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貸危機與世界資本主義危機

次貸危機與世界資本主義危機

作者：［英］克里斯·哈曼著 嵇飛譯

原載：國外理論動態

英刊《國際社會主義》2008年春季號刊登了克里斯?哈曼題為《從信貸吃緊到全球危機的幽靈》的文章，認為當前由美國蔓延到全球的次貸危機是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世界資本主義利潤率持續低迷的最新惡果。美國曾先後利用廣場協定向德、日，利用新自由主義向原蘇東社會主義國家和第三世界，利用金融化向全球轉嫁這一利潤率危機。現在面臨次貸危機，美國可能在國內依靠高額的軍事支出，在國外加強對有戰略地位的國家的意識形態、經濟和軍事進攻來應對這一場危機。文章主要內容如下。

對於金融危機有不同層次的先例可以援引。8月份，當危機開始顯露的時候，一開始是把它與1998年長期資本管理公司的崩盤進行比較。也就是說，這是一件反常的事件，少數幾個人的罪惡之舉暫時打擊了市場的信心。後來，隨著銀行開始明顯陷於痛苦之中，比較的對象成了20世紀80和90年代的儲蓄信貸機構危機，在那場危機之中，銀行的損失價值相當於美國經濟產出的3％。現在，在市場經歷了極為不堪的一周時間之後，有人在小聲說這次甚至可能搞大了：是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最為嚴重的一次危機。 《金融時報》的萊克斯專欄顯示了那些本應為這個體系提供某種指導的那些人所遭受的驚慌失措，他們時而極度慌張，時而盲目樂觀，時而只能寄希望於事情會好起來。 指責銀行人士 對這次危機最為容易的解釋是指責那些銀行人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前首席經濟學家肯?羅格夫(Ken Rogoff)指出：這次危機「是對幾個世紀以來金融領域屢見不鮮的荒唐行徑的亦步亦趨」。IMF的另一位前首席經濟學家拉格胡拉姆?拉加斯(Raghuram Rajas)認為，問題在於銀行人士在進行借貸時獲得的巨額獎金。億萬富豪金融家喬治?索羅斯指責「金融當局」，說它們「為刺激經濟……注入了流動性」，這「促使信貸擴張不斷加大」。甚至法國總統尼古拉?薩科齊也加入到這一片指責之聲當中，宣稱金融體系「某個方面看來處於失控狀態」。他應該是知道的，因為他那與他有一半血緣關係的兄弟領導著卡萊爾集團(Carlisle Group)的歐洲分部，而這個集團的對沖基金已經崩盤。 大部分的主流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現在認為，在被打入冷宮30年後，他們重見天日的機會已經到來。 深層次的不平衡 可以簡單地指責銀行人士的貪婪和短視，但這並不能解釋他們是如何輕易地得到了他們豪賭的那些資金的。這樣做還避開了這樣一個問題，即如果沒有這些借貸的話，世界經濟原本會表現出何種形態。 有些強烈親資本主義的評論人士在驚慌失措之中提出了這些問題。例如，《金融時報》的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寫道：這次危機源自「全球宏觀經濟的失序」，而非簡單的「金融脆弱性」或者「重要的央行所犯下的錯誤」。如沃爾夫這樣的評論人士注意到，在世界上最重要的經濟體之中，有些國家「儲蓄」相對於投資有盈餘。他們指責的對象通常是東亞。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曾經咒罵這種「充斥於世界其餘地方的儲蓄」推動了對美國借貸的高漲。但盈餘也在較為靠近本土的地方形成：「幾乎所有工業國地區的投資率普遍都有下降」。按一份報告的說法： 「這種充斥於各地的儲蓄的真正推動者是公司部門。2000年到2004年間，6國集團(法國、德國、美國、日本、英國和義大利)全部經濟體之中公司儲蓄由負轉正的金額超過了一萬億美元……公司儲蓄的這一增長是真正全球性的，它涵蓋了三大主要的區域——北美、歐洲和日本。」 換言之，「(美國)企業現在不是在支出它們過去的利潤，而是在把這些利潤作為現金積累起來」。 這樣的一種儲蓄過剩所具有的效果，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在20世紀30年代——而且卡爾?馬克思在這之前60年——就曾指出過。只有生產出來的每一件東西都能賣出去，資本主義經濟才能正常運轉。這隻有在人們支出生產商品的所有收入——工人的工資、資本家的利潤——用於購買這些商品的情況下才有可能。但是，如果資本家並不支出其全部的利潤(或者用於他們自己的消費，或者更為重要的，進行投資)，那麼生產過剩的全面危機就會擴散到整個體系。無力賣出其產品的企業的反應是解僱工人和取消訂單，而這反過來造成市場的進一步收縮。一開始是儲蓄相對於投資的過剩，最終以可能會滑入蕭條的衰退收場。 凱恩斯及其追隨者們認為，有一種方法可以防止它的發生。政府可以進行干預，鼓勵資本家支出他們的儲蓄——途徑是改變稅率和利率，這使得投資對於企業而言更為有利可圖；或者是政府借錢自己進行投資；再或者是向消費者發錢，鼓勵他們進行消費。這些方法在短期內偶爾起到了作用。政府的投資或者給消費者發的錢馬上為沒有售出的商品提供了一個市場，鼓勵企業增加其產出，而作為一個副產品，這樣做增加了稅收收入，它足以支付政府的額外支出。 但是，當面臨著嚴重的衰退時，這些措施的長期效果具有內在的限度。政府借的錢最終必須要償還。否則幣值會下降，通脹隨之而來。如果以向利潤徵稅來償還支出，這會削弱對於投資的激勵；如果以向消費者徵稅來償還，這會降低他們的購買力。凱恩斯本人在20世紀30年代向英國政府推薦的措施原本並不完全足以結束當時的大規模失業，而以這種方式應付20世紀70年代那場危機的嘗試，只不過在不斷增加的失業之上又加上了不斷增加的通脹。 最近幾年來，政府的借貸和支出在吸收儲蓄與投資之差造成的盈餘方面發揮著作用——尤其是在美國軍事預算領域。