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強，則國家強——牢牢把握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的戰略機遇期
哲人黑格爾說過：一個民族有一些關注天空的人，他們才有希望；一個民族只是關心腳下的事情，註定沒有未來。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教育確實取得了世人矚目的偉大成就，為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教育支撐。但是，放眼整個世界，著眼國家未來，既要看到未來光輝的前景，也要看到面臨的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戰。如果一個國家一味陶醉於過去取得的成就而不思進取，那麼這個國家為當今人類社會所處的全球化、信息化、科技化時代所拋棄也就為時不遠了。
我們需要喚醒全社會、全民族的教育憂患意識！不錯，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們建設了一個教育大國，但我們還遠遠不是一個教育強國，大而不強的教育絕不可能帶來中華民族的復興偉業。
未來10年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機遇期，更是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的戰略機遇期。能否牢牢把握這一戰略機遇期，不僅事關中國教育的未來，更影響著整個中華民族復興的歷史進程。
一、傾聽後發國家追趕先發國家的教育故事
放眼世界，近現代以來，不少國家從落後到興起，再到強盛，往往背後都演繹著一個個美麗的教育故事。
1．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這些錢相對於長遠收益算得了什麼
普魯士國王弗里德里希父子是兩位富有傳奇色彩的國王。父子倆特別吝嗇，平時只穿士兵服，畢生只有一件禮服。但他們特別重視教育，對自己生活要求苛刻，對教育卻出手大方。
父子執政期間，德國處於貧弱狀態。
1870至1871年，普魯士帝國在普法戰爭中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普魯士元帥毛奇曾經自豪地說：「普魯士的勝利早就在小學教師的講台上決定了。」1873年3月，拜恩州《教師報》登出了題為《德國校長大獲全勝》的文章，將戰爭的勝利歸功於一個半世紀以來實施的義務教育法。
此後，德國教育改革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到19世紀60年代，適齡兒童入學率達到97.5%。全民教育為德國培養了高素質的國民，孕育了智慧的德意志民族，促進了德國的統一與發展，並使其一躍而成為世界一流強國。歐洲各國紛紛效仿德國，頒布有關義務教育的法律法規，規範和促進教育事業的發展。
近代以來，德國大地上升起了一顆顆璀璨巨星：黑格爾、康德、馬克思、恩格斯、歌德、席勒、巴赫、貝多芬、愛因斯坦、普朗克等人類傑出的思想文化科學巨擘，曾照亮人類文明的大半個星空。這不能不說，與德國人重視教育的悠久傳統有關。
2．日本教育：「建立現代化經濟的第一要素」
自明治維新以來，歷屆日本政府把教育看作立國之本，認為重視教育是追趕歐美強國的有效途徑。從1872年頒布第一個近代學制算起，日本僅用35年時間就普及了6年制義務教育。速度之快令世界震驚，這體現了日本教育強國的強烈願望。「二戰」戰敗後，日本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國家荒蕪，百廢待興。這時的日本更加重視教育，開始了第二次大規模的教育改革。戰後歷屆內閣都緊緊抓住教育不放，把教育看成「國政的根本」，「建立現代化經濟的第一要素」。1947年，在財政極為困難的條件下，日本政府毅然決定把普及義務教育由6年延長到9年，免費為中小學生提供餐點和教科書，每年還撥出國民生產總值的6%作為教育經費，這一比例大大高於其他國家，1948年即實現了9年制義務教育。20世紀70年代後期，日本高中入學率已達94%，基本普及了高中；大學入學率也上升到37%，大學教育進入大眾化階段。
3．韓國：教育立國
20世紀50年末，韓國還是一個自然資源嚴重缺乏、工業基礎十分薄弱、以農業為主的落後國家。20世紀60年代以來，韓國經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跨入亞洲「四小龍」行列，一躍成為新興工業化國家。為了促進民族和國家發展，1968年，韓國政府掀起了「韓國教育政策上的一大改革」，宣布實施初中免試升學制、《國民教育憲章》、大學入學預備考查制和函授教育制，並於1968年2月公布了《長期教育綜合計劃（草案）》，從此，韓國教育發展問題就列入了國家綜合發展計劃之中。這是韓國「教育立國」發展戰略的開端。此後，歷屆韓國政府都奉行「教育立國」的國策，使教育事業得到了優先發展，為韓國的經濟騰飛提供了大量高素質的人力準備。
4．鄧小平：「教育是一個民族最根本的事業」
