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德孚：捕風捉影的艾滋病

捕風捉影的艾滋病

摘自潘德孚《反思現代醫學病理學》第四章

有一本書的書名叫《疾病的發明者》，取得真好，現代西方醫學 「科學」 的真面目快要被揭穿了，當然，揭穿它的都是西方人，中國人是不敢的。因為，中國文化界在前個世紀初，是把它當「科學真理」引進的。中國人是很愛面子的，自古至今，上層的頭面人物，從不敢公然承認錯誤的，他們寧可在死去後讓人家指著他的脊梁骨罵臭三代祖宗，寧可落十八層地獄，也不願意在活著時，承認他出了害人不淺的主意，即使死人無數，也很淡然。這是中國文化中無法捨去的渣滓使之然。這種渣滓，我稱之為遊民文化。我們每一個人，從頭到尾都是由中國文化教育長大的，因此，我們每一個人的心中，無不有遊民文化的影子。到適宜的時候就會開花結籽。至於遊民文化是什麼，王學泰先生已經說得很到位了，本文不是說文化的，多說就有些不自然了。中國文化中不是只有渣滓，渣滓而是有很好的精品。其中精品中的精品，就是中醫文化。

中醫的實質，就是一門哲學。運用中醫的哲學觀來看，艾滋病是西方製藥公司的又一次比較巨大的疾病發明。這次發明是利用了一些自我毀滅的人群的一些類似癥狀出現的死亡者。因為性行為涉及每一個人。因此，它的適應面很大，有著廣闊的市場前景。西方製藥公司為此不惜代價地進行渲染、宣傳，使之成為盡人皆知的可怕疾病。

（一）從世博允許艾滋病人入境說起

如果我們能夠把世界上的醫療，當作一場戲劇，展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幕幕觸目驚心的劇情。

最近，世博在我國上海開幕，取消了對艾滋病人的入境限制。過去認為，艾滋病是國外來的，由性交傳播的。國外性開放、性自由，所以容易擴散。這個病既然這麼厲害，只要我們阻止這些艾滋病人入境，就可以避免傳入我國，引起艾滋之禍了。豈知，時間還沒過去多少年，現在國內的艾滋病人至少有數十萬之眾了（另有消息為100多萬）。衛生防疫之策，既不能拒「敵」於國門之外，也無法防止自身漫延，我們的防控政策失敗了。現在是拒「敵」不成，就讓他進來，是不是有「要死大家一起死的含義呢？」做任何事，成功與否，並不只是努力不努力，或者條件齊備不齊備。現代醫學的醫療事件，經常出現放空槍、打空炮之泡沫醫療，實在不隨人意。例如萊恩提出的「自身中毒論」，比棱、亨特爾提出的「病灶感染論」……一時間轟動全球，但幾十年過去，人們覺得受騙上當了。這些「理論」就煙消雲散，銷聲匿跡，因之可稱之為「泡沫醫療」。可是，在這些理論指導之下進行醫療實踐的被醫療者，他們的生命健康，就成為醫學錯誤理論的犧牲品了。每一次理論的出現到它的名聲掃地，都需要很長的時間，罹其禍者有多少，難以計算。醫療時間如此之長，上當的人如此之多，英國皇家學會會員、醫學博士約翰·馬森·古德說：「醫學所殺死的人，比戰爭、瘟疫和飢餓加起來更多。」與此同時，有的人發財了，有的人出名了。發財、出名者乃是墊著別人的生命健康而上去的。死的人死了，只能自認倒霉；上的人上了，就舒舒服服過一輩子，是以有人就喜歡搞泡沫醫療。

現代醫學是一種市場醫學。市場醫學的發展是靠賺錢來推動的.故筆者認為它從不考慮怎麼治好病，而是考慮怎麼賺到更多的錢。因為，賺了錢，還可以驅動更多的人，建立更龐大的利益集團，以實現它自己的目的。市場醫學實質是一個與醫學目的背道而馳的怪物。因為，醫學是要命不要錢的，故許多人傾家蕩產也要去治病；市場卻是要錢不要命的，故有的人投資失敗才跳樓自殺。這兩個不相容的概念糾纏在一起，不成為謀財害命的怪物才怪呢！

曾經認為艾滋病的感染渠道主要來自性交。因此，過去發現了一個偷偷入境的艾滋病人，我們就追蹤所有與之發生過性接觸的人，甚至還要追蹤第二代第三代的接觸者，認為這樣就可以杜絕艾滋病傳播。據說還有一個法規規定HIV陽性的患者，如故意與多人進行性接觸就可作為刑事犯罪處理。防患於未然當然很重要。儘管過去錯了現在糾正，我覺得這倒不錯。但是，捕風捉影，以假為真，受騙上當，不知反思，這實在可悲！

儘管西方醫學有異於我國的傳統醫學，有值得我們學習之處（只局限於諸如兔唇吻合，斷肢再植，連體嬰兒分離等形下妙術），但不加考慮地全盤接受，而且全面鋪開；不僅把我們的醫療費用全部交給了西方醫學，而且把管理醫療的權力也雙手奉獻，這樣的卑弓屈膝，實在有點匪夷所思。因為，歷史上的西方醫學就像搖籃里的嬰兒在哇哇學語需要愛護，但一句對一句錯的就不能全信。現在允許艾滋病患者可以入境，難道就不怕性交感染了？原來這性交傳染是某些研究者想像出來的，不是有根有據的。美國健康研究所有位世界著名的病毒學家杜斯伯格說，要有500次性交才能感染上HIV病毒。那麼，為世博入境的艾滋病人，能逗留多久，才能使與之有性接觸的人感染上呢？所以，我們現在的做法是對的。但是，即使現在做的對了，也不應該忘記過去的錯，更需要反思過去為什麼錯。

（二）「征服癌症的戰爭」引來了艾滋病

艾滋病這個名稱，它到我們這個世界上，還只有30年左右的歷史。在此之前，這個病名尚未誕生。那麼，這種病有沒有呢？當然是有的，只不過，它還沒有被西醫學界「發明」出來。SARS、甲流，過去沒有，現在有了。而且，現代醫學的組織也更嚴密、更龐大了，也更肆無忌憚了。因為它已經成為國際性的組織了。

70年代前，醫學界已經有了癌症，宣傳和組織足以使患者尋求醫療，通過醫療能夠使患者的財產歸為醫學利益集團所有。中國第一個農民律師吳錫銘得白血病，住院四個月，化療4次，從走進醫院，到走不動出院，花了13萬元。出院半年，以中藥治癒後，再到住院部的血液科看望病友，10個同期住院的已全部死亡。每個病友的花費，都是幾十萬甚至上百萬的，可還是命歸黃泉。全國的血液科，有多少病人，被這樣的治療送上西天又破家蕩產的？死去的、破產的都已成為過去，我希望在世者不要再有這樣的悲劇。

由於治療的方法就是那個樣子,治死者越來越多，人們不得不尋求替代醫療。70年代,尼克松總統發起「征服癌症的戰爭」，傳統現代醫學界（主要的是製藥公司）覺得該騙局快將被揭穿了。替代醫療日益興旺（1998年哈佛醫學院的一次調查結果說：當年公立醫院的醫療費收入，已低於替代性醫療機構的醫療費收入。公立醫院的醫療費是可以報銷的，而替代性醫療機構的醫療費是不能報銷的）。這個事實說明：美國已經有超半數的人認為，生命健康確實比任何財富都重要，人們寧自己掏腰包而不願意去有報銷的醫療機構看病了。可見，醫療報銷不再是一種享受，而是一種危險了。一個醫院或醫生，治病的本領極其有限，因此，規定只有某醫院能報銷，也就是不管這病他們會不會治，你要想報銷，就得去他們那裡治。至於那裡的治療對你有利或有害，那他們（醫療經費管理機構）管不了。這樣的做法，就像籠子里掛個鉤，鉤子上扎塊肉，你要吃就得進籠子。這是為病人的健康嗎？有個俗語，叫「趕鴨子上架」，與這種狀況似乎並無不同。

上個世紀70年代，美國宣布癌症治療失敗：「那些不治療者比治療者，生存的希望要大」。很多癌症死亡者之所以傾家蕩產，負債纍纍，是因為全部付了醫療費用，因而「買掉」了自己「生存的希望」。（所以，我認為，癌症治療，有錢有權者，比無錢無權者要死得快。我國中醫治癌的先驅鄭文友先生髮問：「中央首長患上癌症為什麼比老百姓死得痛苦、死得快？」答案是中央首長的治療是由中央保健局來決定的。現在的主流是西醫學，所以，決策權在西醫手裡。）由於人們對如此不斷死人的治療，怨聲載道，美國才發起了「尼克松總統征服癌症的戰爭」。在得出調查結論的同時，艾滋病卻被「發明」出來了，可謂適得其時，應運而生。大財團對市場的敏感，及其策劃的深謀遠慮總比較快。一些吸毒者、妓女、同性戀者不明原因地死亡，便為這個新的劇目帶來了內容。於是，這些人的死亡被市場醫學利用了。吸食毒品或過分的性行為導致某些人極端衰弱，使某些微生物突破了體內得以逞其猖狂。西醫的病理學家們就把它取名為艾滋病（全名為獲得性免疫缺陷綜合征）。有了病名之後，首先就得找病因。於是，繼而猜想為某種病毒感染，於是就編排了一出與癌症一樣的老把戲。病理學家們就在病人的屍體上尋找病毒，經過一段時間後，宣布某種病毒被找到了。製藥公司就很快研製成功抑制這病毒的藥物，宣布它上市。

