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吧：中國智庫核心競爭力
智力資本
來源: 廣州日報 作者: 王莉麗
看點：
本書圍繞提升中國智庫核心競爭力這一當前亟待解決的問題，對中國智庫發展的歷史淵源與傳統、美國智庫的智力資本等進行了系統研究，並對中國智庫發展的現狀與問題進行了分析，在此基礎上提出政策建議。
西方學界關於
「中國智庫」的研究
關於中國智庫發展的背景，有學者分析道：隨著中國經濟越來越融入世界，決策者獲得高質量的信息已經成為至關重要的問題。關於中國智庫的分類，西方學者們有的簡潔地將其分為軍事智庫和非軍事智庫，有的按智庫的研究重點將其分為經濟智庫、國際關係智庫、軍事智庫、公共安全智庫等，還有學者將中國外交政策智庫劃分為四類——政府政策研究機構、學術性智庫、大學智庫、獨立智庫。
關於中國智庫對公共政策的影響渠道，葛萊儀（美國智庫研究者）認為，中國外交智庫的影響渠道主要有內部報告、內部會議、決策者的非正式諮詢、通過中外媒體使專家的觀點直接到達決策者、學術文章和著述等。沈大衛在對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進行案例分析時強調私人聯繫對政策的影響。總體來看，西方學者認為中國智庫的影響力主要是通過公開渠道和私人渠道實現的。公開渠道可以分為研究成果報告、內部會議、討論會和交流會、媒體等。西方學者普遍認為，整體而言，中國智庫對決策者的影響力不斷提高。尤其是在改革開放後的近幾十年里，隨著中國更多地融入國際社會、參與國際事務，面臨的國內國際形勢更加複雜多變，因此決策層對智庫的依賴性增強。有學者指出，中國的外交智庫和外交官之間存在著「旋轉門」機制。越來越多的研究外交政策的智庫學者被邀請到中國駐外使館工作。此外，中國智庫還開始投身於「學術外交」。一些政府智庫與國外政府和智庫也保持了緊密的聯繫。比如說，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在美國大使館每月舉行一次的中美論壇。中國智庫也是媒體的重要信息源。中國政府常常用媒體來發出外交政策信號。國內外媒體也越來越多地展示中國智庫專家學者對國際事務的看法。智庫研究員經常在主流報刊上發表文章。中國智庫在國外信息「輸入」上也扮演著重要角色。對於中國高層領導者來說，智庫是他們獲取關於國際事務外部觀點的重要渠道。
西方學者對中國智庫的研究中，也對中國智庫發展中存在的問題進行了分析。很多學者都提到中國智庫的「煙囪」現象。這一現象主要是由很多中國智庫處於政府結構內這種組織機製造成的。如同煙順著煙囪筒向上一樣，研究成果也以內部報告這種形式在組織這個「煙囪筒」內徑直向上傳遞，直接到達決策者那裡，這種機制不利於信息和研究成果的橫向交流，導致機構的過度劃分和研究上的重複。沈大衛認為，中國智庫在過去的10多年裡，橫向交流也在漸漸發生，但是這種橫向接觸還停留在局部層面，沒有形成系統化的制度。
智力資本：
知識經濟時代源動力
人類社會經歷了三個經濟時代，現在正步入知識經濟時代，不同經濟形態是由不同的生產要素相互結合形成的。1997年初，總部設在巴黎的世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0ECD)發表了《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的1996年度研究報告，正式提出繼農業、工業經濟之後，人類社會開始進入知識經濟時代。