1976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中國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
這時，一個在中國政壇演繹了「三起三落」的傳奇老人——鄧小平站了出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要走向健康發展的軌道必須從恢復和振興教育事業抓起。1977年8月，鄧小平親自作出了恢復中斷10年之久的高考制度的決定。1978年3月、4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先後召開全國科學大會和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從此拉開了當代中國改革開放的雄偉歷史畫卷的序幕，為在當代中國改革開放全局中確立「科教興國」的戰略地位鋪下了第一塊奠基石。
30年來，中國教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到2008年底，「兩基」人口覆蓋率達到99.3%。高中階段教育在校學生4576.07萬人，毛入學率74%。全國各類高等教育總規模達到2907萬人，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23.3%。[2]一個從民族戰爭、解放戰爭的廢墟上，經過艱苦的探索，逐步走向繁榮和民族復興的國家，正在演繹著一個通過發展教育追趕世界先進國家的由「醜小鴨」變「天鵝」的美麗故事。
二、中國教育正在迎來改革和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
黨的十六大提出：21世紀頭一二十年是我國必須緊緊抓住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由此，2020年成為中國發展的重要節點。
在過去的兩千年中的很長一段時期，中國是世界上最大和最先進的國家，直到18世紀末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約佔全球25%，1820年為33%，中國的人均收入在12世紀之前一直領先於西歐，在18世紀前一直領先於世界平均水平。後來，它錯過了工業革命，經濟出現停滯，1949年GDP僅佔世界5%。[3]
知識經濟的到來，是新科技革命帶來的全球性的深刻變革。有人認為，知識經濟是人類社會留給中國的難得的、不多的重新崛起的機遇。
應該說，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人民不辱使命，牢牢地抓住了全球化和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給中國人提供的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實現了中國經濟社會的全面快速發展。從量的積累和崛起的角度講，2007年中國經濟總量超過德國, 國民生產總值躍居世界第三，2009年出口超過德國，躍居世界第一。許多工業製成品產量名列世界第一，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製造業大國。但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又面臨著致命的危機，「結構性調整」已成為中華民族能否真正走向偉大復興的決定性一役！
進入21世紀以來，經過10年的改革和發展，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一方面從總量上站在了新的歷史起點上，另一方面又面臨著前所未有的結構性挑戰。能否經受並超越這一挑戰，不但決定著我國能不能抓住21世紀頭一二十年的戰略機遇期，而且決定著未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
在迎接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所面臨的巨大挑戰時，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對教育改革和發展提出如此迫切、如此艱巨的歷史性任務。回顧改革開放30年來經濟社會發展取得的偉大成就，教育為這一進程準備了人力資源，我們值得為此驕傲和自豪。反觀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艱難挑戰，我們又不得不承認：國家創新實力和創新人才的不足，直接影響著我國應對這場結構性調整戰役的歷史進程。
好在，中國人沒有喪失對自己民族發展和崛起的自警自省意識，在應對世界和中國經濟發展挑戰的過程中，始終把教育改革和發展放在事關國家進步、民族復興的戰略全局中來謀劃。2010年，國人翹首期盼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以下簡稱《綱要》）將要頒布實施。由此，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將進入長達10年的戰略機遇期。