病毒是很難找到的，它們不僅微小，而且沒任何標誌；即使找到了，誰能確定它就是發艾滋病的？沒有任何根據，就不能下判斷。這好比家裡給賊偷了，賊鑽入了人群，身上又沒有贓物，你能知道哪個是賊嗎？那麼丁點幾大的小東西，在高倍顯微鏡也只能勉強看得見而已，誰知道它就是發艾滋病的元兇？所以，即使發現了某個新的微生物，是不是艾滋病病因，還是難下判斷。

病理學家們檢查死亡者的病歷，發現都有類似的癥狀，如：疲憊、低熱、盜汗、淋巴結腫大、口瘡、口腔白斑、口唇單純性皰疹等，而且，這些人不是性發泄過分，就是吸毒者，都屬於自我毀滅類型的人。他們過分放縱，使自己生命力極度虛弱，而後得了上述的癥狀。這些癥狀說明患者生命的自組織能力十分低下，醫生對這些病人束手無策。過去命名為慢性疲勞綜合征的病人，與艾滋病死亡者所表現的病理基本上差不了多少，不過就是程度有些差異而已。

西醫研究人員在研究病因時，患者的生命狀態是不在他們考慮的範圍之內的。也就是說，所有的艾滋病死亡者，活著的時候身體已十分虛弱，生命的自組織能力處於崩潰狀態，死亡只是他們自組織能力的終止。至於是什麼原因使他們的自組織能力終止的誰也說不清楚。而西醫的研究人員卻總是強調死者被某種微生物感染。有了感染作為借口，就可以尋找感染之源——微生物。其實，人這個生物體，何患找不到這種他們所預想的微生物呢？只要某研究人員說找到某種微生物了，就可以開始研製抗感染的藥物的研究（這正是西方醫學背後的司令官所期許的）。研究出來的藥物的作用就是抑制（不是殺死）感染的微生物。於是，媒體們就展開鼓噪，為了不再使未感染者再受感染，已感染者就應該進行治療。至於治療會使他們受到損害，那是必須的犧牲，理所當然。理由十分充足！這是西方醫學的一大特點。中醫認為是本身虛弱，才會生病。那麼讓自己強健，有健康的身體，就不怕感染。西方醫學強調感染不是目的，而是為製造對抗感染的藥物做輿論準備，以爭取一個銷售藥物的市場。

現在西方的非主流醫學的研究，都在證明中醫理論的正確。例如，艾滋病最典型的表現是卡氏肺囊蟲性肺炎。卡氏肺囊蟲本就是隱密地生活在肺里的小生物。這些小生物為什麼潛伏在此，現在還沒有相關的研究，就像過去說白喉的發生，是白喉桿菌感染，說癤腫的發生是葡萄球菌感染。由於微生態的研究發現，白喉桿菌和葡萄球菌原來就是人體中的長期居民，這才使得西方醫學的那些病因研究者無話可說了。卡氏肺囊蟲也是這樣一類的小生物，也是人體生命的某種需要，才讓它們居住的。至於它們引發了肺炎，很可能是因為身體極端虛弱的結果，而不是原因。因為，體內環境起了變化，使它們不能再「安居樂業」，於是就造起反來。在這裡，它們還是處於被動應對的狀態，絕非在主動挑戰。問題的要害恰恰在於現代醫學和西藥財團始終不能也不敢正視人體生命這一主體課題。現代醫學受限於其病理外因論學術方向而不能正視人體生命；西藥財團受囿於其財命相連性經濟利益而不敢正視醫學原旨。

（三）HIV假說的產生與問題

上個世紀的80年代，在一些同性戀者中，正好發生了相類似的不明原因的死亡。病理學家們首先認為這是一種未知的病毒所致，然後就把尋找病毒作為主要的目標。這裡說明西方醫學病理學的最為重要的失著：沒有認為是生命停止了呼吸，不首先研究生命停止呼吸的原因，卻首先確定為外源的某種微生物感染，這就是病理外因論研究方向性之誤。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這種錯誤，叫做始點性錯誤，剛開始的第一步就走錯了。 1980年初期，加洛領導的國家癌症研究所在征服癌症的戰爭中失敗後，當然是不失時機地將研究轉到尋找艾滋病病毒身上了。

在癌症研究中，加洛在白血病人體的T細胞里曾經找到一種病毒，叫做T細胞白血病Ⅰ型（HTLVⅠ）。加洛當然認為它是白血病的病因。然而，對6000000名接受檢測的被試（日本人）的流行病研究結果表明：該病毒對白血病人沒有絲毫影響。加洛仍固執己見，他又認為這種病毒可能具有很長的『潛伏期』，大概有40年吧。上述可知，作為病毒學家的加洛，只是找到了一種還未見過的微生物，它到底在疾病中扮演什麼角色，只是加洛的一種猜測，猜得對不對，還是由事實來說話。病毒學家加洛說了是不當算的。

1984年4月19日，《新科學家》雜誌上刊登了加洛的報告，「宣布自己發現一種新型病毒——人體細胞白血病毒HTLVⅢ型。他表述得頭頭是道，絲毫不害怕這會與艾滋病因相矛盾。（後來證實，人體T細胞白血病毒Ⅲ型完全是蒙塔格尼爾教授的LAV。這裡也反映出：病毒學家給病毒取名字，或者解釋病毒的作用，有很大的隨意性。正因為這種隨意性，洛克才會鑽這個空子，使他變成了艾滋病的「權威」。不過，學術不管怎麼作假，總不是天衣無縫的，也會有被揭穿的一天。可見美國以國家名義的病毒研究機構的權威，在醫學上，不是貨真價實的）。」道理就在於病毒太專業了，能講清楚的只能有那麼少數幾個人。要是這幾個人道德不好，狼狽為奸，很難揭開這個蓋的。

19世紀細菌學家科克，為了防止細菌學家亂說亂套，於是就提出了「科克前提」，意思是只有符合這些前提，才能證明某種疾病是由某些微生物引起的。前提如下：一、必須在所有疾病中找到致病的微生物；二、微生物必須能從病人體內分離出來並能進行培養；三、微生物必須能傳染給新的宿主，都能引起原來的疾病；四必須證明宿主當時患有的疾病是由該種微生物傳染的。科克前提說明，微生物學家發現某種致病微生物後，說它是某種疾病的病因，那只是一種猜測，不可相信。只有這發現者符合了科克的四個前提才能作數。但是，加洛發現的這種白血病的「T細胞白血病Ⅰ型（HTLVⅠ）」，得不到科克前提的證明，加洛仍固執己見，自以為是，還說這種病毒的潛伏期有40年，實在是個笑話。一般來說，病毒發病，從感染到發病的時間，通常是以天數來計算的。加洛提出40年的潛伏期，實在是一次破天荒的「創舉」！

「科學家研究的正常程序是，在新發現和結論前，都要把研究數據正式送交一家或數家權威性高的科學或醫學刊物去評審，如果被採用並發表，研究數據就必須接受所有的專家評審。從此開始，通常要經過數月的討論或爭論，最後才能達到基本一致的意見，即，這個概念是否可行、有用和安全。這是傳統的科學和醫學程序。加洛的HIV假說對所有的研究準則都漠然處之。他有美國政府做後台，他也不管什麼研究程序……」

加洛的發現宣布有點過於匆忙了：沒有醫學審查，沒有雙盲研究，沒有流行病毒學研究，沒有送交科學刊物發表，沒有科學檢驗和同行評價，沒有滿足一個科克前提，也沒有提供證據。因此，艾滋病的HIV研究，成了醫學史上最不成熟的研究發現。「HIV導致了艾滋病觀點漏洞百出，根本經不起推敲。」（《現代醫療批判》第88頁）HIV被宣傳為引起艾滋病的病因，抑制病毒的藥物也準備生產了，但是，沒有發現可靠的證據能夠表明HIV導致了艾滋病；相當多的證據卻表明HIV沒有導致艾滋病。（本節資料來自《現代醫療批判》）

這裡說明，加洛是沒有在滿足科克前提的條件下就主觀地認為HTLVⅠ型病毒是發生白血病的病因。這種做法非常武斷，不符合科學原則，但是，他憑著美國國家健康研究所的威望，擅自公布。是因為這樣做才能最大限度地符合製藥公司的期許。其實，我認為，即使加洛能完全實現科克前提，也不一定符合事實的要求。也就是說，科克前提也不很科學。關鍵在於科克先生也忽略了生病的一個主要原因，這個原因就是病人的生命在疾病中起什麼樣的作用。例如所有癤腫患者的癤腫中，都能取得葡萄球菌。但把癤腫產生的原因認為是由葡萄球菌感染引起的，有幾個問題不能解釋：一、每個人體內外都有葡萄球菌，為什麼不發生癤腫？二、癤腫患者只要在癤腫發生初期，還只有米粒大的時候，就用米粒大的艾絨點灸，癤腫就不再增大化膿，裡面的葡萄球菌哪裡去了？三、癤腫產生後，此起彼伏，發個不停，為什麼灸治能使之痊癒？四、皮膚上最多的細菌是葡萄球菌，有許多人皮膚外傷，為什麼不發生感染而產生癤腫？五、生癰的患者病灶檢驗也含有葡萄球菌，為什麼不發癤腫而成為癰？這裡的矛盾實質是科克沒有考慮病人生命在疾病中的作用。筆者根據阿是穴發生的原理和經絡愈病的原理，可以用生命的自組織能力解釋這些問題。

