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興錢家：近代學術文化家族（掌閱）
1943年元旦剛過，北京的八道灣周宅內，周作人尚不知道他在教育督辦的位置上已是時日無多。這一天，他在杭州清波門內的書店訂購的書照例寄到。其中一個手寫長卷得到了周作人的特別重視，第二天的上午，他仍在給這一長卷寫題記。如今，這冊由周作人題封面，加蓋著「苦雨齋藏」印，名為《歸安錢竾仙先生手書玉壺清話》的周氏收藏，靜靜地躺在國家圖書館的古籍部里。冊末周作人的題記如下：民國三十二年一月三日，從杭州書店得此冊，凡三十六開，價新法幣三十元，合此間才值十二元也。惜次第凌亂，因對照原書為之釐正。竾仙先生為念劬、玄同兩先生之先德，今日得見遺迹，不勝忻幸，因記。時一月四日上午，周作人。周作人對於這一冊東西的重視，不是因為其本身的價值，只是因為它是舊友錢玄同父親的手書。對錢竾仙作品的鄭重其事，對周作人來說，是對四年前去世的亡友錢玄同的一份紀念，在更大的範圍上，則也是周錢兩個家族長期交誼的一種體現。
錢玄同的父親錢竾仙，名振常，是同治十年（1871）的進士。那一科中名人眾多，瞿鴻禨、勞乃宣、張佩綸的名字在晚清都是擲地有聲。而同年中還有一人就是周作人的祖父周福清。同年關係，在那個時代是一種重要的社會資源，在中上層士人的人際網路中，同年的分量舉足輕重。不過，在中進士以後，錢振常做了京官，而周福清外放縣令，二人從此殊途異路，再後來，錢振常辭官南歸輾轉於從紹興到蘇州的各個書院，以教書為生，學生中以蔡元培最有名，周福清卻因科場案下了大獄，魯迅由小康而入困頓的少年記憶也因這一事件而拉開帷幕。不同的仕宦道路使得當年錢振常和周福清這兩位同年關係的親密程度相比他們的下一代來說，肯定是大為遜色。
周錢兩家的下一代當中，周樹人、周作人昆仲和錢玄同的交誼不僅更進一步，更重要的是他們的交誼已經完全走進了此後歷史敘事中的舞台中央。從《東京民報》社的章門弟子到新文化運動的《新青年》同仁，周氏和錢氏的私人交誼直接映射出了波瀾起伏的時代思潮。《東京民報》社時，座上的老師章太炎正端坐在歷史的聚光燈下滔滔不絕，座下的錢玄同和周氏昆仲雖然其時尚是寂寂無聞的小字輩，但此時的秣馬厲兵終使他們在下一個歷史浪潮中名揚天下。新文化時代，紹興會館內槐樹下魯迅和錢玄同的談話，經由魯迅的《吶喊·自序》的描述渲染，如今早已經成為現代文學史和文化史最經典的場景。錢玄同的激情放言和怕狗的怦怦心跳，現在讀來仍是觸手可及。至於周作人和錢玄同雖不似當年魯迅和錢玄同那樣火花四射，卻是歷久彌深，在同輩人當中兩人可以說是互為密友，此種關係一直持續到1939年錢玄同去世。如果不算新中國成立後因大勢所趨而寫的大量關於魯迅的作品，周作人回憶錢玄同的文字算是最多的。
兩個家族的關係並不就此而止。上一代人的關係又自然向下延續到再下一輩人。周作人長子周豐一和錢玄同次子錢三強，是當年孔德學校時最要好的同窗，是學校籃球隊和乒乓球隊的最佳搭檔，校內課下，如影相隨，私交甚篤。只舉一例就可以看出當初周豐一與錢三強關係之親近程度：錢玄同給兒子三強取的名字原為錢秉穹，「三強」的來由，最開始即為周豐一給他起的綽號，後來經錢玄同認可，錢秉穹遂改名為錢三強，足證二人關係確非一般。
近代的學術文化家族現象
像周錢兩家這樣跨越三代，而不斷發生聯繫的現象，對於近代學術史和文化史背後無數相互交錯的家族網路來說，其實尚只是冰山一角。讀近代以來的知識分子的東西漸多以後，總會有這樣的感覺，隨便找個人物往往都可以發現上下左右，層層疊疊的家族背景。家族聯繫通過婚姻、師承、同年、同學、同事等諸多關係擴展成了龐大的關係網和明顯的傳承脈絡，這樣的網路和關係一直存在於知識分子特別是中上層知識分子當中。而這一現象的背後則是千餘年來，中國歷史上的學術文化家族的體制與精神在近代歷史上的不斷延展、蛻變和解體的過程。
自陳寅恪以降，家族視角成為分析中國傳統社會學術文化的一條重要路徑。特別是近十餘年來這一研究視角在文學和史學領域都有蔚然大觀之勢。其中以中古和明清兩個時段的研究最為集中。比如，經過陳寅恪、唐長孺、田餘慶、內藤湖南等幾代中外學者的篳路藍褸，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世族與文化問題的研究文獻已堪稱汗牛充棟。近年相關著作與研究論文仍不斷推陳出新，與此題目相關的文史專業博士學位論文每年都會有數篇。明清時期江南的家族與文化問題同樣是明清史學與文學研究的熱點。與20世紀40年代潘光旦的《明清兩代嘉興的望族》相遙望，90年代以來嚴迪昌、江慶柏等對明清江南世族文化的研究已顯周到深入。而大批的涉及士人、士紳、紳商的社會史著述中，家族向度也是基本研究內容。美國學者艾爾曼的關於明清常州庄氏今文學派的著作，更是樹立了將家族視角、思想史、社會史融為一體的研究典範。
已有的研究文獻除提供了一大批學術文化家族深入詳盡的個案外，更顯示了對中國傳統學術文化家族的研究已形成了一些很成熟的問題框架。比如學術文化家族與門閥制度、科舉制度、人口的遷徙、地域文化的形成、士林風氣的關係，比如將家族的研究與學術史、思想史、政治史的結合與貫通，等等。
