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師記錄老人三年災荒嘰餓記憶 為逝者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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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炳洪，男，1933年出生，雲南富民縣款庄鄉蒧谷玉學地村

「尋找飢餓」紀錄片項目採訪了來自各地的老人，吳文光身後是老人們的照片

採訪拍攝時，常引起其他老人共鳴

鄒雪平(左二)為逝者立的碑

一群從不知飢餓為何物的85後，一群幾乎不識字的耄耋老人，他們之間隔著50年斑駁的時光以及半截子生死。將他們關聯起來的是獨立電影人吳文光發起的「民間記憶影像計劃」。

吳文光和這群平均年齡25歲的年輕人，回到自己出生的村莊，圍繞三年自然災害，採訪了1000多位老人，用攝像機記錄下250位老人對「飢餓」最原始的表述，尋找著上百個村子逝去和變化中的記憶。

這段歷史，在老人們作古之前能被記錄下來，無論多少，無論籠統或細節，總勝過於零。

這群孩子，跨過父母尋找祖輩來保存這段記憶，無論精彩或沉悶，無論能否撬動現實，年輕一代行動中帶出的東西，要比「口述歷史」文本本身更有意義。

給失語者一個表達渠道

都說，只有最好和最壞的人創造了歷史，而像你我這樣的平庸之輩則繁衍了種族。但是，難道每一個平常人的一生就不值得記錄，就沒有閃光點？在一個特定的歷史事件下，誰會在乎一個目不識丁的鄉下婦女在想什麼，她又經歷了什麼？誰會在乎他們心中的傷痛？「我在乎。」吳文光說。

5月8日，《吃飽的村子》等幾部「民間記憶影像計劃」中的短片在紐約現代美術館「中國25周年紀錄片紀念」活動中放映。吳文光正是「民間記憶影像計劃」的發起人。三年前，他帶著一群年輕人返鄉，尋找、喚醒並記錄自己的祖輩在三年自然災害中經受的「飢餓」記憶。

三年自然災害，民間習慣指的是1959年至1961年。官方的解釋為，1959年至1961年期間由於大躍進運動以及犧牲農業發展工業的政策所導致的全國性的糧食短缺和饑荒。80年代初期，中學歷史課本將這段時期稱為「三年自然災害」，而後改稱為「三年困難時期」。在人教版高一歷史教材《中國近現代史》下冊中，短短几句話概括了這場困難的原因：「那時候，自然災害嚴重，蘇聯政府又背信棄義地撕毀兩國經濟技術合作協議。這一切造成國民經濟自1959年至1961年的嚴重困難。」

但吳文光卻反感將這一段時期稱為「三年自然災害」，他和他的志願者們用了一個自創的新辭彙替代——三年飢餓。「所有人都知道那時候老百姓在挨餓，但是你知道他們為什麼挨餓嗎？都知道快要餓死的人會用樹皮充饑，但你知道樹皮怎麼吃嗎？」吳文光亦討厭浮光掠影地爭論在大饑荒時期到底餓死了多少人。多一個或少一個，對讀者來說不過是書面上冰冷冷的數字，一個從0到1的過程。

歷史的力量來源於細節。2010年夏天，吳文光開啟了「民間記憶影像計劃」，鼓勵年輕人回到自己出生的村莊，當年輕人不斷地捲入村子，在老人們破碎的記憶和點滴的細節中，在失語的鄉村與冷漠的村民中，還歷史一個本來的模樣。

為什麼要選擇三年飢餓時期作為拍攝的題材？吳文光給的答案僅僅是，給失語者一個表達的渠道。「在建國初期的各種運動中，有受衝擊後倖存下來的人，比如右派知識分子，他們將被關牛棚的經歷寫成小說、報告文學。」吳文光說。但是，那些目不識丁的村民怎麼辦，作為飢餓首當其衝的受害者，「螞蟻一樣的生命」自然地被忽略，被遺忘，被掩埋，成了理所當然的「沉默的大多數」。吳文光和志願者們只是希望這些村民不是「餓了白餓，死了白死」。

吳文光，1956年生於昆明，1974年中學畢業後到農村當知識青年，務農至1978年，1982年拍攝了紀錄片《流浪北京》，被認為是中國第一部真正的紀錄片。1988年至今定居北京，寫作和拍攝紀錄片。

