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意識形態與中國傳媒

在北京廣播學院院慶暨「亞洲傳媒論壇」上的演講 新意識形態與中國傳媒 ——新世紀新聞傳播研究的一個前沿課題 潘知常（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教授　博士導師） 一 二十世紀最後二十年，對於中國來講，稱得上是一個大變局的時代。一切的一切都在變化之中，以至於有人說，唯一不變的，就是「變化」本身。 然而，對於「變化」的認識，最初卻有所不同。人們往往以為，這所謂的變化，一言以蔽之，就是：社會制度（尤其是經濟制度）的轉型。最早的藉助「讓權放利」的推動改革，以及隨後的對於「增長」（甚至是「無發展的增長」）的強調，都是如此。只是隨著認識的逐步深入，人們才日益發現：中國所面臨的，不僅僅是生產力的相對落後、社會制度的相對不健全，而且還是意識形態的相對滯後。因此，中國所出現的轉型，就並非社會制度的轉型，而是社會結構的轉型。理應引起關注的，也並非「增長」，而是「發展」。新意識形態的問題因此而應運誕生。與常見的「非」意識形態化與「弱」意識形態化不同，「新」意識形態是社會結構的轉型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如何保持與重建社會的凝聚力，如何保持和重建社會政治權力的合法性，就是它的努力之所在。我們知道，社會各個階層的利益，是意識形態的一個稜鏡。而「舊」意識形態與「新」意識形態的分野，也就在從「階級利益」向「共同利益」的轉型之間。長期以來，中國以意識形態立國，意識形態在社會的凝聚力與社會政治權力的合法性方面起著根本的作用。但是事實上意識形態又是中國的「阿里斯之踵」，是最為薄弱的環節所在。按照宗教意識形態、主義意識形態和國家意識形態的分野，中國的意識形態，顯然沒有神聖宗教的痕迹，是「主義」與「國家」的混合，可以稱之為黨-國意識形態。黨-國意識形態矚目的是「階級利益」，它往往把國家的本質界定在階級本質方面，從階級性、歷史性來為意識形態定性，不惜以「階級」去重新書寫歷史。「國」是「黨」的影子，「國」甚至被當作「黨」的私有財產來使用（所謂「江山」 布哈林說蘇聯經歷了母權制-父權制-書記制，也是這個意思）。借鑒林茲（Linz）關於「極權」與「威權」 的理論模型，我們可以稱之為一種「極權」型的「舊」意識形態。從上個世紀的最後二十年開始，這一「極權」型的「舊」意識形態開始了艱難的「去政治化」的「綏靖」歷程。它將「主義」一點點地從「國家」中剝離出去，並且為之注入"改革"、"開放"、"發展"、"法治"、"民主"、「自由」、"科學"、"現代化"、「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等內涵，逐漸變黨-國意識形態為國家意識形態。國家意識形態矚目的是「共同利益」，它從理論基礎、現實基礎的角度為意識形態定性，因此轉而從國家的社會公共職能方面去揭示國家的本質，強調社會各個階層的利益，強調從 「階級利益」走向「共同利益」，強調國家超脫於所有階級之上，具備了一種共同的公共性。這是社會、國家向意識形態提出的客觀要求，是社會之為社會、國家之為國家的新的合法性的基礎，顯然，也是「新」意識形態得以存在的根本條件　。仍舊借鑒林茲（Linz）關於「極權」與「威權」 的理論模型，我們可以稱之為一種「威權」型的「新」意識形態。而這就已經不難使得我們窺見中國傳媒的意識形態敘事的隱秘邏輯。 從「極權」型的「舊」意識形態到「威權」型的「新」意識形態，意味著從強制、灌輸、控制到同意、諮詢、召喚，從「洗腦」到「公關」。這就是說，「新」意識形態存在於對個體的咨喚之中（個體因此而「自由地同意」成為主體）。而這，也恰恰是傳媒之為傳媒的根本存在方式。區別於傳統的宣傳，傳媒之為傳媒，它的最為根本的特徵，就是「真實」地想像某種關係，再將其在傳媒中塑造出來，使得它通過傳媒而成為某種被「篡改」了的現實，進而重構著人們的生產和生活方式。 在此意義上，不難看到，藉助於新意識形態的「看不見的手」，中國傳媒正在日益成為新意識形態的平台，日益從權力的媒介走向媒介的權力。它並不建構現實，也不反映現實，而是虛構現實、想像現實，並且在此基礎上重新定義現實，將現實不斷生產出來。