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富與原罪:中國社會的富翁們真的都該死么?

「百富」 楊斌讓我蒙羞　　王千馬：看了你此前寫的幾本書，有一個很一致的特色――那就是描述的對象都是「首富」。從2009年4月出版後一版再版的《首富真相――黃光裕家族的財富路徑》，到2009年11月出版的《首富隆起――揭底中國頂尖財智階層的生存怪圈》，再到2010年6月出版的《劉永行劉永好首富長青――希望集團三十年》……說起首富，中國人的心理肯定是別有滋味――一方面肯定有艷羨的成分，對他們的積累的巨額財富頗為心動；另一方面肯定也有嫉妒和仇恨的成分，也就是大家常說的「仇富」。畢竟在當下中國，很多財富的積累都是充滿著「原罪」――這也是你在解析黃光裕時也經常會提到的一個詞。另外，貧富差距的日益拉大，兩極分化的日益嚴重，更讓富人被放在批判的火爐里受著炙烤――何況還是首富。我不知道你是出於一種什麼樣的目的，來關注首富這樣一個群體？！你對這樣一個群體，又抱有何種心理？！　　張小平：在從事專業的財經圖書寫作之前，我曾在國內兩家著名的財經媒體工作。因為工作關係，我長期跟蹤採訪、報道富豪排行榜上的一些財富人物。　　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在各個行業、各個地區「隆起」了一批首富，他們中有「網路新貴」丁磊、「網遊傳奇」陳天橋、「能源巨頭」施正榮、「家電教父」黃光裕、「造紙女皇」張茵、也有「超級地主」楊國強……　　作為財經記者，我採訪到的第一位富豪，就是當時剛剛榮登「胡潤百富榜」第二名的歐亞農業董事長楊斌。他請我們參觀如歐洲皇宮般的公司總部、他派人領我們「考察」成片的高科技農業試驗田、他在富麗堂皇的辦公室內對我們進行了一場高亢激昂的演講、他把我們送進歐亞村成片的別墅之一體驗居住……初入此道的我無力拒絕、無法分辨，被其表象所迷惑，回來後寫了一篇熱情洋溢的頌揚稿，把他譽之為「農業報國的新生代華商」。　　不料，這卻成為一篇讓我「蒙羞」的報道。半年後，即將走馬上任朝鮮新義州特首的楊斌，因為涉嫌「虛假出資、行賄、合同詐騙、非法佔用農用地」等經濟犯罪活動被正式逮捕。　　就是從那一年開始，那些像我一樣熱衷追逐的商業財經記者和被追逐的富豪們開始意識到：各種富豪榜充滿了陷阱，也因此有了「殺豬榜」的別稱。通過此次教訓，我對排行榜上的富豪們開始換上了審視、質疑的目光。　　此後長達數年的商業記者生涯，我接著採訪了很多排行榜上的富豪，也見證了諸多重大商業財經事件，其中既有馬雲的蒸蒸日上、李彥宏的「一夜暴富」、蘭世立的一飛衝天，也有顧雛軍被捕前流著眼淚的「最後告白」、劉虹在資本之旅上一步步走向深淵、黃光裕在原罪的泥潭中拚死的掙扎……　　在幾年財經記者生涯之中，我雖然做了大量的中國富豪的報道，但總覺得有一種遺憾――因為那些報道都是碎片似的，不能反應這個群體深層次的一些問題，於是有了寫書的衝動。　　在中國，民營企業家的原罪問題日益彰顯。在我做財經記者的十年中，中國的商界簡直快變成一座「流星花園」了。略加梳理，便可以列出一份長長的「問題企業家」名單――楊斌、仰融、李經緯、萬平、唐萬新、孫大午、戴國芳、鄭俊懷、趙新先、顧雛軍、黃宏生、龔家龍、魏東、黃光裕……　　中國社會在轉型、中國經濟在轉型、中國企業家們也在轉型，很多人物、很多事情都還在灰色、邊緣地帶銜枚激行。尤其是那些民營企業家，大多只能稱之為「月光富豪」，天生原罪的烙印讓他們心理陰影叢生、還沒做好見陽光的準備。　　在這個社會貧富差距加大、仇富情緒瀰漫的年代，對中國民營企業家尤其需要一個清醒、客觀的認識。