我們之所以說，中國教育正在迎來長達10年的戰略機遇期，是基於以下六個事實。一是黨中央、國務院更加重視教育工作。2005年，胡錦濤總書記批示，要求對素質教育工作進行系統調研。
說到底，「戰略機遇期」是中國教育的「蛻變期」，是中國教育的「質變期」，抓住了這個「戰略機遇期」，中國教育就會迎來一個「鳳凰涅槃」；喪失了這個「戰略機遇期」，就會延緩中國教育實現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國教育就會拖經濟社會發展的後退。筆者堅信，教育戰線不會辜負黨中央、國務院、全國人民的殷切期望，會牢牢把握住這個難得的教育發展的戰略機遇期，把教育事業推向現代化發展的新階段。
這必將是一個中國教育由大變強的戰略機遇期。與中國經濟一樣，中國教育從總量上看，在很多指標上，都已經位居世界第一，但是，中國教育還不強。這裡，中國教育強不強，關鍵看未來10年我國教育培養創新人才的能力和水平能否得到真正提高。
這必將是一個中國教育由外延發展向內涵發展跨越的戰略機遇期。在未來10年，決定中國教育發展的關鍵，不在是靠建設、靠規模拉動，而是靠理念、靠創新、靠文化、靠特色、靠教師隊伍素質，等等。
這必將是一個中國教育加快推進體制機制改革的戰略機遇期。我國教育改革正面臨著一系列的體制與機制突破的挑戰，不突破舊的體制和機制，教育改革將寸步難行。推進新舊體制的轉換，這將是我國教育改革不得不邁過的一道坎。
這必將是一個中國教育為中國未來贏得主動權的戰略機遇期。正像溫家寶總理不斷強調指出的：「教育是國家發展的基石。當今世界，知識成為提高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的決定性因素，人力資源成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性資源，人才培養與儲備成為各國在競爭與合作中佔據制高點的重要手段。我國是人口大國，教育振興直接關係國民素質的提高和國家振興。只有一流的教育，才有一流的國家實力，才能建設一流國家。」[7]
這必將是一個中國教育為提升「國家軟實力」奠定堅實基礎的戰略機遇期。一個國家在當今世界的生存與競爭，不僅靠國家的軍事、科學、經濟等硬實力，也靠國家的文化、品牌、創新等軟實力。說到底，「國家軟實力」的建設要靠教育來奠基。
教育戰線能否順應時代潮流，抓住機遇，銳意進取，把我國教育引入科學發展的軌道，著力提高我國教育培養創新人才的能力，不但決定著我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的命運，而且將會直接影響2020－2050年國家發展戰略的實施，影響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
三、走出中國教育改革困境亟待教育思想的大解放
當前，中國教育深陷非理性教育思潮的困擾。
在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定階段，曾經出現過「端起碗來吃肉，放下筷子罵娘」的現象，今天中國教育界似乎又面臨著這樣的困局。這既反映了老百姓對教育的極大關注，又凸顯教育改革面臨的嚴峻挑戰。這一挑戰，固然與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階段和時代特徵所造成的歷史局限性有關，更與我國教育改革路徑選擇所折射出的教育思想困境有關。
請看三位有代表性的人士的言論：
一位重點大學校長在２００９年全國人大記者招待會上發表了下面一段話：「目前大家都體會到了應試教育的苦果，但中國現階段是不可能取消高考的。在當前社會誠信不足的時期，如果取消高考，那會極大影響教育公平，將是另外一個災難。」[8]
一位重點師範大學的教育學博士告訴我：全國人民都在搞應試教育。言外之意：怎麼搞素質教育？
一位教育局長告訴我：一家就一個孩子，負擔能降下來嗎？
我們需要深思——
素質教育就是不要考試，就是要取消高考嗎？如是，我們的教育改革當然會遭遇人民群眾的強烈反對，因為在當前取消高考在某種意義上就意味著剝奪廣大人民群眾的子女通過教育實現社會流動的機會。
政府、學校與社會之間有沒有「隔離牆」？家庭、社會教育與國家主導下的學校教育行為能劃等號嗎？或者說，教育是不是社會的「附庸」？教育與社會之間應該有一道「隔離牆」，這裡有兩個方面的內涵：一是教育是專業行為，教育不能人云亦云；二是教育要反映人民群眾的呼聲，但教育不可能按照每個老百姓的直接利益訴求來辦。
如果說，社會、家庭在追求升學方面可以功利化，政府和政府主辦的學校教育可以功利化嗎？社會與家庭可以有自己對教育的直接的功利化需求，但政府和政府主辦的學校不能把直接滿足這種功利化需求當作自己的辦學目標。教育在滿足人民群眾子女的升學需求時必須以滿足人民群眾的長遠根本利益為前提。或者說，教育必須承擔引領人民群眾、引領社會需求的功能和責任。