也因此，儘管透過中國傳媒你可以看到不同面孔的現實，諸如被拒絕「西化」的精神力比多想像投射的精神烏托邦、屹立東方的文明古國、期待著現代化的陽光雨露的無意識區域、尚未被市場理性收編的被遺忘的角落……等等，但是透過從實證分析的角度看甚至是截然不同、完全相反的諸多經驗分類，我們卻不難看到一種共同的慾望投射、共同的言說背景、共同的想像方式。現實被作為一種"他者形象"在想像中被虛構這一事實，造就了共同的傳媒現實—--想像的現實。這個「想像的現實」決定了什麼樣的「現實」值得關注，什麼樣的「現實」才是現實，而且決定了人們的現實想像，甚至決定了人們對於自身的身份想像。這些「想像」通過新聞報導、人物報道、專題報道、娛樂報道、電視劇等不同類型的文本被不斷地生產、再生產、再再生產。而且，"想像的現實"作為一種意識形態，還不僅表現在現實的想像中，而且更表現在現實的消失之中，作為一種言說背景，在對於某些「現實」欲言又止甚至根本沒有言及之處，現實的「缺席」就恰恰是想像的「在場」 。就是這樣，人們通過大眾傳媒所「想像的現實」去認識著現實、發現著現實。現實作為一個被言說的他者，從此不再是一個只發生在廣袤的中國大地的經驗事實，而是一種再釋義的想像的存在、一種被附加了意識形態身份的權力事實、一種作為給定的「想像現實」。 更為重要的是，這樣一種再釋義的想像的存在、一種被附加了意識形態身份的權力事實、一種作為給定的「想像現實」，竟然會被國人「自由地同意」，並且被認為既「合情」也「合理」。這使我們進而注意到中國傳媒的某種意味深長的「魅力」。在「言說什麼」之外，中國傳媒對於新意識形態的「如何言說」，也因此而進入了我們的視野。我們發現，中國傳媒對於新意識形態的「言說」不僅生產出某種「想像現實」，而且生產出再生產這一「想像的現實」的條件。也就是說，中國傳媒不僅生產出國人與某種「想像的現實」的關係，而且還在國人身上生產出對於某種「想像的現實」的強烈的渴望，渴望某種「想像的現實」不斷出現，渴望永遠與某種「想像的現實」同在，因為只有它才既「合情」也「合理」。某種「想像的現實」因此而得以「永遠」延續，並且被認為不可或缺。一旦失去了它，一切「現實」反而也就統統並非「現實」。同時，國人在中國傳媒的「言說」的「咨喚」下，也從個體而「自由地同意」成為主體，並且承擔起被召喚者與召喚者的雙重角色。最終，中國傳媒得以完成了通過事物A來傳達概念B這一看似不可能的歷史使命。猶如以事物「鹿」來傳達概念「馬」，並且「指鹿為馬」，這種在毫無必然聯繫的事物A與概念B之間建立必然聯繫的做法，顯然只能被看做神話，然而，倘若一旦「自由地同意」「鹿═馬」，神話就不再是神話，而是現實。 顯而易見，新意識形態的出現，已經形成了我們這個時代的特定文化癥候。由此，對於中國傳媒的意識形態敘事的隱秘邏輯的深刻把握，對於在「想像現實」中新意識形態的敞開與遮蔽以及中國傳媒對於新意識形態的隱形書寫的深刻把握，就顯得尤為重要。在這當中，中國傳媒所繪製的新意識形態地形圖應當怎樣解讀、怎樣闡釋？中國傳媒所蘊涵的新意識形態的書寫痕迹究竟何等複雜、何等深刻？權力的媒介與媒介的權力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又是如何相互結合、彼此借重？中國傳媒在對於新意識形態的隱形書寫中扮演了什麼角色？它突出了什麼？遮蔽了什麼？如何突出？如何遮蔽？為什麼突出？為什麼遮蔽？中國傳媒在傳達新意識形態的聲音時如何放逐、壓抑弱勢階級、階層的聲音？弱勢階級、階層的聲音又如何通過交涉、談判、磨礪、妥協和議定的過程而進入？作為融合了新意識形態與其他意識形態話語的交鋒場域的中國傳媒又是怎樣的一個充盈著你來我往的交涉、談判、磨礪、妥協和議定的過程？……都期待著我們的回答。 二 具體來看，新意識形態體現為政治上的國家主義意識形態、經濟上的實用主義意識形態和文化上的消費主義意識形態，與之相應，中國傳媒則因此形成了四大話語系列。首先是民族主義話語與民生主義話語。 它們都是政治上的國家主義意識形態的體現，但又有所區別。在國際政治方面，是民族主義話語；在國內政治方面，是民生主義話語。酒井直樹指出：一個民族國家可以異質性來反抗西方社會，但是卻必須以同質性來統一自身。這正是在國際政治方面新意識形態以「民族」來消解作為舊意識形態的他者的「階級」的原因之所在。