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I掩蓋通貨膨脹-財富階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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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從未相信過CPI，它只是指望著人們能相信它——阿狗語錄 有一個頗有些年頭的神話，說的是，現代中央銀行創立的目的， 就是為了控制和消滅通貨膨脹。 的確，我們會看到，在一些特定時期里，每個國家的中央銀行（美國叫聯邦儲備系統）都在極力運用各種手段對抗通貨膨脹。據說，人類社會中有一些天然的邪惡力量，天氣、戰爭、人們無緣無故的恐慌心理、特別是投機商的貪婪和外國資本家的陰謀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都會讓物價飛漲。而中央銀行這個市場經濟的衛士，則在行使著保衛市場的神聖職責，他們依據一種叫做「消費者物價指數」的指標，時刻監視著市場中各種異常動向，隨時準備給各種破壞市場穩定運行的因素以致命一擊。這個著名的指數還有一個我們今天耳詳能熟的英文簡稱：CPI。 CPI是一個反映物價變動的加權指數。它把人們各類日常消費品的價格按照一定的比重權數加總起來，給出一個初始基數，然後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各種商品價格的變化，用一個公式計算出「消費價格總水平」的變動。這指數一般會涵蓋了人們的所有主要消費——吃穿住用行。比如像我們這裡簡化的說明：CPI的基數也許包含了雞蛋、襯衫、房租和公交車票這四類消費品價格。當然，我們易於看出來，任何這樣的結構和基數選取都是 任意的。顯然的事實是：每個人的消費偏好都不同，找不到兩個人對同樣一組消費品有相同的效用評價。所以，制定這個指數的人，只好當個人的偏好是不存在的，他們憑靠自己的主觀選擇了一批自認為「有代表性」的商品和服務，再按照自己想像中這些東西對消費者的重要性程度來安排它們在指數中的權重。於是，我們就看到現實中的被公布出來的那個數據，它每個月變動一次，就好像的確是受監控的一樣。 我們可以把CPI中的商品看作是一籃子物品。比如說，我們上面說的四種商品。也許在初始情況下，每一百貨幣單位（元）可以購買100個雞蛋，或三件襯衫，或10平方米房租，或50張公交車票。好了，我們知道它們各自的價格，也會有一個任意給出的權重，我們可以算出某個基數。然後呢，市場在發生變化，價格每天都在漲跌。我們隨後截取的時間點上，一百元就只能買到90個雞蛋，或四件襯衫，或8平米房租，或50張公交車票（這裡有個小狡獪，公交車票價一般是變動最小的）。這樣我們可以看出相對的雞蛋和房租漲價了，襯衫降價了，而公交車價格保持不變。那麼，按照CPI的計算方法，我們又會算出一個新的基值，拿這個基值與最初的基數相比較，我們就可以說CPI是上漲了還是下跌了。 但是問題隨著就來了，商品價格為什麼發生變化啊，因為供求發生了變化， 就是供給者的利潤計算和需求者的偏好發生了變化，也 就是說，價格的每一次變動，都意味著需求者偏好結構的調整。相應地，各種商品的 相對重要性也就發生了改變。而CPI無論是從出發點還是從變動的方向來說，都不可能反應這隨時發生的變動。儘管它會每年做出一些調整，但是就跟確定初始基數的權重一樣，這種調整也是 任意的。事實上，如果說它可以不是 任意的話，那也僅僅是指它的調整方向總是趨向於更加掩蓋和歪曲誤導通貨膨脹的程度。 比如，在美國的CPI統計中有一種編製方法， 就是剔除掉食品和能源的價格再來計算CPI，他們管這個叫做「核心」CPI，理由是食品和能源通常容易受季節性影響，不利於反應通脹程度。真實的情況是，在通貨膨脹發生並且明顯地表現出來的時候，最基本的生活消費，即食品和能源，總是最先漲價而且漲得最高，並且是對消費者的 相對重要性提升得更高。因為通貨膨脹總是體現為消費者的總收入提高速度趕不上物價上漲的速度（如果工資和物價同速度地增長，並且相對價格結構不變，則通貨膨脹就沒有任何意義），為了應付漲價，他們就被迫壓縮一切非必要的開支，儘可能用有限的收入優先滿足基本生活需要。食品和能源消費當然是最基本的不可或缺的消費，它們占消費者總支出的比例勢必會上升，所以，如果要減少CPI指數對通貨膨脹程度的扭曲的話，唯一正確的不是從其中剔除食品和能源部分，而是增加它們的權重。類似地，中國在今年一月做了一次CPI結構的調整，調整的方向是減少食品類所佔比重。在中國人都因為通貨膨脹而增加了食品開支的情況下，這樣做不是讓CPI更好地反映通貨膨脹，而是讓它進一步背離了真實的情況。可以說，通貨膨脹最主要的標誌， 就是生活必需品整體的大幅漲價。在通貨膨脹期間，「消費者物價指數」永遠是與消費者對於價格的真實感受相背離的，無論過去還是現在，無論中國還是外國，概莫能外。 如此，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麼央行採取盯著CPI的做法（更不用說他們經常為較高的CPI找各種理由辯護）。我們說央行想要控制和消除通貨膨脹是一個神話， 就是因為他們從來都沒有真正防範了通貨膨脹。而CPI則是他們的障眼法。CPI從它產生的那一天起，就不是用來標示通貨膨脹的程度，而是用來掩蓋通貨膨脹的程度。通貨膨脹這個詞的涵義，只有一個， 就是通貨（流通中貨幣）的膨脹（增加）。 現代中央銀行，就像美聯儲的創立者們和凱恩斯爵士更直言不諱地表達的那樣，其真實目的，從它誕生的那天起， 就是為社會提供更多的信貸——廉價資本，以刺激經濟繁榮。央行用部分準備金和票據貼現的方法幫助商業銀行擴張信貸，而用印鈔機作為它的輔助。央行並不是在今天才把CPI作為掩蓋通貨膨脹水平的辦法，這個指數，從它推出的那一天開始， 就是為了執行這個任務的。因為信貸擴張帶來的通貨增加，不會立刻引起消費物價的上升，即便稍有上升，也可以通過巧妙地調整 CPI的權重來掩飾它。在進行指數編製的時候，他們已經充分考慮到如何讓這個指數顯得更「溫和」，以幫助央行擴大他們任意增加流動性的自由度。如果人們早就意識到物價上漲已經非常之快了，那央行就不得不在開始擴張之後不久就停止擴張，在他們看來，這是半途而廢。但是這半途而廢終究是不可避免的，因為人們遲早會普遍意識到，真實的物價上漲已經遠遠超過CPI標示的幅度，為了保衛自己的財產，他們會加劇購買和囤積行為，而這又會進一步把物價增速推高到難以接受的程度。於是惡性通脹的恐怖前景就籠罩於整個經濟體之上，不管CPI是多少，央行都必須把貨幣擴張的剎車狠狠地踩下來。 所以，真正的問題，不是治理通貨膨脹，而是避免製造通貨膨脹。貨幣流通量大量增加而物價不漲，這是根本不可能的。盯住CPI 就是盲人騎瞎馬。因為央行的邏輯是， 只要CPI還沒有上升，或者上升得還不快， 就是沒有通貨膨脹。如果我們對流通中增加的貨幣視而不見，等通貨膨脹真正嚴重的時候，我們為了遏制它所付出的代價，就會高得驚人。 一些學者相對正確地認識到，CPI指數正在誤導人們對通貨膨脹的認識，他們主張要重新依據更為「合理」的方式來編製CPI。當然，由上面的分析，我們已經知道，這樣的合理方式是不存在的。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儘管CPI本身不能真實地標示通貨膨脹，但是CPI編製方式對於通貨膨脹扭曲的程度，還是可以判斷的。那些越是趨向於降低最基本的生活消費品的比重甚至將其剔除出CPI指數的做法，就越是在扭曲通貨膨脹的程度。當然，管制者會找出各種各樣的言不由衷的理由來，甚至他們都會極不情願公布CPI的具體構成，唯恐人們揭穿他們掩蓋通貨膨脹的真相。 最讓管制者無奈的，也許是CPI儘管能夠誤導和掩蓋通貨膨脹，但是又不能完全不受通貨膨脹的影響。這個指數多多少少還會不忠實地透露出一點真相。當真正的通貨膨脹水平已經很高的時候，即便是歪曲性的指數，也不能不跟著上漲，儘管上漲的幅度，很可能嚴重低於真實水平。 相比CPI指標，我們更應該如何正確看待通貨膨脹和物價的變化。 管理者總是有意地讓人們去關注CPI，而刻意淡化價格變動的細節。CPI指數默認人們的偏好（包括消費能力）差異及其變化是不存在的，但是，對於物價的任何變化，最重要的因素莫過於偏好及其變化。根本不存在一個抽象的「價格總水平」，有的，只是成千上萬的個人和企業在市場中無數次交易，以及這些交易隨時隨地影響著的價格變動。所以，我們不應該再使用物價總水平這個詞，而應該參考消費量的變化全面地知曉整個市場中所有商品價格的相對變化，即便這樣看起來更麻煩一些，但這個無疑更真實。當人們清楚地知道，他們的消費構成中最重要的部分，食品、住房、能源的價格已經增加了百分之幾十甚至翻了幾番的時候，他們就不會再被僅僅百分之幾的（可控的！）CPI增幅所迷惑了。 最後，我們還是得感謝那些相對更為誠實一些的美國電視媒體，每當它們在新聞中談到經濟問題的時候，總是不會忘記在畫面里配上日夜不停轟轟作響的印鈔機。 假如我是日本央行，我會為全球所有的貨幣投機者設下一個陷阱。我會假裝干預外匯市場失敗，來吸引投機者投入更多的資金。我會跟美國財政部拉開口水戰，並時不時地假裝害怕，誘住投機者。我會每天悄悄出售10萬億日元——不足以抵消投機性的流入資金，使得讓美元兌日元匯率隨著交易量的上升而緩慢跌一點。我會持續這麼做兩個月，使美元兌日元下跌60多，直到投機者們有500萬億日元被吸住，成本在75左右。然後，我再宣布以120的匯率無限量供應日元。如此一來，投機者將會瞬間損失312萬億日元。為防止進一步損失，他們會減少他們的倉位。如果他們不肯減倉，我就會再宣布，匯率在一個月後會上升到130。我會用一半的利潤還16%的國家債務，然後將其餘的利潤捐給梅琳達和比爾蓋茨基金用來幫助非洲。隨後，我會重新允許利率浮動，畢竟投機盤已被關閉，然後強制徵收日元交易0.1%的托賓稅，以阻止未來投機再起。 外匯市場再一次變得瘋狂。現在每天的交易量達到4萬億美元，按全年算是國際貿易（包括FDI）的30倍、全球一年GDP的15倍。很明顯，大部分的交易量來自金融機構或是基金，而非跨國公司。巨量成交的背後是投機行為，也有人稱是做市行動。 投機並不一定是壞事。當市場流動性不足的時候，投機增加了流動性，是一件好事。然而讓事情變的糟糕的是，在一個流動性本來已經很好的市場里，投機者大幅提高交易量，讓真正的用戶成了受害者。由於真正的用戶太少，而不能使得每位投機者都能獲利，市場就不可避免地成為投機者之間的遊戲：頭腦聰明且行動迅速的人，賺取那些動作緩慢或是腦袋不靈光的人的錢。識別投機正由好變壞，並精確地阻止，是一件很難的事情。我想不起來這方面有啥理論。也許永遠也不會有。推動投機的是人的情緒，而不是理性。理性的觀點可能永遠無法解釋投機。 2010年初，市場認為美元對日元的匯率將從80上升到100。於是許多人跳進了這場交易。5月，匯率上升到95。而後，風向轉變。市場又認為美聯儲進行量化寬鬆政策，於是匯率走向切換到了另一邊：美元兌日元匯率已經下跌到了81。賠的大部分錢是投機者的。不過當日本的公司開始以這個價位買進日元的時候，匯率下跌的趨勢對於投機者們來說還是有利可圖的。否則，就是一部分投機者富起來，另一部分窮下去。當然，人們只是習慣報喜不報憂。 歐元兌美元的故事更具有戲劇性。去年年底，歐元兌美元的匯率在1.5以上。當希債務危機使大部分人都認為歐元會消亡的時候，匯率跌破了1.2。後來回升到1.4。歐元區是日本的兩倍大，而且債務比美國和日本都要少。現在聽起來有點可笑。但是，僅僅在幾個月前，還有那麼多著名的分析師在電視上和文章中爭論歐元是否會消亡。不過，現在市場似乎已經忘了歐元區的金融和經濟問題。 日本，歐元區和美國是世界前三大經濟體，佔全球GDP的半壁江山。什麼改變可以支撐他們的匯率在短時間內如此劇烈的波動？他們的企業不可能在匯率如此大波動下，及時的調整成本去適應。因此，這種波動一定是圍繞著其他漩渦。只有直接用戶足夠愚蠢到被市場吸進去，投機者才能獲利。否則，就是投機者資產的重新分配。根據定義，重新分配將導致越來越多的資金集中在越來越少的投機者手中。他們為獲利將積極製造更快和更大的波動。除非有人從他們那收走了錢，否則外匯市場的波動只會越來越大，越來越快。 格林斯潘是投機的終極創造者。他的快速降息、緩慢升息政策，幫助了投機者從中獲利。在過去二十年中，我們已經看到這類基金如雨後春筍般成長且規模巨大。其中一些最大的基金比通用電氣和寶潔這樣的跨國公司更賺錢。難道這合理嗎？除了不公平，這些持有大量資金的投機者使一些國家，如日本，過得挺不容易。除非摧毀投機者，否則問題只會變得更大。 現在，日本銀行有一個獨一無二的機會去消滅它們。投機者通常認為日本央行是一個軟柿子。想知道日本央行的行動，只要聽聽美國財政部的就行了。日本依賴美國的軍事保護。在大多數人眼裡，匯率政策也是一樣。由於美國現在正試圖通過貨幣貶值來解決國內就業危機，日本也將不得不跟著這麼做。這種觀點使日本央行獲得了一次吸引投機者所有資金的絕佳機會。 不過，我認為日本央行不會按我說的這麼做。他們並不那麼具有想像力。畢竟，這對他們到底有何好處？日本央行官員不會因為盈利而獲得獎金。這項工作可以交給中國央行。有一天，當中國開始浮動人民幣匯率的時候，投機者會像蚊子見血一樣叮過來。屆時，投機資金將會變得更多。但中國政府會是他們的好對手。中國政府比對沖基金更喜歡錢，更有想像力，而且方式方法可以層出不窮。再也不會有比這更大的機會了！ 作者為獨立經濟學家，玫瑰石公司董事；財新記者陳璐譯 今年房價上漲的動力開始衰竭 2011-02-10 11:41:12 徐斌/文 便宜錢是中國房價飛漲引擎的燃料，今年加息將逐步削弱房價上漲的動力，因為錢越來越不便宜了…… 大概是為了給投資者過個好年，所以央行加息時間，特意選擇在春節假期最後一天。我晚上沒事搜索財經網站，發現評論滿天飛，估計今晚很多投資者和分析師都睡不好了。 其實加息是遲早的事情，大家對此都明白，不明白的是時間和幅度而已。從加息幅度看，今年房價上漲的動力開始逐步削弱了。 我仔細觀察過上海北京等一線城市的房屋出租收益率，大致觀察結果就是，房屋投資收益率和一年期固定存款利率看齊。今晚，央行加息後，一年期固定存款利率上漲到3%。而去年大城市房屋投資收益率，在二季度房租暴漲之後，大致維持在2.5%左右，不過高過3%。今年央行加息，按目前的節奏和幅度看，到今底，一年期固定存款利率拉升到4%，應該是靠譜的猜測。 好了，這個時候，房屋投資收益率如果要維持在4%左右，要麼是房租上漲1.5%左右，要麼就是房價下跌三成左右。假如北京南三環一套一居室市價100萬，去年租金2.5萬，那麼大幅加息後，就會兩個結果：房租或者上漲到4萬，攤到每月，就是由去年的2100上漲到今年底的3300，或者，房價跌三成，變成62萬。 我這裡也算是瞎蒙，可能的結局，是房價跌不下來，也漲不上去，或者漲幅有限，但房租卻是漲上去了。 為什麼這麼說？ 所謂流動性，就是錢在市場上流來流去，流到哪裡，哪裡價格就發瘋…… 還是那個簡單的奧利地經濟學理論做指導：利率很低的時候，資金都涌到生產資料等資產品領域去了，譬如房子、數控機床、高速公路乃至翡翠和股票。因為低利率背後的含義，就是資金的價格信號告訴同志們，現在物質很豐富啊，大家都不愁吃不愁喝啊，有什麼回報比較遠的項目，大家儘可能的大把燒錢吧。所以，房地產在內的諸多中上游生產鏈條，吸納很多的資金。因此，表現為房子玉石股票乃至藝術品價格的上漲，也表現為摩天大樓和高速公路和水利工程的上馬。但流到中上游生產鏈條的錢，最後還是要支付給工人的薪水和老闆的利潤。大家有錢，都不用你教他怎麼花的，這筆錢最終會流到消費領域，刺激日常消費品價格上漲。 2009年，錢是流到中上游生產環節了，2010年下半年開始，老闆有錢了，工人加薪了——你不加薪有人加薪，白領薪水不漲，不代表農民工的薪水不漲，現在北京街頭跑快遞的，一個月下來，未必比我這個財經編輯少掙。失業率下降了——現在你走錯地方都會看到飯店商場招聘員工，儘管同志們現在動輒痛斥中國經濟這樣不行那樣不行，但相信我，用不著四五年，大家到時會懷念今天的日子的。 誰有錢都會花，哪裡用得著老大和那些算命先生出來教大家如何刺激內需？去年下半年，沒有不漲價的，根子就在於原先流到中上游的錢，現在流竄到消費領域了。老闆的利潤轉化為小三的化妝品和裘皮大衣，農民工的多加的那點薪水，轉為中午吃飯的時候，多要一盤炒肉絲，走大街的時候，多買一壺礦泉水。 你認為各地方大上特上財政項目的勢頭，今年會有變化？反正我不信…… 2011年，這個趨勢，我不相信暫時會逆轉。2011年，錢還會繼續這麼大搬家，有權勢的國有壟斷集團，照樣可以從銀行搬運貸款，沒門子的民營企業通過出口獲取灌水的外匯，來解決流動性短缺問題。而不值錢的美元歐元乃至日元，會洶湧而至，買東買西，反正你人民幣硬撐著不大幅升值，我就買你東西就是了，掙錢難，他娘的印錢還難嗎？天與不取那是造孽，這代中國人的集體傻逼，下代人未必會重現，趕快搶吧！ 房租歸根結底居民消費支出，今年人均名義收入——記住是名義，還會上漲，這就決定上海北京等一線城市的房租上漲幅度估計不會太小。 那房價會上漲到哪裡去呢？我推測大城市中心地段漲幅不可能太大了，因為要維持4%的收益率，房租漲幅已經驚人，要房價再漲，那房租豈不是要坐火箭？這事不靠譜，因為房租漲幅，是由名義收入漲幅和房屋供給量決定的，這兩者短期內不可能變化太大。 對於那些滿心指望房價暴跌好進場的買家而言，即使一年期固定存款利率到5%，估計也不會出現房價大跌的局面，你別想撈什麼便宜。道理很簡單，在企業平均收益率在10%以上的時候，一年期貸款利率目前基礎上再加兩個點，也不過是8%，企業仍然有貸款擴張的衝動。企業利潤和員工薪水只會漲，不會降低。 簡單說，只有經濟遭遇嚴厲緊縮，信用體系進入收縮期，人均名義收入大幅縮水，我們才會看到房價和房租同時大幅下降的局面。 不過，到那時，你又有擔心你的工作能否保住了。 好消息·，房價肯定跌，壞消息，到時你失業了， 不過還有一個好消息，物價都跌了，你生活費用到時也降低了…… 不對稱加息的政策底蘊 2011-02-10 11:36:12 周俊生/文 春節長假的最後一天，央行宣布從2月9日起上調金融機構存貸款基準利率，一年期存貸款利基準利率分別上調25個基點，一年期存款利率由此達到3%的水平。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央行的加息，雖然在存貸款基準利率上保持了相同的標準，但在其他各檔次的存貸款利率中，中長期存款利率的上調幅度大於中長期貸款利率。這是一種不對稱加息，而其中所蘊含的政策底蘊是十分豐富的，從中可以看出我國目前所執行的穩健貨幣政策所希望達到的效果。 央行此次加息，是我國貨幣政策從去年10月開始由原先的適度從寬調整為穩健後的第三次加息，在這麼短的時間裡頻繁加息，可見目前通貨膨脹的壓力不可小看，而通脹對民生的最大威脅便是物價上漲，反映在銀行儲蓄上便是高企的負利率。去年10月和12月進行的兩次加息，在時間節點上都是在國家統計局公布上月 CPI指標的前後，央行希望以此來緩解由CPI上升所帶來的負利率壓力的意圖是十分明顯的。今年1月的CPI指標馬上就要公布，央行在此時刻加息，已經暗示CPI很可能又將走高，導致負利率進一步惡化。由此可見，以加息手段來減緩民眾對負利率的憂慮，已經成為我國貨幣政策的一個執行目標。 但是，加息對於遏制通脹，其實又是一把「雙刃劍」，這是因為加息意味著資金成本的上升，企業通常會以漲價來應對，從而推高物價，導致CPI再度走高，這也正是央行在貨幣政策工具選擇上一直傾向於提高準備金率而謹慎加息的一個重要原因。央行此次對中長期貸款利率採取了比較溫和的措施，其政策意圖是希望企業不會因加息而過多地增加資金成本。我國目前出現的通脹，是由於在前兩年為了抗擊全球金融危機對我國的襲擾而過多地提供了信貸支持，銀行信貸超出了實體經濟的實際需求，導致過多的流動性出沒於各類投資市場，出現了一些物資的輪炒現象，干擾了經濟的正常運行。因此，在目前收縮市場流動性是有必要的。但是，收縮流動性，不等於切斷所有的信貸支持，為了維持正常的經濟運轉，必要的信貸支持仍然是必需的，不能因為信貸收縮而誤傷正常的資金需求，導致對經濟運行產生反作用力，這在金融危機發生之前的一段時間內是有教訓可吸取的。此次央行溫和上調貸款利率，正是體現了這種政策意圖。 加息，對於目前正在大力推進中的房地產市場調控，無疑是一個重要動作，它可以加大樓市炒作者的資金成本。但是，在我國一線城市普遍推行商品房限購政策以後，實際上出沒於房地產市場的投資投機勢力已經受到了有效的遏制，目前的購房者通常都是自住型或改善型的剛性需求，貨幣政策對此沒有必要打壓，而且應該繼續給予必要的政策支持。對於剛性購房者來說，貸款利率上調以後，其房貸也相應地會提高，顯然，一部分民眾在得到負利率減輕的實惠的同時，另一部分民眾卻不得不為此承擔購房支出上升的壓力。一般地說，房貸的期限都是比較長的，這次央行所採取的不對稱加息，對中長期貸款的利率溫和上升，貸款期限越長，利率上調幅度越小，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照顧到了這部分剛性購房者的利益。貨幣政策的這種取向表明，國家雖然對房地產市場推出了越來越緊的調控政策，但對於自住型購房需求仍然是鼓勵的。 不對稱加息在央行以往的利率調整中也有過實踐，但通常是存款利率的上升幅度小於貸款利率，這反映出支持企業發展而忽視民眾利益的政策取向，實際上是以犧牲民眾儲蓄利益的代價來謀取經濟上升，與經濟發展為提高民生福祉水平的根本目的是不相一致的。而這次推出的不對稱加息在政策執行方向上作出了重大調整，這與當前政府大力推進提高民眾收入的方向是一致的。雖然此次利率上調後，負利率狀態依然存在，而且隨著1月CPI的反彈，這種負利率狀態還可能有所擴大，但透過此次的不對稱加息，我們已經看到貨幣政策管理當局正在積極運用利率調控的平衡藝術，這無疑是值得肯定的一個方向。 加息無關樓市痛癢 2011-02-10 11:26:59 陳寶存：加息無關樓市痛癢 央行消息：中國人民銀行決定，自2011年2月9日起上調金融機構人民幣存貸款基準利率。金融機構一年期存貸款基準利率分別上調0.25個百分點。其他各檔次存貸款基準利率相應調整。 加息是意料之中的事，但是存款準備金本次沒有進一步增加對市場是好事。2011年信貸總量不會有明顯下降對市場也是利好因素。但是，我認為對物價的控制，特別是房價與租價的控制還有相當大的壓力，甚至，此起彼伏，租價會有大幅度的上升。對於加息，我認為無所謂好事壞事，必須讓存款有利益，否則都擠到消費領域了，勢必造成越演越烈的通脹。低息時代是必須結束的，現在的低利率、負利率當然是有害的。 有很多人看到加息的消息，又開始與房地產市場掛鉤，試圖說明的是加息會成為遏制房價的又一棵稻草。我認為這種思維是根本站不住腳的。在限購令成為一二線城市普遍現象的居民下，由於並沒有阻止城市人口大批湧入的有效政策，我們選擇了限購車房都針對外地人的歧視政策，那麼，2011年的住房租賃市場壓力將更加加大。擠出的外地購房者越多，租賃市場的問題越嚴重。加之城市拆遷騰退成為新的土地供給的主要來源，這是一二線城市的普遍現狀。那麼如北京這樣的城市，土地供應量越大，拆遷量也越大。拆遷量越大，擠出的租房人群也將越大。那麼，租賃市場的供需失衡也逐漸加劇。 這種市場現象，很容易將加息的損失轉嫁到房租里。那麼，由此影響的租價上揚，也必將影響到物價水平的上揚。遏制通脹的目標也達不到不說，遏制房價更是痴人說噩夢。 至於影響購房人群的說法，更加不會成為事實。經過首付比例提高和限購令的擠壓，購房人群的首付比例加大的同時，月供本身也將隨之下降。適當的加息，對於實力購房人群，幾乎不會有更大的壓力了。市場對於通脹影響房價的預期越來越明朗。特別是限購令等等政策的出台，事實上表面供需失衡無法解決，而保障房共租化的終局，一定是商品房供應吃緊，而租房並不符合國人傳統。 在微博上，我認為：「為什麼限購？因為我們目前的土地出讓，大量是達不到凈地條件的土地。加上放衛星樣的保障房運動需要新建，土地需求量大。