1983年法國的巴斯德研究所的盧卡·蒙塔格尼爾教授從一名男同性戀患者血液中分離出一種反轉錄病毒，稱為LAV。他送了一個樣品給加洛。加洛一邊堅持認為自己的HTLVⅠ是艾滋病的病因，一邊又在實驗室里培養蒙塔格尼爾的樣品。可見，病毒到底做什麼，起什麼作用，病毒學家心中根本沒準。在顯微鏡下，病毒學家所看到的，只是他們未見過的——這叫做「發現」。它在人體里起什麼作用，它與人體到底是一種什麼關係,是互相合作共同生存？還是勾心鬥角彼此折台?這種關係,顯微鏡下怎麼能看出來？人體本就是一個病毒的大熔爐，在幾十億年的時間裡，把宇宙里所有的病毒熔溶在一起，有的是已經變成人體細胞的一個組成部分，有的雖然是獨立的，但也是這個大生命的不可或缺的一個分子了；有的則是某些機能活動的需要，沒有它們這些機能就動不起來。有一些病毒可能經常會看到，因為它們數量很多；有的是看不到的，因為數量極少，或者它們只在一定的情況下才能出現。人身上的病毒到底有多少種，誰也不知道。如今，病毒學家在某個病例的身體上、血液中發現了他所沒有看到的，便猜想是這種病毒作祟，這與一葉遮目，不見泰山，有什麼不同呢？首先要是問：在白血病人身上發現的病毒，怎麼可以一下子變成艾滋病毒了呢？

（四）關於HIV病毒神話

「迄今為止，艾滋病HIV理論一直是在缺乏證明的情況下獲得支持的，其原因在於：它是由美國聯邦政府機構——美國健康研究所發起和正式開展研究HIV的。這種可信性足以使各地的人們毫不遲疑地接受病毒理論。下面這個事實尤其重要：對病毒了解較多的醫生為數很少，了解『反轉錄』病毒的醫生更少。自從正式公布以來，美國健康研究所的工具——疾病控制中心與儀器和藥物管理局，就一直通過大規模的宣傳運動來加以支持，只認可與HIV感染有關的觀點，堅決排斥任何與HIV理論相左的研究數據，無論它們多麼有價值和富有獨創性。

加洛原來的職務是美國國家癌症研究所人體細胞生物學實驗室主任，曾指揮過對抗癌症的戰爭。在對抗癌症的戰爭失敗後，他又承諾指揮對抗艾滋病的戰爭了。他把在對抗癌症戰爭中遺留下來的一種病毒，作為艾滋病病毒拿出來況現承諾。洛克乾的是實有其事，或張冠李戴矇騙世人，只能讓事實說話。

我們的病毒學家發現病毒，猶如化學家發現新的元素。化學家發現新元素首先要測定它的性能，原子量，化學特性。如果化學家對這種元素性能、特性、原子量等胡說一通，那就必然被認為是個騙子。病毒學家發現新病毒猶與化學家發現地球里的稀有元素一樣，要測定這些新病毒做什麼用的。但是，也許洛克先生太忙碌了，他以為只要是白血病人身上發現的，那就就是白血病的病因。白血病被稱為血癌，所以，洛克先生在研究白血病時發現了HTLVⅠ，但當他知道病毒不是癌症病因的的結論下來後，才知道沒戲可做了。所以，當他接下艾滋病的「業務」後，心中早已有底，手頭就有一種病毒可以作為艾滋病病原，至於它是濫竽充數或是張冠李戴，他認為反正知道此學的人不多，何況他有美國政府的威望頂著，有著巨大的國際藥物卡特爾公司的支持，於是就忘乎所以起來。豈知，螳螂捕蟬，黃雀其後，在美國健康研究所里，還有一位杜斯伯格在監視著呢！

在此後的一年——1982年里，加洛及其課題組又發現了一種新型的反轉錄病毒，並命名為人體T細胞白血病毒Ⅱ型（HTLVⅡ）。它是在一位患有毛細胞白血病人身上發現的。由於後來證明它沒有危害，因而加洛課題組又把尋找病毒的努力方向轉到了解決艾滋病的問題上。

因為依然確信病毒是人類的最大敵人，所以加洛設法證明：即使HTLVⅠ不是白血病的原因，也將是艾滋病的病原。這真是一種古怪的觀點轉變，他先是說這種這種病毒導致了白細胞（白血病）數目增多，現在又說這種病毒減少了白細胞數目，從而導致了艾滋病。」（《現代醫療批判》第89~90頁）

「有人認為，患有艾滋病的人數，現代化國家裡有成千上萬，而第三世界裡可能有數百萬。這種說法的唯一依據是，這些人的艾滋病檢測『呈陽性」，即他們攜帶了被說成致命的反轉錄病毒——HIV。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的健康情況良好，並未呈現艾滋病綜合征的病態。怎麼能把健康的人說成患上艾滋病呢？艾滋病是一種綜合征，如果未患上綜合征，就不會發展為艾滋病。

另外，假若HIV是艾滋病的真正原因，那麼，這也是有待於證實的假設。事實上，即使從某人的血液里檢測出艾滋病病毒抗體，也絲毫不意味著這些抗體帶有病毒；相反，這意味著，與其他所有病毒相同，身體過去曾攜帶過它，但現在已經建立起防線。

一些HIV呈陽性的人，尤其是高危人群的人（忙於毀滅自己的人），最終會患上艾滋病——只有他們才能出現這種結果。但是，事實上，在高危人群中，只有不足3%的『艾滋病抗體呈陽性』的病人能完全發展成為艾滋病。因此，除了他們的高危行為是致病原因外，再也找不到其他原因了。毀滅性的醫療手段、艾滋病等於判死刑的偏執的恐懼心理，究竟使多少人瀕於患上艾滋病的邊緣呢？典型地說明了人們對於HIV偏執的恐懼程度，一名警察與一名患有艾滋病罪犯搏鬥時，被對方咬了一口，由於極度恐懼，他竟然用佩帶的手槍自殺了。」（69頁）

加洛認為：由於病毒的掠奪性活動，侵襲白細胞並殺死它們，因而，損害了人體的免疫系統。這種理論由於通過宣傳被全世界信奉，但卻不能自圓其說，更不用說得到證明它能殺死人體內的白細胞。而且，有意思的是：大多數艾滋病人身上檢測不出HIV病毒，全世界卻對它萬分恐懼。

「《紐約市報》的查爾斯·奧特萊布採訪了加洛博士，向他提出了科學準確性的問題，加洛博士認為，他最初堅持HIV是艾滋病病因的觀點，並非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之上，他認為這樣做的目的是該想把該領域的研究推向一個極端。另外，他認為，人們會對深奧的理論感到困惑不解。奧特萊布告訴他，把對公眾健康的關心與對科學真理的表述混為一談是危險的做法，但加洛博士堅持自己具有這樣做的醫學權威。

「研究指出：只有50%的艾滋病人身上才能檢測出活性HIV。即使能檢出活性HIV，，也最多只有萬分之一的白細胞攜帶它，有時只有十萬分之一的白細胞攜帶它。在一位宿主的體內只有不到五百分之一的T細胞攜帶休眠的顯而易見，如果一位病人身上未攜帶HIV，你就不能責備它殺死了白細胞。另外，假如HIV真能損害體內的白細胞（再重複一遍：這從未得到證實），假若只有萬分之一的白細胞攜帶HIV，那麼，它殺死白細胞的數量，就根本抵消不了身體在正常情況下所製造的新白細胞的數量。最近，世界偉大的病毒學家彼得·杜斯伯格教授認為：『殺死如此少的白細胞的HIV能毀滅身體的論調，與每天槍殺5名擁有數億人口國家的士兵就能征服一個國家一樣，都純粹是無稽之談。』」（《現代醫療批判》第76頁）

「與最初聲明相吻合，加洛博士自從承認HIV不是他的發現以來，就一直拒絕對該問題的證明進行任何爭論。而與此同時，最早發現HIV的盧卡·蒙塔格尼博士，卻己宣布自己不再相信HIV引起了艾滋病的觀點。HIV導致艾滋病的觀點漏洞百出，根本經不起仔細推敲。」這幾段摘自《現代醫療批判》的文章，說明在美國轟動一時的HIV病毒，已經是昔日黃花，但它在中國，卻與「癌症病毒論」一樣，方興未艾。08年我國各醫院，在各地衛生領導部門的指揮下，掀起一場宣傳艾滋病的運動，把身上帶有HIV抗體的健康人，當做艾滋病患者呢！各地的醫院，除了仍在利用HIV的檢查方法大賺其檢查費，還給健康的人製造得病的恐慌。

這出啞劇差不多快閉幕了，它的演出時間極其漫長。……打破HIV神話把某種常識引進醫學的人，是世界最偉大的病毒學家，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彼得?杜斯伯格教授……

（五）HIV理論無法自圓的真正原因

「醫學長期受控於醫藥企業，未來的醫療研究也將依賴於這些公司的資助，這將導致一種趨勢：許多主流醫療除了藥物和外科手術拒絕考慮任何其他療法，儘管這些療法得到了許多科學家證明。不少醫生（尤其是那些應該被譴責的）拒絕了許多革新者發明的重要療法，不假思索選擇各種手術或藥物，而這些手術和藥物其實比現代蛇油的作用好不到哪去。如此會形成這樣一種氣候，醫生們都跑到替代和正統療法的陣營中去了，支持那些有著堅實科學和臨床基礎的療法的人卻寥寥無幾了。加利福尼亞大學的首席教授彼得·迪斯貝格（即杜斯伯格）博士就遭到公開的謾罵，因為他曾用厚達75頁的論文證明HIV（艾滋病病毒）不是AIDS（艾滋病）的病原。」