百年家族叢書相較之下，近代學術文化家族在研究層次上與前近代的研究還不能相提並論。這樣的判斷並非因為學界對近代學術文化家族缺乏關注。相反，近代學術文化家族問題近些年正經歷著持續的出版熱。多家出版社策划出版了一系列有關近代學術文化家族的叢書。比如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由黃興濤主編的文化名門世家叢書，收有新會梁氏（梁啟超）、義寧陳氏（陳寶箴、陳寅恪）、常熟翁氏（翁同龢）、德清俞氏（俞樾、俞平伯）四種。此套書出版最早，作者不是家族後裔就是專門研究者，質量應屬上乘，影響也最大；長江文藝出版社2000年出版了中國近現代文化世家書系，收有俞平伯、翁同龢、馮友蘭、錢鍾書四種。和前一套相比，文學味道和感懷時世是其特色，而史料史實則稍顯疏闊；河北教育出版社和廣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起聯合出版的「百年家族」系列叢書收有30個家族，其中有相當部分是文化家族。該叢書設計更注意文學性、可讀性，但由於叢書的數量多，作者水平也難免參差不齊此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推出的中華文化世家叢書，按文化地理區域分江淮、江右、荊楚、中州、齊魯、燕趙遼海、三晉、巴蜀、嶺南、吳越卷、關隴，共十一卷。其中主要以古代為對象，也部分涉及近代文化家族。在諸多叢書之外單獨出版的相關史著則更多。與此同時，在一些介於學術性和通俗性之間的報刊，如《中華讀書報》、《博覽群書》上，也刊登了一些討論近代文化家族問題的文章，表明近代文化家族問題在文學界和史學界內已形成了一定的話語空間如馬斗全：、耿法：《學術文化世家為何消逝》（《中華讀書報》2004年12月8日），對近代學術文化世家的消逝問題的討論已較深入。與此相應，部分學者文化人，甚至有的省級政府有關文化建設的文件中都一再呼喚文化家族，提出要創造文化家族、學術世家成長的條件。
這種出書熱的背後，反映的是一種怎樣的社會思想的變化和需求呢？粗而論之，對近代文化家族的重視至少體現了以下幾方面的思想背景：對近代文化家族的重視從學術路徑上來看，應該是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思想史、學術史研究繼續深化的一個順理成章的結果，不管是否學術界真的經歷過了思想淡出、學術凸顯的過程，但將近代的學術人物或思想人物深入挖掘下去，家族背景自然會不期而至；從群體心理上看，近代文化家族詩書傳家的形象，給日益浮躁和異化的現代社會提供了某種審美滿足和心靈慰藉，是反思現代社會個體異化的一個很有感染力的參照系，這也是出版社願意推出這樣的系列書的原因，即有相對穩定的市場需求；從體制反思的角度看，學人甚至政府對文化家族和世家的呼喚，也體現了整個社會對現代的知識傳承現實的深刻不滿。特別是近年教育大擴張中，大學體制日益工具化、商品化，日益失去人文精神和自由理念，這也促使人們在傳統知識傳承體制當中尋找契機；從研究者的心態來看，除了前面有共通性的原因外，關注文化家族在近代的變遷和瓦解，實質上多少體現的是知識分子特別是人文知識分子對在市場經濟中日益邊緣化的焦慮；從家族後人的角度來看，在經歷過一再的疏離和反叛，在更加寬鬆的思考環境下，重新重視自己的家族傳統，是不少後代痛定思痛的選擇，這方面吳宓的女兒吳學昭就是一個典型。從早年的參加革命、教訓父親到現今的整理父親日記手稿，其中變化凸顯世道人心。
在數量上已至百餘種的出版物，毫無疑問已經展現出近代學術文化家族豐富的研究素材和巨大的研究前景，但相關的知識生產機制所帶來的缺點亦非常明顯。從外部而言，這些研究由出版社為主要推動力，較注意市場的要求，側重通俗性和傳記特點，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理論的提升。從課題本身而言，面對一個文化家族的個案，首先要把成員的基本生平事迹搞清楚，作好成員的個人傳記，這就容易滿足於「講故事」。而近代學術文化家族這一複雜現象也難以用一兩種現成的理論模型來解釋，理論的原創性不高，也限制了這一課題的學術層次和學術價值。所以雖然學術界內外都能夠看到近代中國的「一個個熟悉的、響亮的名字背後，往往也存在著值得重視的家族文化紐帶」。但深入析理這些紐帶，形成能超越家族個案的明確的問題意識，卻並不容易。對近代學術文化家族現象的社會歷史內涵提供有足夠說服力的解釋也就任重道遠。
除了因出版需求而形成的學術研究機制外，對近世學術文化家族研究滯後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近代學術文化家族還沒有與當下形成足夠長的時間距離，使研究者很少能夠站在相對客觀的角度深層次地探討這一問題，在大多數著作中，對近代文化家族的欣賞和惋惜成為作者和讀者共同的價值和情感期待，這多少限制了研究者能以更超然和客觀的態度解讀這一文化現象。不過另一方面來看，這些出版物和初步的討論已經提供了關於近代文化家族史的諸多個案，在資料的收集方面，具有相當的基礎，為近代文化家族進入更具學術意義的研究，以及類型學上的比較與歸納提供了基礎與平台。
來自吳興的錢家
道光十八年（1838年）的秋天，一葉小舟駛出了湖州城的南門，船頭坐著錢廣泰、錢振倫父子倆，他們正打算到城南十餘里的錢家浜的祖墳祭奠。剛剛22歲的錢振倫，在年初考中了進士，隨後又選為翰林庶吉士，此番正是少年得志後的衣錦還鄉。這是顯親揚名、光宗耀祖的大事，到祖墳上去告慰先人也是至情至理。對於吳興的錢氏家族來說，錢振倫的這次科考成功的作用，怎麼強調也不過分。在錢廣泰的祖父那一代，錢家還曾為衣食發愁，而錢振倫的中式則把錢氏家族帶入了一個全新的文化知識平台和社會關係平台，錢家也以此成為今天觀察研究近代文化家族的一個有效案例。在近代中國前所未有的大變局之下，從道光十八年錢振倫中進士到2003年錢仲聯去世，錢氏家族在百餘年中，隨時代而變遷，代有聞人。其家族成員身份複雜、活動範圍領域差異頗大，和近代中國的不少潮頭事件多有呼應。對錢氏家族的研究考察，不僅有助於深化我們對近代學術文化家族共性和差異性的認識，而且可以為近代的知識傳承和斷裂，知識分子的代際關係和代際變遷，近代社會思想的變遷和運動等諸多問題的研究提供具體的案例和充分的思考空間，也將促進對近代文化家族的整體研究的深入反思。