讓飢餓變得立體和具象

1928年出生的宋秋英老人回憶11歲的兒子被餓死時，她說到孩子當時眼前出現的幻覺：「孩子那時快死了，他說：『你弄那一碗飯擱在那裡做啥？』我說：『小啊，哪裡有一碗飯啊？』他說：『這不是嘛！』他用手拍打著床說『這不是嘛』。我說：『小啊，要是有一碗飯，我不就給你吃了嘛，我還擱在那裡幹嗎。』兒子說：『娘，我死的時候你別哭啊，你哭啥哭，反正我是死了。』孩子臨死就是這樣啊！」對死亡過程老人沒有加入任何修飾，她甚至沒有流下一滴眼淚。

在志願者們拍回的老人口述的場景幾乎一模一樣的相同：老人們坐在自家的炕上或者椅子上，渾濁的眼睛直面鏡頭，背景往往是糊著泥巴的牆壁。他們平靜地列舉誰誰家餓死了誰誰，從表面上看不出一絲的情緒波動，說到自己的婆婆或者兒子餓死的時候，也只是微微停頓一秒，彷彿死的是個不相干的人。

在鏡頭前，老人們對死去的人記憶深刻，誰家死了幾個都叫什麼都記得一清二楚，但是他們卻說不清自己為什麼挨餓，為什麼會餓死人。對飢餓的形容也往往是嘮叨一兩句，餓啊，沒辦法。但是說起如何戰勝飢餓，他們的講述往往冗長。樹皮、麥子苗、棉花種、野菜葉子、豆殼、樹根，每個物件後都隱藏著一個聞所未聞的故事。

一些書記載，餓得受不了的饑民會吃樹皮。但是吃什麼樹的皮，怎麼吃卻是個拿不上檯面的問題。在「民間記憶影像計劃」中，經歷過那個時期的老人們給出了自己的答案：榆樹皮是最好的，把榆樹的深色外皮剝掉，要裡面第二層白色的皮，拿回家晒乾後磨成粉，可以摻一點玉米面或者野菜做成饅頭。同樣的做法也適合脫粒後的玉米棒子。「沒有一個瘋子會直接抱著樹啃，也沒有人選擇吃松樹皮。」吳文光說。如果連樹皮都沒得吃，村民們也會選擇觀音土，一種黏性很大的土壤，雖然和樹皮的功效差不多，但副作用也是明顯的——難以大便。村民會選擇用手摳，自己不方便摳就請別人來幫忙。在生死之際，男女之防禮義廉恥也顧不了許多了。老人們在講述的時候特別喜歡說春天的故事，因為一到春天就可以到地里挖野菜了，一鍋野菜粥往往就意味著從鬼門關上又拉回了一個。

拒絕商業令記錄更純粹

吳文光介紹，三年的時間內共訪問了1000多位老人，整理出來的有超過250位老人，完成16部片子，其中《飢餓的村子》(鄒雪平)入選台灣國際紀錄片電影節、芬蘭坦佩雷國際電影節，《吃飽的村子》入選放映南京中國獨立影像展、北京宋庄獨立影像展並獲「優秀紀錄片獎」、紐約大學「民間記憶計劃」專題展映等，《聽三奶奶講從前的事情》（文慧）參展維也納國際電影節、北京宋庄獨立影像展等。今年完成拍攝進入剪輯的可能有8部。

「我也希望能將這個項目永遠地做下去，但是現在我們是有多大力量就干多少事。」吳文光說話的時候微微皺皺眉，他自己很清楚面前是一條充滿荊棘的道路。「民間記憶影像計劃」從誕生之初就註定走上一條小眾的道路。「我們不拒絕任何公益性質的援助，但是絕對拒絕摻雜商業元素。」吳文光說。工作室是朋友借的，志願者沒有工資，設備要自己買，而片子卻是在大學、小劇場里免費放映，支撐起這群年輕人的似乎只有信仰。

擺在吳文光和志願者面前的另一個問題是，他們的時間似乎越來越少了。到目前為止，去世的老人已經有21個。在接受採訪的老人中，年齡最大的是1923年生人，留給他們的時間不多了。

面臨「不務正業」的指責

今年28歲的鄒雪平，是吳文光在中國美術學院紀錄片課程的學生，也是「民間記憶影像計劃」工作室長期駐站的8個志願者之一。2010年，她回到自己的村子，調查、拍攝那些經歷了1959年到1961年「三年饑荒」的老人，並剪輯成一部紀錄片《飢餓的村子》。

在這部紀錄片里，鄒雪平也將自己的糾結與擰巴呈現在公眾面前：她的母親對一個城裡大學生畢業後不找正式工作卻回到村裡做些不掙錢還有可能犯錯誤的作品而焦急憤怒；她經商的父親拒絕在鏡頭前表達自己對那段歷史的任何看法，卻說女兒的工作是「不務正業」。很多被鄒雪平問詢那段饑荒經歷的老人們明顯記憶力衰退，甚至連她的問題都聽不大清楚。老人們雖然同意在攝像機前描述自己經歷饑荒的故事，卻對影片將在國外放映感到焦慮和抵觸，村子裡的小孩子也生怕「外國人笑話咱們、看不起咱們」。

