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諸佛菩薩金剛等啟請次第》中的「穢寂婆羅金剛王」
大理鳳儀北湯天佛經大理鳳儀北湯天佛經1956年由費孝通、李家瑞等學者在大理鳳儀白湯天村白族董氏宗祠法藏寺「金鑾寶剎」大殿中發現兩批兩木櫥古本佛經共3000多冊，其中南詔大理國手寫佛經共20卷。包括以下幾類：
１、南詔晚期和大理國時期的寫本經卷二十多卷冊。這些經卷多殘損，其中有抄寫年代的僅三卷，這就是：安國聖治六年（西元八九四年）由「內供奉僧崇聖寺主密宗宗教主賜紫沙門玄鑒」集的《護國司南鈔》卷第一；寫於大理國保安八年（西元一Ｏ五二年）的《保安八年佛弟子比丘釋道常薦舉七代先亡寫疏）殘卷；保天八年（西元一一三六年）由「佛弟子持明沙門釋照明俗諱楊義隆」敬寫的《諸佛菩薩金剛啟請儀軌》一卷。其他的二十多卷冊，雖然沒有確切的年代，但根據題款、書法、圖記、紙質和裝潢等特徵，均可鑒斷為大理國時期的寫本。 ２、宋元版本《藏經》共約二四六Ｏ冊。其中有南宋紹興時期湖州刻本的《思溪圓覺藏》三十多冊；南宋理宗紹興四年（西元一二三一年）到元代至治二年（西元一三二二年）平江刻本的《磧砂藏》一千多冊，元代初年杭州刻本的《普寧藏》二千二百多冊。 ３、宋元間刊印的其他藏經一百三十多冊。其中有明朝初年江寧刊印的《南藏》。 ４、元代和明初雲南白族刊刻的佛經共二百八十餘冊。其中元延佑五年（西元一三一八年）由「汗城南華山萬寧慶禪沙門自周述」的《佛名寶懺》；有「董藥師賢男華嚴寶為法界造」的《華嚴經》二十多卷冊。 ５、明初傳抄南詔大理國時期阿叱力教經典約十冊。包括：《大灌頂儀》卷第七，殘存一冊，冊首經名下有「大理摩伽國三藏贊那屈多釋」；《受金剛大灌頂潔靜壇內守護聖上》一冊，冊首經名下書「大明建文三年辛巳歲三月，大理趙州五峰寺僧比丘釋妙真為法界有情造」；《吉祥喜金剛自受主戒律》一殘冊，「大理國弘福律院下月泉戶內抄寫，帝師堂下住持辣麻貢葛巴，受主萬代恩耳，通圓流傳矣」；《吉祥喜樂金剛自受主戒儀》一殘冊，經目下墨書「大成就師發思巴辣麻傳」；《金剛薩埵火瓮受灌頂儀式》一冊，有「大明建文二年庚辰歲（西元一四ＯＯ年）十一月十五日，大理趙州曲別居住，習密阿左梨董賢寫，釋妙直為法界有性造」之題記。 ６、梵文（悉曇文）經卷。有三卷完全用梵文書寫的經卷，從紙質和紙背的印記，亦屬大理國時期的寫經。最為重要的是，其中一捲紙背鈐有「施主釋明鍾為法界有情等造」的朱印。這就說明此梵文經卷乃是大理國土著阿叱力所書.