「2000年至2005年官方的軍事開支平均達……非居民私人投資總額的42％」，儘管「官方的數字……排除了大量本應包括在軍事支出之中的開支」。但與政府支出同樣重要的，是美國的消費者為購買他們以其工薪無力負擔的東西，迅猛增加借款。次級抵押債務就是其中的主要部分。 2001年，當「9?11」造成的恐慌可能會加劇已經不斷在加深的衰退時，美聯儲當時的主席格林斯潘鼓勵金融市場變本加厲地提供這種借貸。義大利的馬克思主義者里卡多?貝羅費奧里(Riccado Bellofiore)恰當地指出，這種反應是「私有化了的凱恩斯主義」。這還不僅是一個中央銀行行長為其經營著私人大銀行的朋友提供照顧的問題。正如馬丁?沃爾夫所認識到的，「多餘的儲蓄」產生了「一種需要，即需要形成大量的抵消性需求」，而向窮人借錢則提供了這種需求。「美國家庭的支出必須超過它們的收入。如果沒有做到這一點，那麼除非其他方面有所改變，否則經濟將會陷入衰退」。「只有美聯儲願意接受長期的衰退，也有可能是一次蕭條，它才能在一開始就避免採取看來是過度擴張性的貨幣政策」。 換句話說，只有金融泡沫才阻止了衰退較早就發生。這其中的含義是這個體系整體上存在著一個根本性的危機，它不會簡單地由金融監管者們解除。中期而言，美聯儲和布希政府所採取的那類行動也無法解決這些問題。它們以降低利率和減稅來刺激消費。馬丁?沃爾夫以凱恩斯的一個隱喻稱這種做法是「從直升機上」向下扔錢。但這類措施所能做到的最多也就是再次導致借貸泡沫的膨脹，直到它在一兩年的時間裡再一次地破裂。甚至很可能連這一點也做不到。 不平衡的根源 儲蓄投資之差本身源自何處?企業為什麼沒有以已往的規模對它們過去的利潤進行投資? 對發達工業經濟體所做的研究顯示，自20世紀60年代末直至20世紀80年代的早期，平均利潤率出現了很大的下降。20世紀80年代的中期至末期和20世紀90年代反覆出現了突發的復甦。但直至 2000年，利潤率仍未升回到在「二戰」後的四分之一個世紀——現在經常被稱為「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維持著資本主義最長的一次繁榮的那個水平。利潤率在美國的最高點是在 1997年左右達到的，但這個最高點僅僅比1973—1974年的戰後首次大衰退開始之時的利潤率水平稍高一點。

正如我過去在本雜誌上所指出的，確實出現了的那個部分復甦基於三個原因。較低的利潤率造成了投資的放緩，導致投資沒有如以前那樣相對於新增利潤快速增加。有些企業破產了，特別是在20世紀90年代早期的那次衰退期間和之後，這讓餘下的企業得以從中漁利。最為重要的是，資本相對於勞動力從產出之中所得的份額有了普遍提高——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剝削率增加了。 剝削率的增加並不局限於發達的工業國。它也是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的一個特徵。比如說，中國的真實工資並沒有完全跟上產出的增長，而農民階層的很大一部分在過去的10年里很可能遭受了生活水準的下降。與工業化國家一樣，最近幾年的大部分儲蓄都是來自於企業，儘管人們儲蓄仍需平均達到其收入的16％左右，如果他們要能支付醫療保健賬單或者為他們的老年生活做準備的話。 世界範圍內剝削率的增加減少了全部產出之中工人能夠購買消費品的那個部分。經濟因而依賴於投資，如果生產出來的所有產品全都要售出，而資本未能用於投資則造成了一種潛在的衰退情形，它可以被金融和其他泡沫所隱匿起來。 這些泡沫之所以出現，是因為對利潤沒有進行生產性的投資，相反，通過金融體系，利潤從一個流向另一個投機性的冒險活動。每一次冒險似乎都在一段時間裡提供了超過平均值的利潤——20世紀80年代後期的股市和房地產繁榮，20世紀90年代後期的互聯網繁榮，2002年至2006年的次貸繁榮。儘管這些沒有一個直接地是生產性的，但它們在一段時間裡能夠提供對支出的刺激(通過寫字樓方面的開支、投機活動管理者的支出、吸引投機基金所需的炫耀性消費等等)。這導致了真實經濟產出的短期增加。 正如鮑伊爾(Boyer)和阿格列塔(Aglietta)這兩位經濟學家所解釋的，美國在20世紀90年代後半期的繁榮取決於「這樣一種增長方式，它的總體需求和供給受到對於資產價格的預期的推動，這造成了出現自我實現的惡性循環的可能性。在全球經濟之中，對於利潤的高預期引發了資產價格的上升，這促發了消費者需求的增加，這又印證了對於利潤的預期……它們給人的印象是這種由財富引發增長的方式取決於對永無止境的資產價格升值的預期」。 這就是今天所發生的。最具邏輯性的解釋看來是長期利潤率的持續低迷。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羅伯特?布倫納(Robert Brenner)使用美國官方統計數字形成的數據顯示，2000年至 2005年製造業的利潤率水平既低於20世紀70年代早期，也低於20世紀90年代(儘管高於20世紀70年代後期和20世紀80年代)。他針對所有非金融性公司所做的計算顯示，2000年至2006年的利潤率水平比20世紀50年代和20世紀60年代低三分之一左右，比20世紀70年代早期也低18％左右。 有些評論人士對於利潤率的長期趨勢持有不同的看法。他們認為，利潤率由於增加剝削已經得到完全恢復。在美國這被認為尤其如此，那裡過去7年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所伴隨著的是工資的停滯和六分之一製造業工作崗位的失去。馬丁?沃爾夫斷言：「平均而言，美國的公司狀態相當不錯」。經合組織的《世界展望》(World Outlook)雜誌斷言：「非金融性的公司部門是健康的」。法國的馬克思主義者米歇爾?胡桑(Michel Husson)在8年以前就接受了這樣一個觀點，即「利潤率處於高水平」。時至今日，他寫道：「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已經蔚為壯觀地再次取得了平均的利潤率」。另一位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弗雷德?