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拾零】一把剪刀似春風——評路遙的《平凡的世界》

編輯：方略書院（flsy2017）

權力是路遙特別感興趣的一個主題。由於權力極大地影響著人們的社會關係和社會心理，所以，路遙總是注意從權力的角度觀察人性和生活。這就需要作家確立一種具有啟蒙性質的權力價值觀。

在路遙看來，權力崇拜是一種落後而有害的價值觀。對於人類生活來講，最為重要的，不是追求權力和虛假的榮譽，而是像普通人那樣，在平凡的勞動中高尚地生活。所以，他尖銳地批評那些把權力看得高於一切的人，——他們把追求權力當作生活的全部內容和最高目標；他們鄙夷尋常的生活，不願做平凡的普通人，心心念念只想一件事，那就是，追求權力。對他們來講，權力簡直就是生命。為了當官，他們爾虞我詐，機關算盡。

於是，路遙借田福軍之口，嚴厲批評這種「爭權奪利」的社會現象：「中國人把多少心思和精力都投入到了這種可怕的損耗之中。」即便是雙水村「支書」這樣的近乎芥豆之微的權力，也會讓那些「官迷」們戀棧不已：「對田福堂這樣的人來說，權力即便是象徵性地存在，也是極其重要的。活著時，權力是最好的精神食糧；死去時，權力也是最好的『安魂曲』。他害怕的是，他要眼睜睜看著把權力交到別人手裡。不，他哪怕躺在這破碾盤上不再起來，雙水村黨支部書記的職位他決不放棄！哼，不管你們活得如何美氣，如何紅火熱鬧，但我仍然是管你們的！」田福堂顯然是「權力拜物教」的信徒和犧牲品。他之所以要拚命抓住權力不放，只是為了滿足自己的「精神需要」，就是為了體驗「管你們」的快樂。這種錯誤的權力觀和消極的政治心理，反映著「過渡時代」固有的狹隘性、落後性和複雜性。

《平凡的世界》所敘寫的，是中國社會轉型最關鍵的十年（1975-1985）。在當代生活的這個嚴重脫序的時期，唯意志論的「極左」政治為害甚烈，給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和教育造成了極為嚴重的破壞。這是一個由接近崩潰邊緣的「動亂」狀態，向正常狀態艱難回歸的時代。

極端的唯意志論，是「極左」政治的一個本質性特點。它缺乏科學精神和理性意識，無視現實條件的制約，抱著「人定勝天」的盲信，將人的能力無限誇大，甚至喊出了「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之類的愚昧口號。對歷次嚴重的唯意志論運動及其後果的反思，是路遙小說敘事的重要主題。在《平凡的世界》里，他將現實看作歷史的延伸和結果，試圖在對歷史的反思中，揭示現實困境形成的唯意志論原因。

路遙不僅有正視貧困、飢餓等恥辱體驗的勇氣，也有將這恥辱生活敘寫出來的現實主義精神。在《平凡的世界》所寫的黃土高原，貧窮是普遍而嚴重的：「缺吃少穿是普遍現象。有些十七八歲的大姑娘，衣服都不能遮住羞丑。一些很容易治癒的常見病長期折磨著人；嚴重一些的病人就睡在不鋪席片的光土炕上等死。晚上很少有點起燈的家戶；天一黑，人們就封門閉戶睡了覺。野狼如入無人之境，跳進羊圈任意啃咬，也沒人敢出來打攆——據說這裡的狼早不把人放在眼裡了。沒有什麼人洗臉，更不要說其他方面的衛生條件了。大部分人家除過一點維持活命的東西外，幾乎都一貧如洗。有的家戶窮得連鹽都吃不起，就在廁所的牆根下掃些觀音土調進飯里……」貧窮使人的尊嚴掃地以盡，蕩然無存。路遙以沉鬱而充滿概括力的文字，敘寫了農民極端貧困的生活境遇。他的敘事和描寫，恫瘝在抱，令人震驚。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的中國小說中，如此真實而沉痛的現實主義敘事和描寫，似乎並不多見。

