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信 – 社會穩定的基礎

08-07

1989年中國領導人鄧小平提出「中國的問題，壓倒一切的是需要穩定。」的確，中國要建設和諧社會，穩定的社會秩序，穩定的民生，是必須的。然而建立一個穩定的社會環境，離不開誠信這個基礎。失去了誠信，小到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將充滿猜忌、仇視，大到政府失去公信力，政策、法令、法規得不到貫徹執行，人們對上陽奉陰違，對下坑蒙拐騙。這樣的社會，自然談不上穩定，所謂的和諧社會，也不過是空中樓閣、鏡花水月而已。

什麼是誠信

一個穩定的社會環境，需要以建立全民、全社會的誠信機製作為基礎。什麼是誠信呢？「誠」是儒家為人之道的中心思想，宋代理學家朱熹認為「誠者，真實無妄之謂。」認為「誠」是一種真實不欺的美德。要求人們修德做事，必須效法天道，做到真實可信。說真話，做實事，反對欺詐、虛偽。至於「信」，就是無「偽」的意思。既不說假話，亦不做假事；既不自欺，亦不欺人。一切言行皆以誠實為本，排除一切虛偽、虛假。

儒家認為「誠」主要是從天道而言，「信」主要是從人道而言。所以孟子說：「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誠」本是自然固有之，效法天道、追求誠信，這是做人的道理、規律。二者在哲學上雖有區別，但從道德角度看，「誠」與「信」則是同義等值的概念，故許慎在《說文解字》中說：「誠，信也。」「信，誠也。」基本涵義都是誠實無欺，信守諾言，言行相符，表裡如一，這是做人的基本要求。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誠信觀

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大傳統，受儒家的影響最大，孔子《論語》中，關於「信」字，就出現了38次之多，遠高於「善」、「義」、「勇」等。可見，中國古代儒家文化對誠信的看重。關於儒家論到「誠信」的重要，可大致可以概括為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誠信是架起人們溝通的橋樑，這種溝通包括與朋友的相交以及家庭成員之間的相交。《論語.學而》說：「與朋友交而不信乎？」意思是與朋友相交，必須言而有信，才能達到推心置腹、無私幫助的目的。否則，朋友之間充滿虛偽、欺騙，就絕不會有真正的朋友，朋友是建立在誠信的基礎上。孟子說：「聖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敬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只有彼此之間，遵守誠信這個基本之德，社會才能安定和發展。同樣，家庭內部的交往，同樣要有誠信作為基礎。唐代著名大臣魏徵說：「夫婦有恩矣，不誠則離。」只要夫妻、父子和兄弟之間以誠相待，誠實守信，就能和睦相處，達到「家和萬事興」之目的。若家人彼此缺乏忠誠、互不信任，家庭便會逐漸崩潰。「父不信以教子，子不信以事父」，結果只能是「父子相疑於家」，「兄弟而不主信則傷」。

其次在治理國家方面，誠信也是根本。《左傳》中提到：「信，國之寶也。」指出誠信是治國的根本法寶。在《論語.顏淵》中孔子的學生子貢曾經去問孔子，治理國家什麼最重要，孔子回答說：「足食、足兵、民信」，子貢又問，如果三者中去掉其一，應該去掉哪個，孔子說那就「去兵」吧，子貢還不死心，又問：「如果還要去掉一個呢？」孔子說: 「那就去食吧」。因為孔子認為「民無信不立」，如果人民不信任統治者，國家朝政根本立不住腳。因此，統治者必須「取信於民」，正如王安石所言：「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為重百金輕」。

再次，誠信也是為人處世的基本原則。孔子很重視「信」，他認為人若不講信用，在社會上就無立足之地，所謂「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論語.為政》）他痛恨那些外仁內詐、巧言令色、里外不一的偽君子，痛斥他們為「德之賊」。他把「言必信，行必果」，「敬事而信」作為規範弟子的基本要求。