摩斯利(Fred Moseley)最近寫道：「利潤率看來或多或少得以完全恢復」，而沒有出現「以會造成資本顯著貶值的大範圍破產為標誌的深度衰退」，而馬克思認為這是恢複利潤率「往往所需要的」。 然而，有理由相信布倫納對於利潤率的說法是正確的。近年來，為了增強它們在證券交易所的地位，防止被其他公司收購以及增加其給予其高層管理人員的「股票期權」的價值，各家公司往往誇大它們的利潤。因而，在20世紀90年代後期的美國上一次繁榮之中，對外公布的利潤比實際的利潤要高50％。有跡象表明，在過去的4到5年里，同樣的事情也在發生著，各家公司隱匿它們的負債水平，與此同時則在它們對外公布的利潤之中包括進來了最終發現只是虛幻的源自金融泡沫的收入。 公司提供的盈利數據誇大了真實的情況，主流經濟學家安德魯?史密瑟斯(Andrew Smithers)引起了人們對此的注意。他指出：「資金流量」賬戶中顯示的美國官方的數字涉及到這樣一些調整，它們具有「通過加入『各種統計非連續性』和不斷上升的地產價值而大幅增加美國的凈價值」的效果。事實上，資金流量賬戶顯示，僅僅「房地產價值」的增加一項，就佔了2005年整個非農業、非金融公司部門「凈值」所增加的12390億美元之中的7570億美元(而「各種非連續性」則佔了另外的5060億美元)。按美國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之一普華永道的首席執行官塞繆爾?迪皮亞札(Samuel DiPiazza)的說法，美國的許多工業企業最近幾年指望著靠金融手段增大它們的利潤，對「資產支持的和抵押貸款支持的證券進行著投資」。 換言之，美國公司表面上的盈利的很大一部分，依賴於泡沫將它們的金融和房地產資產的賬麵價值增加到遠超出其本質性的真實價值的程度。 弗雷德?摩斯利指出，公司「越來越多地將債務從非金融性公司業務的賬簿上轉移到『特殊目的載體』」而隱匿它們的債務水平。但這類隱匿的債務表明，過去投資所獲利潤並沒有聲稱的那麼高，而布倫納有關相對較低的利潤率的說法看來是正確的。 最後，即使平均盈利的增加確如有時聲稱的那麼多，這並不必然足以提高投資水平。換一種說法，即使有些公司的利潤高到足以從事大規模的生產性投資，但還是有許多公司並不是這樣(它們之中有通用汽車和福特這樣的巨型公司)。這會使經濟體之中的投資處於低水平，從而導致反覆出現衰退趨勢。 接著會發生什麼? 當前的金融危機是自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一直困擾著世界資本主義的那同一個本質問題的一個癥狀。加重的剝削得以阻止利潤率進一步下滑，甚至能夠在一定程度上使其恢復到從前的水平。但它不能讓其回歸到這樣一個水平，這個水平會說服資本進行充分的投資，避免再三出現的衰退。這一次的徵兆看來不妙。 甚至在那些視這次危機由金融失控所致的人當中，有許多人也意識到了這一點。他們認為，只有最強烈的挽救措施才能對其有所遏制，但這樣的措施可能會加劇嚴重的衰退。例如，索羅斯指出：「現在，信貸擴張之後必須緊接著一段時期的收縮，因為部分新的信貸工具和做法是不成熟的、不可持續的」，但他又擔心其結果可能不僅是美國的衰退，而且是世界性的蕭條。 衰退的擴散增加了金融部門的問題，並將這些問題擴散到部分生產性部門。它使得所有類型的規模很大的借款人無法收回足夠的借款，以此償還它們所欠下的款項，紐約大學斯登商學院的諾瑞爾?饒比尼(Nouriel Roubini)認為，由於存在著「一個惡性的循環：嚴重衰退使得金融領域的損失更為嚴重，而金融領域大量且不斷增加的損失以及金融體系的崩潰反過來又使得衰退甚至更加嚴重」，所以「(出現)『災難性的』金融和經濟後果的可能性越來越大」。 這些憂慮可以解釋美聯儲和布希政府的做法。他們害怕危機會加深，因此他們以一系列的利率削減以及減稅政策——除了最富的那批人之外，它對誰都沒有好處——而在向經濟體系大量地注錢。這種做法已經導致華爾街指責伯南克是一個「凱恩斯主義者」。

這樣一種政策實際上等於以吹起另一個泡沫來試圖應對這一個泡沫的破滅。但是，當世界範圍的糧食價格正在瘋長以及石油價格創下歷史紀錄之時，這有可能會增加通脹壓力。在美元幣值相對於如歐元這樣一些貨幣的幣值已經在下降之時，它還有引發人們喪失對於美元幣值信心的風險。美國當局願意承擔這一風險，願意接受它將導致的對美國全球霸權的潛在損害，這些都表明了美國當局認為情況已經十分危急。 然而，這種方法有失敗的跡象。它面臨著主流凱恩斯主義過去在試圖應對危機時所困擾著它的所有那些問題。削減的稅收與人們現在面臨極大償還壓力的私人貸款根本不在同一個規模，而利率的降低也沒有產生效果。正如沃爾夫岡?門采爾(Wolfgang Muncher)所指出的：「美聯儲已經將短期利率一共降低了225個基點，但美國消費者和公司的借款成本卻上升了。歐洲央行堅持將短期利率維持在4％，但向消費者和公司收取的利率也已經提高了。」 要有不限於短期的效果，美國政府就要在人們的口袋裡放進足夠多的錢，不僅足以吸收世界範圍內儲蓄超過投資的剩餘部分，還能讓他們放心地無需為了在蕭條的打擊下自保而存錢。給予銀行或者人們花錢的動機與確保他們會花錢並不是同一件事情。這就是主流經濟學家們為什麼在引用著凱恩斯的這句警言：你「無法推一根繩子」。 這也是為什麼主流的評論人士確信美國政府將被迫採取更大的動作的原因。因此，瑞銀集團下屬金融服務公司的首席經濟顧問喬治?馬格內斯(George Magnus)指出：國有化諾森羅克銀行 (Northern Rock)的成本「與我認為美國將要採取的那些動作相比較而言只是小菜一碟……向美國的房屋所有者們施以援手是我能想像的幾乎完全肯定會發生的事情。房產抵押貸款上的損失是如此巨大，人們對房產市場上房屋回收率和債務拖欠率……說得如此之多和估計如此之高，尤其是在這樣一個總統大選之年，我覺得完全不可避免地會採取強有力的行動」。 但馬格內斯還是認為，與1998年長期資本管理公司的對沖基金崩盤、1987年的股市崩潰和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機相比，這次危機要嚴重得多。