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北大拒絕司徒雷登歸葬燕園

2008年11月17日，司徒雷登骨灰歸葬杭州安賢園。在去世46年後，他終以中國著名教會大學創始人的身份歸葬出生地杭州。

安賢園是杭州北郊崇賢鎮一處新陵園，司徒雷登的墓地在陵園半山腰，坐北朝南，新製作的墓碑上鐫刻著，「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學首任校長」，墓碑旁飾以一座潔白的和平鴿浮雕。

身著深藍色西裝的傅履仁肅立注視著墓地，他是司徒雷登私人秘書傅涇波之子，也是傅家傳承下來的司徒雷登遺囑執行人。葬禮結束後，燕京大學校友蔣彥振、國仲元等人獻上了一束潔白的百合花。這些老人為司徒雷登骨灰歸葬國內一事奔走出力數十年，如今，老校長遺願終於達成。

杭州之子

專程趕到杭州出席安葬儀式的美國駐華大使雷德稱，司徒雷登是「杭州的兒子」。這是一個相當準確的評價，不僅司徒雷登，他的整個家族與杭州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1876年，司徒雷登出生於杭州下城區耶穌堂弄，父母都是美國長老會傳教士。彼時的耶穌堂弄，地處杭州武林門外貧民窟，並無今日比鄰銀泰百貨的繁華。司徒雷登出生前兩年，其父司徒約翰在弄堂南口修建了基督教天水堂，就此定居下來開始傳教。

司徒約翰在中國生活了46年，1913年去世後與司徒雷登夭折的大弟一起葬在杭州九里松墓地。1924年，司徒雷登母親過世，他仍然把母親送回杭州，安葬在弟弟和父親身邊。九里松司徒家族的墓地如今已經變成了一片茶園，僅存一個墓亭。

11歲時，司徒雷登回到美國弗吉尼亞州上學，卻因不會說英語被同伴嘲笑。他在神學院獲得博士學位。在面臨畢業選擇時，他曾經猶豫不決，當年跟隨父母在杭州的生活經歷並沒有給他留下太好的印象。在他的記憶里，在杭州街角的小教堂和廟會上，總充斥著懶惰、好奇的人群，自己和家人總是被當地老百姓當作猴戲一樣看待。更難以忍受的是，這裡幾乎過著一種與世隔絕的生活。對於生性活潑的年輕人來說，這樣的生活無異於一種苦役。

這一夜，司徒雷登徹夜難眠，聽著對面鐘樓上的鐘聲一遍一遍地響起，直到最後時刻才下定決心，「我天生就不喜歡傳教士，然而人們在當時都普遍認為，一個人如想真正成為名副其實的耶穌信徒，他就應到國外。」

司徒雷登回到了中國，那一年是1904年，他28歲，剛剛新婚不久，他繼承了他父親的事業，繼續以基督教天水堂為中心開始傳教，開辦免費的《聖經》學習班。由於工作出色，他在隨後不久就受聘任教於南京金陵神學院。

也正是以杭州為起點，他日漸走近並親歷了20世紀上半葉中國大地的風雲激蕩，直至1949年卸去美國駐華大使一職後，才被迫告別中國。此時，他已經完全改變了童年時期對中國的觀感，在晚年的回憶錄中，他深情地寫道：「中國人會非常清楚我對他們的愛。」

司徒雷登回國僅三個月即告中風，其私人秘書傅涇波將他接到家裡照顧。這時所有圍繞在司徒雷登身上的光環都已散去。1962年，司徒雷登在傅涇波家中悄然去世，中美兩國對此都沒有做什麼反應。

在去世前，司徒雷登更加想念中國，他的親人包括妻子都葬在自己生活了大半生的這個國度，而他也希望自己能夠歸葬到他們身邊。

被拒絕的校長

在司徒雷登期望的歸葬地點中，杭州並不是第一選擇。他最初的遺願是歸葬到親手創辦的燕京大學校園中。

司徒雷登是在1918年被美國長老會委任為籌建中的燕京大學校長職務的。此前，這個42歲的美國牧師的身份是「南京教會事業委員會主席」以及「美聯社駐南京特約記者」。

1917年，在物色燕京大學校長人選時，美國基督教青年會國際協會副總幹事布魯克曼認定：「司徒雷登中文與英文都運用自如，而且深諳中國文學，他的心靈也屬難得的品質。我相信他舉世無敵。在未來的大學裡能調和中外，折衷新舊思想的，我不作第二人想。」

