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化—道教文化—道教醫藥學

一

東漢中後期道教創立之際，社會動亂，戰火連綿，災害頻仍，疫病流行。當時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低下，人民缺醫少葯，橫死者載道。道教乃從其教義和信仰出發，利用符、咒以及跪拜首過等法，企圖解救民眾的危難，並以此為傳教的手段，擴大影響。符、咒治病源於古代巫、醫不分，流行於民間已有一定的基礎，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的一種特殊現象。 從現代醫學心理的角度來看，可能在某種程度上能起緩解患者潛在的心理困擾，滿足其某種心理需要，達到暫時寧其心志的作用，但無實際上的醫療意義。 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道士文化素質的提高，他們對人的生理現象和各種疾病的認識也在逐步加深。早期道教經典《太平經》有關醫論部分指出：「人生百二十上壽，八十中壽，六十下壽，過此皆夭折。此蓋神遊於外，病攻其內也。」①闡明了人生死的必然性和對壽限的認識。又云：「天道三合而成，故子三年而行。三三為九，而知道究竟。……天數五，地數五，人數五，三五十五，而內臟氣動。四五二十，與四時氣合而欲施，四時者主生，故欲施生。五五二十五，而五行氣足而任施，五六三十而強。故天使常念施，以通天地之統，以傳類，會三十年而免。老當衰，小止閉房內……。」②即認為人三歲會走路，九歲明事理，十五歲生理髮育完善，二十歲具有生育能力，至三十歲而極盛，此後漸次轉衰，應當節慾保精以養生。這樣的年齡劃分雖不免牽強，但與一般生理現象也大體相似。該經還繼承《黃帝內經》「天人一體」和「臟腑學說」等方面的理論，認為人體疾病的形成，與外界因素（自然界和社會條件）、內在因素（臟腑機能、精神狀態等）是密切相關的。東晉著名道教學者葛洪在他的醫著中對致病的內因、外因及其互相作用又作了進一步的發揮。南朝齊梁間傑出道士陶弘景則將先秦道家關於精氣一元論的思想用以闡發人的生理和病理，並提出了按病分類的主張。他認為：病雖千種，不外三條，一則腑臟經絡因邪生疾，二則四肢九竅內外交媾，三則假為他物橫來傷害。總之，從葛、陶有關醫著涉及致病因素的分析，大體可分為自然、生物、物理、化學和精神等方面，而致病後又多涉及人體的呼吸、消化、神經、循環等系統的病變，以及諸如皮膚科、五官科、婦兒科等等。唐代著名道士孫思邈更在全面分析致病的主客觀因素後，又提出「形體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災」③的積極醫學思想。 在病因的認識上，陶弘景早就指出「屍瘵「（肺結核病）具有傳染性。北宋成書的道書《無上玄元三天玉堂大法·斷除屍瘵品》進一步總結了實踐經驗，肯定該病有「屋傳」、「衣傳」、「食傳」三條傳染途徑：「屋傳」是病室幽暗鬱結，邪氣不散，患毒常存；「衣傳」是人與患者同卧，或患者已死，吝惜之家將其衣、帷、卧具、器皿留為己用；「食傳」乃誤食病人飲食，湯菜余殘之物。強調只有「斬斷死根，庶可復還生氣」。據了解，18世紀時，歐洲才由法律規定，以燒毀病人用具的方法，作為對該病的消毒措施；直到19世紀中，始由法國人確定其具有傳染性。可見中國道士對肺結核病的認識所得的結論，比歐洲學者要早六七百年。 此外，早期道教有些道書中還有關於「三屍」（或稱三蟲）、「九蟲」的記載。三屍稱上屍、中屍和下屍，分別寄生在人的頭、腹、足部，九蟲即蛔腸、白蟲、肺蟲、胃腸、膈蟲、赤蟲、蜣蟲等，認為這些「屍」、「蟲」為萬病之源。由於當時道士尚不了解菌類、菌源體的具體情況，除了作一些宗教性的解釋外，還根據實踐經驗，列舉了若干醫治因「屍」、「蟲」致病的方劑或單味葯。這也是難能可貴的。