湖州道場山錢家世居湖州城南十餘里之鮑山錢家浜（今湖州市道場鄉）。湖州地處太湖南岸，源於天目山南北兩麓的東苕溪和西苕溪在湖州交匯，緩緩注入太湖。歷史上湖州曾有烏程、吳興、歸安等多個名稱：最早的建置是秦時設置的烏程縣，以此地善釀酒的烏巾、程林兩氏之姓命名；三國時始置吳興郡，治在烏程；隋時置湖州，以濱太湖而得名，此為湖州一名之始；北宋時析烏程置歸安縣，當時正是吳越國納土歸宋不久，故有此名，歸安與烏程縣治同城；明清兩代均設湖州府，湖州府下有歸安、烏程兩縣，形成了一個湖州城內既有湖州府的府衙，也有歸安、烏程兩個縣的縣衙的局面；1912年民國成立後，廢湖州府，烏程、歸安合併為吳興縣；1949年後，曾置吳興縣，後又幾經變化，至1988年始成今日湖州建置。錢家所居的鮑山旁有個小的湖泊叫錢山漾，清季時烏程、歸安兩縣的交界線就從錢山漾穿過，錢家浜即在鮑山腳下，錢山漾水濱。錢家原籍烏程、後出而應試時占歸安學籍，始籍歸安。由於湖州地方建置的這種變化，後來錢恂自稱時多為「歸安錢念劬」（錢恂字念劬），而錢玄同則為「吳興錢夏」。
本書考察的錢氏家族自晚清始，經民國至共和國，此時間段內就建置而言，錢家祖居地以湖州名的時間超過吳興，但在這段時間內，除卻清代以更細化的歸安、烏程兩縣為認同標準外，一般士人的認同又以吳興多於湖州，錢家的家譜也自稱《吳興錢氏家乘》，故本書以主要歷史當事人的認同為準，稱錢家為吳興錢氏。
在對近代文化家族的關注和研究風生水起之時，吳興錢氏家族卻鮮有人觸及，以至史學研究者也可能將錢氏家族的主要成員關係張冠李戴在為文化名門世家叢書做的序中黃興濤就把錢三強當作了無錫錢氏，和錢穆算成了一家了。這既和其他文化家族研究的熱鬧場景形成對比，也與擁有錢恂、錢玄同、錢稻孫、錢三強、錢仲聯這樣有足夠級別的名人構成反差。箇中原因頗為複雜，最為主要的一點是，作為研究對象，錢氏家族在體現傳承的同時，更體現了一種斷裂，這和既有的對文化家族的學術和精神一脈相承的想像和預期有一定的距離。也就是說，錢家不具有多個家族成員在相同或相近的學術文化領域前後相繼的特性與縱向的規模效應，難以進入研究者的視野。而事實上，這種斷裂也正是近代學術文化家族大有深意的另一面相，只不過它往往被我們研究文化家族時潛在的「傳承」意識所遮蔽了。只要我們將錢振常、錢玄同、錢三強這祖孫三代的名字放在一起，一個身在舊學之中的晚清進士、一個以激烈反傳統聞名的民國教授、一個是開創了新中國原子能事業的共和國科學家，這種不同身份背後所代表的眾多意蘊，足以使我們更深刻地體會近代學術文化家族代際之間斷裂的深度和廣度。這種斷裂為我們提供了反思學術文化家族近代蛻變的正面視角，在諸如義寧陳氏（陳寅恪家族）這樣較為成熟的個案基礎之外，提供了更為廣闊多樣的思考方向。這正是吳興錢家個案的核心價值所在。和上述特點相聯繫，從研究者來說，錢家成員的眾多對比強烈的知識領域已被現代的學科體系分割成彼此難以溝通的專業和學科，這使跨越這些知識領域進行綜合性和連續性的研究也存在一定的難度。超越現代學科分割所構造的知識領域，形成一種貫通式的觀察，對近世學術文化家族的研究有著重要意義。通過對錢氏家族幾代人知識、思想、人際關係的梳理，不僅將對近代學術文化家族現象的內涵和機制提出進一步的解釋，彌補研究現狀之不足，也將對近代以來知識分子的精神世界、行為選擇、代際關係的複雜性有進一步揭示，進而在個案基礎上對學術文化家族在近代的變遷提出更多通識性的理解框架。
錢家成員已有的研究論述
在介紹對錢氏家族成員的研究狀況和路徑之前，先簡單介紹一下錢氏家藏的流失和留存情況，作為文獻回顧部分的序曲。錢振倫和錢振常兄弟由於經濟狀況和長期流寓的原因，其藏書固然不能和晚清時期眾多職位高、經濟基礎雄厚的藏書家相比，但也應該小有規模。比如錢振常在給張鳴珂的信中，就一再提到自己在北京書肆里收書的情況，自稱「振常奉職小儀……然有師友賜金時往海王村畔，偶得舊帙神為之怡」錢振常：《歸安錢竾仙禮部振常手札》，第一通，寒松閣裝訂原箋本，封面署「寒松閣同人赤牘」，復旦大學圖書館藏。錢振倫的藏書後來大部流失，小部分經錢滮由錢仲聯家藏，但數量很少。錢振常的藏書則集中到錢恂那裡。錢振常的加上錢恂本人的收藏，當時有相當的規模，錢玄同的日記里多處記載到其兄處找書，而錢恂捐給日本早稻田大學的圖書已可反證其藏書的規模和質量。至錢稻孫時，錢家藏書在民初的學界小有名氣。錢稻孫收藏的大量日文書籍自號泉壽東文書藏。錢稻孫的孫輩回憶當時錢稻孫曾在自家開設圖書館，並贈送圖書給小學校。1945年抗戰結束後，錢稻孫被抄家，抄走大部分書籍。這部分書籍大多流失掉了，後來確知的有兩部分，分別輾轉流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和復旦大學圖書館，主要是錢家人自己的著述。錢玄同酷愛逛書肆，有乃父遺風，自稱廠甸巡閱史，在同輩人當中的收藏也極為豐富，他的藏書後來主要由其長子錢秉雄收藏，中間各種原因流失了相當部分，剩下的「文革」開始後大部分歸入了魯迅博物館，「文革」後有部分返還，由後人家藏。近年出版的《錢玄同日記》和《錢玄同文集》的基礎都在此。除此外，由贈送等原因錢家成員的著述也為近代不少名家收藏，國家圖書館收藏的錢家成員著述就有梁啟超、汪康年、周作人、陳垣等大家的藏本。近代中國戰爭連綿，政治運動不斷，圖書的聚散已經有了太多的故事，錢家只是其中之一。至今剩下的錢氏家藏基本以錢家成員的著述為主，這是今天重新研究這個家族的基礎。
下面對錢家成員的已有研究進行介紹和評析，以期為後面章節的討論提供背景和基礎。由於在錢家成員中已有研究數量差別很大，所以如錢玄同、錢三強、單士厘這樣的已有研究較多者，則介紹較詳，反之則略，這並不完全反映相關成員在錢家的地位和本書中的內容分配。
1.錢振倫、錢振常兄弟