由此可見，中國儒家傳統的誠信觀就是以「誠」為內心信念，講求信用，即，人無誠信不立，家無誠信不和，業無誠信不興，國無誠信不穩。

當然在我們探討中國儒家文化的誠信觀對大傳統的影響的同時，也不可否認的是，中國傳統文化也受著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的深度影響，而這些影響，很大層度是對中國小傳統的影響。

比如佛教教義當中，作為信的表現「不妄語」是五戒之一，意思是「所言至誠，所說審諦，所行如語，不兩舌，不增減，無失說，當行覺意，如所聞見說護於法，寧失身命，終不妄語」。（《郁迦羅越問菩薩行經》）就是說話要符合真實情況、言行一致，不前後矛盾，不挑撥是非，以誠心護法，寧可捨棄生命。

道教對誠信也有著豐富的思想，老子說：「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老子.第八十一章》）意思是誠信之言不華美，華美之言不信實，因為誠信之言是質樸無華的。道教在自己的教律中將誠實守信作為一個倫理規範定了下來，認為善惡行為，終究逃避不了果報的法則，陰謀詭計，人或不能知，天地神明卻不會不知。《太上感應篇》說：「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

由此可知，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誠信作為一種道德的要求，被以各種方式規定了下來，要求人們處於任何環境，面對任何問題的時候，都必須遵守。回顧中國的歷史，無論是儒家文化，還是佛教，道教文化，都對穩定中國的社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問題是，在當今市場經濟條件下，傳統的中國文化是否依舊適用呢？

中國誠信之現狀

既然中國有著非常豐富的誠信文化，誠信也一度被認為是中國人的傳統美德，那麼在經歷了「五四」運動，共產主義運動，文化大革命，以及改革開放之後的中國，誠信，這個作為一個社會、國家的穩定之本的標誌，是否得到了很好的發揚了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中國在經歷了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功過程中，在人民的物質生活日益豐富的同時，卻尷尬的發現中國人的誠信正面臨著巨大挑戰。往奶粉里添加三聚氰胺冒充蛋白質、拿貝殼當原材料製造珍珠粉、知名教授畢業於山寨大學、江湖郎中的名片上寫著「衛生部專家」，連考古隊挖出的東西都有可能是假古董，如今恐怕沒有人會否認，我們正置身在一個「全民造假」的時代，中國已經成為了世界上最大的假貨市場，從假文憑、假證件、假髮票、踢假球，到考試作弊、偷稅漏稅、騙取保險、虛假廣告、假醫假藥等等，可謂層出不窮。

然而在這一片造假的事件中，最另人憂心的不是造假本身，而是社會對待這些事件的態度問題。就拿前一段時間網上傳得沸沸揚揚的唐駿的假文憑事件來說，本來是很明顯的造假事件，然而當方舟子將整件事件揭露出來之後，卻引發了一場網路大討論，有趣的是，討論的重點不在唐駿的造假，而在指責方舟子炒作，或者乾脆轉換命題，研究方舟子究竟是不是偏執狂，甚至有人說揭這些短對中國的發展不利。再就是成王敗寇、笑貧不笑娼的觀念泛濫。認為只要能成功，採取什麼手段都不重要，對「成功人物」實行「道德豁免」，彷彿身價不菲的人犯錯，只能是一場喧鬧，而沒有是非。

從中我們不難看出，誠信在中國人心中已經是成了一文不值的東西。難怪前一段時間，在網上刊登了這樣一則消息，說是由上海市政協一課題組，對上海社會誠信問題展開調查，調研結果顯示：有44.2%的人認為，相比5年前人與人之間的誠信狀況，現在的誠信水平下降了。誠實守信在相當一部分人的心目中可能是「無用的別名」，甚至有90.2%的人認為誠實守信在不同程度上會吃虧。市民普遍認為：「說謊話反倒有好處、不講誠信反倒佔便宜，這樣的惡性循環助長了社會的不誠信氛圍。」與之相對應的，中青報也做過一個類似調查，結果有79.2%的人承認自己造過假。