1919年春，司徒雷登走馬上任。剛剛到達燕京大學之初，學校「分文不名，而且似乎沒有人關心；學生不到百人，教員中只有兩位中國人。許多西方教員，不合於大學教授的條件。」更要命的是「常年經費有一半是落空的」。

為了籌款，司徒雷登奔走於中外富豪之間，他有一次曾和朋友抱怨說，「從未見過一個乞丐像我這樣」。為了給燕京大學尋找校址，他靠步行，騎毛驢，騎自行車走遍北京四郊，最後在現海淀區買下了一塊地皮，並延請美國著名建築師墨菲進行設計，也即是現在的北京大學校址。

司徒雷登秉持思想自由的理念，他曾在自傳中提及，「不應在學業上優待那些立誓信教的學生，也不要給那些拒絕信教的人製造障礙。它必須是一所真正經得起考驗的大學，允許自由地講授任何真理，至於信仰或表達信仰的方式則純屬個人之事，學校決不干預。」

1934年，因為反對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北平高校學生進行罷課赴南京請願，燕大學生也參與了學潮。此時，司徒雷登正在美國籌款，中外教師電促司徒雷登早日返回燕大。到校當天，司徒雷登召開全校會議，他先沉默了兩三分鐘，然後開口說：「我在上海下船，一登岸首先問來接我的人：燕京的學生可來南京請願了么？他們回答我說，燕京學生大部分都來了！我聽了之後才放下心！如果燕京學生沒有來請願，那說明我辦教育幾十年完全失敗了。」話畢，台下師生掌聲雷動。

僅僅用了10多年，司徒雷登就將燕京大學辦成與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中國知名學府齊名的綜合性大學。也正是在此期間，司徒雷登的夫人艾琳病逝，安葬在了燕京大學。

1962年，司徒雷登在臨終前向傅涇波表示，希望自己去世後能和自己的妻子安葬在一起。但當時正值中美關係最為冷淡的時刻，傅涇波一直在暗自尋找機會。1972年，尼克松訪華，中美關係解凍。次年，傅涇波就回到中國，希望能完成這個遺願，但最終失望而歸。1984年，傅涇波再次回國，仍是無果。

據《司徒雷登與中國政局》一書作者、燕京大學畢業生林孟熹回憶，1985年11月，傅涇波與他會面，臨別前囑咐他代擬一封致鄧小平函，寫道「司徒生於中國，視中國為故鄉，雙親尤其愛妻均葬於中國，回葬一事望從人道主義考慮，而不涉及司徒之歷史評價」。

在那次會面後不久，中國駐美大使韓敘前往傅宅商談此事。之後接到答覆：中國有關部門經協商，同意司徒雷登的骨灰以原燕京大學校長名義安葬於臨湖軒。考慮到墓碑製作需要時日，兼之時年86歲的傅涇波實在不宜冬天遠行，燕大校友們商議後，定於來年5月份回中國舉行儀式，但不久就傳來消息：北京大學方面有些人反對此事。

1987年4月，曾任中國駐美使館工作人員的燕京大學校友國仲元陪同駐美使館參贊倪孟雄一起去傅家，年邁的傅涇波用期待的眼神看著來人，雙方寒暄良久，都不忍把骨灰安葬一事發生變故的消息告訴傅涇波。

國仲元回憶說，傅涇波一直沉默，直到聽到倪孟雄說出落葬一事不得不「暫時緩辦」，才平靜地說了四個字：我能理解。此後司徒雷登骨灰歸葬之事再無下文。1988年10月，傅涇波帶著未竟的心愿離世。

「不受歡迎的人」

司徒雷登骨灰之所以遲遲不能歸葬燕園，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他27年的燕大校長生涯，在中國民眾中的印象卻幾乎完全被短短3年的駐華大使生涯覆蓋。

1941年，美日開戰，司徒雷登在燕大校園懸掛美國國旗，並拒絕日本人的命令，因此被送往山東濰坊集中營，直至戰爭結束才獲釋。1946年，司徒雷登獲任美國駐華大使。這項任命首先是基於司徒雷登在中國教育界的崇高聲望：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陣營中都有大批燕大學子。

中國知識界率先為司徒雷登出任駐華大使歡呼。聞一多在其著名的《最後一次演講》中說，「司徒雷登是中國人民的朋友……他是真正知道中國人民的要求的，這不是說司徒雷登有三頭六臂，能替中國人民解決一切，而是說美國人民的輿論抬頭，美國才有這轉變。」

