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鴻：我寫的不是鄉愁，是對生命的要求

我是從農村出來的，然後不斷讀書，成了一個大學的文學教授。

但是我發現自己有很大的精神困頓。我熱愛文學，覺得文學可能天然地跟人的精神、跟社會生活有最直接的關聯。但是當不斷寫作、不斷思考的時候，你會發現你自己跟你自己的心靈非常遠，你的論文跟你個人精神之間的關係好像不太密切，跟你背後廣闊的生活可能更沒有關聯。我不知道該怎麼安置我自己，不知道怎樣處理我的生活與精神的關係。

重返梁庄是一個特別大的個人行為，實際是你自己沒有辦法安頓你自己，要回家去看一看。站在我自己村莊的路口時，我突然發現這是一種心靈的突然打開。你突然看到了你親人的生活，看到了土地、山川、河流和你自己的關係，它們不再是客觀的了，而是一個內部的風景。

2008年—2013年，圍繞樑庄，我寫了兩本書，《中國在梁庄》和《出梁庄記》。這五年對我是非常幸運的五年，你的困頓更加深刻了，但在這個過程中，你發現了真問題，它跟整個社會內部的邏輯和機理髮生了某種勾連。你真的進入一個社會的肌理里去尋找你自己。

《中國在梁庄》寫的主要是村莊里的老人、婦女和村莊自然環境的變化。《出梁庄記》寫的是梁庄在外的打工者。我跑了十幾個城市，去尋找我的老鄉們。每到一個地方我都儘可能住下來，跟他們一塊吃、一塊住。這是一個五味雜陳的艱難歷程，因為你突然發現，你對他們真的是如此熟悉，又如此陌生。

我回家跟我哥哥聊天，才知道他早年出門打工的可怕遭遇。北京站在1990年代經常會把一些人抓到收容所然後遣返。我的哥哥就被遣返到安陽，那個地方又把他賣到一個磚瓦廠，實際上就是黑磚窯，極有可能死在裡面，我的哥哥就設法逃跑了。那天下午，他給我詳細地講了他怎樣逃跑。我才突然發現，我竟然一點兒都不知道我的哥哥經歷了什麼。這也是我在寫《出梁庄記》時，那麼耐心地跟我的那些堂哥、嬸嬸、奶奶一塊兒聊天、幹活的原因。你發現了非常多的細節、你所不知道的親人的生活。

這兩本書我都用非虛構的寫法。現在關於虛構和非虛構有非常大的爭議，認為非虛構的語言能力要大於虛構，我對這種說法並不贊成。「梁庄」為什麼用非虛構呢？是因為我覺得這種方法最適合我所要表達的內容。

但這並非這兩本書全部的寫作方式。我在《出梁庄記》里寫了《勾國臣告河神》。這是流傳在我們吳鎮的一個傳說：勾國臣是晚清以前吳鎮的一個書生，脾氣非常倔，靠給人寫字、狀子、婚貼生活。我們的村莊有條河叫湍水，一天勾國臣聽到農民議論每年種莊稼都被淹，「我們也給河神上供，為什麼河神還淹我們呢？」勾國臣的倔脾氣就上來了，給玉皇大帝寫了一封信，狀告河神不作為。

玉皇大帝接到狀子，向凡間一看，發現是一個白面書生，就大怒：「人要告神，是不是想造反？」勾國臣答：「河神年年糟蹋莊稼，你為什麼不管？神都這麼不講理，讓人咋活？！」玉皇大帝說：「你既沒種地又沒淹莊稼，關你何事？你這麼多管閑事，拖下去重打四十大板。」

「多管閑事」——我覺得這句話真的非常深刻地揭示了中國生活內部公共精神喪失的原因。勾國臣實際上是所謂的公共知識分子，他看不慣，要去狀告河神，但是玉皇大帝告訴他，跟你沒有關係，幹嘛要告？所以今天我們會說，多管閑事幹嘛？最終你也落不著什麼好。我們的公共空間就這樣一點一點地萎縮。

但故事並沒完，真正精彩的還在後面。勾國臣就因為這個被打死了，死前他告訴老婆，既然玉皇大帝說湍水泛濫跟我沒關係，那你把我埋在河邊，河水要把我淹了，我就可以名正言順地告狀了。他老婆就把他埋在水邊，以示反抗。湍水仍然年年淹地，但是勾國臣的墳頭一直在——河神不敢淹勾國臣的墳，因為一淹他就要告狀了。這不就是當代的「釘子戶」嗎？！

我父親說，他小時候，那個墳頭還在，經常有人騎著大馬、坐著船來看。現實中的人物最後變成一個傳說，你說它到底是現實，還是傳說呢？我覺得這個傳說最大程度地濃縮了所謂的現實。它把中國人的性格來源，把中國所謂的官方意識形態和民間意識形態的衝突，惟妙惟肖地呈現出來了。在荒誕和諷刺背後，有最大的現實。