通過類似黃光裕一樣層出不窮的問題富豪，我們看到，其實有罪的不僅僅是這些問題富豪本身，我覺得，更大的是社會的罪、體制的罪。在那些野蠻生長的年代，體制不完善、法律有欠缺，這導致了很多企業家都患上了原罪。但社會必須要進步和發展，「月光富豪」遲早都必須走到陽光中來，否則只有死路一條。　　我不敢保證劉永行、劉永好兄弟的創業和發展過程沒有一點原罪問題，但相對而言，他們的企業這是比較健康穩健發展的。在看到過多的問題富豪後，我們更需要樹立和鼓勵一些正面的富豪形象，讓中國民營企業家逐步掙脫原罪的束縛，走上健康發展的大道。　　不管是之前出版的《首富真相――黃光裕家族的財富路徑》，還是最近的《劉永行劉永好首富長青：希望集團三十年》，我都遵循著一個原則：就是大時代、大背景、大社會中的「小人物」、小細節、小情感。無論是黃光裕，還是劉永行兄弟，如果把他們從那個大的時代和大的社會背景中脫離出來，我們對他們的認識無疑是片面的、不客觀的，只有把他們置於波瀾壯闊的中國社會發展進程中去，我們才能發現這些人的標誌性意義所在。不以人論人、不以事論事，喜歡在大的時代背景中抒寫小人物的命運，這恐怕是我寫企業家傳記的與眾不同之處吧。　　對這些帶有原罪的中國民營企業家，我的感情是比較複雜的，可以說是「愛恨交加」――明其是，則能知創業者篳路藍縷、開啟山林之功；察其非，則可有覆轍勿蹈、以警後人之鑒。　　「我永遠也退不了！退了也不可能全身！」――黃光裕的預言　　王千馬：身為原國美電器董事會主席的黃光裕，是我很想深入了解的一個人。你甚至給他扣上了一頂帽子――中國目前最「」富豪。我沒想到這樣風光無限的人，到最後身陷大牢。當然，我也沒想到他會有那麼很悲慘的過去――我知道他的發家是沒有後台也沒有背景的，但是看到這樣的描述――黃光裕出生於貧困家庭，他的父親曾一度受到別人的欺負和歧視，黃光裕的妹妹因交不起學費而不能及時領到課本，黃家請人吃飯常常臨時借米賒菜――我就更感慨萬千，如果他沒有那樣一種結局，他的「成功」在當下實在很勵志，對經常叫苦叫累叫迷惘的年輕人是個榜樣。在你眼裡，他的「成功」能否再被複制么？！　　張小平：他可以複製的是他的刻苦耐勞和奮鬥精神，而不可複製的是在灰色地段遊走的僥倖心理。　　「十年寒窗無人知，一朝成名天下聞。」一個16歲的潮汕鄉下窮小子，不僅在碩大繁華的京城立住了腳跟，而且通過自己的努力，在18年後成為財富「金榜」上的「狀元」。這是一個值得誇耀的傳奇，引來了天下年輕人的熱烈追捧和效仿。　　也許，每一個人看到的都只是一個側面。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場合、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人嘴裡，黃光裕呈現出不一樣、甚至截然相反的一面。當然，這些不一樣的性格特點，都在黃光裕身上並行不悖地存在，都是真實的他。　　肯定有很多人會追問一個問題：黃光裕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而筆者更願意討論這樣一個更有意義的問題：黃光裕到底是什麼顏色的？　　在1987年之前，黃光裕是純白色的。在南方那個偏僻的小鄉村，他艱辛卻努力地生活著。他聰明、敏感、自強、友愛、倔強。在黃光裕眼裡，世界是一張大大的白紙，他渴望著早一點把它塗抹成自己心目中斑斕的五彩。　　在1998年之前，黃光裕是嫩青色的。在碩大的京城裡，二十幾歲的黃光裕渺小如粟。他勤奮、大膽、堅韌、上進、機靈、羞澀。即使冷漠寒冷的北京，也阻攔不了他青澀的愛情萌芽，阻止不了他青澀的事業抽枝。　　在2004年之前，黃光裕是火紅色的。