人人可以談教育，人人可以評論教育。這既反映了我國老百姓對教育的超乎任何國家的特別關注，也反映了我國老百姓期望通過教育改變命運的迫切心情。這有其積極的一面，就是老百姓重視教育、支持教育、關心教育。但也有其令人憂慮的一面，就是社會上對教育的「過度關注」導致了對教育的過度期待，甚至轉化為一種教育浮躁，一種對教育的非常「苛刻的功利性需求」。特別是，當教育的功利性需求過於強大時，就會給教育界帶來無法承擔的壓力，在一些地方教育走向極端功利化就會成為必然。從這個意義上講，非理性教育思潮不是中國之福！
當前中國教育有一種被非理性教育思潮所綁架的危險。只有儘快從非理性教育思潮的「陷阱」中走出來，在教育認識上正本清源，解放思想，才能選擇正確的教育改革路徑，進而走出教育改革面臨的困境。
（一）我國教育陷入了「事業發展」與「育人為本的「悖論」
2009年，是我們送別大師的一年。７月１１日，季羨林、任繼愚兩位來自齊魯大地的人文大師駕鶴而去；１０月３１日，錢學森、貝時璋兩位科學大師又攜手西行。特別是，隨著錢學森先生的去世，關於中國教育為什麼培養不出傑出人才的「錢學森之問」一時在全國成為熱門話題。這反映了中國教育亟需培養創新人才的教育危機意識的覺醒。
改革開放以來，黨和國家對教育重視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教育事業所取得的偉大成就怎麼評價都不為過。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為什麼當代中國教育發展那麼快，卻培養不出傑出人才，以至於我們的科學大師、人文大師對教育越來越憂慮？
（二）我國基礎教育深陷夜郎自大的迷思
我國教育界瀰漫著一種可怕的「夜郎自大」心態，就是有不少人認為中國的基礎教育在世界上是好的，甚至認為是最好的。有教育界高官曾認為：中國的基礎教育很好。許多國家包括美國、歐盟、俄羅斯都在學習中國的教育。我們不能不說，在這種心態下，我國教育管理者存在著一種可怕的盲目樂觀情緒，缺乏清醒而深刻的教育危機意識，缺乏積極進取的教育改革精神。
中國教育確實有自己的優勢，這就是知識與技能的掌握比較紮實、系統、完整。可是，不能不承認：教育有比這更為重要的目標，這就是培養人，讓人成為人。
中國基礎教育注重培養學生知識，學生知識技能掌握系統紮實的傳統優勢，在科學技術發展突飛猛進、知識經濟飛速發展、網路技術日新月異、信息化社會已經到來的今天，相對而言正在縮小；而西方發達國家教育注重學生個性、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培養的傳統優勢在世界範圍內的人才培養競爭中卻越來越強。
在世界範圍內日新月異的教育發展和改革潮流面前，如果我們不思進取，用我國「知識為本」的教育，去與西方發達國家「能力為本」的教育相競爭，其結局難道不是不言自明嗎？
（三）辦人民滿意的教育不是辦人人考重點大學的教育
現在，有不少地方政府、教育行政部門把辦人民滿意的教育與讓更多的孩子升入大學劃等號，有人甚至說，辦人民滿意的教育就是要把更多的孩子送進重點大學。如果這個觀點成立，那麼，我們可以說：各級政府永遠不可能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因為我們不可能把每個老百姓的孩子都送入重點大學讀書。
如何辦人民真正滿意的教育？「人民」是一個集合概念，一個一個老百姓簡單相加的結果，不等於「人民」。人民利益是整體利益、根本利益、長遠利益的代名詞。從這個意義上講，辦人民滿意的教育，其標準有以下三個方面：
１．讓每個孩子享受有條件保障的教育
一定區域內的教育，就其條件而言，必須是有標準的。這是公共服務的本質要求。城市可以有教師開設音樂、美術、體育課，農村不能開設，這是教育的不公平。
2．讓每個孩子享受有質量保障的教育
一定區域內的教育，就其每所學校的教育質量而言，必須是有質量標準的。放棄一部分學生，不關注學生的全面發展，不讓學生達到課程標準的基本質量要求，都不是人民滿意的教育。不執行國家課程方案是教育違法行為，攀龍附鳳是教育的墮落，學生學習質量達不到國家課程標準的基本要求是教育的失職！
３．讓每個孩子享受各得其所的教育
每個人都是有差異的，國家對人才的需求是多樣化、多層次的，要讓每個孩子享有符合其先天稟賦要求的教育。這裡，要求教育必須促進學生積極而有效的分流，包括義務教育之後的普通高中與職業高中的分流和學校體制內的分流。
（四）減負不是中國教育改革的終極目標
「減負」始終是當代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面臨的一個重大挑戰。
圍繞著「減負」，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了一個又一個文件。可是，在十七大的新聞發布會上，小學生記者仍然問教育部長：為什麼我們的書包還那麼重？有什麼辦法讓我們多睡一會兒？
筆者認為：減負不是中國教育改革的終極目標。關鍵是孩子們除了正常的用餐、睡眠時間之外，教育如何幫助孩子們過有意義的學習與生活。