在這裡我們不難看出，正是這種對待造假，不造白不造的心理，滋生了全民不講誠信，有便宜就占的心態。為此不少有識之士開始大聲疾呼，重建誠信文化已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2001年，時任總理的朱鎔基先後為上海國際會計學院和國家會計學院兩所高校立下校訓「不做假賬」。這其實就是針對當時社會廣泛而嚴重的失信而提的。這裡我們不禁要問：中國的誠信經歷了兩千多年的傳統積累，加上解放後40多年的德育為首的教育，為什麼偏偏今天出現大面積的社會誠信危機?根源又在哪裡？

中國傳統文化的尷尬

首先從中國傳統文化的特點來看，在前面我們已經論述過了，中國的誠信文化受儒家思想的影響最大，而儒家文化基本可以總括為一個字，就是「仁」。什麼是「仁」呢？《論語》記載：「樊遲問仁。子曰：『愛人』。」（《論語.顏淵》）又說「汎愛眾，而親仁」（《論語.學而》），意思就是要廣泛地愛大眾，親近有仁德的人。可見「仁」是用一種博愛的胸懷，能夠推己及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論語.雍也》）孟子後來把這個思想表述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孔子的學生曾參則把這一思想概括為「忠恕之道」（《論語.里仁》）為什麼要「愛人」或「汎愛眾，而親仁」呢？因為「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論語.顏淵》）同時「愛人」也表現為不斷向別人去學習，因為「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則其不善者而改之。」（《論語.述而》）

在這裡我們必須看到，其實儒家的「愛人」並不是愛一切人，愛人主要是指愛本階級成員中的人，特別是指愛本階級中那些有仁德的人。在孔子眼裡「人」和「民」是有區別的，而人又分為「君子」和「小人」。「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論語.里仁》）也只有有仁德的人，才知道愛什麼人，恨什麼人。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同上）孔子說：「跟有仁德的人住在一起，才是美好的。否則，怎麼能說是明智呢？」「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省也。」（同上）意思是見到賢德的人就向他學習，見到不賢的人就反省自身避免和他一樣。孔子講的「愛人」實際上就是指親君子而遠小人，至於「民」（如奴隸）則不屬於「愛人」的範圍。孔子認為，奴隸主貴族和奴隸是有區別的，君子和小人也是不同的，「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論語.陽貨》）有智慧的上等人和愚蠢的下等人，是固定不變的。所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論語.泰伯》）對於老百姓（如廣大奴隸）只能讓他們按照統治者的命令去作，不用讓他們知道為什麼這樣作。在孔子看來，奴隸主和奴隸、上等人和下等人、君子和小人的區別就像「鳥獸不可同群」一樣。可見，《論語》中講的「愛人」是分等級的，不是指愛一切人，愛人是有具體階級內容的。

以這種思想為依託而發展出來的誠信觀，必然是帶有很強烈的血緣、地緣和人情的特點。庄祖鯤牧師在《契合與轉機》一文中指出：中國傳統的農業社會帶有大家庭、人口流動低、人際關係緊密等特點，人與人之間的倫理關係的重點主要屬於家庭倫理，而人與人之間的道德維繫主要來自道德主體的自律以及群眾壓力。因此儒家的「誠信」倫理思想主要是以家庭和個人為中心，強調血緣共同體，強調由這種血緣關係組成的一種親疏遠近的人際關係秩序。在這種關係中，人們只對自己的親朋好友講誠信，對所謂的「外人」則要有所保留。比如，中國的家長從小就教導自己的孩子，對外人要留一手，所謂「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這種「內外有別」的誠信文化發展到今天就造成了蔑視個人權利，以成員忠誠為基礎的專制誠信。

同時對於道德個體如何可以守住這個誠信，儒家強調的是自律以及周圍群眾的壓力。因此當「其心三月不違仁」的顏淵去向孔子問如何才能做到仁的時候，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論語.顏淵》）然而人真的可以靠自己而守住這個「仁」，以做到誠信嗎？在中國以前的農業社會的環境下，通過教化人自身內在的良心，以及藉助「千夫所指、千目所視」造成的群眾心理壓力，應該說是可能的。

