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後的中美實力

08-07

金融危機後的中美實力 ——約瑟夫·奈教授在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的講演日期：2010-12-25 作者：約瑟夫·奈來源：文匯報

假設2030年之後中國的經濟增長率為6%，美國只有2%，中國仍然在人均收入上無法與美國平起平坐；這種人均收入水平上的旗鼓相當直到本世紀下半葉的某個時刻才可能實現。人均國民收入是衡量一國經濟成熟度的一項指標，因而，經濟總和規模的優勢不必然意味著中國經濟在2027年能夠超越美國。過去的十年間，中國從世界第九大出口國一躍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但是，在近期金融危機的餘波中，全球貿易和金融平衡更具爭議性，中國出口導向型的發展模式可能需要作出調整。講演者小傳約瑟夫·奈JosephS.Nye，Jr.（1937～)，美國著名國際政治學家，新功能主義和相互依存理論的重要代表。相繼受教於普林斯頓、牛津和哈佛大學，先後任哈佛大學政治學和國際關係教授、哈佛大學國際事務中心主任、美國國防部負責國際安全事務的助理部長、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院長。作為國際關係理論中新自由主義學派的代表人物，以最早提出「軟實力」概念而聞名，後來又加以發展，提出「巧實力」。目前「巧實力」成為了奧巴馬政府外交戰略的主軸。美國因不久前的金融危機而備受責難。由於美國經濟在2008-2009年的經濟大衰退中舉步維艱，而中國經濟卻在此期間持續增長，因此有不少中國論者鼓吹「形形色色的美國衰敗論」。有一位專家就斷言，美國勢力的鼎盛時期是2000年。持這類觀點的並不僅僅是中國人，高盛公司已經將它預測中國經濟總量超過美國的時間提前到了2027年。2009年皮尤研究中心所作的一項民意調查結果顯示，在25個國家中，有13個國家的絕大多數或相對多數的民眾認為，中國將會取代美國成為世界頭號超級大國。甚至是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也在2008年作出預測，認為美國的支配地位將在2025年「減弱不少」。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曾經宣稱2008年的金融危機是美國全球領導地位走向終結的標誌，甚至持同情態度的加拿大反對黨領袖葉禮庭也表態說，既然「美國的巔峰時期及其全球霸權地位已經結束」，那麼加拿大應該放眼世界，而不應再局限於北美洲。然而，在意識到自然衰落的種種誤導性比喻的同時，人們應當謹慎地從周期性事件中推斷長期趨勢。國家與人不同，它的生命周期是不可預測的。例如，18世紀末期英國在喪失了它的美國殖民地時，賀瑞斯·沃波爾(HoraceWalpole)就悲慟不已，認為英國地位下降了，降至成一個「跟丹麥和撒丁王國差不多的無足輕重的國家」。他沒能預見到工業革命讓英國的支配地位又持續了一個世紀，甚至更強大。同樣，羅馬在鼎盛期後，仍舊統治了三個多世紀。即使在那時，羅馬也未向另一個崛起的國家臣服，而是在各個蠻族部落無孔不入的入侵中滅亡。實際上，對於所有認為巴西、中國或印度將在未來數十年里超過美國的預言來說，更大的威脅可能來自現代恐怖分子和非國家行為體（non-stateactors）的衝擊。當然，金融危機對所謂的「華爾街模式」產生了深遠影響。華爾街機構和華盛頓監管部門的差勁表現，讓紐約的軟實力或紐約經濟模式的吸引力付出了極大代價。就機構變革而言，五大投資銀行（貝爾斯登、高盛、雷曼兄弟、美林證券、摩根士坦利）或垮掉或轉型，而它們推波助瀾引發的金融風暴，導致經濟急遽衰退，對政治監管提出了新要求。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兩年前，歐洲把銀行垮掉的責任推到美國身上，而兩年後，華盛頓的改革步伐卻比歐洲要快，歐洲則「幾乎陷入了一場源於自身主權債務而非私人債務引起的危機當中，而美國經濟儘管還不穩定，卻開始復甦」。