我國基礎教育改革的重要任務：一是改變學生學習的內容，堅持統一性與選擇性的統一。增加學生學習內容的選擇性，減少強制性、統一性學習內容，這既是提高學生文化課學習質量，又是減輕學生過重的文化課學習負擔的有效路徑。二是豐富學生的學習方式，堅持書本學習與實踐學習的統一。改變學生單一的以文化課為主的書本學習方式，增加學生的實踐性學習內容.這裡,學生學習內容、方式的豐富與多樣會調節學生的學習狀態，減輕學生學習的心理負擔。三是改變學生學習的單一時空，堅持學校教育、家庭教育、社會教育相結合。這裡，學生的學習場所與學習內容的多樣與豐富，同樣可以有效調節動學生的學習狀態。四是改變學生一味被動學習的狀態，讓學生的學習更加主動，更有興趣。主動的、有興趣的學習，從來都不會成為學生的學習負擔。培養學生主動學習的習慣，讓學生有興趣的學習，是減輕學生學習負擔的重要路經。
（五）高考改革不是中國推進素質教育的前提
今天，高考不改革素質教育就不可能推行，幾乎成了人們的共識。甚至有人給筆者提建議：推進素質教育不用那麼忙活，也沒有那麼難，抓好一條，就是高考改革就行了。可是，３0年多來，我國的高考改革一直處於不斷探索、穩步推進的過程中，為什麼「應試教育」卻愈演愈烈？
筆者認為，把高考改革看作推進素質教育的前提，直接否定了基礎教育的相對獨立性，否定了基礎教育的國民素質教育性質，把基礎教育直接當作了高考預備教育，把普通高中辦成了高考訓練班。我們可以斷言，不管高考改革推進到什麼程度，都不可能通過高考改革解決所有學生的能力鑒別問題，或者說，不可能通過一張試卷解決所有學生的能力和素質鑒別問題。
高考需要改革，高考改革能夠為素質教育的實施創造一定的環境和條件，但高考改革不是我國實施素質教育的前提，更不可能完全靠高考改革來解決引領我國教育健康和諧發展的問題。
（六）不解除「課堂教學中心情結」，創新人才培養就無法真正起步
在我國教育界，有一個似乎萬變不離其宗的口號，這就是「課堂教學是主渠道」。要重視教育質量，人們說「課堂教學是主渠道」；要重視德育工作，人們說「課堂教學是主渠道」；要實施素質教育，人們說「課堂教學是主渠道」。這就是我國教育界存在的根深蒂固的「課堂教學中心情結」。在這種教育觀念主導下，似乎除了上課、做作業，其他都不是教育。以至於，有教育局長質問：現在節假日、雙休日那麼多，不讓孩子學習怎麼行？在這些局長眼裡：不上課，不做作業，就不是學習。
今天，在不少地方：
所謂教育就是課堂教學，即課堂中的書本知識的傳授，開展實踐性教育就是浪費學生的時間。
所謂教育就是學校教育，讓學生走出校門，回到家庭，回到社會，就是學校不負責任。
……
在這種情況下，學校教育包辦越多，離真正的現代教育越遠，對教育的危害越大。
寄宿制學校越辦越多，不是中國教育之福，是中國教育之禍。為什麼要辦寄宿制學校？無非是要解決那些交通不便地區少年兒童的就學問題。可是，今天為什麼有那麼多交通便利地區也在大辦寄宿制學校？無非就是想把學生關在學校里、關在課堂里，可以進行集中統一的課堂教學和作業訓練。這種做法，切斷了學校教育與家庭教育、社會教育的聯繫，剝奪了學生實踐體驗性教育的機會！
有一些寄宿制學校，甚至鼓吹提供保姆式服務，這真是徹頭徹尾的對教育的無知！
如果學校教育不回到生活，不重視實踐教育，課程改革註定要失敗，國家上下對創新人才培養的期盼註定無法實現。
筆者不得不大聲疾呼——放棄「圈養」，讓學生回歸家庭教育、社會教育，加強實踐教育。
（七）沒有基礎教育支撐的國家創新體系建設是無源之水
2006年，黨中央、國務院召開全國科學技術大會，胡錦濤總書記向全國發出號召：要在１５年內，把我國建設成為創新型國家。這無疑是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
問題在於：創新型國家建設的路徑如何選擇？現在的戰略部署是，國家創新體系的建設包括三個方面：一是科研院所的知識創新；二是高等院校的知識貢獻與人才培養；三是企業的自主創新。筆者認為，這個路徑選擇存在著重大的缺陷，這就是拋開基礎教育，特別是普通高中教育，建設國家創新體系，是無源之水，是緣木求魚。
圖片說明：高中生在即將告別他們三年的高中學習生活之時，將陪伴他們三年的課本、教輔、練習冊、考試卷等統統撕掉，然後從教學樓上向下拋灑時的情景。
我不知道，大家看了這張照片後有什麼感想。
（八）教育要從「體力型教育」走向「腦力型教育」
發達國家的經濟越來越「輕」。
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不再是以犧牲能源和資源為代價，而是越來越依賴於知識創新、技術創新、品牌培育，等等。因此，發達國家的經濟越來越「輕」。由此，世界上有「腦力型國家」與「體力型國家」之分，像我們的近鄰日本、韓國都已進入「腦力型國家」之列。可是，我們國家被稱為「世界工廠」，只不過是世界的「打工仔」。說到底，我國還是一個「體力型國家」。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教育走了一條與經濟發展相同的粗放型道路。這條道路有以下四個特點：
1．高消耗——師生時間投入量極大，教育成為拼體力、拼消耗的一種體力型勞動。教育本來是一個智慧型行業，人們的經驗越豐富、智慧越成熟，在講台上越有風采、越優秀。可是，試看今天站在高中講台上的老師們，還有多少５０歲的老師，更不要談６０歲的！這是教育的悲哀！
2．低產出——教師和學生髮展不全面、不健康。畸形發展成為不少地方學校教育的一種常態。
3．粗放式——對學校、教師、學生的管理不全面、不到位、不科學。從目標上講，教育只管知識與技能教育；從方法上講，教育不管過程，只管結果。
4．不講科學——教育的科學精神極其匱乏，教育發展缺乏辯證思維、科學思維。不少地方的教育不尊重教育規律、不相信教育科學，只相信「時間加汗水」。