然而所謂「民族」並且「主義」並不像新意識形態所寓示的那樣具有悠久的傳統，而只是近百年來的現代產物，並且還是一柄鋒利無比的雙刃劍。因此，倘若連近在身邊直接關乎個人利益的權利意識甚至都未蘇醒，那麼宏大的民族意識就實在無從談起？倘若一個公民都被剝奪了「說不」的權利，那麼國家對外「說不」 的權利更是無從談起？而倘若一個公民連自身的尊嚴都無從談起，那麼真正的民族尊嚴又何從談起？不愛國人卻「愛國」，只「愛民族」不愛民，如此這般的民族主義事實上展示的不是什麼民族的力量，而是民族的情緒。然而新意識形態又不得不祭起民族主義的大旗，個種的原因就在於：民族主義是最富有情感魅力的天然政治資源，時效性最持久、成本最小、收益最大。作為一個「世紀情結」，它是惟一能夠讓政府轉化國內的現實矛盾，同時又可以產生一定凝聚力的意識形態。類似於阿氏描述的基督教文化對主體的詢喚過程，民族主義話語也可以不斷通過媒介敘事來詢喚、召集「中華民族」、「炎黃子孫」，從而構建起「中國人民」這一主體和意識形態自身，以規範引導著國人的行為取向，在對民族主義話語的服從中尋求民族想像和民族身份認同。同時，也因為民族主義本身的不成熟，中國傳媒的民族主義話語也存在著內在的尷尬。例如在在關於西方形象的塑造中，就根據不同的政治環境需要，對西方的形象進行不同的塑造。一方面將其妖魔化，視之為對民族國家的威脅；另一方面又將其天使化，描繪成天堂般的「他岸」世界。這種看似矛盾的愛恨情結，體現了中國個人乃至民族的不盡成熟（在一定程度上仍舊是「義和團」團民），以及在追求現代性道路上的自卑、矛盾、困惑的心理，既要通過對西方的顛覆來完成民族國家主體性的建構，又要通過對西方的歌頌來擺脫現實中落後的尷尬處境，從而使民族國家的合法性和主體性得到確證。這樣，一方面，通過「西方」這個「他者」形象的塑造，民族國家的主體性得到確證，另一方面，藉助於「西方」這個異邦的想像，為正在追求現代化發展的當代中國虛設一個「他岸」的世界，從而既滿足了人們對現代化烏托邦的瑰麗想像，同時也勾連了人們的歷史記憶和集體經驗，成為各種政治話語形態的合法性出口。例如，在關涉國際關係、國家利益和歷史記憶的政治場域就毫無例外地體現為激進的民族主義（如北約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中國間諜涉嫌偷窺美國核武器機密案、台灣問題、中美撞機、人權問題的爭論、趙薇軍旗裝、西北大學抗議日本留學生、日本政界參拜靖國神社、伊拉克戰爭等一系列事件的新聞報道），而在國際關係、國家利益和歷史記憶之外，則毫無例外地體現為溫情的民族主義。例如傳媒對「港澳回歸」、「世界盃」、「申奧」、「入世」等重大媒介事件的宣傳，就都將之塑造成了集體化的狂歡儀式，以世界為自己的訴求對象，展示了中國和世界的關係性想像，並且將國族想像和自我認同發揮到了極致，從而使之成為一種轉移民間能量，聚合各種政治情緒的民族國家的精神象徵。然而往往為人們所忽視了的是，民族主義無異於一把鋒利無比的雙刃劍，既可給當代中國帶來福音又可給當代中國帶來災難。民族主義的話語也只是一種女性化的話語。在這當中，中國永遠是一個被想像的客體。西方想像中國的方式，也就是中國想像自我的方式。中國對於自我的想像只能通過將自己想像成為西方的他者來完成，因此而就永遠只在想像中充當演員而從來沒有成為觀眾。 國內政治的民生主義話語也同樣是國家主義意識形態的產物。三民主義——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是孫中山先生理論思想的精髓，胡錦濤提出的要堅持「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與三民主義是一脈相承的，其核心都是以民為本。它意味著關注底層民眾、弱勢群體、邊緣人群和百姓生活。「讓無力者有力，讓悲觀者前行」　，「為老百姓說話」， 「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都是九十年代中國媒體贏得民間聲望的最為時髦的口號。《百姓空間》、《焦點訪談》也是九十年代中國媒體最具代表性的欄目。在這裡，「百姓」的對於「人民」和「大眾」的解構本身就體現了對於舊意識形態的宏大敘事的一種解構。