僅僅17年時間，黃光裕變得無比強大，曾經碩大的京城都無法盛下他的野心和夢想。他火紅色的熱情，迅猛地向全國擴散流溢。他狂熱、執著、堅強、蠻橫、自信。在商業領域他開疆拓土，速度快過成吉思汗，熱情高過拿破崙。　　在2006年之前，黃光裕是金黃色的。因為2004年國美的借殼上市，他讓自己的身價變魔術般一夜狂增，達到了上百億元的天文數字。他驚喜、慷慨、自妄、放縱、虛榮。這個曾經的窮小子終於讓自己的名字散發出黃金般的光澤，成為財富夢最完美的闡述者。　　在2008年之前，黃光裕是深灰色的。在2006年底，黃光裕與其兄長陷入「調查門」的旋渦之中，雖然後來涉險過關，但從此蒙上了濃重的陰影。他焦慮、不安、固執、偏激、僥倖。他走得太快，沒有想著停一停疾行的腳步，讓靈魂和理智也跟上來。　　在2008年底，黃光裕變成了墨黑色。因為被拘查，關於他的各種傳聞紛紛揚揚：涉嫌操縱股價、涉嫌官商勾結、涉嫌非法洗錢、涉嫌違規貸款、涉嫌向境外轉移資產、涉嫌豪賭……「黑社會老大」這頂大帽子，在他滿懷忿懣地抵觸了數年後，終於像緊箍咒一樣套牢在他頭上。他沮喪嗎？後悔嗎？自責嗎？怨恨嗎？清醒嗎？一切不得而知。　　而網上有一位網民的眼光很獨特，他看待黃光裕既不是崇拜也不是仇視：「黃光裕成了一個標誌性的人物，但在我心中，一直覺得他有些可憐。16歲初中畢業隨著大哥來北京做生意，中間經歷了多少白眼和辛酸，只有他自己最清楚，後來雖然成了中國的首富，但是內心的自卑和不安全感並沒有消失。當時（2005年9月）黃光裕還不像現在那麼出名，媒體也才剛剛習慣他的存在，他似乎是一下子就出名了。當時的他，已經有些江湖大哥的樣子了，剃了一個大光頭，一上台就雙手抱拳：『在座的各位都是我大哥。』回答媒體提問的時候，也還是有些害羞，說話非常謹慎，像是剛剛出道的明星，坐在椅子上的姿態，則有些刻意地做出大哥模樣。那時得知，黃光裕的辦公室有400平方米那麼大，平時一個人關在辦公室里，很少和下屬溝通，非常孤獨，也非常用功，因為事必公開親，曾經累得眼睛出血……」這個網民寫的是一個五色雜陳的黃光裕，看了也自然讓人心中五味雜陳。　　國美電器一位原高管，也描述了他眼中的黃光裕：某年公司的年會，在開了總經理大會之後，舉行了宴會。在表演了節目後，大家強烈要求黃光裕上去發言。當晚，黃光裕喝了不少酒，臉紅通通地就就上去講話：「你們今天在這裡玩得都很開心，我也算開心。但是你們有誰想過我的負擔有多重，壓力有多大？你們每時每刻都可以從國美全身而退，而我呢？我永遠也退不了！退了也不可能全身……」　　「我永遠也退不了！退了也不可能全身！」黃光裕很清楚自己將要面臨的結局。現今，他果然身陷囹圄之中難以自拔。　　「如果沒有發生在今天的被查事件，黃光裕完全可以成為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最佳代言人。」《南方人物周刊》在一篇名為《黃光裕，一個中國夢的破滅》的文章中，如此嘆惜道。　　「權貴資本主義」及「官父商子」　　王千馬：不過，黃光裕的倒下，除了他在原罪的叢林里越走越遠――比如以前的「投機倒把」、偷稅漏稅，後來的違規貸款、政商勾結――還有被權貴資本主義給拋棄的原因。你在文章中以暗示的筆調寫道：「權」與「貴」，一直是皮與毛的依存關係，每當巨大的政治風雲激蕩時，自以為無所不能的「貴人」往往被棄若弊履――我從中讀出了，黃光裕也是被政治犧牲掉的。不知道你認可么？！　　張小平：有人說，黃光裕是「政商博弈的又一個犧牲品」，此話有一定道理，但又不完全符合事實。　　正所謂的無風不起浪。如果媒體所指責的那些「罪行」完全是捏造的，恐怕黃光裕也不會深陷其中。