知識經濟的誕生有其深厚的歷史背景和理論基礎。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許多管理學、經濟學、社會學研究者開始探索和研究工業社會的未來發展趨勢。1959年，管理學家彼得·德魯克在《明天的里程碑》一書中提出「知識工人」概念。同年，社會學家貝爾提出與「知識」相聯繫的「後工業化社會」。1962年，美國經濟學家馬克盧普提出「知識產業」概念。1973年，貝爾在《後工業社會的來臨》一書中描述了後工業社會的特徵：理論知識的首要性；新知識技術的產生；知識階級的擴展和從商品到服務。1982年，美國著名未來學家約翰·奈斯比特在《大趨勢——改變我們生活的十個新方向》中預測，未來社會將是「信息經濟」時代。1993年，德魯克在《後資本主義社會》一書中系統論述了「知識社會」的概念。他指出，由於知識意義的根本變化，知識已經成為生產過程中的一個關鍵資源，而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一種資源。知識已經成為生產力、競爭力和經濟成就的關鍵。
在農業經濟時代，採用的是土地所有者僱傭農民的生產方式，土地是最寶貴的資源，也是最核心的生產要素。這個時代競爭的重點是自然資源，特別是土地資源的開發。人們夢想擁有土地，誰擁有土地誰就在社會上處於支配地位。在工業經濟時代，資本是最核心的生產要素，人們希望擁有資本，人們買賣和交易的主要是「凝聚的資源」。知識經濟時代，社會上資本供給越來越充裕，信息技術、知識和技能等日益顯現出不足，越來越影響社會的發展，這些要素已經成為決定國家、產業和企業競爭力的重要因素。在知識經濟時代，經濟增長越來越依賴於以知識為基礎的智力資本，一切活動都將以智力資本為核心而展開。起主導作用的已不再是資金、設備、原材料等有形資產，而是以知識、技能、信息為主的無形資產，擁有知識、掌握技能和善於獲取信息者將是這個時代最稀缺的資源，擁有知識創新能力的勞動者更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智力資本是知識經濟發展的原動力。
知識經濟是建立在知識與信息的生產、分配和使用基礎上的經濟，具有如下特徵：知識取代物質成為財富的直接載體，信息成為財富的主要來源，擁有知識的人才成為創造財富的關鍵要素。蘊含豐富知識的智力資本、各種信息以及無形資產等將比有形且有限的土地、資本和一般勞動力具有更高的生產率和創造性。在經濟環境方面，首先是基礎變化，知識經濟是以不斷創新的知識為基礎，是典型的知識密集型經濟形態；其次是主導型要素，即人才的變化。在企業的投資戰略上，重點轉移到人才培訓、激勵創新方面，同時生產和分配要向知識產品及服務傾斜。
智庫人才資本的核心：政策專家
政策專家是智庫人才資本的核心和動力之源。智庫的思想創新來源於政策專家的知識生產。政策專家具有多重角色，他們既是維護人類基本價值的知識分子，又是政策領域的學術權威，他們不但是政策理念的生產者，而且是思想的傳播者。學者的屬性不但為政策專家們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知識權威，而且為他們提供了將其與遊說者、政策活動家、諮詢家分離開來的重要手段。
第一，作為知識分子的政策專家。從社會角色的角度，許多學者認為知識分子天生具有批判精神，並以此形成其社會角色，即作為真理、正義的代表而存在。因此，他們對於知識分子的界定也大多基於此種認識。「今天西方人常常稱知識分子為『社會的良心』，認為他們是人類的基本價值的維護者。知識分子一方面根據這些基本價值來批評社會上一切不合理的現象，另一方面則努力推動這些價值的充分實現。」
有一批學者在承認知識分子批判精神的同時，更側重於從社會職能角度來界定知識分子。利普塞特（SeymourMartinLipset）認為，知識是「文化的核心力量或創造者，包括學者、藝術家、哲學家、作家、某些編輯和某些新聞工作者」。也有學者從知識傳播的角度來界定知識分子。「他們是現代社會為了傳播知識而建立起來的組織，他們的信念和意見起著篩子的作用，一切新觀念在到達公眾之間，必須先被它過濾一遍。」這種界定將知識分子限定於知識或觀念的傳播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知識分子與現代社會各種媒介組織的有機聯繫。
