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毅堅卓搏自由- 消逝的西南聯合大學

08-07

上世紀三十年代，日寇全面侵華。市面紛亂，學堂授課無序，偌大的象牙塔，安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國立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先生，萌生南下另立校園之意。在清華校友、時任湖南教育廳廳長朱經農的相助下，梅貽琦購得嶽麓山山腳下的一塊地皮，投建清華大學長沙校區，計劃建成後全校南遷。

同在京城的國立北京大學，自五四運動起，便始終立於青年民主運動的前沿，直面救亡圖存的時代命題。而這一先鋒立場，亦令北大飽受被整頓、甚至被解散的侵擾，蔣夢麟主政北大期間，北大南遷的主張多年來常被提及，又因各派觀點不一而屢屢擱置。

光緒年間，天津鹽業世家嚴氏家有私塾，嚴修位至翰林院編修、學部侍郎，當時掌管全國教育。嚴修出身翰林，卻眼界開闊，推崇新式教育，他在嚴府偏院創立南開學堂，禮聘張伯苓任學堂監督，在招收的學生中，就有後來擔任國立清華大學校長的梅貽琦。其後，張伯苓往美國研修，歸國後著手組建南開大學。當年尚為學子的梅貽琦，對師長張伯苓執弟子禮，這段師生緣分，亦促成了日後南開與清華之間，特殊的結緣。

1937年，盧溝橋事變，平津陷落，高校情勢迫在眉睫。國立清華大學、國立北京大學、私立南開大學決議聯合南遷。此時，清華在建的長沙校區已規模初具，當年秋天，三校在嶽麓山下組成長沙臨時大學，三校師生皆併入。開學僅一月，日寇沿長江南下緊逼，湘衡告急，不得已之下，三校師生暫棄長沙校區，西遷雲南。師生們兵分幾路入滇，有輾轉廣州、香港、越南邊防進入雲南，更有數百名學生在教師攜領下，徒步行軍三千餘里，歷時將近七十天，橫穿三省抵達昆明，走完世界教育史上罕見的長征。

次年春天，國立西南聯大大學在昆明租得別家校舍，正式開課，文、理、商、工，院系完整。三校校長組成常委會，主理西南聯大校務。聯大師生中，清華一脈佔半數以上，又有庚子賠款做強大的資金後盾，梅貽琦年紀亦最輕，故其出任主席，多擔一份事務。隨後幾年中，張伯苓赴重慶開辦南開中學，蔣夢麟亦赴重慶另兼他職，梅貽琦成為西南聯大實際的校長。租賃的校舍四下分散、不敷應用，於是聯大以昆明西北城外荒地為址，另起建築。一年後，新校舍相繼落成，雖是土牆結構，但教室、實驗室、圖書館、食堂、學生宿舍一應俱全。

國破家亡之秋，西南聯大在相對穩定的大西南，展開了一場空前絕後的巔峰教育之戰。梅貽琦常說：「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學生以教師為表率，地方則以學府為表率，一鄉有一善士，則一鄉化之，是梅公對大學的定義。梅貽琦負責西南聯大日常事務，事無巨細，每一次踟躕斟酌之後，卻常常無為而治。他的「吾從眾」立場，使得三校在聯合辦校的背景下，得以弘揚各自的獨特校風。三校原先各自開設的同一課程，在聯大沒有被合併，而是可以同時講授，清華聞一多教授與北大羅庸教授皆研究《楚辭》，但觀點角度截然不同，於是兩門《楚辭》課程在聯大「斗課」；如是趣像，還發生在雷海宗、吳晗、錢穆三位的《中國通史》課程。大師對擂，學生自由選聽，左右受益，大飽耳福。這是這樣的思想獨立、學術自由，同無妨異、異不害同，令「民主」二字，成為聯大辦學之靈魂。

西南聯大講求言傳身教。梅公以為，講學問若離開人民社會，則實在空泛，教授之責不盡在研究學問，凡能領學生做學問的教授，必能指導學生為人之道。聯大的教授多為當時中國一流學者，他們自小在封閉環境中領受基礎教育、鋪墊儒家道德文化的基石，又有幸留洋深造、開眼看世界，骨子裡的真精神，令學生為之敬崇。已耄耋之年的張瑞藩老人，當年曾就讀西南聯大物理系，他在回憶中曾說：「老師從不強迫學生學什麼，而是要我們獨立思考，教材都是自編的，不受干擾。教授主張『通才教育』，有了『博』的基礎，才能求專求精...... 」已逝地質學家劉東生院士則深情言到：「六十六年來，我從未離開西南聯大。」聯大，秉承三校一貫的獨立精神，以教授治校，對於各種行政干預或命令，教授們擁有至上的決定權，而唯一的標準，是與學術立意是否契合。這種開放的、兼容並包的治校理念，令大批頂尖教授聚集在西南聯大，授業育人、在特殊的時代硝煙中，延續中國教育命脈。