錢振倫和錢振常兄弟算是晚清的普通進士，二人在仕途上都沒有什麼大的發展，在學術上也沒有形成足夠的影響。迄今還沒有專門研究錢氏二先生的著述，只是在有關錢玄同、錢仲聯的著述中略有涉及，比如王森然的《錢玄同先生評傳》，錢仲聯的《錢仲聯學述》。對他們父祖輩的事迹都有所交待，但其中錯漏之處也有不少。在文學史的研究中，錢氏兄弟從《永樂大典》中輯出並共同箋注的《樊南文集補編》，是清代以來李商隱研究的一個重要成果，多被以後的李商隱研究者所利用。總體上，雖然當年兄弟二人也曾「以文名於時」，但在今天的學術視野中，他們實在算是十分邊緣的人物。不過錢氏兄弟的這種不典型性，或者正可以為我們了解晚清一般進士的常識與常態提供了一條通道，以收知人、知群、知世之效果。
二錢的著述現存世的有近十種，錢振倫的主要是其生前刊刻的駢體文集等著述，其中的不少序、跋中透露出相當多的知識交往和人際交往的信息；錢振常著述生前刊刻數量較少。但留下了一定數量的信札，其主要有三部分：一是與汪康年的，保存在《汪康年師友書札》中；二是與繆荃蓀的，保留在《藝風堂友朋書札》中，這兩種書札現都已整理出版；三是與張鳴珂的，這部分信札由張鳴珂編訂為《歸安錢竾仙禮部振常手札》，封面署「寒松閣同人赤牘」，原箋本藏復旦大學圖書館。除這些直接著述外，從其他交往的士人資料有也可獲得不少信息，如曾國藩和翁同龢的日記中就有相當的關於錢氏兄弟，特別是錢振倫的記載。
2.錢恂
錢恂在近代史上算是一個不大不小的人物，研究晚清湖北的自強活動、戊戌變法、留日學生、外交活動都會或多或少涉及到他，但又很少有學者對他進行專門的研究，稍有分量的論文都極少見。這使不少相互轉引的關於錢恂的基本史實都多有錯訛。以其生卒年為例，《中國近代史辭典》，《中國近現代人名大辭典》均未載其生卒年；而《民國人物大辭典》錢恂條中生年未注，實際錢恂卒於民國十六年正月二十三日，即1927年2月24日，這在錢氏家乘、錢玄同的輓聯、日記中都有多處印證，無疑義。而對其生年則所見皆有錯誤，在筆者所見的所有標註錢恂生年的著述與工具書中，均將生年注為1853。一些涉及錢恂的著述，標其生卒年者，也均為1853年。此外，在鍾叔河和陳鴻祥為單士厘的著作《癸卯旅行記》、《歸潛記》和《受茲室詩稿》所作的前言中提到錢恂時，也均將生年注為1853年，實據錢恂自撰的家乘，錢恂生於咸豐三年癸丑十二月十二日卯時，其時已在舊曆年底，已進入公曆的1854年，具體公曆生日應為1854年1月10日。錢稻孫在五十年代寫的其父生平事迹時，特意在生年處註明「1854一月十日」。錢稻孫這次所寫的生平事迹，是應陳垣之請，通過錢秉雄轉遞的，此稿共五頁，陳垣收到後，即將其夾在其所藏的《歸潛記》中，此稿是2006年暑期，我在國家圖書館翻檢陳垣藏本的《歸潛記》時意外發現的。一個刻本經過不同的收藏者，常會帶來不一樣的痕迹，這是兩年前我看到的另一藏本所沒能收穫到的。錢稻孫此處言其父生平大略，提綱挈領，很可以補其他史料於錢恂生平上之不足。另外，錢稻孫和陳垣早就熟知，《陳垣來往書信集》即收有錢稻孫的信札。此次輾轉求錢恂的生平資料，大概與二人當時的身份、地位差距有關。
和近代以來的諸多處於中樞和前沿位置的政治和文化名人相比，錢恂雖然活動的範圍和領域非常之廣，但在各方面卻又都不是顯山露水地走在前面的，所以在一般歷史敘事中，他也只能算個小人物。不過，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錢恂的名字在相關著述中的出現頻率明顯上升。這主要出自以下兩個方面的學術背景。
一是史學研究的深化和細化，使錢恂在一些領域中的活動和作用受到關注，一再被提及和論及。對戊戌維新運動、湖北的自強活動、近代的留日活動、晚清外交史、近代邊疆史地研究的深入，都一再使錢恂浮出水面。比如在《汪康年師友書札》中收有大量錢恂與汪康年的通信，對戊戌維新前後南方士人活動多有陳述，在相關研究中有著較高的引用率較近的如潘光哲。又如因錢恂在張之洞幕府有年，且充湖北留日學生監督，這使研究張之洞幕府，及張之洞和日本的關係的研究者也會對錢恂特別重視。如通過孔祥吉的《張之洞在庚子年的帝王夢——以宇都宮太郎的日記為線索》，可以看出錢恂在張之洞庚子年的東京外交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在其他的相關人物研究中，錢恂也因各種機會而有較高的出鏡率，如孔祥吉和村田雄二郎的《〈翁文恭公日記〉稿本與刊本之比較——兼論翁同龢對日記的刪改》，就在討論翁氏日記中對錢恂有不少的介紹孔祥吉、村田雄二郎：《〈翁文恭公日記〉稿本與刊本之比較——兼論翁同龢對日記的刪改》。
二是出於建構學科史和專題史的需求。在社會分化的背景下，現代史學需求也日益多層次化。眾多的組織、群體、機構從自我本位的角度都產生了建構自身歷史的需求，現代學科史的建構機制也大致相同，這使許多以前歷史敘述中非常邊緣的部分經過重新整合而佔據重要位置。在學科史建構上，由於錢恂對中國的不少現代學科，比如法學、政治學、經濟學、貨幣金融學等的介紹、移植都有開啟之功，這使這些學科在追根溯源時都要面對錢恂。至今僅有的兩篇專及錢恂的論文《錢恂的貨幣理論》、《錢恂先生對杭州木刻藏版的保護》。就出自這樣的背景。比如錢恂對於杭州文瀾閣四庫全書補鈔之事，現在錢恂被提及的場合，最多的即為此事。補鈔四庫事，當年錢恂雖經營有年，但從其一生來看，此事尚排不到前面，在其晚年所作的《吳興錢氏家乘》中，對自己的履歷事迹介紹時，對此事就未落半點筆墨。但由於現代圖書館和圖書館學的存在，使這件事在他個人的總體歷史中被放大了。又如，1906年時錢恂曾由清廷外交部和學部派遣考察南洋僑務和學務，此次考察促成了暨南學堂的創立。2006年暨南大學建校百年，作為校史的一部分錢恂的名字也少見地常上報端，而此事在錢恂生平中更處於次要位置。因生平的某些細枝末節而被歷史記憶，類似的情況在那些不是指引時代潮頭的大多數歷史人物那裡有相當的普遍性。