「國家」對於作為他者的「階級」的消解，就意味著將個人解放的同時又將個人直接組織到國家之中。為了完成對於個人的直接控制。國家主義意識形態必須建立在對於自我的放棄與超越的基礎上。這樣，一方面，共產黨必須及時完成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換，以表明執政黨是掌握公共權力的黨，要為全社會服務。這就相應地要求從革命的合理化向制度的正常化轉移，要求對於每一個向隅而泣者的殷切關注，要求關注民生疾苦，要求徹底擱置「人民大眾大眾開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難受之時」之類的舊意識形態的思路；另一方面，「百姓」 也不再具備「人民」和「大眾」的身份，既然已經被直接組織到國家之中，因此自身的生活憂患就必須得到關照，而且也只有自身的生活憂患必須得到關照（其他的一切都已經出讓給國家，因此無須予以關照）。而傳媒的「為民請命」恰恰置身於這樣兩個方面的中間地帶，於是，國內政治的民生主義話語就通過以人為本的百姓敘事成功地完成了由舊意識形態向新意識形態的轉變。然而，這當中也同樣存在著內在的尷尬。離開了對於公正的自由選舉、獨立的司法機構、自由的大眾媒介、獨立的高等教育、自治的民眾團體、機會均等的開放社會等等的強調，單單關注民生疾苦，實際是大有問題的。而且中國傳媒在關注民生疾苦中的「想像關係」也是人為閉合的，而非開放的（例如，在「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背後，又究竟是誰在講），「惡有惡報」的結論是事先給定的，多種可能（例如更多的「惡偏偏沒有惡報」）被歸結為一種完滿的可能。而且不捉閻王只抓小鬼，不要西瓜只要芝麻，其結果，是話語對於現實矛盾的「縫合」。 其次，是經濟領域的實用主義話語。 一系列經濟制度的轉型，必然導致社會資源的再分配。與過去的政府是資源的配置者不同，市場開始在社會資源的配置中起到重要的作用。經濟利益、個人利益被承認為社會發展的動力之一，傳統的鐵板一塊的利益開始急劇分化，利益之間的差異，貧富之間的差異，使得如何保持與重建社會的凝聚力，如何保持和重建社會政治權力的合法性再一次成為迫在眉睫的問題。而政治上的國家主義意識形態由於缺乏一個超越性的價值信念在更高的層面上加以整合（例如西方的「上帝」），並且因此而表現出強烈的現實主義、機會主義的色彩（所謂「抓住機遇」），在經濟上就必然導致實用主義意識形態。在自由市場的基礎上構建市民社會，然後再在此基礎上推進政治民主化，因此而成為一種隱秘的願望（因此《中國青年》這樣的刊物也以「學會過經濟生活」作為刊物的主題辭和編者按語），然而，幾乎沒有人能夠及時意識到自由市場只能產生一種「消極的自由」，而且完全不能自動地導向政治民主化 。經濟領域的實用主義話語正是對於經濟上的實用主義意識形態的回應。對於個人利益的展示，對於「交易成本最小化」和「利益最大化」的展示，對於自由競爭的「開放社會」的展示，對於那些「體制外」的經濟力量和集團的「自發生成」的展示，對於那些被視為「制度創新」的主要原動力量的「體制外」的經濟力量和利益集團的「自發生成」的展示，就是中國傳媒為我們展示的一個經濟的太平盛世。至於雙軌制的矛盾、效率與公平的矛盾以及因為「尋租」而產生的「權錢交易」等等，則都在實用主義話語的「縫合」中神秘消失。而且，在經濟領域中國傳媒絕對不去觸及原有制度，而是在原有制度之外形成「自己的話語空間」，例如所謂原有或現行體制中的「改革」的力量，例如體制外的某種新型的制度形式（私營企業等），例如在社會變遷中形成的「新社會空間」（北京的「淅江村」、「新疆村」、「河南村」等）。總之都是以「世外桃園」去掩飾在原有體制的失控與失效狀態。 最後是文化領域的消費主義話語。 與經濟的實用主義話語一起衍生的是消費主義在文化領域的全面進入，它意味著：消費的目的不是為了實際需要的滿足，而是在不斷追求被製造出來、被刺激起來的慾望的滿足。正如邁克·費瑟斯通所說：在大眾文化「影像中，以及在獨特的、直接產生廣泛的身體刺激與審美快感的消費場所中，情感快樂與夢想、慾望都是大受歡迎的。」大眾文化「使用的是影像、記號和符號商品，他們體現了夢想、慾望與離奇幻想；它暗示著：在自戀式地讓自我而不是他人感到滿足時，表現的是那份羅曼蒂克式的純真和情感實現。