但在政治傾向上，司徒雷登屬於典型的對華接觸派、溫和派，這在當時的美國國務院系統中屬於極少數派。根據林孟熹等人的考證，從1949年4月24日解放軍接管南京到8月2日司徒雷登離開中國的這段時間裡，他拒絕了國民黨政府總統李宗仁要求美國大使館南遷的要求，一直留在南京觀察局勢發展。他的個人日記顯示，當時他已著手起草承認中共的備忘錄，準備促使美國承認共產黨政權。

渡江戰役之後，燕京學生、「文革」後出任外交部長的黃華到南京軍管會主管外事。此後一月間，黃華與司徒雷登互訪達5次之多。6月，司徒雷登向黃華表示，他想到北京看看燕京大學，並與周恩來會面。此事彙報到中共中央後，毛澤東和周恩來都表示首肯。

但形勢卻在6月底發生突變。6月30日，毛澤東公開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該文向全世界宣告了新中國的外交原則完全倒向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一邊。美國國務院遂放棄接觸，轉而開始在中國大陸周邊打造以軍事同盟為主要形式的包圍圈。

7月2日，華盛頓來電，指示司徒7月25日之前必須趕回華盛頓，且不要赴北京。7月25日，華盛頓再次指示司徒雷登務必於8月2日之前離開中國。8月5日，司徒雷登還在返美途中，美國政府發表了中國問題白皮書，發表之後各方反應強烈，毛澤東親自為新華社撰寫了五篇社論，批判白皮書，《別了，司徒雷登》是第二篇，也是流傳最廣的一篇。

毛澤東寫那篇文章的本意是借司徒雷登離開一事分析美國對華政策，而並非針對司徒雷登個人，但其中對司徒雷登漫畫式的描繪，後來卻成了主流意識形態對於司徒雷登的權威定論。從此，司徒雷登在中國就成了「積極支持國民黨政府進行反人民內戰，並進行反對中國人民的各種陰謀政治活動，又拉攏所謂民主個人主義者，企圖培植中間勢力」的代理人。

回國途經沖繩島時，司徒雷登還想再盡最後一點努力，他未向美國國務院請示就擅自發表聲明，稱美國應承認中國共產黨政權，引來了美國國務院對司徒雷登的「禁言令」。因此，司徒雷登回國後即形隻影單，深居簡出。

在中美兩國，他都成為了「不受歡迎的人」。

轉機與歸葬

傅涇波去世之後，其子傅履仁繼續為實現司徒雷登的歸葬遺願而四處奔走。

傅履仁曾任美國陸軍法務總監，1989年獲少將軍銜，是美國陸軍第一位華裔將軍。1995年，傅履仁退役後出任麥道公司駐北京總裁。重返北京時，傅履仁特地來到北大臨湖軒，他發現，門口一塊用中英文寫著「司徒雷登曾居住之處」的大石頭也被人刨走了。司徒雷登的妻子愛琳下葬在燕大公墓的靈柩也不知去向。

1998年柯林頓訪華前，傅履仁也通過種種渠道向柯林頓訪華的先遣人員、駐華使館等表達了這個願望。但最後得到的中方反饋是「時間還不對。」1999年，傅家得到消息：北京大學方面就司徒雷登骨灰安葬於燕園一事進行了研究，認為按照人道主義原則應予同意，但宜低調進行，並已將此意見上報中央。

然而不久，又發生了美國導彈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一事，中美關係再度緊張，骨灰歸葬之事又沒了下文。再次波折後，傅履仁越來越覺得自己已是司徒雷登骨灰回歸最後的希望，因為此時司徒雷登已無直系親屬在世，他的獨子早已於上世紀80年代在密西西比一個小城市去世。

歷史的詭譎之處在於，絕望和希望經常只是一線之差。司徒雷登骨灰歸葬一事，在一次不經意的會面中出現了轉機。2006年，傅履仁出任第四任百人會會長——由貝聿銘和馬友友等人發起的一個美國華裔精英組織——與訪美的浙江省政府代表團有一次會面。

會談期間，傅履仁很自然聊到了司徒雷登。令他意外的是，不久後傅履仁回訪中國時，浙江省外事辦主動提及了此事，不久向傅履仁確認了司徒雷登歸葬安賢園之事。

最初燕大校友會內部也是意見不一，有的認為應該堅持葬回燕園。但經歷了種種曲折的傅履仁態度很明確：避免節外生枝。大家最終達成共識：葬於杭州是目前的最佳選擇。

美國政府對此事也非常重視。司徒雷登骨灰自華盛頓運抵上海後，傅履仁本來計劃自己帶去杭州安葬，但美國駐上海總領事館派專車專程把骨灰送到了杭州……

至此，自稱「是一個中國人更甚於是一個美國人」的司徒雷登，在闊別中國近六十載後，終於回到了他人生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