然而現代社會是一個高度工業化、高度都市化的社會，它從根本上改變了原有農業社會的人際關係，什麼是現在工業社會的特點呢？庄祖鯤牧師在《契合與轉機》一文中指出：當今工業社會的主要特點就是小家庭、人口流動高、人際關係是疏離而流動的、道德維繫也主要靠法律制裁。然而法律並不能解決任何事，尤其很多時候誠信是屬於道德層面的。這個時候，如果完全靠人的自律，顯然是不行的。在這點上，其實孔老夫子早就意識到了這點，在《比較人論》這本書中，王峙軍先生指出：孔子認為「仁「存在於人裡面，因而人人都有踐仁的可能性，然而真正要把這個「仁」實踐出來，卻還要有一個踐仁之道，孔子意識到人性的實然狀況似乎遮蔽著這個「仁」發揮出來，然而他說不出來這到底是什麼，為此他不由發出「朝聞道，夕死可矣。」的感慨。

可見中國的這種傳統「誠信」倫理，說得嚴重一點其實是帶有一個自欺欺人的特點，延伸到國外，就形成了外國人對中國「誠信」倫理的懷疑，產生了對中國人「誠信不良」的評價。18世紀上半葉，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在他的名著《論法的精神》中說：「中國人的生活完全以禮為指南，但他們是地球上最會騙人的民族，特別表現在他們從事貿易的時候。」

今天不少人提出重建「誠信」要從娃娃抓起，也有提出要從政府的政策法規上著手，中國學術界也掛起了一股回歸儒家的新文化運動，從《太平天國》、《漢武大帝》到《康熙大帝》、《乾隆盛世》這些在主流媒體上的藝術作品，可謂體現的淋漓盡致。但是從現代中國歷史的發展來看，從五四運動打爛「孔家店」，到文革期間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致命一擊，以及現代工業化的發展來看，中國傳統文化已無力肩負起重建「誠信」文化的這個歷史重任。那麼我們的出路在哪裡？

基督教文化與誠信

西方誠信思想是建立在基督教文化基礎之上的，與中國的古代先賢們在探討誠信的時候，多強調從人的自律，多從人本身出發不同，基督教對人性的認知遵循的是一條自上而下的路線，即萬物都是從神的創造而來的，「他說有就有，他命立就立」。而所有這些的創造的頂點，就是對人的創造，聖經說：「神是按著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並將生氣吹進他的鼻孔，從此他就成了有靈的活人，名叫亞當」。從這幾節經文，我們可以看出，人之所以為人，是因為人裡面有神的形象，這個形象不但使人有道德的本性，即有知識，公義，聖潔的本性，而且使人有靈性，這種靈性決定了人是有理性，良知和意志的。在這點上，基督教的看法與孔子所體會到的是一樣的，人性應該是善的，也就是有「仁」存在於人性的應然層面。然而神的形象不僅僅使人有道德的本性和靈性，同時還使人有了格性，即自我知覺與自決的能力，即人有自由的能力。正是有了這種能力，使人可以管理這個世界和治理全地，也正是因為這種自由，使人可以選擇跟隨神還是偏離神。當人選擇偏離神的時候，罪也就進入了人的心中，他控制人的內心，使人雖然有善的意念，但在實際生活中卻行不出來。孔子所體會到，但卻說不出來的東西，在基督教中給了很好的答案。人靠自己的努力是不可能戰勝這個罪的，從孔子重仁，孟子重義，荀子重禮，到韓非子重法可見，儘管人不斷地努力想要擺脫人性中的這種纏累，但卻不可避免地走了一條逐漸退化的道路。

而要戰勝人性中的罪，基督教認為只有通過從神而來的幫助。這就是「道」，「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有恩典，有真理」。借著這個「道」，神使我們明白什麼是真理，也因著「信」，使我們的人心，接受聖靈的監督和審判，「他既來了，就要叫世人為罪、為義、為審判、自己責備自己。」（約 16：8）