作為智庫人才資本核心的政策專家，其所承擔的角色和功能，正是涵蓋了以上對知識分子的界定。作為政策專家的知識分子除了獻身於專業工作以外，同時還必須深切地關懷著國家、社會以至世界上一切有關公共利害之事，這種關懷又必須是超越於個人私利之上的。政策專家還必須善於思想創新，必須善於與媒體打交道，積極營銷自己的思想、引導輿論。
第二，作為學術權威的政策專家。政策專家應當具備聰明的頭腦、敏銳的分析能力、嚴謹的學術訓練以及超脫於黨派偏見和政治與經濟羈絆的自由。很多智庫將其專家團隊稱為「學者」和「研究員」。許多機構也按照大學的教授和研究員制度來授予其政策專家職位。
智庫的政策專家雖然具有學術權威的屬性，但智庫的政策專家與純粹以學術研究為主業的學者是不同的，作為政策專家的學者更熱衷於研究如何使得這個現實世界運轉得更好、如何影響決策，而學術型的學者更傾向於探討這個世界是什麼、如何使其在理想中更加完美。雖然兩者之間存在一定區別，但學者的屬性不但為政策專家們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知識權威，而且為他們提供了將其與遊說者、政策活動家、諮詢家分離開來的重要手段，因此無論是智庫本身還是智庫的政策專家們，都將學術權威這一屬性作為自身的重要標籤。
美國智庫的多元類型（1）
質量、獨立性和影響力是美國智庫的核心價值，也是奠定其全球聲譽的基石。二戰之後的時代，智庫與美國就像漢堡包、蘋果派與美國的關係一樣。美國智庫的最大特點是以獨立智庫為主，無論在資金、人員配置還是影響力上，獨立智庫都居於核心位置。三種類型的智庫共同形成一個自由競爭、互為補充的思想市場。
自伍德羅·威爾遜於1913年成為美國總統並且開闢了向智庫諮詢的傳統以來，之後幾乎歷屆總統都要藉助智庫的創新思想來打造美國未來的藍圖。在100多年的發展、演變中，美國智庫對公共政策的制定和美國社會的方方面面發揮著巨大的輿論影響力，而這種輿論影響力正是通過美國智庫所承擔的具體角色和功能體現出來的。
根據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智庫研究項目的《2013全球智庫報告》，目前世界上共有5465家智庫，其中1777家在美國。美國智庫不僅數量眾多，類型也很多，雖然它們的共同目標都是試圖影響、改變公共政策和輿論，但它們在機構大小、資源、研究專業、價值取向等方面有很多不同。
按照資金來源和機構歸屬，美國智庫可劃分為官方智庫、大學智庫和獨立智庫三大類。美國智庫的最大特點是以獨立智庫為主，無論在資金、人員配置還是影響力上，獨立智庫都居於核心位置。三種類型的智庫共同形成一個自由競爭、互為補充的思想市場。
第一，官方智庫，是指政府體系內部的研究部門，是政策制定的輔助機構，職能是為政府提供諮詢。目前，美國的官方智庫主要有：直接服務於總統的官方智庫，行政部門的智庫，服務於國會的智庫。由於官方智庫是政府組織體系的一部分，因而容易獲得關於政策問題的內部信息資料，其研究成果也可以傳達給政治決策者，這是官方智庫有利的一面，但也正是因為與政府的附屬性關係，官方智庫在研究選題的確定、研究的縱深度以及創新性方面存在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第二，大學智庫，主要是指那些附屬於研究型大學的研究機構，其經費主要來自校方的資金和一些基金會、企業的資助或私人捐助的智庫。大學智庫與其他類型智庫最大的不同就是承擔著培養學生和進行政策研究的雙重任務，具有雙重角色。它們主要從事長期性和深度性的研究。