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胡適最使我感動的是其畢生獎掖後進

　　在政治方面，眾所周知，適之先生是不贊成共產主義的。但是，我們不應忘記，他同樣也反對三民主義。我認為，在他的心目中，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就是美國政治，世界上最民主的國家就是美國。這同他的個人經歷和哲學信念有關。他們實驗主義者不主張什麼「終極真理」，而世界上所有的「主義」都與「終極真理」相似，因此他反對。他同共產黨並沒有任何深仇大恨。他自己說，他一輩子沒有寫過批判共產主義的文章，而反對國民黨的文章則是寫過的。我可以講兩件我親眼看到的小事。解放前夕，北平學生動不動就示威遊行，比如「沈崇事件」、「反飢餓反迫害」等等，背後都有中共地下黨在指揮發動，這一點是人所共知的，適之先生焉能不知！但是，每次北平國民黨的憲兵和警察逮捕了學生，他都乘坐他那輛當時北平還極少見的汽車，奔走於各大衙門之間，逼迫國民黨當局非釋放學生不行。他還親筆給南京駐北平的要人寫信，為了同樣的目的。據說這些信至今猶存。我個人覺得，這已經不能算是小事了。另外一件事是，有一天我到校長辦公室去見適之先生，一個學生走進來對他說：昨夜延安廣播電台曾對他專線廣播，希望他不要走，北平解放後，將任命他為北大校長兼北京圖書館的館長。他聽了以後，含笑對那個學生說：「人家信任我嗎？」談話到此為止。這個學生的身份他不能不明白，但他不但沒有拍案而起，怒髮衝冠，態度依然親切和藹。小中見大，這些小事都是能夠發人深思的。

　　適之先生以青年暴得大名，譽滿士林。我覺得，他一生處在一個矛盾中，一個怪圈中：一方面是學術研究，一方面是政治活動和社會活動。他一生忙忙碌碌，倥傯奔波，作為一個「過河卒子」，勇往直前。我不知道，他自己是否意識到身陷怪圈。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我認為，這個怪圈確實存在，而且十分嚴重。那麼，我對這個問題有什麼看法呢？我覺得，不管適之先生自己如何定位，他一生畢竟是一個書生，說不好聽一點，就是一個書獃子。我也舉一件小事。有一次，在北京圖書館開評議會，會議開始時，適之先生匆匆趕到，首先聲明，還有一個重要會議，他要早退席，會議開著開著就走了題，有人忽然談到《水經注》。一聽到《水經注》，適之先生立即精神抖擻，眉飛色舞，口若懸河。一直到散會，他也沒有退席，而且興緻極高，大有挑燈夜戰之勢。從這樣一個小例子中不也可以小中見大嗎？

　　我在上面談到了適之先生的許多德行，現在籠統稱之為「優點」。我認為，其中最令我欽佩，最使我感動的卻是他畢生獎掖後進。「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他正是這樣一個人。這樣的例子是舉不勝舉的。中國是一個很奇怪的國家，一方面有我上面講到的只此一家的「恩師」；另一方面卻又有老虎拜貓為師學藝，貓留下了爬樹一招沒教給老虎，倖免為徒弟吃掉的民間故事。二者顯然是有點矛盾的。適之先生對青年人一向鼓勵提挈。40年代，他在美國哈佛大學遇到當時還是青年的學者周一良和楊聯升等，對他們的天才和成就大為讚賞。後來周一良回到中國，傾向進步，參加革命，其結果是眾所周知的。楊聯升留在美國，在二三十年的長時間內，同適之先生通信論學，互相唱和。在學術成就上也是碩果累累，名揚海外。周的天才與功力，只能說是高於楊，雖然在學術上也有所表現，但是，格於形勢，不免令人有未盡其才之感。看了二人的遭遇，難道我們能無動於衷嗎？

　　我同適之先生在孑民堂慶祝會上分別，從此雲天渺茫，天各一方，再沒有能見面，也沒有能互通音信。我現在談一談我的情況和大陸方面的情況。我同絕大多數的中老年知識分子和教師一樣，懷著絕對虔誠的心情，嚮往光明，嚮往進步。覺得自己真正站起來了，大有飄飄然羽化而登仙之感，有點忘乎所以了。我從一個最初喊什麼人萬歲都有點忸怩的低級水平，一踏上「革命」之路，便步步登高，飛馳前進；再加上天縱睿智，虔誠無垠，全心全意，投入造神運動中。常言道：「眾人拾柴火焰高。」大家群策群力，造出了神，又自己膜拜，完全自覺自愿，絕無半點勉強。對自己則認真進行思想改造。原來以為自己這個知識分子，雖有缺點，並無罪惡；但是，經不住社會上根紅苗壯階層的人士天天時時在你耳邊聒噪：「你們知識分子身軀臟，思想臭！」西方人說：「謊言說上一千遍就成為真理。」此話就應在我們身上，積久而成為一種「原罪」感，怎樣改造也沒有用，只有心甘情願地居於「老九」的地位，改造，改造，再改造，直改造得懵懵懂懂，「兩縵渚崖之間，不辨牛馬」。然而涅槃難望，苦海無邊，而自己卻仍然是膜拜不息。通過無數次的運動一直到十年浩劫自己被關進牛棚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皮開肉綻，仍然不停地膜拜，其精誠之心真可以驚天地泣鬼神了。改革開放以後，自己腦袋裡才裂開了一點縫，「覺今是而昨非」，然而自己已快到耄耋之年，垂垂老矣，離開魯迅在《過客》一文講到的長滿了百合花的地方不太遠了。