正是基於這種對至善真理的體認，以及對人性本質的認識，從而構建出了基督教倫理的底線，在這種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西方傳統的誠信觀可以說從開始便與神權至高、法治觀念緊密相連。庄祖鯤牧師在《契合與轉機》一文中，談到關於當今中國社會的特徵和缺失的時候，認為當今中國社會的特徵，可以用「無法」和「無天」來表達。「無法」就是在中國人的心目中缺乏法治觀念，法律的神聖性在中國人的眼中根本不存在，所謂「法律無外乎人情」，「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等等，究其原因，就是因為在中國的文化中缺乏「神」，也就是「無天」，這個至善標準的存在。

其實中國人在古代，尤其在春秋之前，人們對天地中有個主宰的概念，還是很清晰的。然而自從春秋之後，在中國人的信念中，神的概念逐漸為人的概念所取代，所以孔子才會有「子不語，怪力，亂神」「天何言哉」之類的論調。而正是由於缺乏這種對「外在的、超越的、創造的神」之概念，因此中國人強調的是一種「內在的超越」，是一種自身內部的完善，而這種完善的標準，由於缺乏一種絕對的善的存在，只能是相對的。

而西方人的誠信觀中的法治觀念主要來源於基督教的思想，在基督教的觀念中，「約」這個觀念是很神聖的，因為神與人立約，甚至連神自己也不得背約，何況是人？因此在西方人的眼中，違背盟約是一件很嚴重的事，這點與中國人的「成王敗寇」的思想大不一樣。同時，西方人的倫理觀是以神為中心的，為參考點的，所有的倫理規範都必須在這個絕對的真理下被檢驗、受修正。因此聖經《以弗所書》第六章說：作兒女的，要在主里聽從父母；作父母的，要按照主的教訓和警戒養育兒女；作僕人的，要甘心服務，好像伺候主；作主人的，也要公平對待他的僕人，因為神在天上察看。也就是說，每個人都是向神負責，沒有任何人擁有特權，也即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正是在這種倫理觀念的驅使下，西方的誠信體系，作為一個商業道德，成為了西方現代化發展的巨大動因。在西方，誠信是他律性的道德手段，是基於「約」的一種道德觀念。在今天「誠信」在西方已經被看為一個衡量人的道德水平的重要尺度，全社會範圍的「信用」體系的建立，最大程度地保證了人們對規則的遵守，以及制度執行上的公正和平等。也許以下這個例子，可以更讓我們看到中國人和西方人對誠信的認識上的不同。

歐洲某些國家的公共交通系統的售票處是自助的，也就是你想到哪個地方，根據目的地自行買票，沒有檢票員，甚至連隨機性的抽查都非常少。一位中國留學生髮現了這個管理上的漏洞，或者說以他的思維方式看來是漏洞。他很樂意不用買票而坐車到處溜達，在留學的幾年期間，他一共因逃票被抓了三次。他畢業後，試圖在當地尋找工作。他向許多跨國大公司投了自己的資料，因為他知道這些公司都在積極地開發亞太市場，可都被拒絕了，一次次的失敗，使他憤怒。他認為一定是這些公司有種族歧視的傾向，排斥中國人。最後一次，他衝進了人力資源部經理的辦公室，要求經理對於不予錄用他給出一個合理的理由。下面的一段對話很令人玩味。「先生，我們並不是歧視你，相反，我們很重視你。因為我們公司一直在開發中國市場，我們需要一些優秀的本土人才來協助我們完成這個工作，所以你一來求職的時候，我們對你的教育背景和學術水平很感興趣，老實說，從工作能力上，你就是我們所要找的人。」該公司的經理如此說。「那為什麼不收天下英才為貴公司所用？」「因為我們查了你的信用記錄，發現你有三次乘公車逃票被處罰的記錄」。面對留學生的質疑，該經理回答。那個留學生顯然很意外：「我不否認這個。但為了這點小事，你們就放棄了一個多次在學報上發表過論文的人才？」該經理立刻回答道：「小事？我們並不認為這是小事。我們注意到，第一次逃票是在你來我們國家後的第一個星期，檢查人員相信了你的解釋，因為你說自己還不熟悉自助售票系統，只是給你補了票。但在這之後，你又兩次逃票。」「那時剛好我口袋中沒有零錢。」留學生答道。「不、不，先生。我不同意你這種解釋，你在懷疑我的智商。我相信在被查獲前，你可能有數百次逃票的經歷。」「那也罪不至死吧？幹嗎那麼較真？以後改還不行？」留學生仍然試圖說服這個經理。這個經理搖頭道：「不、不，先生。此事證明了兩點：一、你不尊重規則，不僅如此，你擅於發現規則中的漏洞並惡意使用；二、你不值得信任，而我們公司的許多工作的進行是必須依靠信任進行的，因為如果你負責了某個地區的市場開發，公司將賦予你許多職權。為了節約成本，我們沒有辦法設置複雜的監督機構，正如我們的公共交通系統一樣。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僱傭你，可以確切地說，在這個國家甚至整個歐盟，你可能找不到僱傭你的公司，因為沒人會冒這個險的」。