雖然現在就對金融危機對美國實力產生的長遠影響下定論還為時過早，但比照上世紀90年代的日本，如果華盛頓迅速接收無力為繼的公司並限制受危機拖累的公司，那麼這一場金融危機並不是致命的。由於美國的勞動力市場靈活、受教育程度高、政治穩定以及鼓勵創新，因此在世界經濟論壇的世界最具競爭力排名中，美國經濟仍排在第二位（僅落後於瑞士），而中國則排名第29位。美國仍將在諸如生物技術、納米技術以及第二代國際互聯網等領域保持領先地位。然而，儘管很少有人會認為中國能在未來20年間在軍事實力上超越美國，但還是有不少人認為這一危機會扭轉美中經濟實力和軟實力的對比。因此，為了分析中美之間的實力對比，關注這一危機背後的種種含義就尤為重要了。一、21世紀中國的軟實力儘管美國因金融危機而備受苛責，但美國的軟實力仍然強於中國。中國除了取得經濟上的成功以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許多觀察家認為，中國在亞洲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軟實力逐漸提高，尤其是在金融危機之後。《人民日報》這樣說道：「軟實力已經成為一個關鍵詞……對於中國軟實力的提升，存在著巨大的可能性。」所謂「北京共識」，在部分發展中國家，已經比之前佔主導地位的「華盛頓共識」更受歡迎。但是，委內瑞拉和辛巴威，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受到威權政府的吸引？在多大程度上是羨慕30多年來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增長？在多大程度上又只是想進入中國龐大且不斷增長的市場？中國人對「軟實力」這一思想興趣盎然。自上世紀90年代初期開始，中國就「軟實力」這一主題發表了許多政論和學術論文。「軟實力」這一術語已經成為中國的官方語言。2007年10月，胡錦濤主席在中國共產黨十七大報告中，提到中國共產黨必須「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文化越來越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中國一直擁有令人著迷的傳統文化，但它現在也進入到了全球流行文化的領域中。過去十年間，中國的外國留學生增至三倍，外國遊客數量也顯著增長。中國在全世界創辦了幾百所孔子學院，教授漢語及其文化，中國國際廣播電台的英語頻道延長為全天候播報。過去兩年，中國投資很多在對外宣傳工作上，其中包括新華社開播24小時有線電視新聞頻道。中國已經調整了其外交策略。十年前，它對多邊協議持謹慎態度，並且跟不少鄰國存在分歧。後來，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派遣3000多名軍人支持聯合國維和任務、對核不擴散外交提供幫助（包括舉行朝核六方會談）、擱置跟鄰國的領土紛爭，並且加入了多種多樣的區域性組織，而參加東亞峰會只是中國最近的一個動作而已。這種新外交有利於降低其他國家為遏制中國崛起而結盟的可能性。但是中國的軟實力仍具有局限性。儘管美國因金融危機而備受苛責，但根據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和BBC的民意調查結果，美國的軟實力仍然強於中國。大國企圖運用文化和宣傳來創建軟實力從而加強它們的優勢，但是，軟實力在很大程度上非政府所創建。美國的軟實力依賴於多種多樣的資源。就此來說，中國除了取得經濟上的成功以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二、經濟的相互依賴與經濟實力中美之間存在著相互依賴。沒有任何一方急著要打破這種脆弱性依存的對稱性，但各方都在繼續謀求對市場關係的結構和制度框架產生決定性影響。一些分析家們相信，中國戰勝金融危機的出色成就以及增持美元，都使其實力極大提升從而超越美國。但是審慎的分析更關注相互依賴與影響力。相互依賴既包含短期的敏感性，又包含了長期的脆弱性。敏感性是指互相依賴所產生的結果的規模和速度，即，體系的一部分發生變化之後，如何迅速地引起另一部分也跟著發生變化？例如，1998年，亞洲新興市場的金融風景，其影響波及到了巴西和俄羅斯等其他新興市場。