2014年3月，我開始寫「吳鎮系列」。從梁庄到吳鎮，看起來好像是從村莊到小鎮，實際上它們是一致的。小鎮在中國是非常有意思的形態，它基本是一個過渡。

吳鎮和梁庄的人物有什麼區別呢？最大的一點是他們不再是地道的農民。他們離開土地，在小鎮上做各種生意，有小公務員、流浪漢和各種非常複雜的人，是集現代與傳統的混雜狀態。

寫梁庄，我覺得非虛構是最合適的表達形態。但當想到吳鎮人物的時候，我覺得非虛構不足以表達，我想展現他們內心的精神空間。所以我在寫吳鎮的時候用了一個新的方法，介於非虛構和虛構之間。

比如，作為背景的「吳鎮」是非常真實的。為了寫「吳鎮」，我又至少回了七八次家，到「吳鎮」的角落去考察。我最近一次回家，看到鎮上供銷社的一棟宿舍樓，那種破落的狀態和被時代遺棄的感覺讓我很吃驚。從小學五年級一直到初中，我幾乎每天都要在吳鎮走幾趟，居然就沒有發現。供銷社在1990年代就破產了，但那個宿舍樓還在，裡面的人還在生活，就像遺老遺少一樣。包括吳鎮的清真寺、教堂……吳鎮的多層面漸次在我面前展開。

在寫作的時候，我儘可能真實地寫這個小鎮的形態，但是我整個筆墨是著眼於人的存在。小鎮人的精神形態才是我想要表達的。每一篇一個故事，每一篇一個人物，每一篇都是新的語言、形態和結構，之間也有一些關聯。在每篇的前面，以「少年阿青」的視角有個小短文。我準備寫12篇。

《上海文學》雜誌從2014年第10期開始連載這個小鎮的人物系列，總題目叫《雲下吳鎮》。第一篇叫《漂流》，寫一個坐輪椅的老女人：我在鎮上哥哥家，一天清晨起來，突然發現一個坐輪椅的老女人在門口呆著，大家都把她推來推去。傍晚，這個老女人又被一群孩子從街頭的另一端推過來。這個女人是誰，從那兒來的，都不知道。當時我覺得特別震驚。這一天都沒有人管她，因為吳鎮逢集，非常擁擠。我就以她的眼光來寫吳鎮的集市和總體氣質——一種內部的殘酷和停滯。

吳鎮是一個組成非常複雜的小鎮，鎮子北頭是回民聚集區。我小時候每天上學都從回民區過，我也是這兩年才突然發現，原來街北頭的清真寺每天都有五次召喚做禮拜的聲音。我從那兒過了二十多年，居然一次都沒有聽到。所以什麼是現實？當它沒有進入到你心裡的時候，你永遠聽不見。但是當我聽到的時候，非常感動，那種呼喚真的是跟天空的某種東西連接的。所以我到清真寺旁邊呆了兩三天，每天跟阿訇、村民聊天，看他們怎麼生活。

第二篇《聖徒德泉》寫一個流浪漢。他在吳鎮呆了好多年，因為神經錯亂，他經常要去救人。一個小孩經常被他父親打，一天晚上他就破門而入，抱著這個孩子說：「我來救你了。」這個小孩差點窒息，流浪漢遭到群毆。這是一個典型的生活在自己精神世界裡的人，但是他又抱著救世思想，極其荒誕。

《到第二條河去游泳》里有一句話：「所有的死亡都是一場結伴旅行。」我聽說至少有三四個人在這條河裡自殺。為什麼死亡變得如此簡單，如此正常？女主人公為什麼要死？因為她母親服毒自殺了。她的母親為什麼要死？她覺得活著沒有意思。鄉村的死亡在今天已經變成極其簡單的事情，只要呆在鄉村，這邊聽聽、那邊聽聽，你所得到的信息，就是死亡是如此簡單。老人自殺是因為對生活喪失了熱情，覺得沒有意義，這就是死亡的一個基本原因，不再是簡單的因為貧窮。

我寫《中國在梁庄》、《出梁庄記》、《雲下吳鎮》，寫的肯定不是絕對貧窮的問題，而是精神的貧窮。今天，當我們再談農民、談小鎮，如果一定要把它界定為絕對的貧窮問題，說明我們的思想是有問題的，因為我們只願意從那個角度看待農民。他們內部的精神、生命的困境，他們對生命的要求，才是我們應該真正關注的。

整理自《文學重返現實：從「梁庄」到「吳鎮」》來源：騰訊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