從這個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出中西方對誠信的不同看法和態度。誠信是公平機製得以順利運行的前提，如果群體內部互相之間無誠信可言，那麼群體內部之間在共進退時的所謂公平就很難能獲得信任。這也就是以公平來保障誠信，而以誠信再來保障公平，從而形成良性的循環。

當然，我們也不是說現代西方人個個都是很講誠信，做事都很守規則的。相反，西方也存在造假、存在詐騙。但是在面對這些問題的時候，我們應該看到在以基督教建國的美國、加拿大，都存在道德滑落的現象，如今美國、加拿大的學校里基督教的教育內容越來越少，甚至出現在公立學校老師教授聖經而受到起訴的現象，在政府部門裡，信仰只能是個人私下談論的內容，等等，這些現象不正好表明了當人離開神，企圖用人自己來代替神的時候，誠信的衰退也是必然的嗎？

結語

中國現代化的建設，需要一個穩定的政治、社會環境，而要獲得一個穩定的政治、社會環境，所需要的就是全社會誠信觀的建立。只有人和人之間、企業之間、政府與百姓之間，都建立起互相誠實、可信的關係後，社會秩序才會穩定，國家的政策才會得到很好的貫徹、執行，企業的效益才會真正得到體現。然而儘管中國傳統文化中不乏對誠信觀的教導，西方的現代化發展以及現代社會的道德環境卻讓我們看到，真正的誠信只有來源於生命的改變。當一個人，一個社會，一個國家，願意信靠上帝，這個宇宙中唯一、絕對的至善標準，並依靠他的話語來行事的時候，在這個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法制，才能真正保障個人自主、自由的權利與有效約束國家權力。這種用法律保障個人的主體權利的本身就是對人類自身自利行為的膨脹有效約束。

我們只有把誠信建立在這種法制的基礎之上，才能使之在互相守約的土壤里生根，在市場的競爭中發芽。誠信作為人類的共同嚮往，在不同歷史時期，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國家都產生了不同的作用。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有許多美好的、人類嚮往的東西，例如，古代的「義利之辨」，「無為而治」，「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等觀點，在未來人類發展的過程中，仍有她獨特的價值。在中國傳統文化之中，還有許多個性化的東西，也是人性關係中最普遍、最珍貴的內涵。如何把中國傳統文化有效的與基督教文化結合，從而產生出適合中國的誠信文化，是我們每一個身為文化主體的個人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約14:6）。我們只有把中國傳統文化中具有普適價值的文化精髓與基督教的神本理論相結合，才可能建立符合現代化發展的、相對公平的法制體系，用法規範行為，用道德約束思想，才能確立與市場經濟相協調的道德規範與獨立的文化追求，架構其與市場主體相一致的法律誠信體系，形成獨具特色的市場性民族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