同樣，2008年9月，紐約雷曼兄弟倒閉，迅速對全球市場產生影響。然而，高度的敏感性，並不同於高度的脆弱性。脆弱性是指相互依賴的體系結構變遷所導致的比較成本。脆弱性對國際關係產生的影響力，要高于敏感性對國際關係產生的影響力。兩個國家之中，脆弱性較低的那個國家，並不必然是敏感性較低的那個國家，而是以較低成本扭轉形勢的那個國家。1998年，對於東亞經濟形勢，美國敏感於這一形勢但並非無還手之力。這場金融風暴讓美國的經濟增長率降低了0.5個百分點，但對於美國急速發展的經濟來說是可以承受的。另一方面，印度尼西亞則對全球貿易和投資模式的轉變既敏感又脆弱。印度尼西亞經濟遭受重創，進而演化成國內政治衝突。脆弱性同樣也有程度差異。2008年，鑒於美國次級抵押貸款市場的泡沫以及不斷擴大的政府財政赤字，事實證明，現在的美國比十年前市場繁榮期間的美國更加脆弱。對稱性是指相對平衡的情形，與不平衡、依賴相反。較少的依賴可以是權力的一個來源。如果雙方相互依賴，但一方依賴程度比另一方低一些，那麼，只要雙方都還重視相互之間的依賴關係，依賴程度較低的一方就擁有了一個來源以獲得權力。控制相互依賴的非對稱性，是經濟實力的一個重要維度。完全的對稱性是相當罕見的，因此，絕大多數經濟相互依賴的情形，也就隱含著一種權力關係。上世紀80年代，羅納德·里根總統裁減稅收並增加開支，美國就漸漸依賴於引進日本資本來平衡聯邦政府預算。有些人就認為此舉讓日本獲得了比美國更大的影響力。但另一方面，如果日本停止借錢給美國，那麼它也將害人害己。那時，日本的經濟規模只比美國的一半多一點，而這意味著，儘管雙方彼此需要且都從相互依賴中獲益，但比起美國需要日本的程度，日本的出口更依賴於美國市場。目前，美中之間存在類似關係。美國從中國進口貨物、用美元支付，同時，中國持有美元和美國國庫券，實際上在向美國提供貸款。中國累積了2.5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大部分都是美國國庫券的形式。一些觀察家稱之為「全球勢力均衡的重大轉移」，因為中國可用拋售美元相威脅來迫使美國屈服。但是，如此一來，中國的儲備金將因美元貶值而縮水；同時，也會傷及美國繼續進口中國廉價商品的意願，從而造成中國國內的失業和不穩定。因此，中國政府拋售美元能使美國屈服，但也會令自身元氣大傷。要判斷經濟上的相互依存能否創造實力，就需觀察實力不對等的雙方是如何達成平衡的，而不應只是觀察「等式」的一端。在這個例子中，中美實力的不對稱性向我們展示了一種「金融恐怖平衡」。這類似於冷戰時期美蘇在軍事上的相互依存，雙方都有能力通過一場核戰爭把對方摧毀，但卻從未付諸實踐。2010年2月，出於對美國向台灣銷售軍火的憤慨，一批人要求中國政府拋售美國國債以示報復，但他們的建議未被採納。相反，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易綱解釋道，「這（中國購買美國國債）是一個市場投資行為，我們不希望把這件事政治化。」如果中國政府果真拋售美國國債，後果將是兩敗俱傷。然而，中美之間的這種平衡並不能保證局勢的穩定性。一方面是因為後果莫測的突發事件的潛伏；另一方面，可以想像，雙方都在謀求改變現有框架、減少生存和發展的不利因素。此次金融危機後，為減小貿易赤字和美元失衡現狀，美國政府迫使人民幣升值。與此同時，中國央行官員開始發表言論，指出美國應增加儲蓄、減少赤字，謀求更為長遠的發展，即作為儲備貨幣，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賦予特別提款權來補給美元失衡的現狀。不過，雖然中國政府在言論上抱怨頗多，行動上並未特別抵制。中國壯大的金融實力或許增強了其拒絕美國請求的底氣。但是，拋開有關中國債權人實力的慫人聽聞的預測，這對它迫使美國做出政策改變的能力並沒有太大幫助。雖然中國採取了一些小的舉措來減少美元持有量的增長，但由於國內原因，它並不想冒險實現人民幣的完全自由兌換。因此，未來十年中，「元」不大可能對「美元」作為世界儲備金最大組成部分（超過了60%）的地位構成威脅。但是，中國正在逐漸拉動國內消費並以此作為經濟增長的推動力，而不再單純依賴出口；中國領導人將不再像現在這樣依靠美國市場提供就業、使美國對中國國內穩定構成決定性影響。