另一種猶疑來自鄒雪平內心，她不知道自己這樣做到底是對是錯。強迫老人們在鏡頭前回憶那段慘痛的經歷，讓他們敘述自己的兒子、丈夫是怎麼被餓死的，這是不是另一種殘忍。表達重要嗎，連同表達的方式在內，這是鄒雪平經常問自己的問題。

這樣的生活又什麼時候是盡頭？隨著年齡的逐漸增大，父母希望她有一份可以養活自己的工作，有個家有個孩子。「在30歲之前，我會給自己選一條道路。要不就勇敢記錄下去永不後悔，要不就徹底回歸正常的生活軌跡。」鄒雪平說。這樣的選擇恐怕是每個志願者或早或晚都要面臨的，也是「民間記憶影像計劃」面臨的困難之一。

撬動現實的式微與堅持

在「民間記憶影像計劃」里，參與拍攝的志願者除了吳文光之外，都是一些85後的年輕人。他們從來不知道飢餓為何物，甚至連他們的父母也不知道。在鄒雪平的印象里，只有她不愛吃的東西，對飢餓的記憶卻是空白一片。當初她是抱著學習怎麼拍紀錄片這個簡單的想法找到吳文光的，但是回到村子中她卻發現自己再也逃不開了。

時間像一條靜靜的河流，划過皮膚不會留下任何痕迹。但事實果真如此嗎？那段教科書樣的歷史背後究竟隱藏了什麼。老人們的講述，顛覆了鄒雪平對歷史的認知——她從未想到平靜的村莊下掩埋著如此多的苦難。她也開始重新定義記憶的作用：「那些老人的故事，應該說出來，它們是歷史的一部分。」

除了如實的記錄，她也覺得該為那段歷史實實在在地做點什麼，為了更長久的記憶。在她的發動下，一塊記錄著鄒家村在「三年飢餓」時期死難者姓名的石碑被立了起來。立碑所用的錢是鄒雪平挨家挨戶募捐得來的，上面的每個名字都是老人們口述經過反覆核實後被銘刻上去的。

立碑這件事其實並不順利，母親認為鄒雪平連自己都養活不了還做這些無聊的事情，村裡的年輕人則表現得很冷漠，他們不認識那些在災難年代被餓死的人，這件事情理所當然地和他們無關。而上了一點年紀的人，比如鄒雪平的父親則為女兒擔心，怕她會犯「政治錯誤」。

通過鄒雪平挨戶的勸說和募捐，並徵得了村支書的同意。這塊1.6米高、800斤重的黑色石碑還是被立起來了。石碑上有這樣一段碑文：1959年至1961年三年饑荒期間，本村共41戶、165口人，生活極度困難，共有37人因飢餓去世，涉及17戶。本村村民特立此碑，以示銘記。

文/本報記者李仲虞 供圖/吳文光

新聞內存

民間記憶影像計劃

2010年，一個叫「民間記憶影像計劃」在北京草場地工作站開始，它的發起人是獨立紀錄片導演吳文光。在3年時間裡，有20多個志願者捲入到這個計劃中，「85後」們分頭返回到自己的村子，採訪拍攝村子裡的老人講述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飢餓時期」的經歷和故事。「民間記憶影像計劃」中的部分影片在北京、天津、深圳、西安等地的大學或小劇場免費放映。志願者鄒雪平拍攝的《飢餓的村子》曾在坦佩雷國際電影節（芬蘭）、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台灣國際紀錄片電影節、影子電影節（巴黎）播放。

部分觀後感

民間記憶零散而豐富，但是當事人多不願意回憶面對，如何真實完整地記錄將是對歷史全景的一種補充。幾部都頗有良知和對歷史的擔當，尤對民族「醜史」挖掘還原令人尊敬。建議播放時可以距離高校再近點兒。

——李霞

題材並不新鮮，但導演的歷史意識令人驚嘆，片中的老人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Sigzze

從飢餓的村莊到吃飽的村莊，可見一個村莊里的中國的變遷。從老人的講述，到小孩的探討，是一個族群的執著與堅守。這也就是生生不息的意義吧。往事必須記錄和追問，感謝導演的堅持。

——夕寒

吳文光拍攝過程中

志願者王海安和他的拍攝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