其實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黃光裕的確在「自殺」――數年前，當黃光裕選擇了政商勾結並悍然進入中關村股份時，就意味著他同時選擇了「慢性自殺」。這遲早會斷送他的一切。　　但黃光裕案所引發的巨大激蕩的政商風雷，卻似乎超乎了他自己和許多人的意料。黃光裕不僅自吞苦果，而且被挾持其間難以自控。　　一些企業家犯下原罪的最主要因素，恐怕莫過於制度的缺陷。在社會福音派神學中，認為原罪不僅通過生物學上的繁衍，而且它深深根植於社會傳統和社會制度中，通過文化、組織等形式一代代相傳。社會的不義在深度和廣度上，都遠勝於個人的罪性。因為社會性罪惡一經產生便迅速滲透到社會肌體的每個細胞中，而且它還擅長借政治勢力和文化傳統來自我掩飾。充滿罪性的社會制度和文化傳統乃是孳生和孕育個人罪性的溫床。個人罪性貪婪和殘忍在一種不義的社會中則會演化成對窮人和弱者的殘酷壓榨。　　中國現有經濟體制是從計劃體制時代延續下來的，雖然已經變革了30年，但政府某些部門仍然掌握著重要的資源，對經濟活動擁有巨大支配權，而由於缺乏有效監督，少數官員利用來進行「權力尋租」。學者楊帆在《危機與反危機》一文中，提出了「權力資本化」問題。後來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也提出了大同小異的觀點，就是「權貴資本主義」。　　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中國社會出現了不公平問題。社會不公平的主要表現是，對改革成本的承擔和對改革的收益分享不對稱。獲益最大的自然是各級掌權者及其親屬、朋友，還有形形色色的與其勾結的「紅頂商人」，而收益較小的是工人、農民和中下層職員。而對改革的成本的付出，工農和中下層職員則比官員大得多。產生不公平的原因很多，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市場交易不公平，而交易不公平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權力參與交易。　　在某次活動中，有記者給在主席台上的杜潤生遞紙條問道：中國的改革最需要警惕的是什麼？這位年過九旬、有「中國農村改革之父」的老人不假思索，用洪亮的太谷口音說：權貴資本主義！　　其實早在20世紀90年代，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就提出要警惕「權貴資本主義」的危害。這種擔憂是有實證的――全斗煥、盧泰愚、金泳三的兒子、蘇哈托的子女等權貴，就是利用各種配額、優惠、補貼、減免稅、政策性貸款、大型工程以及各種收費、證照等紛紛介入市場。而菲律賓前總統馬科斯執政期間，其家族及與其過往甚密的幾個大財閥，竟然壟斷了菲律賓國民生產總值的80%……「權貴資本」的為所欲為，直接或間接引發了亞洲金融危機並導致相關國家經濟與社會的持久動蕩。　　但筆者認為，「權」與「貴」相提並重，並非那麼貼近問題的本質。學者吳思提出的「官家主義」也許更貼切。　　中國社會的政商領域，現在存在著一種現象，既「官父商子」。父輩為官、兒輩經商，這本身無可厚非，但如果兒輩的經商是依靠父輩為官所帶來的便利和資源，甚至變成父子聯手、官商勾結，那無疑是缺乏公平與公正的；另外，很多富豪常常「認官做父」，大肆進行權力尋租，依靠「官父」權力的庇護橫行無忌。　　「權」與「貴」一直是皮與毛的依存關係。每當巨大的政治風雷激蕩時，自以為無所不能的「貴人」往往被棄若敝屣。　　