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校園詩歌：在物質年代重燃精神的火種（附照片）

本報見習記者 黃純一端午吟詩是中華民族的傳統。但詩歌之於如今的年輕人，距離有多遠？這個初夏，很多沉寂的詩人紛紛躍出水面：5月10日，復旦詩歌節；5月14日，北大未名詩歌節；5月25日，華師大夏雨詩歌節……散落各處的詩歌愛好者們在高校校園裡重聚。無論是復旦詩歌節之「到達未來的背面」，還是未名詩歌節之「記憶看見我」，甚或是樸素而隆重的「夏雨三十周年」，似乎都在有意無意地強調一種傳承：對詩歌火熱年代的深情回憶，也是對詩歌寂寞現實的堅守，更是對詩歌未來的無限信仰。然而，這其中也呈現著某種斷裂：在經歷過夢幻的80年代的校園詩人們心中，現實與理想之間無疑有著巨大落差，他們有著強烈的願望，試圖在物質年代重燃精神的火種；而在新生代校園詩人們眼裡，理想主義的氛圍已消散褪去，如今的詩社不再是一呼百應的團體，他們需要非常實際地考慮各種問題……或許，這不是詩歌最好的年代，但這也不是詩歌最壞的年代。在北京、上海等地，高校詩歌節踉蹌中走過數年後，正在吸引愈來愈多的關注，而全國大大小小的詩社，也正此起彼伏地活躍著。故此有人說，經歷了「狂歡」的80年代、落寞的90年代之後，新世紀以來的詩歌，正以高校為園地，逐漸興盛、復甦。在校園點一把精神之火校園的詩歌，如今屬於他們——5月10日晚上10點，第三屆光華詩歌獎在復旦大學光華樓結束了頒獎禮，10位獲獎者包括北京大學的安吾、陝西理工學院的程川、復旦大學的曹僧等。頒獎禮結束後，照例是聚餐——復旦大學門口的「黑暗料理街」，向來是聚會的好去處，價格便宜，環境自由。觥籌交錯間，語詞跌落在這些詩人們的酒杯中，又從口裡吐出，有些化成了詩句，有些化作了批評與玩笑。與復旦「黑暗料理街」遙相呼應，北京大學西門外，有著同樣聲名在外的一排「蒼蠅菜館」。5月14日晚上，受邀參加第十四屆未名詩歌節的嘉賓，有81級的西川，83級的清平、臧棣，85級的西渡，88級的楊鐵軍，90級的冷霜，93級的周瓚等不同時代的詩人。散場後，這些老詩人和第八屆未名詩歌獎的獲得者們，意猶未盡地鑽進鬧哄哄的菜館。酒酣之餘，有人抱起吉他，唱未唱完的歌，從海子的《九月》到李白的《將進酒》，也有人開始聊當年沒聊完的詩，從艾略特到特蘭斯特羅姆。在這些詩人心中，高校詩社、高校詩歌節何以如此重要？或者，借用北京大學歷屆詩歌節負責人、青年詩人徐鉞的問題來問，作為中國的第一個詩歌節，為什麼「未名詩歌節」會出現在校園裡？徐鉞認為，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高校詩歌節是完全非官方的，沒有任何政府組織、學校機構、個人話語能夠代表，它完全是由熱愛詩歌的人所組織起來的。2000年，第一屆北大「未名詩歌節」推出後，陸續出現了由資本機構控制的「珠江詩歌節」、有官方背景的「青海湖詩歌節」以及由學院研究機構牽頭的「亞洲詩歌節」等等。而高校詩歌節在其中恰恰顯得獨特：它一直在堅持其獨立性與純潔性，其中，最為顯著的是詩歌獎的評選。以此次復旦光華詩歌獎為例，總共收到的300餘份參選稿件通過了三輪評選，初審評委為歷屆「光華詩歌獎」獲得者，複審評委為復旦詩社歷任社長與青年詩人，終審評委則邀請擁有高校背景的詩人、詩歌評論家、學者共11人。為保證評選公平公正，整個評審為匿名打分制。當北大和復旦人都沉浸在詩歌的節日狂歡中時，5月25日，華師大的校園裡也颳起了一股詩歌熱潮。