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控的官僚權力，失控的經濟危機

作者：蔡歷文章發於：烏有之鄉點擊數： 817更新時間：2009-10-13 頂薦 【字體：小大】http://www.wyzxsx.com當前主流媒體中的官方說法是，2008年下半年以來中國經濟所出現的一系列問題是受國際經濟危機所致，假如美國次債不出現問題，國際經濟危機就不會出現，中國的經濟就會一如既往地保持10％以上的高速增長。事實上這是在掩耳盜鈴、自欺欺人，我們不僅對國際經濟問題的內在根源認識膚淺，而且對中國經濟中內在的矛盾也沒有認真對待。在這種錯誤的指導思想下，我們的所採納的政策舉措都是在做表面文章，遮遮掩掩、捂捂蓋蓋，寄望於全球經濟能夠迅速恢復，寄望於房地產的泡沫能夠支持起內需的天空，舉國上下陷入一個機會主義的大漩渦而不能自拔。我們的所謂的一系列的經濟救助政策，不僅沒有使中國經濟內在矛盾出現緩和，反而激發其加速積聚，或許3－5年之內，會以更激烈的形式爆發出來。中國經濟內在的矛盾是什麼？理解和回答這個問題很簡單，絕不需要貌似專業的、高深的所謂的經濟學知識，你只要稍微了解一些歷史常識，而且是中國的歷史常識，或者僅僅是你身邊的生活常識，你只要具備一定的社會良知，對生活具備一定的體味和感悟，你就可以準確地予以回答。中國經濟內在的矛盾就是不公，財富分配的嚴重不公。所謂的經濟危機一定是財富的分配不公造成的。如果有人離開了這一點，將經濟危機歸因於其他任何方面，無論他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還是所謂世界頂尖大學的經濟學教授，無論他是所謂的凱因斯學派，還是所謂的貨幣主義，無論他建立的數學模式和方程組多麼唬人，還是他列舉的數字證據看起來多麼全面和準確，他都要麼是一隻偽科學的跟屁蟲，要麼是一條權勢集團的乏走狗，要麼是權勢集團的一分子。舍此三，絕無其他可能。同樣，考察中國經濟問題的邏輯也適用於考察國際經濟問題，也就是說，全球經濟危機的根源是全球範圍內的財富分配不均，但是現在很多人將全球經濟問題歸因於金融，說是金融監管不夠，說是美國次債者太貪婪，說是美國的金融衍生品發展過度等等，持這些說法的人，他一定身處偽科學的跟屁蟲、權勢集團及其走狗這個集合之中。自社會有剩餘產品以來，財富的分配不夠便成為制約社會運行的主要因素，金庸說有人的地方便有江湖，我說有人的地方便有不公，古今中外，所有的社會都具備一個顯著特徵，財富分配不均程度會自發地增長，積累到一定程度，矛盾便會激化和爆發，出現各種形式的鬥爭：家族內鬥、部落間的群毆、兩國血拚、世界大戰等等。1945年民主人士黃炎培曾在延安與毛澤東談論過中國歷史的周期律問題，自秦以降，中國社會步入了一個朝代興亡更迭的運行模式。事實上朝代的輪迴是和財富的分配的不公程度高度相關。一個朝代的末期一定是財富高度不均的，超出了底層的老百姓的忍耐極限，被迫揭竿而起，所以自陳勝到毛澤東，中國歷史上的所有農民起義都是以均貧富為主要訴求點的，共產主義之所以能漂洋過海，在中國異地生根，最重要的原因就在於它價值取向與中國2000年以來農民革命的訴求點高度一致。同樣，中國以外的其他任何民族的歷史的社會衝突一定也和財富分配緊密相關，也就是說中國的歷史周期律絕非是中國歷史現象，而是一個全球歷史現象，存在於一切文明的歷史之中。儘管他們社會衝突沒有導致中國式朝代更迭的出現，但是導致他們社會衝突的原因與中國朝代更迭中社會衝突的原因是一樣的，那就是財富分配的不公。自達爾文的進化論創世以來，進化、前進、進步的觀點便開始在各個領域泛濫，歷史研究領域也不例外。譬如馬克思就將將人類社會歷史分成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幾個界限分明的由低級向高級發展前進的階段。然而，從不公這個角度看，人類社會從來都是沒有進步的，財富分配不公程度會自發增長，然後引發社會衝突這樣一個歷史周期律都一直存在，這個歷史現象並沒有隨社會財富總量的增長而表現出任何的弱化跡象。相反，隨著財富總量的增加，技術的發達，社會衝突的表現形式反而越來越令人恐怖，以致出現兩次世界大戰，出現了威力巨大的核武器。隨著全球經濟的持續增長，世界各國，尤其是全世界市場經濟最發達的美國，用在軍費上開支也在高速增長。