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字經》的淵源及其蘊含的中華文化

《三字經》是中國傳統啟蒙教材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種，也是影響最大的一種。《三字經》之所以歷久風行，影響所及，幾乎家喻戶曉，人盡皆知，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由於它內容豐富，知識性強。《三字經》篇幅不長，全篇僅1044個字，但就是在這有限的篇幅中，包含了十分豐富的內容。明朝的呂坤，把它當作增廣見聞的讀物。清人紫巢氏，在為《三字經註解備要》作序的時候，稱它是「一部袖裡《通鑒綱目》」。章太炎把它和《千字文》作了對比，認為它雖然「字有重複，辭無藻采」，但「啟人知識過之」。(《重訂三字經》題辭)美籍華裔學者陳榮捷也說:「《三字經》以一千餘字，歷舉中國文化義理歷史典籍，實一小型百科全書。」(《朱子新探索》第672頁，台灣學生書局，1998年)

《三字經》深得人們喜愛的另外一個更為根本的原因，在於它的形式。它三字一句，句子短小，形式整齊，隔句押韻，讀起來上口，聽起來悅耳，兒童喜聞樂道；並且，它的前後句自然連貫，語義順暢，淺顯明白，通俗易懂，絲毫沒有生拼硬湊的痕迹。

宋代之前啟蒙讀物主要用四言寫成

在宋代之前，中國傳統的啟蒙讀物，主要是用四言寫成的。從殘存的遺文和王國維等學者的考證來看，中國最早的啟蒙識字讀本，如《史籀篇》、《倉頡篇》等，都是用四言寫成的。著名的《急就篇》主體是三言和七言，末尾最為淺近可讀的一段，歌頌漢朝的功德:「漢地廣大，無不容盛。萬方來朝，臣妾使令。邊境無事，中國安寧。百姓承德，陰陽和平。風雨時節，莫不滋榮。災蝗不起，五穀孰成。聖賢並進，博士先生。」正是用四言寫成的。

被人們視為「稷下學宮之學則」的《弟子職》、成書於六朝時期的《千字文》、唐代廣泛使用的《開蒙要訓》、成於唐而風行於宋的《蒙求》、介紹姓氏的《百家姓》、傳播歷史知識的《十七史蒙求》、闡釋理學概念的《性理字訓》、宋朝末年方逢辰所撰的《名物蒙求》等，都是用四言寫成的。在《三字經》出現之後，一些重要的啟蒙讀物如《龍文鞭影》，還是用四言編寫成的。可以說，四字句是傳統啟蒙讀物最主要的編寫形式。

用三言這樣短小的句子來表達意思，而且通篇如此，還要押韻，這實在不是容易的事情。正如張志公先生所說:「用簡短(三、四個字)而整齊的韻語，好處在便於記誦，但是往往有兩個缺點，一是容易寫得艱深難讀或者牽強硬湊，一是容易寫得貧乏呆板。」(《傳統語文教育教材論》第23頁)四言相對於三言，雖然只多了一個字，除了增加編寫的難度之外，對於成人來說沒有什麼不同，但對於兒童特別是低幼兒童來說，則意味著負擔的減輕，意味著更加容易接受。

三字一句啟蒙讀物的沿革

以三字一句的形式編寫的啟蒙讀物，雖然以《三字經》最負盛名，但正如俗言所說的那樣，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三字經》的出現也是淵源有自，是中國傳統啟蒙教育長期積累和發展的結果。

在《禮記?曲禮》中，有諸如「衣毋撥，足毋蹶；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之類短小整齊而又押韻的語句；在《列女傳》中，也有諸如「將入門，問孰存」之類的語句。這些語句，教習的都是日常生活中的規範，不虛玄，不高妙，是切近的洒掃應對之類的具體事情，適合蒙童的理解能力，體現了小學「只是教之以事」的特點。朱熹認為，這些短小而押韻的語句，可能「皆是古人初教小兒語」。(《朱子語類》卷7)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朱熹把這些內容收錄在《小學》中。

我們注意到，因為時代久遠，又沒有別的證據，朱熹在作這樣的判斷時，審慎地用的是一種不肯定的疑似口氣。如果朱熹的說法可信的話，那麼，早在《禮記》成書的戰國及秦漢時期，就已經有了三字一句、用作蒙童誦讀的讀本了。

在現今依然流傳、由漢元帝時的黃門令史游編寫的《急就篇》，其主體部分包括三方面的內容:一是姓氏名字，二是服器百物，三是文學法理。第二、三部分的內容都是用七言編寫成的，而第一部分全用三言。它以「宋延年，鄭子方，衛益壽，史步昌。周千秋，趙孺卿，爰展世，高辟兵。鄧萬歲，秦妙房，郝利親，馮漢強」開始，而以「姓名迄，請言物」轉入介紹「諸物」名稱。這一部分長達134句，在全書中佔了很大的篇幅。但它主要是姓名的堆積，前後句沒有什麼聯繫，沒有什麼意義。這種編寫形式，主要是中國人姓名的特點決定的，編寫者並沒有刻意以三字一句編寫啟蒙讀本的意思。

在追溯《三字經》的淵源時，朱熹的《女已志銘》也受到個別研究者的關注。朱熹的《女已志銘》無序文，全部銘文只有86個字:「朱氏女，生癸巳。因以名，叔其字。父晦翁，母劉氏。生四年，呱失恃。十有五，適笄珥。趙聘入，奄然逝。哀汝生，婉而慧。雖未學，得翁意。臨絕言，孝友悌。從母葬，亦其志。父汝銘，母汝視。汝有知，尚無畏。宋淳熙，歲丁未。月終辜，壬寅識。」(《晦庵集》卷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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