「夏雨詩歌節」暨紀念夏雨詩社成立三十周年活動隆重舉行——消失20年的夏雨詩社再度「復活」。實際上，這場活動正是由當年的夏雨詩社社員們發起的「復興」儀式——1982年成立的夏雨詩社於1993年消失了。為慶賀夏雨重生，著名文學評論家錢穀融、唐曉渡、陳曉明等來自北京、上海本地的500餘名學者和華師大校友趕來捧場。他們中的許多人都已華髮滿頭，有些特意從國外趕回，只為向充滿詩意的青春「致敬」。當年的詩友們再度因詩相會，激動非常。華師大校友會副秘書長查建渝告訴記者，四年前，他就曾組織過一次「重返80年代」的詩歌朗誦會，希望在物質時代點一把「精神的小火」。「今年的火會更旺。」在他看來，詩歌可能是一個新起點，用以呼喚文學的回歸，向人們提供文化、精神層面的豐富性。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袁一丹圍觀過數屆未名詩歌節。她感覺，不同代際間的詩人無論在經驗上，還是具體的詩歌手段上都非常不同。「老詩人在懷舊，而新詩人中則缺乏一個靈魂人物。」致敬八十年代留存在老一輩校園詩人腦海里的，是一個詩歌昌盛的時代。上世紀80年代，寫詩是校園中最潮流的時尚，而詩人更是大眾偶像。甚至,當時資訊不發達，還有人冒充「著名詩人」在校園裡騙吃騙喝……故此有人說，那時候的詩人，相當於90年代的台商和如今的海歸。「青年人沒有朝氣是社會的墮落/學生的消沉是國家的悲愁/要想贏得未來的同情/一條路——跟著青年走！」1980年復旦大學賽詩會，1300多人擠在相輝堂中。《心靈的自白》令許德民一舉成名，併當選了校學生會副主席。1981年，他成為了復旦詩社第一任社長。1982年5月，華師大夏雨詩社正式成立，詩人宋琳回憶，策劃地是當時被戲稱為「巴士底獄」的第一學生宿舍，「灰色的三層回字形樓房，民國時期大夏大學的舊址」。「某個春夜，我到78級師兄劉新華的寢室小坐。他突然問我：你們幾個寫詩的同學，為什麼不合在一起成立一個詩社呢？聽從他的建議，我和沈韜、湯朔梅、張黎明、徐芳等人便開始了緊張的籌備。5月下旬，《夏雨島》創刊號就這麼誕生了。」當時，宋琳還去找團委的負責老師，那位老師當即從200元結餘中給了詩社100元，「差不多等於現在的1萬多元。」許德民回憶，「當時校園裡的大學生幾乎每個人床頭都會放著一本詩集，每個人都會朗誦幾首詩。」對每屆幾百名報名加入詩社的新生，詩社還要進行考試來考察報名者的文學功底。詩人徐芳1980年入學，次年發表第一首詩，她說：「那時不寫詩，在校園裡就會顯得比別人傻。學生的書包里總是藏著一本詩歌刊物，有人聲鼎沸的賽詩會，有被崇拜的偶像化的校園詩人，在學校走著，老有人攔截我，和我談詩歌，現在想來覺得非常不可思議。」徐芳和宋琳本科畢業後都以詩人身份留校任教。徐芳說，這絕對是80年代才有的奇蹟，一如一本校園刊物的發刊詞，當時居然能刊登在《文學報》的頭版那般。宋琳則表示，80年代的大學生詩歌運動史，在經過了一段沉寂之後，近年來又再度引起人們的關注。「除了懷舊以及由此引起的甜蜜的憂傷感，對當下物質主義文化氛圍的不滿應該是主要原因。」從夢幻走進現實主義場景然而，回到詩歌的現實主義場景，「物質」卻多少對校園詩人們產生了困擾。就在未名詩歌節舉辦前不久，一則《未拉到贊助：未名詩歌節不再舉辦》的新聞，令徐鉞感到十分憤怒。他在文學青年集聚的豆瓣網站上批評這則假新聞是「狼來了」：「資金上的困難，則實在有些像『狼來了』的喊聲，一旦組織者表示出其憂心，即會為人嘲笑。」實際上，經費短缺，幾乎是每個高校詩社都長期面臨的問題。在上海，復旦詩社第27任社長肖水有「一本賬」。