與官方智庫和獨立智庫相比，大學智庫的研究成果學術性更強，政策相關性較弱。如哥倫比亞大學的地球研究所、哈佛大學的東亞中心、加利福尼亞大學的中國研究中心、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外交政策研究所以及耶魯大學的全球化研究中心等都是有重要影響的大學智庫。大學智庫的存在對於其他兩種智庫而言是一種有益的補充。官方智庫屬於政府體系的一部分，直接為政府決策服務，在提供信息和政策分析的同時難以產生新的思想。獨立智庫主要專註於緊迫型的政策研究，往往無法對某一領域展開全面、系統、長期性的研究。而大學智庫在研究上偏重於長期性、學術研究的特點正好彌補了官方和獨立智庫的不足。
美國智庫的多元類型（2）
第三，獨立智庫，主要是指在組織架構上獨立於政府、大學之外的，從事政策研究的非營利性公共政策研究機構。它們主要專註於緊迫性和前瞻性的政策研究，致力於服務公共利益並且為政府提供政策建議和影響輿論。獨立智庫作為自由市場中的經濟實體，實行的是現代企業的運作模式，其研究選題和發展方向主要由董事會決定。它們的資金來源非常多元化，除了以基金會為主體的資金外，企業和個人也提供了大量資金，另外也有一部分來自政府合同。獨立智庫數量眾多，在機構規模、人員數量、選題設置、運作方式上都有很大不同，有的智庫研究人員在百人以上，年運作資金幾千萬美元，也有的只有十幾個工作人員，年運營資金幾百萬美元。與官方智庫、大學智庫相比，獨立智庫無論在數量還是影響力上都佔據優勢地位。
按照資金來源、研究和運行特點，獨立智庫又可分為三種類型：政策研究型智庫、政府合同型智庫以及政策倡導型智庫。筆者的這種分類和肯特·韋弗對美國智庫的劃分幾乎一致。
所謂政策研究型智庫，是指偏重於通過政策研究來促進對社會、經濟、政治、安全和外交等問題有更好理解的智庫，如布魯金斯學會、對外關係委員會等。布魯金斯學會是華盛頓的主流智庫之一，其規模之大、歷史之久遠、研究之深入，被稱為美國「最有影響力的智庫」並不為過。布魯金斯學會遵循「獨立、非黨派、尊重事實」的研究精神，提供「不帶任何意識形態色彩」的思想，旨在充當學術界與公眾政策之間的橋樑，向決策者提供最新信息，向公眾提供有深度的分析和觀點。布魯金斯學會對政府的政策制定影響巨大，學會的第一個重大成就是改革了聯邦政府預算的制定程序。
政府合同型智庫是指那些在成立初期主要依靠政府合同資金進行運營的智庫，比如蘭德公司、城市研究所、卡托研究所。這一類智庫與政府關係極為緊密，大多在創辦初期是美國政府通過財政資助或投資的方式建立，通過委託合同形式進行相關研究的諮詢機構。也因此，很多人對這類智庫是否屬於獨立智庫表示質疑。筆者在此將它們歸入獨立智庫，原因有二：第一，它們雖然得到政府的資金支持，但不直接隸屬於政府，服務對象也不只限於政府機構或政黨組織，它們與政府的關係是一種基於具體項目的合同關係；第二，這些智庫在運營、管理和研究上都保持著相對獨立性，堅持研究的客觀性。
所謂政策倡導型智庫，是指把強烈的黨派色彩與市場化的營銷手段結合起來的智庫。政策倡導型智庫關注推銷和包裝思想而不是生產思想，強調為決策者生產簡短的報告而不是長篇大論的研究，注重在大眾傳媒上傳播思想而不是進行書齋研究。
政策倡導型智庫的主要代表有傳統基金會、美國企業研究所以及美國進步中心等，其中，傳統基金會是美國政策倡導型智庫的領軍者。
美國智庫的角色與功能（1）
具體而言，美國智庫的輿論影響力主要通過其所承擔的設置政策議程、進行政策教育、搭建「知識」與「權力」的橋樑、推進「第二軌道」外交四方面的功能體現出來。