「這次危機不同於它們：(1)因為它規模大：(2)因為它波及面廣；(3)因為它事關清償力而不僅僅是流動性。清償力與僅僅是流動性問題相比要求有完全不同的政策方法」。當企業有盈利但缺乏現金支付馬上要付的賬單時，會發生流動性危機；當它們在經營中遭受損失時，出現的是清償力危機。 門采爾視這次危機為「具有高度傳染性的清償力危機」，他覺得，「我們最終將只得在一定程度上結合採取如下行動：監管方面的救濟、財政上的施以援手、國有化的行動，還有那些並沒有大到不能破產的金融機構的大量破產」。 兩個噩夢困擾著這個體系的捍衛者們。一個是1929年至1933年的大蕭條。這次蕭條並沒有完全失去比較意義。20世紀20年代所發生的事情與最近幾年發生的事情之間存在著相似之處。它們的利潤率都因剝削的加重而暫時沒有從此前相當低的水平上降下去，但這造成了生產和消費之間根本性的不平衡，在一段時間裡靠的是投機、資源的非生產性使用和對金融消費的放貸來加以填補的。當時和現在一樣，只有泡沫破裂，人們才感覺到這種根本性不平衡的存在。 然而，有一個重要的不同。美國的政府開支，尤其是軍事開支，今天要遠高於當時。正如此前所指出的，這在最近幾年與私人借貸一起在維持需求方面發揮著作用。只要美國這個國家不破產，這種政府開支就提供了一個下限，美國經濟水平就不會低於此下限。不過，較弱的資本主義國家可能就不會如此幸運了。 第二個相對不是那麼太可怕的情形發生於20世紀90年代早期的日本。建立在房地產泡沫基礎上的繁榮破滅了，導致了經濟長時期近乎停滯，在16年後尚未走到盡頭。日本銀行遭受的損失與美國迄今為止所遭受的損失大致處於同一水平(但美國的損失在幾個月里很有可能會翻番)。儘管如此，大部分的主流評論人士都是急切地強調今天的美國不同於當年的日本——特別是美聯儲沒有犯日本央行所謂的「錯誤」。但這取決於這樣一個假設，即這兩次危機的根源都純粹限於金融領域，而不影響到經濟體中生產性部門。事實上，生產性部門中的盈利性問題在日本的危機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這些問題對於現在所發生的也是關鍵性的。 當然，雖然增長極其緩慢，但日本的資本主義存活了下來。但與此類似的長時間停滯對於美國會有重創性的影響，加劇在其工人階級之中可以感受到的、迄今為止尚屬分散的怨恨情緒，並且會進一步動搖美國的全球霸權。面對著這樣的可能性，掌管美國的那些人正在拋開他們對世界其他地方鼓吹的那些新自由主義信條，他們這麼做就真的不那麼讓人感到奇怪了。 政治影響 現代世界裡的經濟危機總是具有政治上的影響。這是因為儘管對於全球化有著大肆的宣揚，但最大的那些資本主義企業仍然以國家為基地開展經營。每一家企業都依賴於它自己的民族國家保護其利益，對抗以其他民族國家為基地的跨國公司對手的利益。這在危機之時尤其如此。 因為危機對全球資本主義的各個部門的影響各不相同，所以各國政府和央行的應對政策有著不同的方向。因此，在過去的8個月里，美聯儲一直在向經濟體之中注錢及大幅削減利率；英國政府、英格蘭銀行和歐洲央行在試圖限制公共開支並保持高利率；中國則因擔心通脹(以及民眾的騷亂)而在努力放緩其經濟增長。 如果危機變得更為嚴重，各國政策的導向會變得嚴重不一致，每一個國家為了使自己得償所願都力圖向其他國家施壓。過去，美國往往能利用它對歐洲和日本政府的影響，讓它們接受它在解決自己的問題時所帶來的部分痛苦。最有名的例子是23年前的「廣場協定」，通過這份協定，歐洲人和日本人同意共同採取行動，降低美元的國際價值。美國能夠得償所願的一個原因是，其他國家當時依賴於美國的金融力量和軍事力量。 美國這次將試圖施加類似的壓力，但它的地位已經不如從前。增長最為迅速的國家經濟體己經不再是日本而是中國——而中國完全不像日本過去(現在仍然如此)那樣在經濟、金融和軍事上依賴於美國。可以預見的是，美國政府將運用它所掌握的其他工具，從而力圖彌補它目前在經濟方面的弱勢。這意味著美國將表明，它擁有決定世界上許多地方事態的軍事力量，這還意味著針對那些可能會擋住它的路的其他大國，美國密集的意識形態攻擊將會升級。還可以預見，他們將製造更多戰爭。 我們可以預見英國將出現進一步的政治動蕩，這恰恰是因為：其經濟在過去的20年里已經變得比其他任何一個發達工業國都更加依賴於金融作為利潤的一個來源(以及就業的一個核心)。沃爾夫岡?門采爾甚至認為：「英國的經濟即將遭遇至少和美國經濟一樣大的——甚至可能更大的——下滑，這是因為它的住房市場的泡沫甚至更大，而且因為它的金融部門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更大」。 英格蘭銀行行長默文?金(Mervyn King)對這些問題所做出的反應是，號召大家「要真正地降低我們的生活水準」。當然，新工黨想通過繼續減少公共部門的真實工資在至少兩年時間中做到這一點，即使現在的糧食和能源價格高漲，即使那些最近幾年憑著抵押貸款利率下降而買房的人面臨著住房成本的大幅上升。 不可避免的怨恨情緒可能會對意識形態造成巨大的影響。對於在持續時間不管多短的繁榮期里提出的資本主義有多麼神奇的說法，任何一次衰退都會暴露出它們是無稽之談。這個體系的堅定捍衛者馬丁?沃爾夫擔心「金融體系的脆弱性與它給內部人帶來的巨額回報彼此結合，將會在全球範圍內摧毀甚至更為重要的一點——市場經濟本身的政治合法性」。 對於「合法性」的這種擔憂，說明了新工黨為什麼試圖避免對諾森羅克銀行實行國有化，而且即使已經很明顯，這是防止會對金融體系其餘部分造成損害的崩盤的惟一辦法，但 它還是極力避免這樣做。這樣的國有化並不必然有害於資本主義。從20世紀30年代早期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甚至對於部分最為右翼的政權來說，部分國有化都是一個典型的特徵。在目前這個時期，它也並非某種罕見的反常行為。在過去的20年里，各國政府，包括那些被稱作「新自由主義」的政府，都曾一再地在資本家的掌聲之中把處於危險中的國家銀行體系的某些部分拿過來，由自己進行經營管理(比如20世紀80年代早期的智利、20世紀80年代後期的美國和20世紀90年代的日本)。 然而，這樣的行為與利用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試圖將當前階段的資本主義合法化形成了鮮明的矛盾。這一意識形態將市場描繪為一種效率超群的機制，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可對其進行干預。每一次實行國有化，甚至是最為徹底的資本主義形式的國有化，都受到了挑戰。實行國有化就表明了人類有意識的行為可以取代市場的所謂自然的法則——而且它讓人們不禁發問：這種行為為什麼不能從人民大眾的利益而不是資本的利益出發？ ［嵇飛：上海社會科學院］