當代消費文化，似乎就是要擴大這樣的行為被無疑的接受、得體地表現的語境與情境之範圍。」 因而，以消費主義為核心的文化也無疑是以滿足為需要而需要的虛擬幻想為目的、以造夢與圓夢為內涵的一種讓「美夢成真」同時也讓「惡夢成真」的文化。而作為一種消費主義的話語，在引導和控制人們的文化觀念方面也就表現為一種話語權力、一種意識形態。它以話語權力的形式誘惑大眾「自由地同意」它所提供的「美好生活」的觀念，自覺從「革命」的時代進入「消費革命」的時代，因此在客觀上維護並且再生產著一種帶有特定意識形態內涵的的社會生活形式和利益格局。 三 中國傳媒的新意識形態敘事的核心是「傳媒鏡像」。 所謂「傳媒鏡像」，也就是我所指出的「類像」：「大眾傳媒所熱衷的並非現實世界，而是虛擬世界，也並非現實世界的形象，而是現實世界的類象。這虛擬的類象最與夢境類似，本身也並不揭示任何真實的東西（因而反思能力就成為多餘），而完全是慾望的象徵。藉助於它，生命可以不再經過理性的中介就直接得到滿足，人們不必經過任何過程就能從類象本身獲得所謂的意義，廣告的形象就是意義，廣播的話語就是意義，電視的畫面就是意義，主持人的音容笑貌也就是意義，如此等等。何況，這虛擬的類象事實上與是否真實無關，而只與技術的可能性和傳媒機器的製造能力有關。這樣，對於慾望的滿足也就不受類象是否真實、是否有意義、是否合乎理想、是否尊重歷史等等的限制，從而，不但可以自由購買、自由預定、自由消費，而且可以無限複製，因此，大眾傳媒也就最終得以形成了一個以慾望為核心的自我循環。」 。顯然，「傳媒鏡像」就是「類像」。不過，它並非一般的「類像」，而是典型的「類像」、最具代表性的「類像」（猶如「形象」與「典型」的區別）中國傳媒的新意識形態敘事的核心。正是「傳媒鏡像」，將新意識形態與中國傳媒的種種複雜糾葛以及中國傳媒的四大話語凝聚為一個具體的研究對象。因此，對於新意識形態與中國傳媒的考察，從「傳媒鏡像」入手，是一條必要的捷徑 。在新意識形態與中國傳媒之間，存在著形形色色的「傳媒鏡像」。 例如被中國傳媒炒得沸沸揚揚的「伊拉克戰爭」。 伊拉克戰爭是一個重大的世界性事件、一個文化符號、一個意義濃縮的「傳媒鏡像」。置身不同的意識形態背景，會通過這一「傳媒鏡像」來構築不同的關於世界秩序、國家利益和民族身份認同的敘事話語。中國傳媒自然不能例外，它把伊拉克戰爭帶回中國。然而，這事實上又並非一場透明的戰爭而是一場不透明的戰爭。大陸傳媒格式化了伊拉克戰爭，構築了一個如馬克·波斯特所說的「戰爭劇劇場」，使之成為一場在大陸傳媒中被再釋義的戰爭，從而為伊拉克戰爭附加了一個新的意識形態身份。從美伊戰爭報道中中國媒體的種種意識形態話語置換與修辭背後的聲音，解讀它為美伊戰爭附加的新的意識形態身份。顯然，從大陸傳媒的伊拉克戰爭敘事中，我們不難提煉出其意識形態敘事的基本話語特徵：高度政治化的「國家主義」、「民族主義」。主權絕對大於人權、生存權必須先於民主權，這無疑是中國傳媒評判國際事件的重要思想資源。而這無疑與新意識形態在政治領域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密切相關。而且在這當中，中國傳媒對於新意識形態的隱形書寫中的話語置換與修辭無疑引人矚目。從表面上，中國傳媒的報道大多強調作為「第三者」的客觀立場，然而，這種從主觀立場向客觀立場的話語置換儘管強化了「站在客觀的立場上」的媒介形象，弱化了「站在主觀的立場上」的真實立場，但是作為新意識形態的話語權力的隱型延伸，通過中國傳媒的蓄意縫合、修補，高度意識形態化的話語特徵仍舊清晰可見。而且，這裡的所謂「事實」只是一個共用空間、共用文本，「事實」本身不能自我說明，而只是用來說話的，也只是意義生成的一種方式。不同的立場對於事實必然會存在不同的解讀。因此，倘若不是提供全部的事實，而只是提供部分的事實，所謂「事實」就只能是新意識形態的話語置換與修辭的對象。最終，儘管它的每一個細節都是事實，但是既然一切都竟然是「事先經過選擇的」或「事後經過處理的」，由這些事實堆砌而成的整體效果也就仍舊是新意識形態的一次成功的關於伊拉克戰爭的想像。 關於「申奧」的報道也是如此。它既是一出關於追求奧運、訴求世界的分時段話劇，更是一件力圖將奧運會的成功申辦轉喻為新中國縮影的宣傳品。中國傳媒一刻不停地建構著一系列極其誘人的繽紛話語，通過「體育」實現對「中國人」的想像和規訓。