軍費是用來幹什麼的，是用來購買殺人武器的，如果大家真的愛好和平的話，為什麼都在拚命購買殺人武器？武器可以用來消除財富不公，也可以製造財富不公，無論去消除不公，還是去製造不公，人類歷史上規模空前的軍費開支都意味著人類歷史上空前的財富不公。經濟危機是什麼？很簡單，經濟危機就是財富分配不公的矛盾激化在現代社會的表現，在所謂的市場經濟社會中的表現。從成因上說，經濟危機不是一個現代問題，而是一個歷史問題；不是一個經濟問題，而是一個社會問題。而且，經濟危機是財富不公的社會矛盾淺層次的表現，表現出經濟增長停滯甚至負增長。一般來說，嚴重的經濟危機會轉化為社會危機，出現社會衝突，引發社會變革，甚至引發戰爭、世界大戰。社會變革、戰爭、世界大戰的起到一個社會財富再分配的作用，降低財富分配不公的程度，這和中國古代農民起義的作用相同，之後經濟開始回復增長，財富分配不公的程度也會逐漸增長，積累到一定程度，薪一輪的經濟危機便會爆發。自2008年下半年以來，在國際經濟危機的影響下，中國的經濟也迅速陷入危機之中。表面上，中國的經濟出問題是受美國牽連，因為國際經濟危機導致以美國為主的國際市場對中國產品需求急劇下降，使中國的出口失去了銷路。但是從深層次看，中國的經濟出問題是其內在的矛盾造成的。即便沒有國際經濟危機，中國的問題同樣會出現。只是時間可能會托後一些。中國這次經濟出問題，同樣是那個古老的歷史周期律在起作用。毛澤東主席所領導的共產黨的革命，儘管打出了馬克思主義的旗號，但從根本上說，與中國曆次農民起義沒有本質區別，它依然還是一場農民起義，只是它是一場爆發於20世紀上半期的、已遭受西方列強長期凌辱的、已經充分開眼看世界的、同時兩千年的儒家傳統文化依然擁有活力的中國的特殊的農民起義。這場農民起義與歷代農民起義一樣，主要訴求點也是均貧富，它所起到的作用也是一樣的，就是降低中國社會財富分配不均的程度。到1949年建國後，尤其是歷經社會主義改造後，中國社會的財富分配不均程度降到一個空前的低水平。但從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結束到現在，中國財富分配不均的程度歷經了兩個階段的持續增長。第一個階段是從社會主義改造結束的1956年到文化大革命爆發的1966年，第二個階段是從改革開放開始的1978年到2008年。第一個階段歷經10年，第二個階段歷經了30年。這兩個階段財富分配不均的生成機理又是略有不同的。在第一階段中，財富分配的不均是純粹由官員通過自己手中的行政權力過多侵佔社會財富造成的；在第二個階段中，由於實行了市場經濟，這時財富分配不均的形成是行政權力和市場二者的綜合作用，這時官員侵佔社會財富不是通過行政權力直接獲取，而是和市場勾結去間接獲取。在市場這這一端，財富分配不均又有兩種形式。一是，抓住政策開放的機會，在市場空白點勇敢而艱苦地耕作，迅速積累財富。這種財富不均是合理，也是受認可的。第二種形式是通過和政府官員的權力進行勾結，這種官商勾結的迅速獲取財富的手段極為不公平。第一個階段的財富不公增長階段之所以僅僅持續10年，原因在於毛澤東主席進行了提前的、人為的干預，這就是文化大革命。而第二個階段之所以能夠持續30年，原因在於我們的政府對社會財富分配不均的擴大持縱容甚至鼓勵態度。到目前為止，政府對財富公平程度的增長曆程已經不再具備控制能力，只能通過自發的危機來進行終止，這就是當前的這場經濟危機。既然提到文化大革命，這裡就不得不多說幾句。很多人講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歸因於他與劉少奇之間的個人權力鬥爭，這種看法是膚淺的。要探討毛澤東主席為什麼要發動文化大革命，可能首先還要回歸到1945年他與黃炎培先生的對話上。毛澤東回答黃炎培說，共產黨找到了破解歷史周期律的辦法，那就是讓人民當家作主。人民當家作主是抽象的，更具體的是讓人民去監督政府官員權力，使其不敢用它去侵佔社會財富。從理論上說，毛澤東的思路是成立的，可行的。但是截至到1966年的現實是，人民監督政府公權的制度並沒有真正有效地建立起來。