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暉：中國「新自由主義」的歷史根源 （第7頁）

　　 第三階段是一九九七年至今的時期，這一時期的爭論被有些人不恰當地稱之為「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論戰，從上述分析來看，我以為這場論爭的核心是有關「新自由主義」的論戰。「新自由主義」以自由市場為名對社會進行有計劃的分割，從而也激發了一些知識分子以自由主義理念揭示這一進程的強制性和虛偽性的努力。[50]有人將《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一文在《天涯》雜誌的發表作為這一論爭的觸發點，但在我看來，它不過是以明確的和系統的方式將先前的討論擴展為對於現代中國歷史的重新理解，從而產生了某種程度的歷史觀上的震動。一九八九年以來，「新自由主義」、新保守主義和新權威主義（這幾者之間雖有矛盾，但在理論上卻分享了若干共同的前提，以至它們以批判「激進主義」和他們指控的「新左派」為前提達成聯盟）共同扭曲了一九八O年代的新啟蒙思潮的豐富而複雜的思想遺產，並聲稱「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才是一九八O年代思想解放運動的合法繼承者。在這一情境中，那些對「新自由主義」進行批評的知識分子不得不首先對一九八O年代的思想遺產進行批判性的總結。[51]今天被「新自由主義者」視為敵人的批判的知識分子其實正是一九八O年代思想遺產的批判的繼承者或繼承的批判者，他們力圖將一九八O年代的解放力量和另類思想從「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中重新解放出來。通過對於各種各樣的社會和歷史問題的探討，批判的知識分子群體極大地拓展了思想和言論的空間，他們深信：沒有憲法保障的公共空間，沒有對於言論自由和公共討論的追求和奮鬥，也就沒有批判思想的生存空間和民主的可能性。在我看來，無論從哪種理論出發，任何將政治自由貶低為次要的或者虛假的論題的方式，都必須加以拒絕；與此同時，社會專制本身並不僅僅來源於國家權力，而且也來源於某些社會群體和知識群體及其運作機制。在這樣的複雜的歷史條件下，批判的知識分子需要在更為廣闊的範圍內展開對於不同形式又相互配合文化專制主義的持久鬥爭。一九九七年以降的討論還有一個值得提出的特點，這就是一種新的批評空間的出現：來自韓國、日本、美國、歐洲的學者和知識分子，以及台灣、香港的學者都在中國大陸的刊物上直接發表文章，參與了討論，而中國大陸的學者也參加了其它地區的討論。在這一空間中，有關中國問題的國際性的視野逐漸展現出來。

　　 一九九七年以來進行的思想論戰事實上是由當代社會矛盾的尖銳化觸發的，以「亞洲」命名的金融風暴為此提供了一個廣闊的世界性的背景。在風暴過程中，韓國、香港和東南亞國家的經濟遭到嚴重挫傷，也幾乎與此同時，中國鄉鎮企業明顯衰退，中國經濟－－尤其是它的金融系統－－的內在矛盾暴露無遺。但究竟是哪些因素使得中國沒有立刻遭到重創？在這一背景下，人們不得不嚴肅地面對當代資本主義體系的內在矛盾，不得不認真地思考長期被奉為楷模的市場模式在中國當代進程中的意義，不得不冷靜地觀察在立法改革的民主化要求的表象下隱藏的將既定利益關係合法化的嘗試－－所有這一切構成了對於一九八O年代以來逐漸形成的那些思想前提的必要反思。正是在這一歷史視野中，「歷史終結論」的實際含義得到了徹底的揭露，民主命題的當代意義得到了理論的擴展。[52]一九九八年發生的科索沃戰爭、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被炸、WTO問題的爭執，以及在改革過程中進一步深化的失業、下崗、制度性的和日益國際化的腐敗（從走私到洗錢，從個別人的見利忘義到集團性的行為）、貧富分化、環境危機和其它社會矛盾，擊破了任何關於現代社會的天真幻想和理論幻覺。這一進程本身充分證明：全球化不再是一個外在於中國社會的問題，不再是我們要不要加入的問題，而是一個社會的內在的問題。政治權力與市場安排的關係，新的社會貧困和不公的製造，舊的權力網路與新的市場擴張的內在聯繫，在這裡觸發了重新思考近代和現代歷史的機會，觸發了重新創造性地理解社會主義遺產的討論。一九八九年深藏在社會運動內部的那些潛在的、不自覺的要素，現在逐漸地明朗化了。因此，一方面，以《讀書》雜誌和《天涯》雜誌為中心，出現了大量的有關經濟危機、發展主義、政治民主、全球化、社會平等、婦女問題、教育問題、戰爭與革命、「新自由主義」、殖民主義等觀點各異的公共討論和論辯；另一方面，隨著某些被視為「新自由主義」（有時也被直接表述為古典自由主義）經典的著作的翻譯和出版，以及一些自由主義者的著作和文章在朝向保守主義方向上的激進化，「新自由主義」顯然進入了一個對自己的意識形態進行系統闡釋和宣傳的時期。