他說，自2005年接手復旦詩社以來，舉辦活動一直依靠民間資金，大多為校友以及各方朋友的捐款，少部分來自企業。直到去年，詩社才得到了第一筆來自復旦大學文化建設基金的資金。第一屆復旦詩歌節所花費的2萬多元完全出自朋友善意捐贈，而今年所得的3萬多元資金，則來自學校團委和一家出版社。除了場地費、宣傳費，這筆錢還要負擔20多位來自各地的詩歌獎評委及獲獎同學的所有吃住。2005年，復旦大學百年校慶後，詩社再度進入公眾視線。「其實當時已經沒什麼同學在活動了。」肖水說，剩下的大概只有5、6個人。詩社當時的社長希望肖水能夠接任，他一開始並不情願，但社長先斬後奏，將他的名字印在了詩刊上，於是他便成了詩社第27任社長。上任後，招募新社員成了第一要務，肖水在復旦BBS上發帖招募，當晚居然在約見的草坪上看到密密麻麻的人群，「我震驚到無以復加，但還是不敢相信，冷靜了一下，湊過去，才發現都是參加一二九歌會的。」最後，他大浪淘沙般地淘出了12個「詩人」。有一次，肖水希望做一次詩歌朗誦會，曾向學校團委申請90元的活動預算。「團委竟然沒通過！」無奈之下，他決定自掏200元，請一個朋友從紹興來做講座。「結果朋友還帶了兩個人，去肯德基吃了頓飯，4個人就花了100元。最後還是其中的一個記者拿了1000元給我。」靠這1000元，肖水在詩社做了好幾個活動。在華師大詩社現任社長殷文辛進校參加社團招新的時候，當時的杜衡詩社也同樣幾乎淪落到了沒有社員也沒有社長的境地。正因如此，在她大一剛進校後，就立馬上任，當上了詩社社長。現在，新夏雨詩社有67個成員，擁有一個學術沙龍，每年舉行2次詩會，每2-3周組織一次小範圍的有關詩歌的社課。「在虛無中冒雨趕路」自上世紀90年代開始，詩歌在校園不斷邊緣化。除了「貧困」像尾巴一般跟著詩社，詩人的光環也退卻了。現任分眾傳媒CEO的江南春是夏雨詩社最後一任社長，1993年，詩社停止了活動，1994年，江南春創立了自己的廣告公司。這幾乎成為了一個時代的縮影：在經濟發展的大潮下，詩人們集體轉身、退場。「我被朋友們稱為『詩歌的留守女士』，這一度令我十分悲涼。」徐芳說。肖水追溯著復旦詩社的詩人們：「80年代的校園詩人中，程新發、楊小濱和施茂盛還一直在詩歌現場。90年代詩人消失得更徹底一些。只有韓博還在寫，馬驊去世了。」原復旦詩社社員馬驊因2004年失蹤於瀾滄江而一度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肖水告訴記者，傳說馬驊畢業時搬了一台鋼琴，在東區宿舍門口彈了一晚。「現在沒有這麼浪漫的詩人了，校園環境也沒那麼自由開放了。」他承認，如今在復旦校園裡堅持詩歌寫作並不容易。「如何擺脫利己主義，在文學的國度里抱團取暖是件困難的事，詩人們既需要面對生活，同時又不放棄夢想。」新生代的校園詩人們，創作的詩歌品質究竟如何？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詩人姜濤在復旦光華詩歌獎和北大未名詩歌獎都擔任過評委。他認為，新生代校園詩人寫作的「模式化」現象確實存在，但這並非是詩人本身的問題，而是由於詩歌環境。「80、90年代在文學界、思想界都還存在動蕩，會波及到詩歌領域。現在的寫作者則在相對穩定的詩歌系統中寫作、學習。好處是上手快，但若要真正發現自己的想法，還需掙脫外在的環境約束。」姜濤說到這裡，不由引用了當時馬驊的一句詩：「我們就像在虛無中冒雨趕路。」詩人陳東東表達了相似的觀點：「現在加於詩歌的壓力越來越小。