其中，《護國司南抄》卷第一，是一殘卷，最後有一行十分寶貴的文字，即「時安國聖治六載甲宣歲朱夏之季月也」。《南詔野史》載，唐昭宗光化二年（公元899年），鄭買嗣篡蒙氏國自立，稱大長和國，改元安國，安國六載應是（公元908年）。該抄卷的內容是《仁王護國般若波羅密多經》。另有《釋道常薦舉七代先亡等疏一卷》殘卷，卷末題「保安八年佛弟子比丘釋道常薦舉七代亡等疏一卷」，保安是大理國第十代國王段思廉的第一個年號，八年，當為公元1052年。南詔大理國時期的寫本經卷20捲軸，長達四五萬字，這篇經卷對研究雲南歷史文化具有很高的歷史價值，有人把這批古經的發現和發現敦煌的石室古經相提並論，說「北有敦煌，南有大理」。在這20卷佛經中，有的經卷夾雜著古白文，有的在漢文經句右側有白文旁註，卷尾有白文註疏。最具代表性的《仁王護國般若波羅密多經?囑果品第八》中，正文漢字1800多字，白文旁註約700多字，白文疏記多達4300多字，白文數量比漢文多。作為南詔在大理繕寫的經卷，這批手寫佛經既反映了南詔釋教典籍的大體情況，也是研究雲南佛教史的珍貴資料。
《諸佛菩薩金剛等啟請次第》中的穢寂婆羅金剛王啟請次第
《諸佛菩薩金剛等啟請次第》原藏大理鳳儀北湯天董氏宗祠，現藏雲南省博物館。卷末有題記數行：
爰有佛弟子持明沙門釋照明俗諱楊義隆，為幼男楊隆俊，為己為人，敬寫諸佛菩薩金剛等啟請葉一百張壹卷，聊申願曰：行得祖道，學契如源。消煩惱之罪山，秀菩提之覺樹。騰聲足價，立德齊賢。今生來生，雖不師以自覺;行海願海，通二輪之縱橫。洎乎情封，等超悉地。
時保天八年歲御丙辰九月十五日謹記
咒師楊靈珠
保天八年丙辰相當於南宋高宗紹興六年(1136)。按照題記，這份《諸佛菩薩金剛等啟請》共寫了一百頁，但現存寫經已有殘缺，裝裱後又增加了明初補寫的內容數截，而且有錯簡。按裝裱後的次序，其內容包括文殊師利啟請次第、彌勒尊佛啟請次第、藥師佛啟請次第、口口佛熾盛光如來啟請次第、藥師佛啟請次第、四印義、通三部啟請、光顯三部聖像次第、大自在隨求佛母啟請、波栗那社嚩梨佛母稽請、多羅佛母啟請次第、摩梨支天女啟請次第、大悲觀世音菩薩啟請次第、金剛薩埵啟請次第、護國般若佛母啟請次第、毗盧遮那修習啟請次第、普賢菩薩啟請次第、太青法界文殊童子啟請次第、般若心經啟請儀軌、乾撻婆王啟請次第、無量壽如來啟請次第、摩醯首羅天王啟請次第、大安樂葯叉道場壇相儀則、大安樂葯叉金剛啟請次第、大安樂葯叉啟請次第、大威德五道大將軍啟請次第、無能勝金剛啟請、降三世明王啟請次第、慈氏尊如來啟請、穢寂婆羅金剛王啟請次第、大白金剛啟請壇圖、二臂婆羅金剛啟請次第、本尊婆羅啟請次第、祈雨摩訶婆羅啟請次第、婆羅六臂祈雨啟請次第、排白金剛壇地貼次第、白金剛啟請次第、白金剛小啟請次第、大雲請雨經道場婆羅啟請次第、金剛鴛啟請次第等。
從有關介紹材料來看，保天八年的寫本不僅只是雲南省博物館所藏的這些。由於雲南省博物館藏寫本中四印義、通三部啟請、光顯聖像次第並散食、光顯三部聖像次第等內容的字體風格與建文年間抄本《大金剛灌頂道場儀》一樣，屬明初重抄後補入的內容，因此現藏雲南省圖書館的《光顯啟請散食浴像口囑白金剛小啟請》是保天八年寫經原件。至於其他斷卷中是否還有保天八年的寫本，有待看到雲南省圖書館所藏原件後才能判斷。當然，對這份大理國寫經的價值的評判，也只有在看到雲南省圖書館藏鳳儀北湯天寫經的全部原件後才能進行。不過，儘管現在沒有看到那些經卷，但由於雲南省博物館所藏是保天八年寫經的主要部分，根據其中的部分文字，已經可以對張勝溫繪《梵像卷》的研究提出新的看法。