儘管名義上叫社會主義，但是是政府權力失去制約的社會主義，和中國自秦漢以來的古代社會沒有本質區別，甚至還不如古代社會，因為那時官僚手中的權力還受擁有無上權威的皇帝在制約，還是有一套三綱五常的道德制約的，而我們的社會主義是沒有這個皇帝的，儘管毛主席個人的威望非常巨大，但那只是個人行為，並沒有制度支持，三綱五常已被打倒，新的有效的道德制約尚未建立起來。當官僚體系的權力失去有效制約時，其結果將是可怕的，歷史周期律也必然地再次生效，甚至比在古代社會來的還要頻繁，還要猛烈。這恐怕是毛澤東之所以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真實原因。事實上，文化大革命終止了自1956年開始的社會財富不公增長的進程。從這個意義上看，文化大革命類似於又一場農民大起義，不同的是這次起義的發起者是當時的政府最高領導人。然而遺憾地是，持續了10年，文化大革命儘管中斷了財富不公的增長，但是用人民監督去制約政府公權的有效制度依然沒有建立起來。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化大革命的確是失敗的。自從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後，中國政治狀況又回復到文革以前，進入一個新的缺乏有效制約的官僚權力橫行時代。更為嚴峻的是，這個時候中國又逐步放開了市場，原本還起一定作用的，在軍事戰爭時期所培養起來的革命道德紀律也逐漸被發展經濟的衝動砸個稀巴爛，從此之後，中國官僚手中的權力便喪失了所有的制約，迅速實現與市場勾結，開始無法無天地任意橫行起來。有人說，中國現在的社會是5000年最壞。這話是有道理的，在以前的所謂的封建時代中國官僚手中的權力是受封建道德和皇帝的絕對制約的，而現在中國官僚手中的權力是幾乎沒有任何制約的。中紀委在強大官僚體系面前顯得何等的弱不禁風，而且它本身也是官僚體系的一部分，這是它為什麼長期連一個官員財產申報制度都建立的原因。這樣以來，歷史周期律也必然地會再一次會起作用，而且可能會比以往更激烈，更嚴重，因為我們的官員手中的權力沒有任何制約。從這個意義上說，自1978年到2008年的這個三十年，也一定是中國歷史上財富分配不公增長最迅猛的一個時期。明白了這一層，你就會發現那些整天叫嚷著中國經濟已經回復增長的人是多麼地無知。要理解當前中國的經濟問題，社會問題，一切一切的問題，首先要理解當前中國不受約束的官僚權力，這種情況不僅相對國外其他社會所獨有，而且相對古代中國社會也是獨有的。中國當前經濟問題的根源在財富分配嚴重不公，而中國財富分配的嚴重不公則是當前官僚體系毫無制約的行政權力肆意橫行的結果，當這種毫無制約的官僚權力和市場力量勾結起來時，局面就更為可怕。從表面上看，中國的經濟問題出在內需不足上，尤其是全球經濟危機導致外需大幅萎縮時。那麼內需不足的根源是什麼？是財富過多流向官僚和市場精英聯合權勢集團，也就是官商勾結的利益集團，導致普通民眾佔有的財富份額過少，沒錢自然不敢消費。但是，但前我們刺激內需的著力點並沒有放到有效地降低收入分配差距這一制本之策上，而是放到刺激房地產需求上，企圖以繼續吹大房地產泡沫來吸納過剩的產能。原因很簡單，降低財富分配差距是要觸動官商利益集團的利益的，是要斷他們的財路的，而房地產的繁榮則是可以繼續甚至強化財富過多流向官商利益集團這一過程的。也就是說降低財富分配差距是維護普通大眾的利益的，但是卻是破壞官商利益集團的利益的；而房地產泡沫繼續膨脹是維護官商利益集團的利益的，卻是破壞普通大眾的利益的。在缺乏制約的官僚權力之下，只有維護官商利益集團的政策才會被通過，不管這樣的政策多麼嚴重地破壞一般老百姓的利益。這才是中國當前社會的可怕之處，中國社會風險正在加速積聚，而且這一過程已經失控。要真正地解決中國的經濟問題，必須完成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沒有完成的任務：為中國官僚體系的權力套上枷鎖，建立一個合適有效的機制對官僚的行政權力進行制約，結束官僚體系的權力在中華大地上的肆意橫行。不給中國的官僚權力套上枷鎖，中國的官僚權力就會給中國的老百姓套上枷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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