王小東在其《中國精英的衰敗與重生》一文中指為，在這30年中，中國的經濟精英是所有精英階層中表現得最好的，中國這30年所取得的經濟成就主要是由他們和廣大的普通中國人創造的。但作者隨即指出，他們一旦超出了經營企業的範圍，其表現就顯得十分粗陋了。「在階級關係中，他們還遠遠沒有學會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精英的那種成熟，表現出對於其他階層利益的冷漠甚至無視，甚至毫無必要地激化與其他階層的矛盾。他們擁有的巨大財富和媒體為了獲利而對他們的追捧，使得他們自以為自己無所不能。他們過早地向政治和思想領域伸出手來，聲稱在所有這些方面，中國都應該接受他們的領導，這實際上是不自量力的，必將遭致對自己的損害。」　　經濟學家張維迎甚至斷言：中國未來經濟能否持續增長，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企業家是不是由尋租活動轉向創造價值的活動。　　為什麼他們能長壽？　　王千馬：不管如何，黃光裕的「墮落」也許不是出於他的本意，對於一個企業家來說，他總是希望自己的基業長青，最好能做到百年企業，或者是千年企業――然而，在中國傳統文化里，有「富不過三代」的說法。近年來，包括江浙在內的民營企業，富一代已年歲漸大，慢慢要退隱江湖，然而讓他們頭疼的是，富二代的接班又成為問題。這不能不給企業的後續發展設置了難題。希望集團發展了三十年就被你稱上「首富長青」了，這看上去像是個稱讚，但我咂摸出更多的卻是無奈。因為有更多的富人，一夜暴富之後，又一夜落馬，或者消失――不要說三十年，十年都挺不住。從牟其中到賴昌星、從劉曉慶到仰融、從楊斌到周正毅、從顧雛軍到黃光裕……你覺得是什麼阻礙了中國富豪的「可持續發展」？而劉永行、劉永好的「首富長青」，其價值又在哪裡？！　　張小平：失望與希望、悲觀與樂觀、跌倒與爬起、毀滅與重生，一直是人類社會永遠吼叫不休的命運主題曲。　　歷史不應該僅僅有成功者的歡呼聲，更應該有失敗者的喟然長嘆。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一部企業史就是一部失敗的歷史。30年改革開放的歷史，我們略加梳理，便會列出一份長長的「失敗者」的名單――步鑫生、禹作敏、儲時健、牟其中、仰融、唐萬新、孫大午、戴國芳、鄭俊懷、趙新先、顧雛軍、黃宏生、龔家龍……　　此中，有些人也許會永遠釘上歷史的恥辱柱；有些人卻一直有著截然不同的爭議和評語；有些人受到了當時社會的譴責和法律的制約，但在10年、20年或30年後，又有了新的解讀方式。總結他們的失敗原因，主要有如下幾種情況：碰撞了政治的禁忌；觸犯了法律的底線；違背了市場的規律。當然，還有些人的失敗是混雜了以上諸多因素。　　商業與政治難以完全分割，關鍵是保持合適的距離。太近了，可以得到紅頂商人的巨大便利，但最終往往沒有什麼好下場；太遠了，則太陽永遠照不進現實，你會成為荒漠中無人理睬、自生自滅的野草。　　法律是對人們行為的有效約束，但每部法律都有其時代的局限性。比如說當年的投機倒把罪，現在已經早不見蹤影了。而當年，很多企業家對當時法律底線的試探和觸犯，卻在無意中拓展了法律的邊限和商業的空間。　　而對市場規律的挑戰，則是一場成王敗寇的遊戲――挑戰成功了，會被讚譽為顛覆性的市場創新；挑戰失敗了，又會被鄙視為違背常規的盲動。　　一位財經作家說得比較客觀：「他們的失敗，是一件讓人遺憾但並不可恥的事情，因為這些失敗往往伴隨著偉大的創新和冒險。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正是燃燒在企業家內心的那股不甘平庸的勃勃野心，在一次次顛覆著陳舊的秩序，掀起商業上的巨浪與革命。」　　