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帝都「中國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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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A03版）

培育出了一大批影響古今、震驚中外的泰斗式人物：許慎著《說文解字》，集古今經學訓詁之大成，是我國第一部字典；王充著《論衡》，是一部閃耀著樸素唯物主義思想光輝的傑作；班固的學生馬融遍注群經，馬融的弟子鄭玄更是聚今古文之大成，為儒學的統治地位提供了堅實的理論依據；班固編著了中國第一部斷代史《漢書》，與《史記》並稱為中國兩大紀傳體史學名著。

張衡，「中國的科聖」、東方的亞里士多德，於公元132年，發明了候風地動儀。公元138年，候風地動儀準確測出了千里之外的隴西地震，這標誌著人類開始了用儀器記錄研究地震的新紀元，而歐洲在1880年才製造出類似的地震儀，比張衡晚了1700多年。1970年，國際天文學聯合會用張衡的名字命名月球背面的一個環形山為「張衡山」；1977年，又將太陽系中一顆編號為1802的小行星命名為「張衡星」，把張衡和哥白尼、達爾文、牛頓、伽利略並稱。在木製機械方面，張衡也有舉世矚目的創造。他巧妙利用差速齒輪的原理，製造了不論車行方向怎樣變換，車上站著的木人的手永遠指著南方的指南車和計算行車裡程的計里鼓車。1947年，英國科學家王徹斯特在研究了張衡的指南車之後盛讚說：「西方各國最近六十年才知道差速齒輪的道理，中國人民在一千多年以前就應用了。」公元117年，他發明了用水力推動運轉的大型天文儀器——水運渾天儀，這不僅是最精密的天文儀器，也是世界上鐘錶的祖先。

任何偶然的背後，都隱藏著必然的邏輯。循著這樣的邏輯，我們可以清晰地發現這「難以置信」和「不曾想到」之間密不可分的關聯。自由是天才的火星。東漢太學最鮮明的特徵就是自由研討，各抒己見。皇帝經常親自主持博士之間或博士與名儒之間的論辯。光武帝劉秀曾多次「會諸博士論難於前」；章帝更是會諸儒於漢宮白虎觀，以問難形式諸經同異，連月乃罷，並命班固總結為《白虎通義》一書。白虎觀會議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高規格的學術會議，以其特有的歷史價值成為中國倡導學術自由的里程碑。

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2013年12月14日，中國嫦娥成功落月，玉兔信步虹灣，鬆軟月壤上第一次留下中國足跡，一個古老民族數千年的太空夢想，寫到了更高遠的星空，把中華民族非凡的創造力又一次刻在了人類文明發展的光輝史冊上。從「嫦娥」登月到「蛟龍」探海，從高鐵飛馳到科技興農，近年來，我國一系列創新突破提升了國家實力，也讓世界驚嘆「創新勢頭在地理上正向東方回歸」。

2 書寫中國歷史時代的「洛陽變革」

人類歷史上堪稱歷史時代的時期，是那些具有貫通的主題、出現巨大歷史變化的時期；是激情演繹，將這個主題書寫成舉世矚目的國家傳奇的時期。

中國上下五千年，縱橫一萬里。放眼五千年的歷史長河，有著一千五百年建都史的「洛陽段」，可謂波瀾壯闊。

洛陽「二里頭」，一鳴天下驚。二里頭原本是一個洛陽普通村莊的名字，直到50多年前她進入中國考古工作者的視野。隨著最早的宮城、最早的中軸線布局的宮殿建築群、最早的青銅禮樂器群、最早的青銅器鑄造作坊等重大發現，以及大型「四合院」建築、玉質禮器、各類龍形象文物、白陶和原始瓷的發現，和骨卜的習俗、鼎鬲文化的合流等「中國」元素在此大匯聚，「華夏第一王都」躍然村上。

夏朝，開創了由「多元邦國」到「一大統」的王朝，構成了華夏早期文明的主流，確立了以禮樂文化為根本的華夏文明的基質，拉開了中國「國家文明」的序幕，在中華文明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

當今世界既是一個國家的世界，也是一個民族的世界。3000多個民族分布在200多個國家和地區。有民族就有民族問題，民族區域自治始終是中國最重要的政治文化基因。「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實現「大一統」，始終是歷代王朝處理民族問題的基本方略。