杜斯伯格是世界上最偉大、最高尚的病毒學家。「1987年，他被美國健康研究所評選為全美23位著名科學家之一，並被獎勵了聲譽極佳的50萬美元的『傑出研究者基金』，以期望他能在征服艾滋病的戰爭中卓有建樹。他確實取得了偉大成就，但是，令該機構沮喪的是，杜斯伯格並未完全沿著著的方向進行研究」。（《現代醫療批判》第93~94頁）這就是杜斯伯格遭到公開謾罵的原因。

杜斯伯格不僅否定了加洛的HIV假說，同時譴責假說的提出是一種冒險行為。由於這個假說，導致製藥公司生產了AZT。AZT是作為治療艾滋病而生產的藥物。（本文資料，請閱《醫生沒有告訴你的》第9頁）這種藥物，會殺死人的白細胞，降低人的免疫能力，使人的身體逐漸衰弱，本不會發生的疾病更為迅速地發生。

作為世界上反轉錄病毒學家的權威，杜斯伯格一直強調指出：反轉錄病毒絕不可能是艾滋病病原。他不斷向羅伯特?加洛挑戰，向這位假說的創立人挑戰，或向該機構的其他專家挑戰與他們爭論HIV假說。他在任何時候和任何地方都發出挑戰書，但對方卻沒有一點反應。他的『傑出者研究基金』也被停發了。對於展開爭論的要求，無人理睬，而且還被看得一文不值。然而，這要求絕非一文不值，遲早要得到回答。越來越多的報界人士正在要求做出回答，他們站出來支持杜斯伯格。1983年就發現HIV的盧卡?蒙塔格尼爾教授，已公開聲明自己不再相信HIV是艾滋病原。羅伯特?加洛博士，以欺詐的手段宣稱自己是HIV的第一個發現者，他於1984年首次提出了HIV假說。但加洛現在也轉而不相信HIV理論了，其原因在於他的可信度下降了，而且對弄虛作假的調查工作，也降低了美國健康研究所的聲譽。」（《現代醫療批判》第94頁）

這裡反映了醫學的微觀研究的一個大漏洞：會使研究人員信口亂說而不會受到譴責。因為，顯微鏡下確實看到了一種沒見過的微生物，至於它是做什麼的？它會起什麼作用？它使白細胞降低了或使白細胞升高了，誰也不知道，誰都無法檢測。加洛一下說它會使白細胞升高，所以導致白血病；一下又說它會降低白細胞，所以，會生艾滋病。可見，微觀研究它給發現者提供了一個自由發揮的空間。加洛博士之所以能立於不敗之地，癌症研究失敗了，這研究的殘留物又可以拿來作為艾滋病的研究成果。除了因為他有著牆頭草那樣的能力，更為重要的是這種研究本身存在著無法解救的漏洞。《現代醫療批判》的作者羅恩先生揭示了微觀醫學的研究方向的錯誤：在顯微鏡下所有看到的都是靜態的事物，這些靜態事物背後的動態方式，都是這些研究人員的猜想，不能當真。如果把這種猜想當真的話，那麼，它就很容易演出一出出的悲劇。西方醫學是商業行為，研究所需要付出的經費，要從研究中收回。而且，還要加上「知識產權」。這「產權」不只是向美國人民收的，更大的市場在全世界。這就是為什麼西方醫學明知錯誤而不願意改正的原因。70年代，美國已經知道癌症的治療（手術、化療和放療）錯了，但不說，中國衛生部長帶一班專家去美國學習治癌方法，美國的專家仍然傳授他們這樣的方法。現在，美國根據這種方法治癌的人逐漸減少，因而死亡率下降了，而中國根據這種方法治癌的人卻逐日增多，死亡率不斷上升。

正因為艾滋病是空穴來風，如何診斷就成了一個難題。如何診斷艾滋病，醫生當中存在著大量分歧。艾滋病研究機構發布的的有關信息，多半是以純粹假設為基礎的。HIV病毒被說成病原，但有的病人身上沒發現；儘管多數病人身上發現了某種病毒抗體，並非所有病人身上都有。多數攜帶抗體的人未生病，另一些未攜帶抗體的人卻生病了。可見病毒理論說得不準。『正規的』診斷一直在檢測病人身上是否呈現出了一種或多種典型病症，這些病症包括卡氏肺囊蟲性肺炎、卡波濟氏肉瘤、巨細胞病毒或其他艾滋病相關癥候簇或慢性疲勞綜合征的癥狀。如果你恰恰是一位男同性戀者或靜脈吸毒者，那麼，一旦出現了所述任何一種癥狀，就會被宣布患上了艾滋病。然而，如果你不屬於這類人，那麼診斷的依據便沒有偏見了，你就會被宣布只是患上了肺炎、肝炎，或是慢性疲勞綜合征。這不是一點沒準嗎？

艾滋病診斷缺乏客觀標準，有人便認為，既然艾滋病毒會攻擊淋巴細胞T4（又稱CD4），如血檢這種類細胞低於某個數目就確定誰得了艾滋病。但這種方法又可能使一個健康的人被診為艾滋病人。而且，即使這人很健康，可以免用藥物，恐懼也可能使這人免疫功能更加降低而成為真正的病人。

美國傑出的女性記者麥克塔格特關於艾滋病診斷困難的報道說：

對AIDS（艾滋病）的診斷檢查。酶聯免疫吸附試驗（ELISA）是檢測HIV（艾滋病病毒）最常用的方法，通常試驗結果呈陽性被認為是感染HIV的標誌。免疫印記（Western Blot）方法通常用於對ELISA檢驗中，在病人的血清樣本中加入蛋白混合物，如果病人血清中含有HIV抗體，就會同蛋白髮生反應。

利用HIV檢驗診斷AIDS的理論基礎是，病毒抗體反應說明了病毒的存在。醫生們的前提假設是，如果你體內含有HIV特異性抗體，那麼也一定存在HIV病毒。換句話說，所謂的AIDS檢驗，測定的不是HIV而是其抗體的是否存在，然而抗體通常是機體抵禦感染並成功的標誌。機體抵抗病毒成功，就產生了抗體。有抗體的人，卻被認為是艾滋病患者，這是多麼荒謬？！

除了難以直接檢測HIV這一點之外，這些檢驗本身也是極其靠不住的。澳大利亞著名生物物理學家埃萊妮·帕帕佐普洛斯·埃萊奧普洛斯博士曾經對這兩項檢查進行過深入的研究。根據他的調查，1990年在俄羅斯，2萬名ELISA實驗陽性的病人中只有112例通過了Western Blo

另外一個問題是：蛋白P24通常被認為是HIV存在的證據，但是也存在於人體內的非致病性輪狀病毒中，這說明P24非HIV所特有的。乙型和丙型肝炎、瘧疾、人乳頭狀瘤病毒感染（尖銳濕疣）、腺熱、梅毒、結核和麻瘋等疾病均可對HIV的ELISA檢查產生假陽性干擾。普通病毒性尖銳濕疣病人P24蛋白的陽性率達13%，皮膚癌病人的P24蛋白的陽性率為24%，而多發性硬化病人的P24蛋白陽性率更高達41%。1991年的一項調查發現，P24蛋白陽性的病人，其中一半在後來進行的複查中都轉為陰性。輸血也可以造成HIV檢驗的假陽性。麻風病細菌的蛋白和瘧原蟲蛋白均可在AIDS的ELISA和Western Blot檢驗中出現假陽性。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的著名AIDS專家馬克思·埃塞克斯博士發現在非洲經Western Blot檢驗為陽性的病人中有85%的人後來又被證明HIV陰性。

許多艾滋病病人身上，根本找不到HIV。HIV檢驗的最大問題在於，假如你的HIV檢驗為陽性，那麼你一生都會被打上HIV陽性的烙印。這將會給你的保險、工作、結婚甚至出境帶來麻煩。另外更糟的是，陽性的HIV檢驗結果將會把你送上冷酷無情、希望渺茫又充滿危險的漫漫AIDS治療之路。」（《醫生沒有告訴你的》第25~26頁）

基於上說，艾滋病病診斷就是個難題。它之所以成為難題，有難以啟口的苦衷。因為，事實已經很明顯，所謂的艾滋病，是一個漫天大謊，這個世界上不存在所謂的艾滋病，也沒有所謂的HIV病毒。只是某幾位病理學家解剖了幾個自我毀滅者的屍體後，胡謅了一個病名，然後，便由美國健康研究所的研究員羅伯特·加洛宣稱找到了一種所謂的HIV抗體，因而宣布發現了HIV病毒。有了HIV病毒，艾滋病便鐵板打釘——落實了。這就是說，艾滋病如何診斷還沒弄清楚，宣傳就鋪天蓋地，製藥公司急切需要一大批病人買他們的葯了。

