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宗頤：百年孤獨 君子不器

饒宗頤先生於2018年2月6日凌晨去世，享年101歲。

一顆耀眼的文壇巨星，經歷百年孤獨，倏然划過天際，隕落了。

逝者如斯，饒宗頤先生的一生，呈君子之風，顯君子不器。

饒宗頤，1917年8月9日生，字固庵，號選堂，廣東潮州人。自幼嫻習書畫，早年從金陵楊拭游，獲觀楊家珍藏任頤真跡數十幅，細心揣摹，得益良多，其人物、山水皆植基於此。弱冠後專心治學，歷任印度班達伽東方研究所、法國科學研究中心從事研究，遠東學院院士，香港大學中文系、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藝術系教授、講座教授、系主任，美國耶魯大學、法國巴黎高等研究院等院校教授。

饒公是享譽海內外的國學泰斗，他在傳統經史研究、考古、宗教、哲學、藝術、文獻以及近東文科等多個學科領域均有重要貢獻，在當代國際漢學界享有崇高聲望。一生獲得榮譽無數，1962年獲得有「國際漢學界諾貝爾獎」之稱的「儒蓮獎」，2000年獲得香港政府最高榮譽「大紫荊勳章」。2011年被推選為西泠印社第七任社長。

饒公與錢鍾書並稱為「南饒北錢」，與季羨林並稱為「南饒北季」。他達古通今，學貫東西，在學問的天地里，碩果累累。一生著作等身，已出版的各類專著逾七十部，發表論文四百餘篇，其中包括專著與畫冊《敦煌白畫》、《敦煌書法叢刊》(二十九冊) 、《畫寧頁》、《虛白齋藏書畫錄》、《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及其臨本》、《選堂書畫選集》、《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符號、初文與字母 ─ 漢字樹》、《饒宗頤藝術創作彙集》等。學問遍及上古史、甲骨學、簡帛學、經學、禮樂學、宗教學、楚辭學、史學、敦煌學、目錄學、古典文學及中國藝術史等十三大門類，是我國的敦煌學專家、古文字專家、甲骨文專家，又兼書畫藝術，打通各個領域，學術成果斐然。

饒鍔畫像

饒宗頤先生出生在潮州首富之家，外祖父為清末進士，父親饒鍔為當地知名的考據學家、工商金融界名流，幾代皆為潮州首富。饒鍔早年畢業於上海法政大學、喜愛西洋建築的饒鍔，在家鄉建起了潮州最大的藏書樓——天嘯樓，藏書十萬餘卷。

饒家的藏書樓天嘯樓

饒宗頤先生曾經自述：「我家以前開有四家錢莊，在潮州是首富，按理似乎可以造就出一個玩物喪志的公子哥兒，但命里註定我要去做學問，我終於成了一個學者。我小時候十分孤獨，母親在我兩歲時因病去世，父親一直生活在沉悶之中，但他對我的影響很大。我有五個基礎來自家學，一是家裡訓練我寫詩、填詞，還有寫駢文、散文;二是寫字畫畫;三是目錄學;四是儒、釋、道;五是乾嘉學派的治學方法。」

饒鍔文集(影印天嘯樓集、潮州西湖山志)

他人生的第一個導師是自己的父親。在父親的悉心栽培下，饒宗頤打下了良好的傳統文化根基，培養了超強的自學能力，可謂一目十行，過目不忘。雖然再未獲得正式學校文憑，也未曾留學海外，但後來卻在海內外二十餘所高等院校任教，精通英、法、日等六國語言，還熟知古代梵文、楔形文、甲骨文、金文、簡牘帛書文字，皆得益於他的自學能力。

對於家學的重要性，饒宗頤先生說，家學是做學問的方便法門。要做成學問，「開竅」十分重要，要讓小孩心裡天地寬廣，讓他們充滿幻想，營造自己的世界，同時要注意引導他們少走彎路。

「做學問是文化的大事，是從古人的智慧里學習東西。」饒宗頤朝夕沉浸於父親數以十萬計的藏書海洋「天嘯樓」中，每天與書為伴，與詩為偶，16歲開始便繼承先父遺志，續編其父饒鍔的《潮州藝文志》，這成為他踏入學術界的第一步。

饒宗頤先生是第一位講述巴黎、日本所藏甲骨文的學者，也是第一個系統研究殷代貞卜人物。1949年，新中國成立，文化學者面臨著很多選擇，饒宗頤在一位潮商的建議下，決定移居香港。從1952年開始，饒宗頤在香港大學中文系任教16年，主講詩經、楚辭、詩賦等，1954年夏天，饒宗頤到東京大學講授甲骨文，同時到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研究甲骨文，在那裡他受到了極大的震撼。京都大學有數千片來自中國的甲骨文，但當時日本學者並沒有引起重視，饒宗頤等人在羅振玉的帶領下開展研究，後來撰寫了《日本所見甲骨錄》，這在日本可謂開風氣之先。此後，他又在法國、義大利等地，陸續尋找流失到海外的甲骨文，一一加以研究。1959年，他出版巨著《殷代貞卜人物通考》，以占卜人物為綱，將占卜的大事融會貫通，全面地展現了殷代歷史的面貌。這一時期，他對甲骨學用力最勤。

《敦煌白畫》

《符號、初文與字母 ─ 漢字樹》

《虛白齋藏書畫錄》

因此著作，1962年，法蘭西漢學院將「儒蓮漢學獎」頒給了饒宗頤。這個獎項被譽為「西方漢學的諾貝爾獎」。由此，饒宗頤與羅振玉、王國維、郭沫若、董作賓並稱為「甲骨五堂」。

