、西亞的歷史發展」。[9] 但這段歷史卻十分耐人尋味。當初滅掉西羅馬帝國的是日耳曼蠻族，他們在文化和經濟發展程度都低於羅馬人，他們是在遷居到西羅馬境內之後，也就是遷居到「新世界」之後，才接受基督教的，因此，「日耳曼人不可能，況且也不想摒棄帝國的文明。」[10] (P5)也就是說，「儘管新世界淪為蠻族的殖民地，就總的輪廓而言，新世界保留了古代世界的面貌。」[10] (P5)拜占庭的命運則不同了。滅掉拜占庭帝國的奧斯曼帝國，它接受了塞爾柱突厥人的傳統、伊朗人的文明，還接受了伊斯蘭教。被滅掉的拜占庭帝國不可能再保持舊的面貌。拜占庭帝國因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而在歷史上消失了。「拜占庭王朝的滅亡是理所當然的，也許它延續了這麼長時間也是個奇蹟。」[5] (P51)我想，不少讀者們和我一樣，會思考這樣的問題：我們從這裡可以得到哪些歷史給予的寶貴啟示？會有哪些超越拜占庭歷史的領悟？【參考文獻】[1][瑞士]布克哈特. 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M]. 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2]徐家玲. 早期拜占庭和查士丁尼時代研究[M]. 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3][英]布萊斯. 神聖羅馬帝國[M]. 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4][美]湯普遜. 中世紀晚期歐洲經濟社會史[M]. 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5][英]波斯坦. 劍橋歐洲經濟史[M]. 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2.[6][法]布瓦松納. 中世紀歐洲生活和勞動[M]. 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7][美]布坎南. 自由、市場和國家[M]. 上海：三聯書店，1989.[8][英]波特. 新編劍橋世界近代史[M].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9]凌強. 應重視拜占庭史的研究[J]. 世界歷史，1986(11).[10][比]皮朗. 中世紀的城市[M]. 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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