（六）現代醫學被製藥公司綁架了

西方醫學的實際權力操在製藥公司手中。它的研究，都必須按製藥公司的思路走，也就是向有利於製藥公司增加利潤的方向走的。醫生不想治好病，而只是想在病人身上施用自己掌握的一些技術或藥物。也就是說，對西方醫學來說，病人不再是他們服務的對象，而是他們手中產品的顧客：我有什麼，你買什麼,你的病好不好與我無關!最好是你的病在我的控制之下半死不活地拖著，好讓你長期不斷地購買我的藥品，在你的家產未完全歸於我之前不要死亡。1845年前，美國的順勢療法盛行，許多傳統西醫為了治好病人，有的投奔和使用順勢療法治病了。為了鞏固陣地，傳統西醫學會規定，凡是拿病歷與順勢療法醫生商討的，或者使用順勢療法治病的醫生，一律被視為不道德行為，開除會籍。100多年前的這個規定，反映了傳統西醫的目的，不是治好病人的病，而是聚成一個利益集團，在病人身上謀取利益。（本資料見陳樹禎《順勢療法》282頁，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1999年7月）傳統西醫學會是由傳統西醫醫生和製藥公司職工組成的利益團體。」（《現代醫療批判》第116頁）

「為了控制醫療業，製藥公司一直保持著對藥物管理機構上層人物強大的影響力，這表現在，上述機構始終如一地排斥施行自然康復療法的醫生，排斥任何與正統的對抗療法相違背的人員；許多這類政府機構的負責人，一旦退休，就會被各類製藥公司高薪聘用。」（《現代醫療批判》第114頁）

（這種做法傳到日本，日本於前個世紀初，立法取締中醫；傳到中國，中國也醞釀著立法取締。最近學術界，有那麼少數幾個人又蠢蠢欲動，說中醫理論是最大的偽科學，號召網上簽名取締中醫。這種排異能力，如果背後沒有權力和金錢作為後台，是動不起來的。）

「1983年美國紐約的約瑟夫·索恩本德博士創辦了《艾滋病研究》雜誌，從而建立起一個艾滋病基礎研究和一般信息交流的論壇。1984年，當HIV理論公佈於世時，這份雜誌還保持著公正的立場，刊載贊成和反對該理論的討論會文章。到1986年，《艾滋病研究》仍是一份具有獨立性的雜誌，編委會由21人組成。此後，寶威公司便開始向這份雜誌提供贊助，不久就完全控制了它。一個鮮明的例子是，寶威公司把刊物的名稱改名為《艾滋病研究和人體反轉錄病毒》。在它1987年度第1期上，刊登了9篇文章，其中7篇涉及HIV，另外2篇是探討其他反轉錄病毒的。編委會現有50成員，但只有2名是原來的編委，索恩本德已不在其中。《艾滋病研究》本來是個不錯的名稱，可為什麼硬添上『反轉錄病毒』呢？為什麼現在的醫學文獻普遍把艾滋病稱作『HIV疾病』？這是否表明它以某種方式強化了人們對HIV迷信程度，從而能夠維持一種漏洞百出且經不起檢驗的理論？

通過控制研究經費，控制許多醫生進行重大課題研究所需要的經費，製藥公司能夠決定什麼是發現，什麼不是發現。它們對無助於銷售藥物的發現不感興趣，若研究人員得出這類結論，那麼就會很快發現自己研究經費短缺；這就是『征服癌症戰爭』幾乎毫無進展的原因所在，這也將是『征服艾滋病戰爭』毫無進展的原因所在。」（《現代醫療批判》115頁~116頁）

這說明西方製藥公司，並不是醫學的陪襯，是為醫學服務的。它借贊助之名，通過金錢，控制了醫學的輿論導向，研究方向，它已經成了醫學的主子。

「加州醫生博登海默在《新英格蘭醫學雜誌》上發表了一篇研究報告，揭露出錢贊助的製藥企業對臨床研究的顯著影響。藥廠委託獨立研究員進行研究時，會對研究結果進行施壓、美化、修改等手段，博登海默詢問的12名研究人員當中，有6位承認研究工作受到影響。研究成果不符合廠商期望的，不是完全不發表就是被動了手腳。」「在這段時期內，藥廠偷偷寫一篇結果相反的研究報告，來支持自己的立場。」「有部分研究人員發現藥物有副作用，寫進稿子里交給藥廠，委託廠商看了之後會威脅這些提出擬訂的醫學人員將不再給予研究贊助，還發表一篇自己作的報告，對於副作用頂多一筆帶過。另一種情況是研究人員認為受測藥物完全沒有療效。藥廠顯然也心知肚明，便悄悄把報告塞進抽屜，永不見天日。」（《疾病發明者》第31頁）

所以，儘管醫生是從實際醫療中獲得治病經驗的，但是，西醫從不承認病人是醫生的老師。所以，病人在醫院裡，常受到醫護人員的訓斥：你是醫生或我是醫生？這句話，已經成為醫生打發病人質疑的常用語了。因為，就現代醫學而言，它經不起質疑，只能這樣打發病人。

有了HIV的理論，製藥公司就研製和生產殺HIV病毒的藥物了。製藥公司可以不管是真是假，有了藥物（AZT），就大張旗鼓宣傳起來，因為他們的目的只是為了推銷AZT，而不管這東西對病人有利或有害。但AZT卻不是個好東西，它有點類似化療藥物的作用，能殺死人的細胞，降低人的免疫功能，引起重症感染。本來，身體上檢出有HIV，根本不要緊，因為，被檢出來的物質，叫做HIV抗體。抗體的意思是指受到HIV病毒侵犯後產生出來對抗病毒的物質。例如我們發現乙型肝炎病毒的攜帶者，如果他身上有抗體，就說明這個病不要緊了。因此，檢出了HIV抗體本就說明這個病人自己有能力對抗HIV病毒了。但是HIV理論卻認為有抗體就證明有病毒，就必須進行AZT治療。結果是病人身上不管HIV有多少都不要緊，活得舒舒服服的，而用了AZT後，卻可能引發感染而得重病纏綿不愈或甚至死亡。

「現代『科學的』醫療手段，主要依賴於化學藥物，而藥物最終又會損害病人的免疫系統。這既非秘密，也不是偉大的發現。幾乎所有的醫學文獻都討論會過這個問題。但今天它顯得更為重要了。因為世界上正面臨著源於免疫系統普遍受損而發生的一場流行病。自二戰以來，合成藥已達到了其目的：在損害免疫系統的代價之上，病人身體差不多被抗菌素滅菌了，從而使艾滋病成了生命過程的最後一站。如果不付出一定的代價，免疫系統就不可能受到無休止的損害。這是自食其果。」（《現代醫療批判》第62頁）以上是醫學家哈里斯·L.庫爾特（1825年——1895年）在其《艾滋病和梅毒的潛在聯繫》上說的。他認為艾滋病是因為人們過分使用化學藥物、抗菌素等，損害了自身免疫功能引起的。因此可以說它不是感染性流行病，而是醫療行為導致的醫源性疾病。這話也可能過偏，因為，它發現於自我毀滅的人群，應該說也是一種人為性的疾病，可以肯定，認為它會大規模傳染，則是一種商業需要。醫學被製藥公司綁架了！反過來說，這種綁架也是西方醫學的需要。因為一種方向性錯誤的醫學單單依靠自身的學術成果在醫學界斷難長期立足，非嫁接「科學」輿論和市場運作早就死定了。

（七）病理亂猜測只是為了有更多的病人

筆者從西方醫學中歸納出一個研究的特點：一些人患相似的癥狀死了，他們使用解剖屍體的方法尋找致死的原因，然後宣布他們的發現：這些人的某個部分或器官，假使與通常的不一樣，例如萎縮或肥大，他們便武斷地認為這就是死亡的原因。因而馬上開始研究如何使這個部位恢復與通常的一樣。如果有個別人，因這樣的治療後，暫時地好了，就馬上大做文章，大肆宣傳，然後就有許多醫生去觀摩學習，直至應用。其時，沒有人敢說這種見解是錯誤的。再如有幾個發類似癥狀的人死了，他們就預先設定為某種微生物感染，然後，就由一些微生物學家去尋找這些微生物，不管是病毒或細菌。在相同死亡的幾個人身上發現相同的微生物，就先預定這些就是致人死亡的微菌。於是宣傳這些微生物的可怕鋪天蓋地，並忙著研究製造相應的藥物。直到許多人在接受治療後，發現這種說法不對，才開始批判.但是,錯誤的治療方法一旦已經被很多人使用上了，糾正是很困難的.醫學具有極強的保守性，因為，使用這種治療方法的人是以此維持生計發家致富的，西藥財團則是全靠流水線生產大批量這些化學葯發洋財的，他們不可能為了病人而放棄使用化上5～7載青春年華才學會並嫻熟掌握的老方法，從而使自己丟了飯碗，沒了錢途，斷了財路。這就是醫療慣性所釋放的力量。學會使用這種治療方法的人是以此維持生計的，他們不可能不顧自己的生計不加以使用。這就會使醫療手段更新困難。病灶感染論在上個世紀30年代就開始批判，到現在80多年過去了，仍有一些專家運用它來講解致病的原因。再如癌症病毒論已在70年代被基因變異說推翻，但現在的化療、放療，仍作為治癌的主要方法。化療、放療是根據癌症病毒論產生的，目的是用它們來殺死癌病毒。要是說過去不知道錯誤才使用它們，現在知道了為什麼仍然丟不開？就是因為醫療的慣性力量所致。

如可所述,艾滋病在美國迄今為止是不是HIV感染的還很難說,但世界上卻已經在大規模地宣傳說它就可以檢測人們是不是患上了艾滋病。

「艾滋病病人必須懂得：他們所了解的許多知識都只是推測，如有一種理論認為，病毒侵襲白細胞（T4輔助細胞）並殺死它們。這種理論和神話被作為事實展示給大眾。另一種一種理論認為，T4細胞數目減少是形成疾病的關鍵因素。還有，T4細胞數目低於200就可以決定是否可以使用疊氮胸苷（AZT），這也是一種不實際的數字遊戲。