再有，一線城市也可以堂而皇之的歧視外地人進入，一舉好幾得的事為什麼不做呢？」對於限購的效果，我調侃到：「都限購了，你還不找機會買？棒槌！都限購了，你還降什麼價？你以為降價就能增加銷售？還是棒槌。提價吧！」 雖然是調侃，但是應該是房企應對局面的唯一辦法。在加息導致的開發融資成本提高的情況下，在銷售量下降，而且不會因為市場價格的波動導致銷量大增的情況下，降價等於自殺。為保障合理的投資回報，在限購令之下，保持利潤不會大幅下降的手段是提價。 而資金壓力對於房企來說應對起來不會很吃力，屢次三番的打壓市場，房企大小年日子的概念已經很深入了。那麼，2011年，銷量下降基本成定局的局面下，苦練內功，收縮擴張的力度，也必將是房企的策略，好在收縮的將是一二線重點城市。特別是投資型人群為主的城市。而對於剛性需求佔主導地位的二三線及以下城市，恰恰是2011年新的增長點。 對於市場預期，相信不單單房企明白，消費者也越來越有準確的認識。那麼，加息對樓市的影響十分有限也是一定的。 通脹上升突顯一個傳統的矛盾：支持抑制農產品（000061）價格的人認為此舉是控制通脹的必要之舉，反對抑制農產品價格的人認為，抑制農產品價格是剝奪農民收益補貼社會，是損不足以奉有餘，不公平之極。 山東省農業廳挺身而出為農民代言。經過近期對主要農產品市場價格波動情況進行了調研分析，認為山東農產品價格總體呈上揚態勢，但是也「反映了農產品價值的回歸」，社會應該理性看待，切忌「過急打壓」。農產品價格上漲有多種理由，人工成本上升、氣候災害、物流成本上升都是理由，但所有的理由都無法掩蓋一個理由，貨幣發行量過地大。 農產品價格上升的初始根源是貨幣發行量過大。 2010年綠豆等農產品價格上漲，都是金融品價格上升的結果，從2009年開始的貨幣發行量瘋狂上升在2010年表現為期貨市場的小品種農產品價格上升，如綠豆、生薑等小品種農產品，在小麥、玉米等大品種農產品價格上升前，具有金融屬性的小品種農產品價格已經大幅上升，此後，隨著全球貨幣寬鬆預期，小麥等大品種農產品價格上升，由此推升全球新興市場通脹預期。無論是芝加哥期貨市場，還是中國的鄭州期貨市場，毫無例外地顯示出金融市場對農產品價格的主導作用。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農產品價格上升並不是農業本身的作用，而是過於寬鬆的流性性作用於農產品市場的結果。我們在寬鬆的流動性作用下，卻希望農產品價格能夠下降，無異於希望拔著頭髮離開地球，脫離貨幣政策讓農產品價格維持在低位，是計劃經濟色彩在新時代的表現。 農業是市場經濟中的重要一環，人力資本、農資價格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化節節上漲，我們不可能奢望農產品價格維持在計劃經濟剪刀差時代的低價位。這意味農村持續貧困，更意味著農業生產在計劃經濟主導下維持三十年前的經濟格局。中國的經濟變局被土地綁定，工業時代就無法到來。 當然，我們可以理解，在中國目前的CPI結構下，農產品價格無節制上漲意味著通貨膨脹預期惡化。國際上解決農產品價格上漲，有現成的道路。如果抑制農產品價格上漲，就應該給農民補貼，如果不抑制農產品價格，農業就應該走市場化之路。 從美國、歐洲、日本等市場經濟體的情況看，政府補貼是抑制農產品價格上升的不二法門。如美國為了維持較低的農產品價格保持國際競爭力，以政府補貼的方式人為地壓低價格，這使得農產品對其他部門產品的相對價格下降，這會使得農業工人的工資率下降，為了維持農業生產，政府不得不進行大規模的補貼。其他經濟體的情況大同小異，為了維持農業，各國進行大規模補貼，農產品產品效益低於工業生產，政府為了維持國家安全不得不實施補貼，這也是國際貿易談判無法進展的根本原因。多哈談判、坎昆談判陷入僵局根源就在於此。 2005年12月28日，在香港參與世貿組織第六次部長級會議的成員，在最關鍵的農產品問題上同意在2013年底前，取消所有農產品出口補貼。這只是紙面上的進步，歐洲每年的農業補貼是470億英鎊，占年度預算的40%。有市場人士認為，對農業不當補貼要進行徹底的調查，而不是取消補貼。根據計劃，年補貼額超過5000歐元的農場主應將歐盟補貼額的5%轉入歐盟落後地區發展預算。至2012年，這一比例將提高至10%，而年補貼額超過30萬歐元的農場主需要扣減的比例將達14%。顯然，這不是取消補貼，而是補貼的重新分配。 只有兩條道路解決農業的市場化問題，一是徹底放棄農業，從具有比較優勢的農業經濟體進口農作物，所有考慮經濟安全的大國都不會選擇這條道路，以免被他國扼制經濟發展的咽喉；另一條路則是在降低生產成本的基礎上進行大規模的政府補貼，佔據全球市場優勢，歐美走的就是這條路。 作為人口大國，我國不可能也不應該放棄農業走進口之路，減少農村人口、進行政府補貼與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是惟一出路。如山東農業廳所建議，降低農業物流成本，讓農產品價格跟得上CPI上升的步伐，最後，實行大規模的農業生產補助，讓仍然堅持在農產市場的人可以過上中產階層的生活。 在通脹壓力下，對農產品價格是壓是保，直接決定了中國未來農業市場化的前景。在目前的情況下，金融屬性強的小品種農產品價格上漲是貨幣過度寬鬆的產物，央行的貨幣政策難辭其咎。大品種農價格上升，則是通貨膨脹後期的必然結果。 試圖以長期的農產品價格下挫降低通脹預期，不改變寬鬆的貨幣政策，不進行農業補貼，就是剝奪農民補貼城鎮居民，是讓農民為通脹買單，為全球泛濫的貨幣買單，絕不可能持續。 抑制通脹：加息在台前，升值在幕後 2011-02-11 14:38:05 劉彬/文 2月10日，中國大陸春節過後的第二個工作日，北京迎來了去冬今春以來的第一場雪。這次降雪是北京60年來冬天降雪最晚的一次。降雪無疑緩解了北方旱情，有利於農產品生長，而收成好了也會舒緩不斷增加的通貨膨脹壓力。 有預測認為，由於農產品價格上升，以及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上漲，中國產品成本繼續增加，1月份消費物價指數CPI或許繼續創出新高，北方持續旱情則加劇了市場對農產品價格上漲的預期。 正是在物價不斷上漲情況下，中國央行在2月9日提高了存貸款利率。此輪加息雖在意料之中，但央行在節後第一個工作日即行加息，則具有信號意義，顯示未來價格上漲壓力猶大。 對於中國政府而言，2011年最為重要的工作就是抑制通貨膨脹，抑制通脹的最重要貨幣工具包括三個，存款準備金比率、利率和匯率。 提高存款準備金比率可以直接減少商業銀行可貸款資金數量，起到收縮流動性作用，因而持續提高存款準備金比率，就成為中國央行應對熱錢和流動性泛濫的主要手段。但僅有數量型工具還不夠，央行還需要不斷加息，以避免負利率，從而抑制企業和個人的過度投資行為，管理居民通脹預期。 這兩個政策工具都是反周期手段，直接應對通脹。但我們應該知道，中國的通脹形成複雜，從貨幣角度看，既有短期美元泛濫因素，也有中期貨幣超發原因，更有長期國際收支失衡問題。 這樣看，調整存款準備金比率和加息，目的在於解決近期的資金需求旺盛問題，但若解決長期困擾中國的貨幣增發現象，還得改革匯率形成機制，加快人民幣升值步伐。 今年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連續創出新高，2月10日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報6.5849，連續第三個交易日創出匯改以來新高。而在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1月訪美前夕，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曾經創造連續6日創新高的情況。因此可見，人民幣自主升值速度加快，這有利於中國解決長期以來存在的潛在通貨膨脹問題。 人民幣匯改加快，意味著中國對匯率問題產生了新的認識。中國經濟長期依靠出口拉動，外向型增長模式創造了中國經濟奇蹟。不過「重商主義」並沒有看到這樣一個問題，奇蹟就意味著非正常，經濟增長速度不正常，則意味著提供這種非正常增長的經濟制度環境也是非正常的。實際情況是，中國為了刺激出口，扭曲了要素定價機制，包括匯率、利率、工資等要素價格都受到抑制。要素價格扭曲的結果是，在促進出口同時，也造成貿易條件惡化、資源和能源過度消耗、勞動力價值低估、社會財富分配失衡、貨幣存量大幅增長等深層次問題。如果這樣看，因人民幣升值而導致的出口產能過剩，其實是對過度增長的糾錯。 匯率政策既是貿易政策，也是金融政策。合理的匯率水平可以促進貿易，但失衡的貿易收支卻可能給宏觀經濟帶來負面影響。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獲得了廣闊的外需市場，這促進了中國出口，並因此帶動了經濟增長。不過，當出口部門要求匯率等要素定價機制偏向鼓勵出口時，這加大了中國持續獲得貿易順差的能力。不難發現，中國出口高速增長的十年，也是貨幣存量迅速增長的十年。由於房地產市場吸收了過量流動性，這客觀上減輕了實體經濟價格上漲壓力。但隨著流動性不斷擴張，以及在政策打壓下房地產需求受到抑制，過多的貨幣存量最終要在價格總水平上體現出來。 中國通脹主要原因在於貨幣增發。增發來源包括兩部分，一部分是長期順差導致的外匯占款而促成的基礎貨幣增發，另一部分是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時超量發行的貨幣。 因此，為了抑制通脹，除了提高存款準備金比率和加息外，還得加快人民幣升值速度。雖然短期可能刺激熱錢流入，但央行通過提高存款準備金比率，實際可以對沖這部分流動性。正面效果是，升值在短期內可以起到降低進口大宗商品價格作用，長期則可解決國際收支順差和外匯占款過多問題。 就抑制通脹而言，加息和提高存款準備金比率更像在前台表演，而人民幣升值則是在幕後活動。應對通脹，加息和升值一個都不少。 美國中長期國債收益率（以下簡稱美債收益率）一直以來都是影響美國經濟，乃至全球經濟最重要的因素之一。2010年，美債收益率走勢大體呈V型。從年初直至4月上旬，美債收益率接連創出金融危機之後的高點；此後，經濟前景的悲觀情緒瀰漫，美債收益率便步入了下降的通道：一方面，金融市場較為動蕩，「安全港」效應再次強化了避險需求；另一方面，美國未來通脹的預期下降，美國經濟疲軟跡象逐步確認，市場擔心美國經濟會「二次探底」。 2010年10月起，美經濟數據回暖和通脹預期消除了復甦的疑慮。危機「頑疾」的住房市場終於出現築底跡象，房屋銷售、房屋開工等核心數據超預期好轉，一定程度上說明了市場開始在底部企穩並緩慢爬升中。美債收益率上行，並歷經了一個觸底反彈、快速回升的過程。2010年底，美債收益率表現已接近年初水平。截至2010年12月8日，美國30年期國債收益率為4.45%，較2010年初末下降0.2個百分點；基準10年期國債收益率為3.26%，較2010年初下降0.59個百分點；5年期國債收益率為1.87%，較2010年初下降0.78個百分點。 對於美債收益率的反轉在2011年是否可持續，市場爭議紛紜。影響美債收益率的因素眾多，具體來說，抑制美債收益率上升的因素包括核心通脹下降，失業率高企，信用增長緩慢，主權信用危機導致市場偏好下降，歐元問題導致資金迴流美國等；另一方面，支持收益率上升的因素包括：經濟復甦穩定，市場風險偏好上升，國債和MBS市場競爭資金，美國財政赤字問題升級，美聯儲在晚些時候實施退出措施，和國債大量發行等。不同因素對美債收益率趨勢產生了方向不同的拉力，拉力對沖的結果，難免仁者見仁，卻也易迷人眼。其實，判斷美債收益率趨勢需從整個經濟的大脈絡入手，自上而下地捕捉其變化。 首先，美債收益率的變化，是市場風險情緒最可靠的風向標。美國經濟溫和復甦的前景決定了國債收益率的總體上行態勢。美國經濟雖然在未來幾年仍將處在徘徊階段，面臨諸多困難，但最差的時期已經過去，而對於新能源等創新技術的研發正在為美國經濟的再次啟航積蓄能量。美國2010年3季度經濟增速從第2季度的1.7%小幅增長至2.0%。其中，私人消費連續第3個季度加速擴張，環比折年率增長2.6%；消費對GDP增速的貢獻為1.79%，超過私人部門投資，一年之後重新成為幾大經濟引擎中對GDP 增速拉動最大的動力。凈出口對GDP增速的拖累也明顯改善，貢獻度從2季度的-3.5%下降至-2.01%，不過，受到住房投資和設備投資大幅下降的拖累，3季度美國私人部門投資增速為12.8%，遠低於2季度的26.2%。預計2011年這種趨勢仍向好的方向改善，消費特別是服務業的消費仍將繼續擔當起美國經濟增長的穩定動力；製造業的企穩回升和住宅銷售的回暖，也會使得投資數據保持溫和增長；而2010年美國大打貿易牌和美元貶值對美國進出口的影響將繼續顯現，並在2011年把凈出口對GDP增速的影響重新拉回正區域。 2011年，美政府支出仍將保持高位。2010年9月30日的一年中，美國的財政赤字由一年前的1.42萬億美元降至1.29萬億美元，但仍然是財政史中規模第二大的一年。面對居高不下的政府赤字，奧巴馬警告，過分削減赤字將打擊美國經濟復甦。2010年12月，奧巴馬政府和共和黨就延長布希時期減稅優惠達成協議，據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估計，該計劃可能導致政府減少約5，000億美元稅收。鑒於延長減稅計劃將要由政府更多舉債去支持，美國國債市場承受的壓力不會下降。2011年，關鍵期限國債發行頻率將增強，甚至有可能發行50年期國債。這直接導致美國長期國債供給壓力增加，從而國債收益率上升的前景變得更加清晰。 其次，零利率政策延續制約美債收益率上行空間。實證分析表明，聯邦基金利率是與美國中長期國債收益率尤其是10年期國債收益率正相關性最高的一個變數，二者走向雖然不同步（10年期債券收益率的變化要領先於美國聯邦基金利率的變化），但卻是同向的，且二者利差的波幅有限。 2011年美聯儲維持零利率政策是大概率事件，這直接遏制了國債收益率的攀升幅度。就業和通脹是美聯儲是否加息的兩個依據。2010年11月，美國非農就業人口小幅增加了39，000人，但失業率在連續三個月持平於9.6%後上升至9.8%。雖然並不說明美國就業市場在進一步惡化，但表明經濟其他方面的回暖尚不足以提振就業。從歷史上看，美聯儲在失業率觸頂的12-18個月後才會開始升息。就通脹而言，2011年也無須多慮。最新的美聯儲貨幣政策會議紀要顯示，美聯儲預計通貨膨脹水平在2013年年底前都將維持在目標水平2%之下。美國升息的步伐可能要等到2012年才會開啟。 美國失業率的高位反覆也令寬鬆貨幣政策必然堅持到底，並不斷減弱加息預期。2011年下半年，美聯儲實施三次定量寬鬆（QE3）的概率逐漸增大。在全球通過貨幣貶值刺激經濟復甦的博弈中，美國由於美元的特殊優勢和國內的低儲蓄率導致其對通脹具有更強的忍耐力，這無疑在這場博弈中更具有優勢，這將促使美國在貨幣寬鬆方面發揮得淋漓盡致。 由於美國的信貸利率，極大地受到美國國債的影響，美聯儲也難以容忍美債收益率大幅攀升。直觀上來說，美聯儲實施定量寬鬆政策，就是增加了購買國債的資金，壓制國債收益率，從而壓低市場利率，促使美國企業擴大投資和生產，以及商業活動興旺等等，進而導致就業增加。但從2010年二次量寬（QE2）的情況來看，在正式計劃實施後，美國的10年期國債收益率都走高，美聯儲促使企業擴大信貸以增強商業活動的目的沒有達到。根據美聯儲2010年11月份宣布未來6個月內6000 億美元的購買國債計劃，2011年上半年，美聯儲至少還有4500 億的國債購買，最終會對美債收益率的上升也會起到一定的下拉作用。 最後，國際宏觀基本面對美債收益率趨勢的影響更為複雜，各類因素的影響力大小可能將伴隨著時序的轉變而發生變化，美債收益率的走勢難免步履蹣跚。 一是全球金融危機餘波未平。歐債危機仍在蔓延。歐洲當前處理危機的手法基本可以概括為「拆東牆補西牆」和「寅吃卯糧」，解決愛爾蘭問題的救助基金屬於前者，希臘用提高國債收益率的方式推遲債務償還日期屬於後者。歐洲債務危機的根源不得以解決，總會在符合某些大國利益的時候被適當地凸顯。由於發生債務危機的都是歐元區小國，歐洲債務危機演變成全球危機的可能性不大，也不會對全球經濟復甦帶來實質影響，但受希臘和愛爾蘭危機影響，西班牙、葡萄牙、義大利等國債務問題在當前歐洲經濟整體低迷的氣氛下會提前暴露。這些國家經濟規模和政府外債規模均較為龐大，一旦發生危機，後果會更為嚴重。2010年12月初，10年期葡萄牙國債與德國國債收益率之差擴大至444個基點。該國可能在2011年第一季度申請約500億歐元的援助。市場情緒隨著局勢演進起伏，大幅震蕩可能成為市場的主要走勢。 二是全球流動性具有極大的易變性，投資者在債市與股市、商品和其他風險資產市場間轉換配置速度明顯加快。美債投資者往往也在與美聯儲就購買國債規模和購買品種之間進行博弈。 三是美元匯率的寬幅震蕩增加了外部需求的不確定性。美元與美債收益率的走勢往往是負向相關，即美元上漲美債收益率下跌，或美元下跌美債收益率上漲。2011年，美國持續走低的房價和較低的通脹指標需要弱勢美元來提振，但美元走勢仍將在歐美經濟體之間的博弈中反覆。貨幣博弈仍是2011年世界經濟、全球金融市場的焦點。 綜上，2011年，受目前各因素的綜合影響，美債收益率總體上仍有望延續持續上揚的趨勢，但振幅加劇，或呈N型走勢，即上半年持續上行，年中有回落，三季度末，重拾升勢。 連續加息的邏輯何在？ 2011-02-14 13:09:12 連續加息，雖「順理」但「不成章」！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金融學教授 孫立堅 近來，內外市場都在關注和揣摩中國央行是否進入了加息的通道。 因為從學理上講，連續加息會增強市場對資金成本上升的預期，從而會減少長期貸款的需求，進而影響到企業整體的投資規模。顯然，從「投資渠道」上因為未來需求減少，工業生產的原材料價格會降低，所以，成本推動型的通脹水平就會大大緩解，由此就會對現在通脹預期產生積極的抑制作用。 另一方面，消費信用的膨脹也會隨著未來利率不斷的攀升而收縮，提前還貸的動機強化就會使得市場資金迴流到銀行體系，減少了外部信用膨脹而引發的過度消費的問題，比如，房貸需求和由此帶動的住房消費就會明顯下降，這樣「消費渠道」帶來的通脹壓力也會減輕，這也進一步會遏制通脹預期的強化。 第三，加息對市場來說往往會對加息所在國的貨幣升值帶來預期，從而其外匯占款的壓力反而變得越來越大，如果市場看到加息後央行為了對沖這一壓力而讓自己本幣進入升值狀態，那麼，由此帶來的進口成本的降低和出口拉動的投資需求的減少也都會抑制通脹水平的惡化。這種來自「匯率渠道」的抑制通脹的效果，也被不少經濟學家所強調。 最後一點，很多國際知名學者的研究提到，加息往往是政府宏觀調控政策趨於收緊的一種信號，所以來自政府部門的公共投資的增長也會有所節制，這樣就會影響總需求的減少，進一步產生對通脹預期的抑制作用。至少成熟國家，從這個「公共投資」渠道上反映出來的和貨幣政策一致的做法確實得到了數據上的支持。比如，今天美國政府雖然強調減少財政開支以防止美國政府國際信譽的喪失，但是若要配合貨幣政策刺激經濟的效果，很多社會福利型的公共項目今天還是需要政府經費上的大量投入。美國經濟最近的復甦也表明了這種政策方向協調的重要性。 總之，在今天通脹壓力當頭的情況下（老百姓的感覺可能更明顯），從現在開始，連續加息聽上去很順理，但是，下面，我想說的是，雖然當金融危機的衝擊穩定後，全球經濟所面臨的風險都會開始轉為流動性泛濫及其可能引起的惡性通脹狀態（我曾經在以前的文章中把現在的狀態看成是美國引發的金融危機一定會進入到的、最後的「第三階段」），但是，從中國目前所處的發展階段而言，我們的持續加息等貨幣政策不可能只涉及到貨幣和物價兩個系統，而且無論是短期還是長期，它都會影響到中國實體經濟發展的方向和速度！不可能簡單地像很多學者按照「貨幣中性論」的觀點所推出的上述各種邏輯來演繹。 經濟學家熊彼特在他學術生涯最輝煌時期，一直想梳理清他認為最最困難的貨幣和經濟之間的內在關係。雖然，他佩服同年代的凱恩斯看到了大蕭條中政府的作用，但他同時認為政府貨幣政策也好，財政政策也好，在創造出「有效的需求」的同時，可能也會扭曲支撐市場活力的「效率機制」。有時這種代價會比短暫的通脹帶來的社會福利損失的代價要大得多。因為只要能夠通過「豐富的信貸創造」來產生的私人部門的創新熱潮，那麼，實體經濟部門脫胎換骨的變化和隨之而來的增長周期一定是能夠把多餘的流動性吸收乾淨的。可惜的是，身不由己的一場腦溢血帶走了他一直想「叫板」當時盛行一時的「凱恩斯貨幣觀」的宏偉寫作計劃，於是，他的「超政府」的貨幣非中性論的觀點，我們今天卻無法系統地在他遺留下來的巨著中找到，這方面零散的觀點只能見諸於他的日記和一些講演的報告中（可參見最近關於熊彼特的傳記「創新的先知」一書）。 在這裡，我想說的是，雖然對中國現有的創新能力的估計使我無法簡單地接受熊彼特當年強調信貸作用所表現出來的超樂觀的判斷，但是，他給了我很多的啟發，至少我認為連續加息，在中國目前的發展階段和我們現在所處的特殊的外部環境約束下，都無法讓它順理「成章」： 首先，打開加息通道並不能阻礙今天歐美寬鬆貨幣政策所加劇的輸入性通脹對中國經濟的負面衝擊作用。加息在抑制負利率問題上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是否能抑制通脹預期還很難判斷。中國今天人均收入落後於發達國家的現狀決定我們投資致富是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而消費能量推動物價上漲的動力是有限的。但是，如果連續加息遏制了市場投資的動力進而影響到經濟增長（人均收入增長的源頭），那麼大眾流動性追求金融財富的願望會更旺。甚至「逗你玩」，「蒜你狠」，「姜死你」等大眾追求財富的投機行為反而會進一步推高沒有真實內需動力所帶來的物價上漲現象。而如果有朝一日這種被金融資本綁架的農產品市場或大宗商品市場的價格泡沫一旦破裂，那麼「貨幣中性」的代價就是讓中國大眾完成原始財富積累的過程變得更長，中國內在的消費動力就會形成得更困難。於是，將來缺乏市場活力的經濟就會給政府帶來更大的負擔；而「刺激經濟」的凱恩斯方式的市場干預又不得不會頻頻出現，而且還會不斷加大力度，這樣長期以往下去，很有可能出現日本現在那樣的財政債務膨脹或昔日拉美通脹高企不下的怪圈。所以，連續加息，不僅不能遏制輸入性的通脹，反而會影響中國大眾財富形成的速度。即使伴隨加息，政府同時用匯率調整來減少外匯占款的壓力，但也無法扭轉中國社會目前所處的發展階段必然帶來的「儲蓄出超」的經濟結構。如果匯率調整不謹慎，還會影響到我們原來市場所積累的有效的致富方式。 第二，打開加息通道，並且像某些專家所建議的那樣採取非對稱加息，從而縮小銀行機構的利差，那麼，銀行的信貸能力和質量都會受到數量控制和收益縮小的雙重打壓，缺乏信貸能力的銀行業對中國這樣一個需要完成原始財富積累（企業投資主導）的國家而言，比起股市來講將產生不可估量的負面作用。儘管企業的融資成本沒有多大的變化，但是銀行靠量補價的做法反而會讓緊縮的貨幣政策失效，而把銀行管死，造成銀行業績下滑，也會嚴重影響到中國經濟的結構轉型和房地產市場泡沫的軟著陸效果。另外，今天處於壟斷地位的銀行業未來轉嫁存款成本的能力不容小視，也就是我們經常講的，銀行業一管就「死」，而一放又會出「亂」的現象。實際上，亂，是因為前面管得太死！亂，卻可能使央行貨幣政策帶來的緊縮效果化為烏有，或者讓中國實體經濟的發展會面臨資金上更大的挑戰。不管怎樣，我們今天還必須認識到，銀行股在中國當前主板市場上所肩負的舉足輕重的「權重」地位，因此，它的業績萎縮會造成中國股市融資能力的整體下降。總之，中國銀行（601988）業當前的主要矛盾是解決競爭力不足和資源配置效率低下的問題，而不是信貸規模增長的高低問題，如果前者的問題解決了，中國經濟的健康增長就足以吸收和抵抗信貸規模增長過快所可能帶來的一時性的通脹問題。