奧運讓中國「走出去」，中國傳媒通過奧運塑造了國人的新的自我想像和新的自我認同，也塑造了國族的新的自我想像和新的自我認同。例如，申奧成功是民族主義的勝利，象徵中國共產黨為首的中國擊敗西方帝國主義對中國申奧的層層阻撓，狠狠地打擊了歐美列強囂張的氣焰，也標誌中華民族大一統是很有前途和光輝希望的（台灣香港澳門對祖國申辦奧運會的支持可以體現出來），中國萬象更新的徵兆和開始，等等，通過這些報道，一個體育盛會就成為一個展現當下意識形態的天然「擬劇場」，它們共同編織成為一個互文的話語體系，從而將「新奧運」標誌性地提升為正在進行中的新意識形態。 再如「入世」報道，中國傳媒將「入世」講述成了中國在經濟戰場上對西方國家的一次勝利，這一敘事邏輯無疑是新意識形態民族話語建構的延續和發展，為此，它頻繁地使用了「加入」、 「融入」、「參與」、「積極」、「走出去」、「邁進」等關鍵詞，在這種敘事策略中，「世界」（西方）是前進的方向和學習的榜樣，西方的現代化和「經濟全球化」是「世界經濟主流」，作者設定了一個現代化的西方「他岸」世界，而中國在「入世」以前是不在「世界」之中的，也就是說，「中國」一直處於西方現代世界之「前」或之「外」，是被現代性拋棄、擱置、邊緣化的。「中國」遊離於「世界」的邊陲。因此，中國「加入」、「參與」、「融入」世界現代化主流，「走出」前現代性，「邁進」現代化就成為了一種「重要戰略選擇」。而且，在19世紀末20世紀之交的中國，「現代性」、「西方」、「世界」是「闖」進來的，中國被迫地開始了現代化的旅程，而這一進入是以大量的「屈辱條件」為代價的。而20世紀末21世紀之交的中國，「現代性」、「西方」、「世界」是被「請」進來的，中國主動地參與了全球化的潮流，因此，這一次進入是以「獨立」、「尊嚴」、「世界政治舞台上的重要力量」、「勤奮」、「智慧」、「優秀的後來者」的勝利者姿態進行的。「走向」和「走進」這些帶有強烈趨向性的動詞「距離化」、「層次化」、「差距化」了中國與世界的關係。這樣，「入世」作為一個歷史性的界標，就標誌著中國「終於」從此「重返」、「加入」、「全面走向」、「融入了」世界。「入世」這個「重返伊甸園」的旅途因此而成為一個歷史性的、必然的、大勢所趨、水到渠成、不可避免的過程，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也因此而成為進入現代化的一個里程碑。至於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的挑戰與機遇的並存，傳媒也不難在「進入」是為了「顛覆」、「追求」是為了「超越」、「學習」是為了將其「打敗」的這種「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民族主義話語中，為各種政治情緒的訴求找到一個共同的心理支撐點 又如「馬加爵事件」與「梅艷芳之死」。「馬加爵事件」原本是一件嚴肅的重大兇殺案，在傳媒的渲染之下，竟然逐步演變成一部由全國人民共同參加演出的貓捉老鼠的歡樂遊戲和懸疑連續劇，而且只要公眾喜歡，傳媒就可以將此連續劇一直「浪費」下去，可以一直「娛娛樂、殺殺人」。馬加爵從一個殺人犯搖身變為一個戲子。而那些更為深刻的問題，諸如，馬加爵確實殺了人，然而誰殺了馬加爵？馬加爵確實是兇手，然而誰不是兇手？卻被中國傳媒輕輕放過。這個130多年後的中國版、現實版的《罪與罰》就這樣從悲劇轉而成為喜劇。顯然，這種娛樂化的新聞消費，能使這類惡性新聞變得更加安全。娛樂化就等於給那些惡性事件新聞上了安全套。顯然，中國傳媒的消費主義話語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我們知道，在這方面，新聞娛樂化和硬新聞軟化，已經為人所共知。其表徵是減少嚴肅新聞的比例，將名人趣事、日常事件及帶煽情性、刺激性的犯罪新聞、暴力事件、災害事件、體育新聞、花邊新聞等軟性內容作為新聞的重點，竭力從嚴肅的政治、經濟變動中挖掘其娛樂價值。形式上，則強調故事性、情節性，從最初強調新聞寫作中適度加入人情味因素，加強貼近性，衍變為一味片面追求趣味性和吸引力，強化事件的戲劇懸念或煽情、刺激的方面。在這方面，馬加爵事件作為「奇觀性」的「傳媒鏡像」，無疑是典範的例證。「梅艷芳之死」也如此。