錢恂的研究資料，除了他自己已刊的著作、一般的外交史料、同時代人翁同龢、張之洞等的相關資料、錢家其他人物錢玄同、單士厘的資料中有所反映外，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還藏有一冊「錢恂函稿」，其中除他的已刊著述外，還有少量日記和部分信札，有相當價值因各種原因，此函稿一直未能直接查閱利用，希望能有機會彌補這一缺憾。
3.單士厘
錢恂的夫人單士厘在錢家有著特別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但為今日學界所熟知多是因為她的那一部遊記，女旅行家成為她的一個身份標籤，這又多少有點陰差陽錯的味道。
近20年多來，大陸專及單士厘的論文有20餘篇，還有同等數量的介紹性、文學性文字。除鍾叔河和陳鴻祥分別為單士厘的著作《癸卯旅行記·歸潛記》這兩種著作在鍾叔河的走向世界叢書中有兩個版本，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和嶽麓書社1985年版，嶽麓版為單士厘書與康有為的《歐洲十一國遊記二種》、梁啟超的《新大陸遊記及其他》的合訂本。本書徵引此著作均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和《受茲室詩稿》《受茲室詩稿》，湖南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所作的序言外，對單士厘的研究可分三類：一是介紹生平事迹，如馬東玉《傑出女子單士厘其人其事》；二是介紹其對西方文藝的引介和文藝思想，如馬昌儀《我國第一個講述拉孔奧的女性——論單士厘的美學見解》；三是從思想史的角度闡述單士厘的價值和意義，如齊國華《巾幗放眼著先鞭——論錢單士釐出洋的歷史意義》、戴東陽《驚醒女子魂、鑒彼媸與妍——論啟蒙女學者單士厘》。這些研究使得20世紀90年代以後，單士厘在文史研究領域受到關注，在一些專門史著中佔有一席之地，如郭延禮《近代西學與中國文學》已有專節介紹單士厘。
應當說，近代女性之中除了秋瑾、宋慶齡這樣的一線人物以外，在二三線人物中，單士厘已經算是較突出的一個了。不過，相對可觀的研究數量並不代表研究質量的同步提升。實際上，在鍾叔河為單士厘著作所寫的序言之後，後來者的研究罕有質的突破。在資料上，均以《癸卯旅行記》和《歸潛記》為依據，而對同期出版的陳鴻祥點校的單著《受茲室詩稿》少有發掘利用。在研究視角上，眾多論文中被一再申說的開放、啟蒙、走向世界、婦女解放、愛國等主題，在鍾叔河的序言中實際已經盡數登場，後出者只不過愈加周詳而已。在拂去諸多人云亦云，同義反覆的泡沫後，我們看到這種研究狀況背後嵌含著一個穩固的研究陷阱，即研究者已經預設了研究的目標：在單士厘那裡尋找那個時代女性趨新向西的腳步，以單士厘遠超同儕的空谷足音來呼應一個正在紅紅火火展開的改革開放時代。正如一位最近的評論者所言，「關於她旅行與寫作也被納入一個套話模式，即總是與新女性與走向世界的話題相關。」在某種意義上單士厘只是這種預設的人質，她的著作也只是使這個預設得以完美實現的素材庫。於是，研究者便失去了從更廣闊的歷史視野和更深厚的歷史脈絡中認識單士厘的可能。當素材庫中的特定材料被挖掘盡凈，當改革開放的時代主題漸成背影，單士厘的重新寂寥便有了可能。進入新世紀以來，大陸除少數的介紹性文字外，已難見研究性論文，即是明證。
海外的單士厘研究較大陸為晚。2000年以後，大陸對單士厘的關注漸行消歇，而海外的關注才剛剛開始。從資料上來看，大陸出版的單士厘著述，在海外產生影響要有個時間差，從意識上來看，單士厘的被重視也和美國及台灣的中國婦女史研究日益注重女性自己聲音的內部視角不無關聯。其中專及單士厘的重要作品有：魏愛蓮（EllenWidmer）的《全球視野下的單士厘的〈癸卯旅行記〉（1903）》為英文稿，原名：Shan Shili』s Guimao luxing ji of 1903inLocal and GlobalPerspective，收入《世變與維新——晚明與晚清的文學藝術》。姚振黎的《單士厘走向世界之經歷——兼論女性創作考察》收入《挑撥新趨勢——第二屆中國女性書寫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和《單士厘教育思想析論》台灣《浙江月刊》，第三十四卷，第十二期，2002年12月，顏麗珠的《單士厘及其旅遊文學——兼論女性遊歷書寫》台灣「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2004年碩士學位論文，從學科路徑上來看，這些海外研究多從文學視角切入，對於單士厘作品的寫作手法、敘事風格等諸方面進行文本分析是突出特點，這和大陸的主要從史學角度介入形成了明顯對照。數篇文章中最需注意的是魏愛蓮的論文，該文在資料的收集和研究視野上超過所有同題研究。在把握單士厘其人其作之後，從多角度進行比較分析則顯示了作者獨特的視野和問題意識。而其中對單士厘《癸卯旅行記》的文體、文本和寫作技術的分析也為稍後的幾篇研究所沿襲和發展。
以研究視角而言，除了介紹其行跡，以及單士厘對西方文藝的引介之功外，多數研究從婦女解放和啟蒙的角度立意，這雖然將單士厘的研究帶入一個相對開闊的空間，但其中不乏以概念代替史實的傾向，在力圖挖掘提升單士厘的價值和意義和同時，反而遮蔽和忽視了單士厘本人和她的時代的新舊雜糅的複雜與歧義。
4.錢玄同
錢玄同在新文化運動中名聲顯赫，但相對而言，後世研究者對他的關注恐怕在同道中是最少的，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都無法和當年的陳獨秀、胡適、魯迅、周作人、李大釗等人相類比。此中除去具體研究中技術層次的原因，大致還有以下幾個方面值得考慮：