中國歷史上「民族區域自治」的「第一縷陽光」照在了河洛大地。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這是商朝的開國君主成湯刻在澡盆上的警詞，旨在激勵自己自強不息，創新不已。成湯在「浴身」的同時不忘「浴德」，商湯滅夏之後，為了統治九州，把都城設在夏都斟尋阝，並對夏後氏貴族依然保存「夏祀」的權力，贏得了亡國的夏後氏上層貴族、夏民的支持。正如《呂氏春秋·慎大覽·慎大》所記載的：「湯立為天子，夏民大悅，如得慈親，朝不易位，農年去疇，商不變肆，親殷如夏。」在二里頭遺址中，也發現在兩王朝更替的二里頭文化四期，宮殿區仍在使用中，都邑性質的新的大型建築工程，服務於夏後氏上層貴族的手工業還在繼續。這一考古發現更加證實文獻《墨子·非攻下》記載，而湯「欲遷其（夏）社，不可」。

順文明潮流、體時代脈動、展歷史未來、革故鼎新的北魏孝文帝「漢化」新政。北魏的開國皇帝魏道武帝拓跋珪，佔領中原以後，沒有採取武力高壓政策強迫漢族退回到奴隸社會，而是讓中原封建制度繼續存在，凡漢族士大夫「諸軍門者，無少長，皆引入賜見」，廣聽意見，盡量採用。任用漢族文人做官，建立封建的政治機構。平城四郊種田人大多來自中原，拓跋珪採取「計口授田」的封建生產方式。北魏實行了約一個世紀「一國兩制」的政策，封建制度的優越性在與奴隸制度的和平競賽中日益明顯。

從「開天闢地」到「改天換地」。公元471年，孝文帝即位，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九月，「六宮及文武，盡遷洛陽」。自此洛陽作為北魏的都城，以「衝破思想觀念障礙，突破利益固化藩籬」的勇氣，「敢於啃硬骨頭，敢於涉險灘」的決心，和「沒有比人更高的山，沒有比腳更長的路」的氣魄，開始了大刀闊斧的「漢化」新政，曲「劍」為「犁」，從根本上改變了北魏的前途命運。遷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北還，代人南遷者，悉為河南洛陽人。改胡姓為漢姓。文帝以土為黃中之色、萬物之元，故改拓跋氏為元氏。接著，把多字的胡姓一律改為漢姓。斷北語，講漢話。不得以北俗之語，言於朝廷，若有違者，免所居官。不僅是廢除鮮卑語，而是廢除一切非漢語的胡語，一律改說正音，即洛陽官話。禁胡服，改禮俗。孝文帝命尚書李沖和游明根、蔣少游等改制漢人的衣冠，禁穿胡服。對於私著胡服的人，官府要糾察。就連頭髮的樣式也要同於漢人。廢除鮮卑人西郊祭天的禮儀，改行漢族皇帝「圜丘祭天，方壇祭地」的儀式，改官制，定律令。孝文帝仿照漢魏官制進行改革，設三師、三公等中央官制，地方設刺史、郡守、縣令。首都洛陽置司州，設司州牧。下設河南郡，設尹和丞。郡下設洛陽縣，置縣令。廢除鮮卑法律中一些酷法，實行較為人道的漢法。同時，孝文帝還強化了遷都洛陽之前的均田制等一系列政治經濟改革措施，不可逆轉地結束了北魏的內憂外患，促進了北方以鮮卑族為中心的民族大融合，消除了民族隔閡，為國家由分裂到統一奠定了基礎，書寫了人類發展史上壯麗的北魏史詩。

茫茫九脈流中國，縱橫當有凌雲筆。面對偉大「中國夢」的感召，面對深層次矛盾和「成長中的煩惱」，十八屆三中全會以全面深化改革為主題，擘畫改革新藍圖，吹響了改革集結號。綜觀國際國內大勢，我國發展仍處於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機遇不僅是「時機」，更要能「遇合」，把握和運用機遇的能力決定著機遇的價值。能否抓住機遇，關鍵在於能否以「變革」的勇氣乘勢而上，將各種有利條件和因素轉化為國家發展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