在我的行醫生涯中，有幾位病人的T4細胞始終不足50，但他們卻從未因此虛弱不堪或出現嚴重感染。一位病人，在採用自然療法以後，T4細胞從不足100增加到600以上，但同時卻患上卡氏肺囊蟲性肺炎（也被認為是艾滋病的特徵）

T4白細胞計數與心理注意焦點密切密切相關。有一位無任何艾滋病症的病人，去另一位醫生那裡做『艾滋病檢測，結果呈陽性。當時他的T4輔助細胞計數是494，屬於正常狀態。知道自己的抗體呈陽性後，這位病人便陷入無法自拔的抑鬱和恐懼之中。一周之後，因為焦慮，他又去那位醫生處檢查自己的T4輔助細胞計數。一周的抑鬱，沒有其他病症的影響，他的T4細胞計數減少了50%，只剩下了234。』」（《現代醫療批判》71頁）

按上所述的艾滋病病理，只是一種亂猜測。而把這種猜測變成社會真實的原因是，因為HIV理論出自美國的權威機構——國家健康研究所。它的「發明人」是有名的羅伯特?加洛博士。後來，HIV的發現者（法國的盧卡·蒙塔格尼爾教授）發表聲明，「不再相信HIV是艾滋病因了」，這就使得美國的艾滋病假說面臨倒塌的局面。可是，這個理論假說在我國卻欣欣向榮。今年大規模開展的艾滋病宣傳，就是一次重大的展示。這個「展覽會」目的是為了什麼？我們只能拭目以待——背後有文章。原來，支持這個理論的製藥公司叫寶威公司。該公司的產品AZT被認為可以治療艾滋病。

艾滋病被「發明」出來後，前一個時期，美國曾視它為洪水猛獸，凡是與被認為得過艾滋病者接觸過的人，也都會被隔離起來並進行種種檢查，萬一有的人血液中被檢出有HIV抗體，那就吃苦頭了。可能就要進行AZT的治療，並以HIV是否能降低為標準。可是，這AZT，卻不是好東西，因為，它會降低人的免疫功能，它會致癌，並可能誘發感染導致死亡。

西方對艾滋病理論，爭論得很熱鬧，在我國卻沒有人知道這種爭論的情況和內容。可以認為，HIV理論只是一種假說,不是鐵板打釘的現實。假說就是一種假定的說法，對不對還看以後的實踐和研究。如果我們衛生、防疫、醫療都跟著西方的假說理論走，無數無辜的中國人，必遭西方醫學之殃：不是被無辜送上西天，就會留得一生是病，不僅不得安寧，還活不到天年就中途夭折。非典就是一個明顯的事例：2003年廣州非典流行，因廣州中醫早期參入，死亡率只3.4%，而香港，全部由西醫治療，死亡率達17%。100人多死13.6%人。這說明就醫療能力而言，中醫遠勝西醫。美國記者林內·麥克塔格特說：「……除了可自愈的疾病和緊急剖腹產以外，傳統西醫不僅不能治好你的病，還可能使你的病更加惡化。」（《醫生沒有告訴你的》第4頁）也許有人會問：傳統西醫治病能力真的這麼慘嗎？

單就皰疹治療而言，筆者見過很多患者，凡是被中草藥治好的都沒有後遺症；凡被現代西醫治過的大多數刺痛多年纏綿不愈。時間是最好的見證：廣州非典，凡是西醫搶救過來的，一些人遺留肺纖維化的後遺症，生不如死。而中醫治好的，個個健健康康，安安穩穩度日。麥克塔格特如果說過頭了，美國參議院會授她一年度只給一位的女性新聞傑出工作者獎嗎？

現在，只有在我國，很多人迷信現代醫學，他們一定不贊同這樣的話，實在是所謂無知無畏是也。無知比愚蠢更危險的原因在於，愚蠢的人不會做什麼大事，笨只笨個自己；而無知者不笨，還可能假不知以為知，做錯了不認錯。無知若再加上手中有權，那當然就更糟糕。我國的艾滋病恐慌，就可能是這些人鼓搗起來的。許多人並不知道美國的HIV理論還在爭論，到我國卻成為實實在在的事了。這說明在我國的醫學界，無知而有權者對我們生命健康的危險。

發熱在國外，醫生們基本上不用抗菌素和退熱葯了。因為，大家都知道微生物在人體內構成生態平衡的人才健康。而抗菌素卻最容易損害體內的微生態平衡。英國花數億英磅宣傳少用抗菌素，日本政府規定7歲以下的孩子禁用抗菌素，然而，我國的醫院裡，每逢感冒流行，仍然排長隊注射抗菌素、退熱葯和強的松，其中有的是出生還沒有幾個月的嬰兒。發熱是生命在自我防衛，是機體在與入侵的微生物搏鬥，如果醫生隨便退熱，實質是幫助發病的微生物，而不是幫助病人。

現代醫學的療法稱為壓制療法，也就是發熱的退熱，疼痛的止痛，發炎的消炎……這些方法是因為西醫學認為病人所表現的都是病理現象。西醫把它的方法稱為消除病理。壓制療法就像「狼來了」的騙術，有其短暫效果，其表現是熱退了，其本質是以損害機體的自身能力為代價的。西醫學家沒有想到，病人的病理表現，實質是一種生命為自我維護的生理現象，尤以生理現象為重。因此，壓制病人的病理現象，實即壓制病人的生理表現，其後患無窮。所以，林內·麥克塔格特說：「傳統西醫不僅不能治好你的病，還可能使你的病更加惡化。」這不是危言聳聽，而是一種善意的告誡。還抓不準根子，還沒有穩定下來，還在不斷尋找。[醫學，是指研究維護生命健康的學問；醫療，是指醫學思想在實踐中的操作。醫學思想錯誤，醫療實踐必然出錯。西醫學在屍體上尋找活人的病因，在外源上尋找病原，在活人身體上打打殺殺，企圖壓制、對抗所謂病理病原，其立足點、大方向、醫療方式、醫療手段統統錯了，錯得幼稚，錯得離譜，錯得悲哀。

（八）渲染感染的可怕目的不可告人

西方醫學一個最大的特點是：誇大某種疾病的感染危險，造成風聲鶴淚的局面，使人人提心弔膽。例如非典、甲流，都被誇張為全世界將面臨末日似的。可見故意誇大其詞有其背後的目的，實質是為一種即將上市的治療藥物做宣傳準備。全世界死於甲流的人僅萬餘，就被世界衛生組織宣布為大流行，人為製造恐慌，有其背後的目的——銷售疫苗。最近，歐盟立案調查甲流事件後，又出現英國政府要起訴世衛組織的三個專家，說他們受了製藥公司的賄賂，故意製造甲流恐慌。原來，很多世界性的疾病恐慌，是製藥公司在搗鬼。

有藥物的機械化生產，就需要市場銷售，因此，過分的誇張性的宣傳是必然之舉。其實，不管什麼流行病，其作祟者既然是微生物，那麼它們必然受到時間、地方、氣候、身體等等條件的限制，都不可能成為全球性的疾病。因為，微生物生命短促，對溫度、乾濕度的要求特別嚴格。因其生命短促，它的變化必須快速，否則，就無法適應實現繁衍，以維護種族生存的目的。病毒之所以能在缺氧的時候能變成厭氧菌，在有氧的時候重新變成需氧菌，其原因就在於維護種族生存。

在艾滋病這個名稱出現之前，有一種疾病叫「雅皮士流感」，是指全身不舒服，經常有這樣那樣的感染或長期感覺疲勞。這些人都是長期使用麻醉藥、興奮劑，或酗酒，或心理負擔過重，或過分激動。發生這種病的大多數是青年人。他們有雄心，也會肆無忌憚或無所顧忌，有人說這是慢性疲勞綜合征，有人則叫做肌痛性腦脊髓炎。總之，是生活方式的不節導致的全身疲憊不適。現在它們都成為艾滋病的相關癥候簇了。

19世紀，那時候細胞是生命的基本單位觀念已經確立，但與巴斯德同期，比巴斯德更有成就的微生物學家比錢普，發現了還有比細菌更小的生命，就是現在所說的病毒。這種微生物能在缺氧的時候變成厭氧菌，在有氧的時候則變成需氧菌。這種可逆性也可以說明：即使最微小、最短促的生命，也有能力適應環境的變化而維護種族生存的能力。因此，不管什麼樣的感染，就沒有不可治的；所謂的不治，只是用來掩蓋醫學或醫生的無能。因為，所有的微生物，它的使命是繁衍，也就是維護自己的生存。人類如此，微生物也如此。當人體受到微生物的威脅時，它就會產生對付微生物的反應；生物界似乎存在這樣的規則：生物體體積越小，其適應環境變化的本能就越大，反之亦然。大型恐龍的大批量一時性滅絕和小型五爪金龍可以演化存活至今，應該是一個鮮活的歷史存照。因此，不管什麼樣的感染，就沒有不可治的；所謂的不治，只是用來掩蓋醫學或醫生的無能。因為，所有的微生物，它的使命是繁衍，也就是維護自己的生存。人類如此，微生物也如此。天人合一，就是天地人和萬物萬匯的和諧合一，說白了，也就是人類生活在這個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的宇宙之中，本來就是和諧和睦和平相處的，這是大前提大背景；，和而不同，這是另一個小前提小背景，有所不同才會合一得有滋有味，色彩繽紛，生機勃勃。在合一過程之中，不同的運動，不同的因素的複雜交錯，有可能一時半會發生摩擦乃至擦槍走火，在人體上，就表現為感受六淫七情之傷的病態了。當微生物感覺危機來臨時，它就必須產生適應危機的行為。厭氧菌之所以變成需氧菌，也就是它們適應危機的行為。假設癌症或艾滋病確系某種厭氧的病毒所為，那麼當這個人的身體克服了某些部位供氧不足之後，癌症或艾滋病便自製消失就不足為奇了。所以，筆者認為，沒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沒本領的醫生。《內經》說：「非不治也，不得其法也。」即使有艾滋病，它也不是不治之症。