次貸危機與當代資本主義危機的新特徵

作者：嵇飛 譯

作者：國外理論動態

英刊《國際社會主義》2007年冬季號刊登了對英國著名左翼經濟學家考斯達斯?拉帕維查斯（Costas Lapavitsas）題為《信貸吃緊》的訪談錄，分析了當前世界經濟次貸危機發生的深層原因。認為今天處於真正積累的核心的大企業越來越少地依賴於向銀行借貸，投資所需資金日益由企業自己的利潤提供。結果是金融機構在過去的20到30年里只得尋找其他的利潤來源，即積極從事於消費信貸和住房信貸的擴張，這導致金融變得相對獨立於生產性企業且增長迅速，越來越具有強烈的製造金融泡沫的內在動力，這是次貸危機發生的根本原因。拉帕維查斯還認為，新自由主義在所有的方面都推動自由放任，卻通過中央銀行制度高度調控貨幣政策。但是這樣的調控看來已經不再能奏效，例如日本這一世界上第二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用了15年時間也沒有擺脫困境。當前的次貸危機也是這種性質比較嚴重但規模還要大得多的危機。只有社會關係的深刻調整才能擺脫這次資本主義危機。文章主要內容如下。 問：您能解釋當前的以次級抵押貸款為中心的危機是如何在美國經濟中形成的嗎？ 答:與所有的信貸和金融危機一樣，這次危機的根源要往前推一點。紐約發生「9?11」襲擊之後，金融市場瀰漫著動蕩和恐懼。為引導美國經濟和世界經濟走出緊張，出現了利率的削減和信貸的放鬆，鼓勵人們借貸以維持需求。 銀行利用了這一點，開始推動住房抵押貸款。在過去，得到抵押貸款或者大部分其他貸款都是一件相當靠關係的過程。借款人要接近銀行人員，與他們拉攏關係。美國和英國的部分中小規模的借款人甚至要請銀行人員一起吃飯，加入與他們相同的當地俱樂部等等。但在過去的20年里，特別是在過去的7、8年時間裡，這些做法已遭廢棄，現在的信貸評估已經變成了一個具有偽科學性質的數量過程。 當抵押貸款的申請以此作出判斷時，銀行所需的就只是一個數字，而不是長期的人際關係。只要借貸看來進行得順利，它們就有降低基準分的動機。而隨著來自其他銀行的競爭日益激烈，它們就不斷地降低放貸的標準。這極大地推動了次貸危機的形成。 問：里卡多?貝羅費奧里（Riccado Bellofiore）稱消費者債務的形成是某種「私有化了的凱恩斯主義」。 答:這種說法當然有正確的成分。萬一正在演進之中的這場危機變為了一輪衰退，甚至還會有人要求更多地採取這種做法。這種受到凱恩斯主義啟發的應對方式從未退出歷史舞台。這也是美聯儲在2001年之後的美國所做的。他們知道如何採取這種做法作為應付危機的一種短期措施，但經濟體對於目前這場危機的長期反應完全有可能會非常嚴重。 問：金融活動的日益複雜性對於加劇這場次貸危機起到了什麼樣的作用？ 答：次級抵押貸款債務的市場並不是很大。沒有人知道它到底有多大，但它不超過美國當前未償抵押貸款債務總額的15%到25%。當然，這已經夠糟的了，但使得它成為一場潛在的重大危機的，是過去15年到20年間金融領域裡出現的更為一般的趨勢。一旦銀行發放了抵押貸款——所依據的是「科學的」信貸評分——它們便進而出售這些貸款。換言之，它們視貸款為保證會給任何擁有它們的人帶來一筆筆利息回報的資產。這就是「證券化」的實質——出售一張張對於各筆獨立貸款的利息回報擁有索取權的紙。 各種各樣的新機構出現了，開始專門從事此項工作。它們在2001年之後的低利率環境中獲得廉價的信貸，用它來發放貸款，然後對這些貸款進行證券化。其他金融機構也利用廉價的信貸購買新債券。還有其他一些金融機構對其中的幾種債券進行組合，形成甚至更為複雜的、「綜合性的」債務抵押債券，給予其持有人此前債券利息的索取權，以此類推。在這樣一個結構錯綜複雜而且不透明的世界裡，全世界的所有主要金融機構很快就發現它們自己持有了含有部分次級抵押貸款的債券。 因為資本主義的信貸是如此運作的，所以美國經濟一開始的微恙如雪球般越滾越大。由於它擴散的範圍如此之廣——資產在最終會回到次貸市場的其他資產的基礎上製造了出來——銀行資產的估值，以及最終而言銀行的清償能力，都已經變成嚴重的問題。 評估與這些資產有關的風險的信貸評級機構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它們是證券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要讓買方有任何一種信心購買證券化的資產，就只能由某個獨立於賣方的人出來說：「是的，它們代表了未來良好的利息流」。這就是評級機構的作用。債券的賣方找上它們，所以它們有很大的壓力，要證明賣方所做的事情是對的。不管如何，如果你是穆迪評級公司，要你對花旗銀行說「你要證券化的資產是一堆垃圾」可不是那麼容易做到的。如果評級機構這樣做的話，它們就有失去業務的風險。現在看來，它們並沒有對要證券化的貸款進行任何認真的調查就給出了「3A」的評級。 不過，更廣泛而言，這次的危機並非評級機構運轉不靈造成的，它是市場失靈的結果。按理應該對拿出來出售的每一樣東西進行評估並做出恰當定價的金融市場明顯地失效了，而且它是顯著地失效了。不錯，各種機構在其中都有份，但真正應該指責的是整個的體系。無論如何，銀行在資本主義經濟中發揮的一項核心職能，按道理應該是在向借款人借出最終屬於存款人的錢之前，對這些借款人進行檢查。銀行有什麼理由將這一職能轉給某個顯然並沒有做好這件事的別人？