如果前者的問題不解決，那麼，連續加息，尤其是非對稱加息，即使暫時性收縮了銀根，但是其信貸收縮的持續效果就會事與願違。 第三，打開加息通道，尤其是金融發展深度比我們強大的發達國家還沒有開通加息渠道的時候，中國承擔的風險不能忽視。雖然從資本賬戶上我們可以不要過於擔心「套息」遊資大量的「侵入」，但是，套息的方式會有多種多樣，比如，中國現在的發展階段決定了我們以投資為主導的內在發展動力，於是，海外遊資綁架中國經濟增長所需要的農產品和大宗商品市場，靠提價搭中國經濟增長的便車賺錢，而在他們眼裡加息只不過是中國經濟過熱的表現而已。除了這種間接式的套息方式以外，那麼，通過經常帳戶（外在形式可能表現為貿易或直接投資的順差加大）和地下渠道進來的熱錢也會讓我們除了「對沖」之外沒有其它更好的應付方式。而對沖的結果就是好壞細胞一起殺。最近，企業間通過各種業務方式進行的信貸運作較為活躍，這也是高息套利的一種表現形式。國內信貸管住了，外匯占款帶來的流動性反而能夠獲得更高的回報。一句話，連續加息，反而會讓外匯占款變得更多，人民幣升值的壓力變得更快。其結果就是讓這些熱錢的預期自我實現。當然，中國經濟下滑了，即使利率再高，基本面不牢靠，熱錢還是會小心謹慎，因為扣除風險後的收益可能會變小。但我們不能以中國經濟下滑作為代價來趕走熱錢！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連續加息，在目前的環境下不是一個有效的做法。 我判斷，中國央行不會通過連續加息的做法來改變市場對通脹的預期，尤其是中國貨幣市場利率和匯率市場化的進程還遠遠沒有結束，中國經濟又處在不斷發展的通道上，若以「雙率」為主導的政策手段作為調節通脹的工具，一定會出現像我上面所闡述的結果那樣，弊多利少。從這個意義上講，今後加息還是會根據負利率程度和市場的承受能力來靈活調整，數量調整還是在中國目前的金融體系的發展狀況下所不得不採用的應對通脹的次優做法。但是，在中國貨幣政策不斷強化調控物價力度的同時，我們不能忽略它對實體經濟產生的負作用！不能出現泡沫被擠了，而中國經濟的市場活力更被擠掉的結局！從這個意義上，我們要考慮以下非貨幣的政策手段和措施：比如，理順中國產品的物流渠道，打破壟斷，將行政管理轉變為充分競爭，讓價格成為供需調整的真實信號。其次，增加國家資源類產品的戰略儲備和多渠道的進貨網點，以抗衡目前國外炒作價格的金融投機行為。另外，中國稅收政策要對企業家和行政高官的收入區別對待，通過鼓勵和扶持企業家的創新行為來吸收市場上被閑置下來的資金，從而阻斷產業資本、社會資本走向金融資本的通道，遏制流動性泛濫所帶來的通脹和資產泡沫現象。最後，在提高政府讓利給企業程度的同時，通過制度安排，也約束企業要將由此帶來的利潤增長還原給勞動者和股民，從而提高他們抗衡暫時性通脹的能力，這一點對有效地推動中國經濟的結構優化乃至調整都顯得非常重要。 作為一個歸納，我想說的是，連續加息（價格導向的貨幣政策），在中國今天投資為主、儲蓄為根的經濟結構約束下，在中國現有的金融體系的發展水平的影響下，不可能簡單地認為只對通脹產生一個明顯的抑制作用（貨幣中性論的觀點），無論是短期還是中長期，它一定會對中國實體經濟產生不可忽視的影響（貨幣非但不是「超中性」，根本就是非中性！），如果這種影響的負作用持續下去，那麼反而會出現在成熟市場不太看到的通脹（預期）惡化的現象。所以，對我們而言，發展就是硬道理！哪怕發展不可或缺的信貸有效的增長暫時寬容了通脹的存在，我們也要堅定不移地相信企業家的創新能力會改變這一切！ 最後，在治理通脹的崎嶇道路上，讓我們和凱恩斯調控「有效需求」的觀點說聲「留步」，和貨幣主義治理通脹的「理想」追求說聲「抱歉」，而和熊彼特的「信貸推動創新」的「有效供給」觀點，我們要大膽地喊出「請跟我來」！ 2011年物價水平仍處於大致可控範圍。關於2011年物價的走勢的預測仍然存在非常顯著的差異，而物價的走勢又會直接影響到對2011年政策力度的把握、政策節奏的選擇，因此客觀判斷2011年的物價走勢仍然是目前最值得關注的焦點。 一種較為普遍的觀點是強調目前市場對可能的通脹壓力估計不足，包括勞動力成本上升帶來的物價壓力、2009年以來貨幣投放迅速增長帶來的物價上漲壓力等，因此對2011年的通脹壓力仍然保持非常高的預期，通脹的超預期必須導致宏觀調控的超力度，從而導致經濟的超波動甚至硬著陸，這種「三超判斷」導致這部分預測者對2011年實體經濟與資本市場的判斷十分悲觀，甚至有人認為2011年的CPI達到10%～20%都是可期的。 與這種悲觀預期相比，通過與歷史經驗進行對比，我們分析這次物價上漲的直接導火索是2010年10、11月份蔬菜價格的大幅上漲所導致，蔬菜價格帶動食品及相關價格上漲，使得市場預期的CPI高點連續後移，並超預期。然而，從中國的糧食和蔬菜價格波動歷史看，蔬菜和食品價格帶動的CPI上漲、及其供應的回復具有明顯的周期性，通常蔬菜的生產周期為3至4個月，生豬豬肉的周期大概在8至11個月，因此，這輪蔬菜價格帶動的物價上漲將逐步在供應恢復之後穩定下來。至於糧食價格，按照歷史經驗，通常在夏糧收割之後，糧價上漲壓力會有所緩和。因此，整體上判斷，2011年的通脹仍然處於大致可控的範圍，目前通脹在很大程度體現的是一種可能性的風險、尚未形成全面的高通脹的現實，而且當前的通脹主要集中在農產品、蔬菜和糧食領域，尚未全面擴散，只要及時採取緊縮措施並加大供應，且2011年上半年如果不再出現大規模的農業災害，則通脹壓力應當不會高於2007年－2008年的水平。2007年－2008年的物價高點，首先是豬肉的供應恢復需要的時間更長，同時2008年一季度恰好碰上了南方雨雪災害推高了蔬菜和糧食價格等。 參照歷史經驗，2008年的高物價是特定因素、多重衝擊的疊加產物，從內外部因素對比，2011年的物價壓力應當小於2008年。 目前來看，市場之所以對2011年的物價壓力保持悲觀預期，一個主要的可比參照是2008年的物價高漲，一些研究者認為2007年、2008年的物價上漲一定程度上代表著中國的CPI中樞位勢已經提高，只不過因為2008年、2009年全球性金融危機的外生衝擊因素，才使得這種高位水平暫時性回落，基於此，2011年甚至未來一段時間內的物價壓力將明顯高於以往。 從歷史水平分析，隨著人口結構的調整，物價的中樞位勢較歷史平均水平會有所上移，畢竟勞動力成本的上漲漸成趨勢，因此，試圖在短時期內通過嚴厲的政策緊縮迅速回到2%～3%的CPI水平可能不太現實，同時也需要關注的是，2007年、2008年的物價水平是特定因素和多重衝擊的疊加所致，因此2008年的水平可能高估了目前的物價中位水平。2007年、2008年物價上漲的直接推手是豬肉價格上漲，豬肉在中國CPI籃子中的權重比較大，豬肉價格進一步傳導到牛肉、羊肉等其它肉類價格，因此，豬肉價格所帶動的直接與間接影響力不小，同時2008年一季度南方雨雪災害的衝擊出現疊加，才出現了8.7%的CPI高點。 因此，參照歷史經驗，2011年的通脹壓力預計會低於2007年、2008年，但高於2004年，因此整體上的政策調整力度可以參照2004年與2007年、2008年的中間狀態來把握。 4%的CPI目標反映了決策者控制通脹預期的決心以及合理引導通脹預期的政策導向。雖然各種預測表明，2011年的CPI會略高於4%，中位數可能在4.5%左右，但決策者為什麼還把2011年的CPI目標定在4%？站在政策研究的角度換位思考，將有助於理解2011年的宏觀政策導向。首先，如果把目標定在5%或者更高的水平，本身也沒有太大問題，畢竟在過去5年中，政策制定的通脹目標有三年是3%、一年4%、一年5%，金磚四國中的其他三個國家的物價水平早已達到5%－10%的區間，因此，即使定在5%，也沒有超過過去5年的最高值，同時在金磚四國中也屬於相對較低的水平；其次，反過來考慮，政策決策之所以選擇定到4%的目標，從市場角度分析，估計一個十分重要的政策意圖在於合理引導通脹預期。客觀評價，2010年下半年物價短期內迅速沖高的一個重要機制就在於通脹預期及其推動的物價上揚。如果市場預期蔬菜與糧價高漲，城市居民就會多買一點，而農民則會選擇少賣一點，然而這一買一賣的微量庫存調整，可能就會產生極大的邊際效果，短期內迅速拉高CPI。再者，實現2011年4%的CPI目標，政策方面仍然存在一定的騰挪空間。大致測算，2011年的翹尾因素約為2個百分點，如果新漲價因素能夠控制在1.5個點，尚可能預留0.5個增長空間用於資源價格調整以及外部可能帶來的輸入型通脹壓力。 整體上比較，2011年宏觀政策力度將會參照經濟增長的波動趨勢、CPI水平、海內外低利率金融市場條件以及成熟國家的經濟復甦程度等相機抉擇，動態調整。 首先，4%的CPI既定目標意味著2011年1季度的調整壓力會非常大，這種壓力可能會持續到2季度，原因在於2011年上半年的翹尾因素明顯大於下半年，特別是1月和6月份會超過3%，適當增加一個新漲價因素，上半年的部分月份CPI就很容易達到5%，甚至會接近6%，在已經明確年度物價目標是4%的條件下，這種明顯超過物價目標的物價走勢就可能會形成較強的政策調整壓力，同時加大蔬菜和糧食的供應。貨幣政策進行相應的緊縮，重點就是抑制通脹預期，防止物價上漲從蔬菜和食品全面擴散到其他商品。 其次，基於2011年物價「前高後低」的基本判斷，2011年一季度很可能將會是政策調整與出台的密集時期。政策出台節奏會呈現一個標準式的動作，我們稱之為「三率齊發」：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利率與匯率。不僅如此，對部分投機性較強的產品的物價的行政管制，以及適度的資本管制（特別是在加息和升值時配套使用）也將成為輔助性工具。 同時，從2010年底的宏觀政策緊縮節奏看，與實體經濟的強勁復甦以及較強的物價上升壓力看，實際緊縮力度是偏松的，這使得市場可能會猜測，宏觀緊縮力度會滯後於實體經濟的波動以及物價的走勢，那麼，還有一種可能就是在上半年的物價高點接連出現之後，開始全面啟動嚴厲的政策緊縮。採取兩種不同的政策操作節奏，對資本市場的衝擊存在很大的差異。 再者，如果進一步考慮到政策實施的節奏與政策工具的謹慎選擇，低利率水平也將成為一個重要的參考指標。整體上外部的低利率水平一直是制約國內政策工具選擇的核心因素之一，而且這種因素短期內也難以改變。即使考慮到如果2011年下半年美國經濟會恢復到3%的GDP增速，刺激政策選擇退出與加息，預計也僅能輕微改變目前的低利率水平，即從目前的0～0.25%上升到0.25%～0.5%或者稍高一點，但是與歷史高位相比，依然是處於極低的水平。因此，在低利率條件尚未改變的情形下，政策組合的備選工具中，優先使用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的可能性最高，央票的運用、以及貸款投放的窗口指導等都是常用的數量型工具。相應的，利率工具的使用仍會非常謹慎，即使加息，次數也會相對有限。在這種條件下，匯率政策的作用會凸顯出來，無論是從抑制通脹預期，還是減少內外失衡的角度看，2011年匯率調整的空間預計會高於2010年。（巴曙松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中國銀行業協會首席經濟學家，金融時報專家組成員） 中國超過日本的偉大意義是什麼 2011-02-15 11:20:51 葉楚華/文 今天的消息，中國正式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去年中國「非正式」超過日本時，國內更多的是反省和貶低，歡呼很少。太多的人看淡中國的前程，也不了解這個事件有什麼樣的偉大意義。 其實這件事情的最偉大的意義非常簡單，兩個字：廣告。排名第三第四第五都不足以產生巨大的廣告效應，排名第一第二，絕對的在世界範圍內產生震撼。 這個排名將為中國崛起於世界做一次極具震撼性的廣告，讓一切對中國有好感的國家更加投靠中國，讓那些左右搖擺的國家開始感受中國的力量。這就是排名第二的廣告效應。不要小看這個效應，現代經濟是走入人類心靈世界的經濟，誰能震撼人的心靈，誰就領導當今世界經濟。怎麼能說中國經濟總量成為世界第二沒有意義呢？ 用不了五年中國將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到那時，這個廣告效應將更為震撼，將有更多的力量來投靠中國，為中國服務。這個廣告效應將促使中國以極大的加速度爆炸式發展，用不了多久就能在人均上超越美國。中國的產能已經是歐美日的總和，中國只要想辦法把自己生產的財富為自己所有，短期內在國民富足程度上超越美國完全沒問題。至於如何做到這一點，我的書《中國超過美國還要多少年》以及《站在郎咸平的肩上看中國經濟》、廖子光先生的《金融戰爭——如何突破美元霸權》等書都有非常具體的設想和論述，絕對靠譜。 各位一定要認清當今美國的實質，美國從1973年開始已經逐漸採取空殼化經濟戰略，即實施印錢購物空殼經濟，靠美元來白白獲得別國的實際產品和財富，到了1990年代，美國完全實現了空殼化。本土保留高科技、航空航天、汽車、金融、娛樂業、農產品等少數產業，生活所需百分之九十九從國外買入，實質是用廢紙美元白白獲得。試問各國為何認可毫無保證、不可在美國兌現為財富的美元呢？很簡單，一是歷史傳承，二是美國gdp世界第一以及上述產業排名世界第一的的廣告效應。有了這種廣告效應，世界各國都像傻子一樣認為美元仍然是有價值的。世界各國積累越來越多的美元儲備，以這樣的速度中國要不了六年，就會達到10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美國印錢購物陰謀將在中國日本等傻子的配合下持續一萬年。中國人世代為奴，美國人世代不勞而獲。必須想辦法終結這個悲劇。 中國要學會玩虛的，要知道心靈的力量多麼巨大，要挑戰美國的國際話語權，要影響世界的輿論。要好好利用這次gdp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的廣告效應。 拿我的稅款去幹什麼 2011-02-15 11:16:30 茅於軾/文 我們每個人都在交稅。打電話，點電燈，在超市買東西都要交稅。我們交的稅成為政府開支。政府拿我們的稅錢去幹什麼應該得到我們的同意。不過老百姓的意見不容易集中，對政府的監督也就變得很困難。比如講，有些政府開支我不同意，可是有人同意。到底這筆錢該不該用就無法決定了。下面我想表達一下哪些錢我會同意去用，哪些錢我不同意去用。 維持公共治安，有警察來保我們的安全。小偷偷了我的東西能向警察局報案，有警察來幫助破案。這筆錢我願意花。 道路，路燈，十字路口的紅綠燈，花錢用於這些設施的投資和運作，這筆錢我也願意花。 為了城市美觀，晚上點亮許多景觀燈，把城市裝飾的很美，要用許多電，這筆錢我也可以同意花。但是不要太過頭。終究我們還是一個窮國，還有許多貧困同胞。在別處省一點，在他們身上多花點錢更合理。 為了糾正貧富差距，向我徵收個人收入調節稅，這筆稅款我也願意交。 拿我的稅錢去修地鐵，降低地鐵的票價，補貼坐地鐵的人，這筆稅錢我也同意花。因為坐地鐵的人都是一般群眾，他們的收入比較低，得到一點補貼並非不合理。同樣地，對公交車補貼也是合理的。當然，也有人認為補貼不必要，該花多少錢就出多少錢，各人負擔自己的那一部分，這樣更公平。這是兩種不同的公平觀。 拿我交的稅錢去補貼富人，我當然不願意。可是這種補貼到處可見。比如我國讀大學的學費只夠大學成本的三分之一，其餘的三分之二靠稅款補貼。大學生中貧困生的比例並不高，高收入者同樣享受政府補貼。所以我主張提高大學學費，同時給貧困生較多的助學金。又如我國家用電的電費也是補貼的，富人用電更多，享受的補貼也多，這就很不合理。嚴格講，我國各大城市修的環城高速，只許小汽車走，主要是為富人服務的。用大家的稅款修這些路是否合理是可以討論的。更合理的辦法是用路收費，拿所收的費去修高速路。福利國家就是人人有份。我國還是一個窮國，做不了福利國家。學福利國家沒學像，反而拿大家的稅款去補貼了富人，擴大了貧富差距。 拿我的稅錢修經濟適用房，便宜賣給中低收入（事實上是中高收入的，有幾十萬能首付買房的人不能算是中低收入）的群眾，我就不願意。能夠買得起經濟適用房的人不是最窮的人。如果拿我的稅錢幫助最窮的人，我完全願意。但是補貼中低收入者，我認為不合理。更何況經濟適用房的分配中還發生了那麼多的腐敗，我更不願意了。 拿我的錢去造航空母艦，我不願意。我主張全世界各國都要裁軍。我反對軍備競賽。軍備上的錢花得最沒有意義。不但武器本身要花錢，萬一這些武器真用起來還要造成生命財產的損失。各國人民都應該監督自己的政府減少軍費，而不是鼓勵政府花錢在軍備上。尤其是對那些軍火商（美國，俄國，中國，法國是全球幾個大軍火出口國，都有許多軍火商），靠軍備賺不義之財，要對他們保持警惕。我主張全球均勻裁軍。這是各國政府的任務，更是各國人民的任務。可惜的是只有最有遠見卓識的政治家才有裁軍的理想，一般的政治家都傾向於擴軍。 我最不願意出的錢是僱傭一批人來限制我的權利和自由。今年（2010年）12月1日我應邀去新加坡開國際會議，討論喜馬拉雅山流域開發的國際合作，是一個民間學者之間的討論會。沒想到在機場邊檢被阻擋，說是會危害國家安全。真是笑話之極。我去開國際會議跟國家安全有什麼關係？我想，全中國不會有任何一個人會同意雇一批人來限制自己的自由。前面說的許多種花稅款的方法，我的意見不見得都和別人一樣。比如造航空母艦，確實有些人是同意的。但是僱人來限制自已的自由，絕不會有任何中國人會同意。這樣花百姓的稅款是完全錯誤的。毫無疑問，政府應該立刻解散這些限制百姓權力的機構，遣散那裡的員工，讓他們去干別的事。 中國房地產市場偏離市場經濟越來越遠，經濟規律已經被「宏觀調控」支配的顏面盡失。諸如不準買賣，不準貸款，悍然加息和上調準備金來遏制需求而不是增加供給，出台爭論紛紛的房產稅，整個市場已經陷入了存在的悖論之中。 媒體報道說，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15日在中國證券報獨家發布的報告表示，住建部已經初步擬定了第三批執行「限購令」的城市名單，未來房地產調控政策將進一步細化。報告認為，為貫徹落實穩健貨幣政策，央行年內很可能繼續加息和上調準備金率。 央行貨幣政策誤判形勢，從去年一開始就企圖以緊縮貨幣政策對付信貸畸形和成本推動型的物價上漲。但是，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都意識到：當前最應當做的不是加息繼續增加成本，不是上調準備金以堵死中小企業的活路，而最應當對於當前畸形的貸款制度，予以糾正，徹底斷絕炒房、炒地皮和炒股以及炒作物價的資金源頭。對待物價上漲問題，緊縮貨幣政策，只能從壓制需求角度來掩蓋問題，實際上屬於皮球越拍越高。最應當動用的「財政政策」，即促使增加供給做法，才能解決當前物價上漲和房價上漲的難題。 我們多次以日本的衰落，告誡不要大搞緊縮貨幣政策，這會致使中國經濟全面失衡和樓市崩潰。然而，從升值、加息、加稅，都是在推高房價成本和物價成本，都企圖以高價格來遏制需求和轉移財富，走得道路和日本捅破泡沫一模一樣的道路。值得欣慰的是，越來越多的學者們和官員們，已經意識到，靠緊縮貨幣政策而不去修正信貸政策和管好印鈔機，是多麼荒唐的事情。 限購能夠解決老百姓住房問題嗎？如果不是稀缺的東西，你願意去囤積獲取差價嗎？顯然，限購這種不準買賣的行政行為，是一種短視而且危害極大的行為。行政權力又自己提議出台房產稅，自己通過，然後自己徵稅，這對於權力的守法性和看夜人角色，已經造成了巨大的破壞力。事實上，房產稅本身並不能增加一絲一毫的住房，只能增加百姓住房成本。還有貸款制度，嚴格限制給房地產企業貸款，表面嚴厲的措施，只會導致大量的中小民營企業喪失競爭力，因為有官方背景的企業或者其他行業的企業，是不在意這些限制的，他們有各種途徑進行輸血，你也限制不住他們貸款炒地皮和炒房子。 越多的行政干預，導致越多的權力尋租。行政門檻的提高，在某種程度上，是為官員們提供更多尋租的借口和工具。市場逐步被侵蝕，宏觀調控越來越難。原因不在於市場抗藥性，而是在於權力在自我阻止，形成內耗。 限購令不僅違背了市場規律，還給權力隨意干涉市場開了不好的頭，讓人對於權力邊界有多大產生懷疑。市場的存在在於消除信息的不對稱和不確定性，但是，當前權力忽左忽右的行為，已經市場參與者無所適從，形成內阻，浪費國力和財力。人們之所以對房產稅失望，原因在於房產稅在法理上存在嚴重的邏輯漏洞，竟然還有寵物們為之詭辯，權力自己提出方案自己通過自己受益，以改革之名，做不守法則的事情，反對違法出台房產稅者，被扣上利益集團的名聲。這就為權力隨意收稅打開方便之門，合法做事，以法治國的理念已經被損害。 為什麼中國多次對房地產大搞宏觀調控，形成越調越高的局面，這如同黃河一樣。如果你僅僅去築堤壩，而不去減少泥沙，那麼，只能讓堤壩越築越高。清河之策在於保持上游水土的生態環境，如此，才是解決地上懸河之道。否則，宏觀調控只能讓房價這個堤壩，越築越高，一旦崩裂，人為魚鱉的悲劇就會發生。一味地打壓需求沒用，我們的宏觀調控，應當著力於增加商品房住房和保障房住房，這樣才能從根本上消除房產稀缺性導致的供需失衡，改革信貸政策，斬斷大國企和身份投機者們炒作物價賺取差價充當利潤的惡行，相信我們的房地產調控，會有成效。 對於土地出讓金，允許七十年分期付款，是解決高地價的一個主要途徑，減少稅費等成本，是解決房市泡沫的基礎，減少信貸畸形，是消除房價短期暴漲的根本。如此，高房價才能有救，生民才能既有改善住房的機遇，又有財富不被縮水的可能。走偏道路，前有日本覆轍，後有美國的泥潭，教訓如在昨日，豈能無視呢？ 民工荒是大好事 2011-02-16 14:31:38 葉檀/文 民工荒是好現象，說明中國產業正在轉移，說明目前對民工極端不利的惡劣環境有了改變的希望，說明前兩代民工無法受到教育、代際傳遞的貧窮有可能得到扭轉。 民工荒是產業轉移的正常現象，目前這輪的產業轉移主要在中國進行，中低端製造業從東部轉移到中西部是大勢所趨，是全球戰略轉移的成果，可以形象地稱之為「將工廠開到家門口」。2010年全球最大、效率最高的代工企業富士康的大搬遷就是象徵性事件。 東部地區與西部搶奪民工是發展怠惰的表現，在過去的十幾年時間裡東部延海地區一直在重複國外訂單多了搶民工、訂單少了趕民工的戲碼，演得太頻繁了，也該歇歇了，否則中國經濟都將在惡性循環中被拖垮。 此次媒體報道，廣東省外經貿廳最近的出口訂單問卷調查顯示，有48.7%的企業反映目前在手的2010年出口訂單較2009年同期有所增長。最近兩個月廣東出口持續正增長，特別是去年12月份，廣東省出口399.7億美元，同比增長23.5%。難道廣東又要回到三來一補的老路上去？廣東沿海的居民又要靠出租房心安理得地坐享其成，等待下一次經濟危機將成果席捲一空？ 東部沿海地區雖然形成了完整的產業鏈，卻未能創造出完整的內需市場，未能培育成兩三代中產階層技術工人，未能使中國的貧富差距得到扭轉。這並不是沿海地區的錯，卻說明沿海地區與固有僵化治理模式下的粘著性，使中國經濟走入陷阱。 西部地區發展製造業是拉平地區差距、形成產業技術工人的最後指望，通過中西部地區的發展，中國各地的薪酬與福利基本持平，而後實現全國範圍的社會保障一體化，推動行政等體制的大變革。 東部沿海地區的代工經濟是沒有前途的，中國不能再拼血汗、拼廉價資源，必須有自己的品牌、自己的創新經濟，而東部沿海地區以往的出口積累為品牌與創新打下的基礎。此時，東部地區需要的是新的篳路藍縷的勇氣，而不是在出口訂單略有好轉後希望在代工的溫床上多賴一時是一時。 拼人力資源的吃苦耐勞，東部拼不過中西部；拼土地等市場資源的廉價，東部拼不過中西部。但是東部有更新的觀念、更深厚的市場、更多的積累，因此，中國產業升級仰賴於東部企業家的打拚，實業家與資本家的攜手。 全球市場存在區位間的優勢資源，中國國內同樣存在，東部與西部的秉賦不同，卻同樣在低端製造中謀生、搶奪民工，實在是中國經濟的悲劇。希望這只是暫時現象。 幸運的是，越來越多的東部企業、政府與科研機構開始變身，他們向高中端的製造業邁進，在機械製造等方面取得了長足進展，但這遠遠不夠，物聯網等領域遠未成為真正的市場贏利焦點，還在概念的來回撥弄。