二

道教醫藥學家在繼承中國傳統醫學，探索與研究人體生理結構和致病原因的同時，結合自己的實踐，在醫藥學方面卓有成就，並形成了有別於「儒醫」和歷史上官辦醫療機構的「道醫」形象和特點。 東晉葛洪是「道醫」的第一位代表人物。他認為：「古之初為道者，莫不兼修醫術，以救近禍焉。」④又說：「為道者以救人危使免禍，護人疾病，令不枉死為上功也。」⑤繼起的齊梁道士陶弘景，博學多才，承先啟後，在道教醫藥學發展史上起了紐帶作用。唐代道士孫思邈，一生不慕榮利，始終隱居學道，以行醫為事。他們都在醫藥學上為後世作出不可磨滅的貢獻，影響至深。 道教醫學家重視實踐經驗和醫學理論，為後世留下了可貴的醫藥學文獻。葛洪不僅熟讀仲景、元化等人醫著近千卷，還深入實際，廣泛收集民間醫療成果，輯集《玉函方》百卷。 但又感內容繁雜、卷數過多，難以盡寫，遂再搜集、鑽研歷代諸家備急方書，采其要約，編撰《肘後備急方》三卷，計八十六篇（現存六十八篇）為道教醫藥學在急症臨床方面的先河。 陶弘景曾撰《效驗方》五卷（已佚）。他一方面讚賞《肘後備急方》對病家深為有益，一方面又感到葛洪舊方「至今已二百許年」，「闕漏未盡」，於是「採集補闕凡一百一首，三卷，以朱書甄別於葛文之後」⑥，是為《補闕肘後百一方》。該書無論在醫學理論上或實踐經驗的總結上，均較前書有所提高，成為上承東晉，下啟隋唐道教醫藥學發展的紐帶。 孫思邈現存醫學專著《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各三十卷。 他在論及前者書名時稱：「人命至重，有貴千金，一方濟之，德逾於此，故以為名也。」⑦《千金要方》總結了唐代以前，特別是東漢以來的許多醫論、醫方、用藥、針灸兼及服餌、食治、導引、按摩等養生內容，共二百三十二門，合方論五千三百首。《千金翼方》取「羽翼交飛」之意，對前書作了全面的補充，並新增「辟穀」、「飛練」、禁經等專卷，但實用價值稍次於前書。以上兩書在傳統醫學史上均有重要地位，北宋治平三年（1066）曾刻印發行，還多次傳入日本、朝鮮，對亞洲醫學界也深有影響。 唐末五代以後，道教內丹漸次興起，道教醫藥學雖不如前此時期名家輩出，但在民間，繼承先代「濟世救人」優良傳統者，也代不乏人，且有不少著名醫著驗方問世。 從道教學者的醫著和實踐來看，他們繼承《黃帝內經》關於「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的思想，十分重視疾病的預防。葛洪在《抱朴子內篇·地真》中指出：「至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醫之於無事之前，不追之於既逝之後。」⑧孫思邈更將預防思想貫徹在整個醫療活動過程中。稱「善養性者，則治未病之病。」⑨他告誡世人，平素居家「凡有少苦，似不如平常，即須早道，若隱忍不治，冀望自善，須臾之間以成固疾，小兒女子益以滋甚」。ab他還特別向老人指出：「自覺十日已上康健，即須灸三數穴，以泄風氣，每日必須調氣補瀉、按摩導引為佳，勿以康健為常然，常須安不忘危，預防諸病也。」ac道教醫學家在強調預防的同時，十分重視攝生養性。葛洪曰：「善攝生者，卧起有四時之早晚，興居有至和之常制； 調利筋骨，有偃仰之方；杜疾閑邪，有吞吐之術，流行榮衛，有補瀉之法；節宣勞逸，有興奪之要。忍怒以全陰氣，抑喜以養陽氣。」ad孫思邈認為：「人之壽夭在於樽節，若消息得所，則長生不死，恣其情慾，則命同朝露。」ae他又本著「易則易和，簡則易從」af的原則，將靜功與運動，起居與衛生，名利與無為，房中與節慾相結合，就人們的日常生活、飲食、勞逸、情志等方面作了諸多精闢的論述。同時他還細緻地觀察了人的衰老過程以及老年人的生理、病理特徵，進一步將養性學說與老年疾病的防治結合起來。一方面強調老年人應注意活動，以舒導關節，暢通氣血，一方面又告誡進行這種活動時，應與自身生理狀況相適應：「常欲小勞，但莫大疲及強所不能堪耳。」ag道教醫藥學家與一般醫家不同還在於他們博醫通葯。這既避免了「醫不識葯」、「葯不通醫」的弊病，而且從理論和實踐上推動了本草學的發展。 在早期道教經典《太平經》中，即有關於藥物和方劑的記載。可見當時已廣泛應用植物、動物兩類藥物，且十分重視單味葯或配伍使用的療效高低。配伍後和合而立愈者，「名為立愈方；一日而愈者，名為一日愈方；二日而治癒者，名為二日方；三日而治癒者，名為三日方」。ah東晉葛洪除在《肘後備急方》中總結了當時一些特效藥的應用外，特彆強調要重視若干同名異物的藥草，以免誤用或中毒。認為「唯精博者能分別之，不可不詳也」。ai齊梁道士陶弘景在本草學上的貢獻更為突出。他將漢魏以來名醫在《神農本草經》中的增益部分，整理為《名醫別錄》，這是繼《神農本草經》後又一部本草學重要文獻。更為重要的是，他針對《神農本草經》「三品混糅……草石不分，蟲獸無辨」aj的情況，以《神農本草經》三品的三百六十五種藥物為主，加上《名醫別錄》副品三百六十五種，輯成《本草集注》七卷。 當《本草經》失傳後，《集注》就成為保存古代《本草經》的重要傳世文獻，而為明、清學者重輯《神農本草經》創造了條件。 唐代孫思邈的本草學造詣更深。他在《千金要方》中明確指出：「方葯本草，不可不學。」ak他以「古之善為醫者，皆自採藥」自勉，一生堅持自種、自采、自己炮製的原則，從而獲得十分可貴的實踐經驗：藥物採集過早，則葯勢未成，採集過晚則藥性已過，故十分重視適時採藥。《千金翼方》為首三卷，專論本草，涉及九百多種藥物的入葯部分、採集時節、同物異名以及陰乾、曝干諸方面。他還從考察藥性出發，根據《神農本草經》中藥物的七情和合原則，總結了近二百種常用藥物的相使相畏、相須相惡、相反相殺的藥性關係，供後世處方參考。他的用藥範圍，比《神農本草經》多一百四十餘種，與唐代頒布的國家藥典《唐本草》正經（二十卷）相比，還多二十多種。故為後世尊為「藥王」。 此外，歷代道教醫藥家還注意金石葯的應用。無論是葛洪的《肘後備急方》還是陶弘景的《肘後百一方》、孫思邈的《千金要方》中，都有不少的記載。 重視醫德是道教醫學的優良傳統。《太平經》曾強調治病用藥為「救死命之術，不可易，事不可不詳審也」，必須「慎之慎之」。lb葛洪身體力行，認為「人能救之者，必不為之吝勞辱而憚卑辭也。必獲生生之功也」。lc他精心選用民間驗方、秘方和偏方，以求「必可以救人於死者」。在他所處的時代，巫風盛行。他一再批判那些妄說禍祟、專以祭禱問卜為業的巫、祝小人，譏刺一些不修療病之術的平庸道士。陶弘景也廣泛收集民間良方，並將其分為「累世傳良」、「博聞有驗」和「自用得力」三大類，分別陳述其來歷、用法和療效。這既體現了他在醫療活動中的高度責任心，也是他的崇高醫德的表現。 孫思邈是重視醫德的一代典範。他在《千金要方》中一開始就以「大醫習業」、「大醫精誠」為題，系統論述了醫家必須具有的醫德規範。告誡為醫者必須「博及醫源，精勤不倦，不得道聽途說，而道醫道已了」。ld他強調醫家必須「志在救濟」，對病人要有高度責任心：「大醫治病，必當安神定志，無欲無求，光發大慈惻隱之心，誓願普救含靈之苦。」le對前來求醫者，「不得問其貴賤貧富，長幼妍蚩，怨親善友，華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親之想」。lf臨床診斷時，強調精神專一，周密思考，不得輕率從事。此外，他還提出若干醫家必須注意的事項，諸如不得多語調笑，道說是非；不得議論人物，訾毀他人；不得恃己所長，掠人財物；不得見人富貴，處以貴葯，等等。他的醫德為道教醫學的精華，至今為人所景仰。