論：
因原文系白族文字與漢文相合，還需進一步比對。
此處的穢寂婆羅金剛很可能「穢寂」是指穢跡，雖然阿吒力教有穢跡金剛法，但個人認為此處的「穢寂婆羅金剛王」很可能是指黑財神。
因為黑財神的梵名是ucchsmajambhala，漢譯為「除穢忿怒閻婆羅」或「烏芻沙摩閻婆羅」，可見黑財神即是烏樞沙摩明王的一種化身。
具體仍需進一步結合經文中的祈請來定論。
阿闍梨董賢
談到鳳儀北湯天佛經，就不能不提到董賢。他生活在元末明初。生平不詳。清初高奣映在《雞足山志》中稱他為「不動喇嘛」，說他通陰陽曆數之術，能役使鬼神。這一說法還有待證實。數種佛經後面的題記，說明董賢和他的家人在元末明初已經刊印了一批佛經。他永樂年間撰寫的一篇碑記，介紹了鳳儀北湯天佛經的主要來源和歷史背景：
明初朱元璋派沐英、傅有德、藍玉等人率兵攻打大理，大部分佛寺被燒，經藏被毀，將整個大理地區各寺院中殘留的藏經收集起來，仍然湊不夠一部大藏。為了配成一部全藏，董賢專門到受戰亂影響較小的昆明各寺院，廣泛搜集各寺所藏佛經，運到大理，與從大理各地佛寺收集來的佛經合在一起，勉強配成一部藏經，貯藏在他所在的法藏寺。
據《趙州南山大法藏寺碑》載，董賢是搶救法藏寺經卷有功之人，因趙州華藏寺原藏在元代就藏有藏經。「今之法藏，乃趙州知州段信苴祥、請平老比丘並楊善等，前來錢塘印造三乘大藏之經文，置於本州大華藏寺。」但是，在明初藏經遭了破壞「至大明聖世，洪武壬戌春，天兵入境，經藏毀之。」是董賢「余等儉歲之中，救得二千許卷，安於石洞。」為保存元代以前的大理地區的藏經做了歷史性的貢獻。在此基礎上董賢「數年之間，切念斯之聖教，唯啟豐珠，未窺全寶。予等前法滇池，於太慈、圓通二寺之中，請得五千餘卷，捋來本郡，合為一藏。洪武二十五年，命工起茲藏殿，以經置之。」在北湯天建法藏寺藏經。
他本人因是大理地區著名的密僧大阿吒力，能夠做很多大的法事，很有靈驗。名聲遠揚。傳到永樂皇帝耳中，適逢皇宮中有事要做法事，便下令請他進京。他欣然應召入京，在大明皇宮內築壇做法。「永樂十年六月，欽差太監李謙馳驛取賢，並男董壽等，七月二十三日，騎站馬二匹起程，到九月二十日午時，於武英門引見，便賞紅服禪衣十數件，大宴等，差內官何敬，引至詹事府內下，常隨校尉、館夫、廚子、皂隸等八十餘名，馬一十七匹。至十一月，內官尚載，引集玄武門，於六座內宮中，啟壇四次，每次七日，而有感應。賜紅袈裟，五佛頭冠、□絲、寶鈔等數百餘件。又請得華嚴、般若、涅槃、寶積、楞嚴、護國、密教等經，足一千卷。東駕賞大字疏科二本，華嚴一百六十二卷，置於後殿觀音兩邊。永樂十一年正月二十二日，欽差內使馮斌馳驛馬一十二匹，馬步軍堡子等五百三十名，踐送賢並男董壽等。至三月內，雲南三司等，官出迎接，恩廳茶飯三日，轉送，至四月初四日到家。」完成了進京築壇做法的重任。「賢自思曰：茲之深恩、碎身難報，今欲報謝洪恩，乃於每月初一、初八、十五、二十三等日，就於本寺上香燃燭，密念護國真言，上祝皇帝聖壽萬萬歲，太子諸王，福壽千千春，文武百官高增祿算，次薦慈考，董阿拶哩量、慈妣楊氏和壽養育之恩，並多生父母，上答四恩，下資三有，普及舍情，齊登佛地者。」