　　至於適之先生，他離開北大後的情況，我在上面已稍有所涉及；總起來說，我是不十分清楚的，也是我無法清楚的。到了1954年，從批判俞平伯先生的《紅樓夢研究》的資產階級唯心論起，批判之火終於燒到了適之先生身上。這是一場缺席批判。適之遠在重洋之外，坐山觀虎鬥。即使被斗的是他自己，反正傷不了他一根毫毛，他樂得怡然觀戰。他的名字彷彿已經成一個稻草人，渾身是箭，一個不折不扣的「箭垛」，大陸上眾家豪傑，個個義形於色，爭先恐後，萬箭齊發，適之先生兀自巍然不動。我幻想，這一定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景觀。在浪費了許多紙張和筆墨、時間和精力之餘，終成為「竹籃子打水，一場空」，亂鬨哄一場鬧劇。

　　適之先生於1962年猝然逝世，享年已經過了古稀，在中國歷代學術史上，這已可以算是高齡了，但以今天的標準來衡量，似乎還應該活得更長一點。中國古稱「仁者壽」，但適之先生只能說是「仁者不壽」。當時在大陸上「左」風猶狂，一般人大概認為胡適已經是被打倒在地的人，身上被踏上了一千隻腳，永世不得翻身了。這樣一個人的死去，有何值得大驚小怪！所以報刊雜誌上沒有一點反應。我自己當然是被蒙在鼓裡，毫無所知。十幾二十年以後，我腦袋裡開始透進點光的時候，我越想越不是滋味，曾寫了一篇短文《為胡適說幾句話》，我連「先生」二字都沒有勇氣加上，可是還有人勸我以不發表為宜。文章終於發表了，反應還差強人意，至少沒有人來追查我，我心裡一塊石頭落了地。最近幾年來，改革開放之風吹綠了中華大地，知識分子的心態有了明顯的轉變，身上的枷鎖除掉了，原罪之感也消逝了。被潑在身上的污泥濁水逐漸清除了，再也用不著天天夾著尾巴過日子了。這種思想感情上的解放，大大地提高了他們的積極性，願意為祖國的繁榮富強貢獻自己的力量。出版界也奮起直追，出版了幾部《胡適文集》。安徽教育出版社雄心最強，準備出版一部超過兩千萬字的《胡適全集》。我可是萬萬沒有想到，主編這一非常重要的職位，出版社竟垂青於我。我本不是胡適研究專家，我誠惶誠恐，力辭不敢應允。但是出版社卻說，現在北大曾經同適之先生共過事而過從又比較頻繁的人，只剩下我一個人了。鐵證如山，我只能「仰」(不是「俯」)允了。我也想以此報知遇之恩於萬一。我寫了一篇長達17000字的總序，副標題是：還胡適以本來面目。意思也不過是想撥亂反正，以正視聽而已。前不久，又有人邀我在《學林往事》中寫一篇關於適之先生的文章，理由同前，我也應允而且從台灣回來後抱病寫完。這一篇文章的副標題是：畢竟一書生。原因是，前一個副標題說得太滿，我哪裡有能力還適之先生以本來面目呢？後一個副標題是說我對適之先生的看法，是比較實事求是的。

　　我在上面談了一些瑣事和非瑣事，俱往矣，只留下了一些可貴的記憶。我可真是萬萬沒有想到，到瞭望九之年，居然還能來到寶島，這是以前連想都沒敢想的事。到了台北以後，才發現，50年前在北平結識的老朋友，比如梁實秋、袁同禮、傅斯年、毛子水、姚從吾等等，全已作古。我真是「訪舊全為鬼，驚呼熱中腸」了。天地之悠悠是自然規律，是人力所無法抗禦的。

　　我現在站在適之先生墓前，心中浮想聯翩，上下五十年，縱橫數千里，往事如雲如煙，又歷歷如在目前。中國古代有俞伯牙在鍾子期墓前摔琴的故事，又有許多在摯友墓前焚稿的故事。按照這箇舊理，我應當把我那新出齊了的《文集》搬到適之先生墓前焚掉，算是向他彙報我畢生科學研究的成果。但是，我此時雖思緒混亂，但神智還是清楚的，我沒有這樣做。我環顧陵園，只見石階整潔，盤旋而上，陵墓極雄偉，上覆巨石，墓志銘為毛子水親筆書寫，墓後石牆上嵌有「德藝雙隆」四個大字，連同墓志銘，都金光閃閃，炫人雙目。我站在那裡，驀抬頭，適之先生那有魅力的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突然顯現在眼前，50年依稀縮為一剎那，歷史彷彿沒有移動。但是，一定神兒，忽然想到自己的年齡，歷史畢竟是動了，可我一點也沒有頹唐之感。我現在大有「老驥伏櫪，志在萬里」之感。我相信，有朝一日，我還會有機會，重來寶島，再一次站在適之先生的墓前。

　　1999年5月2日寫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