梅艷芳的病逝在中國傳媒的報道中也成為了一場精心導演和修飾的悲劇，而中心人物梅艷芳在離開人世的同時卻升入了傳媒為她所安排好的天堂。她已經成為所有報道的一個虛擬的所指，其本身已經沒有太大的意義。人們所看到的那個亦真亦幻的梅艷芳，已經只是一個形象的虛殼、一個以「梅艷芳」為代號的可以不斷複製的悲劇的女主人公。沒有梅艷芳，只有「梅艷芳」。中國傳媒在做的，只是把顧客的幻想包裝起來，然後再賣給顧客。它意味著：，在消費主義意識形態的策反下，越來越多的個體自身已經不會想像，只好接受傳媒流水線所提供的標準化想像，並且，借這種想像來產生感情，在明星的故事中流自己的淚。 四新意識形態與中國傳媒的問題，無疑應該是新世紀新聞傳播研究中的一個前沿課題。它的重要性，可以從新意識形態的重要意義、從傳播學到傳播研究的學科拓展以及作為新聞傳播研究者的角色定位三個方面加以說明。 在當代中國，新意識形態有著重要的意義。人天生就是意識形態動物，因此任何人都無法突出意識形態的包圍，都是強制地或自覺地生活於意識形態之內。而作為「自由地同意」的新意識形態的意義尤為重大。它不是真實或虛假的意識，也不是現實本身，而是現實意識的基礎和一種意識的結構、形而上的結構、一種與生活的「完美」的想像性關係，與語言存在於對言語的指導和構建作用之中相類似。在這個意義上，新意識形態實際是「再」意識形態，這裡的「再」意識，其一意味著「建構」，也就是說其中充盈的不是必然的意識（認識），而是應然的意識（建構）；其二意味著一種無所不在的「咨喚」（類似與計算機硬體對應的軟體）。因此，所謂新意識形態，實際就是權力關係的想像再現，是個人與現實之間的想像性關係，是社會的粘合劑，是葛蘭西所說的建構社會大廈的水泥。它瀰漫在日常生活中，滲透在輿論、文化中，發揮著極為重要的作用。遺憾的是，至今為止，我們對於它的研究都很不夠，都還只是停留在對於意識形態的虛假性的說明之上。然而，對於新意識形態來說，意識形態的虛假性事實上卻是一個次要的問題，更為重要的倒是對於意識形態的必要性的說明 。新意識形態是如何將政治需要轉化為心理需要的？新意識形態是如何被轉化為行為的？為什麼「明知山有虎」而人們卻「偏向虎山行」？總而言之，在新意識形態所導致的壓抑過程中所產生的痛苦必然通過另外的方式而得以補償，這「補償」，就是新意識形態得以實現的基礎。那麼，這「補償」究竟是什麼？為什麼在這「補償」下，人們就會就會去做自己本來不想去做的事情？就會「自由地」同意新意識形態的安排（類似於我們已經習慣了地球中心的吸引力，也類似於「婚姻合同」，是以自願的方式為前提並最終得以實現的），儘管這安排並不合理。例如廣告中對於女性的歧視，就連女性也「自由地」參與著。換言之，新意識形態的戰無不勝是通過培養他人的需要的方式來實現的。新意識形態並不直接讓人們做任何事情，而是讓人們產生做事的願望（猶如可口可樂不僅是為了解渴，而且是為了製造「渴望」）。那麼，新意識形態究竟是如何讓人們產生做事的願望的？諸如此類的問題，無疑期待著我們的回答。而這正是新世紀新聞傳播研究的最為引人矚目的研究課題。頗具趣味的是，在人類的傳播媒介中，大概只有大眾傳媒的出現竟然讓人誤以為人人都可以聽懂、看懂，因此人們看待傳媒就猶如看待生活中的有趣事件，並且認定閱聽傳媒的能力是先天習得的，而並非後天習得的。與此一致的是，長期以來，人們只是將傳媒作為媒介傳遞工具，對傳播活動和行為的價值、文化意義卻視而不見，無疑，這已經遠遠不能解釋傳媒所帶來的全新問題。為此，就要求我們必須轉換視角，藉助於另一種視境去看待傳媒。事實上，傳媒不是通道而是建構，不是反映現實而是建構現實。因此傳媒與意義並非分離而是一體的，換言之，意義不是通過傳播而傳遞的，而是在傳播過程產生的，意義傳播的過程也就是意義產生的過程。同樣，傳媒也不是純客觀的，而是意識形態的總合（猶如人是社會關係的總合）。所以，傳媒再造現實，傳媒是意識形態的最佳表述，傳媒是神話中的神話，傳媒是現實的重新書寫。從研究的角度也是如此，人們往往習慣於傳播學的研究，但是卻不習慣於傳播的研究。所謂傳播學的研究，是從「事實陳述」出發，堅持從功能主義、行為主義、行政主義出發去考察錯綜複雜的傳媒問題。因而，假設現存社會肌體的合理性，就成為其必不可少的前提。