《錢玄同文集》第一，錢玄同在新文化運動以後的思想有所轉變，主要專註於文字改革、國語運動，過著魯迅所批評的「隱退」的生活，很少以公共知識分子身份發言，在政治文化領域的影響不如前述諸位。從一般的史學研究角度而言，這就減損了對他研究的價值。
第二，人物研究的選題實際上和研究者的價值預期關係頗深，這一點從1949年以後對於魯迅、李大釗的研究和20世紀80年代以後對於胡適、周作人、陳獨秀的研究中都表現得非常明顯。由於長期未能進入研究者的諸如馬克思主義和自由主義之類的價值預期之內，這也是錢玄同研究相對冷落的原因。
第三，在學術體制上，新文化諸子之中，錢玄同的舊學淵源最深，其中又以小學音韻學為主要學術領域。這在今天的學科建制中已經是非常邊緣化的學科，而且難度不小，和胡適的哲學及周氏兄弟的文學無法比擬，研究者寥寥無幾，這使錢玄同的學術成就在眾聲喧嘩的主流學術中也容易被忽視。
錢玄同去世後，對他的早期研究主要是一些回憶文章和篇幅不大的傳記，其中錢玄同的老友黎錦熙的《錢玄同先生傳》黎傳80年代以來先後被曹述敬的《錢玄同年譜》、吳奔星的《錢玄同研究》沈永寶編的《錢玄同印象》所收錄，足見其在錢玄同生平思想研究中地位和作用。和採訪過錢玄同的王森然的《錢玄同先生評傳》王森然：《錢玄同先生評傳》，載《近代名家評傳》。是其中最為重要的，特別是黎傳，對後來的錢玄同研究影響頗大。關於錢玄同研究的專門著述始於20世紀80年代，曹述敬的《錢玄同年譜》和吳奔星的《錢玄同研究》，代表的是那個重新整理學術史和文化史的時代錢玄同研究的主要成果，曹述敬的年譜更成為之後錢玄同研究的基本參考資料。90年代以後，幾部錢玄同的傳記陸續出版。目前以專著形式出版的錢玄同傳記有吳銳的《錢玄同評傳》、李可亭的《錢玄同傳》、周維強的《掃雪齋主人——錢玄同傳》共三部吳銳：《錢玄同評傳》，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系國學大師叢書之一；李可亭：《錢玄同傳》，河南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周維強：《掃雪齋主人——錢玄同傳》，系浙江文化名人傳記叢書之一。吳銳傳記出版時，《錢玄同文集》尚未出版，這使該傳在資料與條理把握方面都有些粗糙。李可亭對錢玄同已經有了長期研究，傳記可以稱作是厚積薄發的成果，在三部傳記中學術性最強。周維強傳記以體現傳主的「精神風貌」為主旨，反映錢玄同生平比較全面，惟層次稍淺。三部傳記中兩部是在傳記叢書中出版，也說明尚缺乏對錢玄同獨立而深入的研究。2000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研究史所劉貴福博士論文《錢玄同思想研究》，是迄今為止對錢玄同思想最為全面和深入的論述，作者首次大規模運用了錢玄同的日記，使該研究在史實梳理和觀點提煉方面都有了紮實的基礎，這是前述傳記所不具備的。近20餘年來，關於錢玄同的研究與回憶文章有80餘篇，文章的長短、層次、質量各有高下。其中任訪秋的《錢玄同論》《藝譚》，《錢玄同印象》收入。楊天石的《振興中華文化的曲折尋求——論辛亥前後到「五四」時期的錢玄同》載《五四運動與中國文化建設——五四運動七十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選》。收入作者文集《從帝制走向共和——辛亥革命後史事發微》、《論錢玄同思想——以錢玄同未刊日記為主所作的研究》。也收入《從帝制走向共和——辛亥革命後史事發微》一書。該書還收錄作者的另一篇相關文章，《錢玄同與胡適》。代表了不同階段的研究成果。楊天石最先利用錢玄同日記，尤其是《論錢玄同思想》一文在對錢玄同研究的單篇論文中分量尤重，其中的主要觀點被他指導的劉貴福的博士論文所吸收。
錢玄同研究的相關資料的整理，從上世紀80年代陸續展開，尤其以近六七年成果尤大。《錢玄同音學論著選輯》、《錢玄同五四時期言論集》、《錢玄同散文經典》、《中國現代名家經典文庫——錢玄同卷》；沈永寶編：《錢玄同五四時期言論集》、《錢玄同散文經典》；姜德明主編：《中國現代名家經典文庫——錢玄同卷》。分別收集了特定時期與特定領域內的錢玄同的著述。而《錢玄同傳記資料》、《錢玄同印象》、《疑古先生——名人筆下的錢玄同和錢玄同筆下的名人》。則收錄了許多時人、後人論述回憶錢玄同的文章。在錢玄同的資料方面最為重要的是《錢玄同文集》和《錢玄同日記》的出版。《錢玄同文集》是由魯迅博物館劉思源主編的，按內容分為六卷，雖以文集為名，但「有見則錄，務求其全」（編輯的說明），實行全集之實。是至今對錢玄同著述最為全面的收集。不僅將各處散見的錢玄同著述集中起來，還包括了魯迅博物館所藏的印本和未刊信札，這都為錢玄同研究提供了極大的便利。但也有一些缺憾。一是所收不全，最主要是錢玄同早期的《湖州白話報》和《教育今語雜誌》時期的論述均未收入，《語絲》、《國語周刊》等中也有失收的，書信也有一些漏收由於各種條件所限，全集不全已是名人文集的常例，以「全」來求之「文集」，有點苛責，但從讀者的角度來說，總是越全越好。二是操作有些倉促，排印錯誤較多，有的文章、書信日期系錯，個別文章有莫名其妙的刪節（從內容上看，也應是技術失誤，而不是由於政治或其他原因）。