在當代金融市場中，難道有任何人會對借入其他人儲蓄的那些人的償還能力做出適當檢查嗎？ 問：馬克思區分了兩種類型的金融危機。有些只是造成了恐慌的表層小問題；其他的則反映了層次深得多的問題。很容易把這兩種危機混為一談。所以1987年股票市場的崩盤只造成了一個月左右的絕對恐慌，然後，一年後似乎就消失了。這一次的危機有多嚴重？ 答:馬克思的觀點對於理解和討論今天的金融危機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導意義。金融危機是當代資本主義的一個永恆特徵。每過幾年就會出現一種或者另一種類型的金融危機，而且正如你所說的，有些轉眼就過去了，有些則有長期的、可怕的後果，比如日本15年前開始的那場危機。甚至到了今天，日本還沒有恢復到以前的水平。 所以真正的問題是我們現在所見到的是一場轉瞬即逝的風暴還是一場日本式的危機。進一步的問題是當代資本主義為什麼不斷形成這些危機？ 對於第一個問題的回答，我分析截止目前所發生的事情所得到的感覺是，這可能將是一場深入而持久的危機。世界上大部分的金融機構都持有一些有問題的債券，或者是發放了有問題的貸款。在這些壞賬都顯現出來並且都得到處理之前，所有這些機構在發放新信貸上都會受到限制。而如果不容易獲得新貸款的話，資本主義經濟就不會良好地運轉。 然而，在他們處理壞賬問題之前，他們要知道這個問題有多大。沒有人知道它有多大，原因我前面已經提到。但他們處理這個問題的時間越長，這次危機持續的時間也就越長。 還令人感興趣的是，那些掌權者所做出的反應到目前為止與日本當局在20世紀90年代早期的反應是類似的。當時，日本人受到指責，說他們並不稱職。他們一開始沒有意識到銀行持有如此之多的壞賬，然後又試圖對此加以掩蓋，裝作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後來，他們對房地產市場進行了凍結。他們只是逐漸地才承認問題的涉及面是如此之廣。同樣，美國當局用了3個多月的時間才認識到問題的涉及面如此之廣。他們現在也在說要凍結次貸市場的利率。 但我並不認為有任何明顯的方法可以應對這些問題，即使是充分認識到了問題有多大也是如此。例如，在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的吩咐下，美國的大銀行一直在試圖組建一個「超級基金」，由其收購壞賬並幫助銀行改善它們的資產組合。這是銀行對這類問題的經典反應——我們在英國20世紀70年代早期的次級銀行危機之中就看到了類似的東西。與當時英國的情況相類似，美國那些健康狀況較好的銀行現在拒絕向這樣一個基金出錢，它們問道：「我為什麼要把你的問題拿到我的資產負債表上？」

問：當您在本刊主辦的最近一期政治經濟學研討班上授課時，您指出最近以來發生過股市危機和貨幣危機，但這次是銀行危機。您能對此稍微多做一點說明嗎？ 答：這就是我為什麼不斷提到日本20世紀90年代那場危機的原因。在10年的時間裡，西方的各種評論人士都指出：「日本那場危機發生的原因是日本人的不稱職。」但日本的那次危機是一次真正的銀行危機，而西方經濟體中很長時間都沒有出現過真正的銀行危機了。 銀行危機不同於股市危機。股票市場基本上是一個可借貸資本的市場，公司通過這個市場購買其他的公司。價格以預期為基礎，具有很強的虛擬成分。此外，可借貸資本的實際交易量相對很小。股市的蕭條對公司和銀行當然有可能會造成某種損害，但其影響也可能是有限的。 銀行，特別是大型商業銀行，就不同了——因為它們創造了新信貸之中的大部分，因為它們創造出貨幣，所以它們是資本主義金融體系的基石。它們與養老基金之類規模類似的其他金融機構不一樣。如果銀行有壞帳且無力解決，那麼整個的金融體系都無法良好地運轉。 這就是我們現在正在看到的。這場危機的震中是貨幣市場，它自今年8月份以來就無法正常運轉。貨幣市場是銀行之間相互進行借貸的場所，它對資本主義金融而言至關重要。貨幣市場的借貸使得銀行具有靈活性，是對它們出售的產品進行定價的一種可靠途徑。如果貨幣市場運轉不靈，那麼銀行就無法良好運轉。自8月份以來，貨幣市場從完全停頓發展到勉強維持。原因很明顯，銀行之間彼此互不信任，這是由於它們全都持有受到次級貸款玷污的資產。貨幣市場上嚴重的不確定性意味著金融體系越來越難以創造新的信貸。 問：信貸體系的這場危機會如何傳導回生產性資本這個更為廣泛的體系？ 答：今年的幾場危機顯著不同於馬克思所分析的19世紀的那些危機，也非常不同於我們當中的許多人有過親身體驗的20世紀70年代的那些危機。傳統上，銀行借錢給生產性的企業，而銀行的利潤是生產之中產生的剩餘價值中以利息支付給它們的那一部分。今天處於真正積累的核心的大企業越來越少地依賴於向銀行借貸，而且它們也越來越少地依賴於一般而言的外部融資。投資所需資金日益由留存利潤提供。結果是金融機構在過去的20到30年里只得尋找其他的利潤來源。這意味著它們日益進入與價值和剩餘價值的生產並無直接聯繫的領域。 這導致了金融變得相對獨立於生產性企業且增長迅速。而真正的積累和價值生產的過程的增長完全沒有達到相同的程度。 所以發生的是銀行積極從事於消費信貸和住房信貸的擴張。它們還變得遠比以前更多地涉足為公司和其他組織參與金融市場提供便利。銀行並不直接向大企業借貸，而是幫助它們在公開市場上發行股票、債券和其他證券並為此而向它們收費。消費信貸、抵押貸款和費用收入是銀行利潤增長最為迅速的來源。 在這一背景下，銀行幾乎具有製造泡沫的內在動機，在它們發放消費信貸和住房信貸時尤其如此。如果銀行指望著越來越多地靠從工資和薪水之中提取的利息獲得它們的利潤，而非以剩餘價值為其利潤的來源，那麼它們就會遇到一個問題：無人能保證工資和薪水在未來會持續增長。實際上，美國的真實工資在過去的20年里一直停滯不前。 換一種說法，銀行如果只專門對作為私人的個人進行借貸，那麼它們的選擇面便具有固有的局限性。它們能夠通過竊取工資收入中更大的一部分而增加自己的利潤，但顯然這是有限度的，尤其是真實收入如果並不增長的話。銀行還可以製造資產價格泡沫。如果金融資產的價格上漲了，那麼銀行就能夠以資本收益和可靠的借貸為借口吸引更多的個人進入市場，從而獲取額外的利潤。