西醫醫學的另一個明顯的特點是：凡命名為「綜合征」的，就一律認為不治。凡認為不治的，到醫院裡去一律能治，其方法就是：住院觀察。住院能觀察出什麼名堂來呢？誰也不知道。人們卻沒有思考這兩個特點為了什麼？道理其實很簡單：認為不治，治不好你就不能怨；認為能治，就能賺你的錢。我們把兩個答案，歸為一個：不負治療責任又能通過治療賺錢。

「實際上，現代醫學本身僅能對一定比例的疾病有效。如果你住進醫院，則會有1/6的可能死在醫院或受盡病痛的折磨，因為這種危險有一半來自醫生或醫院的錯誤。在英國，每年大約有117萬人由於醫療事故或藥物反應死在醫院裡。在美國，按照1984年的調查結果推測，大約每年有100萬人在醫院裡受到危害，並18萬人死在醫院裡。萬象地比喻一下，伯明翰城全部人口會在一年內由於醫療失誤而住進醫院。如果你住在美國，那裡每年會有4萬人死於槍殺， 然而，有3倍以上的人更可能死在醫生手裡，而不是死於槍下。」（《醫生沒有告訴你的》第4頁）

艾滋病被宣傳得如此可怕，完全是為了後續的AZT（或其他相關藥物）的銷售，至於它能不能治好艾滋病，那對西方醫藥公司來說，不是它的目的。

面對不明原因的死亡，西方醫學總是首先假設有某種病毒導致某種疾病，因此認為，只要研究出某種發病的病毒就能治住某種疾病，就可以挽救病人的生命。然而，人們並不知道，作為最小生命的病毒，卻是人體大生命的基礎。人體生命的健康，依賴於這些小生命的體內平衡，而不是它們的被消滅。那麼，針對消滅這些微生命的研究，其意義何在？這種學說導致了疾病的治療研究走進微觀的死胡同。這與以為泥沙堵塞河道致發大水，認為研究泥沙就能治住發大水；以為癌細胞能致人死亡，只要檢測到人體有癌細胞，便能治住癌症。這樣的想法，不都是一樣的愚蠢嗎？無怪乎許多被宣傳得對癌症研究作出巨大貢獻的癌症病理學家，成為學術權威，得到國家級的學術稱號。然而，當癌症病人懷著滿腔希望去求教他們，希望從他們的嘴巴里得到一點生存的指點，事後卻發現他們的指點，全是紙上談兵，一點用處也沒有。癌症病人的死亡，是因為手術加化放療促成的，但是，它卻證明了患癌者必死的道理，因而會使更多的人投入治癌的隊伍。治療艾滋病的藥物AZT也一樣，使用者提早死亡，證明HIV病毒的厲害，就會有更多的人使用AZT了。

「今天另一個醜聞正在發生：美國的寶威公司正在推銷一種致命的藥物：疊氮胸苷（AZT）。直到最近，它還是唯一獲准治療艾滋病的藥物。在艾滋病工業中，寶威公司獲得了數十億美元的專營權。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認可的AZT，沒有進行必要的臨床試驗，這與把HIV看作是艾滋病的真正原因的做法完全相同，純屬主觀臆斷行為。寶威公司只有既不承諾也不保證，才能使這筆買賣順利成交。艾滋病人需服用AZT的唯一原因是，它能抑制住HIV在體內擴散。眾所周知的一個事實是：雖然AZT是一種有毒和高免疫抑制的藥物，但它能延長艾滋病人的生命。因此，儘管AZT儘管於身體無半點益處，但艾滋病人對AZT的需求量有增無減；儘管呈HIV陽性的人死亡的數量沒有預計的那麼多，但上面那個事實卻使病人對AZT的需求繼續下去。」（《現代醫療批判》第115頁）

HIV理論還沒有立住腳跟，大規模的宣傳已經「深入人心」，對艾滋病病毒HIV的恐懼已經被製造起來了，也就已經有市場了。市場就如嗜血的鯊魚聞到了血腥味，猛撲過來了，豈肯輕易放手？這就是為什麼美國連HIV的發明人都不承認HIV是艾滋病因了，而寶威公司仍在大賣其AZT的原因。

許多健康的人，因為血液中帶有HIV抗體，被強迫接受AZT治療，因為官方認為這種危險的病會傳染。因此，他們就慢慢地變成了病人。摧毀免疫系統的是藥物AZT，卻讓HIV承擔罪名。被AZT吃出病來然後死亡的，都被認為是艾滋病弄死的。就像癌症一樣，只要被診斷了，那就用手術加化療，然後人死了，就說這是癌症弄死的。

「……且不說AZT仍處於爭議中，單是臨床試驗就已證明：AZT在最好的情況下是無效，在最壞的情況下是有害。1991年2月13日——14日，食品和藥物管理局所屬的抗病毒藥物委員會，在華盛頓特區舉行了一次特別會議，討論服用AZT的效果，與會人員對P24抗原達成共識。據此可知AZT是一種無效和無用的藥物，這也意味著對AZT的認可實際是建立在謬誤的基礎之上。」這份會議記要出來後，寶威公司的股票大躍價。

（九）我們根本不用害怕的艾滋病

既然艾滋病無法診斷，那麼，現在的診斷就不必相信，更不能相信它的治療。現在有的人很相信，後來被嚇死了，被治壞了，那隻能叫做命中注定。我相信命，相信命中注定這回事。比如梁啟超，他很相信西方醫學，因此，他的一隻腎被診斷出了毛病，需要做手術。他在協和醫院裡做了手術後，發現醫生做錯了，好的腎被當作生病的腎被切了下來，既成事實了。他不是考慮西方醫學這種手術方法的錯誤如何糾正，卻交代周圍的朋友要隱瞞這件事，免得這種科學的方法失去威望。因失去正常的腎，留了生病的腎，他提前結束了生命。他以自己的生命維護了西方科學醫學的威望。他卻沒有交代，醫學的診斷錯誤將給人類帶來的危險。愛惜自己生命的人們，應該牢牢記取這一事件的教訓。

「多數與感冒、雅皮士流感和艾滋病相關的細菌和病毒，都始終以一種無害的形態，被默許居住於所有人的體內；它是人體的一個正常的組成部分。只有在它周圍環境（如內部環境）惡化時，它們才能變成致病形態。鑒於此，可把這些感染看作機會主義感染，即，只有出現機會時，細菌和病毒才會向身體發起『進攻』。這些相關微菌呈現出不同的形態，依據身體條件惡化的程度，我們差不多可預測出其發展順序。因此，輕微的免疫缺陷，可能只會引起輕微的頭痛傷風；而嚴重的免疫缺陷，卻可能導致重感冒或嚴重的呼吸道感染，諸如此類，等等。而且，即使體力消耗較大，也會造成許多感染，如念珠菌病、皰疹、肝炎以及其他表明病人總體健康狀況並被稱之為癥候簇或綜合征的疾病。因此下列術語便產生了：艾滋病相關癥候簇（ARC）和慢性疲勞綜合征。後者者關於雅皮士流感大量名稱中的一個。」

「在醫學的所有領域裡，上述問題似乎很複雜，但實際上所有這些令人困惑的名稱都只代表一種疾病，即代表一種中毒的、失衡的、衰竭的體內環境，它呈現出各種各樣的癥狀。造成這種衰竭狀態的直接原因是有害習慣、不合理飲食、勞累過度、應激和『開夜車』等等。隨著衰竭程度的加重，即使是一個精力充沛的青年人，也會很快患上慢性疲勞及其相關綜合征。除了『高雅的』壞習慣外，對身體具有更大摧殘性的習慣如下：沉溺於使用娛樂性藥物、縱慾過度，這必然又要服用大量抗菌素和其他醫藥。上述習慣將導致身體及其免疫系統衰竭下去，並引發其他感染，以致康復的希望變得渺茫起來。」

「由此可知，艾滋病（全名為獲得性免疫缺陷綜合征），只是慢性疲勞綜合繼續惡化的結果。不存在外部細菌和病毒的影響。外部微菌能加重疾病是無可爭議的問題，但事實上，它們不是導致疾病的必要條件。」（《現代醫療批判》63頁）但也說明患者的生命也在抵抗疾病。中醫可以根據患者所表現出來的「證」，調整內部平衡，採用中草藥使其自我恢復。西醫對這些癥狀不僅毫無辦法，又需要樹立醫學的權威，只能把它推諉給某種疾病，或把它說成「免疫缺陷」。就如癌症一樣，他們也到患有上述癥狀的人的血液中去尋找病毒。病毒顯然是不容易找到的。但病人的血液中，可以發現有一種比較多見的蛋白，謂之HIV抗體。根據根據種抗體，就可以想像出病毒；根據想像出來的病毒，又可以製造出抑制病毒的化學藥物，這樣就萬事俱備了。