錢玄同的日記當是研究錢玄同的第一手資料，錢的日記從其1905年東渡日本始，至1939年他去世之前三天止，其中雖常有間斷，但總量也非常龐大。此日記錢玄同去世後，與其他錢玄同的存書都保存在其長子錢秉雄處，「文革」中錢玄同的全部書籍被抄走，後來一部分歸北京魯迅博物館，一部分歸北京文物管理處，有的則再不知去向此過程據錢秉雄：而陳漱渝在給影印版的《錢玄同日記》的序言中說，錢玄同的存書是1966年在紅衛兵兵臨城下的情況下，錢秉雄給魯迅博物館打電話，讓魯迅博物館派人「隨意取走」的。文物管理處的部分後來陸續返給錢家，日記部分魯迅博物館的與錢家合起來，基本成全璧。日記的整理出版工作從上世紀80年代末開始，由魯迅博物館和楊天石先生合作，中間經過幾家出版社，迄今尚未面世。只有其中的1905年—1908年部分在紐約《天外集刊》上發表。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底出了日記的影印版，分12大冊，總量達7000餘頁，這總算打破了錢氏日記長期養在深閨的局面。但其中有不少影印模糊和個別編目倒錯的現象。更為主要的是，錢玄同的日記大部分非常潦草，中有各種簡略用語、異體字及雜以日文、國語羅馬字注音符號，這都給日記的識讀帶來極大困難，也減損了影印版的影響力本書所引日記除引自前《天外集刊》整理部分外，均據影印版，並參考了劉貴福的博士論文，其中識讀不連貫處用間接引法。但不管怎樣，可以說錢玄同的文集和日記的出版，正在和將為錢玄同研究提供一個更高的平台。
從總體上來說，對錢玄同的研究近年來已出現了深入發展的趨向，傳記和論文的出版發表都比以前大為活躍，劉貴福的《錢玄同與近代中國思想文化》獲得2002年國家社科基金立項資助，表明相關研究已經步入學術主流。不過，目前的研究還只是在為錢玄同研究打開一個新的境界，新的資料、新的視角和新的方法都將使錢玄同研究的相關命題獲得更多的思考空間。
5.錢稻孫
1945年以後，錢稻孫就被人們從公開的記憶中抹去了。1962年他翻譯的《東亞樂器考》出版時，歐陽予倩作的序言中只說是「找人代為翻譯」，沒有署錢稻孫的名字。他的同病相憐的老朋友周作人在文章中提到錢稻孫時，也只是說自己的一個老朋友。這都使錢稻孫直接留存的資料少之又少，舊日的同事好友也很難打起精神來回憶這位有過污點的舊人。上世紀80年代以後，錢稻孫的一些翻譯作品陸續以本名出版，這使他的名字開始部分回到公眾記憶。
文潔若的《我所知道的錢稻孫》在《讀書》雜誌上的發表，是這種回歸的一個標誌。此後學界對錢稻孫認識基本都是本於文潔若此文。文潔若曾在上世紀60年代從錢稻孫習日文，對錢稻孫晚年的工作情況比較熟悉，這是該文最突出的特色。不過，此文在錢稻孫的生平上，也有個別錯誤。因此文影響較大，雖多數細節本書都會涉及到，但仍有必要將其中錯誤在這裡集中清理一下這裡只說應為何，而不再完整注原文為何。
（1）錢稻孫的祖父是錢振常，不是錢振倫。錢振倫為錢振常之兄，錢振倫是道光十八年（1838年）進士，大學士翁心存的女婿、翁同龢的姐夫。錢稻孫的祖父錢振常，則是同治十年（1871）的進士。李商隱文為兄弟二人共注，而鮑照詩則是錢振倫所注。
（2）錢稻孫的父親錢恂算不上清政府派到日本的留學監督，當時是湖北留日學生監督，為張之洞所派。
（3）錢稻孫赴日時間為1900年，非9歲時，即1896年赴日。1896年錢恂尚在湖北張之洞幕府，1900年才被派充日本差。
（4）錢稻孫在日本的教育經歷為：1900年入日本慶應義塾，1902年升入成城學校，畢業後入東京高等師範學校附屬中學，1907年畢業，隨即隨父赴歐。說其畢業於東京高等師範，不確。
（5）錢稻孫在歐洲正式就學為義大利國家大學。錢恂當年曾說其子「曾自備資斧留學日本，由小學而中學已完全畢業，現隨侍在意，肄業意國國家大學。」錢恂：《謝蔭子疏》、《二二五五疏》，台灣文海近代中國史料叢刊正編，535冊。
（6）錢稻孫在教育部初期任職經歷為：1912年充教育部主事，1915年方升任教育部視學。（7）另外文潔若發表在《大公報》上的「《源氏物語》在中國」中說，「80年代初，錢稻孫的政治問題得到平反，日偽時期擔任北京大學校長一事，不作附逆論。」《大公報》，2006年6月11日。錢稻孫的子輩和孫輩均不知此事，也未有正式的文件在手，不知文潔若所據為何。
文潔若此文外，日本漢學家吉川幸次郎的《C教授》是少數的專及錢稻孫的文章。此文的「C教授」曾被誤認為是周作人，但文中履歷可明顯看出是錢稻孫。作者以當時留學中國的日本學者的眼光，寫出了錢稻孫生平和性情的不少片斷。上世紀60年代，魯迅博物館曾對魯迅的故舊進行訪問，訪問錢稻孫的文字後來公開發表《訪問錢稻孫記錄》，《魯迅研究資料》。其中雖主要說的是魯迅事，但對錢稻孫教育部時的活動也有所反映。更早的如1935年《宇宙風》就發表過《周作人和錢稻孫—我所知道的兩個認識日本的人》《宇宙風》27期，1935年10月16日，從中可看出不少30年代錢稻孫的學術狀態。而最新的則是王文歡的《錢稻孫對日本文化的譯介述評》王文歡：《錢稻孫對日本文化的譯介述評》，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2006年學士學位論文，此文是目前唯一一篇從正面估價錢稻孫的翻譯工作的，其中對錢稻孫譯著譯文的整理，也是目前最為全面的收集。
上述諸文為目前專及錢稻孫的僅見資料，以回憶為主，研究性的只有王文歡一篇進行了初步嘗試，這一切都說明，對錢稻孫要進行真正的研究還有較多的路需要走。
6.錢三強