第一，設置政策議程。美國智庫設置政策議程的功能包括政策議程的確定和政策建議的構建兩方面的意義。1962年，美國政治學家巴查赫（PeterBachrach）和巴熱茲（MortonBaratz）發表了《權力的兩方面》一文。這篇論文指出了一個顯而易見，但人們往往視而不見的簡單事實：能否影響決策過程固然是權力的一面，能否影響議事日程的設置則是權力更重要的另一面。在美國公共政策制定過程中，雖然政府是直接的政策制定者，但事實上在政府採取任何執行措施之前，關於政策的議事日程和政策的具體方案構建就已經從智庫開始了。這就是權力的另一面，也是更為重要的一面。
對於美國智庫的這一重要功能，曾經擔任對外關係委員會主席的戴維·洛克菲勒認為：「政府根本無暇考慮那些長遠性的戰略問題。在政府看來，說服一些個別、有資格和資歷的人組成一個群體，然後把他們召集到一起來確定那些影響整個世界的主要問題，並提出可能的解決方案，這才是有意義的事情。」他所說的這個群體就是智庫。美國智庫作為政策研究的專業組織，匯聚了各個領域的權威專家，他們從服務於國家和公共利益的角度出發，對社會上存在的各種需要解決的問題進行考察、研究，從中確定出可以提上政策議程的問題，並且提出具體政策方案。美國智庫從誕生至今，一直致力於使其更好地承擔這項功能，這項功能發揮與否也是美國智庫的生命線。
第二，進行政策教育。美國智庫的教育功能包括對社會精英和大眾兩方面的教育，而且其受眾不僅限於本國，也面向國際。美國第一代智庫如布魯金斯學會等曾一度被稱為「沒有學生的大學」，這也反映了美國智庫所承載的教育功能。美國智庫的教育功能包括對社會精英和大眾兩方面的教育，而且其受眾不僅限於本國，也面向國際。智庫通過出版書籍、報告，通過在媒體上發表見解、文章，解讀國內、國際問題和公共政策，通過舉行各種公開的會議，潛在地培養了公眾的政治參與熱情和對公共政策的了解，客觀上承擔了政策教育和政治社會化的功能。另外，美國智庫通過組織各種針對政府管理人員的培訓項目，起到了對精英人員進行政策教育的功能。
2001年「9·11」事件之後，面對美國公眾的恐慌和迷茫情緒，美國智庫的政策研究者們紛紛出現在各大媒體上，就美國當前的局勢和未來的政策進行深入的分析。布魯金斯學會學者保羅·皮勒出版了《恐怖組織與美國的外交政策》一書，及時、深入地分析了美國的處境，確定了反恐政策的必要因素並提出了具體的應對策略。這本書被稱為「制定和實行反恐政策的指導手冊」。數月間，這本書的銷量突破幾萬冊，各大媒體也對其中的政策觀點廣泛引用。
美國智庫的角色與功能（2）
第三，搭建「知識」與「權力」的橋樑。美國智庫不但為下屆政府培養人才，使得「在野」者的知識有「入朝」轉化為權力的通道和可能性，也為前任政府官員提供了一個休養生息、再次入朝的機會和平台。前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資深副總裁蓋瑞·薩摩曾經在接受筆者採訪時說：「美國智庫最獨特的功能就是為下屆政府培養人才。」事實上，蓋瑞所說的「為下屆政府培養人才」反映了美國智庫所承擔的知識與權力之間的橋樑功能。
美國智庫為學者們提供了與政策決策者進行緊密接觸的舞台和進行政策研究的最佳環境，使得他們不但了解政策研究還了解政治現實。美國的行政當局每次換屆選舉後伴隨著政府大換班，總統四年一選，牽涉官員的變動達4000多人。
每當新一屆總統上任之際，除了一大批智庫的學者進入政府之外，同時也會有很多前任政府官員進入智庫從事研究工作。例如，在布希政府擔任財長的鮑爾森離開政府之後進入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做訪問研究員，原勞工部部長趙小蘭進入傳統基金會擔任榮譽研究員。原布希政府的國家安全事務委員會東亞主任丹尼斯·懷德現在是布魯金斯學會的訪問學者。曾於2002~2006年任美國在台協會負責人的
在美國智庫里，除了大多數資深學者和前任政府官員外，還有一部分年輕的精英，他們把智庫視為一個通往白宮或者國會的橋樑，試圖在這裡積累政策經驗和人脈，從而成長為明日的政治明星。美國智庫作為一個政策精英的孵化器和搖籃，為這些年輕人提供各種機會。前美國國務卿基