「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自古以來，開疆拓土的創業者都希望自己的基業能夠永繼長青，這也是優秀企業家們的美好夢想。　　從1993年劉永好登上這片政治舞台開始，整整17年過去了；從1982年劉永行兄弟開始創業算起，整整29年過去了。而如今，那些和他曾經比肩的企業家，很多人已經在歲月的長河中悄然消失無蹤了，為什麼劉永行兄弟卻一直能屹立不倒？　　面對這樣的問題，劉永好曾說過一段耐人尋味的話：「80年代中期，我就開始出席一些國內企業家的活動。到了90年代出席這些活動時，已經有了一些變化。現在再出席企業家們的活動，變化就非常大了。是什麼呢？原來跟我們一起開會的朋友越來越少了。到哪裡去了呢？有很多原因，有的不幹了、有的去世了、有的倒閉了、有的被抓了。做企業，就好像綜藝節目中的孤島生存遊戲。有些人怕吃苦，倒下去了；有些人在獨木舟上行走，沒有踩好，倒下去了；有些人關鍵時候跑不動，被老虎、獅子吃了。總之，競爭就是這樣的，適者生存的遊戲規則是明確的，所以應該有這樣的思想準備。」　　在中國，企業家屬於稀缺資源。從改革開放至今三十年，能夠一直挺立潮頭的企業家可以用鳳毛麟角來形容。　　他們為什麼能夠長壽？對像劉永行兄弟這樣碩果僅存的企業家進行樣本分析，我們會發現各種各樣的秘訣：政治敏感度高，持續創新能力，堅忍不拔的毅力，善於挖掘人才，未雨綢繆的危機意識，敢為人先的闖勁，規範的企業內部治理結構……也許，這一切還不夠，還得加上幾分天命與運氣。　　斷根、贖罪、養晦、捨得　　王千馬：回到仇富這個話題上來。可以說，現在中國富豪的形象是很妖魔化的。一方面，趙曉說，在「不違法，就別想發財；要發財，就要不擇手段、鋌而走險」的大時代背景下，中國民營企業家的誕生本身就像是一根木炭――如果你硬要去把它洗白，那麼最終的結果是把整根木炭都洗掉，木炭還是洗不白；另一方面，他們對社會的回饋依舊熱心不夠，給人一種「無富不仁」的印象……那天我看北京電視台的《五星夜話》，有一期嘉賓分別為馬未都和成龍的節目，其中談到身後事的時候，成龍大哥就說，自己希望走去的那天，自己在銀行里的存款是零――所有的錢要及早地用掉、捐掉。不久，我又從報紙上看到一篇悼念吳冠中老師的文章，這位優秀的「身價」很高的畫家，卻從來不靠自己的畫作來牟利，寧願將它們捐給各地的美術館，讓普通人都能看到，而不是被藏在收藏家和銀行倉庫的保險里，等著升值被倒賣。至於他本人，就住在北京方庄芳古園一套房子里，基本沒作什麼裝修。另外，他本人的生活也極其簡陋，和老伴的衣服都是在方庄超市裡買的，一日三餐也很簡單，有時午飯只是青菜和粥，這讓吳老都不好意思留人吃飯――我曾經在方庄也住過兩年多的時間，可惜未曾和吳老碰見，即使碰見，這樣一個不吸引人的老頭，肯定也被我錯過。有時我就想，在這樣一個追求物質財富，個個都想成富豪的年代，像吳老這樣生活，像成龍大哥這樣想的人還真是少見了。不得不說，仇富和想當富人這些情緒交織在一起，構成了當下社會一個很荒謬的圖景。也許只有到那一天，富豪與民眾能形成一個良性的互動，大家既要把成為富豪當成一種追求，也要視為承擔一種責任……這個社會的戾氣和匪氣會消低很多，富人的安全感也會又回來。不知道小平兄你怎麼看？！　　張小平：楊絳寫過一本叫《洗澡》的小說，描繪的是一群知識分子在「三反五反」運動中的心路歷程。洗澡當然指的不是到澡堂里去舒舒服服地「洗涮涮」，而是拿著鋒利的手術刀，對自己的靈魂和思想進行徹底的解剖和清洗。「洗澡」在當時也叫做「割尾巴」。　　中國的民營企業家們一直有「洗大澡」的傳統，在每隔3、5年的宏觀調控或整肅運動中，他們都首當其衝地成為被改造和打擊的對象。