董賢曾撰寫過一些碑文，留至今日的有，除《趙州南山大法藏寺碑》之外，還有鳳儀富成村內的《建峰亭記》和其他村的《李慶其墓誌》等。前一碑，還闡述了佛教在我國的流傳及大理白族佛教密的義理，言簡意賅，說明其對於佛教的義理及本土佛教有高深的研究。在後一碑中還到他為李慶做密灌頂儀式，受秘密戒，日每課誦六字大明三千遍，隨求真言五百遍。是位給人受戒傳法的大阿吒力。董賢的法號為：大理府趙州法藏寺住持神僧，欽取賜紅阿拶哩不動辣麻。欽取是皇帝所賜的意思；辣麻即喇嘛；不動喇嘛的不動是八大明王中的不動明王。
從現存鳳儀北湯天佛經來看，董賢的後人熟悉明初瑜伽教僧的經典。他們在從事應赴法事的同時，繼承了董賢的工作，收集了不少信徒修功德抄寫或刊印的佛經和道經。不過，他們的工作大概在清代乾隆年間就停止了，因為整理過這批經典的周泳先說，在鳳儀北湯天佛教科儀中出現的最晚的年號，是清代的乾隆。另外，現存功德刊經的下迄時間，也是乾隆年間。
讓董賢始料不及的是，他從昆明各寺搜集運到大理的經藏，在大理統一保存了500多年後又被運回昆明，並被分散保存。隨同這些經藏一同到昆明的，還有他當時從大理各寺院廢墟中搜集到的大理時期寫經，明初的刻本和寫本佛經，以及他的後人在清初及其以前搜集的各種功德印經。它們現在分別被雲南省圖書館、雲南省博物館和雲南省社會科學院三家不同的單位收藏。就數量來說，以雲南省圖書館保存最多，雲南省社科院次之，雲南省博物館最少。保存數量少的兩家都有完整的目錄。雲南省圖書館藏的數量較多，由於有不少殘篇斷卷，周泳先曾作過初步整理，編有《大理國寫經目》和《元明及清初雲南刻本及寫本重要佛經目錄清冊》，但收羅的並不完整，還有相當一部分佛教科儀在目錄中沒有出現。
鳳儀北湯天佛經以往被關注最多的主要是大理寫經。不少學者在文章中往往稱它們為「南詔大理（國）寫經」。不過，以前認為是南詔時期寫經的《護國司南抄》，實際上是大理國時期抄寫的，而且抄寫的時間在現存20餘卷大理寫經中還是最早的，所以現在還找不到稱它們為南詔寫經的理由。《諸佛菩薩金剛等啟請》也有大理國時的抄經題記，但時間較《護國司南抄》稍晚。明永樂年間，董賢家鄉其它佛寺的僧人重抄了大理國時期的部分佛經，內容都是密教或者是受密教影響出現的道場儀。這批資料中的寫本大部分已經收入去年出版的《大理叢書·大藏經篇》，但不能說全部資料都已經公開了。
宋元時期，昆明和大理都有人到內地請藏印經。鳳儀北湯天佛經中的磧砂藏、普寧藏和元代官刻大藏經，就是元代刊印後分別運到昆明和大理，最後又被董賢統一收藏在法藏寺的。它們是鳳儀北湯天佛經的主體，共約2460餘冊，佔總數量的82%以上。對這部分佛經的研究方興未艾。方廣錩等先生根據這批藏經中30餘卷冊提供的重要信息，發現了元代官刻大藏經，是目前可圈可點的重要成果。這批藏經中元代的普寧藏保存數量最多，至少有三種以上的版本，但詳情如何，仍然有待探討。部分藏經上的鈐印表明，它們來自大理地區明初已毀的弘聖寺、金相寺和鄧川州萬福寺。它們應該屬於大藏經一類的刻經，相信對實物作進一步考察後，可以增加我們對元代大理地區大藏經情況的了解和認知。