第四，推進「第二軌道」外交。美國智庫憑藉與官方決策的特殊關係以及自身非官方的身份，在國際政治中發揮著獨特而又重要的「第二軌道」外交通道作用。「第二軌道」是介於官方外交(「第一軌道」)與純民間交流(「第三軌道」)之間的一種特殊渠道，其突出特徵是非官方性和有意識地影響官方決策。「第二軌道」外交這個概念1982年由美國外交官約瑟夫·蒙特威爾首次提出，是指在存在衝突或爭端的組織或者國家之間進行的一種非官方的、非正式的接觸和互動。其目的是通過尋找戰略方法，影響輿論和組織人力、物力資源從而解決衝突。
目前，由於國際交往和相互依賴的加深，全球緊迫性議題以及若干國際事務必須藉助跨國組織才能解決。智庫作為「第二軌道」外交的重要部分，是國內與國際交流的一個平台，在雙邊和多邊外交事務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人際傳播的直接影響
對於美國智庫而言，人際傳播主要是指智庫在信息傳播的過程中依靠人際關係網影響政策制定。對於人際傳播方式的重要性，布魯金斯學會負責傳播事務的副總裁瑪麗莎認為：「個人關係網在智庫的傳播渠道中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很多時候，藉助個人關係，智庫的研究者可以直接與政府決策者對話，使其了解或接受其研究成果。」具體而言，人際傳播通常採用的方式和渠道有三種。
第一，「旋轉門」的輿論滲透。「旋轉門」機制是美國智庫最具特色的現象，其產生和運轉根植於美國的政治體制。四年一度的總統大選，卸任的官員很多會到智庫從事政策研究，而智庫的研究者也有很多到政府擔任要職，這種學者和官員之間的流通就是美國的「旋轉門」。「旋轉門」機制所帶來的人際關係網路使得智庫的輿論滲透到政策制定的方方面面。以布魯金斯學會為例，布魯金斯學會現任的200多名研究員中，有1/2的人具有政府工作背景，擔任過駐外大使的就有6位之多。到目前為止，布魯金斯學會加入奧巴馬政府的有36人之多。而這種人際關係網路帶來的最直接的效果就是布魯金斯學會的政策建議可以迅速到達白宮、國會和政府各個機構。通過「旋轉門」，智庫學者與政府各個部門之間建立起了縱橫交錯的人際傳播網路。正如美國前國務卿喬治·舒爾茨所說，「著名政治人物和智庫在一起為智庫的專家們開闢了多種渠道」。
第二，總統政策顧問的「輿論干政」。總統大選期間，擔任總統候選人政策顧問是智庫進行「輿論干政」的重要方式。每隔四年，美國的總統大選期間會有很多智庫的學者擔任總統候選人政策顧問，試圖影響未來美國總統的政策理念。對於政策顧問在總統競選期間的作用，胡佛研究所的馬丁·安德森指出，「在此期間，總統候選人與政策專家交換意見，並在競選中檢驗它們，這就像是一個國家級的營銷策略的測試。」對於智庫的專家和總統候選人而言，兩者之間是一種互相需要的共贏關係。
第三，董事會的信息傳播網。美國智庫的最高決策部門和管理機構是董事會，他們通常由著名的政界、商界、學界、非政府組織的社會精英組成，他們與社會各界都有著密切的關係網路，他們通過人際傳播所帶來的影響力是難以估量的。以布魯金斯學會的董事會為例。布魯金斯學會現任董事會主席是約翰·桑頓，董事會成員包括里根政府白宮辦公廳主任肯奈斯·達博斯坦、亞洲協會總裁丁文嘉等。達博斯坦目前是美國著名的輿論領袖之一，經常出現在各大媒體的訪談節目之中。他除了擔任布魯金斯的董事會成員之外，還是波音公司、飛利浦公司、對外關係委員會、哈佛大學、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等多所商業機構和智庫、大學的董事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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