（九）教育改革沒有「原罪」
漢朝劉向《新序·雜事》記載：葉公子高非常喜歡龍，器物上刻著龍，房屋上也畫著龍。真龍知道了，來到葉公家裡，把頭探進窗子。葉公一見，嚇得拔腿就跑。
今天，面對教育改革，有不少人存在葉公好龍的心態。天天急切地呼喚教育改革，但一旦教育改革來了又一味地批評改革、懷疑改革、棒殺改革。
教育改革需要時間和空間。任何教育改革都有一個發育和成熟的過程，不能苛求教育改革急於求成。人們一方面呼喚教育改革，一方面，不允許教育改革出現反覆，幻想著教育改革政策一出來，明天就能得到全面貫徹。這種思潮不但無益於推進教育改革，而且會扼殺教育改革。同時，我們也必須承認：我國教育改革需要空間，需要付出一定的代價和成本。
教育改革沒有「原罪」。我國的教育改革，一方面，需要公平、公正、誠信的環境，另一方面，其改革本身也是一個逐步推進公平、公正、誠信環境建設的過程。這裡，不能改革剛一出現，就去臆測其公平、公正、誠信一定會存在問題，一定會出現腐敗。如此，改革不就天然戴著一頂「原罪」的帽子？難道說誰改革，誰有罪？筆者認為，對待改革的正確態度：一是呼喚改革的公開化，二是監督改革的進程。
教育改革需要吃「中藥」，而不是吃「西藥」。教育問題是複雜的社會現象在教育領域的表現，我國教育改革要解決的問題絕不僅僅是教育本身，教育改革吃「中藥」就是要標本兼治、綜合治理、辯證施治；而不能幻想像西醫治病那樣「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十）提高國家教育領導力是關鍵
教育部長袁貴仁同志在2010年教育部機關幹部工作會議 上坦言：我國教育改革進入了「深水區」。[9]這裡的所謂「深水區」，是指中國教育改革面臨著更加複雜的利益格局的調整，面臨著更加複雜的體制機制改革的挑戰。如「擇校」、建立中小學教師公務員制度、校長「去官員化」、理順職業教育管理體制、高考制度改革、依法治教、實施教育問責制度，等等。不是改革方案無解，而是國家如何決策、何時決策。一句話，千難萬難，只要黨和國家下定決心改革就不難。這是對國家教育領導力的考驗。
改進和加強國家對教育工作的領導始終是我國教育改革和發展面臨的首要任務。在1985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鄧小平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們不是已經實現了全黨全國工作重點的轉移嗎？這個重點，本來就應當包括教育。一個地區，一個部門，如果只抓經濟，不抓教育，那裡的工作重點就是沒有轉移好，或者說轉移得不完全」，「各級領導要像抓好經濟工作那樣抓好教育工作」。[10]因此，1985年《中共中央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就提出了「加強黨和政府對教育工作領導」的要求。1999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指出：「全面推進素質教育，必須切實加強黨和政府的領導。」
推進中國教育改革的關鍵在於加強黨和國家對教育的領導，提高國家教育領導力是我國建設教育強國的最重要的保障。一是建立健全教育局長、校長專業制度，解決用什麼人辦教育的問題。二是出台科學的教育政績考核指標體系，解決用什麼標準來評價教育的問題，保障教育事業的科學健康發展。三是建立教育決策的科學化與民主化機制，解決一些地方存在的教育決策「憑經驗」、「拍腦瓜」的問題。四是建立和完善教育執法、監督體系，解決教育事業有法不依，教育行政不作為、亂作為的問題。五是推進教育行政問責，解決教育事業違法不究、有責不問的問題。
筆者堅信，隨著國家教育領導力的不斷提高，我國教育改革會儘快走出困境、進入健康和諧發展的軌道。
四、建設教育強國是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
早在１９９２年，黨的十四大就提出了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戰略要求。可是，１8年之後，我國經濟結構調整面臨的形勢依然嚴峻。這到底為什麼？
研究後發國家追趕或超越先發國家，可以發現兩個規律：一是教育的追趕或超越；二是產業的追趕或超越。任何一個後發國家的崛起，都得益於對舊產業分工格局的超越和對新興產業的引領。當年，英國、美國、日本的發展莫不如此。這說明，教育對後發國家的產業追趕或超越具有奠基和支撐作用。中國經濟結構調整之難，難在人才支撐不夠：一是缺乏為產業追趕或超越提供新技術的傑出創新人才；二是缺乏為產業追趕或超越所提供的高素質技術工人。因此，中國改革開放所面臨的挑戰，說到底，是教育改革和發展所面臨的挑戰的反映。30年來，我國經濟發展走了一條以犧牲環境和資源為代價的粗放型、數量型增長道路。進入新世紀以來，這條道路無論如何也無法繼續下去了。「當前，我國現代化建設面臨許多困難，國際金融危機的蔓延和加劇，使我國的外部需求急劇減少，長期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體制性、結構性矛盾更加突出，經濟增長方式粗放，人口、資源、環境壓力越來越大。