如果東部地區出現了中國本土認可的高端品牌，甚至全球認可的品牌，他們將忘記搶奪民工，而致力於更生與創新，到時候，再為東部地區的企業家鼓掌。 讓民工背井離鄉、過軍營生活，在一年的時間裡與家人完全隔絕，如工蜂般跰手工作，技術的長進可以忽略不計，外匯儲備超出需要畸形大幅上升，說明中國內部經濟結構惡化。 民工荒的到來，代表東部地區這樣的代工經濟模式過去了，說明民工離正常的產業工人距離近了一小步，這實在是件大好事，有什麼必要扼腕嘆息。如果五年後東西部還在爭奪民工，那時嘆息不遲。 中國的GDP已經超越日本成為了世界第二，中國也成為了美國最大的債權國，手握8916億美元的美國國債，還有接近3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從表面上看，中國已經富得流油了，但是老百姓普遍沒有富裕的感覺，於是不少人戲稱GDP為「雞的屁」，因為他們覺得GDP再怎麼飆升，和自己似乎也沒什麼關係。自然而然的，我們會問到一個問題，僅僅從財務報表上看，中國似乎是非常的富裕，那麼這些數字到底是不是真正的財富呢？ 先讓我們從一個寓言故事來入手。 話說有兩個小島，一個叫驢島，一個叫豬島。 驢島的人非常之勤勞，每個人天天都在幹活，生產了大量的糧食，有趣的是這些人還非常的節儉，這些糧食自己都不捨得吃，反而都存起來，並且運往豬島，送給豬島的人吃。 豬島的人正相反，他們向來大手大腳，有錢就花，沒錢就借錢花。自己生產的東西滿足不了自己的消費，那就從驢島進口。豬島每個人的儲蓄率不僅是零，還是負數。反正虱多不癢，債多不愁，他們可不在乎。 就這樣，驢島的人用船滿載著糧食，運往豬島，然後空船返回驢島。豬島居民收到糧食之後就交一些綠色紙片給驢島居民，證明自己確實收到了貨。日子就這樣一天天的過下去，大家都覺得這就是生活，沒什麼不妥的。 但這時候突然發生了一件事，豬島遭遇了地震，整個島都沉下海底，簡單地說，豬島從地球上消失了。此時驢島的國王慌了，他並不擔心驢島也遭遇地震，他擔心的是以往的這套運作模式被打破了，接下來該怎麼辦？ 驢島的國王問大臣該怎麼辦？一個最聰明的大臣說：立刻封鎖消息，不要告訴老百姓豬島已經消失，然後一切都照舊。驢島還是照常的將空船裝滿糧食，然後駛出碼頭，運往豬島所在海域。接下來發生的事情令船員大為震驚，因為船長下令將糧食全部傾倒在大海中。等船員倒完糧食，他們又像往常一樣開回驢島，驢島的印刷廠印了一點綠紙片發給老百姓。就這樣，豬島已經消失的事實竟然在驢島被瞞了好多年。 驢島的國王忍不住問那位最聰明的大臣，這一切到底是怎麼做到的。大臣說：很簡單。我們生產的糧食運到豬島去，這些糧食到底是被人吃掉了，還是倒入了大海，這對我們而言沒有任何區別。因為我們的目的是獲取那些綠色的紙片。既然是這樣的話，豬島是不是存在對我們也沒有區別，所以我們將糧食倒入大海是不會被人看出破綻的。 國王想了想，說：那為什麼不把這些糧食送給窮苦的驢島老百姓呢？ 大臣聽完立刻說道：那可不行！如果你將糧食免費送給老百姓，就會讓老百姓養成不勞而獲的惡習，一旦他們知道原來不幹活少幹活也可以活的這麼好，誰還會賣力幹活呢？如果老百姓都不賣力幹活了，那這世道就變了呀。 —————————————————— 上面這個寓言很是荒誕，但是現實的荒誕並不亞於此。先讓我們來看一組數據：去年全國五項社會保險基金總支出大約是1.4萬億；與此同時，我們目前擁有28473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合18萬億人民幣，這是社保支出的12.8倍。如果用驢島和豬島的例子來說的話，驢島送給豬島的糧食，足夠自己人吃上12.8年。 現在我們再來做一個思維體操，中國人將衣服、褲子、箱包、玩具、手機裝上集裝箱貨船運往美國，但是在中途政府下令，將這些貨物全部傾倒在太平洋（601099）里，不過這筆壞賬記在央行的資產負債表之中，央行再發行相對應的人民幣給出口企業。此時你會發現，美國人是不是消費我們的商品已經無關緊要了，因為出口企業已經賺到了錢。而你的鞋子是給美國人穿了，還是躺在太平洋底，對你而言沒有任何區別。 你可能會說，區別當然是有的，賣給美國人的話，央行會有一筆美元收入；倒入太平洋的話，央行要記一筆壞賬。但我認為你的巨量美元儲備，同壞賬的區別並不大，因為你永遠不可能將這筆錢花完。 我們再來考慮另一種情況，這些商品不再倒入太平洋，而是給中國老百姓使用。你可能會說，中國的老百姓沒錢買，那沒關係，央行印刷人民幣給老百姓來買。此時企業也拿到了錢，老百姓得到了商品改善了生活，央行的資產負債表上多了一筆賬，這筆賬是針對中國人自己的支出。我想，這樣一來人人都會擁護政府的政策好！ 美國人在印錢消費，我們也在印錢，但兩者有本質的區別，美國人印錢的結果是換到了全世界的商品，中國人印錢的結果是商品運到了美國。所以美國不會有通脹，通脹都留在這了中國。但如果我們印錢給自己人消費，那麼形勢就完全得到了逆轉。但是，那些經濟學家會告訴你這不可行，因為他們的教科書上沒提到可以這麼做。所以整個荒誕的故事還會繼續進行下去。 轉載請註明文章出自《老端的觀點》，媒體聯繫wavow.duan[AT]gmail.com，謝謝 對於本文您有任何的意見或疑問，歡迎在下面留言區一同討論。 長期實際利率上升倒逼美國加息窗口提前 2011-02-17 13:31:30 張茉楠/文 近期美國國債收益率曲線變得極為陡峭，美國國債收益率曲線上行到底暗示了什麼信號值得高度關注。在美國大的貨幣周期中，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與聯邦基金利率走勢大體一致，二者走向雖然不同步，但卻是同向的，因此分析美國國債收益率，尤其是債券收益率曲線的趨勢變化對我們預判美國利率走勢有非常好的導向作用。 理論上講，債券收益率曲線的形狀可以反映出當時長、短期利率水平之間的關係，它是市場對當前經濟狀況的判斷及對未來經濟走勢預期的結果。一般而言，債券收益率曲線通常是一個有一定角度的正向曲線，即長期利率應在相當程度上高於短期利率。這是由投資者的流動性偏好引起的，由於期限短的債券其流動性要好於期限長的債券，作為流動性較差的補償，期限長的債券收益率也就要高於期限短的收益率，因此實際長期利率也就等於借貸成本加上風險升水。 近年來，美聯儲在與債券收益率曲線的賽跑中，似乎從未勝出過。格林斯潘自2004年夏季開始，連續調升聯邦基金利率，但長期債券收益率不升反降，這種現象被當時無奈的格氏稱為「收益率曲線未解之謎」。而伯南克依舊沒有勝過，美聯儲第二輪購買國債方案出台，美國國債收益率不降反升，導致收益率曲線陡峭化，較長期美債收益率走高的速度，明顯快於較短期美債的收益率，美國2、30年期國債收益率率差一度創下4.02個百分點的歷史高點的水平（過去10年間收益率差平均僅為2.07個百分點）。 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是全球經濟和金融市場的風向標。近期10年期國債收益率飆升不僅折射美國經濟溫和復甦前景良好外，也暗含著市場對於一些不可預知的新風險的擔憂： 一是財政赤字惡化、國債觸及紅線引發對債務問題提前到來的擔憂。美國聯邦政府債務已處於約14萬億美元的歷史高位，並仍在不斷攀升，目前債務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為66%。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計，到2015年美國聯邦政府債務佔GDP的比例將進一步升至85%。特別是美國新的減稅計劃，進一步點燃了國債市場對於預算赤字的擔憂，穆迪甚至警告要調降美國的「AAA」主權信用評級，這是導致近期美國國債收益率出現大幅飆升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是全球通脹來臨強化了美國通脹預期向通脹轉化的可能。美聯儲兌現第二輪量化寬鬆政策後，糧價、油價、金價等大宗商品價格均大幅上漲，輸入性通脹壓力達到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的高點。聯合國糧農組織指出，該組織的農產品價格基準指數大幅上漲，創下名義新高，超過了2007至2008年糧食危機時的水平。在大宗商品價格大漲的推動下，去年12月美國消費者價格指數（CPI）環比增幅創下自2009年6月以來的新高，讓市場開始擔憂美國長期的通脹風險。 三是廉價資本時代恐將過去，全球將進入一個利率上升的拐點。從短期看，為管理通脹及通脹預期，主要新興經濟體已經開始收緊貨幣政策，以「量化緊縮」對抗「量化寬鬆」。截至目前，印度2010年經過7次加息，已累計將回購利率上調1.75個百分點，達到6.50%。巴西央行從今年4月起已累計加息200個基點，目前基準利率已高達10.75%，中國也連續六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並在四季度讓加息的「靴子」落地，就連歐洲中央銀行也警告通貨膨脹風險，暗示可能採取加息舉措，使過去三年間的寬鬆貨幣政策回歸常態。 而從長期看，全球都可能普遍進入利率上行通道。國際諮詢公司麥肯錫最近發布一份名為《告別廉價資本時代：迎接全球實際利率上升》的報告認為全球的長期利率正在上升，其理由是全球結構正在發生變化。事實上，目前全球利率仍處於低位，包括發達經濟體經濟疲軟、高負債居民信貸需求低迷、以及央行普遍執行刺激性貨幣政策。許多人因此認為，低利率已成為常態，然而，低利率環境很可能會在幾年內結束。過去幾十年中壓低利率的全球儲蓄與投資長期趨勢將發生逆轉。其首要原因在於，發展中國家正處於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投資熱潮之中；另一方面，人口老齡化和中國的啟動內需戰略將遏制全球儲蓄的增長。因此，世界可能即將進入投資需求大於儲蓄意願的新時代，這種局面將推動實際利率上升。 美國無疑正邁向長期利率上升的通道，儘管伯南克一再強調美國經濟復甦還不足以提供美國就業市場持續改善的動力，量化寬鬆政策還將繼續，估計本輪利率及貨幣政策決議，不會馬上啟動加息進程，但未來真實的利率不是美聯儲決定的，而是市場對美國經濟復甦前景、未來通貨膨脹形勢及政府償債能力等因素綜合決定的，實際利率的升高會對美聯短期聯邦利率形成倒逼機制，美聯儲貨幣政策調整的時間窗口很可能比我們預想的更近一些，而一旦美國貨幣政策調整，全球金融市場恐將出現新一輪動蕩。 請國家統計局公開CPI權重以解民惑 2011-02-17 11:53:37 葉檀/文 統計局要徹底樹立公開透明的形象，擺脫以往的曖昧不明的形象，惟一的辦法就是公平再公平、透明再透明。 人們對誠信的渴求、市場經濟對準確的經濟數據的要求，兩股吶喊合流，使國家統計局一次次站在風口浪尖。 最新事件是今年1月的CPI數據與改革房地產統計辦法，1月份CPI數據低於市場預期，恰與CPI統計基期與權重的時間點重疊，使人們質疑統計局有意調低了CPI。 面對CPI質疑，國家統計局以答記者問的形式詳述統計權重調整前後的統計數據，以證明統計局的科學與公正。這當然是進步，但僅止於此不足以重建統計局的專業與公開形象，如果統計局不公平核心的關鍵的數據，人們對統計局的質疑沒有停止今後也不會停止。 到目前為止，CPI權重構成是個秘密，人們只能從經驗數據從統計局的隻言片語中進行推斷，即便中國一流的宏觀分析師也是如此，如有分析師與學者利用2001年1月至2006年2月的月度數據對CPI指數的構成進行的經驗分析，結果顯示，我們估計的分類商品的權重與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04年的權重基本一致。 我國的CPI的統計構成有8大類，共263個基本分類，約700種商品和服務項目。各個類別佔CPI的權重根據13萬戶的居民消費實際調查得出。各類價格乘以權重，最終加權得出全國的CPI數據。CPI各類商品的權重與分類價格指數直接決定了CPI指數的總體水平。 恰恰是在具體權重方面有關部門諱莫如深，統計局不厭其煩公布了1月CPI權重的調整比例，居住提高4.22個百分點，食品降低2.21個百分點，煙酒降低0.51個百分點，衣著降低0.49個百分點，家庭設備用品及服務降低0.36個百分點，醫療保健和個人用品降低0.36個百分點，交通和通信降低0.05個百分點，娛樂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務降低0.25個百分點——我們要追問的是，交通與通信原有的比例是多少，每個月是否根據消費情況進行了微調。此次調整是否在2005年的基數上進行了調整，還是以2010年的基數進行了調整，虛擬房租是否用現價房租代替？很遺憾，所有這些關鍵細節付之厥如，如果這些細節不公布，即便統計局寫了數篇文章辯誣，恐怕也無濟無事。 筆者查看相關統計人士撰寫的文章，各種模式、函數不一而足，但為什麼在關鍵的數據上卻如此吝嗇，這是國家機密嗎？注重經濟安全的發達國家同樣會把關鍵的細節數據公諸於天下。 國家統計局力圖改革，但改革得並不徹底，他們採取公關的手段應對質疑，而沒有政府信息公開意識，如此改革在信息時代與知識時代會越來越被動。國家政府部門不應該跟著低劣的企業學習，以為靠公關可以矯正形象，天下嘵嘵之口不可能全部堵塞。 作為另一個改革的樣本，我國《住宅銷售價格統計調查方案》（以下簡稱《新方案》）已於今年1月起開始實施，2月16日公布《新方案》，18日將發布依據《新方案》統計的1月份房價數據。 新方案有了長足了進步，最大的亮點在於直轄市、省會城市、自治區首府城市（不含拉薩市）、計劃單列市等35個城市新建住宅銷售價格、面積、金額等資料直接採用當地房地產管理部門的網簽數據，不再另作調查。這就杜絕了一半被調查城市開發商數據弄虛作假的可能性，今後大概不太可能鬧出2009年「2009年全年70大中城市房價上漲1.5%」的笑話，這種數據對於統計局的公信力有致命傷害。 對於二手住宅銷售價格，採用重點調查與典型調查相結合的非全面調查法，按照房地產經紀機構上報、房地產管理部門提供與調查員實地采價相結合的方式收集基礎數據。讓人疑惑的是，二手住宅成交同樣需要通過房地產部門的網路，能否與一手房市場一樣採用網簽數據以保障真實性？ 另一個保障真實性的辦法就是，將調查所得的關鍵樓盤每月成交價格公諸於眾，如此既便於大眾監管，也可以形成特定樓盤的長期價格指數。荷蘭阿姆斯特丹可以王子運河兩岸的房價能夠連續350記錄不輟，我們理該學習這樣的先進經驗，以使中國的經濟發展與政策制訂不再盲人摸象。 統計數據是宏觀經濟發展之眼，左右著未來的預期，左右著資本與貨幣市場的價格，人們對於統計局的苛求，正是中國市場經濟發展的強烈內在動力。 註：老說統計，是因為數據太重要。 統計局有進步，但未深入核心領域。筆者支持漸進式改革，但每一步必須紮實有效。 信息的公開與嚴守規則是進步的基石。否則24歲擔任大學副院長的咄咄怪事還會發生，中國會走入血親氏族社會。 有朋友說，以前支持高鐵，怎麼變了？沒有變，高鐵應該建，但帳務應該有人管，這是財政公開財政制約，兩回事。 祝朋友們嘉節祥和快樂。 央視《財經論劍》創業板篇錄製，把問題集中在創業板的三高，即高股價、高市盈率、高募集資問題。我把相關問題完整的思考記錄於此，遂成此文。 創業板的發行市盈率節節攀高，風險積聚是否已到極致？這其實還很難說。前一段市場不好，新股紛紛破發。但過一段市場好了，新股高價發行可能還會受到追捧。這樣的情況已不是一次出現。中國股市炒小炒新曆來就有傳統。所以，新股發行制度改革之前，我就寫文章說過，如果真搞市場化發行，估計新推出的創業板上的微型股，股價可到百倍市盈率的極致（2009年5月27日《中國證券報》「新股發行體制改革的幾個核心問題」）。所以，今天創業板的三高一點也不奇怪。這是中國扭曲的股價結構和投機炒作的股市文化的必然產物。所以我當時從保護改革出發，提出如果創業板發行市場化改革一步到位，改革會承受過大的壓力，甚至導致改革夭折。因而主張改革的步子是否可以穩健一些。 現在創業板的三高果真出來了，許多好心的建議者說，創業板三高把財富過於集中在這部分幸運上市的公司。最好是平分一下，讓同樣這些錢使更多得多的企業上市。這個出發點不能說不好，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並不可能做到。因為要做到這一點最簡單的辦法就是恢復20倍市盈率的行政定價，這樣不論企業質量好壞，市場認同度多高，平均主義分配，大家誰也別想多拿錢。不過這樣市場價格發現的功能就被封殺了。而且微型股上市首日肯定暴漲好多倍，其得益者是一級市場上的中籤認購者，二級市場上的投資者風險更成倍增大。因為市場化發行價格雖高，好賴錢都進了上市公司，二級市場投資者買的股還算足金足兩。如果錢的大頭被認購者卷跑了，二級市場上的股水分就更大了。 有人說，我們並不希望回到固定市盈率的行政定價，只是要求市場化定價基礎上，限制上市公司的資金籌集量，不準超募。其實這也是行不通的。因為在市場化定價條件下，要限制超募，只能減少上市公司股票發行量。但這樣一來，一家公司可能只要發行幾百萬股就已達到募集資金額度，其公開發行流通股的比例就會很低，根本達不到《證券法》必須有25%公眾股的基本規定。更不用說由於發行量極小，股價更容易被操縱抬高和炒作。因此，固定募集資金量、市場化定價和最低公眾持股比例，是一個不可能三角。 另一種觀點是說三高的關健是審批制，如果改變審批註冊制，讓更多的企業更便捷的上市，就可以惠及更多的企業，又解決三高問題。這個建議聽上去似乎很有道理，因而也得到了許多人包括部分資本市場上活躍的學者和評論家的力挺，實際上這在邏輯上和操作上都不成立。首先，主板市場上從來都是審批制，為什麼大盤股沒有三高呢？其次，從發行數量上來說，大盤股一年也發不了幾家，定價並不高，小盤股一個星期上好多家，數量供應上要大幾十倍，說明定價還不簡單是數量決定的。其實現在創業板公司上市的速度並不慢，很多人已經埋怨上的過多過快，若靠取消審批，降低門檻，放手讓公司上市來最終壓低創業板股價，估計不上來個千家以上的公司根本不會見效。況且按現行創業板規定，達到註冊上市門檻的企業全國至少以萬家計。中國證券市場發展了20年只不過才有不足2000家上市公司。這上萬家企業不須審批全部自己註冊上市根本不現實。取消審批，把寶押在保薦人身上，讓中介機構去把關、去和企業交易、勾兌就真能讓人放心嗎？從審核制向註冊制過度是個方向，但顯然不可能一蹴而就。有人說不要擔心取消上市審批後上市公司數量的膨脹，可以讓投資人和市場自己去篩選鑒別和優勝劣汰。這不能不說太過不負責任的建議。因為成千上萬家企業無需審批上市的股市擴容大躍進，必然造成中國股市泥沙俱下，質量劇降和評價體系混亂。這種用門板硬夾來治駝背的辦法是不能隨便實踐的。我相信也不會得到多數投資者的贊同。 怎樣看待新股破發？破發本來肯定是好事，是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表現。新股全不破發，意味著無論多高的發行價，捧場認購的人都賺錢，這樣發行價自然越捧越高。因為賺錢是硬道理，打新者自然樂此不彼。上市破發特別是首日破發使打新不能賺錢反而賠錢，盲目打新捧場賺錢的人才會退縮，打新的人少了，新股定價太高才發不出去，這樣倒逼發行價下降，這就是市場機制正常發揮作用的過程。如果真出現因定價過高認購不足而導致發行中止和失敗，那對發行定價過高的威懾作用會更大。在國際成熟市場上，人們之所以不會盲目打新，就是因為新股可能破發，沒人能保證打新股賺錢，所以根本沒有象中國專事認購的打新基金、打新理財產品。市場經濟最基本的規律就是收益必然與風險對應。所以，新股破發常態化才是證券市場走向成熟的標誌。 目前的詢價機制改革和擬義中的新股存量發行等措施能解決創業板的三高嗎？恐怕不能。詢價機制確有改進的餘地，但它不是問題的主要方面。因為不是詢價決定股價，而是二級市場的股價制約發行詢價和定價。在新股上市一般還有首日溢價的情況下，把板子打在詢價過高上有點不合邏輯。上市發行和保薦中介機構希望股票賣出好價錢是利益所至，本身無可厚非。真正要嚴厲打擊的是虛假陳述、過度包裝和言過其實。存量發行雖然在國際成熟市場上也是一種常見的發行方式，但那是在發行定價比較合理、制度比較完善的規範市場上。中國創業版的上市公司本身整個盤子就很小，即使搞一點存量發行，並不能增加多少發行量，對抑制股價作用很有限。同時，存量發行等於是在現行高籌資高募集的基礎上，各上市公司又加了一塊籌集量，並直接用於大股東套現，進一步增加了對市場資金的抽血作用。現在創業板在高估值定價的誘惑下，股東和高管快速套現的衝動已經很強烈。存量發行給股東提供了在高定價下火線套現的新途徑和新機會，弊大於利，不值得推薦。目前的改革之所以沒有撼動創業板的三高，說明我們還沒有對症下藥、抓到要害。 那麼，在目前的市場結構和炒小炒新的股市文化氛圍下，我們對創業版三高現象是否就無計可施呢？當然不是。關鍵是要從制度入手，改變和降低市場估值預期，讓吹大泡沫的人承擔相應的制度責任和盈虧風險，避免今後泡沫漲大破滅、市場高台跳水那樣一種誰也不願意看到的前景。 要解決創業板的三高問題，從目前看至少需要採取以下幾條對症下藥、可以馬上見效的措施。 一、 禁止創業板三高企業在3——5年內以公積金轉增股本。 發行定價市場化給創業板上的微型企業帶來了豐厚的公積金。用公積金反覆進行高送轉是創業板炒作的主要題材之一，也是推高創業板微型企業高估值的重要基礎。本來轉增股份只是一種賬面遊戲，並不能真正增進股東權益。但我國對股本擴張有行政控制，上市公司自己不能自行拆股或縮股，只能在每股1元的票面值上送轉股。這樣長期以來市場形成了中國股市喜送股輕分紅的思維定式。而在國際成熟市場上，分拆或縮股是上市公司的自主行為。上市公司如果願意，不僅可以十送十，還可以十送百（一拆十）。股票票面值可以是一元，也可以是一角，或一分，所以投資不會產生貨幣幻覺，認為價低就是便宜。這樣市場上同時存在幾分錢和幾百元甚至更高的股票。創業板三高遇到我國股本擴張行政管制，就如同火上澆油，大大助長了炒作之風。因此，在我國股本擴張的行政管制改革之前，就需要與時俱進，堵塞漏洞，禁止在若干年內用募集資金轉增股本。上市公司要擴張股本，只能用自己掙來的錢即滾存利潤送紅股。這才是對創業板三高炒作釜底抽薪的措施。 二、 禁止創業板上市公司賣殼重組，並加緊推出下市制度。 改變主營、賣殼重組是我國股市制度長期以來的痼疾，也是大盤股估值低、小盤股估值高、投機炒作之風蔓延的重要土壤。創業板本來就應該是制度創新的場所，而且應體現高風險高收益的特點。因此，率先在創業板設立時間還短、歷史包袱較少的時候明確禁止改變主營的賣殼重組，切斷那些搞不好公司就賣殼走人的大股東的後路，非常必要。同時應當儘快推出創業板簡潔、快速的退市機制。有生有死、有進有出才能形成新陳代謝的生態平衡。如果總是瞻前顧後、患得患失，表面上是保護了上市公司和決策失誤的投資者，實際上是姑息養奸，給出了錯誤的政策信號，助長了投機炒作之風、推高了垃圾股的股價，結果反而貽害無窮。 三、 對發行人和保薦人的虛假陳述與言過其實的過度包裝，開通問責和索賠的快速通道。 發行人和保薦人違反誠信義務、為追求高募集和高收益分享，言過其實地過度包裝，推高發行價，誤導投資大眾，這也是當前創業板三高的一個重要原因，因此，對發行人和保薦機構虛假陳述、過度包裝，以致股票發行上市後股價破發，造成認購者或投資者損失的，監管部門可開通快捷的申訴通道，專門受理認購或投資者和社會各界的投訴，同時對所有言之有據的投訴按簡易程序進行立案，並將調查結果公之於眾。構成虛假或誇大陳述的，應對涉案的發行人和保薦人作出行政和經濟處罰。認購者或投資者可據此行政處罰發起集體訴訟，要求發行人和保薦機構賠償全部投資損失。這樣發行人和保薦機構為減少自己的被處罰和索賠風險，就會理性主動適當壓低發行價，給二級市場流出合理的空間，以避免上市破發後可能引起的投訴、處罰和訴訟風險，中國在美國的公司，上市後一旦破發，律師們往往用放大鏡去查找招股說明書的毛病就是很好的例證。因此，我們只要將破發的投訴立案納入受理方便的公開簡易程序，就會產生強大的威懾力，從而有效遏制發行人和保薦人不惜手段一味推高發行價的逐利行為。 