　　 「新自由主義」是一種以經濟理論為中心的範圍廣泛的意識形態，它滲透到當代社會各個方面，並具有相當強大的支配力量。因此，對於「新自由主義」/新保守主義的批評展現為各個相互區別的方面。在過去二十年的歷史中，中國大陸的社會思想從未出現過如此錯綜複雜的局面，在我看來，這一現象表明了當代世界的那些支配關係本身的裂痕和危機。也因為如此，在介紹這些批評之前，有必要作出幾點說明：首先，這些批評針對的論題極為廣泛，並不都是直接針對「新自由主義」的理論批判，但它們涉及的社會關係本身與「新自由主義」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聯繫。其次，這些批評並沒有統一的、一貫的邏輯，它們相互之間經常存在著重要歧異和矛盾，其中既有批判的自由主義的因素，也有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的因素，既有國際主義的因素，也有民族主義的因素，既有傳統學術和文化的因素，也有後現代的因素，等等。因此，我們不能將對「新自由主義」的批評視為統一的思想運動。第三，我的概述不可避免地集中於一些明確的討論和交鋒，無法深入說明在許多學科領域正在展開的學術研究，但這絕不意味著這類研究與此無關。最後，我在此扼要地分析這類討論與「新自由主義」/市場激進主義的關係方面，但這並不意味著我本人認同所有這些討論以及所有作者提出的論點。我提供的是一個歷史分析。

　　 一九九七年以降的討論集中在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關於自由主義傳統及其當代問題的討論。「新自由主義」以自由主義為名，但其核心是保守主義的政治理論和市場激進主義。在當代中國的語境中，「新自由主義」不僅以專斷的方式排斥各種批判理論，而且對於自由主義內部的其它傳統如羅爾斯、德沃金等人的平等主義取向、社群主義和共和主義的有關討論也毫不寬容。在權力市場化的時代、在以私有化的名義瓜分公共資產的過程中，那種明確地將自由與平等、自由與民主、個人與社會對立起來、反對「民主妨礙自由」的理論方式和論調是意味深長的。[53]即使對於哈耶克的理論，「新自由主義」也只是用之於「自由市場」的合法性論證，他們將解構一切社會傳統的激進的市場計劃等同於「自由」的觀念，從而絕不關心哈耶克理論內部有關歷史性的討論。「新自由主義」的理論特點之一是否定市場過程與政治過程之間的密切關係，以解構國家為名放棄對於市場化條件下民主問題的探索。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從一九九七年起，一些學者對自由主義傳統進行重新疏理，從自由主義內部揭示新自由主義的反民主的實質。這類討論遍及托克維爾、柏林、阿倫特、哈耶克、哈貝馬斯、羅爾斯、泰勒等思想家，對於近代歐洲自由主義政治傳統及當代自由主義理論進行再詮釋，在分析其內在的困境的同時，從不同的層面和角度恢復和發展了自由主義內含的平等主義取向。是貴族的自由主義，還是平民的自由主義？是政治自由主義，還是保守主義的現代化理論？是真的尊重傳統，還是破壞一切社會關係的市場激進主義？是自生自發的秩序，還是將社會人為地、有計劃地、強制性地分化為階級？對這類問題的追問將批判性的自由主義從「新自由主義」/新保守主義的喧囂中解放出來。這一方式從自由主義傳統內部顛覆了「新自由主義」的合理性，並在自由主義討論中注入了一些新的因素。[54]中國的自由主義不是一個統一的群體，某些自由主義者通過揭露和分析現實的市場化過程與腐敗、壟斷的內在關係，籲求社會公正，力圖將他們與「新自由主義」區別開來，以至在不同的情境中，這些學者偶爾也被命名為「新左派」或「民粹主義」。[55]這一語境推動了有關自由主義的理論思考和反思，某些較為溫和的自由主義者相應地調整自己的立場，試圖在自由主義理論與其它理論之間進行積極的對話。[56]我認為有必要擊破當代自由主義的神話，即「新自由主義」創造的「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二元論；「新自由主義」是一種右翼思潮，它不僅與各種批判理論相對立，而且也與自由主義自身的許多訴求相對立，在這個意義上，自由主義內部可以區分出左與右。另一方面，對腐敗和專制的抗議並不自明地表明可以在自由主義與新自由主義之間划出鮮明的界線，我們仍然必須檢驗針對腐敗和專制的替代性方案。在這個意義上，從批判性的視野重新闡發、探討和反省自由主義不僅具有特殊的解構作用，而且也是構思中國的民主方案的必要步驟。