飢餓是路遙小說敘事的一個重要內容和主題。在普遍貧窮的境況下，飢餓這個「強大的敵人」如影隨形。飢餓既是一種可怕的肉體痛苦，也是一種使人喪失尊嚴的精神痛苦；它是上世紀六十年代中國農民最可怕的災難和噩夢，也是路遙自己的痛苦經驗的一部分：「對於黃土高原千千萬萬的農民來說，他們每天面對的卻是另一個真正強大的敵人：飢餓。生產隊一年打下的那點糧食，『兼顧』了國家和集體以外，到社員頭上就實在沒有多少了。試想一想，一個滿年出山的庄稼人，一天還不能平均到一斤口糧，叫他們怎樣活下去呢？有更為可憐的地方，一個人一年的口糧才有幾十斤，人們就只能出去討吃要飯了……」在《在困難的日子裡》，路遙就曾寫過飢餓對中學生馬建強的折磨。到了《平凡的世界》，他的飢餓敘事，不僅更加細緻和深入，而且還充滿了尖銳的反諷鋒芒。在原西縣中學的食堂里，食分三等，人亦如之，孫少平只吃得起最低一等的飯菜，也屬於最低一等的人。這讓他深受傷害，備感屈辱。

除了貧窮和飢餓，強制性的勞動和嚴酷的懲罰，也極大地降低了人們的尊嚴感。在「文革」期間的「農業學大寨」運動中，農民受到的懲罰尤其嚴厲。這給那些無辜者帶來嚴重的人格羞辱和精神傷害：「被『勞教』的人不給記工分，自帶口糧、被褥，而且每天要干最重的活：用架子車送土。一般四個『好人』裝，一個『壞人』推；推土的時候還要跑，使得這些『階級敵人』沒有任何歇息的空子。最使這些人難堪的是，在給他們裝土的四個人中間，就安排一個自己的親屬。折磨本人不算，還要折磨他的親人，不光折磨肉體，還要折磨精神。」

如果說，在可怕的貧困狀態下，飢餓使農民的尊嚴蕩然無存，那麼，在階級歧視的嚴酷環境里，「階級敵人」的境遇就更加悲慘。在很長的時段里，「階級鬥爭」被推向極端，被賦予了絕對的正當性，而階級歧視則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無論何人，一旦被主觀地定性為「剝削階級」，被妖魔化為十惡不赦的「階級敵人」，就會被打入「另冊」，就會失去最基本的公民權，失去上大學、招工、參軍和提乾等重要權利。路遙站在歷史和人類的高度，強調作品的「永恆性」和「生命力」，這樣就克服了僅僅局限於某一立場、某一時期或某一地域的文學的狹隘性：「把歷史的角度放進去，從人類的整個發展去考慮，就有了永恆，作品的生命力就更強了。」

路遙讚美勞動。他回答一位提問者說：「我最愛勞動者，最恨不勞而獲的人。」對於農民階層來講，勞動是立身之本，而最為重要的自由，首先就是勞動的自由。人在勞動中肯定自己的能力，體驗自己的價值和尊嚴。積極性質的勞動以自由為前提，也就是說，只有當人們能夠自由地選擇勞動對象和勞動方式的時候，他的勞動才是真正屬於自己的勞動，才能給自己帶來成就感和尊嚴感。相反，一切被強制的勞動，都是消極性質的勞動，本質上是一種懲罰，——它意味著對外在力量的被動服從，意味著對人格的嚴重羞辱。然而，很長時間裡，中國農民的勞動和生活，卻受到了不合理的限制。他們沒有自己的土地，不能自己種自己想種的莊稼，不能養自己想養的家畜。孫少安僅僅因為將一些邊邊角角的閑地分給「社員」做活命的自留地，就被在大會上批鬥和羞辱。農民被強制性地組織起來，按照統一的計劃集體勞動，其結果就是，「被強制的人失去了運用其智慧來選擇自己的手段和目的的能力。他成了他服從其意志的那個人的工具」。路遙懷著深深的同情，為這些失去勞動自由的農民辯護。

崇智主義是路遙的小說敘事在價值立場和主題建構上的一個鮮明特點。路遙的敘事有一個明確的現代性指向，那就是肯定知識的價值。知識使人們的生活更開放、更健全，也使人們的心智和人格更成熟。路遙小說里的主要人物，大都熱愛讀書，大都尊重知識。他們通過閱讀改變了自己的內心生活。《人生》中的高加林是熱愛讀書的，《在困難的日子裡》中的馬建強是喜歡讀書的——即便買不起，也要「立在書店裡翻一翻」，《平凡的世界》中的孫少平和田曉霞是熱愛讀書的，甚至在《黃葉在秋風中飄落》中，高中生盧若琴也因為讀了《居里夫人傳》，而形成了對生活的「堅定認識」。在路遙看來，文明而美好的生活，首先是有知識的生活，是具有良好文化教養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