陳寅恪、梁思成、金岳霖、陳省身、朱自清、馮友蘭、馮景蘭、沈從文、聞一多、錢穆、錢鍾書、費孝通、華羅庚、朱光潛、林徽因、吳晗、傅斯年...... 當年西南聯大的教授名錄，蔚為可觀，如今看來，更是叫人嘆為觀止。這支常年穩定在三百餘人的師資隊伍，開出將近三百門課程，課目涵蓋之完全，超過戰前，中國學科前沿水平在昆明一隅光華四射。

戰時無安逸。西南聯大學術璀璨的背後，是艱辛的生活窘境。圖書館的書架是用廢棄汽油桶與木箱疊架而成，幾十名學生擠在土坯茅草屋頂的小屋裡，戰爭最激烈、聯大財政極度困難之時，甚至不得已變賣校舍的鐵皮屋頂，換成茅草頂。聲名赫赫的專家教授們兩三家十幾口人共居一室、僅靠布簾相隔亦是常態。聯大師生日日遭遇的問題，是口糧不足，食堂炊飯只有陳米，學生戲稱「八寶飯」，所謂「八寶」，是谷、糠、秕、石、砂...... 菜蔬不足，植物學教授親自闢地耕種，種菜小組的名單里，朱自清、金岳霖赫然在目。物價飛漲的戰時歲月，這些學問大家常常典當變賣、治印賣字，藉此維持生計，雖「既典征襲又典書」，但自敬其業的正氣卻一絲不苟、鏗鏘立世。除卻生活窘迫，戰事侵擾亦是最大的憂患，一位上課抄錄筆記極為認真的同學，在某堂課上記下的最後一句筆記，竟是雷海宗（歷史學家）老師的：「現在已經有空襲警報，我們下課。」

西南聯大的校歌中，有這樣的句子：「千秋恥，終當雪，中興業，須人傑，待驅除仇寇，復神京，還燕碣...... 」知識報國、救亡圖存，幾乎是西南聯大所有師生的共識，在當時教育制度並不由國家壟斷的大背景下，大學獨立、學術自由、思想自由得以真實存在，自主精神被由內而外地保護，「剛毅堅卓」這四字校訓，令這群中國知識精英激情不滅、弦歌不輟。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辦學整八年，就讀學生不足八千名，完整畢業者兩千掛零，英傑輩出。千名學生棄筆從戎，投身抗戰前沿。教授們授課之餘，專業著作紛呈問世，這些完成於抗戰大後方的學術結晶，直至今日仍是各領域的綱領巨著。

1946年，西南聯大宣布完成戰時聯合辦學之使命，正式結束，三校北歸。

七十年過去，對於西南聯大的追憶與研究從未終止。西方學者對其讚歎：「西南聯大是中國歷史上最有意思的一所大學，在最艱苦的條件下，保存最完好的教育方式，培養最優秀的人才，為舉世學術界追憶與推崇。聯大之傳統，為中國乃至世界可繼承的巨宗遺產。」聯大常駐教師一百八十位，將近九成擁有留洋深造經歷，教育思想與課程設計多受自由教育思想之影響。這種兼容並包的理念，既成為聯大校園公認的價值標準，亦是這群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精英得以自由流動、追求學術的極大保障。只是，這種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已被醞釀勃發的學術界客觀標準，在戰爭的貽害下遭毀，而隨後發生的一系列時局變遷，直至五十年代高等院校院系調整大舉，更是從結構上打散了這一群體的生存空間。十年浩劫中，這群中國最具價值的知識精英多遭蒙難，元氣再未康復......

西南聯大，八年辦學，境遇貧乏，精神與理想卻從未缺席。偏隅西南，窮且彌堅，經七十年歲月磨洗，愈發光亮璀璨。一代盛事，曠百世而難遇，中國戰時高等教育的最高模本，後人念茲在茲。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舊影（1938-19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