　　 第二，對於歷史資本主義的理論探討和歷史分析。新自由主義把市場制度視為「自生自發秩序」、將自由貿易看成是市場經濟的天然法則、把利益最大化看作是市場時代唯一的倫理準則，這一理論的視野與日益嚴重的貧富分化、不斷深化的經濟危機、從未中止的腐敗和權力市場化過程構成了尖銳的對比。新自由主義用抽象的「市場」概念掩蓋了中國社會和當代世界的嚴重的社會不平等，掩蓋了改革過程中的急劇的社會分化，掩蓋了這一社會經濟過程與政治的內在的、不可分割的聯繫。這種「新自由主義」的特點是用普遍而抽象的市場主義拜物教閹割平等的價值，在抽象的競爭和效率為幌子下，放棄對一個社會內部和全球範圍內形成的巨大的貧富差別、在自由貿易的名號下實行的對落後地區的掠奪性開發和貿易等現實進行批判性分析，從而掩蓋了這種不平等的結構本身正是政治性安排的一部分。在中國的改革過程中，這一主義拒絕考慮市場規則的形成與普遍的民主參與和起碼的平等訴求之間的關係，從而與通過權力瓜分國有資產、通過壟斷獲取超額利潤、通過權力與跨國資本或國內資本聯手霸佔市場資源的利益群體形成了一種共謀關係。「新自由主義」自覺和不自覺地加強了壟斷和反市場的趨向。然而，僅僅在道德的層面譴責「新自由主義」是無力的，這也是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以科學的名義拒絕這類道德批評的主要理由。[57]在這一情境中，超越道德批評，從理論、歷史和現實層面回答「新自由主義」的基本理論預設成為迫切的要求。延續著前一時期關於全球關係和現代性問題的反思，從一九九八年起，《讀書》雜誌、《天涯》雜誌和其它一些刊物陸續發表了若干有關歷史資本主義的理論和歷史探討，從理論、歷史和現實（尤其是金融危機）等方面極為有力地回擊了新自由主義的市場神話。在這一討論中，卡爾·波拉尼、布羅代爾的理論和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傳統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資源，在一種政治經濟學的或經濟史的批判視野中，批判的知識分子試圖重新檢討歷史資本主義的主要特點及其與當代經濟危機的聯繫，分析新自由主義有關政治與經濟、國家與市場、自然與社會、國家與社會的二元論，這些理論預設被展示為一種歷史的虛構和意識形態。這類研究為更為現實、也更為直接的對於新自由主義的批評鋪平了道路。[58]上述討論突出了資本主義市場與權力、暴力、干預、壟斷之間的內在的聯繫，揭示了政治、經濟和文化之間從未中止的連帶關係，並對市場與資本主義在理論上作了必要的區分，不僅為設想一種平等的、共同參與的市場關係和民主的政治架構提供了歷史的視野，而且也為反思傳統社會主義的歷史實踐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第三，與對歷史資本主義的分析直接相關的是有關WTO和發展主義的討論。這一討論最為集中地暴露了「新自由主義」與國家、利益集團和跨國資本之間的內在聯繫。國家及其指導下的媒體對WTO談判進行了長時期的、一邊倒的宣傳，恰好與美國媒體的有關報道相互呼應。一些知識分子利用網路和學術刊物對WTO問題進行了認真地研究，但幾乎所有對於WTO的批評意見均無法在公開的媒體出現，也從未有過真正的有關WTO的公開論辯。「新自由主義」把WTO視為「自由市場」計劃的偉大發展，認為這一計劃為中國鋪平了通向民主的道路。然而，這是涉及上億人的日常生活然而卻沒有任何公共討論的政治安排，甚至在中美談判之後，有關的信息也沒有公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