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推動產業結構升級，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必須緊緊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11]而經濟結構的調整，絕不僅僅是限制、淘汰某些行業那麼簡單，關鍵要通過教育為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提供人才支撐。「在經濟價值的創造中，人力資源對土地和資本的替代越來越強，創意、設計、制度創新、信息的有效使用等純粹的智力活動所產生的價值也越來越大，而這些智力活動大都需要高水平的教育作為基礎。」[12]
20世紀初，梁啟超一篇《少年中國說》發出的「少年強，則中國強」的呼喊，激蕩著多少人對中國少年實現強國夢想的期盼。可是，「少年強」來自哪裡？無疑來自教育。教育強，則少年強；少年強，則國家強。黨的十七大已經為我國提出了「堅持教育優先發展，建設人力資源強國」的奮鬥目標。說到底，人力資源強國的建設，需要教育強國做支撐。作為發展中國家，世界發達國家為我國建設教育強國提供了哪些富有啟示的教育改革路徑？或者說，一個教育強國的評判指標是什麼？
1．教育價值追求與世界教育強國的契合度
當前我國主流社會所持的教育價值觀與世界發達國家具有很大的差別。一個突出表現是在對中小學教育質量的關注點上，我國還停留在知識和技能層面，而西方「發達國家教育質量的含義逐漸從認知（cognition）轉向素養（competence），教育政策越來越強調在體制、制度上加以創新，強調優化學校學習環境，創建有利於培養學生素養的教育環境」。「發達國家更關注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學習能力是否達到了今後終身學習的需要，關注學生在義務教育後各類教育之間的轉換狀態，以及學生在教育和勞動世界間的轉換順利程度。」[13]
顯然，我國的教育價值觀仍然被頑固的應試教育思維所綁架，不走出這一教育價值觀的困境，我國不可能成為真正的教育現代化國家。
2．提高教育投資力度
教育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的確立，教育現代化的實現，說到底，要靠教育投資來保障。根據專家研究，從國際上看，教育經費只有超過GDP的6%才能支撐教育現代化。2007年我國財政教育經費佔GDP的3.32%，社會投入佔1.55%，合計僅為4.87%。
幾個特別重視教育與人力資源開發國家的經驗值得我國借鑒。一是美國，2003年教育經費佔GDP的7.5%，其中政府投入5.7%，社會與私人投入1.8%；二是韓國，教育經費佔GDP的7.5%，其中政府投入4.6%，社會和私人投入2.9%；三是以色列，教育經費佔GDP的8.5%，其中政府投入7.0%，社會和私人投入1.5%；四是馬來西亞，教育經費佔GDP的8.1%；五是泰國，教育經費佔GDP的6.8%，其中政府投入4.6%，社會和私人投入2.2%。這幾個國家的固定資產投入和教育投入之比都低於5∶1。[14]
3．加強教育管理和教師隊伍專業化建設
加快我國中小學教師隊伍、校長隊伍和地方教育局長隊伍的專業化進程，將決定我國教育強國建設的進程。
國際上職業的專業化一般有6個標準：（1）專門知識；（2）有較長時期的專業訓練；（3）專門的職業道德；（4）有自主權，能根據自己專業進行判斷和決策；（5）有組織，如行會組織、學會組織等，有行業自身實行監督控制的約束；（6）要終身學習。
自1966年國際勞工組織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表《關於教師地位的建議》以來，教師職業是專業性職業，或者應該看作是一個專業性職業，逐漸成為國際教育界的共識。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重要文獻《學會生存》早在20世紀70年代就指出:加快教師專業化的進程是提高教師質量的成功策略。美國卡內基教學促進基金會主席、斯坦福大學教授舒爾曼提出七類教師知識的觀點。包括學科知識，一般教學法知識，課程知識，學科教學知識，學習者及其特點知識，教育背景知識，教育目標、目的和價值觀及其哲學與歷史背景知識。這七類教師知識以學科教學知識為核心。
1991年、1997年，國家教委、教育部先後頒發了《全國中小學校長任職條件和崗位要求（試行）》和《實行全國中小學校長持證上崗制度的規定》。2001年，《國務院關於基礎教育改革和發展的決定》更是明確指出：「推行中小學校長聘任制，明確校長的任職資格，逐步建立校長公開招聘、競爭上崗的機制。實行校長任期制，可以連聘連任。積極推行校長職級制。」但令人遺憾的是：我國中小學校長的專業化進程從制度建設上看，並沒有得到實質性推進，在中小學校長崗位上不具備校長任職資格的大有人在。
與此相聯繫，地方教育局長的非專業化趨勢令人擔憂。不少地方教育局長既不具備相應的專業素養，更沒有相應的專業經歷。現代科層制管理理論的創始人馬科斯·韋伯曾特別提出，要改變行政首長的非專業化現象，擺脫決策中對專業人員的過分依賴。哈佛大學蘇珊·莫·約翰遜認為，對於美國的教育局長來說，21世紀的領導角色應當是教育領導、政治領導和管理領導三者的整合。北京師範大學