以上三條，簡單易行，並不複雜，也不涉及太多的制度調整和部門利益的協調，但只要下決心去做，就可以對降低創業板三高迅速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因此，在控制創業板三高，化解市場風險方面，我們應該避免大而無當的高談和諸如取消審批、放閘讓企業大量上市這種風險不可控或不可能被實行的闊論，而應扎紮實實地從改變機制設計、完善發行和下市的制度變革出發，在創業板歷史還短、包袱較輕的時候，堅決和迅速出台一批對症下藥、行之有效的措施，創業板三高問題就可以逐步化解。 「限購令」殃及城市核心競爭力 2011-02-18 14:34:06 劉長傑/文 買不買的問題，退居身後；留不留的問題，近在眼前。 對於那些試圖成為或者剛剛成為「北漂一族」的人來說，新年伊始，他們的心態肯定有雪上加霜之感。如果說1月26日，國務院再度推出八條房地產市場調控措施（下稱「新國八條」），要求強化差別化住房信貸政策，對貸款購買第二套住房的家庭，首付款比例不低於60%，貸款利率不低於基準利率的1.1倍之後，他們內心備受煎熬的事情是「房價會不會跌，該在什麼時候出手購房才合算」這樣的問題，那麼當「限購令」如約而至，「買不買房」已經成為退居次席的問題，現在，讓他們內心備受煎熬的事情，已經變成「要不要前去（或留在）北京發展」的問題了。 2月16日，北京版「國八條」祭出最嚴「限購令」。被業界稱為空前嚴厲的「京十五條」再次提高了外地人在京購房的門檻，規定擁有1套及以上住房的非本市戶籍居民家庭、無法提供連續5年（含）以上個稅繳納證明的非本市戶籍居民家庭，暫停對其售房。同時，暫停對已擁有2套及以上住房的本市戶籍居民家庭售房。 「京版限購令」發布後，市場分析人士對此反應強烈。地產商潘石屹認為：「這條政策的影響力一定是非常巨大的！」而全國工商聯房地產產業商會會長聶梅生預測，北京購房需求至少會因此減少兩成以上。業內則普遍擔心，一旦「限購令」通行全國主要城市，是否會引發類似2008年的退房潮？商業地產是否會成為地產資金的避風港？主流房地產商是否會在政策的衝擊下出現分化，進而引發企業間的兼并重組潮？ 我們卻擔心，「京版限購令」在全國的擴大化實施，既影響民間資本金的高效、正常流動，又影響整個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客觀上還支持了中國城鄉二元結構的固有存在。更為重要的是，「京版限購令」的迅速被複制，從長久發展看，將影響一個城市的核心競爭力。 所謂城市核心競爭力，是指在不斷變化的城市環境中，城市通過創新性的合理整合，組織城市的各種知識、資源（包括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並結合城市發展特色以形成其獨佔的、有效的獲取、協調和配置各種資源的優勢能力。同時經過創新性整合後的城市的資源能力超過其本身所具有的資源稟賦。 上述定義表明，創新性整合工作，超越了城市具有的資源稟賦，成為城市核心競爭力的第一要素。而創新性整合工作，是由創新型的人才完成的。現在，我們的問題是，這樣的人才——他們能夠激活一座城市的內在活力；他們具有敏銳的眼光，能夠及時發現社會需求，甚至創造社會需求；他們具有承擔風險的勇氣和能力，能夠組織資源，在市場前景並不明朗的情況下，開發和製造社會所需要的產品和服務；他們以個人的聲譽和資產來承擔失敗的後果，並以個人的名譽和資產贏取成功的收益（許小年語）——難道每一座城市都天然具有嗎？如果不能完全「自生自長、自給自足」，那麼我們該如何張開我們的胸懷，迎接這些人才的到來？難道我們用冰冷的「限購令」，作為迎接他們到來的歡迎詞嗎？ 毫無疑問，和高房價曾經製造的障礙一樣，這紙以戶籍制度為核心區分標準的限購運動，將成為外地人自由地「進京趕考」的巨大阻礙，也將成為外地人才開始審視北京能否成為自己就業、創業和生活母城的一個分水嶺。 SOHO中國的CEO張欣認為，「京版限購令」降低了北京的城市競爭力。而「京版限購令」的強有力支持者，經濟學家李稻葵也補充指出：當務之急是大力投資公租房，降房租，讓來京創業及就業人員有比較好的住房環境。這部分人是北京的寶貴資產，是北京活力所在，必須善待，穩定房價，說到底，是為了這部分人。 然而，李稻葵顯然有意忽略了這些：五年以後，誰能保證北京的房價不漲？人生能有幾個五年，可以讓「北京活力」們耐心等待？在政策頻繁變動的背景下，「這部分人」中的哪一些人能夠在今天的政策基礎上，做出一個長於五年期限的城市融入計劃？ 從上述意義上說，有多少個意欲學習北京推出「限購令」的城市，就會有多少個核心競爭力遭遇流失的城市。這一點，後發城市，不可不察。 02月22日重點推薦3隻牛股，詳情請進入http://www.eeo.com.cn.888.blog-online.eu查看！ 中糧囤河玩的就是政治套保 2011-02-18 14:18:55 葉檀/文 中糧囤河套保引發市場強烈質疑，近幾年一系列的套保事件，顯示國企套保很多有名無實，有去無回。 中國介入全球金融市場進行套保，有引人注目的兩種下場，一是以套保為名行送錢之實，不管是主動還是被迫；二是進行內外套實行經濟戰略，已經與金融套保關係不大；而少數成功的套保大多是還朴歸真、量入為出，採用保守政策。 近幾年央企套保屢屢被套，巨虧隊伍中前有中航油、深南電巨虧後有東航、國航，說明我國套保領域出了大問題。最近張曉東先生作為業內人士曝光冰山一角。套保而被套原因有三，一曰投行欺詐，二曰不懂強做，三曰欺上瞞下。 深南電、國航、東航等公司做的根本不是套保，投行欺詐手法已被披露無遺——國際投行可以敏感地了解到全球資金的流向，可以判斷全球主要經濟體宏觀經濟趨勢，最終可以將高風險衍生品包裝成套保產品賣給金融市場的菜鳥。他們將裏著蜜糖的砒霜賣給中國企業，當金融衍生品當作套保產品推銷給中國的菜鳥，這些產品收益封頂風險無限，投行握有徹底的主動權，在深南電合約中高盛的子公司將複合期權的激活權控制在手中，航空公司簽訂所謂套保的衍生品合約時，免費送出了雙倍的看跌期權，這些期權由於波動率高本具有極高的價格，中國公司活生生把自己逼到了破產的邊緣。 這些合同多半具有如下特徵，投行風險可控，中國公司初期嘗到一些甜頭，在衍生品合約履行數年後上市場逆轉、投行大賺特賺。很顯然這是賭場老千的常用財技，但一些中國公司甘之如飴，在自以為安全的區間從事懸崖邊上的金融自殺遊戲。 張文提供的信息顯示，即便在合約使用數處、巨虧之後半年，國內航空公司的高管依然不了解合約的實質，而財務部門主管沒有全盤向上提供風險諮訊。2008 年，國航的油料套期保值業務損失達74.72億元，佔到了總虧損額的82%；東航在燃油套期保值業務的損失約64億元，佔比46%。如此巨額的虧損，政府動用各方力量支援，卻沒有逼出財務主管的一句實話。 無知的金融賭徒賭的是中國的基礎工業與重要行業的前景，如今看到財務總監們事發後的辯護以及把套保當掩護的話，令人哭笑不得。沒有任何保護裝置，憑藉一己蠻力對於市場的粗淺認識與高盛等公司對賭，對賭巨虧之後一些國企官員還加倉拚死一戰，最終萬骨枯而功名毀。 這些企業不懂套保，把高風險的金融衍生品當成套保，這些企業的機制不適合高度靈活的世界金融市場，最後，這些企業沒有從實體中節能降耗提高效率的能力而乞靈於國際市場的忽悠。無知送錢是羊入虎口，有意送錢則是竊國自肥，不管哪一種情況，都讓人驚出一身冷汗。 中糧囤河套保則是另一類典型案例。 由於2010年糖價飛漲，白糖期貨空頭司令中糧囤河浮虧過億，但中糧屯河（600737）不變初衷，在2011年1月21日的董事會議上，審議通過了「白糖期貨業務操作資金由6億元翻番增至12億元」的議案。這不是中糧第一次追加保證金，2010年1月，中糧屯河董事會通過了「將食糖期貨業務保值資金由2億元增加至4億元」的決議；9個月後，「決定將原批准的4億元保值資金增加至6億元」。 中糧囤河的套保巨額浮虧最近引起責難，人們懷疑中糧屯河像巴林銀行的尼克里森一樣賭紅了眼，不顧一切賠上身家性命，拿國資當兒戲。 事實絕非如此，一家舉足輕重的中國農產品企業屢陷瘋狂不被糾正是不可能的。筆者諮詢期貨行業資深人士，告知的信息是，中糧從事的是政治性套保，在期貨市場操作具有平抑價格的功能，因此中糧大多以空單為主，偶爾看準方向進行投機性短期操作，但旋即平倉，保留原有倉位不變，絕不過多戀棧。此次中糧期貨操作大多以現貨交割正體現了贏利兼平抑的目的。 中糧囤河同時從事內外套保，這對於從事期貨的央企與國有機構很常見，當年劉其兵操作國儲銅就是如此。通常中糧在境外做多而在境內做空：如果境外虧損則境內贏利可以彌補，並且剛好可以直接現貨交割進口農產品滿足國內所需；如果境外贏利則境內虧損，剛好可以平抑境外農產品價格上漲的預期。 中糧系期貨操作不怕虧，政策保駕、沒有資金壓力，永遠不愁爆倉，與中糧系對抗的國內農產品期貨交易者還沒有出生。目前這輪上漲周期中糧浮虧，在上一輪周期中同樣巨虧，但在虧損後加大規模不斷展期，而後在08年一次性收回失地。 政治與糧食安全的角度出發，中糧的一切行為都能得到合乎邏輯的解釋。目前全球糧食價格大漲，據2011年2月15日世行公布的世界糧食價格的監測報告書，今年1月份的全球糧食價格總體指數同比增長了29%，已經逼近2008年6月份的創紀錄高水準。此時中糧不做空誰做空。 依據中糧期貨的頭寸不是太準確，作為期貨經紀公司其頭寸並非全部由中糧擁有，中糧集團的頭寸可以視作中糧所有，而國外的頭寸無法查詢，也就是說。就像國儲銅事件，直到爆倉後我們才對損失有了大致的估算。 深南電與中糧等公司只是披上了套保的皮，深南電等公司在套保中為金融衍生品買單，而中糧則通過套保統一農產品市場。深南電等公司不應該拿套保遮羞，他們本身衣不蔽體，而中糧則是保守的政治套保，與市場套保根本不是一回事。我國的資本貨幣市場的本質由此可見一斑。 02月22日重點推薦3隻牛股，詳情請進入http://www.eeo.com.cn.888.blog-online.eu查看！ 央行已經徹底的走向了貨幣政策緊縮的道路，這次上調準備金，將之卡在了天花板上。 消息稱，央行再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0.5%，再創歷史之最達19.5%，按照1月份人民幣存款餘額71.23萬億，共將凍資3500億左右。專家們普遍認為，其針對所謂的流動性壓力，證券市場周五已經作出反應。這次上調準備金，主要是針對目前流動性壓力，外匯占款量的激增，帶來基礎貨幣投放量的增加。 事實上，如此緊縮貨幣政策對房地產是沉重打擊，也對下周股市造成影響，特別是地產、金融類板塊。我們多次指出，加息這種價格型的政策和上調準備金這種數量型的貨幣政策，只能導致產品更加過剩，勞動力和物價成本更高。 其實，物價上漲在當前，更多的表現是一種貨幣現象，這種貨幣現象最主要的不在於貨幣的超發，貨幣超發當然也是一種因素，但不是決定性因素，而在於貸款主體的不公正，所導致的信貸政策失控。這些信貸資本轉化成為投機資本，成為整個社會財富的分配新工具。因此，當前流動性壓力較大的原因在於，信貸結構的不合理，產業資本變成投機資本，其外因在於人民幣升值，內因在於壟斷體制和產業結構的畸形。其中，如果不改變放貸的身份標準，所謂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換代只是一句空話和政績工程，好看不中用。根本上的失衡不解決，僅僅靠什麼上調準備金和加息，2007年解決不了流動性問題，解決不了開動印刷機的衝動，如今我們也有理由相信，也解決不了問題，只能讓成本推動型的物價，讓紙幣推動型的資產價格，有更堅實的金融基礎。 事實上，央行貨幣政策誤判形勢，從去年一開始就企圖以緊縮貨幣政策對付信貸畸形和成本推動型的物價上漲。但是，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都意識到：當前最應當做的不是加息繼續增加成本，不是上調準備金以堵死中小企業的活路，而最應當對於當前畸形的貸款制度，予以糾正，徹底斷絕炒房、炒地皮和炒股以及炒作物價的資金源頭。對待物價上漲問題，緊縮貨幣政策，只能從壓制需求角度來掩蓋問題，實際上屬於皮球越拍越高。最應當動用的「財政政策」，即促使增加供給做法，才能解決當前物價上漲和房價上漲的難題。 我們多次以日本的衰落，告誡不要大搞緊縮貨幣政策，這會致使中國經濟全面失衡和樓市崩潰。然而，從升值、加息、加稅，都是在推高房價成本和物價成本，都企圖以高價格來遏制需求和轉移財富，走得道路和日本捅破泡沫一模一樣的道路。值得欣慰的是，越來越多的學者們和官員們，已經意識到，靠緊縮貨幣政策而不去修正信貸政策和管好印鈔機，是多麼荒唐的事情。我們的寵物經濟學家，一直拿緊縮性的貨幣政策，來對沖所謂的通脹和資產價格飆升，但問題在於，如果不能將信貸政策更正，不能管住自己的印鈔衝動，不能抵住人民幣升值的壓力，貨幣政策和信貸政策勢必水火不容，形成一個荒唐而又有矛盾的政策局面，令人感到無限詫異。 貨幣政策在當前產業結構失衡和身份壟斷制度的干涉下，已經騎虎難下，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濫用貨幣政策，而去放縱信貸政策和支持壟斷性的信貸結構，必將繼續推高中國的資產價格和物價。這樣簡單的邏輯，卻屢屢被壓制型的貨幣政策取代，令人不可思議。我們已經不相信，這是對於學術的尊重，反倒是，這讓人對於信貸制度和紙幣印刷制度產生質疑。在紙幣驅動下，產業資本變成了投機資本，財富分配在這種隱形的體制下進行重新集中，對中國製造已經造成了嚴重的威脅，產業的空心化和金融資本的膨脹，信貸資本和官僚資本已經貨幣政策掏空。 總而言之，我們對待上調準備金這樣基本上對於流動性沒有效用的貨幣政策，不用太高估它的正面影響，倒是要對之的負面效應加以防範，因為當前的金融政策和房地產調控政策，已經直逼中國經濟的底線，如果當這樣的政策還不能衝垮紙幣驅動的物價上漲和成本驅動的資產價格時候，王牌出完，只能眼睜睜的看著物價戲弄人間了；如果這樣的政策造成嚴重的疊加效應時候，本來已經過剩的經濟狀態，將會驚天大逆轉，陷入新通縮（不是指價格不漲，而是指需求不振）狀態，這是中國不能容忍的事情。因此，當央行再次宣布上調準備金的時候，我們不知道他們是怎樣解釋這樣一個簡單的邏輯的。將準備金調到天花板上，難道還要像2008年那樣，從天花板上直接跳下來？ 02月22日重點推薦3隻牛股，詳情請進入http://www.eeo.com.cn.888.blog-online.eu查看！ 博主聲音：中國如此高密度的貨幣緊縮和宏觀調控，造成國內資本自然外流。正如微博好友潘石屹的內當家張欣說：我們的通脹已經開始出口！股市不行，房子不讓買，錢就出國。最近倫敦一個樓盤來亞洲銷售，還沒有開盤就被搶購一空。 如果有一天我們老無所依？ 2011-02-21 11:45:29 聶輝華/文 今年的央視春晚讓一曲《春天裡》譽滿神州，也讓兩個農民工人旭日陽剛在娛樂界嶄露頭角。這也是唯一讓我感動的節目，我已經多年沒有被感動了。我感動的原因只因為一句歌詞「如果有一天，我老無所依…….」。 這是一個絕對嚴肅的問題，涉及所有的中國人，因為總有一天你也會變老。到那時，如果你老無所依怎麼辦？不要以為有兒女就可以養老。在傳統的農業社會，「養兒防老」是一個均衡。因為人口基本固定，爺爺、父親和兒子之間存在物質上的繼承關係，所以代際交替的孝順會成為一種抵禦自然風險和社會風險的有效機制。然而，即便是遙遠的農村，大部分人口也都是流動的。更重要的是，今天的中年人已經不再需要依靠老年人的財產來生活，而今天的青年人甚至大部分不會再回到家鄉發展。聲譽機制破壞了，孝順與否無人關心，也不影響個人經濟利益；經濟鏈條打破了，財產繼承已經無法拴住後代的孝心。如今，多子未必多福，養兒未必防老。在廣袤的農村，我們可以發現很多中老年人不僅要從事艱苦的農田勞作，還要幫兒子撫養孫子孫女，因為年輕人都外出打工了。與以前比較，中老年人不是更輕鬆了，而是更辛苦了！城裡的情況也好不了多少。在421模式下，一對夫妻要贍養兩對老人，一個小孩，情何以堪？ 因此，一個殘酷的結果很可能是，將來不管有沒有兒女，老年人都要進養老院，要依靠政府和社會的能力來生存和生活。否則，子女紛紛外出，一旦老年人有所不測，恐怕身邊無人問津。在過去，兒女健在，老年人進養老院，這是極大的不孝。然而，時代變了，傳統的家庭觀念在瓦解，而新的社會保障體系卻沒有完全建立。在市場經濟發達的美國，老年人通常也不與兒女同住，而是相濡以沫，或者進養老院。中國即將或者已經進入了老齡化社會，如果還不能迅速建立起社會保障體系，那可能是轉型社會裡最脆弱的一環。而培養看護人員，將是一個龐大的服務產業。 2000多年前，孔子提出了「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的「大同」社會理念。今天，如果我們的「和諧」社會都不能做到這點，有何顏面面對列祖列宗？ 02月22日重點推薦3隻牛股，詳情請進入http://www.eeo.com.cn.888.blog-online.eu查看！ 通脹是資產價格泡沫的殺手 2011-02-21 11:43:25 尹中立/文 對於當今的中國投資者而言，所謂的資產價格主要包括房地產價格和股票價格，就目前的時點來說，投資者更關注的是房地產價格，因為如果房地產泡沫破滅，股市一定會受到巨大衝擊。 如果說當前的中國主要城市（如北京、上海等）的房地產市場存在泡沫，反對的人應該不會太多（當然，一定有反對者），一個簡單的對比是：最近10年來，這些城市的房價上漲幅度超過200%，部分市場漲幅超過500%。從橫向比較看，中國北京、上海等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遠低於日本的東京和韓國的首爾，但當前北京、上海的房價已經高於東京和首爾。對於投資者而言，泡沫不可怕，沒有資產價格的泡沫就沒有迅速致富的機會。問題的關鍵是資產價格泡沫何時破裂？為何破裂？依筆者之見，資產價格泡沫的破裂的時點很難預測，但清楚了泡沫破裂的原因就能夠在泡沫破裂之前做到未雨綢繆，對泡沫的破裂做出充分的估計。 在此，筆者希望通過對日本房地產泡沫的分析，找到一些可供中國借鑒的經驗和教訓。 在80 年代中期，由於日本對美貿易大量盈餘，日美貿易摩擦日益激化，1985 年9 月，美日等五國財長與中央銀行行長簽訂「廣場協議」，旨在降低美元對日元等貨幣的匯率，由此導致了日元的急劇升值。日元升值導致了1986 年秋季日本經濟的短暫衰退，為此，日本政府於1986 年11 月和1987 年2 月兩次調整法定利率，由原先的5 %降低到創紀錄的2. 5 % ，同時，廣義貨幣（M2 + CDs） 增長率在1987 年也由8 %增長到12 %。但是，當時日本的企業設備投資率已經持續數年處於高水平，過剩的資金並沒有完全進入生產領域，而是推動了股票、房地產等資產價格的上漲。而資產價格在樂觀的預期心理作用下自我強化，「泡沫」越吹越大，大企業、金融機構乃至普通民眾紛紛捲入其中，短短數年之間，股票、房地產等資產價格上漲了三倍多。這個過程與2005年之後的中國幾乎如出一轍，只是時間相隔整整20年而已。 後來的日本房地產泡沫破裂的故事是國人害怕的，但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了房地產市場的硬著陸？為什麼當時不尋求一種使房地產市場軟著陸的方式？這一系列問題是當前中國投資者和決策者應該關注的。 回答這些疑問的關鍵是通貨膨脹。 到1989 年中期，日本貨幣當局為了防止普通物價上漲，而且也開始意識到資產價格膨脹的嚴重性，於5 月31日將官方貼現率提高到3. 25 % ，又於年末進一步提高到4.25% ，同時大藏省也採取了多項措施限制土地投機。更重要的是，1990 年8 月，「海灣危機」爆發，石油價格飈升。為防止石油價格上漲導致通貨膨脹，日本中央銀行採取了緊縮政策，將官方貼現率提高到6% ，於是，資產價格開始暴跌，「泡沫」破裂。 為什麼日本中央銀行對物價高度敏感，而對資產價格的迅速上升缺乏警惕呢？加入貨幣政策當局在房地產泡沫膨脹的初期就採取及時的緊縮措施，就不會導致之後的嚴重的後果。筆者認為，有理論上的原因，更有政治上的原因。 根據傳統經濟理論，中央銀行的最終目標主要是維持幣值穩定，防止通貨膨脹，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踐中都沒有將資產價格的變動納入中央銀行監測的視野。從 1986～1988 年，雖然日本的資產價格不斷上漲，但是，一般消費物價指數卻穩定在1 %的水平之下，因此，使中央銀行錯誤地判斷了形勢。類似的問題在美國同樣存在。2004年之後，當美國房地產價格快速上漲時，面對市場對房地產泡沫的質疑，格林斯潘認為「對資產價格泡沫無法事先做出準確判斷」，即貨幣政策無法對資產價格泡沫起預防作用。 幾乎所有的大國經濟都曾經被絆倒在房地產這塊「石頭」上，30年前的拉美諸國如此，20年前的日本如此，10年前的亞洲「四小龍」如此，在金融監管制度上堪稱完美的美國在幾年前同樣犯了類似的錯誤。其深層次的原因應該不止是理論上的，還有政治上的。在民主制度下，選票對政治家來說是至關重要的，毫無疑問，如果採取措施打壓資產價格，一定會導致自己的選票減少。因為，無論是股票還是房地產，涉及面都非常廣泛，幾乎影響到所有的中產以上階層，如何導致資產價格下跌的政策都是「不得人心」的。即使像美聯儲的運行機制那樣，從形式上看似乎很獨立，不會受政治的影響，其實不然。例如，格林斯潘在其自傳《我們的新世界（600628）》里，詳細描述了1996年美國股市出現「非理性繁榮」時美聯儲的行為，他說「聯邦儲備委員會並不是在真空中運作。如果我們的升息所持的理由是我們要控制股市，這將引發一場政治風暴。我們曾經被控傷害散戶投資者，破壞大家的退休計劃。我們可以想像我在下一次國會熬夜召開聽證會裡遭到炮轟的情形」。可見，美聯儲沒有保持自己的「獨立性」，其他的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決策時就更難以擺脫政治的桎梏了。 但如果出現通脹的趨勢，貨幣緊縮政策會立即啟動。因為，維護物價穩定是各國中央銀行的神聖使命。即使央行銀行的獨立性存在問題，貨幣政策當局也不敢輕視通脹，因為，通脹會自我強化，一旦出現惡性通脹就會威脅到政治穩定。 每當政府為了遏制通脹，採取緊縮的貨幣政策時，資產價格會首當其衝。這其中有一個規律性的現象：在資產價格泡沫膨脹的過程中，物價都處在較低的水平上，而當資產價格持續膨脹到很高位時，物價才開始上漲。也就是說，當物價開始膨脹時，資產價格泡沫已經處在危險的狀態了，此時採取貨幣緊縮措施就必然會刺破資產價格泡沫。 在80年代後期發生的日本資產價格泡沫時期，日本居民消費物價穩定，當資產價格已經上漲了數年之後，1989年日本的消費物價出現上漲；2001年至2004年，美國實行低利率而導致房地產價格泡沫時，同樣出現消費物價穩定的現象，但四年之後美國的物價出現了上升趨勢；2003年至2007年，中國的房價大幅度飆升，但消費物價同樣基本穩定，2007年後物價開始爬升。這其中的傳導邏輯值的我們認真分析。 中國的資產價格泡沫正處在何階段？依我之見，早在2007年已經處在巔峰狀態，當時的資產價格泡沫已經開始傳到導到消費物價領域。由於控制通脹的需要，當時我國採取了緊縮的貨幣政策，並導致了資產價格泡沫的破裂。但由於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泡沫破裂的進程被打斷了。在2008年底寬鬆貨幣政策的刺激下，2009年、2010年房地產泡沫繼續膨脹，至2010年下半年，通脹的陰影又開始籠罩著我們，我們將再次面臨資產價格泡沫破裂的危險時刻。 當然，貨幣政策決策者顯然也看到了上述風險，試圖找到讓房地產價格軟著陸的方法，避免重蹈2008年貨幣政策操作上的覆轍（2008年上半年貨幣緊縮，年底貨幣政策又徹底放鬆）。表現在宏觀經濟政策操作上就是「穩健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在產業政策上，積極推行公共租賃住房，試圖通過大批量增加保障性住房的方式平抑房價價格泡沫。