由於《大理國寫經目》一直沒有公開，加上查閱不易，以往較少有人關注鳳儀北湯天佛經中的佛教科儀。這批科儀總數在35冊以上，有明代至清初的抄本和刊本。數種重出，僅《瑜伽焰口施食儀》就有三冊以上。內容與我們在大理州劍川縣、洱源縣搜集的科儀屬於同一類型。雖然數量不少，但大都殘缺不全，已經無法據之舉行法會。估計最初是董賢后人舉行應赴法事經常使用的科儀文本，後來由於殘缺不全，像敦煌遺書一樣屬於廢棄無用的本子，所以才得以保存下來。在國內外公共圖書館中，目前可能只有甘肅麥積山石窟藝術研究所數據室保存的佛教科儀可以與之相匹比。
同樣在以往沒有受到重視的，是其中的藏文寫卷和藏傳佛教經典漢譯本。它們最初可能藏於昆明某地，明初才被董賢與其它宋元大藏經一同運到大理。對於這批材料的研究目前尚未展開。
鳳儀北湯天佛經的文物價值是不容懷疑的。其中的一批旋風裝葉子，是目前國內現存原汁原味的旋風裝的珍貴遺物。它們既是較為系統的宋代以來雲南歷史發展的實物見證，亦是雲南歷史文化屬於中國傳統文化有機組成部分的有力見證。這一點不言自明，勿庸再贅。下面說它的學術價值。
雖然鳳儀北湯天佛經的時間上限不早於大理國（相當於宋代），甚至是明初的傳抄本，但大部分都是孤本，學術價值極高。如《護國司南抄》是鄭買嗣大長和國安國六年（908）義學教主玄鑒對良賁《仁王護國般若波羅密多經疏》的注釋，是了解唐代和南詔時期佛教義學的重要數據。《諸佛菩薩金剛等啟請》保存了極為珍貴的漢地密教佛、菩薩、金剛的啟請次第及相關圖式，不空譯《仁王護國般若波羅密多經陀羅尼念誦儀軌》中的「護國陀羅尼觀行布字輪」，目前僅見於該書。《諸佛菩薩金剛等啟請》、《大黑天神道場儀》中的相關內容，為解讀大理國張勝溫繪《梵像卷》提供了重要的文字佐證。《通用啟請儀軌》後附的《海會八明王四種化現歌贊》，為解讀大理國時期刻鑿的劍川石鐘山石窟第六窟提供了文本依據。它們與《大灌頂儀》等一樣，是海內為數不多的漢地密教道場儀，是解讀南詔、大理國密教的鑰匙。對於漢地密教來說，這批數據將來如果能被充分利用，相信會有驚人的發現。此外，這批佛經中令人驚異地保存了三種水陸儀，即宋代及其以前寫本《廣施無遮道場儀》，明洪武三十五年重抄大理國寫本《無遮燈食法會儀》和南宋四川僧人祖覺《重廣水陸法施無遮大齋儀》（有明初刊本七冊，清代抄本數冊）。其中祖覺的水陸儀為解讀宋代大足寶頂山石刻的佛教內涵提供了重要的文本依據。它們都是中國古代水陸法會研究的珍貴資料。總之，不論在雲南佛教研究還是中國佛教研究領域，這批數據的價值都是不可忽略的。
目前對鳳儀北湯天佛經的研究、整理和保護已經取得一定的成績。在《大理叢書·大藏經篇》拍照出版以前，《護國司南抄》、《大黑天神道場儀》和《廣施無遮道場儀》已經標點整理出版，並有數篇相關研究論文發表。但這批佛經的價值遠遠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一些基礎工作仍未展開。如迄今為止沒有一個完整的目錄，整理出版工作滯後，未能與唐宋時期漢地佛教遺存如敦煌遺書進行比較研究，等等。以前的保護工作也存在破壞性保護的情況。因此，如何保護、整理和研究好這批法寶，仍然任重而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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