4．加快教育教學制度變革
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發達國家教育質量監測制度的逐步建立，對影響教育質量的系統因素和學校教育環境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在這裡，發達國家對影響學生學業成績的關鍵因素的研究包括了學校領導力、教師的教與學（TALIS）、家庭的社會經濟文化背景。特別是TALIS調查，它將發達國家政府的注意力從教師培訓轉移到提供保證教師有效教學的制度建設上來。」[16]
這提示我們，影響學校教育教學質量的因素，不僅是教師隊伍的個體素質，更與教師賴以生存的教育教學環境，特別是規範教師教育教學活動的制度有關。建立現代學校教育制度，理清政府與學校、社會與學校、校長與學校、教師與學校的關係，將成為我國教育改革和發展面臨的緊迫而重大的課題。
5．提升教育標準化水平
近年來，基於政府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理念，我國開始強調推進中小學標準化建設。這裡的標準化建設，更多的還是停留在關注硬體條件的標準化階段。而經濟合作組織（OECD）國家則已經超越了對學校硬體設施的統計階段。在OECD的《教育概覽》中辦學條件指標指的是生師比、教師工作時間、教師工資等軟體條件，OECD國家對辦學條件中硬體的研究，已經到達對教育建築標準進行研究的階段。而這裡的建築標準不單指諸如抗震標準等，而是指教育建築設施的要求已經從數量轉移到質量上來，以迎接技術、社會、經濟等方面的快速變革，期望用彈性的、開放的、能夠滿足多種用途的教育建築和設施來適應時代發展帶來的變化，特別是對於學生個性化發展的挑戰。[17]
6．提高創新人才培養水平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教育發展的主要戰略目標是加快各級各類教育的普及，以滿足人民群眾日益擴大的對教育機會的需求。黨的十六大才第一次提出了創新人才培養問題。黨的十七大更明確提出「創新人才培養水平明顯提高」，這是黨對我國教育戰線提出的新目標。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世界教育開始從數量的擴張轉向對高質量教育的探索。這種教育將創造性和創新能力看作教育的根本。於是，基礎教育中的素養（competence）逐漸代替讀寫(literacy)，成為基礎教育的核心。與此同時，在教育宏觀制度設計理念中，在培養創新人才思想的指導下，教育制度的設計理念由普遍的公平，轉向以新公共管理改革為手段的效率導向，目前，正逐步形成效率和社會意義上的公平並舉的局面。教育的「效率」和社會意義上的「公平」逐漸擺脫非此即彼的狀態，在制度理念上實現融合。[18]
一個國家創新人才培養水平的高低，與這個國家綜合實力、文化傳統、教育體制具有直接的關係。要提高我國教育創新人才的培養水平，必須著眼於我國教育體系的整體變革。當前，我國教育創新人才培養水平不高，最關鍵的是，我們還沒有從應試教育的桎梏中解脫出來，這種以應試為本位的教育，嚴重扼殺了我國教育創新人才的培養能力。
7．提高教育法治水平
現代意義上的法治作為一種管理精神和價值追求，是西方文化的內生物。西方社會的法治起源可以尋根至古希臘的城邦文化。經過幾個世紀的教育改革，西方發達國家政府的教育管理行為法治模式已經逐步得到穩定和確立。在走向21世紀的過程中，教育管理行為法治化的新趨勢是，政府教育管理行為自身的權利制衡和法制過程中的民主保障得到加強。
西方國家政府教育管理行為法治化可資借鑒的基本經驗如下：一是行為法規，即政府的教育管理行為必須有法律依據；二是保障公平，這是政府教育管理行為法治化的基本原則；三是建立完善的監控體系和救濟制度，這是政府教育管理行為法治化的保障機制；四是更加註重採取非強制手段，即更多採用民主和參與方式，強調與公眾的協商行為和重視公眾的參與度。這種非強制手段在每個國家有不同的表現，如美國就是靠教育的財政投入來控制各州教育法規的執行的。[19]
我國用30年縮短了與西方發達國家在教育普及水平方面的差距，走過了許多西方發達國家上百年的教育發展之路。不過，教育機會供給的差距我們可以用較短的時間來縮短，但發達國家普及教育之後的理念變革及制度創新，卻不是輕易能夠趕超的。可以斷言：未來30年，與前30年加快教育發展、擴大教育機會相比，在走向現代化教育強國的征途中，我國教育將經歷一個更加艱難困苦的探索過程。
鄧小平曾經指出：「從長遠看，要注意教育和科學技術。否則，我們已經耽誤了二十年，影響了發展，還要再耽誤二十年，後果不堪設想。」[20]中國教育再也耽誤不起了。
中國從教育大國走向教育強國之日，就是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之時。
為建設教育強國添磚加瓦，這是筆者終生的教育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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