同時，增加對農業的投入和提高主要農產品的收購價格，希望增加農產品的供應，總之，還沒有將貨幣政策轉到「緊縮」的狀態，房地產泡沫暫時無憂。 但如果出現通脹失控，則貨幣必緊縮，資產價格必遭殃。 但願我們可以找到一個既能夠控制通脹，又能使房地產泡沫軟著陸的途徑，這將是中國學界對貨幣政策理論與實踐的重要貢獻。 02月22日重點推薦3隻牛股，詳情請進入http://www.eeo.com.cn.888.blog-online.eu查看！ 北京市出台樓市調控細則，其中最引人矚目的，是外地家庭只有在京城繳納社會保險和個人所得稅達五年以上才有資格購房，而北京戶籍家庭則不允許購買第三套或以上住房。不知道有多少家庭受到影響，但肯定有一部分有能力的買家因為無資格而被逐出市場。限購令混淆了北京房價上升的正負兩面因素。以此調控房價，除了陡然增加巨額的交易費用外，還直接損害了有能力買房者的自由，而最終將損害北京市的價值。 我們要明白北京的房價為什麼會漲。有正負兩方面的原因。負面原因，就是供應跟不上，包括土地、建築面積、空置房流轉等環節上的障礙。要消除負面原因，就要增加土地供應、適當放寬容積率的限制、以及放開市場管制，讓房價和租金充分反映住房的價值，從而刺激建設、轉讓、出租等合理重配資源的經濟活動。 正面原因是北京增值了。與任何商品的價格一樣，房價是果不是因，是各種經濟力量博弈和互動後的終點，而不是起點。北京的房價漲了，是因為這地方值錢了，是這地方生產力提高了。人們從四面八方涌到這裡來，是因為他們在這裡比在原地能創造更高的價值。只有這麼看，才能理解為什麼雖然房價漲了，人們的生活負擔增加了，但留下來的人卻越來越多了。 在美國的情況也一樣:你若是個普通中產階級，那麼你通常會在一個小鎮，有一幢房子和幾輛車。你若是個億萬富翁，那麼你會在紐約中心區有幢房子和幾輛車。問題是，既然物質條件都一樣，住小鎮和住紐約，區別何在？在紐約，你有在別處找不到的工作、餐廳、劇院和博物館，而且還能遇到大量多才多藝和經歷豐富的英雄豪傑。 一些樓市專家，利用北京市民的收入水平來衡量北京房價的高低和「泡沫程度」，是誤解了北京房價上漲的正面原因。與紐約、倫敦、上海和香港等國際城市一樣，到北京爭奪房產的人群多了一種，那就是國際買家。他們可能是個人，也可能是機構。他們看中的，是北京作為政治、文化、商業樞紐的功能。要知道，北京的城市功能已經轉變，不再是個工廠和機關的宿舍區，而是個國際大都會了。顯然，國際買家的財富狀況和收入水平，都不落在本地人的統計範圍之內。簡單從本地居民的收入水平來推測國際都會的房地產泡沫，必錯無疑。 與很多人的直覺相反，居民其實是能夠享受房價攀升帶來的好處的。這些好處，首先表現為增加收入，包括受雇者的加薪和生意人的盈利；其次是物業升值。城市居民有兩個途徑改善生活:一是充分利用增值了的北京，包括在這裡找到更好的工作、認識更多有意思的人、把握更多機會、享受更周到的勞力服務和更先進的城市設施；二是轉讓物業，出租或出售，直接增加貨幣財富。 這是說，在一系列正面因素推高房價的過程中，居民雖然不得不參與更激烈的競爭，承受更高昂的生活成本，但多數人仍然是收益大於損失的。而要降低房價，就應該分清促使房價上升的正面和負面因素，從積極擴大土地供給和住房供應入手，而不是去限制那些恰恰幫助北京走向繁榮、恰恰提升了北京價值的人的權益，把他們驅逐出購房市場，甚至在邊際上把他們推出這個城市。 旅遊區里的一口清泉，會隨著跋涉而來的遊客的增多而增值。增值的原因有兩個，一是負面的，即泉水不夠；二是正面的，即需求增加。也有兩個辦法使泉水降價。一是多找泉源，增加供應。如果這麼做，那麼這一口清泉的價格降低了，但清泉的數目增加了，整個旅遊區的價值也上升了。另一種辦法，是通過限購令直接消滅需求，甚至把部分遊客趕走。這的確也可以降低這一口清泉的價格，但代價是遊客絕對的減少，旅遊區的價值受損。說得再簡單一點:如果說賓士車因為供不應求而變貴了，必須把它的價格降下來，那麼正確的辦法是多造一輛，而不是把肯出錢的乘客或買家趕走，因為其效果等同於把原來那輛的車窗砸碎。 此外，限購令也平添了交易費用。甄別誰有錢買房容易，甄別誰有資格買房麻煩。單是「細則」中的「家庭」二字，就可以引發混亂。家庭可以是單人的，那麼結婚是否直接導致購房指標減半？離婚則倍增？一個有北京戶口的男人，若通過反覆結婚和離婚，從政府那裡獲取並向女方轉讓購房指標，政府又應該如何應對？是不是要進一步出台結婚和離婚調控細則來配合？此外，細則在執行過程中不可能完全一刀切，而勢必要附加諸多豁免條款，而這些豁免條款也難免成為弄權腐敗的溫床。 簡析巴黎G 20峰會上中國的立場 2011-02-22 14:00:10 G 20監控失衡的指標體系對中國經濟有何影響？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金融學教授孫立堅 本月18日至 20日G 20國家財長和央行行長聚集巴黎，再次探討「後危機時代」世界經濟平衡發展的模式。儘管剛剛過去的、由美國引發的全球金融大海嘯給世界經濟的健康發展造成了巨大的麻煩，很多國家的政府和社會大眾都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但是，我們依然能夠看到在避免這樣的悲劇今後重演而所需設計的預警機制問題上，發達國家和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之間還是存在著不可忽視的分歧！在這唇槍舌劍的背後，我們也要充分意識到中國經濟未來所面臨的挑戰！ 眾所周知，對美國引發的金融大海嘯的原因，海內外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共識：首先，是美國金融機構在缺乏系統性監管的環境下濫用金融創新的工具，不僅製造了危害實體經濟的大泡沫，而且，在他們親手策劃的「道德風險」的鬧劇中，掠奪了大量不知情的海內外投資者的寶貴財富，從而在危機爆發的初始階段，引起市場巨大恐慌所導致的流動性缺失，經濟運轉嚴重受阻的危險局面。最後，各國政府不得不同步救市，挽救了本國經濟和世界經濟可能出現的硬著陸狀況。正是因為這種大規模的救市行為，也使得這場金融大海嘯留給世界經濟流動性泛濫、通脹和新一輪泡沫高企的「後遺症」非常明顯。為此，加強對歐美金融機構的道德風險行為的監管力度就成了全世界各國政府共同的心聲。 其次，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國與國之間國際收支的不平衡狀況，以及失衡結構下的國際資本在美國過度集中所造成的流動性泛濫問題也是人們對這場金融危機深刻反思後所得出的認識。作為世界最大的貿易逆差國——美國，和貿易順差國——中國，就成了人們共同關注的焦點。但是，就這種失衡結構的形成原因，還是目前中國內外爭論的主要話題，因此，在沒有達成共識的前提下，歐美國家不顧各國經濟結構的約束和發展階段不同的特徵，而把問題的矛頭直指中國的「人民幣匯率」以及政府主導的「外向型增長模式」上，這確實讓每一個知曉中國經濟和美國經濟的有識之士，無法苟同這種看問題過於簡單而又做出武斷的指責行為。 儘管在這次G 20峰會上中國堅持了自己的立場，沒有簡單的屈服於外壓，但是，中國出於一個負責任的大國，還是在很多方面，在這次由歐美國家觀點主導的峰會上，與大家形成了防範危機的共識，對需監控的失衡指標的確立做出了積極地貢獻。它們包括：公共債務和財政赤字、民間存款和借款、貿易收支和其他國際收支項目，如凈投資流動等內容。從中可以看出，前二部分充分反映了新興市場國家對歐美國家變革結構的訴求。而後兩項則是充分反映了美歐國家在分析世界經濟失衡問題時，反覆強調的、要求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減少外需、增加內需的觀點。 本來，在這次峰會上，美歐國家想緊逼中國，要求我們不是簡單地調整兌美元升值的單邊匯率，而是要求關注實際有效匯率，也就是達到人民幣大幅升值的效果，以保證人民幣相對主要國家貨幣都要進行升值調整的目的。另外一個被我方否定的指標是對經常項目監控的要求，也就是不僅要求我們不斷減少貿易順差，還要我們遏制外匯儲備所產生的投資收益，把「存量」的負擔也壓在中國未來國際收支平衡調整內容中。這對我們現在處在一個原始財富積累加大（即國富要走向民富的過程中），消費相對有限（目前民不富則很難產生可持續的內需規模）的發展中國家而言，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儘管如此，我們還是顧全大局，接受「貿易收支」作為調控國際收支平衡的重要指標。 為什麼中國不能接受人民幣大幅升值的建議（ 有效匯率作為調控指標的潛台詞）？雖然我已經公開闡述過自己的觀點，但是我還是想重複的說明一下：貿易收支失衡的根本原因是經濟結構的失衡所造成的，而不是可以靠匯率的大幅調整來加以解決，有時匯率的調整會對經濟結構的調整起到負面作用。因為我們現在內需不足的原因是我們社會百姓的原始財富積累還沒有完成，此時工資的增長，貨幣的升值，存款利息的增加，股市的繁榮等都不會產生實質性的消費增長（不包括政府消費），因為人們會把省下的或獲得的收入更多的投入到自己儲蓄和財富增長的計劃中，以對付現在和外來意料不到的大額支出。當然，中國今天社會福利體系的不完善，更使得這樣的儲蓄和財富偏好不斷增強，消費偏好相對減弱。誠然，匯率升值儘管能讓中國百姓通過購買外來品而減少開支，但是他們不會像美國那樣過度消費，而是將省下來的流動性去投入到增加儲蓄和財富投資的理財活動中，以此加速自己原始財富積累的速度，但是，如果當老百姓意識到自己所依賴的工作單位，因為在中國市場上產品和服務的消化能力有限而不得不依靠外部市場來消化的這種盈利模式，今天受到人民幣匯率升值的嚴重影響，導致企業不能夠給自己加工資，或正常的發工資，甚至到了自己可能失去工作機會地步的時候，中國百姓一定會比以前更看重手中的財富，人民幣升值帶來的最終結果不是消費增長，而是大眾儲蓄和財富投資的意願更旺，企業也有可能因短期內轉型無力而退出實業部門，社會失業現象不可避免地加劇（現在民工荒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在中西部，政府的資金創造了很多就業機會，由此我們不能斷定政府一直會在經濟活動中唱主角！），甚至還有可能出現85年廣場協議後的日本病——做實業的人越來越少，追求金融財富的人越來越多，從而導致資產泡沫，實體經濟空心化的局面。所以，在匯率大幅調整之前，應該解決中國老百姓的支出負擔，財富增長的問題，應該解決社會保障和福利體系完善的問題，也應該解決中高收入人群能夠安心在國內消費的環境優化問題等。而這些結構不調整好，貿然進行匯率大幅升值，往往會出現本幣超調局面，從而加速經濟走向「虛擬化」和泡沫化的過程。因為，此時本國金融資產相對於國外資產價值而言是被嚴重高估的。 另外不能接受匯率大幅升值的理由是：金融危機發生後，主導國際貨幣流動方向的歐美國家的貨幣政策，都處在一個超寬鬆的貨幣增發環境中，這樣就使得全球金融市場因為金融泡沫在政府救市過程中不斷復活，導致流動性泛濫，從而進一步導致國際遊資出於「物以稀為貴」的謀慮又開始去綁架供給能力增長有限的大宗商品和農產品，致使現在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復甦和結構調整的進程，不得不受到不得已所採取的緊縮貨幣政策的影響。這又會加劇世界經濟受通脹影響而凸顯出消費不足的問題，從而對國際收支結構的平衡調整產生不可忽視的負面作用。而且，由於在超發貨幣的環境下，市場遠離「軟通貨」的傾向非常嚴重，這也導致全球主要發達國家的貨幣失去了相對穩定的特徵，在這樣一種全球貨幣價值「超調」（不穩定），商品市場通脹嚴重的國際環境下，中國一國來加速調整匯率是不可能找到合適的尺度的。所以，人民幣匯率的有序調整和走向市場化的進程，必須要在歐美國家貨幣政策回歸常態，或者也和其他新興市場國家一起「同向轉變」的時候，才能防止「超調」的問題，才能達到理想的效果。 還有， 為什麼中國不能接受歐美國家要求用「經常項目和外匯儲備」的指標來監控國際收支失衡的提議？我想最主要的因素在於他們把流量問題和存量問題的解決方法混為一談，如果輕易接受，那麼，中國政府就不得不要把我們現在擁有的巨大的外匯儲備存量資產，不管目前國際金融市場環境多麼不穩定，也得賤賣給市場來平衡所謂的國際收支。再加上，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外匯儲備在保持自己幣值穩定中依然將發揮不可忽視的作用，所以，保持一定規模的外匯儲備，而且使它們的資產屬性更具有變現能力——固定收益證券就是首選的對象，於是這樣的投資收益肯定會增加經常項目中的投資收益順差，肯定在相當長的一個階段中，外匯儲備規模還是會增長。考慮到這些因素，我們無法接受歐美國家脫離中國國情的建議。當然，中國在貿易項目的承諾上已經做出了中國一個大國負責任的姿態！儘管短時間內我們依靠外部市場的盈利模式是最符合中國市場內生的動力，但是，中國政府會通過自己的干預和搭橋來消化我們的順差收入，通過鼓勵企業和個人去購買資源、技術，併購企業和適度消費等方式，將其再還原到歐美市場以平衡它們這些年來所積累的貿易逆差。 總之，今後歐美國家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和平衡國際收支問題上還會不斷地向中國提出他們的訴求，但是，中國政府還是應該不卑不亢，根據自己的國情來協調內外利益的衝突，還是應該向歐美國家傳遞中國合情合理的要求，還是應該一如既往按照自己既定的方針來調整我們的經濟結構和經濟發展的方向；任何屈服外壓、盲目自信的做法，都會讓我們為此付出慘重的經濟和社會代價！而且，退一萬步說，即使真得我們陷入了像85年廣場協議給日本帶來了大幅升值、資產泡沫及其後來崩潰的那種境地，歐美國家也不會為自己錯誤的建議給中國應有的補償。 一切「吃飯稅」都應當免徵 2011-02-22 13:54:11 朱大鳴/文 如果不是一個政協委員呼籲降低饅頭稅，估計很多人都不知道還有一個饅頭稅。這個政協委員叫潘耀民，他建議國家將饅頭稅降低，而他所說的「饅頭稅」是指對饅頭徵收的增值稅，目前稅率為17%。今天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潘耀民說，現行饅頭17%的增值稅稅率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制定的，而麵粉、挂面等產品的增值稅稅率如今只有13%，其中挂面是 2008年底降為13%的。潘耀民認為，饅頭也是「糧油複製品」，應執行13%的稅率。 事實上，饅頭稅不僅要降低執行，更不應該征。中國的物價為什麼這麼高，很大程度上都是稅費成本推動的。一層一層的稅費，加在經營者身上，高價物品購買者最終還是消費者，這些多如牛毛的稅收，最終還是落到消費者身上。為什麼最近中國人到海外購物，買的都是中國貨，回到中國還是比中國更便宜，為什麼減少了運輸成本，國外中國物品為何比中國國內的同一種物價更便宜，原因就是這些多如牛毛的稅費佔據了價格的很大一部分，重稅重費和各種各樣的潛規則，掏空了很多實業經濟的利潤。 這也是中國最近為何產業資本都跑出去炒物價的重要原因，特別是在人民幣升值，中國為全球紙幣貶值埋單之下，中國製造的利潤受到了很大的侵蝕，而物價上漲，又令百姓的生活成本大幅度上升。 尤其是食品價格，對老百姓日常生活成本影響很大，如果減少這裡面的稅費，讓利於消費者，那麼，老百姓幸福指數應當是大幅度的提高。不僅饅頭稅不應該徵收，而且像麵條之類的基本食品，都應當零徵稅。 此前，央視在「消費調查」節目中，對跨國零售鉅賈家樂福向中國企業收取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稅」進行了報道。經常性的收費有所謂進店費、堆頭費、促銷費、節日費等，除此之外還有諸如新店開業費、折扣費、海報費、卡夾費、特殊位置佔用費等名目繁多的費用。據統計，流通環節零售商的亂收費已經佔到商品零售價格的40%左右。為什麼中國的商家要搞這麼多的費，很顯然，要孝敬各方面，打點各路手中有點權的神仙。 不得不承認，中國是一個重稅重費的國度， 2010年全國財政收入超過8萬億元，增長21.3%，這麼龐大的收入，我們的財政還是很吃緊，我們的社保和福利制度還是很落後。龐大財政收入，建立在諸多不知名的多如牛毛的稅費身上，都最終轉嫁給百姓，而百姓的收入的提高，卻是如蝸牛一樣緩慢。就算提高一下工資，也是公務員們近水樓台先得月，照顧的儘是既得利益者。 此前，公眾質疑車船稅草案借節能減排之名提高稅收，赫赫有名的高房價，主要源於高地價和高稅費，房地產稅費多於60多項，數不清的潛規則更多，大鬼小鬼都藉助權力拔毛，最終由高價購房者承擔。各部門九龍治水，誰有權力誰都想收點稅，搞點收入。在這種情況下，商品在生產、流通、持有等方面，都要受到層層的稅費熏烤，這是怎樣的悲哀？試想，如果中國不斷膨脹的行政管理費用能夠減少，多如牛毛的運輸稅費關卡能夠取消，我們的生活成本，降低一半不奇怪。在全世界政府都在致力於建設小政府的背景下，我們的財政收入連年暴增還是抵不住不斷高漲的財政支出。 事實上，重稅還不是最大的問題，更重要的是，中小企業承擔了大部分的稅費。中小企業是我國國民經濟的重要命脈，其創造的GDP佔到全國的66%，承擔的全社會就業人數更是高達70%以上。很多國企佔據壟斷和貸款多種優勢，卻整天哭窮要補貼。稅費分攤不公，也是當前所謂的物價上漲壓不住的原因，更是所謂的遊資到處亂竄的原因。 可笑的饅頭稅，已經讓我們笑不起來了，因為我們不知道還有多少像饅頭稅這樣的稅收，隱匿卻不為公眾所知，公眾卻總是為之買單。一切事關民生和推高糧食價格的稅費都應當取消，甚至給予補貼，才能減輕高物價對於百姓的熏烤。從更深層次上來說，取消越來越多的轉嫁成本的稅費，才能給中國的實業資本鬆綁，減輕生活成本，拯救中國資本，治理遊資橫行。 從國資委收繳國企紅利處置權 2011-02-22 13:49:36 葉檀/文 國企所佔據的資源與對社會的貢獻不成比例，國企上繳的紅利有必要專款專用，全部用之於民。 國企是社會資源的吸取者，卻是個吝嗇的回報者。不僅上繳紅利極少，而且上繳的紅利在內部流轉。一句話，目前的國企紅利制度不公平、不合理，沒有做到取之於民、用之於民，必須進行進一步改革。 財政部日前發布數據顯示，全國國有企業 2010年實現利潤19870.6億元，同比增長37.9%，其中化工、電力、有色、交通等行業利潤增長超過1倍。與可觀的利潤相比，國企紅利非常可憐，以上年實現利潤按比例徵收央企紅利為主而實現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入， 2008年、 2009年分別為547.8億元、873.6億元， 2010年約為440億元。而據財政部公布的數據， 2010年國有企業累計實現利潤近2萬億元，只拿出5%左右上繳「紅利」。 2007年恢復「紅利」征繳以來，我國央企中上繳比例最高的資源性行業及壟斷行業石油石化、電信、煤炭、電力、煙草，僅上繳稅後利潤的10%。中國國企的吝嗇程度在全球領先，而福利之優厚同樣在全球領先，煙草等行業成為金飯碗。 不僅如此，國企上繳的紅利在內部流轉。 2007年12月11日，財政部會同國資委發布了《中央企業國有資本收益收取管理辦法》，財政部表面上獲得了收益權，處置權仍在國資委手中。數據顯示， 2008、 2009年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支出1553億元，主要用在產業結構調整、技術創新、重組補助等方面。而 2007、 2008兩年，國企紅利調入公共財政預算，用於社會保障等民生的支出只有10億元。 父愛主義寵愛有加的後果就是市場機制失靈，這些備受呵護的央企遠遠說不上大而強。 油價屢次上調，利潤巨大的中石油等企業屢拿補貼，根據中石化此前的公告及年報，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中石化分別獲得了94.15億元、50億元、49億元、503億元的財政補貼。中石化的理由是，「中國石化（600028）在"十一五"期間，因價格不到位政策性減收3500億元」。到底減收了多少，在成本不清的情況下只有天知道。被視為前景遠大、一直在資本市場炒作3G概念的中國聯通（600050），則兩次被豁免上繳央企紅利。 大型企業的社會責任感從來是被逼出來的，中國的石油巨頭的社會責任感很難讓人滿意，儘管國資委以單位GDP排放量的減少引以為豪，但看看中石油在大連漏油事件中的所作所為，不抱偏見的人很難得出這是有社會責任感的企業的結論，當然，那些領命在網路上灌水的石油石化系統的企業寫手除外。 與許多民企相比，央企有大手筆的科研經費，創新項目不少，但在市場化方面總是欠缺火候。創新項目無法轉化為市場贏利。 中國公民有什麼途徑可以分享國企利潤與國資增值紅利？ 國有上市公司劃撥給社保的10%股權不能算。國有優質資產上市很多本來就是全民資產，上市之後取得了數倍的溢價，劃撥10%的股權只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客觀地說，是由證券市場的二級投資者為社保作了貢獻，活雷鋒的帽子不應該按到國企的頭上。 在國有企業的上市溢價中，央企有必要劃撥給財政部專戶，專門用於保障房、教育基金、治污等公益型事業。 2008年，全國國有企業（非金融）總資產達到42.55萬億元，凈資產17.07萬億元，平均每個中國公民都擁有1.29萬元。而且這些都是優良資產，多數都在上市公司，很容易變現。當中石化等通過私有化將資產變現時，有必要划出部門，用於造成污染地區的治理，用於補償資源被奪取而沒有拉動當地就業與民間財富的地區，不要說拉動多少GDP，GDP無法轉化為就業與內需，還不計算污染成本，價值會大打折扣。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國資預算制度必須進行改革，央企上繳的紅利的處置權必須收歸財政部，而財政部則需要建立公開、透明、詳盡的公共財政體制，告訴每一個公民，央企的紅利用在了何處，而審計署則有必要以詳盡的審計告訴公眾，央企紅利的使用效率如何，否則，國企收益越多，社會財富可能越不均衡，市場效率也不會因此大幅提升。 將央企紅利處置權交還給財政部是基礎，財政部的公共財政是第二步，人大與民眾的監督是第三步。只有做到這三步，央企才能真正的取之於民、用之於民、還利於民。 就這樣走向奴役之路 2011-02-22 13:39:14 市場規律是不可抗拒的 ——我們就這樣走向奴役之路 童大煥— 2011年2月 20日 星期日 隨著限購的靴子一隻一隻落下來，落滿全國70多座大中城市，隨著購房的戶籍等身份性、行政性門檻越來越高，人們終於在短時間內集體集中地發現，問題已經發生了根本轉向：原來是踮一踮腳尖也許可以買得起房的，現在是自己有沒有資格買房的問題了；原來是如果買不起還可以住得起，暫時把買房的事情往後放一放，現在是房租上漲已經迫在眉睫地危及立足和發展；原來是想著如何努力掙錢買房或者如何讓房價降下來，現在則要想著如何千方百計和政府捉迷藏躲貓貓繞過無數的關卡數不清的稅費！我們的聰明才智、我們的時間精力、我們的行政成本就這樣被浪費和自我浪費。而這所有的中間成本，無疑例外地都要轉嫁到房價上。 一切都不能怨政府，是我們自己一步一步地喊著罵著要求政府給自己套上枷鎖的。多少年來，我們甚至形成了這樣一種思維定勢，形成了兩個新的「凡是」：凡是合乎我意呼籲降低房價的，不管採取什麼手段，不管它是否合乎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律，不管它是否在不斷地給政府強化管制權力，我們都要贊成，並且在人格上道德上讚美他；相反，凡是不合乎我意認為客觀上房價要上漲的，呼籲政府尊重規律和市場不要橫加管制的，都會在人格上道德上被貶低被排斥被當作敵人打翻在地還要踏上一萬隻腳！ 