比如說，如果銀行製造了一個住房市場泡沫，那麼即使人們的真實收入並不必然在增加，他們看起來也比以前有錢了。更多借款者在吸引之下進入市場，或者原有借款者負債程度提高，這樣的話，銀行因將全部個人收入之中的更大一部分轉變為可借貸貨幣資本而獲取額外利潤。 這些泡沫破裂之時，最先感受到緊縮之痛的是工人和其他過度借款的人。美國有數以百萬計的人在今明兩年已經或者即將失去住房。令人震驚的是官方直到目前對他們的困境仍不置一詞。但隨著工人以及其他人被泡沫的破裂所傷害，消費也受到了影響，而這對於真實積累也具有連鎖效應。 很明顯，這不同於經典的馬克思主義分析所描述的那個機制，即資本主義企業借錢過度擴張生產，無力售出其產品，因而無法償還其欠下銀行和其他機構的債務。這些企業進而被迫縮減其產出，甚至可能破產。目前的這次危機具有不同的機制。它對真實經濟將造成影響，但影響的路徑將會非同尋常。 問：看來您所談論的是這樣一個體系：工人的工資被壓低了，而為了消費資本主義企業所生產出來的所有商品，有必要以不斷上漲的住房價格讓消費者們的支出超過他們的收入。當這個體系陷入危機之時，它便再也無法消費生產出來的每一件商品。然後這對真實經濟造成影響。 答：更好的一種理解方式是這樣的，銀行之所以對消費者借貸，是因為它是目前獲取利潤最簡單的一種途徑。真實工資止步不前，借貸造成資產價格不斷上漲，而隨之形成的泡沫是維持借貸和造成盈利表象的途徑。不過，最終而言，銀行要從工資和薪水之中取得它們的利潤的增加部分。最近幾年被美國銀行拿走的個人可支配收入的比例數字就很能說明問題。根據美聯儲的數據，個人可支配收入之中用於清償債務部分所佔的平均比重從1983年前期的15.6％穩定增加到了2007年6月份的19.3％。 問：其中的原因是金融資本在生產領域的獲利渠道比以前減少了嗎？ 答：我可能不會這樣進行表述。與其說真實的積累沒有為銀行的借貸產生足夠的盈利渠道，還不如說生產性資本日益得以通過利潤留存，或者通過在公開市場上以債券和其他金融工具直接借款，滿足其融資的需要。這一點在傳統上依賴於大銀行提供融資的日本公司身上表現得很明顯。如果它們現在為了投資而需要獲得外部融資，它們更有可能在國際市場上發行債券。銀行被擠出了這一業務，所以它們只得為自己尋找其他的盈利渠道。 還應指出的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銀行通過管理銀行賬戶、匯款、提供支付、保管資金等等業務從個人那裡獲取了相當可觀的利潤。這些業務都是簡單的資金交易活動。 簡而言之，在過去的10到12年時間裡，銀行的盈利非常可觀。通過向普通人進行借貸，或者通過管理支付和存款，它們獲取了這些人的工資和薪水收入之中的很大一部分。很自然有人會問：「銀行在從事這些銀行業務的時候至少是有效率的吧？」對此的回答是，根本沒有證據表明它們有效率。事實上，主流經濟學家對美國和英國銀行所進行的實證研究一直以來都顯示了銀行的無效和價格高昂。任何曾經試圖通過銀行從英國向國外匯款的人都知道我的所言不虛。 問：馬丁?沃爾夫以及在《金融時報》上發表文章的其他各類作者，一直都在引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兩年前有關全球收支的一份研究報告里的數字。從根本上而言，他們認為這次危機的根源在於資金從東亞橫跨太平洋轉移到了美國——而現在資金則從美國企業那裡轉移到金融市場之中，這造成了大量的現金在尋找出路。 答：這是整個問題之中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我們知道，從全球範圍來說，某些國家一直在產生數量龐大的盈餘，其中主要是中國，印度的規模要小很多，在過去的兩三年里石油輸出國也日益如此，此外還有俄羅斯和海灣各國。石油輸出國總體上現在可能已經超過了中國。這些金融盈餘產生於貿易收支盈餘。至少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除去石油輸出國以外，這又是一個全新的而且病態的現象。發展中國家在其發展的早期階段不應積累收支盈餘，因為這些盈餘意味著它們正在以超過投資的速度積累儲蓄。資本主義的發展不應該這樣進行。包含大範圍貧困的國家當然不會因此而擴大需求和創造工作崗位。

儘管如此，這些盈餘來到了國外，主要是美國，那裡的儲蓄已經崩潰，而消費相對於收入則處於前所未有的水平。盈餘之中的絕大部分由發展中國家的央行購買了美國政府債券。這些資金代表著一種形式的窮國對美國的借貸。然而，大量的資金看來也流向了證券化的資產，因而最終支撐了證券化和次債借貸的爆炸性增長。 這造成的一個後果是，這次危機真正是一場全球性的危機。現在，世界各地的金融機構都持有著極為有問題的資產。不僅僅只有美國如此。我們目前無法知道它所發生的程度到底有多大。只有隨著危機的展開，這個問題才會變得清楚。 在逆轉這些高度病態的全球資本流動方面，這場金融危機很可能是一個里程碑。我的預期是美國的儲蓄在近期將會出現相當顯著的增長。美國人在消費花銷上的瘋狂將從根本上結束。隨著美國貿易收支的改善和出口的增長，美國的對外赤字已經在下降之中。當然，其最為主要的原因是美元的價值已經崩潰。 世界範圍內的影響並不容易判斷。但看來很顯然的是美元將繼續付出代價，而這將會對美國的霸權產生影響。石油生產國的那些規模超大的主權基金——它們管理著在過去兩三年里隨著石油價格漫過房頂而積累起來的盈餘——已經在叫嚷著要拋掉美元，購入以日元或者歐元計價的資產。如果這種情況大規模出現，那麼美元作為首要儲備貨幣的地位就會遭受沉重的打擊。 讓人感興趣的是，美國的統治階級似乎並不認為這是它目前所面臨的主要問題。面對著國內的危機和美元地位岌岌可危，他們選擇了放棄美元。這表明了美國的統治階級目前所感到的擔憂——即擔憂國內經濟狀況失去控制。 問：如果美國消費者的支出下降，這難道不會對如中國這些看來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對美出口的國家產生很大的影響嗎？ 