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葯神》：請你好好地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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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空去看完了《我不是葯神》，突然就想起了袁凌的那本《我的九十九次死亡》。

袁凌在《我的九十九次死亡》中寫道他第一看到的死亡，是生產隊上一個打核桃的年輕人從最高的核桃樹梢摔下來，頭朝下，沒出什麼血，幾乎沒發出一點聲息就死了，「像是草叢和玻璃窗上一滴水漬的去世」。

電影中的那些人物，也像「草叢和玻璃上的那滴水」，幸運的是，他們在快要滑落的時候，陽光出現了，給了他們希望，而還有一些人，面對生命的漸漸滑落，他們卻無能為力。

好幾年前，我隔壁鄰居有一對老人，老人膝下無子，有三個女兒，小女兒沒有結婚，他們和小女兒一起居住。有一次，老人突然摔倒了，從此便再也站不起來，老太太身體也患有疾病，生活不能自理，於是兩個老人就必須要有人照顧。小女兒只好雇一個保姆，而保姆的工資是她工資的一半多。

後來，老人患了癌症，保姆根本不敢單獨照顧，小女兒只好辭職，全天在醫院裡照顧她父親。剛開始小女兒還有點積蓄，能承擔得起前期的一些費用，治療了一段時間後，老人被送到了重症監護室，這個時候，小女兒才開始和兩個姐姐要錢，而兩個姐姐只是袖手旁觀，他們看來，小女兒能繼承父親的房子，她應該承擔一切治療費用。

小女兒沒有辦法，每天幾萬的開支，她還是把父親的房子賣了，她租了個房子給母親住，過了半個多月，她父親去世了，她母親知道這個消息之後，每天傷心地哭，嘴裡經常念叨一些死去活來的話。小女兒也因為父母的原因，連男朋友都不敢找。

有一次我在樓道里聽到她和一個鄰居哭訴，她說她母親自從父親走之後，脾氣越來越怪異，經常罵她，把一些最難聽的話都招呼上了，她留著淚說，「我有時候真想掐死她。」能說出來這句話，可見這個念頭在她心中產生了無數次。她後來又這樣熬了三年才把她母親送走，我在她母親的那個可以說得上「隨意」的追悼會上最後一次看到她，三十剛出頭的她看起來像個快五十歲的大媽，那次追悼會剛結束，她就搬走了，也不知道去了哪裡。

《我不是葯神》里有一句台詞，「這個世界上只有一種病，那就是窮病。」的確，似乎這個世界上一切問題的根源都是貧窮。

有一段時間我感覺生活很無趣，一個做醫藥銷售的朋友就帶我去他對接醫院的重症病房。這是我第一次那麼近地接近死亡，各種醫療設備上的數字，圖形，線條就是生命的計算符號。朋友對我說，這幾年，年輕人來這裡的越來越多，有的能活著出去，有的就在這裡結束了。

他上個月見到剛創業成功的年輕人被送過來，那個人才三十五歲就得了腸道癌，被發現時已經晚期了，我朋友對我說，我們不斷地賺錢，最後也就是花在這裡，不斷地損耗自己健康的身體去換錢，最後又用換來的錢去買健康，生活也許就是這樣不斷循環吧。

余華在寫《活著》時說，「活著，在我們中國的語言里充滿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來自於叫喊，也不是來自於進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賦予我們的責任，去忍受現實給予我們的幸福和苦難、無聊和平庸。」

俄羅斯的大作家列夫托爾斯泰有一部小說叫做《伊凡·伊里奇之死》。伊凡·伊里奇是個小人物，一個小文官，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庸庸碌碌。有一天他病了，住院。醫生、家人、親戚朋友都說「你會好起來」如何如何，起初他自己也相信，但是過了一段時間他終於發現說，這次好不了了！馬上他就感覺到死亡這事是個非常嚴肅的問題！他便會考慮，假如讓我再來一遍，我會不會還是這樣過一輩子。

有很多的事情都沒辦法再重來一遍，我們每個人最後歸宿是一樣的，我們能做的就是讓它過得轟轟烈烈，好好地活著，在讀書與行走中，尋找到一些價值和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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