我們就這樣一步步堅定地走向奴役之路！有什麼樣的民眾，就有什麼樣的政府。手拿繩索的，不是別人而是我們自己！我們不斷地呼籲要有個異常強大、神力無邊的政府，把不斷加強管制的權力交給它，把不斷地無節制地增加稅費的權力交給它，到最後，我們都只能成為這個權力的奴僕，而再也不能成為權力的主人。那時候我們再來發現，原來權力也不是萬能的啊！可是一切已經為時已晚，回頭已經沒有了岸！ 規律是什麼？市場是什麼？規律是不可抗拒的社會歷史的必然發展邏輯。市場是遵從規律前提下對公民自主選擇權利的尊重，也就是公民對市場自由選擇的民主權利，屬於經濟民主的範疇。計劃和管制都是強制。哈耶克就曾痛斥「強制是一種惡」，他說：「強制之所以是一種惡，是因為它否定個人選擇與實現自己目標的能力與權利，將其降低為他人實現某種目標的工具」。強制是對自由的否定。 市場規律是不可抗拒的。規律是山間小溪水，貌似柔弱無骨，卻百折不撓，千山萬壑攔不住；規律是長江黃河，再高的大壩不能抵擋，任憑你山石泥土或血肉之軀，想擋住它，它就只會讓你粉身碎骨；規律是生老病死，世俗權力無上的天王老子也無法抗拒。 不尊重市場，不尊重規律，不願意做市場和規律這雙無形之手謙卑的「僕人」，而是寄望於一只有形的大手，能夠法力無邊，到頭來就只能成為這隻大手的奴僕，同時又逃不出規律那隻無形的手，我們的奴役就只能加重，我們的命運就更悲劇。 人們一直把高房價歸結於行政控制資源、土地財政、土地壟斷，歸結於炒房團，歸結於開發商等種種似是而非的原因，其實最根本的只有一條：人聚財聚，人散財散。日本東京、英國倫敦、美國大城市圈乃至印度孟買、越南河內及胡志明市等大都市，不論什麼樣的行政、財政、土地和經濟、社會制度，這些地方的房價一律高不可攀，高到年輕人根本不去想。完全夠不著了，反而不抱怨了。等到人到中年，個人通過奮鬥成長，世界自然是他們的！ 小城市房價低，你為什麼不願意去？甘肅玉門最好的房子不到100元一平米，你為什麼不願意買？很大一部分人，既要享受大城市帶來的平等、自由、機會和誘惑，又不願承受大城市帶來的壓力（高房價高時間成本等），於是呼籲救世主。歷史上一切呼籲救世主，最終都必將迎來奴隸主。 從1989年2月 20日 《人民日報》二版文章《房價猛漲，百姓望樓興嘆；勢在必控，國家正擬法規》開始，房價調控至少也有22年了，從房價收入比看，一切幾乎都還在原點。是否意味著，調控的遊戲可以休矣？（ 作者為信孚研究院研究員，專欄時評作家，著有《買房的革命》等書） 文/劉振華 博士 （註：美對沖基金經濟查諾斯（James Chanos）最近再次放話做空中國，正募集資金對賭中國大陸房地產市場崩盤。他曾經預言中國房產市場泡沫在2010年底或2011早些時候破滅，現在看來至少2010年的預言是沒有成立。但就投資策略而言，只要設計合適的金融工具，比如美式看跌期權，只要在期權到期日之前，泡沫具體破滅時間並不重要。另外，最重要是查諾斯對中國房地產市場和經濟基本面的分析。下文原寫於2010年6月，供有興趣的讀者參考，原標題為「做空中國的海外力量」） 在2008-2009全球金融危機的時候，中國政府因推出4萬億的經濟刺激計劃而博得世界各國的一致讚揚，幾乎被認為是西方金融危機的拯救者，僅僅幾個月之後，唱空中國的聲音卻又泛起，給人感覺好像時空變換，卻又世事難料。 這是所謂西方敵對勢力的陰謀還是中國目前發展模式的固有缺陷給人以口實？這些唱空（做空）的海外力量又是什麼背景呢？他們具體又是如何操作的呢？本文將嘗試做一分析。第一部分介紹這些基金經理和學者，第二部分介紹賣空中國的操作策略，第三部分做一些數據分析。 誰在唱空中國？ （1）詹姆斯.錢多斯 詹姆斯.錢多斯（James Chanos）的大名始於他公開宣稱「中國的房產泡沫甚於迪拜1000倍」。對他的專訪被發表在《紐約時報》紐約版1月8日的B1頁面，在商業版（ Business Day）的大幅標題是「Shorting China」。在全球都在因中國政府推出的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而感激中國的時候，他的這份宣言對某些人來說非常刺耳，但對於錢多斯爾說似乎只是體現了他的個性和投資風格。 錢多斯是美國掌管資本達60億美元的對沖基金（Hedge Fund）公司Kynikos Associates的創始人和總裁，這個公司名字的希臘文意思是「憤世嫉俗者，否定者」，這也是公司風格的具體體現，因為這家公司的主要業務就是做空（short selling）。像大多數對沖基金公司，Kynikos Associates的公開資料極少，除非你是他的合作夥伴或者客戶，但據數據分析，它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的表現應該非常不錯，回報率可能超過25%。錢多斯在2000年IT泡沫破滅之前指出電信行業的投資已經過剩，相關公司股票價格已經高估，2007年他提前指出網路賭博業將受到打壓， 但給錢多斯帶來最高名譽的是他2000年對美國安然（Enron）公司醜聞的提前預警、 建倉和大量盈利（安然公司股票從2000年8月份的90美元跌到2001年底的1美元）。在華爾街可能會有很多似是而非的傳奇，但錢多斯的安然公司經歷似乎並無誇張，他曾因此而在2002年2月在美國眾議院能源與商業委員會作證。 A，錢多斯的核心觀點 錢多斯最核心的觀點是他對於泡沫（bubble）的定義。「泡沫」的傳統的定義是「交易價格超過內在價值」，這無疑是正確的，但挑戰之處在於如何計算出內在價值（Intrinsic Value）。在錢多斯看來，所謂的泡沫就是「因債務催生的資產價格膨脹，即投資者借錢購買資產，但資產本身產生的收入，比如房租，不足以彌補債務成本（利息）和債務本身」。一旦發生這種情況，泡沫即產生。 因債務催生的資產價格膨脹就是「旁氏金融」（Ponzi Finance），即投資者必須期望有另外的（比自己更傻的）投資者高價接手自己的投資，因為資產本身不能產生足夠的收入。 在錢多斯看來，中國的房地產市場就是一場地地道道的旁氏騙局。 B， 錢多斯關於中國房地產市場的分析 數據表明，中國固定資產投資佔GDP增長的比率超過任何經歷過發展期的亞洲國家。自1994年至今的15年中有9年的時間固定資產投資的貢獻比率超過33%，2009年甚至達到55%。 問題是這些資本都到哪裡去了呢？「更加愚蠢」（sillier）的大規模項目建設，比如：世界上最大的新南國商場（New China South Mall）、著名的鬼城鄂爾多斯（600295）、世界上最高的村莊華西村（000936）等等。2009年一年中國的資本支出達到5.2萬億元人民幣，占當年中國GDP的15%，比2008年增加27%，後果之一就是製造業產能過剩，比如紡織業產出增加11.4%，化工業產出增加27%，鋼鐵產出增加29.6%。 而這些資本的大部分來源就是信貸（爆炸）。2008年中國2008經濟刺激規模為5860億美元，佔GDP的14%，而美國經濟刺激規模為7870億美元，僅佔GDP的6%。中國六大上市銀行信貸規模增加（2009年前9個月）4.4萬億人民幣。國有企業和政府官員突擊花錢，後果是資源浪費和資本分流到房地產。 大量資本分流到到房地產業導致「中國出現甚於迪拜1000倍的房產泡沫」。目前房產投資風潮已經席捲整個中國，房產被認為是資產保值的工具（投資者關注於直接持有成本而忽略長期間接成本），中國人致富心理接近瘋狂。另外，錢多斯甚至注意到文化因素在房產泡沫中的作用，比如錢多斯甚至引用中國的電視肥皂劇《蝸居》（Dwelling Narrowness），以及調查顯示中國女性認為擁有房產是結婚的最重要條件。 數據也顯示中國的商用和民用房產市場的巨大泡沫。關於商用房產。在北京有22%的辦公樓空置，上海則有16%；大量實業企業進軍房產業來博取利潤；大量項目仍然在建（26億平方米的商住樓在建，比2008年增加33%）。對於民用住房市場。在倫敦購買一套住房平均需要花費一個家庭8.4年的收入，在紐約這一數據是11.3年，而在中國重慶需16.3年，上海20.3年，天津21.7年，北京33.9年；父母存錢為下一代買房子；投機熱資生腐敗等等。 如果是美國邁阿密地區的房產投資者，他們或許會購買幾套房子，但他們會同時把房子出租出去以獲取租金收入，而在中國情況卻不一樣，「人們只是在買」（people are just buying）。 錢多斯特別指出，中國的情況是「GDP推動經濟增長，而不是經濟增長推動GDP增加」。 C， 中國的城市化和民工入城 反對錢多斯觀點的人認為中國有著廣闊的城市化前景，每年還有成千上百萬的民工湧入城市，這些在建的房產終究能夠被消化掉。摩根斯坦利的羅啟（Stephan Roche）就持有這種觀點。 錢多斯認為這種觀點就類似於「讓一個只有紐約市民十分之一收入的人在紐約買房子」。中國的房產市場或者面向商用，或者面向高端民居，而不是普通大眾。中國的房子大多用來投機。 D， 關於中國房產市場尚未證券化 有人認為中國的房產市場與美國有本質的區別，比如美國的住宅市場已經完全證券化，低收入群體獲得大量貸款購買房產而形成債務泡沫。中國的房產市場尚未證券化，購買者必須首付20%，30%或者更高，因此債務問題並不嚴重。中國市場研究集團（China Market Research Group）的創始人和董事總經理Shaun Rein在2010年1月11日《福布斯》雜誌刊文表述這一觀點。 錢多斯認為實際上中國的房產市場有很多隱性的債務，問題的關鍵是地方政府。很多地方政府的幾乎全部財政收入都來自房產市場，而這些收入又通過銀行傳入房產市場來鼓勵進一步的投機，以便獲得更多的收入。 這些隱性的債務會成為定時炸彈，錢多斯預測，政府將最終國有化這些壞帳。這並不是沒有先例，上個世紀90年代房產市場崩潰，銀行業瀕臨崩潰，政府被迫接收壞帳（當然最後買單還是中國的納稅人、納費人和每一個居民）。 E，中國外匯儲備能夠防止房產市場崩潰嗎？ 專欄作家Tom Friedman在2010年1月12日《紐約時報》撰文說「永遠不要做空一個擁有2萬億美元外匯儲備的國家」 （Never short a country with $2 trillion in foreign currency reserves）。。 錢多斯對此回應認為， 外匯儲備並不能防止市場崩潰，相反，巨額外匯儲備卻能促進資產泡沫。中國政府積累的2萬億美元外匯儲備對應15萬億人民幣的投放，如果假設流通乘數為4，則憑空增加的人民幣流通為60萬億，這是中國資產泡沫（通過信貸）的主要原因之一。另外，1989年的日本和1929年的美國都擁有巨額外匯儲備，但卻不能阻止信貸資產泡沫的產生和最終破滅。 在北京大學任教的Michael Pettis 在其博克中對Tom Friedman一頓冷嘲熱諷，說「Chanos might still lose this debate， but Friedman has already proven himself to be hopelessly wrong」。這也難怪，Friedman這個人獲得多項普利策新聞獎，很有聲望，但主要領域在國際關係，對經濟事務的觀點過於業餘。 F， 關於中國政府最近的緊縮政策 中國政府最近的房產新政已經導致房產市場開始冷卻，包括提高首付比例等等。但問題是房產投資這個遊戲必須繼續，因為中國GDP增長的大部分來自房地產，歷史上沒有哪個國家是這種情況。如果房產市場冷卻，GDP增長率就會下降，這不大可能發生。因為中國政府最關心數字，政府官員的升遷與經濟增長數字息息相關，而提高數字的最快捷的方式就是搞建設。中國將繼續這種吸食鴉片式的「增長」。 G， 關於泡沫破滅的時間 錢多斯認為中國房產泡沫破滅將始於2010年的晚些時候到2011年。 另外， 錢多斯從沒有去過中國，也不會說中文。 我將在下一篇文章中介紹另一個看空中國經濟的基金經理Marc Faber。 「共和國長子」何去何從？ 2011-02-23 13:59:54 崔宇/文 2月22日，在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的發布會上，國資委副主任邵寧介紹了「十一五」時期中央企業改革發展情況和「十二五」總體思路。在當日國資委網站顯著位置，還配發了新華社和人民日報1月底就發表過的兩篇回顧性報道，其核心觀點是──中央企業，這個被譽為「共和國長子」的光榮群體，托起了一個國家走向繁榮富強的夢想。 「十一五」期間，中央企業的最顯著特點似乎是「國進」。根據國資委歷年統計數據，截至2010年底，中央企業資產總額達到24.3萬億元，較2005年增長了131%；凈資產9.5萬億元，較2005年增長105%；凈利潤8489.8億元，其中，歸屬母公司所有者凈利潤5621.5億元，分別較2005年增長83%和65%，上交稅金1.4萬億元，超過全國稅收的六分之一，較2005年增長142%。如果考慮到中央企業數量從2005年的166戶縮減到目前的121戶，戶均增長水平會更高，但凈利潤的增速確實落後了些。 也許，正是基於這一系列數據，國資委副主任邵寧的底氣顯得更足了一些。針對社會上對於國企與民爭利的非議，他在發布會上開門見山地強調要用「一種歷史的、過程的觀察方法」看待國企改革，國有企業在過去一段時間的高速增長，是對上世紀90年代以來國企低效以至破產倒閉的糾偏。但目前國有企業與市場經濟的融合併不令人滿意，「依託資本市場實行公眾公司改革、實現企業的多元化和國有資產的資本化，是未來國有大企業和市場經濟最終結合的具體形式」，具體要通過收縮戰線、企業重組、完善公司治理、完善監管和推動企業內部機制市場化改革等來完成。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邵寧表示要依託資本市場實行公眾公司改革（這實質上是產權改革）來實現國有企業與市場經濟的最終結合，但提出的具體方案卻並不完全與之相呼應，而更多地強調自我完善和監管，這意味著中國官方對於國有企業的產權改革依然諱莫如深遮遮掩掩，「共和國長子」何去何從依然是個未知數。 中國的國有企業如何與市場經濟融合，是一個爭論極大的理論命題。按照北京大學張維迎教授的總結，大概有兩派觀點，一派是「競爭學派」，它們認為只要存在競爭，所有制無關緊要，國有制可以與市場經濟相容，政府所要做的就是政企分開和加強監管，為競爭創造公平的環境；另一派是「產權學派」，它們認為市場經濟是不可能建立在國有制基礎之上的，唯有建立在私人產權制度上的市場經濟才能有效率地運作。 對於國有經濟和市場經濟不相容的觀點，張維迎教授在《市場的邏輯》一書中認為，首先，在國有經濟中，充分競爭必然是過度競爭，這非常具有破壞性；其次，國有制下的競爭可能導致極端的過度准入和重複建設；再次，在國有制主導的經濟里，建立信任更加困難，因為聲譽機制不起作用；最後，國有企業在長期競爭下不能生存，最終導致國有企業的民營化或崩潰。 如果按照「產權學派」的觀點，國有企業與市場經濟的融合是一個偽命題，因為它們是不相容的。這不僅是一種理論闡釋，各國的實踐也基本證明了這一點，而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並沒有太多例外之處，只不過是在一步步漸進地驗證產權學派的觀點。在引入了市場經濟之後，從最初的國有經濟一統天下到國有企業舉步維艱，在上世紀90年代以來，出現民營化或崩潰潮後，又開始探索國有、集體和非公有資本相結合的混合所有制形式，從近幾年來看，在引入非公有資本後確實取得巨大的突破，但光鮮成績單的背後卻隱藏著諸多不穩定因素。 一方面，掌握資金和資源要素的國有經濟的「野蠻生長」導致民營經濟帶著鐐銬跳舞，商業環境不斷惡化，任何風吹草動都會導致經濟運行的不穩定，2008年的金融危機就是一個縮影；另一方面，由於政企依然不分和監管依然無力，國有企業腐敗窩案不斷曝光，市場和公眾對於政治體制改革的呼聲也愈發強烈。 因此，如果中國依然要尋求經濟增長來保持經濟社會的穩定，目前「共和國長子」的無限風光只能是也必須是窮兵黷武的暫時現象，未來，國有企業與市場經濟或許只能二選一，沒有中間路線可走。 當然，在漸進改革的途中，當務之急是要逼共和國長子「孝順」一些，使其利用壟斷租金和壟斷定價的收益回饋公眾，雖然去年底中國財政部提高了中央企業的分紅比例，但最高也只是在15%左右，而且分紅資金也大都是在中央企業體內循環。只有當削弱了央企的投資擴張能力，長子和其他孩子們的差距才有可能縮小，從而加速向純粹市場經濟的轉變。一個不斷壯大的「不孝」長子對於任何一個家庭來說，都是不能承受之重，更何況，還有由11萬多其他類型國有企業組成的「共和國次子」陣營，他們將難堪承載一個家庭或國家富強夢的重任。 除了房子沒什麼可囤積的 2011-02-23 13:52:08 黃亞生：除了房子沒什麼可囤積的 新周刊 黃亞生 麻省理工學院斯隆商學院教授，其著作《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曾獲評《經濟學人》年度書籍。 今天情況和上世紀80年代不太一樣，那時候人們收入的增速比GDP增速更快，這意味著政府讓利給老百姓，但今天情況是剛好相反的。 採訪/張堅 通脹是一個政治問題 《新周刊》：橫向來看，現在金磚四國都在不同程度上面臨通脹的危險，對於發展中的國家而言，通脹是普遍現象還是特殊現象？ 黃亞生：通脹分幾種，一種叫溫和型通脹，一種叫高通貨膨脹。溫和型通脹在很多國家出現過，韓國有，現在的印度也有，沒有太多反常的地方，高通貨膨脹就是另外一回事。通貨膨脹考慮的，其實不是價格本身的高度，而是它增長的速度。像拉美在80年代碰到的情況就是通貨膨脹控制不住了，並不是價格有多高，而是價格上揚的速度非常快。通貨膨脹一般來說，每年增長3%、4%左右，都是可以控制的。而增長15%，甚至20%以上就是高通貨膨脹，它們甚至能發展到100%，200%，1000%甚至10000%。 通貨膨脹很多時候是政治上的問題。比如印度不是沒有通貨膨脹的問題，但它整個社會的價格都很明晰，政策響應速度比較快。印度人對收入增長和通貨膨脹的預期比較協調，所以不會造成政治問題。中國最近是3%，這種程度上，老百姓就接受不了了，這說明老百姓的預期不是很樂觀。這是一個政治問題。 《新周刊》：有相當多的經濟學家認為，全球流動性過剩、美國定量寬鬆政策和人民幣升值預期導致的資本流入是這一輪通脹的主要成因，是這樣嗎？ 黃亞生：我不太認同中國此輪通貨膨脹是「輸入型通脹」的看法，通貨膨脹有一個重要的途徑是從其他途徑進口資金，資本賬戶也不會100%天衣無縫。但中國資本賬戶和其他國家都不一樣，因為它可以進行嚴格的資本管控措施。像過去90年代，東南亞確實出現過問題，就是日本經濟衰退，造成資金留到東南亞，那是日本資本賬戶的自由度比中國高。中國情況和日本不同，所以我覺得肯定有輸入的影響，但這不是主要因素。 中國式的資本通脹 《新周刊》：你以前寫文章談過很多關於中國模式的東西，可否簡要談談，「注重投資出口卻不注重居民消費」的中國模式和這一輪通貨膨脹之間的關聯？ 黃亞生：老百姓收入增長不快，實際是過去十多年中國通貨膨脹沒有變得很嚴重的原因。 中國通貨膨脹是出現在資本市場上，比如煤、鋼鐵這些東西，價格增長非常快，這使煤老闆收入增長特別快。 把價格分成兩邊，一邊是生產者的價格，一邊是消費者的價格，可以看出過去消費者價格並沒有增長很快，因為人們收入低，所以購買力不強。某種意義上，生產一方和消費一方在抵消。但最近一年出現了新的情況，比如勞動力工資的上漲等，這種要求在過去是被壓制的。現在允許一定程度的工資上揚，所以工資增加的速度特別快。但現在農民工的工資以30%的速度上揚，和以往農民工的工資被壓抑一樣，都不是市場的結果。 最近發生的情況，可能是因為過去壓抑通貨膨脹的這方面的力量，過去是負的，現在是正的。我是這樣的解釋，可以說過去幾十年中國依靠投資和出口的政策壓抑了通貨膨脹。你看上世紀90年代，不光沒有通貨膨脹，而且消費者價格指數是負的。而農民的收入也沒有怎麼增長。「出口導向型」經濟就是這種現實下的被動選擇結果，因為國內的消費太弱。 《新周刊》：相對其他國家來說，經濟穩定對中國而言可能更重要。在可預見的時間內，你認為哪些經濟政策能緩解類似通脹等問題帶來的不確定性？ 黃亞生：央行出台了各種措施來抑制通貨膨脹，但沒有很強的動作，只是一些輕微的加息等等。這裡面有政治的考量。一方面是必須考慮地方政府和國企，因為它們都是投資的主力，如果收緊資金，會增加它們的融資成本，影響GDP。另一方面，又必須考慮通貨膨脹對社會的傷害。這其實是一個兩難困境。但真正有用的措施，必須是要排除那些不相干的因素。 通貨膨脹會使人們對銀行失去信任 《新周刊》：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出現過好幾波通脹，分別在上世紀80年代中晚期、90年代初期和最近這一輪，在你看來，前兩波通脹的成因和這一輪有什麼不同？ 黃亞生：上世紀80年代的通脹，其實和今天有很大不同，甚至不能稱為通貨膨脹。那時候是轉軌期，因為價格改革，物價一下子就漲上去，今天則是一點一點往上走。 《新周刊》：對於普通的中國人而言，面對通貨膨脹的威脅時能做什麼？ 黃亞生：這真的很難說。80年代人們可以囤積那些商品，今天可以囤積什麼？好像只有房子了。 《新周刊》：現在能夠預想得到的後果是什麼？ 黃亞生： 通貨膨脹會使人們對銀行失去信任，出現擠兌的問題。今天情況和80年代不太一樣，那時候人們收入的增速是比GDP更高的，這意味著政府讓利給老百姓，但今天情況是剛好相反的，GDP、政府財政收入和國企的收入增速都很快，在銀行的儲蓄當中，企業和政府儲蓄佔了絕大多數，家庭的儲蓄反倒很少。現在很多人仍然在看好中國經濟，但數據能說明問題。前幾年，流入中國的錢比流出中國的錢多，但現在也反了過來。 東南亞金融風暴的時候，有人說是外資撤出，其實沒有那麼簡單。外資也是看到這些國家的富人轉移資本之後才這麼乾的。 《新周刊》：通貨膨脹對中國的出口有什麼影響？ 黃亞生：如果再過一段時間，中國的通貨膨脹影響成本，勞動成本上升，材料成本上升，必然要反映到產品的價格方面。如果中國出口情況不好，那就是一個非常尷尬的地步。外國人希望你升值，但你自己是希望貶值的，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大的矛盾。 外國人之所以覺得你還要升值，是因為中國出口外貿的競爭力非常強，雖然盈餘在縮小。對他們來說，你還是盈餘，他還是需要你升值的，從你自己的角度來看，提高出口競爭力是要貶值的啊。那個時候就非常尷尬了。現在中國政府和美國政府的問題在於一個要升值，一個不升。如果以後真變成一個要升值，另一個要貶值，那就更加尖銳了。 從奶粉二度恐慌看中國的經濟成本 2011-02-23 13:44:39 葉檀/文 內地再次出現奶粉荒，大批內地人士到港、澳地區採購奶粉，以至某些品種出現斷購現象。 這是內地奶業的第二次恥辱，也是內地市場運作成本的真實體現。此疾不除，未來市場動作成本將越來越高，總有一天，我們得回到以貨易貨時代。 牛奶行業已經被三聚氰胺大傷元氣，現在再次被皮革奶重擊。我們首先看到行業普遍缺乏最起碼的倫理，在人命關天的嬰兒奶居然敢摻雜三聚氰胺，三聚氰胺之後則是有可能導致重金屬中毒的皮革奶。某些企業的底線已經到達只要今天吃不死就與我無乾的地步，如此大規模的失信是史上罕見的。 政府難辭其咎。 首先是處置太慢，其次是處置不力，就牛奶行業而言，在三聚氰胺奶泛濫成災、結石寶寶現象無可遮掩後才下決心整治，但在整治的過程中卻令人難以置信地左右開弓，既懲罰了造假者，也以其他罪名懲罰了受害者家長。 在懲罰的過程中政府沒有追究到底，利益根基依然完好。從美國論文中活學活用三聚氰胺的化學家們沒有受到懲處；生產三聚氰胺的整個生產鏈條沒有追究到底；涉嫌摻雜三聚氰胺的大企業被輕輕放過，一些高管甚至還獲得了期權的獎勵；瀆職的檢驗部門官員浮出水面又被放到冰山之下。媒體對於三聚氰胺的報道在各種原因下被迫無疾而終。 由於造假成本過低而收益太高，政府的處置給造假者划出了成本底線，反而使造假者有了明確的收益預算。因此並不奇怪，造假愈演愈烈，幾分錢成本的假雞蛋、十塊錢成本不到的假燕窩、幾十塊錢成本的高檔葡萄酒四處開花。 