也就是說，現存社會肌體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它所發出的聲音也是公正、公平的，問題只是如何通過傳媒去傳達這一公平、公正的聲音。結果，就僅僅從體制內來考慮問題，僅僅從受委託的、僱傭的角度來思考問題，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放在如何充分發揮作為工具的傳媒的功能之上。而所謂傳播的研究則是從「價值判斷」出發，堅持從批判的視境出發去考察錯綜複雜的傳媒問題。因而，假設現存社會肌體的不合理性，就成為其必不可少的前提。也就是說，現存社會肌體是並不完全「合情合理」的，它所發出的聲音也是不公正、不公平的。這樣，傳播研究關注的就不是「多麼好」、「多麼不好」或者「為什麼好」、「為什麼不好」，而是「為了誰的利益」、「站在誰的立場上」（因此關注的往往是未曾說出但已然說出、必然說出的東西，處處無在但是又無處不在的東西），突出了什麼？遮蔽了什麼？如何突出？如何遮蔽？為什麼突出？為什麼遮蔽？以及傳媒在傳達現存社會肌體的聲音時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傳媒如何將統治階級的利益「裝扮」為全社會的「共同利益」？傳媒的意義生產如何為權力體制所左右？傳媒如何放逐、壓抑弱勢階級、階層的聲音？總之，傳播研究關注的是：為什麼並不完全「合情合理」的一切最終卻能夠完全「合情合理」？顯然，這也是我們在考察中國傳媒時所必須面對的問題。 更為重要的是作為新聞傳播研究者的角色定位。從傳播學的研究到傳播的研究，還與當代社會中知識分子的角色定位密切相關。所謂知識分子，可以區分為傳統知識分子（traditional intellectual）、有機知識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和特殊知識分子（specific intellectual）三種。傳統知識分子與有機知識分子是葛蘭西(Gramsci)對知識分子所作的經典區分，傳統知識分子是獨立的、自治的，超越於一切社會利益和集團之上，代表著社會一般的普遍的真理、正義和理想，而有機知識分子則是與階級一起創造出來，與一定的社會體制或利益集團存在著某種有機的思想聯繫，自覺地代表著某一個階級，作為階級或階層的代言人出現。傳統知識分子、有機知識分子又可以統稱為普遍知識分子。傳播學的研究正與普遍知識分子的角色定位彼此一致。或者對於大眾傳媒保持內在的一致（將所有政治問題，都理解為行政問題），或者對於大眾傳媒堅持外在的批判（將所有行政問題，都理解為政治問題）。而特殊知識分子則不然，在所謂元話語---整體性知識的虛妄性已經昭然若揭已經整體性知識所造就的兩套宏大敘事---關於真理的敘事和革命的敘事被顛覆之後，普遍知識分子所賴以存在的知識論依據就完全被釜底抽薪，失去了立足之地。他們從無所不能轉而成為一無所能。特殊知識分子因此應運誕生。他的真正作用不是在於為政府代言或者為民眾代言，而是從自己所處的特殊位置，通過專業分析的方式，從專業的角度內行地、深入地為公眾分析問題癥結之所在，提示社會所應該採取的價值立場，從而與身臨其中的權力形式做鬥爭，揭示知識話語與權力統治之間的隱蔽關係，揭示所謂的真理與權力的不可分割，在此基礎上將對象重新問題化（以此來實現他的知識分子使命），並參與政治意願的形成（完成他作為一個公民的角色） 。顯然，傳播的研究正與特殊知識分子的角色定位彼此一致。而「新意識形態與中國傳媒」就正是特殊知識分子可以大顯身手的學術舞台。在新世紀已經痛失新時期以來曾經擁有的文化建設權、政治參與權、社會精英權的當代中國知識分子完全可以也必須將之作為面對社會發言的一塊陣地、一個場域、一次契機。 關注並且直面這樣一塊陣地、一個場域、一次契機，是我們應盡的責任！ 　　　　　　　　　　　　　　　　　　　　　　　　　　　　　　　　　　　　　　　 2004，9，6日 （ 潘知常　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教授　博士導師　pan2026@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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