中旬至七十年代，相比於深受轟轟烈烈的大陸運動的影響而無法治學的學者們而言，饒宗頤在學術的殿堂里自得其樂，在敦煌學方面開始著手，深入研究。要考證甲骨文，他就去日本;想要研究敦煌學，他就去法國;要研究梵文，他就去印度，學術研究沒有中斷，經濟實力提供依託，實屬幸事。

七十年代，饒宗頤首次將敦煌寫本《文心雕龍》公之於世，成為研究敦煌寫卷書法的第一人。他和法國漢學家戴密微共同出版重要著作《敦煌曲》，書中利用敦煌出土資料，全面探究敦煌曲子詞的起源問題。

《敦煌書法叢刊》

《甲骨文通檢》

《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

此後，他又獨立出版《敦煌白畫》一書，專研散落在敦煌寫卷中的白描畫稿，填補了敦煌學研究的一項空白。這兩部著作的問世，奠定了饒宗頤在敦煌學研究領域的重要地位。

饒宗頤先生的研究領域，囊括了上古史、甲骨學、簡帛學、經學、禮樂學、宗教學等十三個門類，他出版著作六十餘部，著述3000萬言，僅《20世紀饒宗頤學術文集》浩浩十二卷，就達1000多萬字。

他通曉英語、法語、日語、德語、印度語、伊拉克語等六國語言文字。其中梵文、古巴比倫楔形文字，在其本國亦少有人精通，而饒宗頤先生以中國人卻能通乎異國「天書」。

饒宗頤先生曾說「我對人類的未來是悲觀的。人類自己製造各種仇恨，製造恐怖，追求各種東西，變成物質的俘虜，掠奪地球資源不夠，還要到火星去，最終是自己毀滅自己，人類可能要回到侏羅紀，回到恐龍時代。全球化同時意味能源消耗、環境惡化，大自然正在懲罰人類破壞所造成的惡果。」

2008年，時年91歲的饒宗頤(右)和時年97歲的季羨林

季羨林先生曾倡導「天人合一」，饒宗頤先生則更進一步，提出一個新概念「天人互益」，「一切事業，要從益人而不是損人的原則出發和歸宿。」

「我們要從古人文化里學習智慧，不要『天人互害』，而要製造『天人互益』的環境，朝『天人互惠』方向努力才是人間正道。

關於人生哲學，饒宗頤認為，「一個人在世上，如何正確安頓好自己，這是十分要緊的」。

隨著年齡的增大，饒宗頤先生已不再沒日沒夜地鑽研學問，他也開始進入海德格爾所說的那種生活，「人，當詩意地棲居」。

饒家位於香港跑馬地，在賽馬日從陽台望下去，可一覽駿馬競逐英姿。饒宗頤常在躺椅上看著，當休閑節目。他現在甚少出門，幾乎不應酬，每天清晨四五點醒來，寫字、看書、做研究，然後睡個「回籠覺」，中午就到附近一個潮汕飯館用餐。

「我是每天坐在葫蘆里。」饒宗頤笑道。他引用元代詩人的一句話：「一壺天地小於瓜。」他在自己的天地里，清靜達觀，身心愉悅，自然長壽。

「我從14歲起，就學『因是子靜坐法』，早上會沐浴和靜坐，然後散步，晚間九時必寬衣就寢。」

「古人說『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身體不好怎麼行萬里路?因為有了強壯的身體，為了研究一個問題，我可以跑到發源地去考察。1962年，我第一次跑去莫高窟，當時環境很艱苦，但是樂趣無窮，因為我親自印證了我所知道的東西，而且受此啟發，又有新的問題產生了。研究問題要窮其源，『源』清楚了，才能清楚『流』的脈絡。」

饒宗頤先生詩詞歌賦，無所不通，書畫作品更是清逸飄灑、自成一家。2003年他捐出自己大部分的藏書，在香港大學建成饒宗頤學術館。

摹王蒙《秋山小隱》

饒宗頤先生的繪畫方面，擅山水畫，寫生及於域外山川，不拘一法，而有自己面目。人物畫取法白畫之白描畫法，於李龍眠、仇十洲、陳老蓮諸家之外，開一新路，影響頗大。書法方面，植根於文字，而行草書則融入明末諸家豪縱韻趣，隸書兼采谷口、汀洲、冬心、完白之長，自成一格。

蒲甘佛塔

上世紀70年代中期，饒宗頤前往法國對巴黎所藏的伯希和從敦煌持去的經卷加以研究。他除了採用經卷作為中國古代經典、宗教、風俗、文學各方面的珍貴資料外，還深入研究寫經的書法，並發現這些經卷卷尾或背面或空白處，有不少唐人繪製佛教壁畫所用稿本，這些畫稿都用白描方法寫成。饒宗頤收集研究這些唐人的白描真跡，不僅寫就了《敦煌白畫》這本開山之作，自己也嫻熟地掌握了唐人白描的方法。回到香港後，更進一步用這種白描線條來創作人物畫。

廬山含鄱口

獅山晨曦 新加坡阿答屋

張大千先生曾稱讚說：「饒氏白描，當世可稱獨步。」

饒宗頤教授的書畫藝術秉承了中國明清以來文人書畫的優秀傳統，充滿「士夫氣」，是當今社會難得的「學者型」書畫藝術家，他的山水畫寫生和人物白描，獨具一格。他的國畫題材廣涉山水、人物、花鳥，有傳統流派的摹仿，有世界各國的風光寫生，更有自成風格的創作。書法方面，植根於古文字，而行草書則融入明末各家豪縱韻趣，隸書兼采殼口、汀洲、冬心、完白之長，自成一格，真草隸篆皆得心應手，從大幅中堂、屏條、對聯到方寸空間小品，風格多樣，而沁人心扉的書卷洋溢於每件作品之中，是名副其實的文人書畫。

饒宗頤先生書法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