為什麼要「洗大澡」？除了他們的某些行為與當時的政策與法律有抵觸以外，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他們天生多了一條尾巴，這條尾巴叫「原罪」。　　隨著社會貧富懸殊的日益加劇，已經呈現出「惡性社會」的徵兆――在富人們眼裡，自己的施恩行為卻並沒有招來窮人們多少喝彩聲，善舉沒有得到善報；而在窮人們的心頭，這些貪官奸商們掠奪了社會的財富，惡行卻沒得到惡報。在「惡性社會」里，因果不再循環，各個階層情緒對立並漸成死敵。　　我們這個時代沉澱下來太多的難題，讓人理不清、剪不斷。但這個時代需要繼續輕裝前行，這就必須要有具體的人或事來承擔歷史的重負、沉痾和積怨。不幸的是，民營企業家正是那個「比較軟的柿子」。處於風口浪尖上的民營企業家，需要的是一次主動的、徹底的、全面的「洗澡」來脫胎換骨，改變自己的負面形象，以避免成為惡性情緒的發泄對象與犧牲品。　　筆者曾提出了「斷根、贖罪、養晦、捨得」的八字方針――　　斷根，就是斬斷過去的種種。在那個特定的年代，因為某些部門對權利的壟斷，生存空間狹窄的民營企業家不得不與某些官員進行「權力尋租」。這種官商勾結形成了極端惡劣的經濟環境，養成了部分民營企業家投機取巧甚至違法亂紀的惡習。而在法律與制度日益健全的今天，他們仍然有鑽法律漏洞的習慣與衝動。不斷根，被逮住只是遲早的問題。　　贖罪，就是為過去的不規範行為「埋單」了事。利益，是激發社會矛盾永遠的動力；利益，也是澆滅人類怒火永遠的甘泉。你捐款也好、你提高職工福利也好、你提高產品質量也好、你改善生態環境也好，每一次的「額外付出」，都讓你的原罪減輕一分。當然，對企業家來說，最好的同時也是最擅長的「贖罪」行為，就是「消滅」窮人和閑人――這麼多找不到工作的大學生，這麼多的下崗職工，這麼多的農村剩餘勞動力，不靠企業家們來化解，將會是一個巨大的隱患。多一個窮人，對於富人而言，就意味著多一分危險。「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在其《道德情操論》一書中如此告誡：「如果一個社會經濟發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眾手裡，那麼它在道義上將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風險的，因為它註定要威脅到社會的穩定。」　　養晦，也就是埋頭做事、少發狂言。這本來就是一個矛盾與惡性情緒飛揚的時代，一個張牙舞爪的商人只會被淹沒在唾沫之中。　　捨得，也就是用舍換得。說得直接一點，就是用金錢換平安。當矛盾激化，有身家性命之虞的時候，讓出若干股權和現金又何妨？這個道理連普通人都能想清楚，但偏有很多固執的企業家迎著鋒刃而上，結果常常是人財兩空，這真是讓人欷不已。　　汶川大地震成為彌合貧富階層之間裂縫的一個很好的契機。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後，中國企業家群體的突然覺悟和有所作為，這值得稱讚。在這個經濟精英階層中，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了與其他階層分享利益的必要性，並有一定作為，反映了自身成熟度的一定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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