三

道教醫藥學家雖然受到當時自然科學發展水平的制約和自身世界觀的局限，但經過刻苦努力和不斷的實踐，對傳統醫藥學的貢獻還是很大的。他們在內科、外科、婦科、兒科以及傳染病、急症諸多方面，頗有建樹，並留下許多至今仍有實用價值和可供進一步研究提高的資料。 葛洪曾有以青蒿治癒瘧疾的經驗。按青蒿為常見的菊科植物，現經研究，含有抗瘧有效成分「青蒿素」。20世紀80年代中，我國以其製取一種新型的具有高效、速效、低毒的植物類抗瘧新葯。無獨有偶，孫思邈在《千金要方》中記載了他在蜀中煉製「太一神精丹」lg的經過。「太一神精丹」是由丹砂、曾青、雄黃、雌黃、磁石、金牙組成的丹方；已知雄黃、雌黃為硫化砷化合物，磁石（四氧化三鐵）為氧化劑，這是一個利用磁石等氧化劑從雄黃、雌黃中製取砒霜（三氧化二砷）的方子。也是世界醫藥史上最早利用砒霜製劑治療瘧疾的良方。由於砒霜含劇毒，為了減輕毒性，孫思邈還進行了一系列的研究，針對瘧疾的不同癥狀，對劑量作了細緻的分析研究。已知歐洲在18世紀末，才有人利用砒霜製劑治療瘧疾，孫思邈足足領先了一千多年。孫氏還突破封建社會男尊女卑的思想束縛，十分重視婦嬰疾病的治療。無論在妊娠、產程、分娩以及乳母須知、嬰兒護理等方面，都有不少合理的創見，並為其後婦、兒專科的建立，奠定了基礎。陶弘景對虜黃病（急性黃疸性肝炎）、惡脈病（急性淋巴管炎）、惡核病（急性淋巴結炎）、瘰癧病（頸淋巴結核）的病因、癥狀、治療方法，都有詳細的論述。在距今一千多年前，陶弘景和孫思邈便分別應用竹管和蔥管作導尿手術。如此等等，不勝枚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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