這既是一場食品災難、也是一場生態災難、更是一場經濟災難。以葡萄酒為例，朋友告知，在河北等地真葡萄酒被擠兌得無路可走，中國最適合種植葡萄酒的產區之一葡萄樹被大量砍伐，由於葡萄酒樹齡成熟期起碼在二十年以上，這也就意味著，中國起碼在二十年內不可能大量生產優質葡萄酒，更別提培育出中國自己的高檔葡萄酒品牌了。 讓人稍感安慰的是，此次皮革奶事件由農業部最先通告全國，沒有一瞞到底，算是進步。日前，農業部下發「2011年全國生鮮乳質量安全監測計劃」和「農業部生鮮乳質量安全監測工作規範」兩個文件。此次安全監測計劃提出，除所有抽檢樣品都必須檢測三聚氰胺外，其中30%的樣品還要檢測皮革水解蛋白和鹼類物質。 光有檢測還不夠，相信消費者都有同樣的疑問，負責產品質量的部門去了哪裡？造假的企業究竟受到了什麼樣的處罰？對於造假企業是否有利益追溯剝奪機制？對於那些大到不能倒卻有造假嫌疑的企業又將如何懲處？誠信的企業家是否有了生存的空間？ 企業的激勵機制至關重要，由於沒有機制給誠信企業以獎勵，導致創新企業被抄襲企業逼死在岸上，一些造假企業在證券市場獲得天量資金，企業因為造假獲得犒賞。沒有正確的激勵機制必然是劣幣驅逐良幣，最終的結果是中國市場效率大大降低。很大一部分GDP產生在偽劣產品、強拆等方面。 直接的信用損失難有確切的數據。來看2003年的一則數據，當時人民銀行調查，有51.3%的改制企業有逃廢銀行貸款債務行為，逃廢銀行債務達1851億元。據中國企業聯合會理事長張彥寧透露：中國每年由於企業誠信缺失造成的經濟損失高達5855億元，其中每年因為逃廢債務造成的直接損失1800億元，由於合同欺詐造成的直接損失約55億元，產品質量低劣和制假售假造成的各種損失至少有2000億元，由於「三角債」（另據蔣正華透露目前全國三角債大概有15000億元）和現款交易增加的財務費用約有2000億元。社會誠信缺失已成為企業和銀行提高經營效益和穩定發展的嚴重障礙。 2004年，廣東省社科院研究，山西環境污染所帶來的損失占整個GDP的三分之一。根據汕頭市統計局提供的數據，因為質量信用問題給其經濟帶來的損失應該在20%左右。另有統計稱，由於信用缺失，我國每年財政上的損失高達約五千個億；十幾年來，我國金融、銀行業的貸款損失大約四萬個億。 奶粉一再恐慌反映的是市場監督和誠信機制一再失靈，長此以往，建立中國市場與品牌所需要的土壤就不可能，市場化的根基虛弱無比。 以金融業為例，沒有抵押品，銀行就會出現天量壞帳，導致現代金融體系無法建立，金融創新往往被投資者視作圈錢，只有投機機會；社會的中介評級機構屢屢爆出黑幕，使市場評級成為金錢交易的代名詞，債券衍生品無從建立。 建設內需經濟，中國需要自己的品牌，沒有人願意為產品創新與品牌營銷付出代價，中國的絲綢、瓷器等國粹產品，大多數淪為地攤貨，結果是不僅奶粉，除高檔白酒之外的奢侈品牌由境外企業獨霸中國市場。中國的假冒偽劣產品使境外奢侈品公司獲得了更高的溢價。 國人也許可以自慰，美國上世紀初也曾出現假貨橫行、內幕交易橫行的現象，日本與中國台灣地區也是偽冒品的代名詞，但從來沒有一個經濟體可以靠偽劣產品立足於世界經濟之林，美國等地都出現過對假冒偽劣產品刮骨療毒式的重拳整治。 媒體的監督與法律的嚴懲並行不悖，當造假的成本遠遠高於收益時，當結石寶寶家長獲得高額集體賠償，當媒體出現越來越多的深度報道，當民間維權團體被賦予更多的信任，中國的市場化制度根基才有可能從根本上得到好轉。 沒有一個國民希望自己的子孫後代在毒奶粉、地溝油的哺育中成長，沒有人願意受重金屬污染的毒害，任何理由不論是GDP、不論是溫飽論，都不足以成為鼓勵造假的借口。我們需要誠信與正確的激勵機制，來挽救岌岌可危的信任感，與市場土壤。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 金融學教授孫立堅 中央政治局在21日討論政府工作報告和「十二五」規劃綱要草案的會議上，明確強調要防止今年經濟出現大的波動。縱觀中央年初到現在所推進的一些列宏觀調控措施，讓我們感到政府在遏制通脹、扭轉產生泡沫危險的資金流向問題上，會打破以往年初力度輕，年末力度強的思維慣式，繼續保持強勢的執行力度。但是，由於內外環境的不確定，也要避免宏觀調控政策用力過猛或執行時機的失誤所可能產生的副作用——即遏制了通脹和資產泡沫現象的同時，經濟活力也隨之而去的可能性。這會給這兩年中國政府所取得的內外有目共睹的救市效果蒙上厚厚的陰影，增加未來經濟刺激的成本和效果。為此，如何認識內外經濟的不確定性，找到一個合理有效的發展經濟而又能防範通脹與泡沫的政策組合拳就顯得十分重要了。 首先，給中國經濟造成負面衝擊的外來因素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國際環境出現意料不到的動蕩，比如，目前中東、北非局勢的進一步惡化就會影響全球市場對未來經濟的預期和由此可能產生的偏激行為，瘋炒油價 就是近期值得關注的波及效應，讓它蔓延下去，就會給剛剛復甦的世界經濟增添很大的麻煩。何況很多國家已經在面臨各國政府挽救經濟所導致的流動性泛濫的後遺症問題上，正面臨著加息和按兵不動的兩難問題，前者是為了防止貨幣政策的滯後反應可能再會生成一個大泡沫的風險，後者是確保經濟全面復甦的成果，避免過早退市帶來經濟再次疲軟的可能性。現在油價高企更是火上加油，經濟因為政策迫不得已的轉向而導致的不確定性再變得越來越大。所以，看清國外局勢的變化，再動用我們的調控手段，有時候能起到非常好的「借力」發揮的效果。相反，不管外部形勢變化，還按照以前的做法單純加大宏觀調控的力度，那麼，一旦效果顯現的時候，就會出現「超調」的問題，再來轉向糾偏防止經濟大波動的舉措已經為時過晚。 二是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經濟景氣度出乎意料的向上好轉，也 就是政府和企業的投資產生了合力效果，形成了良性互動的作用，比如，美國服務業的繁榮格局的形成 就是藉助了自己政府推動社會保障體系改革所產生的商業機會和就業增加的效果。由此又進一步形成向其他產業較大的波及效果，推動了整個實體經濟部門的投資新興和對外來經濟走強的預期。如果歐美政府確認經濟復甦的基盤已經穩固，接下來 就是要避免一旦經濟過熱而政策反應滯後所產生的副作用，於是，美聯儲或歐洲央行等一旦加快加息的步伐，而我們對此舉動的應對措施又沒有及時做出反應，那麼，中國資本市場和中國經濟就完全有可能因為國際資本迴流而受到影響，這也會干擾我們宏觀調控的效果。甚至我們的貿易和投資夥伴其經濟因為國際資本的迴流而遭到重創，這樣的危機案例在歷史上曾經多次出現過。 三是金融危機後經濟大國所暴露出來的一些存量問題，比如，財政赤字、貿易收支失衡、擁有大量外債的機構入不敷出和匯率升值問題等，因為某個事件由頭而使這些問題突然激化，再加上應對這類全球化問題上國際協調能力較弱，那麼，很容易引起內外市場的過度反應，從而形成惡性循環式的放大效應。這也會使得正在努力進行結構調整中的中國面臨更大的外部衝擊的負面影響。像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再起，日美英等發達國家債券的信用評級下方調整，中美貿易摩擦等問題都不能讓我們現在掉以輕心。 其次，中國經濟自身的不確定性也不能小視。一是通脹壓力。尤其是對於人均收入基數低、貧富差距又大的中國而言，承受無論是輸入性通脹原因，還是我們自己貨幣超發，或流動性管理缺失所造成的通脹問題都是非常有限的，這對社會和諧以及內需培育都將產生十分不利的作用。而目前通脹形成的機制較為複雜，靠簡單的貨幣政策很難有實質性的效果。 二是結構調整壓力。這非常關係到中國經濟發展的活力。金融危機後，和大多數國家一樣，政府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自然成了主基調，所以，現在，一旦宏觀調控力度加大，市場依賴「政策市」而發力的脆弱性就被凸顯出來。因此，如何儘快將這種輸血型的經濟繁榮方式帶出市場造血型的發展方式，這不僅關係到我們經濟發展的效率，而且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也尤為重要。但目前市場活力煥發的不確定依然很大，表現在很多產業資本被閑置下來，很多民間資本流失在外，若要扭轉這一局面，只有政府通過進一步減稅讓利、同時，保護好市場投資和消費的環境，並加快完善社會保障和福利體系的進程，以及大力推進「多勞、多得、多消費」的激勵機制以及相關制度的建設和相關政策有效實施的監督機制，繼續加大反腐打貪的力度，才能做到中國社會民富有保障，中國經濟發展有起色，而不是令人擔心的大起大落的局面。 三是市場摩擦增大的壓力。近期，民工荒、漲薪潮的社會現象已經引起了海內外社會各界的高度重視，當然，在今天經濟環境還沒有出現根本性好轉的情況下靠市場自身來調節難度確實較大，如果中央政府在引導市場形成正確的通脹預期的同時，能夠控制有些地方盲目投資佔用勞動力資源的行為，並敦促地方政府為民工的福利改善做出實質性的貢獻，為有發展潛力的企業，通過稅收等優惠政策來分擔他們所承擔的越來越高的勞動成本、生產成本，那麼，這樣做所贏得的結構調整的寶貴時間，一定會為企業今後通過技術進步和創新，打開其盈利空間，提高自身抗衡成本增加的生產能力，發揮出非常積極的作用。否則，企業因成本迅速增加而盈利空間受到人才、市場等約束無法相應地做出調整等不利因素，可能會放棄繼續留在生產部門的意願，這不僅跟中央期待的目標背道而馳，而且，也會因為他們的資金大量閑置在社會上的緣故，從而增加了中國經濟穩定發展的不確定性。 總之，在當前不確定的內外環境下，治理通脹和泡沫更需要科學發展觀。蠻幹和單幹（只依賴貨幣政策來治理通脹的做法）都會讓政策效果適得其反。事實上，根據發達國家的發展經驗，並針對當前中國通貨膨脹的特點，我感到需要重視以下三大配套的政策環節：一是貨幣政策的數量調整（利率、匯率政策為輔）和制度建設結合的宏觀調控方法，二是加大人力資本投資和導入正確的激勵機制保證下產業結構升級的產業政策，三是強化政府決策部門的政策協調和學術部門研究成果的社會普及工作。 比如，第一個政策環節主要是控制可能出現的金融泡沫對物價水平的影響，第二個政策環節主要是起到提高實體經濟部門收益率的效果，以降低由於過剩的流動性湧向金融部門而可能造成通脹壓力，第三個政策環節的側重點則放在影響大眾合理預期的形成機制上。但是，上述每一類政策的有效實施都會影響其它兩類政策的實施效果。比如，如果能有效控制金融泡沫，資金就會流向生產效率較高的產業部門，才有可能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和提高人們實際的收入水平，從而也就會降低因為金融體系流動性過剩所可能造成未來通貨膨脹的預期。當然，實體經濟部門收益的提高，若能夠和人力資源的投資結合在一起，那麼，實體經濟增長就會給與人力資本足夠高的回報，也就可以把優秀人才留在實體經濟的體系中，於是大眾對通脹的預期就會和實體經濟的發展狀況有機的結合在一起，這一局面對中國經濟可持續的發展將產生不可估量的正面影響。當然，所有這些政策的有效實施，都是基於大眾對政策體系的信賴和準確的理解，為此，政府部門和學術界都應該肩負起宣傳和正確詮釋政策效果的社會責任。 廣州人大代表炮轟奢侈亞運的價值 2011-02-24 15:12:06 石述思/文 廣州亞運已於去年落幕。 按照以往的慣例，這是一次全亞洲團結的盛會、奮進的盛會、和諧的盛會，將永遠載入世界運動史冊，是廣州人、中國人乃至地球人的驕傲。 當然，為了這份來之不易的光榮，該市不僅對市民賣菜刀實行了實名制，也著實破費了相當多的銀子。 當代中國人辦大事一直這樣慷慨。 媒體報道，凡光顧過北京奧運的西方友人尤其是記者，再光顧別的世界級大賽，多有備受冷落之感，甚至建議以後世界大賽都交給熱情好客、花錢痛快的中國人。 我們是禮儀之邦，泱泱大國，四海賓朋雲集是給咱面子，哪能慢待，豈能丟人。這是面子問題——咱GDP都二了，儘管里子是人均GDP全球百名之外。但我們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啊，那叫為國爭光。 但很少人敢公開質疑北京歡迎你背後耗費了多大的社會經濟成本。 廣州個別人大代表可能是不想幹了，辦個小小亞運，竟然利用兩會這種關鍵場合，公然質疑。更神奇的是，當地媒體竟還有膽量披露出來，著實使正在值夜班的俺很受驚。 羊城晚報報道，這一幕發生在21日下午。 導火索是市人大代表、華南理工大學法學院院長葛洪義的一席話：「辦亞運有不節儉的地方，老百姓都知道！能不能不說"達到了節儉辦亞運的目標"這種話？」隨即在海珠區代表團第一組討論引起在場另外兩位代表的激烈「對轟」。 市人大代表、廣州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原亞組委宣傳部部長羅京軍激動地回應：廣州如果沒有亞運會，就絕對沒有現在的國際地位。 市人大代表、中山大學法學院教授黃建武馬上反駁：「這是兩回事！」他說：「亞運會對廣州城市聲譽的提高、民生的改善都有好處，肯定是要花錢的，但問題是，政府一開始說 只要20個億，到後來屢次改變預算數目，有向人大報告過嗎？人大審核了嗎？這種變動肯定是有理由的，但是政府自己拍腦袋決定，有沒有尊重人大、尊重民意？」 黃建武斬釘截鐵地表示，程序問題反映的是法治問題——「你這樣拍腦袋幹活，別人就會感覺不民主！廣州能不能在民主法治方面給全國各城市做個榜樣，創造一種具有價值影響的廣州模式，這才是需要我們好好總結的」。 其實俺不關心這場PK的勝負。但欣喜於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最前沿，終於有代表敢於對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決策的實施質疑——真正代表公眾。 先聲明一點：辦亞運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舉辦決策是有深厚的民意基礎的。 但辦這麼大的事，需要花錢，其中相當一大部分來自納稅人。2005年，廣州在國務院會議中承諾辦亞運不超過20個億，但最終一報賬，高達1200個億，沒有具體的支出細則，還在政府報告中被包裝成廉潔、節儉，自然讓人生疑。是最初的承諾保守得離譜，還是事後花錢不夠廉潔、節儉？有沒有貪腐？有沒有浪費？ 顯然，不是當初決策太保守， 就是事後預算運行有黑洞，審計有盲區。 深層次的原因是：權力運行不公開，公眾監督渠道狹窄不暢，公共利益事件甚至由此變成國家機密，公眾的知情權、監督權受到嚴重踐踏。 但改革開放前沿就要顯得開放、民主、法治一些，作為公權力主要監督部門的人大，有代表積極履職，以對政府公信力高度負責的態度，利用兩會公開質疑，令人倍感鼓舞。 有了他們，俺對即將召開的全國兩會充滿了期許——親愛的代表，儘管您代表俺參政議政時俺不熟悉您，但希望您真正從良知和正義出發，替多數永遠沒機會發出聲音的民眾發出聲音，而不要總是扮演隨聲附和的喜鵲和美麗的花瓶——想想那些秉公直言的廣州代表，力爭為民主法治贏得尊嚴。 CPI掩蓋通貨膨脹 2011-02-24 15:04:28 孟祥妲/文 CPI掩蓋通貨膨脹 政府從未相信過CPI，它只是指望著人們能相信它——阿狗語錄 有一個頗有些年頭的神話，說的是，現代中央銀行創立的目的， 就是為了控制和消滅通貨膨脹。 的確，我們會看到，在一些特定時期里，每個國家的中央銀行（美國叫聯邦儲備系統）都在極力運用各種手段對抗通貨膨脹。據說，人類社會中有一些天然的邪惡力量，天氣、戰爭、人們無緣無故的恐慌心理、特別是投機商的貪婪和外國資本家的陰謀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都會讓物價飛漲。而中央銀行這個市場經濟的衛士，則在行使著保衛市場的神聖職責，他們依據一種叫做「消費者物價指數」的指標，時刻監視著市場中各種異常動向，隨時準備給各種破壞市場穩定運行的因素以致命一擊。這個著名的指數還有一個我們今天耳詳能熟的英文簡稱：CPI。 CPI是一個反映物價變動的加權指數。它把人們各類日常消費品的價格按照一定的比重權數加總起來，給出一個初始基數，然後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各種商品價格的變化，用一個公式計算出「消費價格總水平」的變動。這指數一般會涵蓋了人們的所有主要消費——吃穿住用行。比如像我們這裡簡化的說明：CPI的基數也許包含了雞蛋、襯衫、房租和公交車票這四類消費品價格。當然，我們易於看出來，任何這樣的結構和基數選取都是 任意的。顯然的事實是：每個人的消費偏好都不同，找不到兩個人對同樣一組消費品有相同的效用評價。所以，制定這個指數的人，只好當個人的偏好是不存在的，他們憑靠自己的主觀選擇了一批自認為「有代表性」的商品和服務，再按照自己想像中這些東西對消費者的重要性程度來安排它們在指數中的權重。於是，我們就看到現實中的被公布出來的那個數據，它每個月變動一次，就好像的確是受監控的一樣。 我們可以把CPI中的商品看作是一籃子物品。比如說，我們上面說的四種商品。也許在初始情況下，每一百貨幣單位（元）可以購買100個雞蛋，或三件襯衫，或10平方米房租，或50張公交車票。好了，我們知道它們各自的價格，也會有一個任意給出的權重，我們可以算出某個基數。然後呢，市場在發生變化，價格每天都在漲跌。我們隨後截取的時間點上，一百元就只能買到90個雞蛋，或四件襯衫，或8平米房租，或50張公交車票（這裡有個小狡獪，公交車票價一般是變動最小的）。這樣我們可以看出相對的雞蛋和房租漲價了，襯衫降價了，而公交車價格保持不變。那麼，按照CPI的計算方法，我們又會算出一個新的基值，拿這個基值與最初的基數相比較，我們就可以說CPI是上漲了還是下跌了。 但是問題隨著就來了，商品價格為什麼發生變化啊，因為供求發生了變化， 就是供給者的利潤計算和需求者的偏好發生了變化，也 就是說，價格的每一次變動，都意味著需求者偏好結構的調整。相應地，各種商品的 相對重要性也就發生了改變。而CPI無論是從出發點還是從變動的方向來說，都不可能反應這隨時發生的變動。儘管它會每年做出一些調整，但是就跟確定初始基數的權重一樣，這種調整也是 任意的。事實上，如果說它可以不是 任意的話，那也僅僅是指它的調整方向總是趨向於更加掩蓋和歪曲誤導通貨膨脹的程度。 比如，在美國的CPI統計中有一種編製方法， 就是剔除掉食品和能源的價格再來計算CPI，他們管這個叫做「核心」CPI，理由是食品和能源通常容易受季節性影響，不利於反應通脹程度。真實的情況是，在通貨膨脹發生並且明顯地表現出來的時候，最基本的生活消費，即食品和能源，總是最先漲價而且漲得最高，並且是對消費者的 相對重要性提升得更高。因為通貨膨脹總是體現為消費者的總收入提高速度趕不上物價上漲的速度（如果工資和物價同速度地增長，並且相對價格結構不變，則通貨膨脹就沒有任何意義），為了應付漲價，他們就被迫壓縮一切非必要的開支，儘可能用有限的收入優先滿足基本生活需要。食品和能源消費當然是最基本的不可或缺的消費，它們占消費者總支出的比例勢必會上升，所以，如果要減少CPI指數對通貨膨脹程度的扭曲的話，唯一正確的不是從其中剔除食品和能源部分，而是增加它們的權重。類似地，中國在今年一月做了一次CPI結構的調整，調整的方向是減少食品類所佔比重。在中國人都因為通貨膨脹而增加了食品開支的情況下，這樣做不是讓CPI更好地反映通貨膨脹，而是讓它進一步背離了真實的情況。可以說，通貨膨脹最主要的標誌， 就是生活必需品整體的大幅漲價。在通貨膨脹期間，「消費者物價指數」永遠是與消費者對於價格的真實感受相背離的，無論過去還是現在，無論中國還是外國，概莫能外。 如此，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麼央行採取盯著CPI的做法（更不用說他們經常為較高的CPI找各種理由辯護）。我們說央行想要控制和消除通貨膨脹是一個神話， 就是因為他們從來都沒有真正防範了通貨膨脹。而CPI則是他們的障眼法。CPI從它產生的那一天起，就不是用來標示通貨膨脹的程度，而是用來掩蓋通貨膨脹的程度。通貨膨脹這個詞的涵義，只有一個， 就是通貨（流通中貨幣）的膨脹（增加）。 現代中央銀行，就像美聯儲的創立者們和凱恩斯爵士更直言不諱地表達的那樣，其真實目的，從它誕生的那天起， 就是為社會提供更多的信貸——廉價資本，以刺激經濟繁榮。央行用部分準備金和票據貼現的方法幫助商業銀行擴張信貸，而用印鈔機作為它的輔助。央行並不是在今天才把CPI作為掩蓋通貨膨脹水平的辦法，這個指數，從它推出的那一天開始， 就是為了執行這個任務的。因為信貸擴張帶來的通貨增加，不會立刻引起消費物價的上升，即便稍有上升，也可以通過巧妙地調整 CPI的權重來掩飾它。在進行指數編製的時候，他們已經充分考慮到如何讓這個指數顯得更「溫和」，以幫助央行擴大他們任意增加流動性的自由度。如果人們早就意識到物價上漲已經非常之快了，那央行就不得不在開始擴張之後不久就停止擴張，在他們看來，這是半途而廢。但是這半途而廢終究是不可避免的，因為人們遲早會普遍意識到，真實的物價上漲已經遠遠超過CPI標示的幅度，為了保衛自己的財產，他們會加劇購買和囤積行為，而這又會進一步把物價增速推高到難以接受的程度。於是惡性通脹的恐怖前景就籠罩於整個經濟體之上，不管CPI是多少，央行都必須把貨幣擴張的剎車狠狠地踩下來。 所以，真正的問題，不是治理通貨膨脹，而是避免製造通貨膨脹。貨幣流通量大量增加而物價不漲，這是根本不可能的。盯住CPI 就是盲人騎瞎馬。因為央行的邏輯是， 只要CPI還沒有上升，或者上升得還不快， 就是沒有通貨膨脹。如果我們對流通中增加的貨幣視而不見，等通貨膨脹真正嚴重的時候，我們為了遏制它所付出的代價，就會高得驚人。 一些學者相對正確地認識到，CPI指數正在誤導人們對通貨膨脹的認識，他們主張要重新依據更為「合理」的方式來編製CPI。當然，由上面的分析，我們已經知道，這樣的合理方式是不存在的。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儘管CPI本身不能真實地標示通貨膨脹，但是CPI編製方式對於通貨膨脹扭曲的程度，還是可以判斷的。那些越是趨向於降低最基本的生活消費品的比重甚至將其剔除出CPI指數的做法，就越是在扭曲通貨膨脹的程度。當然，管制者會找出各種各樣的言不由衷的理由來，甚至他們都會極不情願公布CPI的具體構成，唯恐人們揭穿他們掩蓋通貨膨脹的真相。 最讓管制者無奈的，也許是CPI儘管能夠誤導和掩蓋通貨膨脹，但是又不能完全不受通貨膨脹的影響。這個指數多多少少還會不忠實地透露出一點真相。當真正的通貨膨脹水平已經很高的時候，即便是歪曲性的指數，也不能不跟著上漲，儘管上漲的幅度，很可能嚴重低於真實水平。 相比CPI指標，我們更應該如何正確看待通貨膨脹和物價的變化。 管理者總是有意地讓人們去關注CPI，而刻意淡化價格變動的細節。CPI指數默認人們的偏好（包括消費能力）差異及其變化是不存在的，但是，對於物價的任何變化，最重要的因素莫過於偏好及其變化。根本不存在一個抽象的「價格總水平」，有的，只是成千上萬的個人和企業在市場中無數次交易，以及這些交易隨時隨地影響著的價格變動。所以，我們不應該再使用物價總水平這個詞，而應該參考消費量的變化全面地知曉整個市場中所有商品價格的相對變化，即便這樣看起來更麻煩一些，但這個無疑更真實。當人們清楚地知道，他們的消費構成中最重要的部分，食品、住房、能源的價格已經增加了百分之幾十甚至翻了幾番的時候，他們就不會再被僅僅百分之幾的（可控的！）CPI增幅所迷惑了。 最後，我們還是得感謝那些相對更為誠實一些的美國電視媒體，每當它們在新聞中談到經濟問題的時候，總是不會忘記在畫面里配上日夜不停轟轟作響的印鈔機。（來源：經濟觀察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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