因此，我們根本毋須害怕。也許有人會問：既然人人都帶有HIV病毒，何以有的人測定抗體是陽性，有的人則為陰性？筆者認為，HIV病毒靜靜地不進行擴展活動，對大生命不具有威脅，大生命就不會產生抗體來對付它們，因此才顯示陰性。但，當它認為人體的條件不適應它們的生存，就會以擴展求生存。這種擴展給大生命造成威脅，於是大生命就產生抗體來對付它們。在它們被生命的防衛能力制止了之後，我們才會發現其抗體為陽性。這說明HIV就是我們身上原來帶有的，是為微生態平衡需要的，它們沒有得到相應增加繁衍的條件，沒有擴大它的規模，也就不會產生對抗條件，人的生命就不需要產生抗體，這樣就保持了陰性。例如卡濟氏肺囊蟲，我們身體里本就帶有，而且它也只要能生存，它的種族也只要維持相應的平衡。但，免疫功能減退的人，體內已保不住平衡。卡濟氏肺囊蟲因不平衡的刺激而乘機活動，增加它的種群，這樣就發生了卡濟氏囊蟲性的肺炎。

綜上所述，

一、所謂的艾滋病實際就是由於不節的生活，導致身體極端衰弱，因而引起死亡。死亡原因不明，西醫的病理學家們強冠以某種微生物感染的疾病。

二、所謂的艾滋病病毒就是居住在僅個人身體里的老顧客，也就是人的總生命的一部分。因此，我們用藥物消滅這些病毒就等於是消滅自己。

三、艾滋病不是像流感那樣打個噴嚏就相互感染的傳染病，是否是外來病毒，現在還沒有弄清楚，千萬不可當真。

四、即使有什麼艾滋病毒，每個人身上都有，只是它們不會發病，只要人們能保持健康的體魄。

五、各種不良的生活習慣、不合理飲食（如暴飲暴食或酗酒）、思慮或工作勞累過度、性生活放縱（服食各種增加性慾的藥物或吸毒）、突發的應激和經常開夜車等等，都容易造成過度疲勞，體內自我平衡能力減退，導致出現所謂的雅皮士流感（慢性疲勞綜合征）的出現。

六、艾滋病只不過是雅皮士流感（慢性疲勞綜合征）的進一步發展而已。

現在有人一聽艾滋病,就驚惶失措。即使它是真的，也不是沒法治療。巴德利博士發現好多得了艾滋病的患者能自然康復。國家科技部的賈謙教授的調查說：14路民間中醫在國家尚未來得及關注艾滋病患者的2001年，主動上艾滋病村免費為他們治療，療效奇佳，穩定了民心。中藥只需吃幾個月最多一年即可停葯，不反彈。義烏孫傳正治療171例患者中，13例抗體轉陰（筆者按：讀者必須注意，所謂的「抗體」陽性，千萬別當真。因為，HIV已經被證明不是艾滋病病毒，那麼，HIV抗體的轉陽、轉陰，又有什麼關係呢？），可惜沒有引起我國中西醫大家以及管理機構的注意；哪怕你去調查否定了孫傳正的結果也好，也是一大貢獻，卻從來沒有什麼機構去核實。這隻能說明我們衛生界對中醫不屑一顧！最可怕的就是這種麻木不仁！

賈謙先生反映了這麼一個事實：被西醫宣布為不治之症的、世界各國都在努力尋找治療方法的艾滋病，中醫能治好。然而，我國衛生界對此卻不屑一顧。為什麼？因為，他們正在宣傳艾滋病的可怕，你賈謙怎麼可以說中醫能治好。即使說西醫能治好，衛生界也不高興。這不是西方製藥公司所希望的。西醫學是受西方的製藥公司控制的。製藥公司不希望能治好，只希望能控制，就是由某種藥物來控制。只要控制住不把它治好，醫院便永遠有生意。如果說中醫能治好，醫院豈不斷了財源？破壞了他們的「戰略部署」！

附件：

我國啟動艾滋病疫苗Ⅱ期臨床研究（2009/3/22溫州日報2版）

我國首次艾滋病疫苗Ⅱ期臨床研究3月21日在廣西南寧宣布正式啟動，研究人員希望在此前基礎上繼續招募志願者開展新的臨床實驗，以進一步檢驗我國自主研製的首支艾滋病疫苗的安全有效性。

艾滋病在全球蔓延的趨勢尚未得到根本控制，我國艾滋病防治形勢也比較嚴峻。『雞尾酒療法』被公認為艾滋病療效最好的一種療法，但只能穩定或減緩艾滋病癥狀，不能徹底消滅人體內的病毒，各國普遍認為，研製出疫苗是解決這一難題的根本途徑。

我國艾滋病疫苗研究始於1996年，科研人員在國內艾滋病高發區進行了大量流行病調查，並從患者血液中分離出HIV-1中國流行株，據此構建了由DNA疫苗及重組病毒載體疫苗組成的複合型艾滋病疫苗，可以說是專為中國人設計的。

2004年11月25日，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批准我國自主主研製首支艾滋病疫苗進入Ⅱ期臨床研究。2005年3月12日，首批志願者在廣西南寧接種了艾滋病疫苗。Ⅱ期臨床研究一共招募了49名志願者，年齡18歲-50歲。志願者分為8組接種疫苗，研究人員對他們進行跟蹤監測，以便對疫苗進行有效性、安全性評價。

2006年6月，Ⅱ期臨床研究在廣西完成。2006年8月18日，科技部、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在北京宣布，我國自主研製的首支艾滋病疫苗已經順利完成 期臨床試驗。

項目負責人之一、吉林大學教授孔維透露，從實際結果來看，參與Ⅱ期臨床實驗49名接種疫苗的志願者均未明顯出現不良感應研究人員還在高劑量組90%的受試者體內測到閂艾滋病毒的特異免疫應答反應。孔維說：「這種艾滋病疫苗已具備一定的安全性，其免疫應答反應也達到了國際同類疫苗的水平。」

此次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批准進行Ⅱ期研究，主要目標是在Ⅱ期臨床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評價艾滋病疫苗在擴大的健康人群中安全性和免疫原性，並為能否繼續進行評價疫苗效力的臨床實驗提供依據。

廣西壯族自治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董怕清透露， 期臨床研究啟動後，第一階段將再次面向社會招募30名志願者，在知情同意、保護受試者合法權益的情況下穩步開展系列實驗研究。

Ⅱ期臨床研究將由廣西壯族自治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中國藥品生物製品檢定所、吉林大學艾滋病疫苗國家工程實驗室和長春百克藥業有限責任公司聯合完成，研究現場設在廣西，廣西壯族自治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作為臨床研究現場負責單位。

「這是我國啟動首次艾滋病疫苗Ⅱ期臨床研究。」廣西壯族自治區衛生廳艾滋病防治處副處長陳傑稱，「它填補了我國艾滋病疫苗Ⅱ期臨床研究的空白。」一些專家表示相信，如果這種疫苗能夠河床完成Ⅱ期臨床研究，必將所為我國艾滋病防治技術與產品科技攻關的一項標誌性重大進展，為今後艾滋病疫苗的進一步研發奠定堅實的基礎。

這一報道說明，我國有許多專家仍在堅持『HIV』病毒是艾滋病病因的假說，仍然把他們的努力放在研製疫苗的希望上。但是，他們得到的卻是失望。其原因不外於：一、HIV根本沒有艾滋病病毒；二、HIV不是艾滋病病毒；三、HIV本就存在於人體，它不是禍害。

《人類可能永遠找不到艾滋病疫苗》

2008年2月19日《參考消息》7版：

「[英國《衛報》2月15日報道]題：諾貝爾醫學獎得主稱，人類可能永遠也無法找到艾滋病疫苗（作者：阿洛科·傑哈）一位世界知名艾滋病專家稱，人類可能也永遠找不到艾滋病疫苗。諾閃貝爾得獎主戴維·巴爾的摩說，艾滋病的複雜性意味著，對於科學家來說，與25年前他們首次發現艾滋病病毒的時候相比，今天他們發現疫苗的希望同樣渺茫。

巴爾的摩是加州大學的一名生物學家，因為他發現了一種後來被證明是艾滋病毒的關鍵再生結構的酶，於1975年榮獲諾貝爾醫學獎。

昨天，他作為美國科學促進會的主席在該組織於美國波士頓召開的年會上致開幕詞在開幕詞中，他強調了尋找艾滋病疫苗這一『悲哀的論題』。

當人們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發現人體免疫缺損病毒（HIV）與艾滋病的聯繫時，科學家相信很快就能發現一種新的疫苗。巴爾的摩說：『自那以後，我們就在致力於疫苗的研究但是，今天我們發現疫苗的機會跟那時一樣渺茫。』

他於1986年令一組專家展開研究他們推斷關於這一問題是複雜性，找到一種艾滋病疫苗至少還需要10年以上時間。

他說：『我現在仍然認為，艾滋病疫苗的研發至少還需要10年。但你們很可能會問，如果10年以後變成20年以後，是否意味著人類永遠也找不到這樣的疫苗？的確有人認為，人類永遠也找不到艾滋病疫苗。』

一起令人失望的事件發生在去年。製藥企業美國默克公司正在進行的很有希望的試驗被叫停，因為實踐證明，該疫苗的很多接種者更易感染艾滋病病毒。

巴爾的摩本人的工作是綜合利用基因療法、幹細胞和免疫學方面的技術開展『HIV開展已經找到了一種能夠完全騙過免疫系統的方式，因此，我們必須做一個更好的免疫系統，因為生物自身的免疫系統在這種環境下起不了作用。』但他也是警告說，需要做的事情還很多。『我不想假裝我們已經發現了一條通向某種新疫苗的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