對於今天一般的中國人而言，錢三強的名聲已經超過了他的父親錢玄同。作為新中國科學事業的代表者之一，錢三強的科學家身份使單純從學術文化的視角對他進行研究存在著不少限制和局限，在與錢三強類似的同時代多數科學家的「科學+愛國」的形象建構背後，更多地包含著宣葛能全著《錢三強》傳、科普、紀念、回憶等諸多層次的意義。20世紀80年代以來，已出版了錢三強的數種文集，包括《科壇漫話》、《錢三強科普著作選》、《錢三強論文選集》、《錢三強文選》、《徜徉原子空間》等。其中收集的包括錢三強所寫的核物理方面的專業論文和他的大量科普類的文章和講話。迄今已有六本以專著形式出版的錢三強傳記任欣發。大部分的傳記作者都採訪過錢三強，有一些直觀的感受。幾部傳記也基本體現了一般科學家傳記的敘事結構和思維方式，以科學家的愛國主義精神為主旨，以傳主的生平事迹來鋪陳，篇幅不大，敘述也多帶文學色彩。在諸多成果中最可稱道的是葛能全對錢三強生平事業的整理研究。全面的資料和開闊的視角使他著的錢三強傳記和年譜，在對錢三強的研究中分量最重、價值最大。葛能全曾任錢三強的秘書，對錢三強的晚年活動親身參與，曾經協助錢三強整理過其生平大事記。在他所寫的傳記和年譜中運用了不少外人所不知道的談話記錄、書信、紙條等資料，並查調了錢三強的個人檔案和原二機部的部分檔案，雖然不少資料都是節引，且做了技術處理，但這無疑是目前最為充實的關於錢三強生平的研究。這為對錢三強這位新中國的科學家在科學史之外從思想史的意義上和社會學的層次上的進一步研究反思提供了基礎。
除上述的錢家成員外，還有一些在今天有較高知名度的成員，如錢仲聯，並未納入本書研究範圍。主要原因是研究的精力有限，淺嘗輒止不如暫時付之闕如，其實本書的錢三強部分已暴露此病。次要原因則是錢仲聯辭世未久，一些東西尚需要一定時間的沉澱才好作進一步觀察。
綜上所述，錢氏家族成員的研究狀況各有參差。既為進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平台，也為深入的整體反思提供了空間。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本書將主要在以下幾個方面展開工作，並體現相應的問題意識。
（1）錢氏家族成員生平的考訂和重建。錢家的不少成員如錢振倫、錢振常、錢恂、錢稻孫已有的研究較少，有限的研究存在不少錯訛，即使如錢玄同、錢三強、錢仲聯這樣研究和憶述較多者，同樣存在不少需要重新考訂和糾偏之處。深入挖掘已刊和未刊史料，結合對家族後人的採訪和實地考察，對錢家成員的生平史實進行重建，做足成員個案是研究的基礎。
（2）知識結構的比照分析。錢氏家族成員的知識結構經歷了從錢振倫的駢文、科舉制藝的傳統知識，到錢恂的經世之學，再到錢玄同、錢稻孫輩的新中帶舊，又到錢三強的完全的現代科學知識體系。幾代人跨越百年以上的知識結構更替的分析比照，對於反思近代中國知識圖景的巨大變化，以及一體化的傳統知識向現代學科化知識體系的全面轉換過程均有助益。
（3）思想和精神世界。錢家成員無論是學者、官員還是科學家，身處近代轉型社會，其精神世界的複雜矛盾和曲折變動都有相當的思想史意義。結合其身份、境遇、性情、外部事件等諸種因素進行分析，關注在近代內憂外患、亡國強國焦慮普遍的情況下的知識分子的文化觀和國家觀的複雜變化，進而對中國近代社會的整體思想變動進行反思。
（4）人際關係和社會網路。近代學術文化家族倚重於基於地緣、學緣、親緣、業緣而形成的人際網路。通過考察錢振倫由科舉和家族婚姻關係而形成的在京城和地方的關係網路；錢恂多年宦海形成的跨越洋務派、維新派、革命派的人際網路；錢玄同的從章門弟子到《新青年》同人再到國語運動同人所體現的人際網路和關係，分析不同代際之間在人際網路上的特點及其間的兼容和過渡的關係。
（5）代際關係。在新一代和舊一代之間，斷裂和傳承、離異和認同等因素並存互現。在錢家的案例中，可以看到的是，在思想史和知識史的意義上，代際之間更多斷裂關係，而在社會學意義上，代際之間則頗多繼承關係，學術文化家族的下一代成員總會從上一代那裡獲得諸多的入世資源。
（6）學術文化家族中的女性。通過考察翁端恩、單士厘、包豐保、何澤慧幾代錢家媳婦在不同時代的知識和思想取向。反思近代以來女性身份角色與婚姻形態的變化。近代社會對女性的角色期待總體上在由家內向家外轉移，這也應當是學術文化家族的斷裂和終結的原因之一。
（7）近代學術文化家族傳承斷裂的制度分析。其核心是對近代以來知識和知識生產體制的轉換的剖析。考察由傳統學術知識向現代學科化知識轉換，由以家庭為中心的個人化教育向以學校為中心的公共教育轉換的大背景下，學術文化家族的近代蛻變過程，進而把握近代學術文化家族的特徵與內涵。
（8）在研究方法上，除一般的史學考證及傳記方法外，借鑒知識社會學若干理論，檢討其在中國近代學術文化家族研究領域應用的可能性，將學術文化家族問題經由知識的社會關係這一維度提升其普遍意義。
（9）注重圖史結合的方法，通過收集、翻拍家族的舊照片，拍攝相關舊居遺迹，將圖像和文字敘述相合，為認識錢家和近代學術文化家族提供更具體的想像空間。
如果將上述諸點進一步歸納，作為處理錢氏家族這一課題的最終文本，本書包含了三個層次的內容：敘述、理解、解釋。敘述的基礎是考訂，通過大量的爬梳、分類、比較來呈現錢家主要成員的生平和思想；理解的方法則是要回到現場，通過複製和呈現盡量準確的信息，來置身於歷史人物所處的語境來理解其所思所想和所為；解釋，則是希望能夠在不同的層次上對本書敘述和理解提供更多、更合理的認識框架，事實上也確實不存在沒有解釋意圖的敘述和理解。一部優秀的歷史著作應當是上述三者的完美融合，本書只能算作對這一追求的起步。
歷史性是人類存在的基本事實。無論研究的對象還是研究者自身都是嵌於不斷流動的歷史之中的。這也就決定了對歷史的敘述、理解和解釋的過程是無窮無盡的。本書既將錢氏家族的歷史當作一個既存的過去，努力通過各種方法進行歷史的還原。也將敘述當成是立足現在與過去不斷對話的過程，過去不是一個被動的研究對象，而是一個被不斷開掘的意義源泉。在對歷史意義的不斷闡發中，所有的敘述既映照著當下的思想焦慮和問題意識，也必將豐富著對於人自身及其所構造的世界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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