答：我不太情願討論這個問題，這是因為在某種程度上而言，中國的國內考慮受到了其他決定性因素的推動。在某個時刻，中國的統治階級將不得不面對國內需求不足這個問題。他們將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我不得而知。美國市場的緊縮可能會促成他們將精力重新投入到國內經濟上來。這就是《金融時報》上對於「脫鉤」的全部討論。 我對中國經濟的知識並不那麼具體，但我確實知道，根據中國的數據，投資支出十分巨大。進一步擴大投資的可能性並不很大。另一方面，增加消費者的消費則要求對收入進行巨大的再分配，對於社會福利採取一種不同於以往的處理方式，以及改變公共物品的提供等等。簡而言之，它涉及中國這個國家要完全重新思考如何與工人階級發生關係。因此，它會帶來政治方面的深層次問題，而且它也根本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問：對於中央銀行的作用及其與國家之間的關係，您可否詳加闡述？ 答：我們已經經歷了30年時間的自由化和全球化。我們從金融機構以及與它們有關的每個人那裡所聽到的是國家是無關緊要的，國家無法抵制市場，還有其他各種各樣的陳詞濫調。但在出現危機時，它們就要求國家出面拯救它們，諾森羅克銀行（Northern Rock）崩盤時英國所發生的正是如此。因而很明顯，有關國家無關緊要的說法是意識形態性的。真正的問題是理解當今的國家如何運作，它的作用發生了何種變化。 中央銀行在這方面十分重要。國家和統治階級非常聰明。央行的獨立性——也就是說，將貨幣方面的決策從提供了某種監督的選舉過程之中獨立出來——是它們一方的聰明之舉。貨幣政策成了專家們的專屬領地，公眾對此不可置喙。這是無稽之談。正如稅收政策要經過公眾的討論、要受制於大眾的要求和階級鬥爭一樣，貨幣政策也應該如此。 這方面沒有得到很好理解的一件事情是，儘管在過去的20年到30年里出現了各種各樣的放鬆管制，但央行對於最終支付手段的壟斷一直都沒有受到挑戰。確實可能出現了極為不錯的金融創新，但只有央行才被允許發行其他所有形式的貨幣最終都要兌換成的法定貨幣。換言之，自由市場這一意識形態在所有的方面都想要自由的市場，但貨幣除外。這是新自由主義核心層面的最深層次矛盾。如果你是一個真正的自由主義者，如果你真的相信市場是這麼偉大的一個東西，那麼你也應該讓它來組織貨幣，因為貨幣是資本主義經濟的一種關鍵商品。為什麼除貨幣以外的每一樣東西都應該有自由的市場？新自由主義最終說來並無邏輯可言。在面對這個問題時，主流經濟學家對於任何想要讓自由市場來決定貨幣發行的人都只是簡單地斥之為狂熱的異端。但如果你指出既然對貨幣有監管，那麼對更為廣泛的經濟為什麼不也進行監管，你就會被稱為「極端主義者」。 因而貨幣市場完全由央行所主導，由它發行法定貨幣並因此為其他銀行提供流動性。這在金融體系之中給予央行以巨大的權力。對於央行來說，貨幣是其他所有機構為清償其賬戶都必須持有的。它是價值的最終體現，正如馬克思針對更為一般的貨幣所指出的。央行控制了其供給，因此能夠決定性地影響整個經濟體之中的利率。 但我應該強調指出，儘管央行目前確實非常強大——很可能比資本主義歷史上的其他任何時期都更為強大——但這並不意味著它能為所欲為。央行的弱點及其權力的局限性在諾森羅克銀行的災難期間表現得很明顯。 日本的例子看來證明了統治階級可能會陷入難以擺脫的困境。世界上第二強大的資產階級，而且是一個非常自為的資產階級，用了15年時間也沒有擺脫困境。《金融時報》的部分作者對於美國的統治階級可能陷入相同的境地有著模糊的擔憂。或者以諾森羅克銀行為例。英國政府投入諾森羅克銀行的錢竟然損失了一半，實在令人難以置信。這意味著情況比我們之中的部分人在8月份所想像的還要嚴重很多。 中央銀行是一家銀行。雖然聽上去可能匪夷所思，但央行也會破產。至少它們不能總是購入一文不值的資產，因為這樣的話，它們自己的資產負債表就會開始不堪入目。這對英格蘭銀行和諾森羅克銀行造成了影響。英格蘭銀行以諾森羅克銀行的資產為抵押對其發放了貸款，而諾森羅克銀行的資產只是它過去發放的各種抵押貸款和其他貸款。如果諾森羅克銀行的這些資產變得一文不值，英格蘭銀行就會損失巨大。為了不嚴重影響它自己的財務健康，它肯定無法考慮以同樣的條件再向兩三家銀行放貸。 現在再乘上一個很大的乘數，你就會看到本?伯南克在美聯儲所面臨的潛在問題有多大。美國的銀行在過去幾年裡購入了大量有問題的紙面資產，現在它們是坐在一座隨時會噴發的火山的頂上。它們已經沖銷了500億美元，而進一步的壞賬的估計達到了2000億美元到5000億美元不等，有些人估計甚至有幾萬億美元之多。它們將需要額外的融資來應付這個問題。儘管美聯儲能在組織融資方面發揮關鍵性的作用，但它不能直接提供這些資金。當然，國家的其他部門最終會參與進來，提供額外的資金，豁免貸款，諸如此類。但這些都是最後的迫不得已的干預措施，它們往往會產生巨大的政治和制度成本。這不是統治階級所想要面對的，因為它非常清楚地揭示了階級權力的本質，而且它也無法保證問題能夠順利得以解決。 換一種說法，央行對於解決當前的這場危機至關重要，但它們在短期內並不必然能夠解決這場危機。這是資本主義發展的矛盾性的經典案例。即使在央行權力最為膨脹之時，人們也能看到它顯而易見的虛弱性。伯南克看上去就像一個處於風雨飄搖之中的可憐人，不知道將何去何從。與格林斯潘相比，這從根本上來說不是他個人的缺陷所造成的。他在學術上的水平顯然遠遠超過了格林斯潘。問題之所在，是圍繞著他的這場風暴的本質。 我最後還想再加上一點，這一點我之前曾經間接地提出過。我認為左派所應該堅持的是，信貸和貨幣政策應構成批判、探究、公開辯論、階級鬥爭和提出激進要求的一個合法領域。貨幣政策對於當代的資本主義而言至關重要。與此同時，金融所造成的混亂的代價卻要由美國、英國和其他地方的普通人來付出。左派應該強調，他們有對信貸和貨幣政策行使監督和控制的民主權利。 [嵇飛：上海社會科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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