政治上的討價還價能適時反映出人們所察覺到的實力對等程度的轉變。雖然美中都不想打破這種將它們緊鎖在一起的、不對稱性的平衡，美國已經承認了中國在國際論壇中逐步擴大的影響力，也允許其他新興經濟體發揮更大作用。因此，在八國集團峰會（八國中的四國為歐洲國家）之外，又出現了20國集團峰會作為補充，將佔世界產值80%的經濟體一併吸收在內。這些大會討論了重新平衡世界資金流動的必要性，要改變「美國赤字中國盈餘」的舊模式。實現這些改變就需要轉變國內消費模式和投資模式：美國要增加儲蓄，中國則應擴大國內消費，而這在政治上是有難度的。雖然上述轉變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有趣的是，20國集團峰會在下述觀點上已達成一致：歐洲應減少在世界貨幣基金組織中的投票權重，中國和其他新興經濟體的權重應當逐步增加。這又一次顯示了對經濟依存實力進行限制的重要性。中國能以拋售美元、影響美國經濟進行威脅，但美國經濟的削弱就意味著中國出口市場的縮小，而且美國政府可能以加征中國商品關稅作為回擊。此外，當其他新興經濟體（如印度、巴西）發現對人民幣價值的低估有損其出口貿易時，它們可能會通過類似20國集團峰會的多邊論壇來聲援美國對抗中國。沒有任何一方急著要打破這種脆弱性依存的對稱性，但各方都在繼續謀求對市場關係的結構和制度框架產生決定性影響。三、警惕誤導性預測的政策意涵鑒於中美共同面臨的全球挑戰，通力合作能使雙方獲益良多。中國當前的大國名聲得益於對其未來的預測。對於此類預測，應當用某種懷疑主義的眼光來進行審視。中國在經濟和軍事方面仍遠遠落後於美國，且其政策重點主要聚焦於一國領土之內和自身的經濟發展之上。即便中國的GDP在2027年左右可能超過美國（如高盛集團所預測的那樣），從嚴格意義上來講，兩國經濟也只是在規模而非構成上構成相互匹敵。中國仍將背負著廣大欠發達農村地區的包袱；並且，由於20世紀時推行的計劃生育政策的滯後效應，中國將開始面臨人口問題。此外，增長率隨著國家的發展有降低的趨勢。假設2030年之後中國的經濟增長率為6%，美國只有2%，中國仍然在人均收入上無法與美國平起平坐；這種人均收入水平上的旗鼓相當直到本世紀下半葉的某個時刻才可能實現。人均國民收入是衡量一國經濟成熟度的一項指標，因而，經濟總和規模的優勢不必然意味著中國經濟在2027年能夠超越美國。過去的十年間，中國從世界第九大出口國一躍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但是，在近期金融危機的餘波中，全球貿易和金融平衡更具爭議性，中國出口導向型的發展模式可能需要作出一定的調整。這意味著，就中期而言，通過減小其他國家實質上允許中國搭乘開放的全球化市場的便車，不用放開匯率、利率和國內市場的意願，金融危機可能最終傷及中國實力。儘管中國掌握著巨大的外匯儲備，除非它能夠擁有一個深入發展、開放的金融市場，利率由市場來決定，否則也將難以通過用本國貨幣向海外放貸來擴大金融影響力。當代的中國領導人意識到了經濟的迅速發展是維護國內穩定的關鍵因素，因此，他們將主要精力投放在了經濟發展與和諧國際環境的維護上，在這種和諧的國際環境之下，中國的經濟發展才不會遭到破壞。但是，世代變遷，國家實力經常滋生自傲。很多觀察家已經提到，中國的年輕一代身上有著強烈的民族主義傾向。而有關金融危機對國家實力影響的誤讀可能就是助長這種民族主義情緒的因素，這種情緒會導致北京和華盛頓政府的政策失誤。中國不可能在全球範圍內成為美國的同儕競爭者。但是，這一事實並不意味著其在亞洲範圍內不會對美國構成挑戰。然而，柯林頓在這一點上是基本正確的：1995年，他在與江澤民的對話中講到，與一個強大的中國相比，美國更害怕看到一個衰弱的中國。鑒於中美共同面臨的全球挑戰，通力合作能使雙方獲益良多。然而，某些中國人的自傲、加之部分美國人對衰落的不必要擔憂，都令這一前景難以把握。依據短期的周期性事件（比如近期的金融危機）而做出錯誤的長期預測，將導致代價慘痛的政策失誤。（本講演為約瑟夫·奈教授在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第32期「世界社會科學高級講壇」的講演。發表時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