年輕的詩人眼界寬廣，看得多，起點高。但這也是一個問題，有時候擠壓之下才有能量，在缺乏渠道、信息不全面的時候，想像力會特別發達。」他感覺，新世紀之後的詩歌寫作「像是在冰湖上開車，輪子轉得快，但寫作的摩擦係數小。」詩歌未曾消失，它在每個人的背後談及當下的詩歌環境，陳東東認為，詩歌的「邊緣化」是無法避免之事。他將其總結為「詩歌地下江湖的瓦解和詩人的去明星化」。「80年代開始出現了許多有別於此前官方系統的地下詩人，他們建立起自己的遊戲規則，詩人之間相互拜碼頭，形成了一個詩歌江湖。」陳東東說，90年代後，江湖在不斷瓦解，江湖上的明星效應也同時瓦解，地上與地下的詩歌相互融合在了一起。「現在是電影時代，在當下的商業機制中，只有娛樂明星才會成為中心人物。」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詩人臧棣持類似的看法：「詩歌熱不熱鬧是整個社會文化生產機制的問題。」在80年代，社會高度統一，所有的文化生活都繞著詩歌轉，因而詩歌會造成轟動效應。「社會分化後，興奮點變多了，與其說詩歌邊緣化，不如說它轉向了一個更深層的社會領域。」在他看來，詩歌在現在的校園生活中變成了一件更為私密、個人的事。「北大五四文學社每周都會聚眾討論詩歌，已經堅持了5、6年，我覺得有種電影《死亡詩社》的感覺。」或許，作為語言的皇冠，詩歌本就屬於精英、小眾。肖水認為，90年代以後，詩歌在落寞的同時，也恢復到了它應有的狀態，褪去了原來強加在它身上的宣傳和發泄功能。「相對於過去，現在對詩人的認知回歸正常，詩人和普通人並沒太大差別。」儘管辦詩社、詩歌節都缺錢，但在姜濤看來，詩歌是否能回到它恰如其分的位置，和錢關係並不大。「這不是詩歌自己的事兒，整個社會的文化、知識水平提高了，詩歌的位置就會提高。文化恢復有機性，詩歌就會再度激動人心。」在夏雨詩歌節上，詩評家唐曉渡引用了米蘭·昆德拉的一句話：「詩人不創作詩，詩在我的背後」。詩人的職責，是不斷穿越現實的厚牆，從生活中發現詩意，其實，對於每個還在關注詩歌的人而言，詩歌也從未曾消失，它只是隱藏在了每個人的背後，等待著被重新發現、重新點燃。【追憶80年代的那些人、那些詩】 亞洲銅——海子亞洲銅 亞洲銅祖父死在這裡 父親死在這裡我也會死在這裡你是唯一的一塊埋人的地方亞洲銅 亞洲銅愛懷疑和愛飛翔的是鳥 淹沒一切的是海水你的主人卻是青草 住在自己細小的腰上守住野花的手掌和秘密亞洲銅 亞洲銅看見了嗎？ 那兩隻白鴿子 它是屈原遺落在沙灘上的白鞋子讓我們——我們和河流一起 穿上它吧亞洲銅 亞洲銅擊鼓之後 我們把在黑暗中跳舞的心臟叫做月亮這月亮主要由你構成避雨的鳥——于堅一隻鳥在我的陽台上避雨青鳥 小小地跳著一朵溫柔的火焰我打開窗子希望它會飛進我的房間說不清是什麼念頭我灑些飯粒 還模仿著一種叫聲青鳥 看看我 又看看暴雨雨越下越大 閃電濕淋淋地垂下青鳥 突然飛去 朝著暴風雨消失一陣寒顫 似乎熄滅的不是那朵火焰而是我的心靈暮色——西川在一個幅員遼闊的國家暮色也同樣遼闊燈一盞一盞地亮了暮色像秋天一樣蔓延所有的人都閉上嘴亡者呵，出現吧因為暮色是一場夢——沉默獲得了純潔我又想起一些名字每一個名字都標誌著一種與眾不同的經歷它們構成天堂和地獄而暮色在大地上蔓延我伸出手，有人握住它每當暮色降臨便有人輕輕叩響我的家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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